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對中國具有甚麽樣的戰略意義
　　祇要真正關心並且稍為全面地考慮中國未來安全、富裕和作為偉大強國的真正崛起，就能懂得日本對中國的重要性，或者更準確地説逐漸爭取正常的中日政治關係的重要性。這重要性首先由中國所處的根本地理環境和日本的綜合實力決定，更進一步説也由日美軍事／外交同盟關係以及日本與台灣島的某種特殊聯繫決定。
　　
　　日本鄰近中國，特别是中國的政治、經濟和人口重心地區；它有數達一億以上、社會凝聚程度很高的國民，又是世界第二大經濟和技術強國，而且具有成為軍事強國的頗大一部分實在和潛在條件；它在中國所處的亞洲擁有甚廣甚深的經濟和文化影響。因此，如果能爭取有一個基本正常、比較穩定和相對可控的中日政治關係，使得日本從中長期説對中國安全少有重要害處，再加上近年來發展迅速和份量巨大的中日經濟關係，那麽中國將能避免在未來安全與和平發展方面的重大阻力，並且首先在至關緊要的經濟技術方面獲得更大的發展推力。相反，如果中日兩國國民中間近年迅速增長的互厭和敵意不受制止地發展下去，如果中日兩國之間長久缺乏上面講的那種政治關係，中國的中長期未來就很可能遭遇額外的重大困難甚至一定危險，更遑論可以建設成功中國參與主導的、東亞主要的區域次區域經濟合作和安全體制。
　　
　　至於日美軍事／外交同盟關係和日本與台灣島的某種特殊聯繫，則直接關係到當前和未來相當長時期內中國的兩項頭等國務，即（一）應對巨大、複雜和有時甚為艱難的美國問題；（二）阻止危險程度正在顯著增長的台灣獨立，並且大力爭取基本和平地實現中國完全統一。中日政治關係今後並非沒有可能的嚴重惡化，將給中國應對具有全局戰略意義的美國問題增添重大困難，同時會使陳水扁之流和日本國内逐漸增強的期望、鼓勵和支持台獨的勢力得到一項重大“資產”。僅就此而言，我們對待中日關係就需要有全局性的大戰略意識，可能貫徹基於全局觀念的“戰略集中原則”。在今後四年内，特别要將台灣問題作為中日關係的一個核心問題，盡最大努力阻止台獨動向從日本獲得非同小可的助力。
　　
　　中國對日本的重要性將更加凸顯
　　對日本而言，中國同樣至關緊要，或者説一個足夠正常的、建設性的中日關係對日本的未來至關緊要。在此，不必重申中日雙方許多經濟學家更有資格地闡述和論證過的中國對日經濟重要性，而祇是著重從政治和戰略角度看問題。一個容易構想和論説的首要斷言是，從中長期看，如果沒有基本正常、比較穩定和相對可控的中日政治關係，連同一個中國參與主導的、東亞的區域次區域多邊安全體制，那麽日本絶對不會有持久的心理安全甚至實體安全，即使它在可明確預見的時期裡有一個美日軍事同盟可以權充依靠，即使它獲得了比現在更強的軍事能力和大得多的“軍事權利”。
　　
　　從政治上看，或者説日本越來越傾向於加速謀求的“正常國家”地位問題判斷，情況也是如此。與中國之間的政治緊張關係持續下去，日本將始終絶對不會有真正的“正常國家”地位。這遠不是僅僅就一個具體的國際法理地位而言。也就是説，其中的含義遠比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是否會同意日本“入隊”更加寬廣和深刻。筆者曾論説過日本追求“正常國家”地位問題包含的六項基本“條件”，在此僅舉出其中的如下兩項，就可以顯示個中道理。
　　
　　一個正常國家必須有大致正常的週邊環境，即與鄰國有大致正常的關係，然而當今日本與其最大的鄰國中國之間既有迅速增多或顯著加劇的戰略性問題，也有異常經久的總的歷史問題。後者不但一直未能得到較好的解決，而且即使要獲得顯著緩解也相當困難。日本政府戰後的有關反省和道歉與中國的合理要求或期望之間總是存在顯著差距，更何況近年來還有日本首相堅持反復參拜靖國神社之類局部倒退。由於存在源於日本過去侵略和戰爭暴行的歷史問題，因而同一般情況下相比，日本政府特别需要以很大的誠意和精力去謀求與鄰國構建和保持正常關係，然而它在這方面被公認做得很不夠。另一項基本“條件”在於，當代的正常國家必須是世界政治和區域國際政治中負責任的國家，這意味著就自己的對外行為多向國際社會、特别是本地區國際社會的其他成員進行解釋，謀求協調，互相妥協，進行可能的合作。鑒於歷史原因，日本特别需要通過多做解釋、保證、協調和妥協來使鄰國、特别是中國對它的未來大致放心。然而，尤其從實際上部分針對台灣問題的一九九七年日美安保條約新指針開始，在一系列自然會引起中國的戰略性關切和擔憂的重大問題（包括有事法案與部分相關立法、日本軍事力量發展、美日聯合導彈防禦、修改和平憲法動向等問題）上，日本政府或者未向中國做出解釋和保證，或者所作的解釋和保證遠遠不夠。在這些狀態持續下去甚或有所惡化的情況下，日本怎麽可能成為一個真正的正常國家？怎麽能夠使得中國真正認可實屬必不可少的真正正常國家地位？
　　
　　事實上，考慮到中國具備“洲級大國”的自然規模和今後數十年内可能（甚或很可能）成為世界政治經濟中的一流強國，中國對於日本的重要性或許可以説超過日本對於中國的重要性。如果近似地套用一個由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Keohane）和約瑟夫·奈伊（Joseph S. Nye）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首創的國際政治理論概念來表述，由於中國的規模和可能的發展勢頭，在一種全面的、涵蓋所有各主要功能領域的國力國勢發展趨向之對比框架中，中日之間中長期内的“互相依賴”關係或可預言是一種不平衡的“互相依賴”關係，日本在其中的“敏感性”和“易受傷害性”大概都會大於中國，雖然中國在其中同樣會有必定非同小可地制約自身行動自由、應變能力乃至國運前景的“敏感性”和“易受傷害性”。
　　
　　中日應構建穩固的戰略關係
　　在新世紀初期的國際格局内，對待中日政治關係除了要“以史為鑒”外，還應當從一個根本性的認識前提出發，即鮮明地意識到中日關係已經並仍在發生結構性的重大變化：即中國正迅速走向強大，日本正愈益急切謀求“正常國家”地位，亦即在已有的經濟大國地位之外，爭取政治大國地位和相應的“軍事權利”。這是一種有根本重要性的雙重變化，本質上容易產生或加劇不確定性。（如果從更長久的歷史視野看，事情有如美國學者詹姆斯·霍奇（James F. Hoge, Jr.）在二○○四年七／八月號《外交》季刊撰文所説，“中國和日本從未同時強大過：在許多世紀裡，中國強大而日本窮困無力；但在過去兩百年的大部分時間裡，日本強大而中國羸弱，在同一個時代裡兩國都強大，將是個前所未有的挑戰。”不僅如此，在這雙重變化中，正在或將會出現一系列新的重大的戰略性問題，已有的戰略性問題一般也已經或將會經歷新的變化。因此，至少需要通過帶有相應的創新性質的戰略應對，爭取使之較經久地穩定和可控。
　　
　　如何保證在這有根本重要性的雙重變化中，兩國間保持非敵對性的經久和平？這可以説是從未來高度看中日關係的頭號問題，也是中日兩國間的頭號共同利益。在這雙重變化中，需要將中日關係的重心逐漸轉到經如下定義的戰略關係上來，即一是防止中日經久敵對；二是爭取建設可能程度的戰略互信；三是在可能和可行範圍内進行東亞穩定、和平與繁榮所需的某些戰略性協作，逐漸增多地致力於培育和建設東亞區域次區域多邊經濟合作和安全體制。中日政治關係應當被逐步調整為“正常的”、“複雜的内在平衡的”關係，即一方面必然有彼此間的戰略警戒、戰略猜疑、利益競爭和威望競爭，但另一方面也有爭取防止和控制緊張和危機、減小猜疑、限制過度競爭的意識與機制，同時還有促進所有這些的戰略性對話和一定程度一定範圍的戰略性互信建設和協作。二十世紀德國最偉大的思想史家弗里德里希·邁内克（Friedrich Meinecke）曾在他關於現實主義國際政治思想史的傑出著作中説：均勢“將各種力量既保持在健康的緊張之中，同時又使之囿於健康的限界之内。一個強國為了自己的利益，應當想望自己身旁另有強國，從而彼此制約，都不逾越雷池，然而同時也都將不能不維持自身的強大。總的來説，萬事莫優於節制，對權勢來説也是如此”。這話對日本和美國同盟關於中國力量發展的擔憂來説甚為適切，對中國關於日本力量發展的擔憂來説也有一定的可取之處。在處於上述雙重變化的中日關係中，中國應有的根本立足點一是加速中國自身的力量建設，尤其包括軍事力量現代化建設，二是主要用戰略性的方式應對和處理戰略性的問題。
　　
　　國際政治理論中的“權勢轉移”（power transition，或者一般所説的power shift）概念廣義地涵蓋上面所説的有根本重要性的雙重變化。“權勢轉移”不僅存在於中日之間，還以不同形式存在於中美乃至中印之間。然而很明顯，它特别是使得中日關係更為複雜和不確定。這些加上朝鮮半島潛在的大變動因素、相當危險的台灣問題、大規模毁傷性武器和導彈技術擴散傾向、軍備競爭等，正在使中日兩國共同所處的廣義的東亞成為二十一世紀初世界上最能動、最有大變動可能的地區，大大增加了複雜性、不確定性、潛在不穩定和長期緊張誘因。一定要牢記，這是本地區各國間將長時間面對的一項根本性的外在形勢，並且加大了中日兩國形成上面定義的那種戰略性關係的必要。其宗旨就是謀求基本穩定，控制和緩解危險趨勢，防止經久敵對和衝突，進而爭取逐漸實現經久可靠的共同安全。
　　
　　致力於形成中日之間“正常的”、“複雜和内在平衡的”關係，意味著比現在決心大得多也有效得多地動員傳統的或“經典的”雙邊外交，其特徵在於國際政治現實主義理論大師漢斯——摩根索所説“各國在所有對它們並非最重大的爭論問題上必須願意妥協”，以爭取協調和控制彼此抵觸或碰撞的國家利益，減小那些過頭的互相猜疑和競爭。此外，在此基礎上，還需要“非經典的”多邊外交，特别是從長遠來看爭取逐漸地創設、培育、鞏固和發展區域和次區域的多邊安全體制。這不僅是為了緩解或解決那些具體和特殊的重大問題，也是為了擁有一種較廣泛的體制性框架，在其中“權勢轉移”動能（dynamic）可以得到盡可能大的控制。與此相關，在二○○四年初的一次國際討論會上，甚有見識的立敎大學敎授高原明生談論了如何處理美日兩國與中國之間的一個基本兩難、即他所説的“戰略對峙”與經濟依賴的矛盾。他説：“從邏輯上看，祇有一個解決辦法，那就是在現存的雙邊同盟之上，建立一個亞太地區内的多邊安全框架。以此，日本將既不靠完全依賴美國來在戰略上與中國對抗，也不靠加強同中國和其他東亞國家的聯繫與美國對抗。日本同中美兩國一起，應採取主動來實施這麽一種安排”。與此同時，這一對日本的國策建言反過來也在一定程度上適用於中國。
　　
　　（原載《中國評論》二○○四年十月號，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敎授，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