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由於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一再參拜靖國神社，使兩國領導人三年來未實現互訪，中日政治關係顯得有些冷，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兩國經貿的健康發展，特别是某些大型經貿合作項目的進行。對此，日本很多人士對小泉政府提出批評。為了回應人們的不滿，日本某些政治人物出面聲稱，中日關係政治冷怕甚麽，經濟不照樣發展麽！這就是所謂的中日關係“政冷經熱”的由來。
　　
　　近來有些中國人也講中日關係“政冷經熱”，報刊上這類言論更是屢見不鮮，這與目前中日經貿發展的現實不符。
　　
　　中日經濟發展開始變“涼”
　　九十年代初期，兩國貿易曾一度發展較快，每年曾以一百億美元的速度增長；那時人們曾樂觀地預計，二○○○年前兩國貿易額達到或超過一千億美元大關。但是後來由於發生亞洲金融危機和受兩國政治關係的影響，直到兩國恢復邦交三十週年的二○○二年貿易額才超過人們所期待的一千億美元。其發展速度與中韓貿易相比，更加無法比擬。一九九二年中韓建交時兩國貿易額祇有五十億美元，二○○三年達到六百三十二億多美元，增長了十多倍。據有關部門預測，二○○六年兩國貿易就可以達到一千億美元，僅用了十四年時間。所以説，中日兩國政治關係冷，雙方經貿發展也熱不起來。
　　
　　二○○○年以來，在中國對外經貿大發展的背景下，中日經貿發展也出現某些新的態勢，這是正常的，並不像有人所形容的“熱”的程度。與中國同其他主要貿易夥伴相比，中日兩國貿易增長並不快。而且在ODA資金使用、商品貿易、能源等領域中產生的糾紛越來越多。實踐證明，政治冷經濟也開始“涼”。
　　
　　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對華貿易增長日本落後
　　二○○○至二○○三年的四年中，中國同主要貿易夥伴的年均貿易增長水平分别是：同美國貿易增長百分之二十點一、與韓國貿易增長百分之二十七點零、同東盟和歐盟的貿易增長分别是百分之三十一點五和百分之二十二點二、同日本的貿易增長祇為百分之十九點六。二○○四年一至十月中國同美國貿易增長百分之三十三點三，同韓國貿易增長百分之四十四點五，同東盟和歐盟貿易增長分别為百分之三十五點二和百分之三十四點四，而同日本貿易增長，祇有百分之二十六。在中國的主要貿易夥伴中，同日本的貿易無論是近四年的年均增長率還是去年一至十月與前同期比的增長都是最低的。有比較才有鑒别，中國同日本的貿易發展不能説熱。
　　
　　根據中國海關統計，中日貿易佔對外貿易的比重，已經由九十年代初期的百分之二十左右，下降到二○○三年的百分之十五點七；二○○四年一至十月又下降到百分之十四點六，比十二年前最低水平的百分之十五點三還低。這是因為，雖然中日貿易有所增長，但是仍趕不上中國總的對外貿易增長速度。據統計二○○○年以來到二○○三年的四年中，中國對外貿易以年均百分之二十四點五的速度增長，比同一期間中日貿易年均增長率十九點六，高出四點九個百分點，去年一至十月中國對外貿易增長百分之三十五點八，高於中日貿易增長率百分之九點八個百分點。中日貿易佔中國對外貿易比重的下降，也説明中國對日貿易的依賴程度在弱化。
　　
　　日本第一大貿易夥伴的地位已經發生變化
　　
　　自一九九三年以來，日本已經連續十一年為中國的第一大貿易夥伴，但是去年一至五月，中國與歐盟的貿易額已經超過中日貿易，而成為中國的第一大貿易夥伴，日本退居第二位。一至八月中美貿易額也超過中日貿易四點二億美元，日本又退居到第三位。去年一至十月中美貿易達一千三百六十五點三億美元，超過同期中日貿易額七億美元，已穩居第二位。
　　
　　日本對中國的投資增長也不熱
　　二○○○年以來的四年中，日本企業對中國的直接投資有所增加，但是與對中國直接投資的主要國家和地區相比，增長也不是很快。近四年日本企業對中國直接投資的執行金額年均增長百分之十六點六，而韓國企業近四年對中國直接投資的執行金額年均增長達百分之四十點四，遠高於日本的增長水平。去年一至六月韓國企業對華直接投資金額為三十五點二億美元，比前年同期增長百分之五十四點四，創歷史最高紀録，首次超過日本和美國分别為二十九點五億美元和二十四點三億美元的水平，成為對華直接投資的第一大國。而且日本由於經濟低迷，企業經營困難，特别是很多中小企業為了生存和發展，祇有向具有廣闊市場的中國投資謀求新的發展。但是，這卻遭到日本某些人的指責，這就是幾年前在日本出現的所謂“對中國投資使日本產業空心化”謬論產生的原因之一。
　　
　　日本對中國的ODA不僅方式發生了很大變化，由一攬子五年改為兩年，最後改為一年一定方式。日元貸款的金額也越來越少，由九十年代末期的年均二千億日元減至二○○三年的九百六十六億日元；建設項目由過去的經濟基礎設施改為環境保護等。日本對華ODA合作是中日經貿合作、中日兩國友好關係的重要内容之一。日本對中國ODA資金的減少，不僅對中日經貿產生重要影響，也不利兩國友好關係的發展。而且ODA項目不再用於改善中國的經濟基礎設施上，祇能用於環境保護等方面。這也是日本出於政治考慮，擔心中國經濟基礎設施改善，經濟發展更快使日本受到“威脅”。另外，日本動輒將ODA等經濟問題政治化，停止或減少對中國的ODA資金。十一月二十九日小泉公開表示，不久的將來徹底停止對華ODA。
　　
　　二十年來，日本對中國提供的ODA，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等都發揮了重要作用，也為兩國人民的友好作出了很大貢獻，也是兩國人民友好的象徵，中國政府和人民一直給予高度評價。而且這些ODA資金的使用也為日本企業對中國投資、擴大對中國的出口作出了很大貢獻，這是雙贏的結果。日本減少對中國的ODA，不僅對兩國經貿關係將產生不利影響，也不利於兩國友好關係的發展。
　　
　　對華貿易設限與冷淡FTA
　　二○○一年四月，日本以中國大蔥、鮮蘑、藺草三種農產品對日本出口增加，影響了日本相關產業和市場等為藉口，不顧中日兩國企業界精心合作和中國菜農的巨大損失，對中國實施保障措施，限制中國這三種農產品對日本的出口，這是日本對外經濟貿易中實施的第一個保障措施。雖然經過中國方面的據理力爭，最後得以解決，但是它對中日貿易的潛在影響以及人們的心理衝擊不可低估。
　　
　　中國是日本的近鄰，又是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近來日本經濟的恢復，用日本某些人的話説，很大程度上依仗中國的“特需”。但是在日本的FTA戰略中，並未將與中國建立雙邊FTA列入優先考慮範圍，而排在新加坡、韓國、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之後。從目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迅速發展的實踐看，建立FTA關係是發展雙方經貿合作的最好辦法。而日本不僅對建立中日韓FTA顧慮重重，對建立中日FTA更持冷漠態度，表明其對發展中日經貿關係祇想獲益不願付出。
　　 
　　日本在能源領域同中國展開激烈競爭
　　近幾年來，中日兩國在能源領域的競爭也越來越激烈。由於中國油氣市場需求廣闊，俄羅斯曾提出修建中俄原油管道提供原油的設想。二○○一年九月，中俄兩國總理定期會晤期間，雙方簽署了《中俄關於共同開展鋪設中俄原油管道項目可行性研究的總協議》。二○○二年十二月，日本經濟產業大臣向俄方表示，“包括資金在内，日本有意參加這一項目”。二○○三年一月，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訪俄時，再次向俄方表示這一願望，受到俄方重視。同年三月俄方決定將兩條管線合併修建。所謂“兩線合併修建”是指從俄安加爾斯克——中國大慶（支線）；從安加爾斯克——納霍德卡（主線）。前者全長二千四百公里，修建費用二十九億美元，二○一○年輸油三千萬噸；後者全長三千八百公里，修建費用五十八億美元，二○一○年輸油五千萬噸，不僅能夠向日本而且可向韓國、美國等國家出口石油。二○○三年十月日本一官員透露，日本政府已向俄羅斯提出七十億美元的資助計劃，旨在説服俄放棄“安大線”，專修“安納線”。這兩個方案均未獲得俄羅斯方面通過，俄方新近確定泰舍特至納霍德卡的管線方案。最近日本又斷然拒絶中國在東海油氣開發中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建議，日本的這些舉動清楚地表明，要在能源領域同中國展開激烈競爭。
　　
　　“政冷”不利對日本的經貿發展
　　 
　　
　　對於小泉一再參拜靖國神社，使中日關係惡化的問題，日本經濟界人物視而不見，一些頭面人物即使有所表示也祇是輕描淡寫。原因是認為祇要兩國經貿關係熱，政治關係冷對經濟不會有影響，不會涉及到他們經濟利益；有人甚至説，中日兩國關係已經進入成熟時期，政治關係不會再對經濟發展產生影響；特别是目前日本經濟界頭面人物所在的汽車、鋼鐵等領域的產品對中國的出口還在增加。
　　
　　根據日本學者的研究，日本的主要商品在某國的市場所佔的份額不足百分之十五左右，這個市場是不會引起日本經濟界人物重視的。日本的汽車在中國市場的份額不足百分之八，鋼鐵的份額也不很高，所以他們認為還沒有必要出面説話。
　　
　　甚麽叫“政冷經熱”？考察兩國關係如何不能簡單地看政治有些問題，經濟還有發展，而不將這種發展與相關國家或地區進行比較。中國要向日本經濟傳遞的信息應該是：目前的形勢持續下去其後果是嚴重的，將影響兩國關係，特别是經貿關係的發展。現在需要做工作，要阻止小泉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以實際行動改善中日關係，這樣才有利於兩國經貿關係的健康發展。
　　
　　最近在法俄兩國總統訪華後日本經濟界人士已經有所認識，開始出面講話。不久前法國總統希拉克、俄國總統普京帶著龐大的經貿代表團訪問中國，給日本經濟界極大的刺激。去年八月三十一日，在一次日本財政界與小泉定期餐會上，享有“日本財界總理”之稱的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長代表財界發出了聲音，他表示現在日中關係沒有高層對話，希望首相採取相應對策。這也是促使小泉千方百計地要在APEC會上、以及去年十一月底在老撾舉行的東盟加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期間會見中國領導人的重要原因之一。現在，中日高層會晤實現了，但中日關係仍未得到根本改善，日本政府甚至在新年前夕向台獨頭子李登輝發出入境觀光簽證。這些都必然妨害中日關係的發展，也必然將對中日經貿關係投下陰影。
　　
　　（原載《中國評論》二○○五年二月號，作者係北京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