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代革命人物關係多元，因參與革命活動，以討論其人的政治課題至爲普遍。惟志士之投身革命，講求個人對時局形勢的認識，自身的政治與學術思維，多寄寓於集體的文藝創作之内，凡此不能不從另一文化面解讀，始得出較具體全面的結論。無論是地緣社群的活動層面、學問修養的源流背景，以及專業團體的共同價值，皆左右着政壇人物的思想與活動方式(西方學者根據其地區的歷史發展經驗，很早就指出了知識分子（Intellectual）是推動近代社會變革的重要元素，他們善於學問技藝，專注文化事務，並關注社會動態，因而不斷能創發、傳播及詮解時代所需的重要觀念。參閲E. Hoffer, The Ordeal of Change, NY: Harper & Row” 1963, p. 37; T. Parsons, “The Intellectual: A Social Role Category” and Edward Shils, 'The Intellectuals & The Power: Some Perspectives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in P. Rieff. ed” On Intellectuals, N.Y.: Doubleday, 1969，pp. 3-24 and pp. 25 -48;金耀基《知識分子在社會上的角色》，收入氏著《中國現代化與知識分子》（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91），頁61—77。）。晚清以降的革命人士，於熱心建構民主政權之餘，仍帶着由傳統過渡至近現代的文人身分，此一特徵往往賦予他們承擔舊學的强烈道德感情，時刻關注着中國文化前途，這成爲國民革命政權下相當獨特的人文現象(“Intellectual”一詞，於解譯爲“文人”與“知識分子”時將産生不少觀念上的差异，前者賦予傳統社會的士人、士大夫等性格，意指少數知書識字懂禮教，長期服膺於道德政權的學問階層；後者則隨西方近現代教育普及，由城市文明孕育而擁有專業技術的人才，其集體結聚的組織力量，可説是關心社衆，甚至獨立於政治以外的文化創造及詮釋者。本文無意將二者嚴格區分，是基於解構中國晚清至近現代，即由傳統過渡至現代的文化人士當中，當發現同時具備上述“文人”及“知識分子”的二重性，某程度上新薷時期文人、文化人、知識人、知識分子，在社會思潮的轉折期内，皆得以充分發揮。清游會的知識社群，大多從傳統學術技藝轉化而來，主事者每於留學之後從事革命政治，他們活動於廣州的大城市，受外來文化及新事物熏陶，對個人的學藝、專業與志趣，以及是否與西方文明接軌等具深切的反省能力，並願意投入國家文化的重構工怍。顯而易見，兩種界説的部分定義，已然存在於清游會此一描述對象之内，正好展示其組織人物從傳統至近現代的一種獨特走向。關於中國傳統文人向現代知識分子的轉化問題，參閲山口久和《中國近世期城市知識分子的變貌——探求中國近代學術知識的萌芽》；高瑞泉《近代價值觀變革與晚清知識分子》，收入二氏主編《中國的現代性與城市知識分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頁1-24及頁25-52。）。研究近代的維新與革命，容易將人物簡單劃爲保守與激進、傳統與反傳統的框架之内，容易忽略政治文人的思想脈絡(如李文蓀（Joseph R. Levenson）、舒蘅哲（Vera Schwarcz）等將近代西方知識分子的性格衡量於中國方面，便認爲中國知識分子理智上雖贊同近代西方的價值觀，但情感上仍眷戀着中國過去的歷史，因而性格上呈現着分裂性緊張。參閲JosephR. Levenson, Confii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Berkeley, L. A.,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5; Vera Schwarcz, Tlj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類此的觀察固有其精闢之處，惟用於近代中國知識分子，並不能反映其全貌，例如新舊學人之間學問的承傳與融通態度，以及重構國家過程中展現的民族進取與廣博視野，均有可加補充之處，此亦爲本文撰寫的個目的。）。此外，在重建國家的過程中，知識分子如何將革命政權從分散、邊緣化的地步納於正統軌道，也有賴學者進行較系統的分析(從權力與人物政治角度分析，孫中山首建廣東革命政權，南方粤港以至海外的活動言論，皆處地域的邊陲，其英語、西醫、基督教又是文化的邊陲，革命力量且高度集中於非士紳、非官吏、會黨和革命的政治邊陲。因此，革命運動的正統化於20世紀初已經展開，—直至民國以後不斷系統地强化。參閲樑元生《中山思想與現代中國——孫文學説“正統化”之歷程及其反省》，收於氏著《歷史探索與文化反思》（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5），頁102—117。）。本文試以陳樹人、高劍父、黄祝蕖等人創立的“清游會”爲例，探討20世紀20至40年代廣東革命文人的詩畫活動，從而剖析該組織與新舊社會人物的融和關係，并且於民國廣東政權時期、抗日時期及終戰以後的各種貢獻。

　　二、清游會的成立淵源

　　清末孫中山在粤港策動革命，提倡建立以民爲本的中華民國，各種社團紛紛組建，或秘密的、或公開的、或暴力的、或改革的，皆爲早日落實孫氏政治理念而奮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可説是其時革命的核心組織，前後展開了多次武裝起義，並締造了民國的新時代，這標誌着知識分子對辛亥革命的貢獻(庚子以後國人留日成風，知識分子漸而傾向革命，1905年孫中山於日本東京成立同盟會，强調這個爲數七、八千人的團體代表着學界的革命力量，是由一批有政治覺悟的新知識群所組成。武昌起義前夕，當地的地方革命組織亦視同盟會爲思想領導。孫氏自海外返國，隨即爲各省代表公舉爲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凡此可見，以知識分子爲主流的同盟會對於辛亥革命所起的重要作用。參閲王德昭《知識分子與中國同盟會》，收入氏著《從改革到革命》（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204—231。）。在宣傳革命之餘，他們活躍於各種非政治的志趣團體，政見抱負容易流露在文學藝術等創作之内，促成廣泛的人脈聯繫及宣傳效果。

　　1905年同盟會成立於日本，革命隊伍中擁傳統學術根基的國粹派言論至切，他們來自廣東、江浙等學問淵藪之地，主張從中國歷史文化中吸取精華，以加强排滿革命的動力，並强調傚法西方改革中國的同時，必須扎根於本國文化。他們既是革命推動者，也多爲近代著名國學大家，終身追求中國社會的民主步伐，以興旺中國文化爲己任。是年，粤籍的鄧秋枚、黄節等人在上海成立“國學保存會”，宗旨爲“研究國學，保存國粹”。會中吸納了1902年“中國教育會”和“愛國學社”的國粹派中堅。1909年，上海出現了全國性的革命文學團體“南社”，成員多數是同盟會員，也大部分參加過“國學保存會”的活動(鄭師渠《晚清國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第一章：晚清國粹派的崛起北京，頁1—26。該會會員與同盟會及南社的關係，參閲該書附表《國學保存會會員姓氏録》(頁15)，乃作者根據《國粹學報》第3年第1期之《會員姓氏録》，柳亞子《南社紀略》、鄭逸梅《南社叢談》匯録而成。）。南社人數增長迅速，至1916年已增至800餘人，最多達1178人，前後舉行18次雅集，會員名籍至爲完備，於各地廣布分社(辛亥革命前，文學團體呈多元發展，其間會務會章鬆緊不一，以南社的組織規模至爲完備，其全體成員名録略可從《南社社員通訊録》（三集）及《南社姓氏録》（二集）中得知。社員先後組織了長沙分社、福建分社及淮南社、遼社、粤社、酒社、消夏社、消寒社、分湖文社、梨社、同南社、雲社、鷗社、正始社、覺民社、七襄社、樂石社等分支團體。1923年部分社員發起新南社，仍推柳亞子爲會長。參閲王世剛主編《中國社團史》（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第八章之五：教育、文化、學術等各類團體，頁285—287。）。1911年，“南社”於廣東成立支部。民國初年，復有黄賓虹等人在上海組成“貞社”，同樣以保存弘揚國粹爲主旨，陳樹人與黄節成爲該社廣州分社的發起人。由此可見，革命之路由日本留學生而影響江浙，由江浙而延伸於廣東。革命之路越崎嶇，文學革命團體的責任越形重大。

　　民初的軍閥政治，令孫中山政權一再易手，至1923 年春，孫氏率廖仲愷、汪精衛、胡漢民、徐紹楨、葉恭綽、陳樹人、許崇智等親信第三次回粤建立政權。設立陸海軍大本營，自任大元帥。1924年1月，爲整固廣東新政權，孫氏於廣州主持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改組國民黨，采取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兼容政策。國共合作得以落實，革命統一戰綫重燃，各類群衆社團長足發展(參閲《中國社團史》，第十一章：國民革命與社團組織的演化，頁381—388。）。事實上，踏入新世紀，由革命而社會改造的思潮澎湃，對南方政府而言，文化方面的整合工作刻不容緩。經歷1919年五四運動的洗禮，社會主義、無産階級革命諸理論已輸入國内，矛頭並指向中國的傳統文化。服膺於孫中山政治思想的文人班底如陳樹人、高劍父兄弟、黎慶恩等於20年代初遂發起“清游會”，於宴游聚集之間賦詩繪畫，交流治學經驗，各種文藝同好者由是可以結緣，並推動國學文化。清游會存在於南粤超過半個世紀，然而至今未發現具體的會員名册，組織成立的時間亦爲不甚明瞭，我們只能從各種文人雅集的記録當中，粗知該會活動梗概(時人對清游會的研究十分不足，以成立的時間爲例，説法分歧，如陳真魂主編《陳樹人先生年譜》（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1993）亦誤定爲1926年（見頁30）；李偉銘《陳樹人》（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却記爲1925年（頁10）；張惠儀《香港書畫團體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藝術係，1999）一書，索性將之歸入“成立日期待考之書畫團體”（見頁214）。本文則初步界定爲1924年春，而其雛形在1923年冬已經出現。清游會的成員多爲國民政府服務，國内研究或宥於政治取向，迄今未見全面整理。其時，創會之陳樹人等又與蔣介石政權决裂，傾向同情共産黨人，或由此影響臺灣方面的研究參與，可説是近代黨史和文化史研究上的一個真空，可供商榷之處仍多。）。從廣義的角度出發，清游會既沿於文學藝術的志趣結集，聚合的方式活潑多元，類於傳統的詩書畫社，舉凡宴飲、遊歷、雅集各種活動，皆可招聚吟友及書畫同好參與，未須詳列會章。大凡參加清游會人士號召的雅聚，存名於相關之書畫活動記録，或應邀出席聚會而自認爲一分子者，皆可稱爲清游會友。若把各種散見資料加以比對，盛時聚於清游會名下者達二百餘人，代表着由舊傳統過渡至新社會的文化人，是其時社會文化的一股塑造力量。

　　清游會的成立時間，可從創會人的存世作品中略知一二。1923年春，陳氏奉孫中山之命回粤，出任廣東政務廳廳長，徐紹楨則爲廣東省省長。陳好假日郊遊，是年12月嘗作《冬至日陪孫中山先生登粤秀山》一詩，字裏行間表露了民國革命的艱辛與期盼(詩雲：“戰後河山認劫灰，不因憑弔却時來。四郊遼矚餘寒日，千古雄圖一廢臺。老木凌霜繁勝錦，長江過雨净於醅。元戎此日林坰興，留作他年史畫材。”賦詩之間，對久歷艱辛的民國政治，仍有雨過色新的期待。收入陳樹人《寒緑吟草》（上海：和平社，1929），頁35。）。陳樹人、徐紹楨等工務之餘，亦喜於六榕寺雅集，1924年甲子所作的《六榕雅集次固老韵》，便初次提及其詩畫會(其時六榕寺主持釋鐵禪亦工詩，與陳樹人等多詩作交往，因利成便，常以六榕寺爲雅集之處，進行詩畫交流。蓋詩雲：“廿年擾擾但干戈，不奈斯民蕉萃何。可有人間稱净土，得容吾輩暫高歌。苦酒弗避寧辭樂，道匪求高肯較魔。漫道尋常詩畫會，能關風雨足雲多。”該詩同收於《寒緑吟草》，頁35。）。王紹薪 《次和徐固老六格小集韵》記：“時陳樹人、高劍父酒後作畫”，二人與高奇峰、徐紹楨、經亨頤、羅仲彭合繪《留春圖》(“題留春圖”條載：“癸亥春盡日，固卿徐公卸粤省篆，陳樹人、高劍父、奇峰昆仲、張純初、容仲生合繪留春圖，以紀去思。”參閲王孝若《約庵詩録》（臺北：文海出版社，1983），頁11。）。其另一首《初冬登白雲山》，亦嘗記1923 年冬陳樹人、黎澤闿、高劍父、張純初、容仲生同游的情景(全詩題名爲“初冬登白雲山樹人澤闿劍父純初仲生同游”，詩中雲：“冬花冬樹尚青紅，未負詩囊與畫具”，顯示其爲詩畫會的性質。參閲《約庵詩録》，頁11—12。）。由此可見，清游會類似的人物組合，始於1923年末，這點在黎澤闿《拙存堂詩》裏説得較爲清楚。該書有詩《息園圍爐作竟日飲賦呈陳樹人》，是記經亨頤、羅仲彭等人於陳氏息園寓所圍爐雅聚(詩雲：“主人夙好客，所交盡名士。偶然動豪興，開筵會花底。分嘗無八珍，餉但一味耳。彭亨出紅爐，高踞若鼎峙。”其中彭爲羅仲彭，亨爲經亨頤也。該詩收入黎澤闿《拙存堂詩》（香港：出版社不詳，1964），卷上，頁3。），詩中雲：“主人還依依，留客情未矣，謂當約重來，結社以詩始。”1924年，王紹薪與諸子聚會，作《甲子元旦大雨南園雅集》，並慨然謂：“憂患隨年逐逐生，類有詩壇能拔劫”，反映詩社於是年春初已開始活動。黄祝蕖《求慊齋未編文稿》附《趙少昂畫傳》雲：“（趙）與摯友及張純初、陳樹人、蘇少偉、黎澤闿、黄詠雩、胡少翰、李供林輩，結清游詩社。”又於1933年所撰《清游會特刊序》總結曰：“吾清游會以詩文、書畫、金石鳴於時，自甲子以迄於兹”(黄祝蕖《求慊齋文集》（廣州：芋園叢書本影印，1935），卷三，頁16。）。陳樹人《戰塵集》之《哭羅仲彭》一詩雲：“回首清游十五年，論詩論畫復論禪。”考羅氏於1938年逃難寶山，遭日軍伐死獄中，以此推前15年，當爲1923、1924年之間。周貫明《晚齋閒話續集》載：“陳樹人南歸，服官廣州，經亨頤偕來，粤墨客騷人，一時雲集，視陳爲盟主，迭爲主賓觴咏，幾無虚日。”這些資料足证，清游會早於1923年冬商議籌辦， 至遲於1924年元旦業已創立。

　　參加清游會雅集者，絶大多數精於詩文書畫，且長於金石考據，可説是一批繼承傳統文化的知識分子，於當時粤文人的社交圈子内名氣相當。創會成員黄祝蕖1940年作《兵中懷人詩》百一十五首，寫出日軍佔領廣州後，當時尚存各地而不能相見的會友即有二百一十五人，連同黄氏出版的詩文集中，具記載而已身故的七十餘人名，推知與黄祝蕖有詩文交往之文士達三百餘人。另一會員黄詠雩著《天蠁樓詩文集》，據附録八所載《人物簡注》(《<天蠁樓詩文集>人物簡注》乃由學者羅雨林、黄福五整理録出，載於黄詠雩《天蠁樓詩文集（下册）》（廣州：花城出版社，1999），頁366—498。羅雨林並將此文的大致内容收入氏著《羅雨林文博研究論集》（廣州：新華書店，2001），頁522—545。），與之進行詩文活動人物亦有二百餘人。二人作詩功力齊名於時，處於同一地緣、文化、學粹的文人圈内 ，彼此接觸人物同出之處甚多，不難從中究察清游會於其間所發揮的黏合作用(本文探索的重點是通過清游會以理解嶺南文人的地緣文化，而“廣州四黄先生”，即黄祝蕖、黄詠雩、黄慈博、黄任恒等詩壇名家，正好説明這種活動關係。黄祝蕖爲南海平地、廣州西關著名的鄉里私塾教師，與當時的藏書家黄任恒（即黄詠雩的姨丈）同鄉交情深厚，不但應邀府上教習學子，並參閲藏書進益。此後黄祝蕖與族中子弟黄詠雩、黄慈博等多所吟咏，亦師亦友，三者繼與清游會之陳樹人、高劍父等從游，成爲會中的詩人骨幹，由此看到一個從鄉里地緣至職志團體的發展過程。參閲拙著《二十世紀上半葉粤港文人的雅集與交遊——讀黄詠雩<天蠁樓詩文集>》，收入劉義章、黄文江《香港社會與文化史論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2002），頁57—73。）。而盟主陳樹人、創會會員黎慶恩、王紹薪、李供林等骨幹均有詩集存世，與他們有詩詞唱和者，也可謂出於同一淵源的清游會友。由此觀之，清游會參與人數之多、影響地域之廣、年代延續之持久俱可想象，組織的活動漸而清晰地重現人前。今將各資料述及的清游會要員，加以整理成附表，從而管窺此一嶺南文人社團的大概。

　　三、清游會成員組成的初步鳥瞰

　　清游會友的組成多元，但凡對詩畫創作具識力興趣者皆加入之，考成員的身分背景，粗略可歸爲四類人物，而各類之間略有區别，惟彼此活動相涉而互通，當中包羅着深固的學術源流及朋輩關係。故此，清游會的文化凝聚力量超越了政治見解上的隔閡與分歧，透過共通的藝術文化旨趣，迅速發展爲一個兼容性高、學風極盛的嶺南文人群體，兹稍加論析。

　　第一類成員是清游會的核心領導。辛亥革命前後，粤籍的同盟會成員一直是孫中山南方政權的支持者，他們視孫氏爲政治領袖，擁有十分鮮明的革命意識。清游會的陳樹人、高劍父、周演明、王紹薪等皆爲同盟會員，高劍父參與過黄花崗之役及暗殺團活動，周演明討袁世凱失敗亦曾亡命南洋，這些均反映出其人對革命事業的委身。1911年革命成功以後，這些文人繼續擁護孫中山的政治活動，漸由同盟會的成員，晋身廣東民國政府。他們於1923至1924年間發起清游會，將政治抱負寓於個人創作之内，其中不乏團結嶺南文人、追隨孫氏領導的良好意願(陳樹人於20年代任職廣東省政務廳，熟習民政工作，30至40年代在國民黨中又長期掌管僑務工作，於南中國及海外，特别是粤港澳等地區的文化界聯繫諸工作，用力最多。此一公務上之便利，令清游會增添號召力量，形成知識文人服膺於陳氏領導的理據。參閲《陳樹人先生年譜》，頁23—97。）。

　　陳、高二人舊學根基扎實，早年即師從粤名畫家居廉學藝，其後始留學國外(號爲“嶺南三杰”的陳樹人、高劍父、高奇峰，皆從日本學有所成。陳氏1906年入京都美術學校，1913年畢業，同時獲東京立教大學文學士。劍父入東京帝國美術學院，奇峰隨之東渡，受日名畫家田中賴璋指導，每能取法西洋賓之寫實風格，豐富了國畫的内涵。而陳、高少時（17歲及14歲）所師的居廉亦爲晚清創意畫家，善以撞水，撞粉，用水等多項技法，捕捉寫生，題材不落俗套，將二人的畫藝創作提昇至一定高點。參閲阮榮春、胡光華《中國近代美術史（1911一1949）》（香港：商務印書館，1997），第三章：折衷中外、融合古今的嶺南畫派，頁42—47。），其交際圈内儼然夾雜着新舊時期的知識分子。清游會爲一詩畫創作團體，當中不乏工於中國“詩”與“畫”的人士，而彼等的技藝又强烈孕育於固有的地緣、家學及師承的多種關係(鄉邦的家師關係爲傳統學人出身前的重要憑藉，例如陳樹人與高劍父兄弟俱爲廣東番禺人，學畫之初，便依從至近便的鄉里畫師，其時番禺的居廉於隔山鄉築十香園，别署隔山老人、羅浮散人，授徒作畫，學生遍及兩廣閩桂，其兄居巢同爲嶺南畫派始創人，可算是當地至名望的師傅，故陳、高順理成章作居廉的入室弟子。參閲前揭《天蠁樓詩文集人物簡注》，“居巢”（頁421）、“居廉”（頁422）、“高劍父”（頁422—423）、“陳樹人”（頁379—380）各條。），是不折不扣的傳統文人，搆成會内的第二類成員。例如黄祝蕖、黄詠雩等均以詩詞聞名，與陳伯陶、朱汝珍、桂坫、吴道镕、張學華、汪憬吾等前朝名宿吟唱從游亦多。會友當中，不乏經學名儒的門生，由此形成一群留心國學研究的同好者(晚清至近代，廣東經學研究自成一格，尤爲傳統學術史所忽略，康有爲之新學僞經、托古改制諸理論旨於政治目的，固爲時人質疑，惟粤經學家中忠於踏實考證者亦多。如簡朝亮《論語集注述疏》、《尚書集注述疏》、《尚害集注補正述疏》等皆爲一時力著，前者疏解朱熹之注每具創見，後二者補干嘉學者一味排斥宋儒的缺失。若陳澧者亦精於文史，其《學計一得》中載鄒伯奇所告之《墨子》中關於算術、光學、重學理論，又以粤方言之便撰《切韵考》、《廣州音説》，而《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説》、《江寧府志》等歷史地理著述亦爲人所重。參閲張國剛《中國學術史》（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2），第八章：在傳統挣扎的晚清學術，頁558—608及附録：清朝後期學術成果總匯，頁614—623。）。清游會成立以來，以傳統詩畫爲主調，並重視前人業績及指導，當以此類能詩能畫的會員至爲活躍。

　　隨着近代西方文明進入中國，知識分子於探尋改革出路的同時，每借鑒西方國家的文化制度。清游會的第三類成員是一批擁有外國遊學經驗的士子，他們留學日、美、加、德、法、英等國，學習文學、法律、美術、醫學、軍事、工程技術，有的周遊歐美南洋列國考察，接觸外國新事物、新知識，並將西方的創作意念融會於本土文化，搆成中西交流的中介橋樑。例如留學日本的有徐紹楨、經亨頤、黎澤闿、陳融，留學美國的有謝英伯等人。會中各種留學人物衆多，以留日學生爲主，與同盟會關係互爲表裏，推動着近代中國歷史的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清游會人於各時期，又吸引了其他文化社團的成員響應支持，搆成另一類較外圍的參與。他們未必以清游會人自居，却與會人多有接觸，某程度上可歸爲清游會之友。好像在辛亥革命以前和陳、高等人志同道合的“南社”廣東支部成員，紛紛加入此粤文人的詩畫創作陣營，代表者如黄節、鄧秋枚、鄧爾雅等人。1928年陳氏於南京與何香凝、經亨頤、於右任結成“寒之友社”；1933年又於上海與孫福熙、徐悲鴻、張書旂等發起“藝風社”，與清游會員交遊唱酬的友輩遍及長江以南地域，凡此皆有助該會的拓展。社團的結合十分微妙，新的社團經常由舊社團的母體孕育而成，最後發展爲互相兼容的團體性格。1938年高劍父於澳門設立“春睡畫院”，同時成立“清游書畫研究會”，俱可想象與清游會同寅的社團聯繫。

　　上述只爲粗略的成分區分，各身份範疇之間關係密切，互爲轉化，以陳、高等發起人而言，實際便同時具備了上述四種特徵，即政治的、傳統的、留洋的和學會的各種元素。而大部分留學外國的知識分子，本身就是在國學環境中成長，逐漸在其開拓的社交圈子中接觸到各種政治和學會團體。總括而言，清游會是20世紀20年代最能代表嶺南書畫創作的文人團體，骨幹成員都是一班擁護孫中山廣東革命政權的文化人。他們由晚清舊社會過渡至國民政府，深切體會時代交替下保存國粹的重要性。復因他們具備革命政治經驗兼涉新舊學的知識範疇，故此人際社交圈子壯闊，學藝創作視野高廣，四方文人響應其號召，如百川匯海，形成獨領風騷的文人團體。縱使經歷抗戰時期，清游會員散居粤港澳各處，仍無損其長期的文化使命，於維持國學發展方面奠定重要的基石。

　　四、陳樹人與清游會早期在粤活動

　　清游會由陳樹人、高劍父等發起，初期活動以廣州爲基地，粤之風景名勝優美，文人雅士游吟其中，形成不少清游雅集的熱點。周貫明與清游會人稔熟，晚年著書《晚齋閒話》及《晚齋閒話續集》，嘗記“荔灣清游水榭”爲陳樹人等常到之處。其謂：“荔灣之勝，在柳波涌，緑水縈逥，柳陰夾岸，沿路多植荔枝。近通珠江，遥接泮塘，煙水浩渺，二十餘里人家多種菱荷茨菇之屬。清游水榭位於其中，假彭園之隙地，樂群屐之風流，茅舍竹籬，出塵絶世。室原非大，但覺容安，開軒閑眺，景色宜人，披襟納凉，熏風欲醉。小榭後枕荷塘，静聞香遠前過，彩艇唤渡，聲柔斷續，棹歌蜿蜒清漲，景物撩人，暗催遊興。”(周貫明《晚齋閒話績集》（香港：大同印務有限公司，1991），頁57-58。）黄祝蕖寫《清游水榭記》，内中謂：“清游水榭占彭園迤西之一角，鬆窗竹檻掩映弗鬱，其地既深遠，來者復皆有雅逸之致。”蓋因“園之主人彭秀文出供職中山，此園恣吾人游觀，外户不閉”，故成爲清游會人聚脚佳處(參閲《求慊齋文集》卷二，頁18。）。他書亦明言黄祝蕖“在教學之餘，醉心詩文書畫。1924年與高劍父、陳樹人、經亨頤、張逸、蘇世杰、羅仲彭、容仲生、黎澤闿、謝子祥、黄詠雩等嶺南名家組建廣州文社清游會。在荔枝灣建清游水榭作爲活動場所，定期集會研討學問藝術，吟咏揮毫，影響深遠，會員近300人”(參閲郭焕文《嶺南教育家黄榮康》，《佛山歷史人物録》（廣州：花城出版社，2004），頁344。）。清游會人借此地會集，享受風光之餘，亦以閒適簡檏的飲宴酬唱爲樂，組織亦號清游，當時參與此間雅聚活動而互相命名的。周貫明又謂：

　　陳樹人南歸服官廣州，經亨頤偕來粤墨客騷人，一時雲集，視陳爲盟主，迭爲主賓觴咏，幾無虚日，嘗作紅棉之宴，就地取材，魚蝦登饌，遠勝山海之珍，諸人廉節自持，固不在炊金爨玉，日食萬錢，已爲飽嘗家鄉風味(《晚齋閒話續集》，頁62。）。

　　清游水榭是陳樹人歸粤之初常聚之處，在30年代初，仍見陳與會人於該處聚集的踪影(《求慊齋文集》卷二《清游水榭記》所載：“辛末（1931年）七月，予與陳樹人二十餘人期集於此，書畫而外，間以彈棋六博流連竟日，夕陽照衣袂作金緑色，凉飔摩水而過，當之者以爲快。”《求慊齋文集》卷二，《清游水榭記》，頁18。）。除此以外，清游會友各備書齋廬舍，互爲呼引，故聚集形式活動多元。1923年秋，陳樹人於河南隔山鄉購地十畝，有樹千餘株，備池亭橋榭，名之曰“息園”，其自謂：“預作吾姐弟偕隱處，公餘之暇，輒邀僚友游宴其間，閑眺冷吟，聊滌塵慮(《陳樹人先生年譜》，“公元1923年（中華民國十二年癸亥）四十歲”，頁27。）。”由於該園選址與居廉師所住十香園相毗連，特具懷念其師之意，自此息園亦成爲清游會聚首之處。1923年冬初議成立清游會，便是諸子在息園圍爐雅聚之下而産生的。1927年春陳氏於息園建成“景同樓”，爲簡單的二層磚木結構，“作爲友人及清游會友暇日到息園有一吟詩作畫休憩之所， 樹人亦常在此作畫”(《陳樹人先生年譜》，“公元1927年（中華民國十六年丁卯）四十四歲”，頁31。）。例如1932年的花朝節，樹人便在息園以詩簡清游會友，邀請入隔山欣賞陽春烟景、田園佳趣(《陳樹人先生年譜》，“公元1932年（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壬申）四十九歲”，頁43。）。息園以外，另有一處呼爲“遂廬”者，也是清游會常到的地方。周貫明嘗記一友人劉紀文，“善爲人謀，力主結廬於村之東隅，更親爲奔走，購得相連地兩段，即日經之營之。迄己巳秋落成，紅墻緑瓦，月榭風廊，花晨月夜，同游同息，自謂躊躇滿志矣，是爲遂廬新築”(周貫明《晚齋閒話》，“基立村”條（香港：大同印務有限公司，1991）, 頁157。）。遂廬於1929年秋築成，確爲會人帶來方便，其序曰：

　　秋日，天氣佳暖，集清游會友作郊外之游，遂在遂廬宴集同人，即席揮毫，以紀其盛，經亨頤與陳樹人乘肩與至，（高）劍父、奇峰兄弟、（張）純初、（容）仲生、（羅）仲彭、（李）野屋、（黎）澤闿、（王）紹薪及家（周）演明等畢至。王紹薪先生書贈聯雲：“結廬人境静車馬，偕隱農村足稻樑”，可謂先得我心(《晚齋閒話》，“基立村”條，頁157—158。）。

　　清游水榭、息園與遂廬，皆假私邸作一時之雅聚，周日於坊間聚飲磋切，爲該會的最平常的活動。鄭春霆述陳樹人事迹，便謂陳“既有管理風騷之意，倡組清游會，以衆所歸，一集而合。會無常址，大都假座茶樓酒肆，以星期日爲集會之期，縱談詩畫，脱略形迹，或以作品互爲切磋”(鄭春霆《嶺南近代畫人傳略》(香港：廣雅社，1987)，“陳樹人”條，頁145。）。清游會於室内聚會，復共同郊遊於外，蓋通過景物遊歷，提供賦詩寫畫題材，情景臻於交融。例如粤秀山風景幽雅，1923年清游會人偕孫中山已踏足於此。山上有鎮海樓，古樹茂盛，是陳樹人寫生題詩的好去處。陳嘗畫“紅棉八哥”於此，題詩曰：“短衣匹馬逐春風，百粤山河照眼雄，攬轡越王臺上望，鷓鴣聲裏木棉紅。”(《晚齋閒話》，“紀劬勞醫院”條，頁167。）陳樹人特愛紅棉，取其英偉正直之氣魄，曾作《簡清游會友》，邀赴紅棉宴之雅興(詩雲：“不負花時廿四風，嶺南春色麗兼雄。今年應有紅棉宴，爛醉熙光煦景中。”收於氏著《寒緑吟草》，頁48。）。1926年春，陳與清游會同游羅崗洞，並率衆人分工，繪成《嶺海春光》的代表作(該畫之上題謂：“民國十五年新春，清游會同人觀梅於羅崗洞承諸父老之嘉招，迎賓於鐘氏大宗祠。清談既歡，游懷益暢，繪贈此畫以志鴻爪。”其後按次記雲：“陳樹人萱花、高劍父紅棉、高奇峰牡丹、張純初茶花、羅仲彭紫藤、黎葛民黄葵、容星哲桃花、胡少翰白梅、黄鼎革野菊、何勇仁杜鵑、王紹薪題記。”）。是年冬，樹人又與清游會諸子游河南泉塘，竟日方歸(陳樹人《寒緣吟草》收《初冬過河南泉塘共清游會諸子》詩雲：“尚有荒寒心性在，無詩真箇負泉塘。層霞散紫舒曛日，疏柏飛丹點早霜。喬木不經新戰伐，淳風留此古村莊。侵尋人事知何極，又得清游一日長。”頁47。）。會人除常訪六榕寺，亦喜至鼎湖的慶雲寺避暑，客堂内懸高劍父的手書對聯。據《晚齋閒話·紀鼎湖之游》記載，是源於“抗戰前清游同人陳樹人、經亨頤、張純初、羅約經及家演明曾游此地，宿寺中。是夜，劍父解衣磅礴，書興飛來，秉燭揮毫，贈聯留念。”清游會人所到之處多不勝記，先後結伴遊覽白雲、丹霞、羅浮諸山，尋幽探勝，留下不少詩文(郭焕文《嶺南教育家黄榮康》，《佛山歷史人物録》，頁344。）。陳公私兩忙，常穿梭於粤境内外，時而“偕清游會諸子游北江藏霞洞，登達觀亭，遠眺清遠峽，曾抄其勝”(《陳樹人先生年譜》，“公元1931年（中華民國二十年辛未）四十八歲”，頁41。）。20世紀30年代，清游會持續擴大，國民黨官員内粤籍的文人新貴紛紛加入，令該會主張得到廣泛認同。例如强於交通事務的葉恭綽、善理西南政務的陳融等人，亦嘗於其時活躍於清游會(朱庸齋所撰《天蠁樓詩文集》後記（中册，頁324）載及黄詠雩及其文社清游會，其謂：“餘與君相交十餘年，倡和彌密，先後同社者，如楊鐵夫、張漢三、黎季裴、黄慈博、陳協之、葉譽虎諸丈，咸以詞名於時，以君作皆深許之。”）。鑒於清游會之盛，1933年初遂有發起出版特刊的建議，並由黄祝蕖作《清游會特刊序》，其謂：

　　其游也，自羊石以暨外縣外省外國，不止數萬裏，每有所游，則必有所得，益進而上。故其楮墨流傳，如吉光片羽，往往爲世所矜重……近者如金陵、北平、上海、澳門、香港、東京、印度、比利時、巴拿馬諸都會，且開會以歡迎之，唏其盛矣。今春廣州有市展覽會、美術館之設，特辟三室以備吾會之出品陳列，而榮康手擬征啓以導其先。既而張君香圃、趙君少昂等發起特刊，復來督索予序(參閲《求慊齋文集》，卷三，頁16—17。）。

　　清游會創辦的十年之間，陳榭人、高劍父、高奇峰、趙少昂等人畫作紛紛參展海内外博覽會，獲得高度評價，聲名鵲起。籌議清游會特刊，有助各界加深對其會員活動及嶺南畫派的認識，也便於將過往同寅的業績作一總覽，以達宣傳推廣的效用。單是1933年於廣州舉辦的美術展會，以清游會的名義參展的畫數達178幀，作者共44人(此數字只記清游會參與某一時地以畫爲主的藝術觀摩，而且限於黄祝蕖在其畫展中所目睹過的，故他亦慨然謂：“非吾所寓目者尚不在矣。”推而廣之，若加上平日活躍於畫作以外的詩文酬唱者，會員人數當更以倍計。參閲黄祝蕖《清游會觀書畫記》，收入氏著《求慊齋駢文》，卷三（廣州：芋園叢書本影印，1935），頁17。）。清游會人感情融洽，儼然彼此生活於一個藝術創作的共同體内，互爲精神支柱。例如1933年廣東米商抗征洋米税，清遊子黄詠雩時爲廣東商界領袖，爲民請命，發動抗征，觸怒“南天王”陳濟棠，陳捕黄重罰(參閲方誌欽、黄天申《陳濟棠治粤時期的廣東商會運動與抗税風潮》，《羊城古今》2002年1期，總第87期，頁51—57。）。1934年10月黄獲釋，吴道镕以莊子《虚丹篇》慰解黄氏慘受誣獄之怨(其事載於黄詠雩《哭吴玉臣太史》，收於氏著《天蠁樓詩文集》，上册，頁134—135。）。是年11月初，清游會的黎澤闿、黄祝蕖、李供林等人即陪同黄氏游三水龍潭，大有支持黄氏勇闖龍潭之意(黄祝蕖《龍潭遊記》，收於氏著《求慊齋未編文稿》（廣州：芋園叢書本影印，1935），頁1。）。黄氏又與黎澤闿、張純初、羅仲彭、蘇少偉等訪龍眠窩，黎其後撰《龍眠窩篇》，亦爲砥礪詠雩之作(詩雲：“黄生三十方盛年，已齊壽殀安由天。平生愛結山水緣，清游所歷峰萬千。好景盡入詩烹煎，自謂此身痼霞煙。死當鑿冢依岩泉，龍洞之北坑西偏。上有龍氣來蜿蜓，左右獅象供笞鞭。—窩中凹寬稍平，羅列星宿包坤干。四圍鬱鬱嵐翠連，黄生策杖導我前。張(純初）羅（仲彭）容（仲生）蘇（少偉）僧鐵禪，指點迭嶂躋其巔……人不諱死壽愈延，疏放那似黄生賢，我爲詩表黄生阡，吟魂長在同山川。”收入氏著《拙存堂詩》，卷上，頁29—30。）。1935年秋，陳樹人仍偕清游會友畫家容大塊、妻居若文郊遊，以遍野稻香入詩曰：“風送稻香三十裏，晚凉如水乍回車。”是年重九，又與妻及會友黎葛民、容大塊登栖霞山太虚亭(《陳樹人先生年譜》，“公元1935年（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乙亥）五十二歲”，頁51—56。）。凡此可見，抗日戰争以前，陳樹人的詩畫社交均聯繫於清游會，該會以廣州的雅聚及近郊的遊歷爲主，且賴會人與省境之外頻繁的文化交流，不斷拓展清游會的知名度。惟在粤活動受制於動亂時局。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廣州的清游會員逐漸離散，各人的際遇自然惹人關注。1938年，獲悉會中要員羅仲彭爲日寇所捕，於寶山壯烈就義，陳樹人憤書《哭羅仲彭》三首(第一首詩雲：“忍得臨風泪幾行，私情公誼總堪傷。千秋畫史光芒在，七十衰翁作國殤。”第二首詩雲：“回首清游十五年，論詩論畫復論禪。如公不愧真吾黨，駡賊常山氣凛然。”第三首詩雲：“幾年杯酒未相親，布奠寧期及此辰。同是天涯仍哭望，賓山何處覓新墳。”收於氏著《戰塵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頁7。）；同年另一摯友經亨頤相率去世，陳又作《挽經頤淵》(詩雲：“經酒陳詩廖哭聲，十年前事可勝情。廉隅不負平生節，書盡應同後世名。粤嶺鬆樓甘寂寞，晋祠周柏寫堅貞，從今患難無由共，剩墨才披泪欲傾。”挽詩以經亨頤喜花雕酒、陳樹人工詩畫，廖仲愷夫人何香凝善感泣的趣聞逸事爲開場白，此乃於右任1933年3月廖承志案發生之後所贈詩句。於氏於1928年與何、陳、經諸人結“寒之友社”，故有十年之説。“鬆樓之聚”源於1931年護法之役中，經亨頤與陳樹人同居廣州所命名的“鬆蟀樓”。“晋祠周柏”則是1930年國民黨召開擴大會議，陳、經二人共赴太原並抄繪於此。參閲《戰塵集》，頁12。），其懷念清游會友之情切可見一斑。

　　陳樹人創立清游會，又爲民國政府重要官員，廣東政情變化與清游會發展之間的關係可謂不言而喻。陳樹人與廖仲愷同爲孫中山的得力助手，孫决定改組國民黨，開展國共合作政策，指定廖、陳等九人爲中國國民黨改進案起草委員。陳樹人與高劍父之交情，不獨爲革命盟友，亦聯繫於書畫創作的志趣。陳妻居若文與廖妻何香凝情如姐妹，何氏曾隨高劍父學畫，而高氏赴日本留學獲得廖氏夫婦照顧相助，因而感謂：“是爲餘自作苦學生以來第一快慰也。”(高劍父《七十自述》，收入李偉銘輯《高劍父詩文初編》（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頁345。）這種政治、藝術與交情夾雜的公私關係，正是清游會内部關係堅實、迅速發展成領導時代的書畫團體的原因。

　　1925年3月12日，陳樹人敬奉的革命領袖孫中山去世，8月，國民黨内反聯共者殺陳之摯友廖仲愷，陳樹人以國民黨秘書長身分參加“廖案”檢察委員會工作， 廣東政府人事暗流起伏。國民黨内溶共之聲音不絶，廖仲愷之子承志、陳樹人之子復獲派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二人秘密參加了共産黨。1927年，國民黨與共産黨正式决裂，國民黨内意見分歧，互相攻訐，陳樹人憤而辭去各職。1928年，陳氏往南京參加國民黨二届四中全會，遂與廖妻何香凝、經亨頤、於右任、張大千、黄賓虹結“寒之友社”，是爲繼清游會後的另一文社創舉，以期與上游地域建立廣泛的文化聯繫。1932年，陳赴南京任橋務委員會委員長，8月樹人之子陳復爲廣州當權者所捕，當晚遇害(陳復之死，疑爲陳濟棠所害，《晚齋閒話績集》“思復樓”條載；陳復遇害，樹人悲痛之餘，於别業中辟樓以志之。其序謂：“陳家東山一夕禍發，陳復失踪，樹人服官南京，鞭長莫及，夫人挺身往見陳濟棠查問，望予援手，陳尚作態，故示關切……數月後，鄉人於隔山叢塜間發穴，乃其屍，視之果然。”頁90。）。1933年4月，廖承志在上海被捕，得宋慶齡、柳亞子及經亨頤營救，始告脱險。廣州當權派通過其報刊喉舌，勒令將被捕者即場處决，以示反共决心(《香港中興報》1933年4月22日《廖承志案如是結果》一文載：“（廖）若在他處被捕，當即立爲槍下鬼。”）。至1935年，何香凝聯同孫夫人、馮玉祥、柳亞子、經亨頤、陳樹人等中央委員聯署提案，要求蔣介石恢復國共合作的方針，結果爲蔣所拒(鄧小平於宋慶齡的追悼大會上所致悼辭曰：“（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發表了號召人民團結起來、停止内戰、一致抗日的《八一宣言》》宋慶齡同志和何香凝、柳亞子、經亨頤、陳樹人及於右任，孫科等率先響應，影響巨大。”詳見《人民日報》，1981年6月4日。）。

　　陳樹人爲實現孫中山民主革命奔波三十年，親人故友依然不容於當政者，隨着日軍南下逼近眉睫，只能暫避澳門一隅。抗戰勝利後，陳卸官歸粤，本欲重振粤之清游會(《嶺南近代畫人傳略》“陳樹人”載：“廣州陷後，會員遍散各地，然猶就地舉行雅集也。迨勝利復員返市，欲追昔游之盛，但藝人以牽於衣食，無復此閒情，凋替良甚。民三十七年戊子春，樹人辭官歸粤，登高一呼，又萃集百數十人。”頁145。），豈料1948年10月，以胃潰瘍病逝世廣州，於是會務又形散涣。陳生前故舊要求爲陳舉行公祭，爲國民黨中央所阻，只能開設追悼會(蓋晚陳三天去世的國民黨元老林雲陔，却因棄陳濟棠而臣伏蔣介石，獲政府明令褒揚，於南京、廣州舉行隆重公祭。30年代林氏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國民政府審計部部長，以地位而論與陳樹人相若，不免予人貶陳揚林之感。林陔雲的公祭消息，見於《廣東日報》1948年11月2日、5日、8日及16日諸報導。陳樹人的追悼會爲私人性質，於教忠中學舉行，有千餘人參加，由黎慶恩、黄詠雩宣讀祭文。三七家奠，以於右任挽聯中兩句：“身退難忘天下事，心期無負歲寒盟”爲報導題目。參閲《廣東日報》，1948年10月25日，11月5日、8日、15日：《大光報》，11月14日及15日。）。清游會友於挽詩祭文中頌贊陳品格高潔，從近千作品内選出黄詠雩所撰祭文，經高劍父爲首的追悼會成員及陳妻居若文、親家桂玷同意，當衆宣讀，力言陳創建民國的勛績。黄氏《祭番禺陳樹人先生文》中，駁斥批評者謂陳“有雕龍之技，無汗馬之勞”的歪謬，高度評價他“振越臺之雅風， 辟雲淙之吟社”，並悲其死曰“清游難再，靈饗其來”，由此凸顯陳領導清游會之功(黄的祭文遭阻，未見於當時報章，後收於《天蠁樓詩文集（下册）》，第三篇：鉻文、祭文等類，頁113—117。）。總括而言，粤之革命政情對清游會的影響直接，隨着粤籍革命核心領導離開政治舞臺，以及日本侵華戰争蔓延，清游會於廣州活動告一段落，中堅會友輾轉散落港澳等地，繼續以化整爲零的方式於當地從事詩畫活動。

　　五、清游會的港澳活動

　　香港處珠江河口，爲廣州對外的重要門户。19世紀中葉以來，由於是英國殖民地，因而免於國内政治牽連。辛亥革命時期粤港關係密切，無論孫氏和革命黨人，或隱逸的前朝文人遺老，多擇香港爲活動基地，各取所需，奠定日後清游會人士於香港的交遊活動。早在1924年，清游會友已踏足香江，詩文活動較著者，如黄詠雩之拜會陳伯陶，作詩《九龍槃園賦贈陳太史子礪四首》。其時，陳伯陶逸居九龍城，招宴槃園，席間賦詩謝方拱垣等人，並贈黄氏自撰《勝朝粤東遺民録》(《天蠁樓詩文集》，上册，第一部《芋園詩稿》，頁66—68。）。黄父顯芝是廣州最大洋米進口商養和堂主席，民國時期曾以米糧接濟孫中山於永豐艦上，又屢捐輸軍餉，獲民國政府嘉許，與廣粤官商名流稔熟(參閲拙著《黄顯芝的廣東米業與民國革命》，收入林啓彦、李金强、鮑紹霖編《有志竟成——孫中山、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香港：香港浸會大學人文中國學報編輯委員會，2005），頁835—858。）。黄詠雩1921年結婚，陳伯陶回粤爲證婚人之一。居港的前朝遺老，因各種詩文關係，大多與清游會過從甚密，仍活躍於粤港的交遊與創作。例如桂坫是陳樹人的姻親，1926年已赴清游會宴， 賦紅棉七律十首(《約庵詩録》之《挽桂南屏太史》有“會溯清游剩幾人，紅棉十咏憶前塵”之句，其下注雲：“民國十五年丙寅春，公赴清游會宴，賦紅棉七律十首。”頁50。）。凡此可見，清游會與陳伯陶等“羊城九老”關係融洽，頗能裨益於詩社創作(陳伯陶與汪兆鏞、吴道镕、樑慶桂、張學華、桂坫、伍銓萃、黄誥、金湛霖等於廣州組成“九老會”，以詩會友，關係融洽，爲黄詠雩的前輩詩友，直至20世紀20年代後期仍聚集無間，諸人合照並見於餘少帆《廣東歷代詩鈔》（香港：能仁書院，1980)之附圖。參閲前揭《羅雨林文博研究論集》，頁545：趙雨樂、鐘寶賢編《九龍城——香港史地區研究之一》（香港：三聯書店，2001），頁20，亦有收録。）。本地名宿如“學海書樓”創辦人賴際熙、區大典、朱汝珍、盧湘父、俞叔文，與清游會友亦多所唱酬，至30年代，諸生如吴天任、曾希穎、李景康、樑寒操、陸幼剛等參加清游會雅集尚多，締造盛極一時的文壇氣氛。陳樹人丙寅(1926年）所撰《蘇俄革命紀念日與清游會諸子登摩星嶺》(詩雲：“鷗鷺難馴浩盪心,未緣煩劇廢登臨。清飈不斷開餘霧，落木無邊識勁林。四戰河山增壯麗，千秋人事付沉吟。竭來攬轡摩峰望，百粤雄圖好豁襟。”收於《寒緑吟草》，頁46。），以及丁卯（1927年）的《與羅仲彭、周演明、樑一鳴游侯王廟》(詩雲：“桃源是處認人家，不問江山與歲華。到此未須輕感慨，中原遍地尚蟲沙。”收於《寒緑吟草》，頁62。）、《黄花節同清游會諸子游青山》諸作(詩雲：“驚心怵目黄花節，只在殊方寂寂過。不憚間關謀聚晤，便同游眺异山河。暖風千裏熏新葉，艷日沿江媚净波。到此我儕安可忘，鄉邦今日泪痕多。”同上頁。），皆证清游會人在港活躍，游吟間洋溢着家國之情。1926年起，因國内戰亂避地香江之文人漸多，其中潘達微、 鄧爾雅、黄般若、蔡守、傅賽宜、鄧芬、李景康等，在港成立了“國畫研究會香港分會”。1927年，高劍父與鄭春霆、胡少蘧、何雅選、杜其章又成立“香港書畫文學社”，趙少昂、陳荆鴻、黄少强等相繼加入。這種學社與學社的交織關係，無疑將清游會的人事網鉻推展於香港。此外，創立於1929年的“榆社”，1930年的“斑斕社”、“震旦書畫社”，以及1932年的“壬申書畫社”等，組織成員莫不與清游會的書畫名家多所接觸，形成兩地互動的文化交流(參閲《香港書畫團體研究》，附録一：香港書畫團體概覽，頁137—141。）。

　　種種迹象顯示，20年代清游會與本港文人的交流活動，主要建基於陳樹人、高劍父的人脈關係。1937年葉恭綽淡出政治舞臺後也遷居香港。在葉氏引薦下，清游會友在港得到較大的學術認受，漸而活躍於鄉邦文化的活動。尤其30年代後期中國抗日形勢嚴峻，華南地方以廣東爲最終防綫，1939年葉恭綽、簡又文等創立“中國文化協進會”，致力聯絡文化各界，並於1940年與香港大學籌辦大型的“廣東文物展覽會”，籌委會成員近半爲清游會友。葉氏於展覽會上特别提出“研究鄉邦文化，發揚民族精神”，首次將粤地區的文化研究，提昇至保育民粹的國族層次，貫徹了20年代以來清游會的一貫宗旨。1941年日軍攻佔香港，清游會在港活動停頓，唯賴澳門清游會員持續聚會。延至抗戰勝利後，再由李供林等人發起復會(鄭春霆《嶺南近代畫人傳》“容祖椿”載：“亂離後風流雲散矣，雖然，（清游）會友今猶多有避居香島者，由蘇世杰、李供林、鄧碧海等發起復會，每周日例必舉行雅集，贊畫哦詩賭酒，各適其適，盛况不减當年也。”頁104。又據餘少帆《廣東歷代詩鈔》卷十一“李供林”載“民初廣州有清游會，笠履甚盛。先生晚年重興於香島，每月月圓之夕，從澳岸來回，賦詩飲酒，興致瀟灑。以己未春圓月八日歸道山，即閏享受，百零二歲雲。”頁1126。），早期會員如王紹薪、趙少昂等相繼赴會，一直迄80年代仍維持其詩文活動(抗戰以後，清游會友自内地及港澳重聚於廣州。1947年5月至7月，陳樹人短時期回廣州，清游會友大集迎送，據《陳樹人先生年譜》頁88載：“樹人扺穗後作《贈友十絶》，分别贈桂南屏、高劍父、陳曙風、張發奎、羅卓英、黎澤闿、陳蘿生、黎葛民、關山月等人。”頁89又謂：“返滬前夕，清游會友餞别，在分離十六年後得重聚逾月，樹人即席賦詩以‘至友精神永不分’相慰，又以砥礪廉隅相勉。”黄詠雩《天蠁樓詩文集（上册）》，頁307—308載及1948年北園兩次雅集，先後出席者有：桂南屏、張阇齋、陳颙庵、黎六禾、劉伯端，詹無庵、陳寂園、餘少帆、黄子實、吴天任、餘傳鳴、張蔭庭、黎澤闿、胡隋齋、張叔儔、冼玉清、張瑞京、張紉詩、黄詠雩等人。由上可推知，戰後初期，清游會人類似的詩文活動不絶，其後基於新中國的政治形勢，留居廣州的清游會人雅集雖多，惟以該會名義活動者絶少，轉爲低調的群體聚會。而居港的清游會人以離岸之便，反而活動積極，復會後成爲保存國學文化的重心之一。1957年，創會元老李供林八十壽辰，以詩詞致賀而記録於唱酬集中者有70餘人。1979年李去世，80年代香港清游會召集人是鄧碧海。其時，第一代清遊子所餘無幾，轉爲第二、三代新血參與。。

　　香港以外，澳門也是清游會人遊歷避居的熱點。例如張純初，早年在羊城創辦《七十二行商報》，積極參加陳樹人、高劍父的清游會，廣州淪陷，便移居澳門終老。張氏與清游會成員交往甚篤，年逾六旬，高劍父與陳樹人、黎澤闿、李供林等十餘人，集其作品刊印爲《筆花草堂詞》(參閲章文欽箋注《澳門詩詞箋注·晚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3）, 《張逸》，頁314—316。）。其時粤港澳三地文人互動，不獨陳高以學會、書畫名義涉足澳門，其他在港會員亦時游濠江(例如於香港聖士提反書院畢業的潘世謙，是清游會人，也是輔仁學社及碩果詩社成員，其《南灣遠眺》、《春日南灣》等皆爲咏澳之作。參閲《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上》，“潘世謙”，頁206—207。）。清游會中堅黄祝蕖，與澳門會中諸友聯繫亦多，當中作於1938年的《懷張純初澳門》、1939年的《李供林與張純初、黎澤闿、高劍父、凌巨川、張白英澳門宴集》和 《寄黎澤闿澳門，兼柬高劍父、張純初、凌巨川、李供林、張白英》等可資參证，多爲悲昂勸慰之作，寓意神州不滅(例如1939年給李供林等和寄黎澤闿等的兩首詩，前者雲“洪喬肯作寄書郵，特地平添一段愁。風月凄凉逋客恨，江山摇落故園秋。銀燈翠箔留殘夢，畫幢茶爐拓小游。莫漫悲歌濠鏡畔，陸沉不盡古神州。”後者雲：“亂離消息總難明，隔歲裁書寄未成。幾斛鮫珠亡國泪，三年馬角异鄉情。蓮須閣舊殘峰壞，木末亭孤落日傾。尚有神州沉不盡，與君磨劍斬長鯨。”參閲《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黄榮康”，頁551—555。）。另一要員李供林，抗戰時期奉母居澳門，1943年與高劍父、張純初等登松山，其時得悉清游會人李仙根殉難重慶，借重九賦詩咏懷故友(《九日登松山》詩雲:“今逢重九日，又向此山來。椿謝遥縈念，萸簪近抱哀。道旁鬆漸老，籬落菊遲開。歲歲登高處，何曾遠辟灾。”《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李供林”，頁458—469。）。抗日期間，清游會人黎澤闿與其子廷棨亦避地澳門，與清游會友張純初、周貫明等多所唱和(見《冬日過陳寂園青州》，《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黎廷檠”，頁543。）。於此可見，清游會人以澳門爲廣州活動的另一延續，就政治而言，會人雖脱離昔日廣州繁華的官界，惟就文人愛國的聚合心態方面却無二致。周貫明抗日時期避地澳門，詳載了戰亂下當地會友的各種活動面貌。對於1937年以後，諸子在槍林彈雨下維持雅集的風尚，印象尤深。其憶記曰：

　　隨着蘆溝橋事變，敵兵節節進犯，戰事迅速帶至華南，聯絡中山輿澳門交通之歧關公路，在日本飛機轟炸之下，備受威脅，行旅患之。一出澳門，即有空襲死亡之險，而清游會諸子却不因之裹足，身居患難，猶不廢游賞，恒徜徉於關閘内外十裏間憑弔遺迹，寺觀丘墅靡不游，山水泉石無不觀(《晚齋閒話續集》，“澳門”條，頁68。）。

　　觀清游會人排除萬難，游訪山水古迹，實際上已非爲遊歷而遊歷，箇中展現對國故文化的熱愛。其集體爲文賦詩，旨在言情述志，吟咏中不减對家國前途的關切。抗戰時期，會友在澳門的生活艱困，衣食條件缺乏，却充分反映傳統文人貧賤不移的雅集情操。下列記述略可説明此種心迹：

　　清游會友亦漸集澳門，純初、劍父住處距我更近，暇輒探幽攬勝，或聽濤松山，或訪僧竹院，世難方殷，仍不廢我嘯歌，我自忘如金魚幕燕矣。純初秉性骨硬安貪而不阿世，居陋室晏如也，曩爲内子畫《十分春色圖》，珍藏笥篋。中秋夜共賞月於西望洋山峰，醵資市月餅，爲了節省，劍父建議啖沙葛，代替桑麻柚。時窮，則咬菜根，我輩不應如是耶？劍父於多年前爲我畫百合花，印製箋紙，今落拓海堣，敝衣破屨，不以爲耻，有招之者，不去深明順逆也。(《晚齋閒話》，“違難”條，頁186。）

　　因廣州、香港相繼淪陷，張純初、黎澤闿、高劍父、張百英等人先後集於濠江，清游會活動一時復興。1940年，汪精衛在南京成立政權，陳樹人留守重慶，仍關注港澳清游會員生活，是年冬，樹人得黎葛民、李供林、王紹薪詩：“知清游會友流亡港澳，均能以氣節相尚，佩慰不已，賦詩寄清游會諸子。”(《陳樹人先生年譜》，“公元1940年（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庚辰）五十七歲”，頁69。）也就是説，清游會不因戰事停廢，成員間之溝通超越了省港澳地域的隔閡，並以創會的精神互相砥礪。惟清遊子結聚澳門，概爲一時的避居，成員去留不時。據周貫明憶述：“清游會友尚廉介，每周日茗聚，各付所賞一介，不以取諸人，由來久矣。初客是間，人事較簡，生活從容，乃參與其盛。不久，黎澤闿氏有粤北之行，張白英歸鄉，純初病殁，清游寂寞矣”(《晚齋閒話》，“違難”條，頁188。）。而且較諸粤省勝景，澳門地小，可供清游雅集之處稍缺。當地《華僑報》載其詩賦活動時亦謂：“清游會以濠鏡一隅足迹已遍，莫可再游，近惟集於茶樓作清談，或各出所作詩書畫互相欣賞，亦一樂也。茶罷賦此。”其時爲1941年的辛巳，可視爲清游會活動的一個側面(該則報導參閲方寬烈編《澳門當代詩詞紀事（下册）》（澳門：澳門當代詩詞紀事，1996），頁359。方氏按曰：“清游會爲陳樹人、高奇峰等在廣州所發起，廣州陷於日軍，部分會員移寓澳門。”現輯於《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王定緯”之條下，頁331。）。

　　清游會活躍於澳門，和“春睡畫院”遷於當地有關，高劍父爲教畫授徒，20年代初置畫院於佛山，後移至廣州，抗戰時期再遷澳門。陳繼春《濠江畫人掇録·從隔山到濠江》記該畫院活動雲：“一九三九年六月八曰至十二日，高劍父在議事亭前地的澳門商會二樓舉行了春睡院留澳同人畫展，高氏師徒共出品二百多幅作品義賣，籌措款項，救助灾民。”簡又文於《大風》旬刊中亦撰《濠鏡讀畫記》謂：“參觀者絡繹於途，擁擠於室。因不收門券，科頭跣足者亦一體招待，更有好幾家學校的學生列隊而至，蓋見是會以庶民化和普遍化。且有不少中西男女人士由香港買棹前去參觀者。統計一連五天，人場觀畫者逾萬人，洵是濠江空前之文化盛會，抑亦南國藝壇之盛事也(參閲《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鄭哲園”，《春睡畫院諸君在澳門畫展覽賦此以贈》一詩，章文欽的注解，頁485。）。”高氏將澳門作爲畫院根據地，終生以畫作寄寓其革命情志，延續嶺南畫派之風尚，日與遊藝者多爲李供林、張純初等淸游會人，由此維係着茁壯的人脈關係。

　　六、嶺南的清游會與中國文化的弘揚

　　辛亥革命旨於推翻晚清腐敗政權，惟推動革命思潮時，中國傳統文化也承受若干衝擊。於陳樹人、高劍父而言，革命與藝術創作如同一體之兩面：知識文人當以革命活動改造時代，同時愛國革命的意識，也可以透過文學充分展現和推廣。因此，文化藝術與革命改新不但無必然衝突，作用且相輔相成，清游會於國學保存方面每見積極，扮演着中國文化薪火相傳的重要角色。

　　清游會組成初期，遊歷與雅集爲該會的核心活動，以詩畫表達愛國情懷是較常見而直接的方式。30年代後期日本逐步侵略中國，戰綫直下華南地區，清游會員感觸於民族存亡，促使會人關注故國文化的維護。以嶺南一隅爲代表的鄉邦文化首次獲得國人公認，於1939至1940年此一重要時期，由清游會核心人士分别於香港及澳門舉行大型的文物展和畫展，即爲明证。自清遊人士踏足港澳，兩地國學文化水平得以提昇，與著名學府交流漸形頻繁，其研究得到高度重視。細而析之，清游會員國學造詣深厚，舉凡詩詞、經學、藝術及國史考古等範疇無所不精，於嶺南自成一學術體系。不但如此，他們創會以後，愎與其專業内的友儕多所接觸，由此形成廣闊的文化交流面。

　　近代廣東學術粹統，以陳東塾（白沙）、朱九江(次琦)爲兩大派，而九江之學，又有康有爲和簡朝亮兩支(許衍董總編、汪宗衍、吴天汪校閲《廣東文征續編》（香港：廣東文征編印委員會，1986—1988），《康簡知名》，頁433。）。二者皆能傚法其師、治經雜糅漢宋之學，不太講求家法門户，大有歸宗孔子之意。但方法上，康有爲舍程朱理學爲主，間取陸王的主次步驟，而獨好陸王之學，並潜心佛典，由陽明學以入佛學。衆所周知，康氏崇奉今文經學，以經世爲目的，於變法維新多所借鑒，漸從今文經的三世説中，發展了《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等托古改制理論(參閲吴雁南、秦學頎、李禹階主編《中國經學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第十單：晚清的正統經學與經學异端，頁599—611。）。惟此一極端理路，既未必爲重視漢學的晚清學者如章太炎、劉師培等人所接受，也與同門所謂宗經的原意相扺。故不少廣東後學從事典章考據，仍以歸於簡朝亮門下爲正統，强調踏實的治經方法，並融通漢宋之學，以求國學文化的復興(吴道镕纂輯，張學華補訂，葉恭綽傳録《廣東文征》（香港：香港珠海書院出版委員會，1973—1978），［簡朝亮］條下謂：“（簡）爲九江高第弟子，平日恪守師説，作講學記，詳述而闡明之。在陽山關讀書堂，從學者多才杰士，樑文忠鼎芬、丁侍讀仁長皆推重之……所著《尚書集注疏述》三十五卷、《論語集注補正疏述》十卷、《孝經集注述疏》一捲、《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四卷、《讀書堂正續集》若干卷。”頁357。）。晚清至民國期間，簡氏學生活躍於政治舞臺，由是朝亮之學益知名，清游會人士擁護國粹國學，與此一師承學理不無關係(關於簡朝亮的言行著作與學術影響，詳閲常宗豪《簡岸先生學述》，收入中國孔子基金會學術委員會編《海峽兩岸學者首次儒學對話》（漓南：齊魯書社，1993），頁281—293。）。

　　自經典而詩詞文學，均以簡先生的弟子獨領風騷。例如與陳樹人、高劍父等人於南社、清游會早相交接的黄節、鄧秋枚同爲番禺鄉里，二人皆師承同邑的簡朝亮，黄節及其同門樑鼎芬等更是近代嶺南四家詩的代表(黄節之詩與樑鼎芬、羅惇融，曾習經等合稱爲嶺南近代四家，著《詩學》、《詩旨纂辭》、漢魏樂府風箋及曹操、曹丕、曹植、謝眺、鮑照、阮籍《咏懷》各詩注等，其詩集曰《蒹葭樓詩》。參閲《廣東文征續編》，“黄節”，頁616—617：又《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黄節”條之解説，頁408。）。其人的文學活動勃發於長江上游，往後又教授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及北京師範大學，基於此種學術組織的紐帶關係，清游會的創辦人於江浙一帶早具相當的聯繫，解釋了粤瀘文人南來北往的基礎。黄詠雩也是簡朝亮的學生，與清游會友黄祝蕖諸子以詩齊名，並得省港名宿陳伯陶、吴道镕、張學華、朱汝珍等“詩壇九老”指導，詩詞精湛早熟，是20世紀港粤文人的學術交往的一個典範(黄詠雩於1919年17歲時拜簡朝亮爲師，行叩拜大禮，是年出席汪兆鏞在微尚齋舉行的雅集，即席作《汪憬老招飲微尚齋席上賦謝巳未》七律一首。1924年，造訪陳伯陶於九龍，當知其與廣州九老詩會關係密切。參閲氏著《天蠁樓詩文集（下册）》，附録二：黄福禄《追思》，頁174—175；附録七：黄福五《黄詠雩先生生平活動年表》，頁323—325。）。蓋嶺南音係中原，具備獨特的文字風韵，粤之詩詞創作每多典雅高絶，别有輯存價值。事實上，清游會人各有詩稿存世，在文學界已占一席位，足以擔當嶺南詩詞的輯存任務。40年代葉恭綽倡議主持“全清詞編委會”，由饒宗頤協助整輯，其《全清詞鈔》的出版是詩詞界的一項盛事，對總覽清代詞人業績裨益尤大。清游會人陳融的《讀嶺南人詩絶句》，以絶句四千餘首，對漢代至民國初年千多位嶺南詩人作細緻描述，兼備詩人介紹，經粤港數百文化界人士集資審校。整項研究歷時四十載，長達三十萬字，20世紀50年代在香港刊行面世，時人始重見粤詩的系統。

　　繪畫方面，嶺南畫派足以和其時的海派、京派鼎立而三，反映陳樹人、高劍父兄弟畫作的舉足輕重。其諸人成名過程，又與二三十年代清游會的活動搆成直接關係。由他們培育的嶺南畫派弟子千數，畫册著述豐碩，自第一代的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至第二代的趙少昂、關山月，代代繼承，成爲延續至今的南方第一畫派。而嶺南畫派的學藝交流也不區促於粤，其與蘇杭江浙的畫家過從密切，因而藝術作品的感染力更爲强固。例如20年代從陳樹人南來的經亨頤，本身就是江浙有名的教育家和藝術家。他與李叔同、柳亞子、豐子愷、徐悲鴻等江浙蘇杭的文人相熟，與陳樹人諸輩同樣擔當着南社與清游會的橋樑中介(辛亥革命後，經亨頤歷任浙江官立兩級師範學堂、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春暉中學校長。他提出全新的教育思想體系，包括學生自治、國文改授國語、教員專任、學科制等。由於李叔同曾任教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彼此關係密切，李之印章作者亦是經本人，而與李叔同游，吟書畫的柳亞子、豐子愷、徐悲鴻等，也因此與經亨頤的關係網結緣，解釋了清游會人與浙江文人的交誼。參閲陳星《亦性亦理——李叔同與經亨頤》，《李叔同身邊的文化名人》（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37—44。）。30年代，陳、高等人的畫作已在俄羅斯、意大利、比利時等國舉辦的博覽會上綻放异彩，屢獲佳績，成爲最早成名的中國畫人。1932年，陳樹人於南京和上海等地舉行了“陳樹人個人繪畫展覽會”；1934年德國舉辦中國美術展覽會，陳樹人、葉恭綽、高奇峰等清游會人爲籌備委員，充分顯示嶺南文人的畫作廣受海内外的重視(《陳樹人先生年譜》，“公元1932年（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壬申）四十九歲”，頁44。）。他們的作品，被視爲最能糅合傳統國畫與西洋繪畫藝術，畫工細緻而逼真，同時呈現奔放豪邁的色彩。抗戰時期，澳門睡春畫院之設與清游活動之延續，開拓了澳門的文化事業。清游會的趙少昂於1949年居港後，六十多年來於穗、港兩地培養了大批美術人才，學生分佈世界各地，亦堪稱畫壇的一大貢獻(參閲楊建法主縝《趙少昂大師百年誕辰——嶺南藝苑同門作品集》（香港卓藝坊，2005），序言，頁1—12。）。

　　詩畫之外，清游諸子重視鄉邦之學，他們繼承廣東遺老的著述心迹，即透過廣東一地的歷史追認，聯繫於整個國家民族，以期達至文化命脈的保存。例如前輩陳伯陶所著《勝朝粤東遺民録》、汪憬吾修《番禺縣誌》、桂坫參與編修《南海縣誌》、《廣東通誌》等皆屬此類。影響所及，遂有清游會的黄祝蕖修《三水小志》及黄慈博修《中山縣誌》、《廣州城坊志》、《廣東方誌目考證》等。而會人賦詩寫畫，每追溯當地風物勝迹，對瞭解粤港澳文化源流等均具推動作用。抗戰以後，香港學者留意於宋室南遷路綫及其在港古迹，都是這批南來文人首先啓導的，其中不能忽視清游會人居間的學術活動(例如簡又文主編《宋皇臺紀念集》（香港：香港趙氏宗親總會，1960）；饒宗頤《九龍與宋季史料》（香港：萬有圖書公司，1959）；羅香林《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香港：中國學社，1959），上述著述成爲五、六十年代研究香港掌故的權威同行。簡、饒等人與香港大學的學術磋切，始見於1939年的廣東文物展覽會及翌年的玉器展覽，其間實賴於葉恭綽將南來文人引薦於本地學術界。參閲拙著《二十世紀上半葉粤港文人的雅集與交遊——贊黄詠雩<天蠁樓詩文集>》，頁57—73。）。在考證過程中，文獻藏書和金石資料又爲重要入門，可謂晚清考據學的一門餘緒。民國戰亂以來，大量的國家文物自東南沿海城市流出國門，加速了國人搶救文物、承傳國粹的相關工作(1939年在港舉辦的廣東文物展覽會，其記録中有“徵集出品緣起”一項，内中謂：“凡諸文物，或捆隨蕃舶，或蕩作灰炱，並碩果而難存，似名花之無主。搜窮複壁，藏乏名山，聞者痛心，救雄援手！念物稀之爲貴，思厥愛之允藏。凡先民手澤所留，皆民族精神之所寄，允宜及時采集，共策保存，一以表文獻之菁華，一以動群倫之觀感。中國文化協進會同人，有見及此，因發起斯會，期與愛國愛鄉諸君子，相觀而善，相與有成，借此名區，共圖良會。”於此可見文物於海内外的散失與諸子聚集同好觀摩研究的相互關連。參閲《廣東文物展覽會紀録》，收入廣東文物展覽會編《廣東文物》卷三（香港：中國文化協進會，1941），頁191。）。廣東的考據名家便是從保存文物的本意出發，漸而發展爲個人成熟的學問(例如商承祚的金石考古論述便甚著名。他是清末甲辰年探花商衍鎏之子，廣東番禺人，1921年師從著名考古學家、文物鑒賞家羅振玉，30年代於金陵大學任教時，致力搶救楚文化文物資料。至1948年回廣州中山大學任教後至解放初期，前後購藏陶器文物達170多件。從1963年開始，陸續向博物館文物單位分批捐獻藏品。參閲《獨樂不如衆樂——緬懷已故著名文物鑒藏家商承祚先生》，收入前揭《羅雨林文博研究論集》，頁414—420。）。其時各種珍貴文物、善本書籍盈於廣東，流出港澳海外的亦不少，造就藏書家輩出，例如黄詠雩的《芋園叢書》，便是網羅四散文書的成果(《芋園叢書》乃將辛仿蘇氏碧琳鄉館叢書版片，以及藏書家黄秩南轉贈所藏馮氏翠琅館叢書原版，二者加以增補印行而成，當中存括宋、元、明，清書籍凡一百三十一種，每套二百餘册，並由吴道镕題名，黄祝蕖作序，歷史價值甚高。參閲黄福五《黄詠雩先生生平活動年表》，收入《天蠁樓詩文集》，下册，頁335。此外，黄之好友徐信符所藏書刻，亦由葉恭綽建議印行爲《廣東叢書》的重要部分，詳閲《廣東文物展覽會紀録》，《廣東文物》，頁26。）。凡此，於1939年香港舉辦的廣東文物展覽會的展品上表露無遺，與同年澳門舉行的春睡院畫展互相輝映，略可從中反映清游會人的活動踪迹(觀《廣東文物展覽會紀録》所載籌備委員會全體委員、執行委員和審查委員名單，除港方的許地山、陳君葆之外，其餘皆爲葉恭綽領導下的南來文人。是次文物展名義上由“中國文化協進會”發起，惟在總數60餘人中，於黄祝蕖、黄詠雩兩人詩文集内出現者即達40餘人，反映該批南來文人幾處出於同一詩文交往圈子，當中不少應淵源於二、三十年代的清游會人，如葉恭綽、高劍父、黄慈博、黄詠雩、李仙根皆在名單之列。參閲《廣東文物》卷三，頁190—197。）。

　　爲讓國人清晰理解廣東文人的貢獻，葉恭綽在吴道镕輯録的基礎上，又參與《廣東文征》的編整工作。該書在粤港文化界人士共同努力下，於1973年至1978年期間，由香港珠海書院陸續付印，前後輯録漢代以還粤籍學者的千數文章，完成了葉氏的出版遺願(《廣東文征續編》，“葉恭綽”條亦載其“篤志鄉邦文獻，吴道镕輯廣東文征，卷帙浩繁，戰亂間稿本數遷，得其集貨録副，今幸得刊行，亦恭綽遺意也”。頁424。）。其後香港學界又組成《廣東文征續篇》編委會，專門搜羅近百年來粤港文化界具影響力的作者，總共三百四十餘人的代表作，在1986年至1988年間完成整項工程。該書編後並謂：“本世紀（20世紀）前後，爲中國歷史上最大變遷時期，而其變革動力實源於廣東，以一省而影響全國全民族。”近代廣東文人及其鄉邦學術所以受到重視，其原因亦在於此，而續篇提及的三百餘作者小傳之内，確证曾參加清游雅集的人士即近百人之多。也就是説，中國近代變革動力沿於廣東，廣東文化蔚然有賴清游會之力，這種人文地理的互動關係，尤足以説明近代中國華南社會的文化重構。而中國南來文人在港的文化交流活動，也使香港在50年代以後，繼續締造海峽兩岸三地一個共融的公共空間。

　　七、結論

　　20世紀初是政治多變的年代，社會上新舊的人脈關係皆隨革命事業而迅速轉化，重新組合於適當的角色位置。在時代變化的過程中，政治變動造就了革命人物的登場，由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締造了廣東民國政府，并且在多次政權逆轉中顯示其强固的革命熱誠。革命成員的人文學風是不能忽略的一環，他們從舊學中率先向外學習，在革命政權的主體下建立了新舊學粹兼容并包的人脈關係，並以此共同促進中國文化爲本位的强國政策。若剖析陳樹人、高劍父、黄祝蕖等人倡導的“清游會”，便能知道近代各種文化藝術團體的背後，皆含有建國救國的政治情操。這種集新舊文人於一堂，借詩書畫作結聚遊歷的組織，正好説明時代動盪下革命知識分子真實的生活面貌。現實的政治劇變，或許令他們無法重回昔日的革命舞臺，但他們對國粹文化保育的態度始終堅固如初，是寓革命於文化事業的舵手。從國學的師承與地緣關係而言，他們成功地構建嶺南文人的學術地位，於戰前至戰後陸續延伸於海内外地區。

　　附表：清游會主要人物縱覽（略）

    （作者：趙雨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