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先父逝世二十四週年紀念。當我捧着這部凝聚着先父畢生心血的著作——《天蠁樓詩文集》，歷經數十年的風風雨雨之後，在廣州市政協和荔灣區政協的大力支持和編委會的積極努力下，得到公開出版發行，心裏感到無比的欣慰和激動！我想先父在九泉之下亦當可告慰了！捧書思人，睹物思人，先父生前的音容笑貌、爲人處事，仿佛就在眼前，他對詩詞藝術的不倦探索情景，就像電影一樣，一幕一幕浮現出來。

　　愛國殷商黄顯芝先生

　　父親出生於一個商人家庭。一九四八年，祖父黄顯芝八十一壽慶，我在中堂壽屏的金字長文中約略瞭解到他生平的一些事迹。現在，事隔半個世紀了，當時我年僅十一歲，能憶及的自然是極爲有限的了。盡管如此，一些往事在我的腦海中仍是十分深刻的。

　　在辛亥革命時期，祖父是廣州市米糠行業中具有影響力的行尊和首富，全盛時，沙基米鋪約有十二間屬他擁有。孫中山先生領導國民革命，正是三軍未動糧草先行。廖仲愷先生與我祖父爲好友。通過廖先生，祖父多次巨量捐贈糧餉支援革命，陳炯明叛變事件發生後，中山先生避於珠江白鵝潭永豐艦，祖父不避難險，運糧補給。事後，廖仲愷先生代表國民政府頒嘉奬令，嘉奬令的首句是：“愛國殷商黄顯芝，因支援國民革命有功……”。

　　乙卯年廣東水灾，祖父令所屬糧倉開放，派出十餘艘船艇，沿珠江上下，發放米糧。對不幸罹難者，贈棺殮葬，對傷病者，施藥救援，因而爲灾區民衆稱頌。

　　省港大罷工，祖父與罷工委員會合作，並取得經營米糧進口許可，保证了廣州市民和十萬罷工工人的口糧供應。

　　革命軍北伐，祖父亦以糧餉支援。

　　因此，祖父八十壽慶時便榮獲當時政府頒贈牌匾嘉奬：“輸忠行義”、“忠忱義行”。題詞者有當時政府主要掌政者蔣、宋、孔、陳、孫、李、白諸公，廣東省、廣州市衆官員亦莅臨致賀。

　　壽慶之後，祖父退隱，回原籍南海縣横江鄉居住，吃齋念佛經。土地改革時，被定爲工商業地主。由於無血債，無民憤，他可能是南海縣土地改革運動中唯一未受體罰的地主了。農民讓他安坐椅上接受批判鬥争。土改運動結束，祖父自由地回廣州居住。一九五三年冬，偶感不適，手持佛珠，端坐床上，安然辭世，終年八十七歲，葬於廣州市郊龍眼洞高山之巔。祖父的爲人行事，及他對革命和工人運動的支持，對父親一生事業影響很大。

　　兒時趣事

　　我家住於廣州市西關。西關古老大屋的門有三重：脚門、趟櫳和大木門。由横向圓木等距排列搆成的趟櫳給人一個獸籠子的感覺，小孩子最喜歡在此學攀登。向上爬，脚下蹬的是没有生命的圓木頭，而且只爬高兩三格，母親不會怪責的。

　　放暑假了，母親會帶小兒女們回横江老家住幾天。我好奇，五哥大膽，都喜歡尋幽探秘。只一天，黄家莊附近的大街小巷、天後古廟、横江小學，連遠處荒地停放棺木的義莊也參觀過了，只有黄家先祖大祠堂浩然黄公祠尚未内進參拜。天色近晚，祠堂内點燃了油燈香火，烟霧彌漫，隱約見到一排排的神主牌。浩然黄公來自新會杜阮，遠祖來自南雄珠璣巷、中原地區，源遠流長，怪不得神主牌那麽多了！陰闇的祠堂後堂，又安放着什麽呢？心思思，真想知！

　　晴天，中午時分，我和五哥溜進了祠堂的後堂。那裏安放着一行行一列列的木架，架上整齊竪立着一塊塊的木板片。板片上有刻字，字是反轉的，很難辨認。五哥機靈，拿一塊木板在陽光下看。他認出來了：靈棋經、漢、東方塑……五哥笑了，以爲尋到他最喜歡的象棋譜。怎麽經文不是常見的砲二平五，馬八進七，而棋子又只有上中下三種？我也認出來了：中間那一行是“芋園叢書”四個字，是爸爸的書版。糟了！忘記了手中的書版是從哪一格拿出來的，不能把書版放亂了啊！還是五哥有辦法，先查找放靈棋經的書架，再查看中行下方的頁數編號,七六五四三二，手上的書版編號正是一！一頭大汗，一下子全身酸軟，要坐下來歇息歇息。

　　踏進家門，姐姐瞪大了眼看着我倆，笑着叫着：“媽媽！回來了！花面猫，兩只花面猫！”我看看五哥的臉，又紅又黑；看自己的手，滿是灰塵、汗水和溶解了的墨！

　　媽媽從房内出來，見我倆的模樣，知我倆到過祠堂的後堂，她也笑了。

　　媽媽幫我倆用清凉的井水從頭頂洗至脚跟，似有所思，似有所憶，自言自語説道：“三只、三只花面猫！”奇怪了，怎麽多了一只？

　　家門外沿墻壁放有幾大塊黄色的蠟石，是晚飯後小子們都争坐乘凉、在那裏聽媽媽講故事的好地方。那天晚上媽媽説起爸爸兒時的一件趣事：那時爸爸只有六七歲，祖母帶同爸爸往探姨丈。在姨丈家吃過點心後，爸爸就失了踪。姨母在藏書樓的書版堆中找到了他，把他抱回來了。姨丈一見我們的爸爸，哈哈大笑説：“花面猫，花面猫！”媽媽講的這個故事，逗得我們都笑了，哈哈，三只花面猫！多出來的那一只，原來是……

　　好而知之

　　聽前輩老人説，爸爸年少時是十分勤奮好學的。每次探望姨丈，他就會走到姨丈藏書樓，觀看姨丈在那裏埋頭校核書版，爸爸則站在姨丈身旁，對那些書版左看看，右看看，瞪大着眼睛，極力想認識更多的字，常向姨丈發問：這個是什麽字？那個是什麽字？姨丈樂了，把爸爸抱在懷中就用胡子擦。然後姨丈就耐心地教導和指點他，把墨涂在書版上，把書版上的字印在紙上，教爸爸正面認字，反面認字，這個字是由什麽形象變化來的，那一個字的寫法又是怎樣演變的……小姨甥來了，姨丈就不能專心工作，小姨甥問個不停，姨丈就教個不停。在一九二三年他廿一歲的年紀，就能寫出《廣州部曲將印歌》及《廣州部曲將印考》如此專業性的考證文章及詩歌。爸爸掌握和積累的許多知識，都是這樣依靠勤奮學習得來的。在一九二九年已能看懂石鼓文，且考證出它是周平王三年秦襄公之兄犬丘世父所作的結論。能分辨出土的商、周、秦、漢時期青銅器上的銘文古字。怪不得爸爸詩詞中一些遣詞用字，要在《康熙大字典》、《辭源》、《辭海》等鉅編中才能查找得到讀音和解釋。

　　好讀書，不求甚解，進而求解，究本追源，經、史、子、集，皆作探尋。日月有功，自必有成。我經常看到爸爸好學不倦，手不釋卷。讀的書範圍很廣，博覽群書，晚上一般都要到深夜才睡覺。真是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天。

　　一九七五年元月二日晚，父親看書至深夜，在床上還拿出寫有詩畫的摺扇觀賞了好一會兒才躺下休息。第二天中午就出事了，父親在小花園窗下跌倒，傷了頭顱，六小時後即去世了。

　　家塾教育

　　南海縣平地鄉有位老先生慧眼識賢師，延聘了黄祝蕖先生主持設於渡頭村的家塾，訓教其内外兒孫，兼及近鄰學子，他就是我的外曾祖父陳善儔老先生。陳老先生有兩個黄姓女婿，那就是横江鄉的黄顯芝和平地學政村的黄任恒。姨公黄任恒，字秩南，號述窠，精研經史考古金石之學，終生讀書著述，富藏書，藏書樓在珠江南岸，名保粹堂。粹者，國之瓊粹也，以保國粹爲己之責。祝蕖先生與秩南姨公年歲相若，以道德文章相砥礪，結爲摯交，與我的祖父黄顯芝亦交篤。祖父兒女衆多，祝蕖先生乃親臨横江鄉上門授課，此亦因横江、渡頭村鷄犬相聞，爲近鄰也。

　　大伯父黄耀卿酷愛古文、四書五經。師從祝蕖先生，亦以先生爲楷模榜樣，樂於育才傳道。甫成家，以家爲塾，朗朗書聲，達於户外，路人駐足而聽。

　　我對大伯父最深的印象就是他那清瘦的臉，深藍色的長衫，黑布鞋，在廳堂内慢慢地踱着方步，摇頭擺腦地對學生朗讀經文：“子曰……子曰……”

　　父親年少時也喜歡模仿他哥哥的樣子，把雙手置於腰背之後，煞有介事地“子曰子曰”來回走動，還没有學認字，已經先把哥哥讀出聲的文章詩句，都記下來了。

　　祖父在廣州營商，父親隨祖父居於廣州，到入學之年，即拜嚴炳漢、勞錦章、陳祥和、岑荔浦爲師。閒暇之時，祖父母帶同父親到南岸探望姨公黄秩南，就有在藏書樓中找到只花面猫的趣事。姨公説：“孺子可教也！”亦教父親誦讀詩詞，父親的嗓音很好，吟誦之時，聲情並茂。姨公大樂，一唱一和，碰巧黄祝蕖、黄慈博也來了，以詩詞稱譽南粤的“三黄先生”合唱，加進了一個也姓黄的童聲。姨公的家，成了文人雅集之所，也是教導孩童誦讀詩詞的臨時家塾。

　　南粤詩詞，在近世的朝代興亡，社會變革，灾害戰亂中增添了豐富多彩的内涵，前輩們寫出很多可傳可誦的篇章！可是，難啊！這些詩詞所用的繁體字、古體字、异體字、詞語典故的出處、含義，現代人能認知多少呢？讀傳統中文變得有如讀外文，如此之難，怎不令人慨嘆！

　　重游故鄉，只有在學校附近可聞讀書聲，大街小巷“勁歌金曲”的聲浪是那樣勁！如果能把家變爲塾，家亦塾也，有如大伯父的居所，姨公的保粹堂，多一些像黄祝蕖、黄任恒、黄慈博、黄耀卿那樣的校長、賢師，對年青一代的教育，就更有希望了。

　　南海詩人

　　父親早有詩名。他才思敏捷，在少時就有“南海詩人”之譽。十四歲作有《今古》這首詩，一九二九年二十七歲，北游時所作的《鷓鴣天》這首詞，已在本詩文集收録，在老一輩詩家中深受好評。

　　父親好學，受教於祖父輩長老，叔伯父輩及同輩的良師益友難以數算，在本詩詞集中記有名諱字號者百數，但亦有相當數量的故友知交的名字和相與唱和的詩詞删除缺失，現今印出者只是父親所作十之二三而矣。可以説，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前，南粤、港澳文化界知名人士，多與我父有不同程度的交往。

　　區季謀世伯在序言中稱我父爲“才人”，簡朝亮評吾父詩“甚合詩義”，胡熊鍔評爲“置之八代詩中允無愧色”，黎慶恩評曰“真奇文瑋制，今古獨步”，羅雨山贊曰：“南海吐明珠”，張大千直呼我父爲“詠雩詩人”。

　　《天蠁樓詩詞》中有這一段記述：已巳（一九二九年）春暮，陳樹人設紅棉讌於東山樗園。桂太史南屏首唱紅棉七律一首。父親得十首，報章傳刊，當時有“黄紅棉”之稱。黄凹園亦和作十首，題曰：“紅棉詩十首和詠雩”，其末章雲：“自有天才自不知，楚庭絶頂醉題詩。風流跌宕真才子，綺思纏綿亦可兒。未免有情斜日裏，幾回相見落花時。草堂舊事如提起，争唱吾家黄肇沂。”

　　父親有詩人之名，看來不假。與我父差不多同時成長的父親知交好友，偏愛以“南海詩人”稱譽吾父，這個雅號從何而來？直到父親去世以後，母親的一位堂弟（我稱他爲潜二舅父）從上海帶回父親少年就讀私塾時寫的三本作文本，交回我家保存，這三本“物证”以及舅父的一席話，這個問題才有了答案。

　　黄祝蕖在南海縣平地鄉渡頭村教學，與渡頭村相鄰的横江鄉、鹽步、黄竹岐、大瀝、泌冲一帶的學子雲集其門下。雖然外縣慕名來求學者亦有，但是學生多數是南海縣人。其中能詩者大有人在，如果我父親與伯父們一樣，留在家鄉，師從黄祝蕖，父親的詩詞再好，也不會有“南海詩人”之名。

　　父親在廣州上學。岑荔浦等老師主持的學塾是廣州名校，學生來自五湖四海。那時社會上的名人慣於在名字前冠以出處居所，如：九龍真逸陳伯陶，番禺吴道镕，九江朱次琦，番禺商承祚等。父親十歲能詩，其詩文習作經常取得最高分數，得到老師的嘉許，在同窗好友心目中是一個小詩人。父親是南海縣人，小同學們就給了他一個“南海詩人”的雅號。

　　誰在少年時未被小伙伴們加上個諢名别號呢？這些諢號有揶揄的，有贊譽的。有些好聽，稍後即被人廢棄忘掉；有些不好聽，却成了你的代名詞，伴你終生。總之，父親在少年時得到的雅號並没有受到其他南海籍的同學質疑和挑戰，就此流傳下來。

　　舅父比我父年紀小兩三歲，他也在岑荔浦的學堂求學。他知我父的詩文寫得好，就借去作範本，一借就是八十年。

　　父親十六歲拜簡朝亮爲師，行叩拜大禮。黄祝蕖和唱的那句詩：“草堂舊事如提起，争唱吾家黄肇沂。”指的就是簡老師訓育諸弟子門生的“讀書草堂”。

　　立人輔世

　　立人輔世是父親選擇的爲人宗旨。立人就是辦學樹人，傳立身處世聖賢之道，培育人才以興邦國；輔世就是造福社會，造福群衆。他身體力行，從不卷入派系名位之争。

　　他清楚社會潮流滚滚向前，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道理。能義無反顧地支援孫中山的革命，支持省港大罷工。他支援十九路軍抗日救國，他爲廣東文物展覽會努力工作，爲搶救祖國文物奔走呼號。

　　他受教於私塾，飽讀詩書。當伯父耀卿仍在家塾中執教“子曰”館時，父親却與衆鄉親共同創辦了新型的較現代化的鄉村小學——横江小學。裏面有優美的校園，寬敞的校道，有池塘，有高聳的芒果樹和大榕樹、影樹、夾竹桃和美麗的鮮花。在紅墻緑琉璃瓦裝扮起來的嶄新校舍中，有大禮堂、音樂室和教師辦公室以及一至六年級課室。在環形跑道外面的圍墻上有“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個大字。禮堂大門的鐵窗花鑲有“禮、義、廉、耻”四字。行“德、智、體、群、美”之全面綜合教育，聘請有大專畢業學歷者爲老師，父親自任首届校長。實行嚴格的教學管理，重視學生的品德教育。學生來自本村及附近四鄉，每日走讀。逢星期一早上全校師生要在學校操場集合進行周會，唱國歌，昇國旗後，就由校長訓話。那時父親二十六七歲，家住廣州西關寶華南，往返一次很不容易，但父親每次周會，從不遲到。學生免費入學，校風又好，尊師重教，遠近馳名。父親走到哪裏，鄉親們都親切地向他問好，叫他“黄校長”。

　　翌年，父親捐建之横江圖書館亦落成，面積不大，却玲瓏别致，坐落在横江小學校園的側邊。父親特地購置了王雲五主編的《萬有文庫》及其他富教育意義的書刊設備供鄉人閲覽使用。横江圖書館建成於一九三〇年，此時，廣東省鄉鎮級有獨立圖書館者，僅三數所而矣。

　　一九九〇年，南海縣横江小學重建，在附近地段挖出了重達千斤刻有“横江圖書館記”的碑石，碑文由黄榮康祝蕖撰文，黄金海書，商承祚篆額。父親與凹園黄老“知己最交親”，有“忘年之契”。黄老在碑文中，略曰：“……然非偃武修文，訂禮樂，考典章，則無以樹立宏達馴。至乎太平之盛。何者？武功能已亂於一時，不若文德乃圖治之根本也。……横江圖書館，堂曰尊親堂，閣曰清芬閣，蓋有誦德咏仁之意……鄉之人士得以薰陶而漸漬之，相與讀書知學，入以明乎孝、悌、忠、信之道，出而能爲修、齊、治、平之事……今以佐國右文之治，固不止一人一鄉而矣也。噫嘻！園池第宅，狗馬聲色，人皆知所以經營之以供己身一日之娱，而詠雩耻之，獨能斥金錢、置書卷以沃其鄉里，且欲推之天下而垂於無窮，其目光嚼然。……今世之亂亦久矣，亂極而治，其將有望於斯歟。”黄老言深意賅，對我父立人輔世之志，可謂知之深而言之切矣。

　　父曾得明賢王海日先生“海天旭日”硯。容庚教授爲篆海日硯齋額。父以“海日集”名《天蠁詞》之第三卷。“知行合一”爲海日先生名言，父知教化立人以興邦國之重要，乃身體力行。

　　知而行之

　　祖父是社會知名人士，親友師長多爲社會賢達，文人雅士。父親年少聰穎好學，很得諸長老前輩贊賞。陳樹人先生、黄祝蕖先生等有清游會雅集，父親即成爲最早期、亦最年青的成員之一，區季謀老先生在本詩詞集中寫道：“既與九龍真逸陳伯陶、永晦道人吴道镕、述窠黄任恒、凹園黄榮康、慈豀黄佛頤、遐庵葉恭綽諸耆宿唱酬，相與闡揚風雅，極一時之盛。”然父親在本詩詞集的自序中却寫曰：“竊惟輔世立人之學，主於義理，詞章考據，其末焉耳，且予年方壯，意氣未平，志慕兼善，何遽汲汲而僅以詩人自托耶！”請看本詩詞集樂府、燕歌諸篇及君子有所思行，當可知父親一生曾有的志向和抱負。

　　祖父威嚴，但行事低調。父親年紀稍長，即以學徒身份參與祖父經營的米糧業務，並成爲祖父對外交往的得力助手。父親十九歲結婚，不久，即發生陳炯明事件。陳部砲兵，布於沙基、黄沙間，此處正是米商店鋪集中地，父親熟悉地形環境，協助祖父以船艇運送糧食給養，支援孫中山先生及在永豐等軍艦上的革命軍，事後，獲得廖仲愷先生的嘉許：“機靈勇敢”。

　　祖父以糧餉支援北伐，少不了父親參加與北伐軍將領的聯繫交往。

　　一九二五年省港大罷工，父年二十三歲，罷工委員會在蘇兆征領導下，實行工商聯合，争取商業資本家的同情和支持，聘請廖仲愷先生爲顧問，采取打擊港英政策。廖先生爲發動廣東工商界支援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革命作出巨大貢獻，深得民心。祖父帶同父親見廖先生，向廖陳述解决廣州市民和罷工工人口糧供應問題的意見。父親是晚輩，站立一旁，聆聽長者對話，偶爾插話數句。

　　祖父的意見得到廖先生的贊同，即前往見罷工委員長蘇兆征。此時蘇兆征却睁眼看着一小個子的年輕人，在他面前縱論當前罷工情勢：“廣東本是缺糧省，需要進口糧食，若糧食進口受阻，廣州必亂，罷工亦不可能堅持……”蘇微笑點頭。這一回，倒是祖父坐在椅上，間中説上兩句。

　　祖父取得了進口糧食的專營許可，每當有船自越南、暹羅運糧進入珠江，父親即前往罷工委員會領取進口“許可证”。罷工委員會的工作人員樂於與這個有主見又敢言的年輕人交談。

　　幾年之後，這個年輕人已是廣州商界領袖之一。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在廣東省政府大樓召開的國民政府成立大會上（汪精衛任主席），父親以民衆（商界）代表身份上臺發言，要求政府改善民生，革除軍閥訂立的苛捐雜税，致令一些欲以權謀私利者爲之側目。

　　二十世紀之初，中國社會發生巨變，中山先生倡導國民革命，源自廣東，變革洪流，一浪接一浪，年青時期的父親，並没有置身事外，而是直接或間接參與了，有所知，亦有所行！

　　北往南來

　　父喜旅遊，名山大川，岩洞古刹，勝景遺迹，南北西東，多有游踪，而游必有詩。在本詩詞集收録的較早期所作的就是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年所作的《端州鼎湖山慶雲寺》、《韶州曹溪南華寺》、《西江夜渡》。此時父親才十四、五歲。年稍長，已遍游南粤諸名勝，二十五、六歲，有《北江游草》詩集刊行，與諸長輩從游，與諸耆宿唱酬的詩作已常在報刊上發表。

　　父親的岳丈何卓雲是南海縣泌冲湖洲村人，戰前在上海南京路經營綢緞業。父親的四妹黄珮珍嫁往上海陳家。黄家在上海有衆多親友。父親婚前婚後多次北游上海、北京、燕、趙、齊、魯、吴、楚，沿江河而上，直至川陝，爲日後的懷古詩詞搜集了大量素材。而以詩文較詳記述的一次北游之行，就是一九二九年與母親、大哥、二哥到上海、南京、杭州、北京等地，爲時二月。

　　在上海，父親與王秋湄、鄧秋枚相晤，聯袂往訪黄賓虹，黄老爲父親繪《天蠁樓》圖，以陳白沙手卷相贈。亦往訪謝稚柳，有“相招爲我供寒具，漁飲溪堂問起居”之句。他們和我父應是在廣州已相知，或者父親的詩名已達上海。

　　他們四位與居於上海的張大千相熟，很有可能父親是經由他們引薦而與張大千結識。

　　有關張大千南游廣東的文獻記載是簡短的。張首游廣東羅浮山是一九二八年，後曾作《羅浮山白水門觀瀑圖》。一九三一年南游廣州，專訪黄君璧。一九三三年十月（癸酉）再游羅浮山。父設宴款待，即席賦長詩以壯張行色，言談甚歡。張喜甚，歸程乃繪《羅浮山白水門觀瀑圖》回贈，在畫上亦賦詩爲文，達百餘字，記述此行之盛，並多次來我家觀賞父親藏畫。我家尚保存數張清湘畫頁照片，其中一張爲張大千題詞：“予藏清湘十册，南北往來所見，不下二三十册，未有若此册之極變化神奇者，披覽再四，敬識於後。詠雩詩人出示拜觀狂喜大千並記，時癸酉十一月也。”

　　父親與嶺南詩書畫名家相熟，北往南來，亦與黄賓虹、張大千、謝稚柳等大師結識。請閲父詩《張大千繪贈羅浮山白水門觀瀑圖歌》首句就是“君本蛾嵋仙，來訪茅君七洞天……天涯知己幾何人？思存不見肝腸絶……”等景情並茂之句。張亦直稱我父爲“詠雩詩人”，相互敬重之情，躍然紙上。

　　一九三八年張在香港開畫展，父與張相聚於袖海堂，即席賦《袖海堂上贈别張大千歸蜀》詩二首，第一句是：“世界一花風雨裏，故人千裏夢魂中……”我只能驚嘆父親慧眼識奇葩。張在當時世界畫壇始有名氣，父已用“世界一花”稱譽這位現代世界級中國畫大師了。

　　詩句也成了讖語，自此一别，真是故人千裏夢魂中，只能在夢中相見了。

　　邂逅相遇

　　九江朱次琦先生門下，赫赫高足有三人。其一是鬧反清革命，自立爲天王的洪秀全；其二是匡扶光緒帝倡導維新變革的康有爲；其三是拒絶洪憲皇帝袁世凱之邀，終生澹薄名利，皓首窮經，行宜繼程朱之後，學術在漢宋之間的順德簡岸簡竹居朝亮先生。

　　區季謀世伯在序言中有這段記述：“詠雩以詩稱，弱冠受知於簡岸徵君簡朝亮，得聞讀書草堂明詩之緒，其於授受言志諸大義，固若沿河而得其船與楫”。羅雨山在序中有：“詠雩弱冠嘗受知簡岸，盛稱於及門。”

　　一九二九年冬父親北游，二月後自上海返粤時，與簡老師同舟，晤談兩日夜，船將扺香港，父有感而賦詩呈簡老：“江關秋老聽啼烏，風浪艱危客路孤。同是歸程空望海，於今吾道竟乘桴。溯洄水涘人還在，淪落天涯我亦俱。他日讀書堂上過，尚容狂狷執經無。”簡老返扺佛山後函覆有：“從滬歸粤舟中與君談論兩日夜，詩所謂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快慰何涘！”可見師徒相聚，歡快投契之情若何！

　　父親有感而賦詩，亦因師之遽逝而作出較詳細的附記，説出了一個秘密，那就是簡老曾勸我父“謝脱塵鞅，將介他講經島上。”而父遜謝之。師函約再晤，而父又不果往。

　　朱九江嫡傳弟子喜研經學。例以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之義。康有爲進而輔光緒，簡竹居寧避山野，不爲當權者仕。父方年壯，有立人輔世之志，處此“風浪艱危，吾道乘桴”之時，該如何自處，又要不違師長教諸勸導，難也！於是有：“他日讀書堂上過，尚容狂狷執經無？”之句。父遜謝島上講經之邀，乃因未能謝脱塵鞅，未能領悟賢師睿智之言。簡老遽歸道山，憶及前事，怎不惘然？

　　父在附記中有這一句：“歸途乃得之簡岸，所謂因緣者，非耶？”非也！若父納師言，父親的下半生，我們全家，將會是另一番光景。縱有因緣，不聽師勸，命也！運也！夫復何言！

　　兮！惹禍了

　　要知禍從何來？請看石門中學門前碑記全文：

　　三水黄榮康撰，里人鄧剛書。

　　吾粤有特産白薯莨，濾其汁以曬布，與帛膠質堅韌而澤滑，可以耐久適用，人多喜服之。貿於南洋群島，獲利不尠，工商交資焉，而工人之倚以爲生者尤伙，向無征税。自楊、劉踞粤，藉口軍費，凡百工藝製造之品，無不起征，曬莨行捐，歲逾十萬圓。厥後楊、劉雖去，繼之者成例奉行，卒卒而未改，噫其苦矣！二十一年區芳浦先生任財政廳長，豁免雜捐百十餘種，曬莨行捐居其一。先生南海沙水鄉人，親見吾民日夜作勞衣食取給之艱，故决然革之而不疑，其高矚遠計。此曬莨物産，實足以敵舶貨而挽利權，爰是亟亟焉奬勉之維持之，固君子之所用心而仁者之爲政也！其可無以記之乎？昔莊子稱庚桑楚居畏壘三年，畏壘大壤，其民屍而祝之，社而稷之。今先生之惠於吾儕何啻大壤，而吾儕之思有以祝之稷之者，又何啻於畏壘之民耶！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先生所董石門中學校奠基禮成，石門有晋刺史吴隱之沉香浦遺迹，廉吏清風，誰謂今不如古？沿石門下十裏許至北村，山水明淑，林木森秀，建校於此。先生莅臨，相其陰陽，觀其流泉，珮玉容刀，威儀有秩，士民咸欣欣然以得瞻仰之爲榮。而曬莨行同人陳季珏、湯少泉等益樂相告語，踴躍趨事，捐建前門工料費五千元。并介黄子詠雩屬予爲文勒石以貽永久，俾知先生之功德，都人學子出入不敢忘。銘曰：

　　石門之山廉廉其貞兮　石門之水泠泠其清兮

　　風日流美明且新兮　菁菁者莪沐德而咏仁兮

　　南海縣第二、三、九區石門中學校

　　於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奠基

　　校董會主席　陳鳳江

　　副主席　鄧　剛　黄詠雩　立　邑人區芳浦書

　　表面上看，文章頌贊好人好事並無不妥。但有好諂媚者却將此文呈於陳濟棠前，進讒言道：“公主粤，政令皆由公出，豐功偉績，萬民稱頌。區芳浦僅公之下屬，有人勒石僅頌區之德，直視公如無物。且文中那句‘固君子之所以用心，而仁者之爲政也’，有暗指公非君子，爲政不仁之嫌也”。陳怒。進讒言者又説，文章是黄詠雩囑其“知己最交親”的黄祝蕖所撰，實是黄詠雩授意行文。區芳浦也糊涂，竟自書寫頌贊自己的文字以刻石。陳濟棠把區芳浦叫來，訓斥一頓。至於那個黄詠雩，“暫且記下……後有請……”

　　我曾問父親石門中學創建的較詳細經過。父親説：自建横江小學和横江圖書館後，即考慮再建中學，只是建校費用龐大，力有不逮。陳濟棠整頓廣東財政，擬定减免税項，其初並不包括曬莨行業税捐。該行業推舉陳、湯、何三人到省商會聯合會向我求助，祈向政府反映民意要求。適其時，南海縣二、三、九區小學校聯合在鹽步鎮舉行運動會，我即邀請區芳浦作主禮嘉賓。區爲我的好友，亦南海縣人。父親安排衆父老鄉親在運動會後設盛宴款待區。席間，父帶頭與衆父老向區陳詞，請區設法取得陳濟棠同意曬莨捐税亦可减免。美酒佳肴，所請求者亦合乎情理。區即起立拍胸言道：“此事就包在我區某身上。”

　　果然，曬莨捐税獲准减免了。某日，陳、湯、何三代表携同五千元到省商會，説是同業中人籌集的謝禮，要我父親收下。父親即嚴詞拒絶，説道:“身爲民意代表，向政府反映民意，提出要求，是職責所在，爲公也！若收取謝禮，即是爲私，貪污違法，斷然不可！”父親靈機一轉，想到一個主意，即説道：“此事始自小學運動會，今天南海二、三、九區尚無中學。你們既已籌集了五千元，就請你們帶頭，倡議爲二、三、九區建一間中學。”三代表都贊同，於是有“益樂相告，踴躍趨事捐建”之碑文記録。父親更建議：凡捐門樓、禮堂、辦公室、課室者皆立石刻名字永記。父親好友黄梓霖，本已在家鄉官窑建有中學，亦捐助石門中學大禮堂一座（黄梓霖及其子黄允畋爲香港太平紳士，在香港亦建校辦學）。

　　父親與衆校董，爲石門中學選址、定名、購地、建校，共同爲“百年樹人”大業，出錢出力。

　　石門中學的門樓、禮堂、教室等建築物，確有捐贈者的姓名刻石爲記。但是，有些人捐錢買地建運動場的，買桌椅教具的，他們的記名碑石又立在何處？我好奇地問父親，他只是微笑。隨後，朗聲背誦出那段詩文：

　　石門之山廉廉其貞兮，石門之水泠泠其清兮。

　　風日流美明且新兮，菁菁者莪沐德而咏仁兮。

　　我知此詩實爲父親所作。父親作詩，有時喜用楚辭屈宋語體，世伯公黄榮康選入碑文之内而已。

　　兮！兮！兮！陳濟棠爲我父預備了“花廳”，

　　兮！兮！兮！父親在“花廳”内作詩詞近百首。

　　兮！

　　陳濟棠請我父坐“花廳”

　　三十年代初，陳濟棠主粤，大搞建設，改善民生，亦排除异己。一九三三年冬至前，父親突然被拘捕了。父是當時商界領袖，輿論紛紛猜測所爲何事。母親焦急萬分，即求助於父好友區芳浦。區説，這是陳濟棠下的手令，有人告密，父有通匪嫌疑。陳操生殺大權，區亦愛莫能助。

　　那時我父才三十出頭，事業登上高峰：任南海縣參議員、廣州市商會委員、米糠業公會主席、汽車運輸業公會主席、廣東全省商會聯合會主席。他交遊廣闊，勇於評論時政。

　　一九三二年上海抗日戰争，我父被公衆推舉爲廣東省各界同胞慰勞十九路軍抗日將士委員會主任委員（主席），籌集大量糧款物資支援前綫，并親往上海勞軍，而十九路軍却被調往福建打内戰。十九路軍將領抗命，當時的國民黨中央政府命陳濟棠采取軍事行動進行鎮壓。

　　父親與李濟深、蔣光鼐、蔡廷鍇等將領相熟，亦與省港大罷工時期的領導人鄧中夏、蘇兆征、張太雷等認識，以祖父和父親爲代表的廣州米糧行業對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革命，共産黨領導的省港大罷工，國民黨、共産黨合作進行的北伐戰争均曾給予支持和合作，况乃對全國人民共同對敵的抗日戰争！

　　在友好人士的營救下，我父終於脱險獲釋。在《芋園叢書》自序中有這一段記述：“世亂飈馳，機阱百出，予方以名賈禍，負重債始脱於難。”陳濟棠對區芳浦説：“黄詠雩喜歡辦學改善民生，支援革命抗日，請他拿出一大筆錢來罷。”有説這筆錢以贊助陳氏倡辦的勷勤大學名義捐出，有説是罰款。錢是拿出來了，落在誰手？如何使用？現今只有天曉得。

　　父親説：“陳濟棠的‘花廳’還算好坐，獄卒没有對我施刑罰，也準你母親探監送飯，代價算小的了，没有吃子彈。”

　　一九六五年前後，蔣光鼐、蔡廷鍇、陳此生三老到廣州，住在愛群大厦，約見我父。父親談及陳濟棠請坐“花廳”之事，各皆大笑。蔣、蔡二老欲來我家回候，我父婉謝。因他們年事已高，不宜勞累。而陳老則堅持要來我家坐坐，只好由他。老一輩的當年情，並未忘却，難得！

　　反思

　　身陷囹圄，面壁而坐，是一個反思的機會。只幾月，父成詩近百首。胡熊鍔伯孝對父甲戌一九三四年作的咏史四十首有如下評語：“咏史四十章，皆憂時感事而發，書所謂五聲八音，在治忽也。至理卓見，古轍今風。法亦夭矯變化，高摘屈宋艷”。

　　父自忖有可能爲陳濟棠所不容，乃寫下此詩：“辭賦光日月，心事托蘭蓀。餘心其端直，董道何純純。困蜀莫餘知，永嘆獨悟言。蛾眉有謡諑，終古皆煩冤。知死不可讓，懷沙寧隕身。九原如可作，大招屈子魂。民生哀多艱，離騷誰與陳。吾今建芳馨，百花實庭門。峻茂時當刈，將以遺美人。”

　　母親探監送飯，父親把此詩交至母親手中，母親看後哭成泪人。

　　以下的兩首詩，是父親在獄中有感之言：

　　一

　　生從憂患生，死從安樂死。憂患我不辭，懷安計亦鄙。汲汲爲人謀，栖栖未自己。身爲天下生，用世要明耻。堅貞礪志節，履道直如矢。誰知自做車，與世不同軌。剛柔失其用，竟爲禍所倚。人生本多艱，我事定無愧。古人不我欺，讀書探明理。孔子嘉慎言，老子戒折齒。

　　二

　　吾儒説性命，禍福召自人。釋氏説因果，勸戒毋造因。從心以立命，儒釋本同論。豈無横逆加，但取不緇磷。大任有所降，苦心勞骨筋。持志毋自餒，此樂何申申。修齊致治平，誠正爲之根。所以求諸己，尤怨安足雲。吾道在忠恕，坦直知易遵。即使涉艱阻，心廣氣益振。孟子善養氣，曾子日省身。

　　我父遜謝簡夫子講經港島之邀，夫子並無怪責，相反在回信中答道：“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快慰何涘！”可見，簡老夫子對我父有輔世立人之志向，如果不是贊同，亦是持諒解的態度。朱次琦老夫子，我父親是你的徒孫呢！道山相逢，亦容我父執經無？

　　逍遥游

　　遠游以逍遥，西海以爲期。蛟龍使津梁，鳳凰翼承旗。……

　　遠游以逍遥，馳騁乘騏驥。望舒使先驅，鸞凰爲先戒。……

　　這是父親用離騷九歌語寫成的兩首五言古詩的首數句。詩成於經歷了被陳濟棠囚禁，又獲得釋放之後。

　　一個人經歷過的困苦事是會一再發生的，正如歷史亦會重演。父親在其後的生命歷程中，自由又得而復失，失而復得。我又看到了父親在出獄後游南岳衡山和長沙嶽麓山時全用楚辭屈宋語寫成的《南岳》、《九歌》……

　　《天蠁樓詩文集》若非得到衆多先父生前好友親朋甘冒風險妥爲保護、收藏，在“文革”抄家中若被“紅衛兵”發現、搜獲，父親的晚年也就難得逍遥了！

　　逍遥逍遥，逍遥上天。天庭之内，屈原老夫子，肯接納我父爲弟子否？兮！

　　關於《芋園叢書》的編印

　　一九三四年夏父親從陳濟棠的“花廳”獲釋後，即全力投入《芋園叢書》的編印工作。

　　《芋園叢書》是繼一九二八年《芋園北江游草》刊行後由父親主編的一套門類衆多，數量巨大，内容豐富的歷史文獻。分經、史、子、集四部，收集了漢、唐、宋、元、明、清及今人一百三十一種珍貴書刊。該叢書爲舊體綫裝書，每套二百餘册。其書版由南粤兩套非常珍貴的叢書版組成，一套叫碧琳琅館叢書版，另一套叫翠琅玕館叢書版。著名的藏書家徐信符先生所撰的《廣東版片記略》寫道：“由道光以迄光緒，此四朝中所雕刻者……叢書則有粤雅海山仙館、榕園嶺南碧琳琅館、翠琅玕館、栗香齋武英殿聚珍版等。……《碧琳琅館叢書》中皆難得孤本，版亦雅善，惜乎版甫刊成，而方氏逝世，故所印流傳絶少……”父好讀書，也好藏書，二十年代中，得碧琳琅館叢書，即决定將此珍貴叢書刊行於世。在《芋園叢書》自序中父親寫道：“巴陵方柳橋先生宦粤時曾刊碧琳琅館叢書，工甫竣而方氏去粤，書之印布僅十餘部耳。順德辛氏得其版片，計書四十三種，改易名稱，尚未流播，而予又得之。然版多廢蝕，修殘補缺，閲時數年。姨丈黄秩南先生，復以所藏馮氏翠琅玕館叢書原版轉貽於予曰：‘事合則美，力集則偉。子勉成之，亦昔人揅精覃思，闡揚津逮意也’。予拜而受之，擬襲用前名，而猥然無序，且辛氏削易於前，予又增益種類，名實不符，義無辭讓，因署曰《芋園叢書》”。對二版之沿由及叢書之署名作了詳盡的説明。

　　父之姨丈黄任恒秩南爲南粤名儒，酷愛藏書，著述甚豐，對其所藏翠琅玕館叢書他介紹道：該叢書“卷秩既富，秘典猶多……經史而外，凡醫算書畫諸科，器象物華諸譜，搜羅薈萃，既精且詳，固國粹之一瓊……”姨丈年老，力有不逮，遂托付我父集合二版整理出版，父拜而受之。其後，父擇地家鄉横江浩然黄氏宗祠後廳及横江圖書館二樓藏書閣，置木架將二套書版分類排放，經數年的修殘補缺，逐頁校閲，精心整理，長期往返於省城家鄉之間，心力交困，耗資不尠，所爲者何？保存民瓊國粹耳。

　　叢書將成，有人欲以鉅金請我父將全套書版轉讓，父婉言謝絶，曰：“予輯刊是書，非爲名利，義不可却也。”父爲出版《芋園叢書》花錢，勞心勞力，全不顧出獄後身負重債，甘願以一己之失，换取曰後廣大讀者之得。他在《芋園叢書》自序中寫道：“書者載道之輿也。玩其詞，索其義，成藝而達道，是謂得……”如果把“道”字理解爲“真理”，世人皆“明道”、“達道”，皆有所得，則世界大同，天下爲公的人類理想境界將不遠矣。

　　《芋園叢書》終於在一九三五年刊行存世。雖然經由父親之手，能得有成，有賴吴道镕先生之榜樣作用及黄祝蕖、黄任恒、黄慈博諸長輩之相勉相助。吴老以數十年心血輯録《廣東文征》二百多卷，爲後輩之表率。父十八歲，吴老贈硯以砥礪。父以詩《吴太史玉臣贈硯歌》作答。最後四句是：“昔我夢吞西江石，摇筆雲霞燁五色，誰知至道玄又玄，與子誓將長守黑。”叢書編成，吴老親爲題耑（乙亥四月）；黄老祝蕖先生則親爲叢書作序，曰：“詠雩整輯此書於嶺表，以爲粤雅、海山之續，又何偉也。”越年（丙子）吴老已登仙域。

　　財力所限，叢書只印行二十六套，除贈與原藏知交好友，餘皆分贈各大圖書館。世事變化六十餘年，叢書版片在横江鄉已盪然無存，而綫裝《芋園叢書》在廣州中山圖書館僅藏一套，成了孤本了。

　　謹將《芋園叢書》序言及目録附後，閲者當可知其内涵之豐碩。碩果僅存，當能感知我父當年爲保存中華民族優秀文化遺産，繼承弘揚炎黄文化的心志及作出的努力吧！

　　參與籌辦廣東文物展覽會

　　廣東文物展覽會是三四十年代嶺南地區一次重要文化活動。父親在這次活動中積極參與盡了一份力量。

　　一九三九年夏秋之間，旅居香港之文化界人士，因時勢要求，深覺有聯合起來協力推進文化運動之必要，於是共同組織了“中國文化協進會”。該會於九月十七日正式成立後即决定舉辦廣東文物展覽會，推舉葉恭綽爲廣東文物展覽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及會内外熱心人士數十人爲籌備委員。父親作爲籌備委員參與了展覽會中許多組織準備工作，參加了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召開的第一次籌委會議，在一九四〇年一月五日召開的第二次籌委會上，父親與孫僕、黄慈博、簡又文、陳公哲、陳大年等籌委分别作報告及發言。

　　經過精心的籌備，廣東文物展覽會如期在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二日在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開幕。會場上兩塊紅地金字的高牌寫着“研究鄉邦文化，發揚民族精神”十二個醒目的大字，將文物展覽會的宗旨表達得格外突出，門的兩邊標貼着“高樓風雨，南海衣冠”的一副紅箋楹聯，書法剛勁老練，那是葉老的手筆。其時廣州已經淪陷，日寇的鐵蹄踐踏了半個中國，中國人民正奮起抗戰，爲反抗法西斯的侵略，争取民族解放而鬥争。在這樣的歷史時刻舉辦這個具有鮮明的愛祖國愛中華民族的色彩，弘揚愛國主義精神的展覽會，非常符合民意，非常及時。

　　文物展覽會的展品分圖像類、金石類、書畫類、典籍類、誌乘類、日用品類等十類，共二千多件：有孫中山先生行醫用具和遺籍、遺墨，唐代的緑綺臺琴，南越的木刻，肇慶産的端硯、鑄砲圖，潮州、陽江等地的陶器，在香港發掘的史前先民遺物，出土的歷代銅器、鐵器、香爐、佛像，歷朝的碑碣、書法、繪畫、著述、文獻等等。以書畫占多數，分列五室，琳琅滿目，不少是廣東的我國的珍貴文物。自開幕以來，參觀者絡繹不絶，盛况空前，原計劃展出三至五天，應各界人士的要求延長至八天，於三月二日隆重閉幕。

　　父親除了全力協助葉恭綽先生籌劃展覽會的組織工作外，還以文物收藏、鑒证家的身份拿出自己從廣州帶來的十六件珍品，附有考證説明參加展覽。在其後出版的《廣東文物》一書輯録《報章之記載》中就有這方面的記述：

　　請看：“商代的咏樽，高約八寸，圓身大口，會中的金石出品，論年代，當以此物爲最古了，在該物的編號上寫着是南海吴荷屋舊藏，載《筠清館金石録》及《吴式芬指古録》，《羅振玉文存》，現歸黄詠雩。”

　　請看“元朱光卿赤符鎏金佛像”，父親的考證，有這段歷史：“元順帝至元三年，增城縣民朱光卿起兵，改元赤符，奉僧載甲爲師，尋討平之，此像爲朱光卿作供奉以求神佑者。”現代的廣東人，誰知增城一三三八年間曾有此短命的小帝國？

　　又請看絶不起眼的一顆小銅印，父親的考證，是東吴首次以廣州爲名的部曲將印。原來父親好收藏書畫文物，每有所得，必考其本末，如入太廟每事問。好而知之，知而樂之，獨樂不如衆樂，遂出示考證資料與同人切磋砥礪。父於一九二二年在廣州得此銅印，即考證其由來，其後即作出《廣州部曲將印考》，癸亥（一九二三年），作《廣州部曲將印歌》。

　　還有南越虞鐘，父一九三〇年購於廣州，是廣西梧州出土文物。父親多番考證，寫出了《南越虞鐘考》這篇論文。

　　一尊父親參展的小玉佛，原來是五代名姬邵十八娘供奉的神物。

　　這裏特别值得説的是天蠁琴，原爲海山仙館所藏，按歷代藏家的記録，只追溯至宋代。因此父親二十七、八歲得此琴，印人、詩人劉玉林爲我父制天蠁樓印，印章之側刻有“詠雩道兄得宋天蠁琴以名其樓，爲制此印記之。玉林刻貽”的題款。然而，父親並不墨守前輩權威之考證結論，最後證明該琴出自唐代雷氏所制，並寫出專文。該考證文章得到廣東文物展覽會展品審查組專家的認同，天蠁琴得與緑綺臺琴、秋波琴一起，爲廣東三把名琴而展出。《廣東文物》卷四第二四頁，《報章之記載》一文中就有這方面的記述。

　　然而廣州博物館八十年代展出該琴時只標注爲明代製品，不知所據爲何？最近，得見羅雨林主編《荔灣名珠》一書，内有“廣東四大名琴之一，唐代天蠁琴”的圖片及文字記載，與我父六十多年前的考證意見相吻合。

　　此外父親還積極參與了典籍類展品的標注工作。《廣東文物》中《觀文物展覽會書感》一文中有以下一段話“而著述一類，關於明清孤本原版，由該會籌備委員黄詠雩、李勁庵諸君，重新將鏤板時代著者姓名學歷，簡括註明於書目簽表，俾觀者一目了然，尤爲難得，但亦備極勞瘁矣。”回顧一九四〇年，父親年僅三十八歲，若學業未精，孤陋寡聞，斷難勝任。

　　三月二日的閉幕禮，繼葉恭綽、楊千裏、李仙根之後，父親亦上臺作了發揚中華文化，保存歷史文物的發言。言爲心聲，表達父親他那拳拳的愛國之心。

　　附：《黄詠雩在廣東文物展覽會閉幕典禮的發言》全文。（《廣東文物》卷三，二七頁）

　　“剛才聽到各位的偉論，引起個人無窮感想，亦引起無限的願望，所以不能自己的説幾句話，請大家勉力去爲廣東文化而工作。考吾粤書畫典籍等文化表現，唐宋時巳粲然具備，歷衆著名藏畫家、藏書家亦代有其人，文獻不可謂不豐富。自國難興，百物書畫典籍不免有散失各處或流出外國者。望大家努力合作保存整理之，發揚光大之，更望組織一個永久的機關，籌措一筆巨款，使此計劃由臨時變爲永遠的，則能收大效。如是，則外人縱有金錢亦不能完全收買我之文化寶物了。此非只地方人士之希望，亦國家民族文化生命所關，願大家努力去干。”（以上演詞是簡又文君筆録）

　　寅

　　父親生於壬寅年寅時

　　寅屬虎

　　以虎爲題，父有詩二首，其一是《胡藻斌畫虎行》,其二是《胡藻斌爲海兒畫虎歌》。

　　人言虎父無犬子，福海二哥，膽大孔武。抗戰期間，日本戰機在家外馬路投彈，二哥慣常獨據以觀街景之處，用手攬扶以保持身體平衡的圓柱，被彈片削去一大塊。二哥如果不是外出理髪，他在那個位置，必被炸成兩截。二哥平安回來了，媽媽摟抱着他。媽媽一鬆手，他又扒在那個位置上，一、二、三、四……數算街上的死傷者。

　　父親受了傷，媽媽忙得團團轉。要轉也難，五、六、七、八，我們四個小的，尚驚嚇得圍着媽媽，不肯放手。晚上，屋後不遠，又炸了個砲彈，滿室飛塵。媽媽點算兒女，少了個福海，父親在床上爬起來，高聲呼喊：“福海，福海……”

　　二哥的名字不假，他就是福如東海，天上砲彈横飛，地面搶劫殺人，二哥在獅子山旁高處觀看夜戰，見到日兵迫近，才轉頭回家。

　　父親惱了，擋在門口，不準二哥進家門。二哥進不了家門，也惱了，回嘴説：“不進就不進，我到東江找遊擊隊去打遊擊！”父親問：“你連夜只身去東江，不要説路上會遇到日本兵，危險。如果没有錢，没有糧，肚子餓了怎麽辦？”就答道：“我不會餓死！”“怎麽不會？”“我是去打遊擊，打侵略者，有飯的人不給我飯吃，我就搶！”啪的一聲，父親打了二哥一個耳光：“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一巴掌，也打出二哥辯論的急才：“衣食足然後知榮辱，難道眼光光等着餓死……”母親速忙插在他倆中間，用手捂着二哥的嘴。

　　歷史有這樣的記載，有殺他人以充飢的，亦有割自身的肉以奉養君王、父母的。從社會學的宏觀角度看，廣大民衆長期處於不公，不得温飽的狀態，揭竿有理。可是從當政者的角度看，那是動亂有罪！天下事這麽玄妙，有理有罪，憑誰評説？

　　天籟錚錚

　　父得天蠁琴，每年重陽節過後，秋高氣爽，在某一黄道吉日，會沐浴更衣，焚香置酒，將琴安放於供桌之上。我没有留意還有些什麽儀式，反正小孩子是不得嘈吵亂動，誰有興趣在那裏呆站半個時辰？聽到琴聲，就只有二次，其一是父親請來一位老伯，像在調校、安裝弦綫，援弄幾下，叮叮唆唆，没有什麽好聽的，要做功課了，把房門關上，不去聽它。

　　第二次，有些特别，是在冬天，父燃檀香木倒插於銅宣爐香灰之内，菸絲繚繞，滿室清香。父置琴於幾案之上，端坐冥思，好一會兒才抬手，輕揉慢撫，一種幽怨琴音，仿佛來自天上，回響人間。我站立廳角，屏息而聽。忘何，見大哥推出一長方形酸枝木幾，上置一長磚，父置琴於磚上，調息片刻，突然輪指急撥，聲如刀劍碰擊，震心欲裂，嚇了我一跳！琴音却戛然而止，有如死寂。我毛髮凛然，不敢喘息。

　　父啊！你爲何這樣彈琴？

　　五十年後，檢閲父親遺稿，在《天蠁詞》中有《摸魚子》一闋，寫的是雁群爲網者所困，一雁得脱，却回顧悲鳴，先自投地而死。父拂古弦，作詞……原來是這麽一回事。

　　天籟幽幽，亦有錚錚而鳴時！

　　附記

　　載天蠁琴之琴磚爲漢代之物，明朝太師樑文康公樑儲得之，刻七律詩一首於磚上爲記。原爲黄氏劬學齋黄慕韓先生所藏，曾在香港廣東文物展覽會展出。黄君與我父爲摯友，成人之美，贈琴磚以配琴。該琴磚在“文革”抄家時失去。

　　“大糞缸”

　　抗日戰争結束，我父首次出任政府公職：廣州市地政局秘書。

　　有人嘲笑説：一生清名一朝喪，鑽入“大糞缸”。地政局管理全廣州市房地産事務，貪污發財機會多的是，一頭鑽進那個“大糞缸”，浸淫三年，自必臭不堪聞！

　　但事實上，父親經歷過陳濟棠請坐“花廳”（坐牢），險死還生。他已明白“竭其力於交遊酬酢中，無得而有禍，政壇風雲變幻，險惡非常。”家有高堂，兒女成群，父已無從政之意。

　　只是，老朋友黄仲榆到訪。他出任廣州市地政局局長，邀請我父作他的助手。我父拒絶了。改日再來，我父以不懂地政工作爲由，又拒絶了。過了幾天，黄仲榆三訪我家，二話没説，拿出我父所作《廣州部曲將印歌》（原載一九四一年《廣東文物》卷十第三十頁），高聲朗讀起來：“銅盤泪墮金仙哭，玉璽泥封井華緑，黄旗紫蓋在東南，百蠻傳檄歸臣僕……”讀至“我謂斯印興所遺，有如老吏斷疑獄”這一句，黄仲榆停下了，説：“四哥（他與我父亦以兄弟相稱），我要你助我，就是因爲你對考古鑒证方面有超卓的才能，鍥而不捨的毅力，不畏權勢，剛正不阿的品格。”再讀下去，讀至該文最後幾句：“懸身等作黄神看，刓角終嗤楚猴沐。丈夫不佩封侯印，拊髀風檐空躑躅。”讀完，舒了一口氣，即嚴肅地説：“你尚未老，就想不理世事，做個快活神仙！我又不是封你作王侯，做個小秘書而已。不願爲社會做點事，那就自個自拊髀風檐空躑躅好了！”

　　一頓話，説得我父親臉紅耳赤。

　　由於局長信任，地政局各科室皆尊重我父的意見。地政局掌管全廣州市數百平方公里的房地産政務。當時，有一大批敵僞房地産要依法處理；日機轟炸造成的大片灾區，要重新界定，確定産權業權；還有民間房地産權多少争議，較之金石書畫考證，工作量之大，難度之高，何止百倍！

　　此時，爸爸和福增大哥，不像父子像師徒，大哥是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畢業的工程師。父親常諮詢哥哥的意見，如何通過實地測繪，建立較現代化、較完善的地政檔案系統……今天，有半個世紀前建立的地政檔案可作參考，我父亦曾爲此勞心勞力！

　　其後，黄仲榆調任廣州社會局長。父辭地政局秘書職，黄即任命我父出任廣州愛育善堂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不受薪，但有管理全權。愛育善堂是廣州三大善堂之一，擁有善産房屋數百間，田地數千畝，只年餘，父親即爲善堂訂立各項規章制度，開辦平民學校八所，設立診所，贈醫施藥，救灾扶貧……

　　一九四九年十月以後，有人認爲：舊社會遺留下來的知識分子，思想反動；爲商者必姦，爲官者必貪；曾在舊政權中辦事者乃爲虎作倀。於是，先有民政局工作組對我父的“隔離審查”，後有土地改革工作隊的建議：槍斃。五反運動，把我父當作五毒俱全、罪大惡極的不法資本家逮捕。鎮壓反革命運動將他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入獄十五年。“文革”抄家。後來經過查证核實，否定了過去對我父親種種不實之詞，基本上作了平反改正。

　　一頭鑽進了“大糞缸”，會遺臭萬年的，但出“糞缸”而不臭，也有其人！

　　我看見父親臉有泪痕

　　我家有個習慣，每逢過年，家有喜事，廳堂的布置有如開畫展。掛出的都是嶺南名家送給祖父和父親的作品：高劍父、黎葛民、趙少昂、黄君璧、林德銘、黎雄才、餘少颿、餘紹宋、謝熙、張谷雛、張韶石，黄金海、盧振寰、盧子樞、沈仲强、馮康侯、何冠五、李研山……

　　其中一幅畫我特别喜歡，畫的是紅棉樹，那飽經風霜的老樹皮，岸然挺立直冲雲霄的氣勢，筆筆顯示出作者的傲氣和風骨。畫面再加幾朵紅棉，一只翠鳥，又多麽富有生氣，看畫家的簽名，是陳樹人。我心想，他的名字有樹字，人如樹，英雄樹，樹如人，陳樹人，哈哈！我也會押韵，怪不得他的紅棉樹畫得那麽好！

　　小孩子睡覺前喝多了水，天未亮就得爬起床去尿尿。有一晚，正是這樣，我起床了。書房亮着燈，父親還在寫東西。燈光照着他的臉，臉上有泪珠的閃光，我推醒母親，説爸爸在哭。媽媽説是陳樹人世伯公死了，不要説話嘈吵。

　　樹人先生是我祖父的好朋友，可説是看着我父親長大的。陳老及黄祝蕖、高劍父諸耆宿始創的清游雅集，亦容我父相隨，牙牙學語。

　　陳老賞識這位年青世侄的詩才。陳老有復土之痛，遷居南京、重慶。父親有柬陳樹人南京、重慶之詩文，陳老把《戰塵集》寄給我父親，我父寫出《陳樹人自渝寄示戰塵集賦酬》一詩回贈。

　　抗戰勝利後，陳老回廣州了。我父很少不回家吃晚飯。若星期六、日晚不回家吃晚飯，十之八九是去了清游會雅集。陳樹人先生去世了，父親只兩三個晚上，即寫出《祭番禺陳樹人先生文》。廣州各界人士公祭陳樹人先生，衆多祭文中，父親所寫的祭文被認爲是寫得最好的其中一篇。

　　“……龍蛇厄歲，虎豹留斑。戎馬關山，愁聽戰塵之什。鷄鳴風雨，空遇寒緑之堂。碧紗籠天府之姓名，金管記故人之德行。清游難再，靈饗其來。碧章紅棉，花洲畫中之路，夕陽烏桕，樗園寺背之村。鳴呼！……”讀至此，能不潸然泪下！

　　廣州已有陳樹人先生紀念館，俗世是人微言輕，不知父親所寫的祭文有否收録。

　　忠孝

　　一九四八年秋季，我是廣州第一中學學生。到一九四九年，七弟也進入市一中，這樣我家就有雙璧、福五、福禄、福謙四姊弟，加上在我家居住的四姑姐的長子陳景新有五人是市一中的學生了。

　　那時，解放戰争已進入最後階段。景新表哥和雙璧姊常常在深夜打開收音機，收聽中國人民解放軍電臺的廣播，我自然也不肯去睡，把腦袋凑近去聽聽，凑個“熱鬧”。有一晚，表哥、姊姊聽後很興奮，拿起紙來就寫。第二天清早，市一中教學大樓大堂就貼出了一張他們用英文寫的大字報，内容是“百萬雄師過大江，人民解放軍解放南京……”

　　市一中校長馮鎬把景新表哥和姊姊分别叫進校長室，也給我父親打電話，説：“你若再不管束你的外甥和女兒，他們會掉腦袋的。勿謂我言之不預！”那時廣州市一中駐有準備撤退到臺灣的一個高射砲兵團。表哥、姊姊所爲，膽大包天！

　　景新表哥第二天清早就離家赴東江參加遊擊隊，跟着，父親的小妹妹碧珍也去了東江縱隊。有好心的朋友來對我父親説：“你曾經在國民政府内工作，結識衆多被列爲戰犯的高官。共産黨來了，你是會被清算的。不如到香港去罷，我在香港尚有一别墅可給你家居住。”另一些好朋友亦來對我父説：“你的兒子是共産黨，幾個親屬又去了東江打遊擊，你會被株連的，到香港去，我有房子可讓你居住。”對此，父親均一一婉謝了。母親見此險境也曾勸説過父親：“車不立險地，還是先往香港去爲好。”但父親却堅持説：“老父在鄉度晚年，棄之而去，是爲不孝。去國而投靠英國人羽翼之下，是爲不忠。當年避日軍而居香港，實不得已。共産主義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以至二千多年前周代賢哲的天下爲公，世界大同的理想是一致的。同是中國人，該能相容，不必他往。”故他堅持留在廣州不走。

　　一九五零年中，二哥黄福海以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工作小組組長的身份負責瞭解中南區各省的經濟情况，回到廣州，順道回鄉見到横江鄉長，問了一句：“我父如何？”答曰：“是本鄉最大的地主。”

　　二哥在陝北、晋、察、冀地區參加過土地改革工作，很清楚“最大的地主”會有怎樣的下場。父親問二哥，鄉長有何話説？二哥只回答一句：“你是横江鄉最大的地主。”母親聽到了，内心驚恐，就再勸父親離開。那時深圳尚未封關，廣東人不需通行证就可前往香港。父親説：“這樣豈非畏罪潜逃！我自問未做過對不起國家人民的事。千秋功罪，任由人們評説好了。”父親堅持不走，母親無奈，只得依他，全家留在廣州。

　　母親不無埋怨父親的一生，就是在這一件事上不聽她的勸告，因而得承受其後二十多年經歷的苦楚。忠孝忠孝！

　　下手留情

　　廣州市博物館把來我家收購文物的款項轉交横江鄉農會，父親獲得釋放回到廣州。令父親不解的是，曾經在廣州、香港公開展出並獲好評的一些珍品仍得留存，莫非那些專家不識寶？

　　父親的好朋友黄文寬先生參加了專家選購組，他得知我父親對一些專家視他的珍藏有如廢物稍有微詞，即來我家對我父親説瞭如下番話：（大意）“四哥，參與選購的專家大部分都是與你相識多年的老朋友，對你平日行事爲人有所敬重，眼見你身陷險境，都爲你擔心焦急，並不是我等衆人不識寶。要把你的藏品全部掃地出門，還不容易！只是當時的政策决定是收購文物而不是没收家財。建國之初，國家財政困難。我們訂定的收購價不能高，可以説是收買佬也出得起的價錢，但是選購的數字達到農會要求的款額，選購即行停止，你家的部分文物方能留存。四哥！你家老少一堆，日後生活的時間長着呢！怎麽不能領悟朋友們保護你家的心意！”。原來如此，父親聽了這一段話，霍然而立，向黄文寬先生深深作揖，此一謝禮亦是向當時幫助、保護了我家的朋友們表示謝意的。

　　今天，披露了當年一些事件的部分内情，相信已不會引起人們對曾經保護我父親的人士横加責難了，相反，有的還會令人産生敬意。

　　再説一件事罷。父親重寫石鼓文的考證文章，一九六六年五月定稿，請好友抄妥後連部分詩詞送交容庚教授參詳，並請容老題耑。碰上“文革”抄家，待“風暴”稍静，容老親自把文稿送回，交還我父，我給容老捧上香茶，容老茶杯還未放下，即與我父談起金石考證來了，哪管外間還是風雨交加！

　　朱光市長

　　一九五零年上半年，一天中午放學回家，家門站着兩個警衛。進了家門，在廳堂内，我見父親正與一位身材稍健碩、個子不算高的人侃侃而談。父親見我進來就指着我説：“這是六兒福禄。”又指着那人對我説：“叫朱市長。”我點頭行禮，朱市長笑了説：“福禄，福禄，哈哈……”

　　不數天，朱市長派車來接我父到他在東皋大道的住所作客，我陪父前往。市長的廳堂光亮寬敞，墻上掛滿名家字畫。市長陪同我父一邊看畫，一邊品評，我留意的却是他的小女兒，正在大書案上爬來爬去，深恐她不小心一脚把有如斗大的青花筆昇蹬落地下。

　　我問父親，何時認識朱市長？父只説了句：“市長曾是廣州國民大學學生，參加過廣州暴動。”父親在省港大罷工時已認識蘇兆征、張太雷等罷工領袖，莫非那時朱市長，對我父已有所知？

　　過了些日子，我又陪父親往訪朱市長。談的自然又是書畫文物。父親在文物鑒藏方面薄有名氣，所藏精品亦非秘而不宣，可談可觀者多着呢！對我來説，就是既有眼福，又有耳福了。

　　土地改革，我父親能平安回家，是朱市長批準廣州博物館來我家收購文物的。若不來我家收購文物，母親何來巨額現金繳付農會要求的罰款？父親的性命危矣！父親曾親往見朱市長致謝。

　　没料到，正是這位朱市長，在越秀山運動場内有十萬人參加的廣州市五反運動鬥争不法資本家大會上宣佈把我父逮捕法辦。罪名可嚴重了，五毒俱全，其中一項，有工人“指证”，我父運給“最可愛的人”——援朝志願軍的軍糧，發霉變質，摻水摻沙，真是“喪心病狂”。識我父者，咸認爲我父此次必死無疑。

　　從青年團廣州市委會處取得介紹信，我和雙綺二姐到廣州市倉邊路拘留所規勸父親，要他坦白交代，争取寬大處理。我問父親，仁豐米機的工會領導指证你行賄幹部達十五億元，有没有這回事？父淡然自語：“我連清茶也未斟過一杯！”真是答非所問，馬嘴不對牛頭！

　　三幾個月後，家中電話鈴響，一聽，是拘留所打來的。以爲有不祥訊息，語音却是：“你父可擔保釋放……”

　　《南方日報》曾刊登記者的特寫文章，稱我父爲“蛀米大蟲”。誰批準釋放我父？只有兩個可能，一，我父親不是蛀米大蟲。二，法院認爲證據不足，釋放了事。要不，就是這條大蟲有天大的本領，公安局的監獄可輕易而出？

　　然而，禍事接二連三，一九五五年鎮壓反革命運動，父親再次被逮捕，迅即以現行反革命罪判刑十五年。一九五六年我和福謙弟考進湖南醫學院，行前往市郊岑村勞改場跟父親話别。心想，父親已一把年紀了，能活着回家嗎？

　　一九五六年冬，長沙大雪。醫學院傳達室通知我，有親屬到訪。我在會客室見到來人竟是父親，嚇了一跳，莫非父親越獄逃跑？父親微笑，給我看了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的覆審判决書，宣佈：“原案撤銷，教育釋放，恢復公民權利。”父親可以返回原單位工作，並可獲補發被捕期間停發的工資。父親請了假，他是來游南岳衡山、長沙嶽麓山和憑弔黄興墓的。

　　自由了，當然可以遊山玩水，舒解鬱結之情。可是，哪裏來這麽多錢？細説之下，原來父親剛出獄，身無分文，老朋友黄寶堅醫生即在廣州酒家請飲茶。回程行經西來初地，見一古董鋪内陳列有一册八大山人畫册。父説此爲精品，推薦黄醫生買下，連兩副對聯一起計算只六十元結賬。過了幾天，黄醫生對我父説，經專家鑑定，畫是假的。建議我父自己收藏，父親説也好！不過要等領到補發的工資以後，才能把錢還給你。這樣，八大山人畫册歸我父所有。

　　此事有人傳揚出外（是那些鑒定此畫册爲假的專家），説黄詠雩介紹老朋友買假畫。某畫家更聲言那畫册是他一時遊戲之作。我父親説，該人有此造詣，每幅畫六十元，他能畫多少張，我就買多少張。

　　父親請名裱畫師黄秉津將畫册重新裝裱後，送至廣州美術館，請求美術館收購此畫册。不久，美術館把畫册退回我家。

　　稍後，北京來客，是專爲故宫和北京文物商店采購文物的專家靳伯昇先生，他一見此畫册，認爲是八大山人畫册中的精品，即出價一千元。父不語。加價至千二元。父親仍不答話。莫非仍嫌出價低？父説：不是，買來的價錢不到六十元，若以此價成交，日後我就會被人指爲謀取暴利的資産階級不法分子了，又得坐牢。况且，此畫册已被廣州的一些專家鑒定爲假的，何必冒賣假畫的風險！靳伯昇説：不用擔心，他向所屬單位負責，將以因愛護保存珍貴文物有功，用發給奬金、奬狀的形式處理。父親説：還要考慮考慮，三天後再作答覆。所謂考慮，其實是要有時間向朱市長請示。當時有規定，凡外省人士來廣東采購文物，要經市文化局審批。朱市長笑着説，他已知此事了。早在黄秉津師傅裝裱此畫册時，他已見到了，他亦認爲是精品。畫册到了廣州美術館，謝文勇先生向朱市長建議由美術館收購，礙於衆專家認定是假的，市長没有點頭。既然北京來的專家認爲是精品，他批準賣給北京，并且已經將此决定通知了市文化局。

　　朱市長還笑着説：坐了一年牢，辛苦了，該花些錢好好調養身體。父親對朱市長説，擬作南岳衡山游。市長説，你游必有詩，回來時一定要把所作詩詞給他看看。還關切地問，申請外出旅遊證件有没有困難？……

　　這樣，旅遊的錢有了，證件也有了，就來湖南嚇我一跳，給我兩兄弟一個驚喜！

　　一九六一年，我從湖南回到廣州。我驚异地見到老家客廳内多掛了一副用酸枝畫架鑲着的對聯：

　　高吟南岳百二韵

　　世德東京千頃波

　　上款是詠雩先生雅正，下款署朱光，蓋印，是一九六零年朱市長即將離任時送給我父親的。“高吟南岳百二韵”，是父親游衡山，寫了《南岳》一詩，一百二十韵全用楚詞屈宋語。父親給朱光看了此詩，才有此句。另一句“世德東京千頃波”，不是明明白白地頌贊黄氏宗族累世的德行！在處處强調階級矛盾、階級鬥争爲綱的年代，身爲高級幹部，能寫出如此的對聯，需要多少道德勇氣！我記起一句説話：真正的唯物主義者就要能實事求是而無所畏懼。看着這對聯，對朱市長就深感敬佩。

　　最後一次見朱市長，是在“文革”前不久，他剛從日本回北京途經廣州，來探我父，並邀請我父重游北京。他很喜歡我父的懷古詩、燕歌、樂府和天蠁詞。

　　父親微笑答道，將來有機會付印出版，一定請朱市長題詞。遺憾的是，在“文革”運動中，他比我父還早辭世。

　　知我父者，朱市長是也！今天，《天蠁樓詩文集》能正式出版了，自必對這位廣州人熟悉、尊敬的朱市長涌起懷念、感激之情！天國之内，願我父仍能與朱市長談詩論畫！

　　對呢，還是錯了？

　　一九六二年春夏之交，南方日報出版社派人送來了居巢扇面畫册印刷品一册、稿費和作品原件，一看盒裝封面的畫，不禁拍案叫絶！那兩個魚頭，那張魚嘴巴，你把手指伸近它，説不定會如嬰孩吃奶嘴，一口把你的手指吮住。看那篇序言寫得多好！嶺南畫派的開山始祖有這麽精美的作品，無怪乎嶺南畫派能在中國京津、蘇浙、川滇諸派中别樹一幟，傲然並立。

　　只是美中不足，我望着父親説：“畫册内没有印上黄詠雩藏這幾個字！”

　　父親默然不語。我感覺到父親有點不開心。父親是重名譽的一個著名文物鑒藏家，他的名字印在已出版的精品旁邊，他會多高興啊！但是出版權不在我，或者出版者認爲你的名字不配出現在畫册上，只好認命算了！

　　我是學醫的，説實話，父親的詩詞，過去我是很少看的，他的事也不過問。如果問我，我關心父親的是什麽呢？是他的健康。每天我都會在父親起床後察看父親的臉色、步態，大聲叫句阿爸早晨！他一定會回應，我就知他有没有咽喉炎、咳嗽。只是父親身體好，從來不會用到我這個“黄禄”醫生之所長，要我替他做搬運工人的機會倒也有了。

　　一天，他叫我拿着居巢扇面畫册原作，隨同他到廣州美術館。我遵命。到達美術館，父親與該館的工作人員寒暄幾句，即打開畫册並交給他們，讓他們驗明正身。美術館的人也拿出一畫軸、一手卷交給我父察看，父親點點頭。我認得畫上畫的那只大肥鵝，原是我家之物，在土地改革運動時被廣州博物館收購了的。美術館的負責人再把一信函交給我父看看，我只見信下方有紅色公章。父親看完了，把函件放入衣袋即起身告辭。我拿着那兩卷軸到了美術館門外廣場。我問父親，居巢畫册賣了多少錢，怎麽不見有錢給你？父説：“不是賣，是交换。他們認爲我原藏的這兩畫是假的。我要求用真的居巢畫册把這兩畫交换回來。”一聽此語，我登時站住了，回頭望着美術館那座龐然大物，真想跑回去説：“我不同意！”父親拉着我的衣袖説：“走罷，走罷！”我就是要往回頭走兩步，然後有韵律的把頭摇兩下，口中念念有詞。父親問我説什麽，我説：“他們可能没有讀過這兩句書，我讀給他們聽，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然後我惱怒地説：“你不應該主動地提出交换；他們也不應該同意。怎麽可以要求以真换假，又怎能批準以假换真！假的不想要，真的嘻嘻笑，豈有此理！”父親呆住了，一副惘然若有所失的樣子，原先踏出美術館門以後那種欣喜之情全不見了。

　　换回來的兩張畫，其一是沈周的，其二是王石谷的，父親最喜歡沈周那一張大肥鵝，精彩之處就在於董其昌拿起墨筆題詞時，發覺畫面空白處雖多，却没有恰當位置可落墨，只好在綾邊題字。沈周畫山水居多，花鳥只是小册頁。文獻記載，沈周以菊花和鵝作題材而畫大幅者，有日本人阿部房次郎購去藏於大阪美術館的《菊花文禽圖》和在《夢園書畫録》中記載的《菊鵝圖軸》，第三幅就是在《岳雪樓書畫録》中記録的《沈石田菊花鶂翎圖》了，前兩張未得見廬山真面目，第三張回到父親手中，本來是很高興的事，給我多嘴説上兩句，真是大煞風景，興致全失！

　　書畫鑒证，是見仁見智，只有時光倒流，見证了是沈周親自動筆，方有絶對把握。此畫二十年代父親得自廣東著名藏家何冠五，何氏得自孔氏岳雪樓後人，孔氏得自清干隆時江蘇畢氏世家，畢氏又得自康熙時狀元榜眼的繆氏家族，繆氏得自大官張氏，張氏得自南有堂主——大詩人王樨登，正是流傳有緒。可是，國家文物局長一句話：“此畫是假的，美術館不必保存。”去路只有兩條，其一是交給美術學院作參考教材，其二也就是經由文物商店賣往國外以换外匯。多少珍貴文物就是由於誤鑒爲假而流失國外啊！美術館無意保存此兩畫，又亟欲獲得居巢扇面畫原作，父親就提出交换的建議。

　　父親説：“中國人要講誠、信、道義。既然别人認爲我的藏品是假的，我就應該收回，或者以他們願意接受的藏品作交换。换回來的贋品，置之案頭，作爲自己學識未精的警戒罷！”

　　我看到了一封更早前的交换信，是一九五四年廣州博物館以購自我家的石谿白雲高隱圖交换明朝太師樑儲敕書。

　　誰主動提出以真换假？是我父親。父母官不察，批準以假换真，豈非陷父母官於不義！

　　真未必真，假亦未必假，真换假，假换真，都是你情我願，亦皆大歡喜。至於説到誰對誰錯，我也弄不清了，可能是都對，都錯。讀者諸君你們説呢？

　　桂林游，救了只梅花鹿

　　梅花鹿現在何處？請看本詩文集上册彩圖《八大山人鬆鹿雙喜圖》（或稱《福禄壽圖》）。

　　父親在二十七歲作的《北江游草詩集》的後記説，要游遍國内名迹，亦要游歐美，以詩歌寫盡天下勝景。一九六四年，父作湘桂游，寫了詩詞數十首。在桂林，免不了逛古董店，在桂林文物商店的廢畫堆中發現了這張傷殘已甚的梅花鹿。

　　八大山人以鹿入畫，文獻記録只有三數張，最著名者爲《十鹿圖卷》，十只幼鹿聚而玩樂，其神態令人忍俊不禁。然而鹿群玩樂，必有爲首者作警戒，此爲鹿之特性。圖中缺少此鹿，稍感不足。父親發現此畫，是八大山人畫鹿的最精者。當然，可能尚有我未知曉者。八大山人的鬆樹、喜鵲存世尚有多幅，一只雄鹿，停立鬆樹之下，回首遠望，一副警覺神態，正好補十鹿圖的不足。

　　“文革”抄家，數天内抄了十次以上。最後，用兩部帶拖卡的貨車來抄，有如搬家似的。父親感到最惋惜的是失去此畫。精、真、新的文物自有單位妥爲收存。如此殘舊的畫就難保不如桂林文物商店那樣視如廢物。父親説：“八大山人有靈，當庇佑此鹿不被毁滅！”

　　八大山人與我家確有緣分，先有父親在西來初地發現了他的畫册；繼有救了此鹿；被抄走了，又失而復得。八十年代中，處理查抄事務的辨公室通知可領回此畫。我家被抄走的物品只有十一件可領回。廣州美術館的專家工作得很細緻，他們是根據畫幅上有我父親的藏章而確定是我家之物。而且，他們還義務對其他的畫的真僞作出鑑别呢！發還的畫中有兩張與八大山人齊名的畫家的作品：清湘的《山雨欲來風滿樓圖》和石溪的《牛首山居圖》就注上“仿”的字樣。

　　令人不解的是數十位近代名畫家，如黄賓虹、張大千、黄君壁、高劍父、趙少昂等送給我父親和祖父，有詠雩、顯芝上款的字畫，是最易辨認的了，却一直下落不明。如果是在國庫之内，先父先祖必定深感安慰，它們是去得其所。若爲某些人士把這些抄家物品非法據有，奉勸這些人士，早日上交有關部門，免損清譽。

　　何謂搶救珍稀文物？父親是盡了自己一分力量。例如：不把文物與外國古董商作交换；以真换假，阻止了因誤鑒爲假的文物經由文物商店而流出國外；不因畫面的殘舊而不施援手；版片廢蝕，則修殘補缺；詳作考證，探本追源……

　　八弟福仁到廣州市美術館領回《八大山人鬆鹿雙喜圖》，置於父親遺像前，上香斟茶，大叫：“阿爸！梅花鹿回來了！”現在，梅花鹿是與本文集的讀者見面了。你們説，八大山人是否有靈性？梅花鹿正回頭望着你們呢！

　　一個半人看“真”

　　人有半個的麽？“真”又指什麽呢？聽我道來：

　　六十年代中期的一天，我游泳後回到家裏，畫家吴灝子玉先生在座。客廳墻上掛着一幅大中堂，是董其昌的絹本山水畫，父親與吴先生相對而坐。中間的書桌上放着展開了的一張小條幅山水畫。父親説：“這張畫我看真！”吴先生説：“這張畫我亦看真，要交换就得等價，用董其昌的畫與大痴畫交换，詠翁，價不相等啊……”最後談妥了條件，父親要再補付現金一千元。吴先生留下了小畫幅，把董其昌的大畫拿走了。

　　送走了客人，父親喜上眉梢，把畫掛起，細細欣賞。我也上前觀看。好傢伙！一張小掛張山水畫，吴灝先生竟然蓋上四五個藏章之多！

　　一個畫家，一個藏家，若在畫幅上蓋上本人的印記，通常就表示對該作品的肯定。但是，我的直覺，只能算吴先生是半個看該畫是真的人，就因爲他不再自己珍藏而同意了交换。

　　黄公望，元代四大名畫家之首，存世作品稀少，他的作品一直以來就是書畫愛好者夢寐以求而難得的珍品。陳此生先生來探望我父，得見此畫，審視良久，嘆道：“經歷了六百年，大痴的畫還有在民間流傳，不可思議，不可思議！”

　　不能認爲陳老此話等於他對此畫看“真”。人又没有半個的人，看此畫爲“真”的人就只有我父親一個了。

　　我問父親，憑什麽認爲此畫是真迹？父答：“只要把此畫與明、清諸位曾師承黄公望畫技畫風的名家作品比較，高下立見，青尚未能勝於藍。一個畫家，能畫出如此精彩作品，當爲一代大師了，又何需假黄公望之名！”

　　我問，既爲大師之作，爲何藏章少？又有没有文獻著録呢？

　　父答：“藏章少未必假，有著録亦未必真。此畫爲黄公望晚年之作，符合其晚年作品風格特徵，技法精煉，氣質與别家不同，自成一格，要假冒，難上難也！”

　　父親繼續説：“此畫是元代的紙，元末明初的裱工，當無疑問。如果能找到釣鰲叟陶振的手迹與此畫的題詩字迹比較，若符合，是黄公望真迹就有九成的把握了。”

　　我問：“爲什麽？”父答：“陶振，字子昌，是元代大文學家楊維楨的學生，天才横溢的詩人。就憑他寫的《飛龍在天賦》，得免牢獄之灾。後隱居山野，世人乃少知其名矣。”父讀萬卷書，“博聞强記，過目不忘”，正是朋友們贊譽他的用語。

　　父續説：“黄公望去世前，陶振已出生，同是元代的江南平江路人，可以説是同鄉，且其後陶舉明經生，是吴江縣的縣學訓導，黄公望生前主要在江南一帶的地區生活，在當時當地留下的畫迹應是多的，陶振就有可能獲得黄公望的作品。”

　　父説：“陶子昌在另一元代大畫家王蒙叔明的《鬆澗鳴琴圖》内留有題詩一首，可惜此畫不知落在何方，比較無從了，希望以後在上海、南京的博物館能找到陶振的手迹作比照，此畫是否大痴真迹就易作結論。我也會看錯畫，判斷錯誤。但是，此畫陶振的詩好，字好，黄公望的畫好，款識技法氣質符合大痴晚年作品的面貌特徵，我有一種直覺，我會是對的！”

　　我説：“假如當今在世的鑑证權威都説此畫是假的，那麽董其昌的畫和那一千元豈不是……”

　　父親打斷我的話笑了。他説：“一個文物愛好者，有時一生也難得遇到幾件心頭好的，得其一件，已覺無憾了。我只樂於曾經得而賞之。人生難料，何必理會别人對此畫説真道假呢？”

　　得見此黄公望《山水圖軸》的人中，可有與我父一般見識者？

　　文征明行書手卷《風入鬆》

　　感謝廣東省博物館提供了我父親捐贈的文征明行書手卷《風入鬆》的照片附於本文集之内，與讀者見面。

　　讓我説説這手卷的故事：

　　六十年代的一天，在寶華路上，父親遇到一位樑姓老朋友的妻子，剛問了句樑兄可好？梁夫人即泪流滿面，説其夫已去世，並訴説現今生活陷入困境。她向我父親談及曾經携帶其夫珍藏的文征明行書手卷，請求廣東省博物館、廣州市博物館收購。但却被認爲是假的，不肯出價收購。廣州文物商店亦説是假的，但是願意作價二十元收購。梁夫人懇求再三，亦不肯再加分毫。她問我父能否給予幫助。我父親説：“文征明善寫楷書，行書存世極少，該手卷，老一輩的廣東鑒藏家皆知是廣東省存有的文征明行書手卷的最精品，其價值當在數千元以上，那些專家，怎會視爲贋品？”梁夫人請求我父買下。我父説：“我的退休金每月只得六十元，怎能買得起？目前，我最多只能籌集到五百元，你是否願意？”五百元是二十元的二十五倍，梁夫人表示願意。那手卷過兩天就送來我家。

　　稍後，父親見到廣東省博物館蔡副館長，即問他憑什麽認爲那手卷是假的？他無言以對，只好説：“借來再看看。”（這位副館長與樑姓藏家同在廣州相識亦數十年了）父親把手卷交給他帶走。數天以後，那副館長來我家説：“國家要收購。”父親説：“現在認爲是真的，是精品了麽？將來總歸是國家的。我剛買回來，還未賞玩、觀摩，遲些時候再説罷。”他臉色一沉説：“你是在跟國家争購文物，想謀取暴利？”氣得我父親霍地站立起來，説：“現在你認爲是真的、精的了嗎？那就不必收購；我把它捐贈給國家，不要奬狀，不收奬金！分文不要！”

　　上述對話，我在場親見那個情景，是我陪同父親把《文征明行書手卷》送至廣東省博物館。那位副館長微笑了，一副得意的樣子。接收手卷的是一位楊姓的先生，姑諱他們的名字罷，他們兩人亦是不幸者，“文革”期間，非正常地辭世了。

　　興嘆河堤藏“鶂翎”

　　父親把沈周的《菊花鶂翎圖》交换回來，並非置於書案頭而是放在床頭，晚上在床前展開，細心欣賞，嘴角不時微笑。我也凑近觀看。畫面最精彩的就是鵝頭鵝頸鵝眼睛，只三數筆，鵝只就栩栩如生。怪不得董其昌題詞中有“石田翁乃能以淺色淡墨任意爲之，而神采覆自奕奕，信非凡筆可及”之句。父説：“有這個典故：王羲之非常喜愛鵝，就以手寫的《黄庭經》與人交换。宋元時已有畫家畫了《黄庭經换鵝圖》。沈周的畫好，題的詩也好，是存世的精品。問題就出在此畫曾經重裱，把原位於側邊綾上的董其昌題詞用斷字法（廣東人稱爲“蓑衣裱”），改置於畫的上方，這種改動是發生在孔廣陶擁有此畫後。岳雪樓記録此畫時並非孔氏所有，因而未有至聖七十世孫孔廣鏞、孔廣陶（少唐），及岳雪樓等印記。董其昌存世手迹甚多，字迹容易判定，博物館、美術館的專家就曾有這樣的意見，董的字是真的，沈的畫是假的。”

　　父親説：“日本人阿部房次郎所得的那幅《菊花文禽圖》以及不知落在何方的、《夢園書畫録》裏記録的《菊花鵝圖軸》，其内亦有沈周的自題詩。要假冒沈周的簽名不難，只兩個字；要假冒一整首詩的手迹那就難得多了。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此畫流傳至今，有迹可尋，經數位著名藏家之手。”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清晨，廣州市二十九中學的紅衛兵來到我家除“四舊”——抄家。父親尚未起床。這是早期的紅衛兵，温文有禮，没有强闖入屋。我問父親，有什麽東西是最值得保存的？父親就指着沈周的畫和交换信。我立即用剪刀把畫剪出，褶成書本大小，放入衣袋。畫軸頭尾，放入大竈中燒掉。即開門外出，幸而紅衛兵並没有搜身。

　　我的三姑姐剛從香港回廣州探望女兒，我到了大表姐的家，見到姑姐就説：“爸爸吩咐，這只‘鵝’請姑姐暫時保存。”姑姐展開畫來看看，見到的是幾朵菊花，一塊石頭一只鵝，不會是違禁品，也就收下了。隨後的日子是“黑七類”遊街示衆，到處都有抄家。姑姐嚇得胃病復發，住進醫院。姑姐爲什麽這麽驚怕？怕受株連。可是，當她知道親兄的退休金也被减發，即帶頭發動海外親友給兄嫂以資助，她怕的是親兄嫂不得温飽！

　　爲免姑姐受株連，把這張畫放到什麽地方最安全呢？我想鵝喜水，水邊最安全。那時，我天天都到珠江大橋附近游泳，就用幾層膠袋，把畫密封，游至大坦沙一段人迹罕至的河堤處，找了一個石洞，將它放進去，蓋上石頭，然後默禱：“沈周，你若有靈，當庇佑此畫避過灾劫，他日再能重見天日，讓人們贊賞你的‘信非凡筆可及的’神來之作吧！”

　　“神品”，是明朝文學家王穉登對沈周作品的評價。父親突然問我，有没有把此畫的題籤剪下。我説：没有，隨畫軸棍一起燒了。父親擊股嘆道：“沈石田菊花，南有堂珍藏”這幾個字是王樨登的手迹，毁了這條題籤，這張畫的真僞就更有争議了。

　　沈周在畫詩内有此句：“興慶池頭見鶂翎”。當年，我是“興嘆河堤藏鶂翎”。今天，沈石田菊花鶂翎圖照片附於《天蠁樓詩文集》中與讀者見面，莫非沈周真的有靈乎？

　　我信董其昌

　　《明沈石田菊花鶂翎圖》這幅名畫，在隱没了多年以後，隨着《天蠁樓詩文集》的出版而以附圖的形式重現人前。古畫愛好者們可有興趣再知其一二？

　　先父曾言，故宫有一幅沈周畫鵝的畫，畫上的一首題畫詩與他所藏的這一幅畫内沈周的自題詩相若，但署名却非沈周。此畫上的題詩可疑，不合情理。畫是假的。何以可疑？未及詳述。先父是一位詩人，學者、文物鑒藏家。我想他會較易從詩中發現問題和破綻，可能有助於古書畫的鑒证。遵循他的提示，我翻閲了一些文獻、圖册，作了些考證，果然有些發現；現不惴淺陋，提些不成熟看法，以就教於方家識者。在《石渠寶笈初編 · 干清宫著録》中，有《明沈周花下睡鵝圖》列作上等，經清宫專家鑒定爲真且精的藏品。畫上有沈周的自題詩：“磊落東陽筆下姿，風流崔白未成詩。鵝群本是王家帖，傳過羲之又獻之。”；另有彭年的題跋詩：“湖峰曉雨濕蒼青，興慶池頭見雪翎。五十萬錢原有價，笑人輕易换黄庭。”在臺灣故宫博物院出版的《故宫書畫圖録》中我亦找到了這幅畫切照片，畫上更有干隆皇的題詩（恕我在這暫不録）。

　　彭年的題跋詩與《明沈石田菊花鶂翎圖》上沈周的自題詩只有一字之差，就在詩的第二句《鶂翎》改作《雪翎》。

　　兩個人分别作詩，二十八個字中能有二十七個字相同的機會只有無數億萬分之一，不會如此巧合，那就有真有假，如果不全是假的話。《花下睡鵝圖》和《菊花鶂翎圖》的搆思，同是出自一個典故：

　　《晋書王羲之傳》：“羲之性愛鵝。山陰道士養有好鵝。羲之故求市之。爲寫《道德經》，當舉群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去。”

　　河山公老子之《道德經》，即爲《黄庭經》中的《外景經》。

　　唐代李太白承此作詩：“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黄庭换白鵝。”

　　歷史上著名花鳥畫家多有依此典故畫鵝。如唐代的王維、宋代的宋徽宗、趙令穰、黄荃、崔白、馬遠，元時的錢選，及至明代的沈周。今浙江紹興縣東北蕺山戒珠寺，即爲王羲之之舊宅。寺前有池塘，爲羲之養鵝處，名鵝池。

　　讀者們，請看故宫所藏的《花下睡鵝圖》，仔細思量推敲，你會同意先父疑得有理：

　　首先，沈周自題詩前二句：“磊落東陽筆下姿，風流崔白未成詩。”所指的是與沈周同時名士，長於法書而不善畫的李東陽，宋代精花鳥畫而不工於詩的崔白。

　　史書對沈周品格的評價爲“高致絶人，和易近物”，“當世之望”。怎會以“筆下姿”，“未成詩”的語句去嘲弄今古名人之所短？

　　再者，沈周書法，行、楷書宗宋黄庭堅（山谷）。黄山谷傳世著述有山谷題跋一書，内中有《九鵝群帖》一文，認爲《鵝群帖》不是王羲之之子獻之所作，實爲宋人好事者傳會羲之寫《道德經》换鵝的典故而僞作。宋黄伯思在《東觀餘論》之法帖刊誤一文中亦有辨证。他們的論证爲後世學者所接受，未見争議，亦未見沈周具文提出反证。沈周博學工詩，怎會對宗師、前賢的論述全無所知，竟然寫出“鵝群本是王家帖，傳過羲之又獻之”這句大笑話？

　　後人在畫上的題跋詩，通常是詩從畫意，或作唱和。畫面是一只睡鵝。鵝，在江南、蘇浙地區是常見家禽，它的習性廣爲人知。彭年題跋詩可疑之處就在於詩的第一句：“湖峰曉雨濕蒼青……”的“曉”字。清晨，雨後，池邊，如果有一只鵝離群呆立，毛鬆羽散，閉目自眠，那是一只病鵝了。愛鵝的王羲之見此情景，還會“興慶”一番？顯然不合情理！據《吴縣誌》，彭年之父爲進士，年性穎异，嗜讀書……是沈周之後，明朝著名文學家、詩人。此詩本極精絶，置之《花下睡鵝圖》上，就既拙且劣，極可能是假彭年之名而移載者，以圖亂真，以假作真。臺灣故宫博物院的專家們，可有同感？

　　問題正在於畫筆衰滯、畫出病鵝一只。八十三高齡，行將就木，還有興致借詩畫以行攻伐？玉簪花及其莖之鈎描是非眼蒙手顫老迂所能爲的。其詩文字迹明示血氣方剛，伸手掛足，若非“回光返照”，此畫怎能定爲沈周、且是去世前數月之作？

　　彭年在沈畫上題詩，竟會選用“特不善”的書體，這位名書家如此運筆，莫非亦有含意？我看不可能。只能説是一位善寫蘇體的作僞者所爲，而非出自彭年之手也。讀者鑒者以爲然否？

　　臺灣故宫博物院對《花下睡鵝圖》有如下説明，僅鈔録下：

　　鵝一只，縮頸半閉其目，睡態朦朧。坡上一石高聳，前有玉簪花一叢。自題七言絶句一首，款暑‘石田老迂沈周畫’，字迹與八十三歲自題霸橋詩卷相同，此作完成之時當亦相近。彭年一題，字微弱，經與院藏彭年臨蘇軾歸去來辭卷相較，此題猶稍勝。蓋彭年筆性特不善於蘇耳。此作定於正德己巳（一五〇九）沈周八十三歲。周是年八月二日卒，畫筆亦漸衰滯不似盛時。

　　同是“湖峰曉雨濕蒼青……”這一首詩，將“曉”字改成“秋”字，又出現在天津市文物公司所藏《明沈周拒霜白鵝圖》上，此圖在一九八七年經中國當代最著名古書畫鑒证專家謝稚柳、啓功、楊仁愷、劉九庵、傅熹年，謝辰生一致鑒定爲真迹。

　　然而,有文獻著録的沈周以羲之典故畫鵝的畫尚有多幅，如：《夢園書畫録》著録的沈周《菊花鵝圖》軸，《爽籟館欣賞》著録的沈周《菊花文禽圖》……説不定同樣的詩會在這些圖上出現，專家們若未能找到這些畫作比較而下斷語是有可能有錯失的。

　　沈周畫同時代人的僞本極多。明祝允明在《記石田先生畫》一文中有此叙述：“……片縑朝出，午巳見副本，有不十日到處有之。時昧者惟辨私印，久之印亦繁，作僞者便有數枚。印既不可辨，則辨其詩。初有效其書逼真者，而先生又通自書之，所謂凡十餘本皆此一詩，皆先生筆也……”

　　古畫鑒定，只有時光倒流，回到五百年前沈周身旁，見证他提筆作畫題詩，方有絶對把握，後人只能間接推证。幸而，沈周本人，明代的著名書畫家、鑒藏家寫下了一些語句，可以作爲鑒证的指引。

　　沈周在其山水妙品册頁的自跋中寫道：“今之畫家無不傚法宋元而竟不得其奥解。餘嘗夢寐深求，間爲入室弟子，餘未越其藩籬也。此册自謂切要循乎規矩，格法本乎天然，一水一石皆從耳目之所睹。記傳其神采。著筆之際凝心定思，意在筆先，所謂多不可减，少不可增，薄有所得，將求同志者一证可否？……”

　　明著名文學家、詩人、鑒藏家王樨登在沈周寫生卷後題跋：“玉蘭英英，清芬可挹。郭索輸芒，有匡有螯。巨蚌含珠，夜光未剖。此三物人人能圖之，然得其似而不得其神。神且似者，當屬石田先生造化手。”王氏在其《吴群丹青志》中品評明代諸畫家，僅沈周一人列爲“神品”。

　　明著名書畫家董其昌在沈周寫生花鳥卷跋雲：沈啓南君寫生，爲一時之冠。陳白陽王酉室諸公，瞠乎其後矣。此數種尤有生意，不可不寶。董贊沈山水寫生之妙，謂：“寫生與山水不能兼長，惟黄要叔（北宋黄荃）能之，我朝唯沈啓南一人而矣。”

　　印既不可辨，書亦逼真，詩則十畫皆此一詩，山水畫仿真者連文征明亦曾被瞞過，唯寫生之山水花鳥畫，諸名家皆瞠乎其後，作僞者自必更相形見絀。沈周書畫皆精，細心審察比較，孰優孰劣，當可確定，誤鑒的可能性就少些。

　　《拒霜白鵝圖》無疑是一幅好畫。但是此畫題籤並不恰當。題畫詩的第一二句是“湖峰秋雨濕蒼青，興慶池頭見雪翎”，秋天，有雨無霜，有霜無雨，這是氣象常識。畫的是白鵝梳羽，畫面自必要廣加設色，方能顯出鵝白如雪，奇花异石，再施重彩，那就成了仿宋花鳥畫上佳之作了。

　　反觀《菊花鶂翎圖》，以之與《花下睡鵝圖》、《拒霜白鵝圖》作比較，就更覺得前者詩書合壁，精彩絶倫。

　　羲之性愛鵝，不僅在於鵝肉肥美。鵝性高潔，儀態優雅，和睦合群。對牧養它的主人温馴親昵，對陌生者富於警覺。道觀廟堂農家，皆樂於畜之。羲之愛的是“好鵝”而非“病”鵝。世人視羲之書迹爲國寶，價值連城。羲之習書，於鵝池洗硯，日久，池水爲之變暗，寫《黄庭經》以换鵝，只是他舉手之勞。“欣然寫畢，籠鵝而去”，其逸興任率如此！沈詩最後一句“笑人輕易换黄庭”，誰笑誰？笑甚麽？令人回味無窮。

　　鵝有白鵝、蒼鵝，皆可以是“好鵝”。詩中以“鶂”字取代“雪”字，可説是一絶。“鶂”，鵝也，鶂亦爲鵝叫聲。沈周以羲之典故作畫，“本乎天然”，“從耳目之所睹”，“記傳其神采”，以淡墨淺色寫意的筆法，别創一格，把清晨，雨後，池邊， 鶂鶂有聲，舉步回眸的蒼鵝躍然紙上。愛鵝的羲之見此情此景，能不“欣然”能不“興慶”？沈周有感，方有“五十萬錢原有價，笑人輕易换黄庭”此絶佳之句。

　　董其昌見此畫，寫下了此跋語：

　　“宋人花鳥，妙在設色粉繪，儼若生肖。石田翁乃能以淺色淡墨任意爲之而神采覆自奕奕，信非凡筆可及。”

　　沈周花鳥寫生效法宋元，自謙“間爲入室弟子”。宋元人亦凡人也。董氏對此畫的評價，已有超乎宋元之意了。

　　有專家認爲此畫的款識不合沈周書法特徵。我認爲：在作僞者極多又能逼真至幾不可辨的情况下，符合“沈周款識特徵”者可能是真迹的機會反而較低。沈周作畫後乘興提畫筆書寫詩句，“意到自忘工不工”。沈周並無需要使自己的字符合“沈周字款特徵”。那些以爲單憑字款已看出畫爲僞作的人未免過於自信。清宫專家尚多有誤鑒，今之專家不亦有此可能？

　　此畫的字款，是用細畫筆書寫，蘸了多少次墨，歷歷可數，墨色或濃或淡，墨量或榮或枯，“黄庭”兩字，纖毫可數。及至寫沈字，筆尖墨豐，以至三點水不分，一筆而下，而寫周字時筆鋒墨盡，乃以按下成一點代替口字。少有先例的寫法有可能是假的，亦可能是真的，是真的機率反而較高（50%）。本爲此畫沈周的款識獨一無二，看《拒霜白鵝圖》中的沈字，三點水也是一筆而下。這回真是“無獨有偶”了。而周字則回復常見的形式。《菊花鶂翎圖》中的周字以一頓點替代口字，在參看了百多幅沈周畫圖片（有真有假），如此寫法亦只三數張而矣。

　　有説董其昌的題跋是真的，但是董字已與原畫分離，换上了假畫。這倒有可能。要分别孰真孰假，把所有存世的有“湖峰曉雨……”這首沈周自題詩的畫作比較，就可作結論。董氏爲明末清初著名書畫家、鑒藏家，他説沈周寫生爲一時之冠，諸名家皆睹乎其後，《菊花鶂翎圖》流傳有據，可確定者已至清初的繆日藻、畢瀧，若有優於此畫者，當爲真迹。

　　《拒霜白鵝圖》可能是沈周的真迹，但未能擺脱宋人院畫風貌，只可説是仿宋花鳥畫之佳作，並不勝於《菊花鶂翎圖》。此圖檏厚淡逸，以墨戲寫意的技法，别創新意，形神俱佳，詩畫皆絶妙，是真迹的可能性更高。

　　沈周亦有一詩兩畫而俱真者。

　　時光不會倒流，我信董其昌鑒證書畫的超卓眼光。

　　海幢公園的太湖石

　　一九六七年的一天，兩個大漢，不知是何方神聖，帶着幾個年輕的紅衛兵，來到我家門口，大叫：“黄詠雩出來，把太湖石交出來！”

　　紅衛兵手上拿着幾張油印的大字報，寫着揭發黄詠雩勾結官僚，霸佔太湖石。

　　父親來到門口，紅衛兵立即舉起拳頭，高叫口號：“把黄詠雩鬥倒鬥臭！立即交出太湖石！”

　　父親説：“太湖石不是在海幢公園裏面嗎？我這裏的小花園怎容得下那塊巨石頭？”那幾個紅衛兵你看看我，我望望你，張着嘴巴，不會説話了。一個大漢舉起了手上的“小字報”説：“有人在大字報揭發你勾結官府，霸佔了太湖石。”

　　父親説：“你們應該先去找寫這張大字報的人，弄清楚事情的真相，再來找我好嗎？或者，先到海幢公園，看看太湖石是否失踪了，再來鬥争我也不遲。”

　　他們來勢汹汹，離開我家時，有兩個較小的紅衛兵，看樣子不過十三四歲，忍不住笑了！

　　這時父親憶述起有關太湖石的一件往事。太湖石，本是海珠區伍家之物，因避戰亂，其家後人不知所終。巨石成了“無主”之物，戰後由地方政府代管。海幢區籌組消防局，需要大量金錢購買消防器材，於是發動商界捐助。父親捐款最多，該區的民間團體“議决”，建議當地政府把該石贈給黄詠雩以作表揚，奬勵。父親説：“只有法院，才有權决定把私人財物收歸公有，地方政府也没有這個權力把私人財物贈與他人，何來我勾結官府霸佔了該石呢？即使有那個‘决議’，我也從未想過動它分毫。”

　　我問父親：“後來，該石移往海幢公園安放，‘地方政府’有没有徵詢你的意見呢？”父親笑了，以笑作答。那個笑容，只有心胸裕達大度的人，才會有的。

　　海幢公園的太湖石，是廣州市數一數二的名石，很多人都知它的典故。但是，有多少人知道把黄詠雩也牽涉進去的這個小插曲？

　　父與黄君璧情誼

　　黄君璧和我父同是南海縣人，少年時已相識，以兄弟相稱。君璧長我父三歲，我稱他爲三伯父，令我驚奇的是，這位伯父稱我父爲四哥。

　　媽媽曾説及一件往事，君璧三伯父患傷寒并發腸出血，卧病在床。那時，腸傷寒是一種嚴重疾病，大伯父因此病失醫而去世。父親爲君璧三伯父請來名醫，該醫生處方爲張仲景古方黄連黄岑阿膠鷄子黄湯加减，重用阿膠。父親把龍箕伯所贈阿膠轉贈君璧三伯父以入藥。三伯父嫌藥苦，不肯服藥。三伯娘（吴氏）再來請我父前往勸説。我父親用調羹餵他有如哄小孩，三伯父無奈，只好乖乖地把藥喝下。

　　父親藏書畫名迹甚豐，常借給三伯父觀摩欣賞，其中明仇十洲的《停琴聽阮圖》（現藏廣州美術館）真迹就曾借給他臨摹，其後三伯父把所臨的畫回贈我父，父以酸枝鏡屏鑲之，掛於廳上，與張大千所贈《羅浮山白水門觀瀑圖》相對。

　　福增大哥文静聰穎，深得君璧三伯父喜愛，三伯父爲大哥作畫多幅。大哥酷愛音樂美術，亦喜詩詞，他最喜歡的詩人是印度的泰戈爾和俄國的普希金。大哥在“三反”運動中被日夜鬥争，在將變成精神病者前，一夜作詩百首，取名《狂妄集》，隨口吟道：“集以狂妄名，人當衆矢的；對空一長吟，變盡風雲色！”我想，君璧三伯父的山水畫，畫出了變盡風雲色的意境，又何遜於張大千的潑墨！

　　皓然黄公自新會移居横江鄉後，曾有黄家莊之盛。而今，黄家莊已空有其名，應驗了族祖自中原南遷的一句詩：“今日他鄉是故鄉”。皓然黄公的後人布於五大洲。七十年代初，堂妹德儀游泳出境，扺達香港。其時，君璧三伯父在香港舉行畫展。德儀與其父——我的五叔黄際唐前往觀賞，晤見了黄君璧。“四哥可好？”這是隔别了二十年後君璧三伯父與我的五叔的第一句對話！

　　多少哥兒倆，曾是天各一方啊！

　　天，天上有！

　　父親得唐代雷氏制天蠁琴，即以琴名作自己的書齋名，黄賓虹先生爲我父繪《天蠁樓圖卷》，葉恭綽先生手書《天蠁樓》巨幅横額題贈。父親的考證文章，多書撰於天蠁樓。

　　天蠁樓安在？實無片瓦。

　　此話何解？那就是父親一生，並没有屬於自己擁有的居所。

　　横江鄉祖居，屬祖父所有，土地改革時被没收了。父親十九歲結婚，即獨立成家，數十年來，皆租住别人的房子，前後搬家近十次之多。父親曾有富名，然而，他的錢財，主要花在買地建學校，建圖書館，搜集數以萬計的珍稀古籍，數以百計的名家字畫、古銅器、古陶瓷等文物；出版《芋園叢書》；捐獻糧餉支援國民革命、北伐戰争及抗日戰争等事項上了。他的心神，都花在文化教育、考古鑒藏、詩詞創作，以及商界公職、慈善等事業上去了。家庭生活是儉檏的，全没沾上嫖賭飲吹的惡習。

　　那時，父親若要購置一所巨宅，還不容易嗎？曾經有美、英、日的古董商、鑒藏家慕名而來，欲購買父親收藏的精品。他們知我父尚租屋而居，提出以一座洋房交换一件精品。父親説：“來觀賞，歡迎；但國寶一件也不賣！”都謝絶了。

　　一九四八年，横江鄉有人願意出售田地、魚塘，父親又要買入。母親説：“你想完成在家鄉再建中學的心願，我不反對。但是兒女長大成人，孫兒也有了，我也要在廣州買地建座天蠁樓，以爲兒孫們日後的祖居。”於是，父親以母親之名，購買了逢源大街八號之二，名“騰芳園”的地段産業。

　　“騰芳園”爲一優美的園林建築物，原爲西關一富豪宅第的花園部分，主體建築被列爲廣州市級受保護的文物建築。母親買入的部分先是由國家接收“經租”，仍承認産權，發給“定息”持續至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後才停止。母親多次要求發還産權和使用權而未果；及至母親去世後三年，即建國之後的三十九年，荔灣區房管局依據該園林建築物在契证上只登記爲“吉地”，通知我家，該地段收歸國有。所以我們家連擬建的庭園居所也没有了，天蠁樓只是個書齋名而已，實際並不存在。

　　父啊！天蠁樓有個天字，看來只應天上有？

　　悟道乎？

　　七十年代初父親已是古稀之年，頭發花白了，仍是腰板挺直，耳聰目明齒健，一天看幾小時書。我問父親：“您一生心血，除了詩詞之外，還特别愛好收藏文物，如今藏品散失，您不心痛惋惜嗎？”

　　父答：“此事我曾思考再三，我很想得開。回顧自己一生，我很坦然。我光身一人來到世上，那些物品價值再高，也是身外之物。它既非與生俱來，死後亦不能將它帶走。我爲國家民族收集、整理、研究、保存文物，現在這些文物絶大部分爲國家民族所有，從這個意義上説是做了件大事好事，没有什麽好惋惜的。”

　　我亦曾問父親：“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苦痛，記憶猶新，假如張大千送給你的《羅浮山白水門觀瀑圖》落在日本人手裏（有這個傳言），你有何感想？”父親答道：“天下爲公，世界大同，還有一句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爲什麽不可以把日本人、美國人、印度人都看作是兄弟呢？張大千的藝術屬於全人類的。其實各國家、各民族的優秀文化藝術亦屬於全人類的。日本人識張大千，不識我。透過這張畫上的題詞，日本人也知道有個黄詠雩。看來我倒是得張大千的提携，沾了他的光了！”説完微微一笑。父親的這番話使我深受教育。盡管父親已離開我們多年，但我們仍深深地懷念着他，牢記着他生前的教導，貢獻社會，服務民衆。作爲我們對他的最好思念。

　　遠行

　　父好遠游，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八年間曾三年三度北江游，歸來後即刊行《芋園北江游草》，在北江游草的後記中父親寫道：“予遊興騫奮比擬躋羅浮，走桂林，將出塞入川，跨五嶽而南返，或更凌歐越美，八荒四極，窮天下之勝而一一紀之以詩。”可見父親早在二十年代即已擬就行遍中國及漫遊世界的宏偉計劃，“窮天下之勝而一一紀之以詩”，以留給後人，是他的心志和遺願。父親是言行合一的人，盡管其後命途多舛、兵荒流離，禍患煎迫，仍然執着地實踐他擬定的計劃，繼一九二九年北游京津魯浙等地之後，一九五六年及一九六四年又作南岳游及湘桂游，沿途他寫下了許許多多的詩篇。旅遊之餘，他更不遺餘力地依靠老朋友的幫助，輯録、校定、謄寫他所撰的詩稿。從五十年代起至七十年代，整整用了二三十年的時間。所幸其文稿大部得親朋友好保護，避過“文革”被破除之厄運。父親希望的是中華民族數千年優秀的文化、歷史傳統能得到繼承和發揚，從先賢先哲處獲取教益，像“君子有所思行”那樣的世界大同、天下爲公的社會能成爲現實。父親知道他的詩作，像一滴水，將匯入中華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他自信，百年之後，《天蠁樓詩文集》將會被世人賞識。

　　七十年代，父親應朋友的邀請，準備到香港中文大學講學，重游闊别三十年，他曾經生活過和曾經爲籌備廣東文物展覽會操勞過的故地。他想到一九二九年冬從上海返穗途中，簡竹居老先生曾勸告自己“謝脱塵鞍，將介予講經島上”的往事。他希望以此爲契機，步出國門凌歐越美，以實施他的第二步遠游計劃。可惜，父親於一九七五年一月二日不幸摔傷後腦，過早地離開了人世。

　　父親下葬後的第二天，一世伯大清早來到我家，對母親説：“昨天夜裏夢見四哥，心裏牽掛，特來探望。”母親流着眼泪説：“四哥經已遠行了。”

　　翻開父親生前整理編定的詩稿，第一篇竟是：

　　《樂府遠游篇》用楚詞屈子語

　　吾令羲和弭節兮，飲餘馬於咸池。前飛廉以啓路兮，後望舒使高馳。折若木以拂日兮，歷太嘷而陳辭……

　　父行已遠，書此以爲紀念。

　　一九九九年一月於香港

    （作者：黄福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