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至11日，倍受兩岸關注的“台北會談”研討會在台灣舉行，會議的主題是“強化認同互信，深化和平發展”。兩天的會議，日程排得滿滿的，中午僅一小時吃便當的時間，下午繼續討論。與筆者以往參會經歷不同的是，即使到了第二天下午，出席會議的學者依然精神飽滿、全程與會，會場上始終人頭攢動，發言踴躍。足見兩岸學者對此次研討會的重視，這也是中共十八大後和平發展暖風勁吹，兩岸關係人心思動的具體表現。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研討會兩岸紅藍綠三方均派出陣容強大的學者隊伍出席，雖然三方學者對於台灣社會近年來出現嚴重的兩岸認同撕裂問題各自有不同的解讀，但三方主流學者能夠平心靜氣地坐下來，實事求是地分析、研討認同與互信問題，並針對當前兩岸關係發展中出現的各種問題提出各自的意見和建議，討論解決和修補之道，就已經是一個顯著的進步。同時，也顯示了兩岸三方是可以坐在一起，就複雜的政治問題開展政治對話及探討的。 

　　總體來看，出席會議的綠營學者基本停留在既有的立場和政策宣示階段。對於台灣社會近年來出現的兩岸認同撕裂現象，他們認為是大陸打壓和台灣社會追求民主化、自由化和本土化所致；對於兩岸關係發展，除了提出一些“強人所難”、根本不可能實現的政治前提和要求外，未能提出具有建設性的意見，顯示當前民進黨主流派對於兩岸政策調整的基本態度和建構兩岸關係論述能力的貧乏。 

　　藍營方面，又分為體制派和非體制派兩類：體制派學者對於台灣社會主體意識高漲、兩岸認同出現撕裂表現出某種程度的複雜情緒。他們認為，兩岸認同撕裂的原因複雜，一方面有反對黨長期主張台獨、造成台灣社會分化，部分民眾的國家、民族認同發生變異的原因；一方面也與大陸在國際社會擠壓“中華民國”的國際空間、不能正視“中華民國”的客觀存在有關。體制外的學者則認為，由於台灣在李扁執政時期通過台獨史觀和“同心圓”教育，造成年輕一代出現認同異化。而國民黨執政後，又未及時在史觀教育上撥亂反正，加上執政黨未能清晰闡述自己對於兩岸關係未來發展的願景，未能建構有別于李登輝時期的兩岸關係新論述；而執政者主導的“分治論述”固然一方面加強了台灣民眾對“中華民國”的認同，另一方面卻也導致了對兩岸認同的排斥和主體意識的增加。這種一味躲避、拖延兩岸政治談判，以“分治”為目的的施政方針，造成台灣年輕一代失去方向，出現嚴重的認同混亂。 

　　大陸學者則認為，兩岸的認同與互信，涉及兩岸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及心理等各個層面。台灣社會出現兩岸認同撕裂，既有兩岸分離百餘年深刻的歷史、政治等因素所致；也有台灣政黨、政治人物多年來刻意塑造分裂史觀和分離意識所致；更有由於兩岸關係發展不全面、不深入，兩岸迄今未能展開政治商談，兩岸之間主要的政治矛盾大部分都未解決，這種深刻的結構性矛盾，勢必經常性引致兩岸關係發生問題。如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就是最顯著的例證，加上政治操作，出現認同撕裂是可以預見的。對於台灣出現的兩岸認同撕裂問題，既要高度重視，也不能因此動搖信心，失去對兩岸關係發展的基本判斷。 

　　早在兩年前，就有台灣學者就台灣社會日益嚴重的兩岸認同撕裂問題提出質疑與探討。如著名的兩岸關係專家邵宗海教授指出，這種認同撕裂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出現，由初期的一成左右發展到中後期的二、三成，到本世紀初民進黨執政時達到四成多；而馬政府上台後非但這種趨勢未能得到扭轉，反而有越演越烈之勢。據悉，最近的民調顯示，已有過六成的台灣青年人認為兩岸是“一邊一族”。何以會出現如此嚴重的情形？除了前面所提及的各種原因外，民調設計的刻意引導也是主因之一。熟悉民調程式的專家指出，在民調過程中，有近十個關鍵步驟，只要其中一個稍有差池，便會得出“失之毫釐，差之千里”的失真結論。因此，穩健的民調工作者都會慎用民調。 

　　還有一個重大的背景，是學者們較少提及的，就是中國大陸的快速崛起與台灣民眾對此的不適應以及由此產生的焦慮感、不安感、恐懼感和失落感。曾幾何時，台灣還一直領先於亞洲四小龍，台灣經驗還為世人所津津樂道；如今，卻成為四小龍之尾，台灣的金字招牌黯然失色。這種強烈對比深深投射在民眾內心深處，造成心理不平衡，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來調適。也因此，兩岸認同的撕裂與修補是需要經歷相當一段時間過程的。 

　　當然，台灣社會兩岸認同撕裂問題的最終化解之道，還是需要靠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只有通過發展，才能解決這個難題。如前所敘，在兩岸結構性政治問題未得到解決之前，兩岸要達成高度互信和認同，幾乎是不可能的。隨時可能被一個小小的突發或偶發性事件破壞好不容易累積的互信，如“東京影展”事件、最近的大陸“護照事件”等。這些都是值得兩岸有識之士深入思考的。 

　　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希望雙方共同努力，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探討兩岸政治關係的安排，首先涉及雙方的政治定位。過往60餘年的兩岸定位，前30年是“匪來匪去”，屬敵對關係；後30年至今，是“台灣當局”和“大陸當局”或“中共當局”，屬於中性詞彙。未來雙方必須通過政治對話及政治商談來解決彼此的政治定位問題，這個政治定位完成後，雙方的關係更加明晰，從而從根本上解決了政治互信問題。從十八大報告中，我們不難看出大陸方面對此的考慮：首先，這個定位是雙方共同努力，探討後達成的定位，而不是任何一方的自行界定；其次，這個定位是“現在進行時”，即符合雙方現狀；第三，“合情合理”表明這個定位不會強人所難，一定會是兩岸最大政治公約數的體現。 

　　這個政治公約數究竟為何？我們沒有現成答案。這是需要兩岸雙方共同努力探索達成的。也因此，我們希望兩岸一方面擴大交流合作，建立派駐對方的辦事處，全面修改不合時宜的法律法規等；另一方面，我們也希望兩岸能夠儘早開始政治對話乃至政治商談，探討兩岸未來的政治關係。此次在台北，筆者會上會下接觸了不少兩岸關係的“老行尊”，傾聽和請益了不少問題，收穫頗豐。記得一位尊者表示，這幾年執政黨利用各種機會與大陸領導人會面時，無不提出請大陸考慮協助處理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事實上，也真的收到很好的效果。他指出，“國際空間”問題是不是政治問題？是否屬於“難題”？答案當然是肯定的。既如此，為何馬政府又屢以“先經後政”、“先易後難”來回絕大陸的政治對話、政治協商的要求？可見事在人為，還是需抓住機遇，儘快啟動兩岸政治對話和政治商談機制，使兩岸關係真正做到可長可久、和平發展。兩岸的互信與認同，也就在此過程中逐步鞏固與達成了。 

　　（原載2013年1月號《中國評論》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