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國外交的人常説，為掌握和平與發展機遇，中美關係是中國對外關係的重中之重。又説，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裡，最重要也是最敏感的問題。如果這些判斷大體不錯，則筆者願意加上一句：“中日關係是中國外交各項敏感問題中，最困難也最關鍵的問題。”中日關係的不協調，使得北京、東京甚至台北都掉入“安全困境”的誤區。彼此的互動氛圍陰鬱混濁，各方的戰略彈性從而大幅縮小；不但難以邁向“總結過去、開闢未來”的坦途，還有一方犯錯、全體遭殃的危險。
　　
　　這個問題並非沒有受到各方有識之士的關注，但正是因為問題的敏感陰鬱，在很大的程度上妨礙了健康的討論。所謂中國“對日外交新思維”固然有值得思考與商榷的必要，但在中國日益開放的各個公共論壇中，立刻出現了以愛國主義為名、不假思索予以否定的浪潮。筆者認為，在意識形態領域還處在探索變化、與時俱進的當口，以民族主義為基礎的愛國主義對大局穩定固然仍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其三個消極面——中國中心論（某種程度也包括台灣中心論和日本中心論）、社會達爾文主義和價值虛無主義正不由分説地壓制了新思維的空間。這就要求更多對話和反省，以期正向健康的戰略態度及早成熟，為各方人民的共識與大局的要求——和平與發展提供保障。中、日兩方作為區域的主要行動者，外交卻時常陷於不相稱的被動地位，無疑對此負有重責。日本因縛於不願面對歷史的自卑和自以為發展先進的自大兩相矛盾的心態，自救之道還在“總結過去”，中方則應對“開闢未來”，更有擔當。
　　
　　兩個三角北京被動
　　從地緣政治與體系格局的現實主義角度來看，雅爾塔體系的結束原本可以將北京與東京從冷戰體系與其思維定式釋放出來，促進多極化的發展，但目前看來卻恰恰相反。這當中既有美國軟硬權力仍舊一枝獨秀的因素，也有中日未能善用機遇的因素。姑且不論目前俄美接近、美國在中亞加深涉入的現實，中國“西鬆東緊”的狀況倒還不會有驟變；那麽無論要和平還是求發展，發展兩岸關係還是穩健推動“東協加三”，東面的美、日、台三個行動者的動向都比以前更舉足輕重。北京參與的三組三角——中、美、日；中、日、台與中、美，台，大陸祇暫時穩定了最後一組，但在前兩組關係中都處於被動。而這兩組關係是“大國關係”，它實際上對第三組關係的長期走向有決定性的作用。根據冷戰時期“三角關係”的理論，三方若有兩者親密，並一同防伺第三者，則後者是為“孤雛”。如果是有一方與另兩方同時友好，但後兩家彼此敵對，則享受友好的一家是“樞紐”，兩個敵對者淪為“側翼”。現在北京在兩個三角裡，就算不是“孤雛”，也祇得了“側翼”，還存在著淪為“孤雛”的危險。美國財雄勢大，還由於另三家的外交盲點享盡“樞紐”的好處，大搞“攻勢現實主義”下的“推卸責任”（buckpassing)，連“制度霸權”和“良善帝國”的成本都省下了。長期而言，這種情勢不利於世局穩定，也不利於北京、台北、東京這三個區域内的“本地人”。
　　
　　穩住美國並不足夠
　　中國外交對穩住美國算是有一些共識了。但若僅僅從美國施力，則最多祇能保住“側翼”位置，且更增加華府“樞紐”的靈活性。一旦區域有警， 美國還是可以從容地自另三方中挑選犧牲者。而無可諱言， 必須直面的是， 台灣除了因為政經體制近似和畏懼喪失現狀權益的因素而親近美、日外，還因為一些人們無法選擇的歷史遭遇和文化原因而與日本有著大陸難以理解的特殊關係。
　　
　　簡言之，比諸遠方的美歐，日本以現代工業技術重新包裝的、較為具有東方特色流行文化，除開經歷抗日的國府渡台人員，在台灣的各年齡層裡都頗受青睞。到過台灣的大陸人士莫不驚訝於四處充斥著日食日貨，甚至本地產品也競相標榜和風日文。但這些事物除了糟粕之外，也不乏有益的東西。其劇作甚甚漫畫，既有誤解華人對日的抱怨、擺脱政治侏儒的意圖，也有譴責軍國主義、不滿派閥官僚弄權的想法；良莠併陳，不一而足。若武斷劃線，誠屬器小不智。能夠看到這點，不僅是培養開闊戰略視野所必經，也才能借由調整中日關係為美中關係注入活力。在協助治療日人自卑、自大綜合癥之餘，或可重塑台灣新世代民眾對大陸大國胸襟的看法，開啟兩岸關係的新局。新世紀中日關係的關鍵性，由此可知。
　　
　　中日關係的結構性困擾
　　調整中日關係的困難可以從兩方面看，一者是出於即期的戰略格局，也就是體系結構的原因；一者是出於長期的歷史文化原因。兩方面困難相互糾纏，但也不是無方可解。
　　
　　戰略格局上，理性批評所謂“新思維”可以發現兩個有力的論點。其一是“一山難容二虎”。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大陸經濟持續成長，軍事現代化也有明顯進展。世界獨霸美國尚且感受到“中國威脅”，經濟停滯的日本雖仍以四倍的GDP領先大陸，但焦慮擔憂可以想見。中方雖信誓旦旦“不稱霸”，但大國地位不靠自封，該是你的也躲不掉。俄羅斯尚且擔憂中國移民會成為其遠東領土上的隱憂，東盟也在美中之間實行以此制彼；日本短期威脅來自朝鮮核武，長期顧慮的還是中國壯大。如所共知，日本地狹人稠，資源稀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原油仰賴進口，運線都經過中國東岸外圍。中國尚且擔心美國獨霸中東影響能源運送，日本對兩岸變化更是杞人憂天。因為這樣，加上第二個理由：美國扮演貌似公正的“離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r），既然已經駐軍數十年，日本繼續搭便車，聯美制中也就是順水推舟之事。
　　
　　邇來北京也正確地看到，美國在日駐軍對區域穩定與北京的利益並非全是負數，事實上美軍也起了監視日本動態的作用。很多美日軍民糾紛，使雙方也頗為苦惱。基於預防中國挑戰，節約美國實力，許多美國戰略家建議華府推卸制度霸權的責任，讓霸權下的二級大國互相牵制，美國則可謀定而後動。克林頓與小布希兩屆政府逐步鼓勵日本行使用“集體自衛權”，不可大賺美元之餘還想不付成本、“專守防衛”。這種設想，正好與日本新世代政治人物渴望扮演“政治大國”的企圖不謀而合。地緣政治的脆弱、美國保護的既成事實、朝鮮核子戰略的不穩定性、中國的崛起和日本經濟的遲滯等體系結構的因素，共同使得調整中日關係十分艱難。
　　
　　美國學者正確地認識到，祇有“權力平衡”不足以分析國與國的關係變化，所以加上了“威脅平衡”這個意向性因素，希望減少各大國受美威脅的感覺，增加他們受彼此威脅的認識。同樣的，祇憑實力因素並不足以解釋中日調整關係有多困難，否則合縱反霸早該發生。易言之，“關鍵在人”。也就是説，歷史文化因素深深地加重了威脅感，連帶地窒息了合理的戰略調整。
　　
　　中日關係的歷史糾葛與文化緊張
　　如所共知，日本文化帶有大量的“中華因素”。“君子之國”的“聖人之道”，是日本初次邁向文明藉以遂行文化創新的基礎。西人東來之前，日本、越南、朝鮮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朝貢秩序主要的外緣國家。這些國家時而接受中國封授，也在自己的週圍模仿地創立了小朝貢體系，自行建立封建森嚴的“朝廷”。豐臣秀吉還曾以三皇五帝繼承者自居，與滿清一樣想要問鼎中土。加上日本不若越、朝鄰近中國，“日出之國”的小朝貢體系心態更是根深蒂固，還想與“日沒之國”——中國天子平起平坐。但“鎖國”並不能抹去日本文化中的中華基因，自尊與自卑糾纏的文化病癥遂難以抹除。
　　
　　西方船堅炮利挑戰中、日，日本以“謝絶亞洲之惡友”、“脱亞入歐”的現代化道路獲得了畸形、暫時的成功，一時自尊心理惡性膨脹，但立刻發現歐美並不衷心接受這一“東洋”新貴，祇好回頭炮製“大東亞聖戰”。但無論如何是不願與中國平等相待，還要侵略剝削中、朝以逞其“皇運”。終於迫使歐美與中俄聯手，日本空前慘敗。無奈美蘇立即進行冷戰，華府要扶植日本為附庸；大陸發生革命，走上蘇聯模式，展開新一輪對資本主義與傳統文化的批判。這些發展都為被迫實行民主的日本重回“脱亞入歐”軌道保留了一線希望，還有日人因此自誇是“聳立在亞洲這巨大垃圾堆裡的唯一大廈。”日本的自尊以屈居美國之下的狀態，獲得某種奇怪的補償。
　　
　　但是八○年代以後，日本經濟崛起，引起美人疑慮與談判壓制，引發“日本可以説不”浪潮，一時歐美妖魔化日本的輿論極為流行；倒是中國收割了毛、周、鄧特意經營的中日關係，日本也是八九年風波後首先解除對華制裁的國家。可見外交家的威望和善於審時度勢、權衡輕重，可以超越結構困境的限制，轉化不利的文化因素為有利的尊重甚至仰慕。可惜日本政治家缺乏西德人的智慧，抓著“台灣依國際法曾為日本領土”、“國府一九三七年還未與日宣戰”、“南京守軍抵抗過度”、“屠殺人數統計不符”等無關人類文明大是大非的枝節，寧願對南韓道歉，用“海外援助”收買，也不願向“中華思想”低頭；但面對遺留化武傷人的鐵證，又無法抵賴。真正是貽誤了自己走向“正常國家”的契機，沉陷在無法“總結過去”的泥坑中。
　　
　　在傳統世界裡，外交是領導人的專利，具有高度隱密的特性，日人自誤的代價尚可由有遠見的外交家們彌補。九○年代後，大陸、日本、台灣各方面都正進行著世代交替，民情輿論對政府決策參與的要求也急遽增長。私相授受的秘密外交優勢大不如前，青年們對集體與個人的自我認同要求又如此強烈，這就從多方面增加了理順北京——東京——台北關係的障礙。但若能對主客觀環境有冷靜周延的認識，用“勢”絶非不可為。
　　
　　三種戰略原型的競合
　　目前存在的中日關係主張，與中國調整中的大國自我定位及其衍生的全局戰略緊密相連。可以區别出的三種戰略原型互相存在著競爭與補充的關係，重點是在適當的時機和領域，掌握住其輕重緩急。  
　　
　　首先是立足於“體系大國”的權力平衡戰略原型。其基礎自然在於壯大本身的實力，首先是軍事和經濟實力。“軟柿子”無論如何是沒有資格喊價的，但是除了“落後就要捱打”，還要看到“孤立也要捱打”。要想避免不利自己的“權力平衡”出現，光靠自己加碼貼金是不夠的。一個被人看透其動向的國家可能就是最被動的“孤雛”國家，了不起也就是個“側翼”。應該看到，支持美國在亞太的軍事存在可以解消日本右派離間美、中的迷夢，而保有調整中、日的彈性也可以減少美中對抗時美國的把握。祇計算格局比重，就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不算是瞭解如何建設真正以結構現實主義為基礎的“體系大國”。
　　
　　其次是立足於“負責大國”的國際關係自由主義戰略原型。其基礎在於開發利益交集，延長合作博奕，進而參與建設博奕制度，降低互動成本。説到底就是“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負責”不是盲目付出，而是著眼於長治久安。尤其中國久居亞洲朝貢體系中心，雖在甲午戰爭後失去光彩，至今也不過一百年，週邊鄰國千餘年的歷史記憶猶存。雖然中國著重朝貢貿易而非領土征服，也因安土重遷而不屑發展海權，但接受西方強加的國際秩序以後，與週邊各國存在領土糾紛也是事實。作為力量有限的區域大國，僅僅堅甲利兵和合縱連橫，祇會加深鄰居疑慮，招來遏制的“安全困境”。北京在亞洲金融風暴中的表現，則贏得鄰居與列強的掌聲，今日遂可換得人民幣不升值的空間。北京應對東京與台北也應有相同的策略，冷靜評估對方的内外處境與需求，給予參與感和責任感。保持曉之以理的耐心，説之以利的信心，不但不是一廂情願，反而是常保主動，塑造自己文明、進步、穩健的形象。
　　
　　第三是立足於“反對大國主義與強權政治”的批判式思考。中國身為大國而能反對“大國沙文主義”，其實是很難能可貴的。早年面對兩極封鎖而能贏得眾多友誼，這一思想態度功不可沒。今日北京堅持落實睦鄰友好，正是要以大國之姿做好“永不稱霸”的負責榜樣。如此也可以在國際論壇中調和鼎鼐、贏得掌聲，進而徐圖改進不公正的國際秩序。
　　
　　舉例而言，在朝鮮半島核武問題六方會談裡，中方又一次扮演了舉足輕重、公道穩健的的角色：如果中國衰弱，則五國定不肯齊聚北京；如果中國因地緣利益偏袒平壤，美、日、韓必無走過場的意願；如果中國錯把對美的“重中之重”和自己的“老大哥”架式強加於朝鮮，則朝鮮恐寧願讓俄人為東主，中國將在重大邊防安全上陷於被動。以往日本並未被考慮在朝鮮問題上扮演政治談判的正式角色，日本政界為選舉考慮，對中、朝頗有煩言，在相關議題上更唯美國馬首是瞻；現在北京同意美國建議讓日本入場，或許就是扭轉近期彼此緊張關係的出發點。
　　
　　再以日本政客最為頑固不智的“靖國神社”問題為例。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松井石根等罪無可逭的戰犯竟仍受到國家的肯定，這種心態任何文明國家都不能同意。不過依照“負責大國”的恢弘氣度，中方除了批判之外也應給以出路和諍言。英國帝國主義早年侵略亞非拉弱小民族，至今其“帝國戰爭博物館”與聖公會各大敎堂，仍陳列有相關文物和追思為“維多利亞女王陛下與帝國”陣亡官兵之碑牌。野心併吞歐洲各國的拿破侖，其靈柩還放在巴黎市中心。中國學界與民間除了對這些強權政治現象應有一體認識和批評，也不妨期許日人先將戰犯逐出神社，明確表示對二戰侵略的態度，並鼓勵其另行成立類似和平博物館之機構，以文物展示戰爭之罪惡和殘酷，讓崇拜戰爭與追思亡者可以劃清界線，以此作為“新思維”中，日人應該負責“總結過去”的初步、明確、可行要求。以日本務實而崇仰魄力人格的心理，當會對此提議有如對蔣介石一樣的善待。
　　
　　總之，中日關係在冷戰結束後的北京對外政策目標裡，具有牽動中美關係和兩岸關係的重要份量。若能化被動為主動，將能調動各方的彈性而創造“多贏”局面。這有賴人們以耐心智慧，理出不同事態下不同戰略原型的適用比例，尤其要避免因誤用而造成戰略力量的相互抵銷。為此長計的根本之道，還在於穩妥而堅定地抓好經濟改革與政治文明的建設。開朗健康的内政氛圍是塑造最佳戰略競合的土壤，相信有識者皆對此寄予厚望。
　　
　　（原載《中國評論》二○○三年十月號，作者係台灣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博士，英國雪菲爾大學訪問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