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中旬，越南因所謂中國在西沙海域勘探石油事件，挑唆民眾反華抗議，在其國內引發大規模暴亂，台資和中資企業首當其衝，成為受害者。菲律賓也不甘寂寞，自去年向國際法庭提出南海仲裁案後，今年更在國際勢力支持下，加緊所謂國際訴訟進程；同時，也進一步加強對南海爭議海域的執法，彰顯其主權立場，抓扣我漁民。而美國，則提出要求台灣將南海U型線（九段線）由來以及歷史依據和內涵說明清楚。南海風雲變幻，已將兩岸海洋合作以倒逼的方式呈現出來，兩岸任何一方，都必然是相關的當事方，絕不是簡單的回避以及不與對方合作，靠自己單打獨鬥就能處理好海洋主權和中華民族的海洋權益問題。 

　　關於中國的海洋主權爭端問題，在東海方面，主要是釣魚島列嶼；南海方面，則主要集中在南沙、西沙群島方面。釣魚島由於二戰後由美國直接掌控，在上世紀70年代初，日本通過各種手段，從美國手中取得所謂“行政管理權”。但美國人的這一行為並未和主張釣魚島主權歸屬中國的“中華民國”政府協商，在海峽兩岸引起巨大反對浪潮。美國的台灣留學生組織了大規模的保釣運動，台灣當局1970年將釣魚島列嶼劃入宜蘭縣頭城鎮管轄。在70年代初中期中日建交時，大陸政府以“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原則，成功處理了釣魚島問題，中日雙方將此問題冷藏擱置了20年。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由於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中美之間的戰略合作終結，日本借機開始擴大釣魚島執法，企圖造成事實主權的現實，引起中日兩國的海權糾紛。進入本世紀後，這種糾紛由於日本進一步將釣魚島“國有化”，中國政府強化了對釣魚島的海洋巡視與執法，使矛盾驟然激烈。台灣在此爭議期間，官方態度雖然明確，但出於戰略考量，不敢和大陸聯手抗爭，抱著得過且過心態；其內部一些獨派人士更主張釣魚島應屬日本，可謂喪權辱國。 

　　南海方面，中國政府先後在70和80年代，與南越政權及越南當局在西沙、南沙海域打了兩場規模不大的海戰，成功收回一些島礁，有力地維護了南海主權。台灣在南海雖勢單力薄，但長期堅守在南沙最大的太平島和東沙群島的東沙島上，維護了中華民族的祖產。 

　　兩岸海洋合作，早在20多年前就已提出。大陸的立場主張一貫而且明確，就是兩岸要加強海洋合作，共同維護中華民族的海洋權益。而台灣方面，限於當時的歷史背景和時空環境，不可能提出具體的兩岸共同維護海洋權益政策，但官方人士的表態，透露出願意合作的立場。如九十年代初期時任台灣“國防部長”的孫震就曾表示“不會阻止也不會排除與中共交換意見，探討和平發展與管理南沙群島的可能性。”1994年，台灣陸委會委託學者研究撰寫了《兩岸就南海諸島事務進行對等合作可行性之研究》報告等。但其後在九十年代後期，李登輝放棄與大陸合作，改采對抗政策後，台灣的海洋政策立場丕變，東海方面，其“釣魚台案工作小組”明確提出“不與中共合作解決”的工作原則；南海方面，則認為秉持與大陸同一立場，得罪東盟，最後受益的是大陸方面，而非台灣方面；遂對南海政策進行調整，不再在國際場合與大陸秉持同一立場。民進黨上台後，延續了這一政策。 

　　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後，馬英九宣導的海洋政策“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和平互惠、共同開發”，雖說與大陸的主張高度相似，但其仍秉持“在維護海洋主權上不與大陸合作”的立場。因此，兩岸的海洋合作，雖然談論多年，仍處於說多做少，未有具體合作規劃的階段。 

　　兩岸海洋合作，毫無疑問事關兩岸未來發展大局。從兩岸的戰略利益和發展需求上看，忽視海洋，也就忽視了未來。而在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背景下，周邊各國對中國的海洋權益虎視眈眈，都想趁機從中牟利。台灣僅憑一己之力，別說維權，恐怕連現有的權益和南海島嶼都難以維繫。因此，兩岸海洋合作勢在必行。 

　　那麼，當前兩岸海洋合作面臨的主要障礙與難點在哪呢？問題主要出於台灣方面。台灣現在的心結主要有2點： 

　　其一，是所謂戰略考量也即是“戰略選邊”問題。台灣執政者在選擇“朋友”還是選“兄弟”上遊移不定。由於冷戰心態仍未消除，台灣對大陸防範心態乃至敵對意識非常強烈，心理上還是想依附在美國老大身邊，求取安全保障。 

　　其二，是台灣的政治地位未定，台灣的“海洋主權”認知不明，台灣希望先明確地位（主權地位），再談合作。 

　　這2點其實不難開解。首先，美國是根據它的國家利益行事，絕不會為台灣利益作出犧牲。其次，世界格局已經發生重大變化，全球化時代，各大國相互依賴加深，地緣經濟取代了冷戰時期的地緣政治格局。台灣如果還抱著冷戰思維看待國際局勢，肯定是要碰釘子的。不久前台官方要員在華府表態要加入美國“重返亞洲”戰略隊伍，遭到美國冷遇，就是明顯的例證。台灣對此應深刻反省。第三，台灣的政治地位，必須通過兩岸政治談判解決。當前，在“一個中國框架”之下，兩岸海洋主權重迭，主權立場理所當然應該保持一致。面對中華民族整體利益，兩岸在民族大義面前應該超越分歧、協同合作。 

　　涉及兩岸海洋合作的具體事宜，考慮到台灣方面的顧慮和壓力，兩岸的海洋合作可以先從學界、民間性質的合作入手，逐漸過渡到公權力的護漁、海洋開發、環保、反海盜以及維護兩岸海洋主權上。當前，最急迫的，應該是如何向國際社會就南海U型線的由來、性質、內涵、歷史依據等提出具有法理意義的證據和論述。雖然我們不承認、不參與所謂國際法庭的仲裁，但做好充分準備，提出法理和歷史依據還是十分重要和必備的。而這，也正是民間機構和學界可以充分發揮作用的地方。兩岸可以共組專家團隊，相互開放有關檔案，共同研究，共同向國際社會發表研究報告。這樣，才能做到共同維護主權和祖權。 

　　總之，兩岸海洋合作應該遵循由易到難、從低級到高級、從經濟性、事務性、功能性領域到全方位領域的基本原則。這樣可以減少台灣方面對於開展軍事安全合作的敏感，減少台灣方面的壓力和阻力，務實開展兩岸海洋事務合作。 

　　（原載2014年7月號《中國評論》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