輝煌後的“曲折多變”投向未來中日關係的濃重陰影
　　冷戰結束後，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週年的一九九二年，江澤民總書記和日本天皇實現互訪，使中日關係邁上了一個新台階，兩國關係可謂輝煌。然而，隨著冷戰後國際力量的重組和國際形勢的逐漸明朗，中日間過去為冷戰陰雲所掩蓋的矛盾迅速浮現。雖然一九九七至二○○○年，兩國首腦互訪不斷，但未能改變中日“政冷”的大趨勢。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至今，日本政府大幅提升對台關係，國内右翼勢力為歷史問題翻案，甚至大肆宣揚“中國威脅論”，將日美軍事同盟的矛頭瞄準中國，使雙邊關係跌入中日建交以來最複雜、最困難的時期。
　　
　　這一時期中日關係惡化的深刻原因在於：
　　
　　一、日本為了結束美日同盟的“漂流狀態”，替美國尋找新對手——中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日本政界在“戰後總決算”思想的深刻影響下，依靠其強大的經濟力量，圍繞汽車等貿易問題與美國展開了激烈的貿易戰。日美關係因經濟、外交等問題而矛盾重重，昔日的同盟關係因此而處於“漂流狀態”。與此同時，日本在西方國家中率先解除了對華制裁，並實現了天皇訪華。見到昔日的盟友露出“爪牙”，急於尋找新對手的美國立即將矛頭轉向了日本。日本政府也敏鋭地察覺到，近半個世紀來在政治、經濟、安全等領域對美國形成的高度依賴，使其發展根本無法離開美國的支持。因此，為了修復一度緊張的日美關係，強化美日同盟關係，日本拋出了一箭雙鵰的“中國威脅論”，引誘美國將中國樹立為對手。
　　
　　二、中日關係的良性發展受到來自美國的巨大壓力。蘇聯解體後，美國沒有放棄意識形態的偏見，仍以冷戰思維敵視中國，並極力利用美日同盟遏制中國。一九九六年親美的日本自民黨重掌政權，促使外交理念深受東西方隔閡影響的日本斷然採取“倚美排華”的政策。於是，一邊是明裡暗裡針對中國的《日美安保聯合宣言》、《日美防務合作指導方針》、《週邊事態法》、《反恐怖特别措施法》等的相繼出台；一邊卻是中日關係因為歷史問題、台灣問題、釣魚島問題、東海油氣問題矛盾重重。
　　
　　三、日本處於巨大的變革時期，由此形成的靈活性、階段性的國家戰略和政策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對華關係。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至今，日本雖然早已踏上“戰後總決算”，回歸“普通國家”的道路，步入自明治維新、戰後重建以來第三次重大變革時期，但其相應的國家戰略與政策並不明朗，始終徘徊在獨立自主與依附日美同盟、擴大軍事力量謀取政治大國地位與遭受國際和平力量頻頻指責的矛盾中，尚處在不斷調整變化的狀態。日本國家戰略與政策的徘徊不定，直接影響了日本制定成熟、穩定的對華政策。日本正在形成中的“發展軍事力量，借美國霸權勢力擴大自身影響”的“排他性崛起”與中國的“和平崛起”發生矛盾。日本所感受到來自中國的“壓力”，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和其自身經濟的持續低迷與日俱增。這一  “壓力”，在與亞洲國家尚未達成完全和解的情況下，加劇了日本對中國的防備心理和不信任感。
　　
　　通過分析上述導致中日關係步履艱難的原因，我們不難發現，美國干涉因素、日本國内變革因素等具有歷史性、深刻性和延續性、長期性的特徵。在未來一段時期内，它們對中日關係的影響不會消失，祇會徘徊在增強與弱化之間。
　　
　　“冷平靜”與“鐘擺模式”
　　
　　最近幾年，中日關係基本處於“冷平靜”狀態。在經貿關係持續發展的同時，兩國因歷史問題、領土問題、台灣問題引發的相互指責不斷，給“平靜”增添了幾分冰冷。然而，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日益強大和日本謀求政治大國的國家戰略逐漸成熟，中日作為國際社會的政治、經濟大國將不可避免地發生“接觸”，產生利益上的相互需求與衝突，打破“冷平靜”的狀態，使未來的中日關係進入既相互説“不”，又相互合作的“鐘擺模式”。之所以稱其為“鐘擺模式”，一是因為導致搖蕩的因素將長期作用於中日關係；二是搖蕩的程度不會引起兩國關係的破裂。
　　
　　未來中日兩國的發展需要彼此的相互支持與合作，這將促進中日關係向良性方向發展。在兩國實現重大變革的過程中，中國的經濟發展空間與日本的資金、技術實力將成為雙方經濟振興與復甦的有利條件。二○○三年中日貿易額高達一千三百六十億美元，日本大規模的對華出口成為拉動國内經濟復甦的重要外因，使二○○三年日本經濟增長升至百分之三點二。日本首相小泉在經歷了二○○三經濟復甦後，不止一次地説“中國的崛起，對日本不是威脅，而是挑戰和機遇”。另一方面，作為中國第二大貿易夥伴，日本對華的資金、技術、產品投入也促進了中國的經濟振興。在日本政府開發援助（ODA)資金的支持下，中國修建了大秦重型電氣化鐵路等一批大型基礎設施項目；同時，在中國處於世界先進行列的電子、機械等領域，日本先進技術的支持發揮了重大的推動作用。這種“雙贏”的局面無疑是中日關係健康發展的催化劑。
　　
　　同時，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國通過它極具親和力的外交戰略逐漸在國際社會樹立了友好、可信的大國形象，政治影響力不斷提高。與中國開展友好廣泛的合作將成為日本在謀取政治大國地位的道路上，提高國際聲譽的重要“選項”。此外，為了給國内改革營造安全穩定的週邊環境，中國制定了“睦鄰、安鄰、富鄰”的週邊外交政策，中俄、中印等週邊關係不斷得到改善，為改善中日關係提供了新的契機。
　　
　　未來中日關係的定位
　　回顧歷史，展望未來，矛盾與合作將長期共存於未來的中日關係。矛盾使中日兩國在合作中不斷鬥爭，和而不同；合作使中日兩國在矛盾中不斷和解，鬥而不破；將未來的中日關係定位在左右擺動的搖蕩常態。
　　
　　面對這種搖蕩的常態，中國應當有理性的認識：首先，中日兩國在接觸與交流中形成的“鐘擺模式”，勝過沉寂的“冷平靜”狀態，它是雙方不斷接觸與交流的外在表現；而兩國的接觸與交流，又給終止搖蕩帶來了可能性。
　　
　　其次，與“動蕩”不同，籠罩“搖蕩”的氛圍不一定是緊張不安的，要轉變長期以來近似革命時期階級對立般的對日思維定式，應以平和、沉穩的心態對待這種常態的搖蕩。
　　
　　再次，應避免“搖蕩”給中日關係帶來的情緒化阻力，以理智冷靜的思維謀劃中日關係，努力做到“與鄰為善、與鄰為伴”，在鬥爭中“有理、有利、有節”，以實現國家利益的最大化為最終目標。
　　
　　最後，在處理“搖蕩”的中日關係時，要始終堅持發展的觀點，力爭將中日關係提升到“熱絡”的狀態，徹底改變中日關係的不利局面。
　　
　　翻開中國五千年的歷史長卷，中日關係的發展史正是中國國力的興衰史。大唐開元，扶桑稱臣；朱氏昏庸，倭寇盛行；乾隆盛世，四海朝貢。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面對未來長期處於“鐘擺模式”的中日關係，在正確的外交戰略指引下，中國應始終堅持將自己的發展壯大作為中日關係的堅實後盾，用雄厚的實力掌控中日關係的主動權。
　　
　　（原載《中國評論》二○○五年二月號，作者係中國評論月刊特約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