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再“崛起”

　　在國際政治中，大國崛起有兩種涵義：一種是全球性的或全方位的，如二十世紀初的美國與現在的中國——由於中國在歷史中的獨特地位，近年的中國崛起更準確地説是中國的復興；另一種是單向度的突破，以某方面的力量優勢轉化為其他方面的力量優勢，擴大其在世界事務中的影響，如近年來的日本——其實，一九六四年中國爆炸原子彈加入核大國俱樂部後也是這種意義上的崛起，即所謂的“核崛起”。相比於明治維新後日本崛起成為西方列強之一，現在的日本試圖以經濟力量為槓杆提升其軍事與政治力量，可稱成日本的“再崛起”。
　　
　　因此，日本的崛起具有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兩方面涵義，即從經濟大國試圖走向軍事與政治大國。最近的動作有：
　　
　　六月九日，日本國會通過了“有事三法”：《應對武力攻擊事態法》、《自衛隊法修正案》、《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
　　
　　七月二十四日，自民黨提出安保方面修憲草案，要將日本自衛隊變成正式軍隊。二十六日凌晨，日本參議院通過“伊拉克重建支援特别措施法”。根據這一法律，日本政府目前已開始加緊制定向伊拉克派遣自衛隊的基本計劃。該計劃一旦實施，將是日本自衛隊向海外派兵規模最大的一次。這也將是日本自衛隊自一九九二年首次出國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以來，首次突破日本憲法的規定，到戰鬥仍在繼續的别國領土上支援外國佔領軍，以便能隨時向海外派遣自衛隊。
　　
　　日本政府七月二十七日決定今年内制定一項“恆久法律”，重新解釋憲法。
　　
　　日本防衛廳八月四日正式決定為海上自衛隊建造可以搭載直升機的航空母艦型驅逐艦，以進一步提高巡邏直升機的飛行半徑。日本防衛廳已經將建造費用列入二○○四年度的預算要求中。
　　
　　八月五日披露的二○○三年防衛白皮書將日本防務政策從確保傳統的本土安全轉向應對彈道導彈和反恐需要，為導彈防禦計劃和進一步密切與美軍合作造勢；之前發表的日本防衛廳報告稱，日本需要大力發展導彈防禦系統並充分利用駐日美軍，來防禦來自各方的安全威脅。同時，報告還聲稱要大力加強自衛隊參與國際維和行動和反恐行動來提高自衛隊的國際地位。
　　
　　二○○三年，日本的軍費預算達四百一十億美元，是世界上軍費預算最大的國家之一，約佔其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一。
　　
　　總之，日本是以所謂“維和”使命和幫助美軍打雜來繞過憲法與輿論掣肘，抓住任何一次機會鑽空子，積累經驗，循序漸進，使國家正常化進程成為既成事實，不遠的將來必將還有大動作，直至使憲法第九條成為一紙空文，使日本徹底成為“正常國家”。
　　
　　以“伊拉克重建支援特别措施法”通過為標誌，在短短的兩年時間内，包括“反恐特别措施法”和“有事法”在内的“小泉安保三部曲”便宣告完成。小泉内閣給戰後的日本安保立法留下了劃時代的痕跡，小泉的所作所為與上台前的形象大相徑庭。
　　
　　從他以往的言行來看，成為首相之前的小泉議員不屬於鷹派人物，他對防衛問題毫不關心，在討論國際貢獻問題時也限於“非軍事”層面。其實，小泉的“變節”具有普遍意義——其前任又何嘗不是如此？祇是當時日本沒有十分有利的國際形勢和國際藉口罷了。這説明，日本近年日益衝破戰後體制束縛，有其必然性。
　　
　　正如自然界的能量轉化規律所揭示的，日本發展由於存在“經濟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之間的巨大勢差，國内發展空間窒息，日本勢必利用國際形勢，如九一一事件的衝擊和朝鮮開發核武器，實現國内力量結構調整，尋求國際空間的突破，以協助國際維和、勇於承擔其他國際義務的形式，增加在國際事務中的發言權，提高日本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而在未來相當一段時期就表現為日本將其經濟力轉化為政治力和軍事力，導致所謂的日本式“崛起”——經濟地位上走下坡路，政治軍事上縱向崛起，改變東亞的政治軍事格局，影響地區多極化進程。因受國内經濟、政治、軍事發展不平衡規律制約，這一過程不會由於國内外環境的阻撓而停止；相反，通過修憲的方式最終實現正常化國家目標，是日本的未來走勢，對此，國人應以成熟的心態坦然處之。
　　
　　由於朝鮮試射導彈和發展核武器，日本以美國不再能完全提供其安全保護為由極力加入美國的導彈防禦計劃，發展自己的間諜衛星和軍事力量。防衛廳的年度報告稱，朝鮮的核計劃和導彈項目是日本的最大安全關注點，因此建議充分利用美日安保協議，加強同美軍的合作關係。
　　
　　這樣，因為反恐時期美國作為傳統大國的衰落——其標誌是美國投入極大精力應付本土安全而無暇履行世界霸主責任，因而日本在技術、經濟力量方面的巨大優勢必然要尋求施放途徑，於是催生日本的民族主義和政治軍事崛起。
　　
　　日本崛起的方式與趨向
　　英國《經濟學家》雜誌今年二月份刊載了一篇題為《日本的悲哀》的文章，説日本正在陷入一種長期的衰退過程，找到擺脱這一困境的出口似乎遙遙無期，而通過標榜“改革”上台的小泉内閣明顯有負眾望。對於當前的日本，用一句委婉的話來説，它已經對世界“沒有意義”；説得難聽一點，就是“包袱”。
　　
　　日本可悲並不是因為經濟不行了，而是因為日本祇有經濟。重新構築起一套與富裕社會相適應的激勵機制是日本當務之急，“唯有經濟”才是日本的悲哀，因而日本的希望寄托在日本的和平崛起上。
　　
　　日本的崛起類似於二十世紀上半葉美國打破孤立主義傳統，參與全球事務，但具有不同的時代内涵：美國是以參與一戰和二戰的形式最終取代大英帝國的世界霸主地位的；日本的崛起則是以分擔帝國的責任為形式的自身力量轉化，受霸主慫恿和約束，因而其崛起過程將以和平方式進行而不可能重覆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悲壯命運。
　　
　　因為，日本的崛起是必然的，問題的關鍵不是其力量的強大，而是日本如何使用力量。思考日本崛起後將以何種方式行事，以規則約束之，這才是事先規範日本行為的未雨綢繆之策。自衛隊從技術、開支和戰鬥力講早已是世界一大軍事力量，指望其專守防衛而心安理得，是掩耳盜鈴、不切實際的。就算日本沒有修改憲法，如爆發戰爭，誰能約束之？日本成為對世界和平與發展負責任的大國，才是亞洲和世界各國之所望。
　　
　　認為日本崛起後一定會重演歷史，恐怕是世界大戰思維作怪。關鍵不是與過去的日本作縱向比較，而是與中國作橫向比較，即兩國的崛起是在亞洲一體化剛剛起步的情形下的和平競爭，這是準確定位未來中日關係發展的大提。
　　
　　冷靜看待日本的作為，要求我們戰略上藐視之，戰術上重視之。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明確寫道，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未窮盡之前是不會退出歷史舞台的。鑒於日本經濟發展模式和發展空間束縛，日本經濟力向政治力、軍事力轉換過程之前，不會完全衰落，因而日本的“崛起”是以目前力量轉化的形式表現出來的衰落。這一轉換過程一結束，日本如果不能開拓新的增長點，將真正失去生命力。未來東亞地區的多極化進程，面臨著日本的力量轉化與中國全方位崛起的變數。日本正常化過程的結束，也就是日本作為亞洲穩定力量的開始；中國全方位崛起目標實現之日，也就是日本“崛起”終結之時。
　　
　　中國大戰略圖景中的中日關係
　　
　　日本的“崛起”有其必然性之外，也有其悲哀性。同樣作為二戰戰敗國的德國、意大利，由於融入歐洲一體化而獲得了新的發展空間與獨立性，為歐洲其他國家和國際社會所歡迎，為美國所不能慫恿和指使。而日本既不能正視歷史、深刻反省自身，又處在一體化進程緩慢的亞洲，其“崛起”儘管有必然性但仍為其他亞洲國家所不容，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一個不對歷史負責任的國家怎麽能對未來負責任？因而日本的悲哀也是亞洲的悲哀，日本的前途與亞洲和平的前景，在於亞洲自身一體化建設。
　　
　　對於地區一體化，歐洲模式能否拷貝至亞洲？即通過中日和解（類似於德法超越歷史糾葛，真正攜手共進），通過東盟的小軸心（類似於荷比盧同盟）推動大軸心（中日韓）來實現亞洲一體化？
　　
　　Robert Boyer指出，“北美自由貿易區、南方共同市場、東盟，不一定要重覆歐洲的經驗。亞洲與歐洲有兩點重要差異：首先，在亞洲沒有強有力的統一的政治意識，與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歐洲相比較，存在著巨大的地區内差異；同時也不存在以區域内各種條約為基礎的統一制度，來支持以自由貿易協定為首要目的的區域一體化。第二點不同是，當今金融正在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Rober Boyer在日本經濟產業研究所的演講“亞洲一體化：我們能從歐盟學到甚麽?”）這樣，在可預見的將來，較量集中在人民幣還是日元成為亞元主體。
　　
　　鑒於歷史和文化的差異，亞洲一體化將是介於美洲以美國為主導的一體化和歐洲以法德英為軸心的一體化之間的特殊形式，首當其衝是擺正中日之間的關係，關鍵是如何處理中日共同崛起的矛盾。
　　
　　與中國不同，日本始終生活在歷史——現實——未來的巨大張力中：既要超越歷史束縛，又要響應美國的現實號召——為世界經濟增長與和平發展擔負其更大的作用，在亞太地區還擔負著遏制中國崛起的角色，還要面臨未來中國全方位的挑戰。日本從經濟大國能否過渡到政治大國與軍事大國，以及這一進程是以地震還是以和平轉軌方式進行，就要看日本——美國——中國這三股力量的博弈是否為其能量轉換提供足夠的空間了。
　　
　　除國内右翼勢力外，日本“崛起”的幕後動力是美國的支持、提供機會與發展空間。因此，相比中國全方位崛起面臨美國的遏制而言，日本是幸運的。中國既面臨著日本的競爭，又面臨美國的圍堵，正如解放軍既面臨著機械化又面臨著信息化的雙重使命與挑戰一樣。中國的崛起，日美兩關要一道闖，方能贏得無限未來。這就是中國的大戰略。這就要求我們更新觀念，不可一味將日本推向美國一邊，對美日要分而治之，以確立對日關係新思維來尋求對美關係大突破。  
　　
　　由於日本經濟發展模式失去生命力，日本經濟發展空間日益萎縮，因而中國順其自然的做法是從經濟上順勢擠掉日本，確立東亚經濟一體化主導權，而非從政治上、軍事上遏制其自然“崛起”或一味感情化的口誅筆伐。
　　
　　放眼世界，未來大國競爭不僅僅是綜合國力的競爭，更在於以地區一體化為依托的大陸板塊之間的競爭——並集中在歐洲、美洲、亞洲三大板塊之間；中國的未來，不僅在於經營好中華經濟圈，更在於成為亞洲一體化的發動機，成為歐、美兩極之外的長遠一極。如此，祖國統一和中日關係，將不再成為掣肘中國崛起的問題。
　　
　　（原載《中國評論》二○○三年十一月號，作者係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講師、博士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