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股冷風吹襲中日關係
　　
　　  據日本財務省發表的貿易統計，二○○四年日本對中國的貿易額增長巨大。整個貿易年度，日本對中國（大陸及香港）出口達十一點八二七八萬億日元，增加百分之十七點二；進口達十點三七二七萬億日元，增加百分之十六點七，總額為二十二點二○○五萬億日元，超過了與美國的二十點四七九五萬億日元，佔日本整個對外貿易額的百分之二十點一。戰後，中國首次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對象國。而且日本財務省官員預計，最近幾年出現的日本對華貿易逐年上升、對美貿易不斷下降的趨勢，還將持續下去。這一情況表明，中日在經濟上的相互依存關係，正在向著更加廣泛而深入的方向發展。
　　
　　  與經濟領域熱氣騰騰的局面相比，在政治以及安全領域，近年來，中日關係卻不斷遭遇“冷風”。
　　
　　  除參拜靖國神社外，最近，比較大的“冷風”有四股：
　　
　　  其一，日本與美國在二月十九日舉行的兩國外長和國防部長參加的“二加二”會談後發表的聲明中，首次公開將“鼓勵通過對話方式和平解決台灣海峽相關問題”列為兩國共同的“戰略目標”之一。而且，據媒體報導，日本政府擬在明年内完成對《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的修改，其中包括以“台海衝突”為著眼點，研究雙方在實施聯合作戰的情況下各自如何應對等問題。
　　
　　    其二，日本政府新制定的《防衛計劃大綱》，顯示了對中國軍事力量特别是海空力量發展的高度戒備，認為“對地區的安全保障具有重大影響力的中國，在推進核、導彈戰力和海空軍力量現代化的同時，正謀求擴大在海洋的活動範圍。對此動向，今後有必要加以關注。
　　
　　    其三，二月九日，日本政府宣佈將釣魚島上的燈塔“收歸國有”。而且，據共同社報導，日本防衛廳已對包括中國釣魚島以及日本沖繩島以西的其他島嶼制定了所謂《西南島嶼有事對應方針》，表示要堅決、徹底地打擊“侵犯”西南島嶼的“來犯之敵”。
　　
　　    其四，反對歐盟解除對華武器禁售。對華武器禁售是冷戰的產物，近年來，中國要求歐盟取消不平等的對華軍售禁令，得到了法、德等國的積極響應和推動。但美國明確表示反對。對美國的反對，日本作了積極呼應。
　　
　　      “冷風”源自日本戰略選擇
　　
　　  在本質上，“冷風”是由冷戰後日本安全戰略選擇造成的。
　　
　　  中美日關係雖然不再屬於冷戰時期的國家關係類型，可是由於冷戰後成為唯一超級大國的美國，把防止出現任何可能挑戰其地位的國家和力量作為其長遠戰略目標，這使其將迅速發展的中國作為一種潛在的、必須加以遏制的力量。九一一事件前，美國已表示要將戰略重點向亞太地區轉移；九一一事件後，美國雖因主要力量被牽制在中東，放慢甚至停止了這種轉移，但始終沒有放棄遏制中國的意圖。
　　
　　  美國的這種安全考慮與日本相符合。據統計，日本每天約有三百艘船隻經過台灣海峽，承擔著為日本運送石油等資源和貨物的任務；台灣海峽一旦發生戰事，日本安全利益將受到重大影響。如果台灣與中國大陸統一，從地緣戰略的角度看，日本在東亞的戰略地位會受到削弱，這也非日本所願意看到的。此外，中日在東海存在釣魚島歸屬和海洋劃界等領土之爭，這種領土爭端由於中國由原來的對日本供油國轉變為日本在能源領域的競爭國，而變得更為嚴重。因此，在蘇聯解體後，中國的迅速發展，便使日本在安全上對中國抱有日益強烈的戒備心理，並促使日本在安全上加強對美國制約中國的戰略意圖的配合。
　　
　　  這種安全戰略考慮在冷戰後不久便開始了，但當時的日本政府對未來的世界秩序尚抱有一種多極的或相對平等的期待，例如日本外務省有過建立美歐日三極世界的設想。日本防衛廳主張：應由“多數國家發揮它們各自的作用，進行協調，以構築新的世界和平秩序”，並“期待聯合國在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方面，發揮前所未有的作用”①對國際秩序的這種期待，使日本在安全上加強與美國結盟的同時，比較注意與聯合國、與東亞各國特别是中國的協調。
　　
　　  但是九一一事件後，小泉政府放棄了對未來世界秩序曾抱有的多極或相對平等的期待，認為：“國際關係正向著以美國為中心的方向調整”②。因而將日本的對外戰略向著適應並利用美國的一超霸權以謀取日本最大利益的方向調整。加上小泉純一郎原來依托的森喜朗派的親美親台背景的影響，更使小泉政府在安全上加強與美國合作的同時，有意無意地減少了與聯合國、與東亞各國特别是中國的協調。
　　
　　      美國對日政策加劇“冷風”
　　
　　  中日關係“冷風”狀況的形成與明顯化，與近年來美國對日政策的調整也有著密切關係。
　　
　　    美國對日政策的基本内容是控制與利用。控制，即防止日本脱離美國的戰略軌道或成為可以挑戰美國地位的力量；利用，即利用日本為鞏固和加強自己在東亞乃至世界的戰略主導地位服務。
　　
　　  冷戰後，由於東亞地區成為世界經濟中最具活力的地區，中日力量的上升又使東亞格局面臨重要變化，東亞還存在朝鮮半島與台海局勢諸多熱點問題等原因，美國加大了對這一地區的關注力度，其戰略重心也出現了東移趨勢。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副國務卿阿米蒂奇在二○○○年十月發表了題為《要建立日美成熟的夥伴關係》的報告。該報告主張：為對付亞洲可能發生的危機，美國與日本應建立類似美英那樣親密關係。這一主張基本為布什政府所接受，成為美國對日政策的重要指導思想。因此，布什政府成立初期，將克林頓政府時期所採取的在中日間保持一定程度平衡的政策，改變為抑中揚日的政策，例如宣佈釣魚島屬於日美安保範圍等。九一一事件後，由於反恐與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成為美國的頭號戰略目標，中美關係有所改善，但美國並沒有放棄與日本建立類似美英那樣的親密關係的努力，積極鼓勵與推動日本在東亞乃至世界範圍内更加充分地發揮美國的軍事盟友的作用。
　　
　　  伊拉克戰爭後，美國的主要力量被牽制在伊拉克和中東地區。據美國有關專家估計，在布什總統第二屆任期内，美國也難以實現從伊拉克撤軍；而且在十年以内，美國的軍事重點可能無法從中東地區轉移，這必然使美國在東亞等地區的力量捉襟見肘。而這段時期，正是中國力量發展的關鍵時期，也是正在興起的東亞多邊合作發展的關鍵時期。上述形勢的發展，有可能導致兩個結果：其一，中國軍事力量的發展，鎮懾住了台獨，中國得以實現和平統一，中國在東亞的戰略地位迅速上升；其二，以東亞多邊合作的發展基礎，中日實現和解，奠定東亞共同體的基礎。
　　
　　    以上兩種結果都是美國不願看到的。
　　
　　    去年七月一日，當“十加三”外長會議決定在今年和二○○七年分别舉行第一、第二次東亞峰會，討論建立東亞共同體問題時，美國作出了強烈反應。去年七月十四日，美國國務卿鮑威爾對日本媒體嚴厲表示：“主權國家的人民有自由行動的權利。但是他們的行動不應破壞美國同亞洲朋友之間非常好而且牢固的關係”。還説，亞洲已經有不少多邊組織，如APEC以及ARF等，“我們至今不相信有必要達成新的協議”③。為了防止這兩種結果的產生，美國更加積極地要求日本在東亞地區擴大軍事作用。這樣，一則可以利用日本力量，彌補美國在東亞力量的不足；二則日本在東亞地區擴大軍事作用，會惡化與中國及東亞其他國家的關係，從而可以達到阻滯中日和解以及東亞多邊合作發展的目的。
　　
　　  為了達到上述目的，美國要求日本修改憲法，取得集體自衛權。去年七月二十五日，阿米蒂奇對日本自民黨國會對策委員長中川秀直表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也必須為謀求國際社會的利益而在軍事力量方面作出貢獻。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就難以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④。八月十二日，鮑威爾對日本媒體表示：“對於日本憲法第九條對日本國民來説是多麽重要這一點可以理解。但是，日本要想履行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義務，就必須根據上述觀點來考慮修改憲法第九條”。⑤
　　
　　  同時，在東亞軍事部署和力量調整中，美國力圖向前推進東亞作戰指揮位置，加強美日軍隊的一體化作戰能力，強化對台海等熱點地區的干預能力，以在事實上提升對日本的控制並擴大日本在東亞地區的軍事作用。例如，要求將美陸軍第一軍司令部從本土遷往日本座間；要求讓美軍進駐琉球伊江島基地、九州島築城和新田原的兩個基地；要求日本航空自衛隊進駐横田和沖繩的美空軍嘉手納基地；要求美日空軍進駐臨近台灣的下地島基地，作為其“擴大行動範圍以及迅速反應的戰略平台”等等。
　　
　　  美國對日政策的上述調整，必然會加劇中日關係的“冷風”狀況。
　　
　　        日本國内因素的影響
　　    當然，中日關係“冷風”狀況的形成和明顯化，離不開日本國内因素的影響。
　　
　　  冷戰後，由於國際格局的變化和日本自身力量的增長，日本日益不滿戰後雅爾塔體系的限制，要求擺脱這種限制，成為“普通國家”。一九九三年，日本政治家小澤一郎首先在《日本改造計劃》一書中公開提出這一要求。這一要求主張日本修改憲法，擁有軍隊和集體自衛權。但由於歷史原因和日本國内外和平要求的壓力，小泉内閣以前的歷屆日本政府尚不敢公開表示日本要擁有軍隊和集體自衛權；自小泉政府開始，這一要求公開化了。以此為背景，加上美國的推動，日本在軍事上顯示出較以前明顯積極的傾向。例如，去年十一月通過的新《防衛計劃大綱》規定：“在新的安全保障環境下，日本的防衛力建設，一方面要繼續繼承原來‘基礎防衛力構想’的有效部分，另一方面必須根據新的威脅和事態的多樣化，採取相應的有效措施”，又規定“為了進一步保證日本的和平與安全，必須以主體的姿態，積極參加以改善國際安全保障環境為目的的‘國際和平協力活動’”；明確表示日本軍事力量的發展將突破原來的“基礎防衛力構想”的限制，軍事活動範圍也將大大擴展。
　　
　　  在這種積極的軍事傾向下，日本對中國軍事力量的發展表現出高度的敏感，將海洋調查船問題以及因技術事故而產生的潛艇事件等具體問題，上升為中國擴張戰略的反映。例如，新《防衛大綱》確認：中國“正謀求擴大在海洋的活動範圍”。日本參議員、自民黨“海洋權益工作組”負責人武見敬三更認為：“中國的海洋戰略可能是：把太平洋西側海域納入本國的勢力範圍，把台灣作為本國領土而合併；與此同時，對從波斯灣到東北亞的海上通道進一步施加影響力”⑥。
　　
　　  而由於世代更替等原因，日本在歷史認識問題上出現了新的動向。據日本輿論調查，日本老中青三代人中，中年人反對小泉參拜靖國神社的比例最高，因為這一代人既比較瞭解侵略戰爭的後果，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又主要接受的是清算侵略戰爭的敎育。而青年一代離戰爭已很遥遠，在冷戰後日本政壇嚴重保守化的條件下，所接受的關於歷史問題的敎育不如戰後初期那樣鮮明與積極。這使一部分日本右翼政治家關於歷史問題的錯誤言論和行動較以前容易在社會上得到呼應，而中國等東亞國家對這種錯誤言論和行動的批判則反而容易引起不滿。
　　
　　    上述情況與對中國軍事力量發展的誇張性認識相結合，極易形成對中國的反感和恐懼。而極少數中國人在日本犯罪和亞足杯少數球迷鬧事等問題，經媒體放大，更對上述情緒的形成與發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日本政界一些對中日關係抱積極態度的政治家大多受到排擠，甚至一些為日本的經濟利益而要求改善中日關係的經濟界人士也受到打壓，例如富士施樂公司董事長小林陽太郎勸説小泉不要繼續參拜靖國神社，而遭到右翼分子投擲燃燒瓶等方式的威嚇；而對華強硬派則往往佔據要津，推動中日關係的“冷風”狀態，持續地發展。
　　
　　        “冷風”不止中日關係危險
　　    最近的一系列情況表明，中日關係的“冷風”已由歷史認識和外交層面的矛盾，提升到安全領域的摩擦，帶上了以往所沒有的危險性，極應引起兩國高度重視，以防事態惡化。
　　
　　    日本方面應該看到，如果繼續放任現在“冷風”的發展，不但將冷卻“經熱”，使日本經濟復甦希望化為泡影，還會嚴重破壞日本的安全環境，陷日本於動蕩之境。
　　
　　    中國方面應該看到，中國的和平發展，離開良好的中日關係是難以實現的，並應從這樣的戰略高度出發，處理好歷史認識等問題，下大力氣做好日本人民的工作，使新時期的中日關係能有深厚的民眾友好基礎，從而避免中日關係大的波動。
　　
　　  如果中日兩國採取以上態度，掃除“冷風”，不但能使政治、經濟相互促進，克服現在的危險局面，還能夠以兩國的協調，促使中日美三角關係向著相對平衡的良性循環方向發展，為建立東亞共同體，爭取東亞的長久和平、穩定與繁榮創造良好的條件。
　　
　　註釋：
　　
　　①平成四年版《防衛白書》第四至五頁。
　　
　　②平成十六年版《防衛白書》第三頁。
　　
　　③《朝日新聞》二○○四年七月十五日。
　　
　　④轉自《今後四年是日本的分水嶺》，載日本《選擇》月刊十月號。
　　
　　⑤同上。
　　
　　⑥“如何維護日本的海洋權益”見日本二○○五年《世界週報》。
　　
　　（原載《中國評論》二○○五年五月號，作者係上海社科院亞太所副所長，上海交大環太平洋研究中心主任、敎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