制約中日關係的三大因素

　　二○○一年中日關係波折不斷，摩擦迭起。中日關係的波動涉及政治經濟主要領域，有其深刻的背景。
　　
　　一、日本經濟長期蕭條和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形成反差，對日本右翼一向自視對中國優越的心理構成衝擊，害怕中國強大並使所謂“中國威脅論”盛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日本經濟從過去的高速增長驟然下跌，金融泡沫破滅，形成整個九十年代的蕭條。日本輿論普遍認為九十年代是“失去的十年”，而且二十一世紀的前景仍然暗淡。據日本經濟研究中心發表的報告預測，今後中長期仍可能繼續保持“停滯趨勢”，即使出現“積極趨勢”，在二○○○——二○○五年、二○○五——二○一○年和二○○○——二○二五年日本GDP年均實際增長率也僅分别為百分之一點四、百分二點二和百分之一點一（《日本經濟新聞》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而中國經濟在九十年代高速增長並據一般預計將繼續高速增長，甚至可能於未來十五年至二十年内在總體規模上超過日本。中國的發展原本有利於日本、亞洲乃至全球經濟的穩定，但又確實使一向自視優越、謀求充當亞洲“領導者”的日本右翼勢力感到“威脅”。同時，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中日經濟貿易關係也相應迅速發展。二○○○年中國對日出口近六萬億日元（約五百億美元），比上一年增長百分之二十二，佔日本進口總額的百分之十五，僅次於美國（佔百分之十九）；中國廉價產品出口日本有利於日本廣大消費者，但也衝擊一些成本偏高、缺乏競爭力的日本國内企業，特别是農業產業。日本政府應國內這些企業的要求對中國產品進口採取限制措施，挑起貿易戰。日本挑起貿易戰還有其對内對外政治考慮，對内爭取保守的選民、特别是小農場主以應付面臨的國會選舉，對外通過對中國示強取悦和配合美國趨向強硬的對華政策，同時也迎合國内上升之中的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
　　
　　二、日本國内政治右擺和民族主義情緒上升是影響對華政策的另一個因素。日本經濟蕭條的同時政局長期不穩定，十年間換了九位首相，政府對解決經濟政治問題軟弱無力；民眾正在失去耐心，希望有敢作敢為的新人、強人出來控制局面，推行改革和振興經濟。日本社會的“強人”一般是指右翼的強硬派，他們對外標榜以強硬的政策保護日本的民族利益，在日本民族主義情緒濃厚的今天容易博得喝彩和選民的支持。
　　
　　小泉上台後為了標榜他強硬的右派作風，不論在敎科書問題上和對華貿易戰的問題上都贊同前任的主張，並堅持要以首相身份參拜靖國神社。他之所以不顧中韓等亞洲國家的反對成為繼中曾根康弘和橋本龍太郎以後參拜靖國神社的第三位首相，主要為了適應國内政治需要。日本政治上的“保革”對立體制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崩潰後，日本政治開始向右擺動，趨向保守，國内批判錯誤歷史觀和抵制右傾的力量大大削弱；新一代日本人不瞭解歷史上的軍國主義侵略罪行，要求把日本作為“普通國家”  看待，他們把承認侵略歷史看作是向中國、韓國等亞洲國家“低頭”和政治上的軟弱和退讓。日本右翼篡改歷史敎科書和首相參拜靖國神社都為了適應國内政治，表示日本在現在的世界上將“棄舊圖強”。
　　
　　三、中日關係的波折在一定程度上還是中美關係變動的反映。去年以來的形勢更證明美日中三角關係的互動。美中關係的變化直接影響日中關係，美國新總統布什上台後上半年裡對華政策趨於強硬，在美中關係較前緊張的情況下，日本政府跟著推波助瀾，企圖把中國推向挑戰美國在亞太戰略利益的“出頭鳥”地位，讓美國出面牵制中國，日本則充當美國的支持者而坐收漁利。
　　
　　布什上台後重視與日本的關係，強調“美日同盟是確保亞太地區和平與穩定的基礎”，要改變克林頓政府對日本政府重視不夠的局面。布什上台後不到半年的時間裡，美日舉行了兩次首腦會晤、兩次外長會晤和一次國防部長會晤。美國敦促日本修改憲法，希望修改後的憲法允許日本“保衛盟國”，參加多邊維和活動。小泉作出積極響應，公開主張通過修改憲法將自衛隊提升為“可以執行一切戰鬥任務的武裝部隊”。七月初，日本政府發表題為《建設二十一世紀精鋭自衛隊》的二○○一年度防衛白皮書，誇大日本週邊國家的“軍事威脅”，強調日美同盟對保衛日本和穩定地區形勢的重要意義，並主張大力加強美日兩國在廣泛領域的軍事合作。
　　
　　中日關係正常發展符合日本利益
　　另外一方面，日中關係正常發展同樣也牽涉到日本的經濟、政治和對外戰略利益。
　　
　　中日建交近三十年來，雙方經濟合作取得很大成就。日本連續八年成為中國的最大貿易夥伴，中國自一九九二年來也一直是日本的第二大貿易對象國。九十年代以來日本經濟雖然低迷但尚能維持，這在相當程度上有賴於中國向日本提供巨大的市場，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就吸收了大量日本在世界市場上滯銷的鋼材等產品。中日關係是互利的，攸關日本的基本利益，這一點日本當局是清楚的。
　　
　　雖然日本輿論界和政界的右翼還在散佈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對日本的“威脅”，但難以否定中日經濟貿易關係互利互補的現實，日中兩國目前都從雙方的合作中獲益，而且日本是發達國家而中國在相當長的時期仍將是發展中國家。目前日本的GDP是中國的四點五倍，中國人口是日本的十倍，日本人均GDP是中國的四十五倍；到本世紀中葉，中國實現了現代化，預期人均GDP也祇有日本目前人均GDP的近七分之一。從力量對比看，就是作為競爭的對手，中國也難以威脅日本。
　　
　　日本國内右翼勢力借歷史問題惡化日本與中國、韓國等亞洲國家的關係，雖然國内政治選票上可能會有收穫，但對日本來説將失去在亞洲許多國家的友好合作關係。九一一事件後，小泉訪美時布什總統就是要他採取措施改善與中韓等亞洲國家關係。十月八日，美國在阿富汗進行反恐戰爭的當天，小泉訪華，參觀盧溝橋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向中國人民道歉和對在日本侵華戰爭時的受難者表示“哀悼”。小泉的道歉之旅，旨在維護日本自身利益，避免在APEC非正式首腦會議上陷於孤立。
　　
　　而日本追隨美國，利用美中關係緊張謀求漁利的空間亦是有限的。布什上台後一度使美中關係呈現緊張的局面，下半年就開始改變，特别是九一一之後中美在反恐鬥爭中加強了合作，APEC會議上布什總統強調美中“建設性合作夥伴關係”，日本就不得不跟隨美國之後大轉彎。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去年十一月中旬訪日，面對記者勸告日本説，你們認為中國的發展和強大對日本構成“威脅”，這連美國也無法逃避和制止，美國能做的就是盡量找尋與中國合作的機會。美國不能為所欲為地控制世界，這次恐怖襲擊使美國體驗到外來的侵略和自身的脆弱。日本要自己去尋找改善國際環境的突破口（《聯合早報》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
　　
　　日本謀求政治大國的地位，不可能完全依附美國，在對外政策特别是對華政策上，還要同美保持一定距離，不會亦步亦趨。日本右翼的代表人物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就認為日本對外戰略必須有多根支柱，除日美關係外，還要有日中關係等其他支柱（與筆者在東京的談話）。他在《二十一世紀日本的國家戰略》一書中説：“今後日本的外交戰略應當是：一方面堅持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另一方面努力確立東亞各國的集體安全保障機構”。日本作為一個亞洲國家處境與美國不同，其對外政策不能不顧及其作為亞洲國家的形象，對美國的支持也有限度，在對美國導彈防禦計劃、退出《京都議定書》等問題上祇能採取謹慎的保留態度。
　　
　　中日關係未來值得注意的幾個方面
　　一、中日之間的矛盾和摩擦有其内在的原因，在可預見的未來難以消失，但兩國在經濟、政治和安全各領域都有重要的共同利益和深厚的合作基礎。從歷史的深度和戰略的高度觀察，中日關係正處於一個關鍵時期。日本是世界經濟大國和亞太地區的強國，中國以其高速的全面發展正在步入強國的行列。在亞太地區中日兩強毗鄰併立的局面將有史以來第一次成為現實，但兩國都沒有處理這種現實關係的經驗，又都面臨可能推進戰略合作的機遇。中日面臨的共同問題是如何克服兩國關係的不穩定性和爭取戰略合作前景的確定性，雙方為了自身國家利益和地區穩定的共同利益應採取合作措施消弭分歧避免對抗；加強交流，增進互信；建立各主要領域合作的雙邊和多邊機制。兩國關係的穩定和戰略合作前景的穩定將大大提高兩國在國際事務中的戰略主動性，並有利於地區乃至全球的穩定與發展。
　　
　　二、日本國内政治的右傾發展、右翼代表人物上台執政將繼續是日本政治的現實。二次大戰後成長起來的新生代政治家接掌日本最高權力，他們奉行新保守主義的政策主張，實行經濟結構改革、政治體制改革，軍事上要求參與國際事務，為履行軍事義務而作出“國際貢獻”，外交上謀求獨立自主以提高日本的國際政治地位。小泉純一郎上台後的所作所為有一定的代表性。基於此，中日合作關係也從過去的“歷史型”、“感情型”逐步進入“實利型”，雙方要以兩國共同戰略利益為基礎構建新的中日關係。日本的右翼應被視為主要適應國內民族主義發展謀求日本利益的政治力量。
　　
　　三、中日關係受美日關係和美中關係影響和制約，美日中三角互動關係實際上已經形成。任何一個雙邊關係的變化都要影響其他兩個雙邊關係，三國都要在戰略高度認識和估量三角關係互動的影響並作為決定政策的依據。目前美日關係比較密切，美日政治經濟價值觀比較一致，在安全保障方面有深厚的共同利益，而且通過同盟關係把這種相互依存制度化。而美中、日中關係則比較疏遠，是一個不等邊三角形。這一三角關係無法拆散，但親疏情況可以調整；推進中日關係和中美關係的發展，有利於這個三角形朝著等邊三角形的方向運動。這一三角目前尚未形成政治、經濟、安全等方面合作的機制，一方面可視為三角關係還比較脆弱，另一方面則為進一步發展留下空間。從亞太地區的經濟、政治和安全現實來看，這個三角關係如何發展將對地區形勢產生決定性影響。構建二十一世紀地區合作的機制，必須把這一三角關係作為基石之一。
　　
　　四、台灣問題在中日關係中的重要性呈上升發展趨勢。日本曾對台灣進行過近半個世紀的殖民統治，迄今仍有濃重的“台灣情結”，加上日台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接近，“親近感”還在發展。隨著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崛起掌控權力中樞，日台關係將有一定程度的提升和發展。這是為甚麽日本不顧中國反對邀請李登輝訪日的原因。日台關係還受到美日中三角關係制約，每當中美關係緊張導致中日摩擦增多時，日本往往會做一些發展與台灣政治關係的動作；中美關係改善、中日關係相對穩定時，日台關係的發展受制，日本能夠遵守“一個中國”的原則。
　　
　　小泉上台時正逢中日關係低潮，他認識到中日關係保持穩定對日本的重要性，迅速發函向中國領導人致意，並表達訪華的意願。他安排一向對華友好的田中真紀子為外相，讓田中發表一系列有利中日關係改善的言論。他十月八日訪華及隨後又參加上海舉行的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除了對歷史問題反省和對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中國人民表示道歉外，還表示今年是中日建交三十週年也是他從政三十週年，一定要努力推動日中友好合作關係發展。小泉政府在台灣問題上不會突破過去日本政府的表態和承諾，他將採取比美國更加慎重的態度。當然，處理中日關係中的台灣問題有賴於中日戰略合作關係的發展，從根本上説取決於中國自身的發展和強大。
　　
　　（原載《中國評論》二○○二年二月號，作者係上海國際戰略研究會會長、上海東亞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