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馬英九在“黃金十年，台灣願景”系列的最後一場記者會上，提出考慮在未來十年內研議與大陸洽簽“兩岸和平協議”的議題，引起島內輿論的高度關注。在學界和民調都看好的形勢下，馬卻在綠營的“兩岸一旦簽訂和平協議，會改變台海現狀”，“和平協議是統一時間表”的汙名化壓力下，自亂方寸，在原本設下的三個幾乎不可逾越的前提下，倉促加碼，提出“十項保障”及“和平協議需公投”等等。馬英九的搖擺反復，使綠營見獵心喜，不僅“打蛇隨棍上”，趁機提出“公投修法”；對手蔡英文更提出“正式邀請馬英九在一周內，啟動公民投票法修法的兩黨協商”。一時間，原本略顯沉悶的今次島內大選，仿佛被投下一塊大石，激起層層漣漪。 

　　兩岸洽簽和平協議，本是“國共五項願景”之一，早在2005年8月就已納入國民黨黨綱，也是馬英九在四年前大選時提出兩岸關係政綱的內容之一，並非什麼新鮮議題。馬當選後，於2008年10月18日，在接受外國媒體採訪時，亦明確表示他願努力在任期內儘量完成與大陸簽署和平協議。由於主客觀種種原因，此後三年多馬英九非但沒有實踐他這項競選政綱，更是再無提及“和平協議”四字。此番舊事重提，既是馬英九對四年前的支持者及大陸方面呼籲的回應，又有選舉的現實政治考慮，希望凝聚泛藍陣營人心，以抵消宋楚瑜參選的影響和衝擊。 

　　遺憾的是馬英九面對壓力，前後搖擺不定，並拋出“公投”說，可謂自毀長城，犯下政治大忌。“公民投票”起源於古希臘，本意是理性社會對於影響國家的重大政治事務作決定時，為快捷、有效達成共識，所採取的一種直接民主程序。其前提是必須具備公民社會、資訊的真正自由、議題需要兼顧理性和可回答以及人民必須對公投的過程和結果擁有共識。由於公投本身具有欠缺協商、屬於零和博弈的制度缺失，容易形成多數暴力和民粹主義，造成社會分裂；因此，當今世界大多數發達國家鮮有公投的憲法地位，少數國家即使採用，也都謹慎從事並設有種種限制，以防其成為民粹主義狂熱分子的工具。一如政治分析家所言，歷史上最喜歡搞公投的有兩類人：一類是野心家，目的是奪權；另一類是弱勢領袖，挾持民意以制衡對手。 

　　陳水扁當政時曾多次提出公投主張，企圖綁架民意，利用公投達到台獨目的，理所當然的受到島內民眾、反對黨及大陸和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對。馬英九當年也曾高調反對陳水扁濫用公投，斥之為“希特勒等獨裁者的工具”。何以今天會如此突兀地提出公投主張，讓民進黨有機可乘，弄得自己灰頭土臉？ 

　　其實，如同島內有識之士所論，“只要國民黨健全相關的論述，自可不畏歪曲誣衊”。馬政府只要堅定信心，大可不必支支吾吾、躲躲閃閃。兩岸的持久和平，難道不是台灣民眾所期盼的嗎？和平發展已經關係到島內所有民眾的切身利益，台灣的主流民意難道會對此有不同意見嗎？想通了這些，就會放下患得患失的心結，就能做一個坦坦蕩簜、引領群眾走向歷史正確方向的政治家；而非一個只會跟著群眾走，無責任、無擔當的政客。 

　　一個和平協議竟然能在島內掀起軒然大波，這一方面說明了民進黨操弄民意、顛倒是非左右輿論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印證了和平發展是一個長久的歷史進程。任何急功近利的想法都是不切實際的，沒有一個長期的和平發展蓄積和共同利益、共同家園、共同記憶、共同認同的建構過程，台灣社會對祖國大陸短達六十餘年、長達一百餘年的由於割裂、分離、隔閡所產生的偏見、誤解、怨懟，甚至是敵對認同和意識形態的堅冰能夠化解得開嗎？！ 

　　和平發展作為兩岸關係的歷史大趨勢，是不可逆轉的。但她的演進過程也同樣需遵循歷史發展的規律，決不會是一帆風順的直線前行，她也必然會出現曲折反復，必然會按照歷史的規律螺旋式前行。台灣已是一個選舉社會，藍綠兩大陣營長期對峙，誰也無法保證能長久執政。在和平發展的初級階段，由於民進黨未放棄台獨主張，因種種不可測的因素而導致其重新上台的可能性是現實存在的。如果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當然會受到嚴重影響，會出現波折起伏，但和平發展的歷史大趨勢是不會也不可能改變的。最多是讓台灣民眾更深切地體認到台獨對台海和平與繁榮穩定的危害，更深刻地感受倒行逆施之苦，在飽受了欺騙、苦難和困頓之後，台灣民眾必然會做出正確的選擇，必然會體會到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必要性和唯一性。對此，我們應該具有充分的戰略信心。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制度化和理論化建構，應該說才剛剛開始。她既是一個理論問題，又是一個實踐問題，需要兩岸各界人士來共同關心、共同設計、共同構建，並在實踐過程中不斷予以落實與改進。如同學者所建言，建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大廈，首先應該打下經濟、文化、政治互信、軍事安全互信支柱。如今，這些支柱有的已經打下，如經濟的ECFA協議；有的正在打造，如文化協議；有的還在循序漸進地累積和設計中，如政治互信和軍事安全互信。這些支柱打好了，兩岸從此不再敵對，民眾的認同問題就能夠得到徹底的解決。和平協議的簽署是這些支柱鍛造完成的標誌，也是兩岸和平發展歷史大趨勢的見證和里程碑。

　　（原載2011年12月號《中國評論》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