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英鴉片戰争之後，香港島首先被割讓予英國， 1860年及1898年簽訂的兩次不平等條約，又締造了九龍半島及新界的殖民地土。此後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大陸與香港成爲兩個不同的治體，惟政治條約催生的管治範圍下，仍不能忽視兩地基層民衆中各種復雜交錯的人際網絡。其中由知識分子交往所滲透的人文風尚，尤其足以促進地區的文化建樹，重構持久而跨越地域界限的民族觀念。本文擬通過介紹黄詠雩及其《天蠁樓詩文集》，作爲一個案研究，剖析早期粤港文人結集與交流的情况，並從社群的地緣和流動角度，探討20世紀以來香港文人匯聚的特點。“雅集”和“交遊”於本文中，是兩個用以觀察社群圈子聚合的例子，其所表現的活動内容十分多元化，概如宴飲、唱酬、賦詩、遊歷、造訪、赴會等，乃新舊文人之間至爲常見的社交形態，總歸於上述兩類之下，既爲方便行文結構，亦有以小觀大、見微知著的作用。

　　事實上，知識群體於社會建立的公共領域空間，一直爲學界研究民主國家進程的關注重點(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討論的“公共範疇”（public sphere)，强調中産知識分子在社會上發揮輿論的指導力量，有效地阻遏政治邁向專制獨裁，是體現民主社會所不能或缺的元素。其觀點被學者廣泛引申於探討國家與社會之間存在的各種關係層次，諸如兩者是對立還是協調，公民社會是局部抑或全部，以至於專制政權的性質之别。詳閲 Craig Calhoun, “Introduction :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pp. 30-39; Seyla Benhabib, “Models of Public Sphere: Hannah Arendt, the Liberal Tradition, and JUrgen Habermas”, pp. 85 -92; Peter Uwe Hohendahl, “The Public Sphere: Models and Boundaries”, pp. 99-107, in Craig Calhoun ed.,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Mas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92.），近年更深化至探析非政治主流的公衆文化事業，如何搆成地區上廣泛的思想傳播。當中似乎顯示着互爲因果的歷史現象，也就是近代中國的政治趨勢，强烈表現在文人的創作及活動上，而他們的學術言論，却又相對地牽引着各時期政治意識的發展，説明國家建構與文化再造的深饜關係(Michel Hockx, The Literary Field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a, Richmond: Curzon Press, 1999； Mary Ann Farguhar,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China: From Lu Xun to Mao Zedong, Artmonk: M.E. Sharpe, 1999; Daniel Lynch, “After the Propaganda State: Media, Politics, and ”Thought WorlT in Reformed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以上諸種專著均揭示了知識分子的文化事業與大衆媒體，彼此息息相關。）。文人組成的“志趣社群”（interest community），諸如專職寫作、出版、評論、 教育等關係網，既基於學問知識的自發結合（autonomous principal），同時存在着其他復雜的結緣因素（heteronomus principal），須要作詳細縷述，才能够充分明白他們的活動背景及影響力(有關文人社群的内容與結集因素分析，詳閲上揭Michel Hockx, The Literary Field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a, pp. 2-3。），凡此啓發本文寫作的動機。

　　二、黄詠雩的生平及其《天蠁樓詩文集》

　　黄詠雩（1902—1975），字肇沂，號芋園，廣東省南海縣横江鄉人。父親黄顯芝是廣州市沙基經營米業的富商。1922年，陳炯明叛變，率叛軍圍攻越秀山大總統府，孫中山被逼登上永豐艦臨時作戰指揮，黄顯芝因僱船接濟米糧，得孫氏嘉奬。1924年北伐計劃中，又多次資助糧餉，深得廖仲愷眷顧，爲聲望特隆的愛國殷商。黄詠雩十九歲已隨父學習營商，1925年省港大罷工期間，父子力排衆議，面見罷工委員會領導，力陳糧食進口的重要，獲委托獨家進口糧食。1928年至1931年間，合股開設廣州利民、國民公共汽車公司，出任經理，在短短幾年間在工商界嶄露頭角，先後被推舉爲廣州市長途汽車公會主席、廣州市米糠同業公會主席、廣州市商會委員、南海縣參議員、鄉務委員會主席。

　　1932年黄詠雩以廣東省商會聯合會首任主席身份， 在汪精衛主持的國民政府成立大會上替商界發言，要求政府改善民生，革除軍閥訂立的苛捐雜税。1932年上海抗日戰争，黄氏被公衆推爲廣東省各界同胞慰勞十九路軍抗日將士委員會主任委員，籌備糧款物資支援前綫。惟内部政情反復，十九路軍擬徵調福建應付内戰，軍旅將領抗命，國民政府遂命粤帥陳濟棠采取軍事鎮壓。事件牽連黄氏繫獄，1934年幾經好友營救，始以重金獲釋。1938年日軍侵犯廣州，黄詠雩携家走避香港九龍。 1941年太平洋戰争爆發，香港淪陷，其與家人歸南海横江鄉，直至抗戰勝利始遷回廣州，仍經營米業，並於廣州市河南合股開設仁豐米機廠，兼任廣州市政府地政局秘書。1948年辭職。解放後，屢遭鬥争審查，最終得以澄清，恢復公民權利。晚年生活簡約恬静，維持與友人雅集賦詩。1975年不幸於家居摔傷後腦，施救無效，終年七十三歲(黄詠雩的生平際遇，以《天蠁樓詩文集》（廣州：花城出版社， 1999) 附記的何邦泰《跋》、羅雨林《想不到南中國亦有這樣深造詣的詞人》（附録三）、鐘國强《搶救<天蠁樓詩詞>稿本追記》（附録四）、蔡國頌《南海詩人黄詠雩》（附録五）、鄧圻同《憶詩詞家黄詠雩先生》 (附録六）諸家均見概述，惟涉及家庭及個人細節，以家屬子弟黄海《今讀先父詩文》（附録一）、黄福五《黄詠雩先生生平活動表》（附録七）及黄福禄《追思》（附録二）的記載爲詳盡。由於筆者與黄福禄是多年的教會好友，曾多次造訪其馬鞍山寓所，對黄詠雩先生事迹加深瞭解，謹此致謝。）。

　　黄詠雩除經商以外，爲一代文人雅士。黄氏四歲開學，1907年即隨父在廣州求學，師從嚴炳漢、勞錦章、陳祥和、岑荔甫等塾師，自幼以詩才見稱。1919年，拜名師簡朝爲師，行叩拜大禮。自此活躍於文人雅集之間，二三十年代已贏得“南海詩人”美譽。一時名彦耆宿，例如陳伯陶、吴道镕、汪兆鏞、黄佛頤、高劍父、 陳樹人、葉恭綽、奇峰兄弟、黄賓虹等均折節與交；温幼菊、王秋湄、鄧爾雅、馬武仲、張大千、黄君璧等都相與切磋唱酬，闡揚風雅。數十年間，與同道出遊際會，飽覽兩廣、湘鄂、贛皖、江浙、齊魯、幽燕、陝甘的名山大川及歷史古跡。黄氏生平和文人的交往活動，並所見所聞，多以詩詞體裁記述。其大規模的修書編集工作，始於30年代囚獄獲釋以後。1935年，黄氏將《辛仿蘇氏碧琳琅館叢書》加以修補，並加入《馮氏翠琅玕館叢書》，合訂爲《芋園叢書》，集漢唐宋元明清及今人歷代存書一百三十一種，每套二百餘册，版本之齊備比諸粤雅堂、海山仙館無所讓。

　　至於己出的詩詞文稿，由於過去種種政治原因，大多散佚，黄氏僅將私藏的一小部分交由摯友羅雨山選録成《芋園詩稿》十卷。此外，程維增也選録《芋園詩稿·燕歌集》四卷，大體上將作者1929年的北游、1956年的南岳游、1963—1964年湘桂游的詩作匯集。其後，朱庸齋、羅雨山、陳寂等復於兩詩稿的基礎上，增輯了《天蠁詞》四卷。1997年，始由黄金海親題《天蠁樓詩詞》，集《芋園詩稿》、《天蠁詞》，並附録黄詠雩各類書序、文論爲主的《芋園文存》，整理爲四册出版。現在問世的全三册《天蠁樓詩文集》，是由廣州市政協學習和文史資料委員會，聯同荔灣區政協學習和文史資料委員會合編，可以説是歷來整理黄氏行止述作至完備之作。此書在《天蠁樓詩詞》的基礎上，徵集其親屬、友好故舊和專家的追述文章，增添了對時人時事的參考興趣，也意味着對黄氏文化遺産的高度評價。

　　三、早期香港名士與黄詠雩的交往

　　黄詠雩出於晋紳之家，從小以私塾形式習詩，先後集學於名師黄祝蕖和岑荔浦的門下(據黄福禄的憶述，黄祝蕖初於南海縣平地鄉渡頭村教學，相鄰的横江鄉、鹽步、黄竹岐、大瀝、泌冲等地子弟均拜師其下；岑荔浦則爲廣州的塾師，與黄祝蕖等於西關冼基東合館設教，名爲南陽學塾。這種由鄉及城的私塾發展模式，强烈維係於相熟的地緣及人緣關係。），故文人雅士的定期會集，或相約遠游，從而吟咏唱酬，抒情言志，成爲重要的社交途徑。時人所謂“雅集”者，多於名望之士書齋舉行，宴席間酒行數遍，輪番賦詩唱對，以切命題。黄氏於此類活動出道甚早，年僅十七歲，已出席宿耆汪兆鏞（號憬吾，1861—1939）於微尚齋的雅集，並作七律《汪憬老招飲微尚齋席上賦詩·已未》。汪氏祖籍廣東番禺，爲光緒舉人，晚號清溪漁隱覺道人，尤精於魏晋玄學及碑傳詩文，對黄氏詩學進階，影響尤深。從各種迹象顯示，黄氏乃透過汪氏的招飲廣識詩壇前輩。據餘少颿編纂《廣東歷代詩鈔》所載，時至1928年，號爲 “九老”詩人，即汪兆鏞、陳伯陶、吴道镕、樑慶桂、張學華、桂坫、伍銓萃、黄誥、金湛霖諸人仍定時會合，並曾合照於羊城(詳見《天蠁樓詩文集》（下册）所附“1928年黄詠雩前輩詩友九老在羊城合照”及“1949年黄詠雩的前輩及詩友在廣州黄梅花屋春集攝影”，並有關的人物説明。）。值得注意者有兩點：（1)在時間上，這批由前期過渡至民國的嶺南文人班底，在詩壇上長期活躍，迄1949年爲止，部分成員仍參加詩友雅集活動，可謂薪火相傳，至死方休，維持了文人圈内交流的穩定性；（2）在地區上，詩人集會雖主要以廣州爲基地，惟因時際遇，部分成員陸續由嶺南遷轉香港，在省港兩地互訪的友誼上，擴闊了該圈子的活動空間，締造更大的文化力量。

　　19世紀以來，九龍文化實以九龍城寨爲政治核心而向周邊開展，惟1898年英國租借新界99年，沙頭角海至深圳灣之間最短距離直綫以南，界限街以北及附近島嶼和大鵬、深圳兩灣等領土水域，均納入英國殖民管治。雖然在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址》中容認中國官員可於九龍城各司其事，但英方自行遣兵從九龍城外碼頭登陸，繼而入城并封閉九龍海關，九龍城寨自此無官軍駐守，中國在九龍的防務遂告終(關於英兵違約進佔九龍城，參閲劉存寬編著《租借新界》(香港：三聯書店，1995)，頁 58—59。）。九龍半島及新界地域爲英人殖民管治，與中國毗鄰相隔，形成内地華人遷居的新點，而九龍城地區文化的重整工作，却有賴20世紀初新移入該處的文化人所建構。陳伯陶（字子礪，1854—1933）及其隱居詩友，如蘇選樓、葉維屏、吴道镕便是其中的錶表者。他們不同於前一世紀的城寨官僚，强調政治邊功，但對社會善業的投入程度並無二致。這些人士多因中國受戰火威脅，南來寄隅香江，感傷家國的情懷特别濃厚，且身負前清秀才、孝廉之名，常賦閒聚會，暢飲咏詩，形成早期香港獨特的文人圈子。陳伯陶爲前清探花，曾編匯《東莞縣誌》，晚年居長安街，對九龍城的歷史、地理，尤其南宋末皇帝駐驛九龍的遺迹作過考證(辛亥革命後，陳伯陶以遺民自居，嘗根據方誌，重修宋皇臺，並泐碑記。其與詩友酬唱九龍古迹，載於蘇選樓編《宋臺秋唱》(輯入簡又文《宋皇臺紀念集》)。1917年陳伯陶撰《侯王古廟聖史碑記》（該碑輯入科大衛、陸鴻基、吴倫霓霞合編《香港碑銘匯編》第二册，頁447—48)，認爲城砦西北的侯王廟，乃紀念南宋末護宋帝昺南逃的忠臣楊亮節而設，其間有關宋帝如何由福州、惠州、藍尉而扺九龍官富場，繼轉赴崖山的路綫亦見考述。以後羅季林撰《宋皇臺與宋季之海上行朝》（輯入羅氏《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第四章），簡又文撰《宋末二帝南遷輦路考》（收入簡氏所編《宋皇臺紀念集》卷三），饒宗頤撰《九龍與宋季史料》等等，均對陳氏主論，進行更深入探討。）。昔日九龍樂善堂内保存了陳伯陶親撰“樂以意憂，事由發憤，善而不伐，志在安懷”的楹帖，旁有小字記爲“庚午年八月二十七日爲孔聖降先二千四百八十一年紀念，九龍全體民衆，上慕聖道之如日月，亘古不變也，敬成此聯，借表瞻仰，並祝樂善堂不朽，俾斯士之民，得以長沾庇陰雲爾”(該帖詳見於陳祖澤等編《九龍樂善堂特刊》(香港：九龍樂善堂印行， 1939)，頁59。）。由此可見，陳氏學養頗受九龍民衆尊推，躬身發揚着中國儒學的精神。

　　黄詠雩於1924年南訪陳伯陶，與陳氏等友齊唱酬於九龍槃園，還賦詩以報陳氏相贈《勝朝粤東遺民録》，頗爲相得(詳閲黄詠雩所作《九龍盤圍賦贈陳太史子礪 四首 甲子》（上册，頁 66）及《陳太史子礪招讌盤園承贈所撰<勝朝粤東遺民録>，賦謝並呈同席方孝廉拱垣》（頁68)。）。在黄氏其後所撰的《感懷詩》三十二首中， 記陳伯陶謂：“玉性鬆心潔，螭頭龍尾尊；瓜盧高隱宅，天水二王村；野史遺民泪，春風望帝魂；宋臺翹首處，朱鳥怨黄昏。”字裏行間，道出陳氏身雖隱逸龍城，睹物却追憶國事的情懷。述另一遺老吴道镕（號淡庵，1852—1936)，又盛稱：“文行自不朽，吾懷吴淡公；詞章太史氏，道義古人風；粤海文征在，楚庭耆舊空；題銘珍賜硯，守黑識玄同。”稱吴氏爲太史，是由於他爲光緒進士，授翰林院編修，精於明史及樂府詩。 1939年《九龍樂善堂特刊》編印，朱汝珍（字玉堂，1896—1943)親自題字，黄氏對朱氏的咏贊爲：“瑚璉玉堂器，鸞凰阿閣階；紫陽弘理學，秀水寫風懷；天地方昏執，烽烟久晦霾；千春詩社散，風雨聽喈喈”(關於諸人的《感舊詩》，詳閲上册，頁228—229。） 。蓋朱氏於1903年中舉人，1906年赴日本東京法政大學深造，曾任京師法律學堂教授，專於法理之學，直至1941年仍在港主持千春社雅集，故有是言。黄氏對陳伯陶、吴道镕諸人咏頌九龍史跡，編撰《宋臺秋唱》的雅事甚爲瞭解，從其《九龍槃園賦贈陳太史子礪四首》首篇載有：“宋臺秋唱西臺哭，朱鳥招魂逝不還”等語可見一二。

　　《宋臺秋唱》的編成，亦即香港文人雅集的一次作品結晶。當時陳伯陶於古官富場宋王臺遺址，集諸隱逸友好追薦宋遺民趙秋曉生日，並爲詩次趙秋曉《生朝觴客》韵，一時和作寖多；陳伯陶又作《宋王臺懷古詩》，和者更衆。參加是次集會成員，並有張學華、賴際熙、汪兆鏞、蘇選樓等十餘人，未及參與而嘗爲宋臺唱和者， 還有吴道镕、桂坫、何藻翔、丁仁長等二十餘人。諸詩埴前輩交誼甚篤，其隱逸派的懷古詩風，獨步於香港的中國文學界。當中例如賴際熙（字焕文，1865—1937），由於出身前清翰林，曾任國史館編纂，憑藉豐富的治學經驗，積極推動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及學海書樓等發展(諸老文學活動廣泛，考香港大學於1915年開始籌辦中文學院，亦以賴際熙爲學院院長，至1927年正式成立中文系。1923年，賴際熙又與俞叔文、李海東等人成立學海書樓，專以藏書及講學爲目的，經常招聚陳伯陶、朱汝珍等登壇講學，使原來民間文士酬唱之學，逐漸納入學術正軌。詳閲羅香林《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中國學社，1961)，第六章：中國文學在香港的演進及其影響，頁197—208。）。到30年代末，黄詠雩因戰亂避居香江，昔日相與酬唱的詩老大多離世，睹物思人，不免繼承前人咏懷九龍城寨、宋皇臺、楊亮節廟古跡的風骨(《九龍宋皇臺》詩雲：“天水茫茫問水濱，景炎輦道末全湮；白鷳海上猶同死，金甲雲中倘有神；天地至今爲逆旅，江山從古南胡塵；寒風吹斷西臺泪，我亦當時慟哭人。”又《九龍楊亮節廟》詩載：“鐵膽孰爲金甲將，紅光不見火輪兒；一生提舉勞王事，後死慈元係姊思；此去趙家無片地，誰知官寓有遺祠；神州又睹沉淪日，極目關山鼓角悲。”參閲上册，頁258。）。

　　四、20世紀40年代香港文人彚萃現象——從文物展與千春社説起

　　20世紀初移居香江的前清士子，多擁有前朝科舉功名，他們吟咏賦詩，本於自得其樂的歸隱心情，對國事的劇變表現得相當無奈，故此大多止於栖身之地的勸德教化，而且經常返國拓展舊雨新知，尋求文化身分認同。到了抗日戰争期間，中國民族文化的存亡問題已届最關鍵時刻，國人團結一致，組成各種文化戰綫的救國意識十分高漲，香港有識之士在此時代洪流的牽動下，亦紛紛響應支持。

　　廣州淪陷，黄詠雩舉家於1938年逃難香港，所住之處是一向熟悉的九龍南京街，後遷彌敦道。此時期黄氏詩歌，例如《九龍》、《虎門篇》、《戊寅感事》等，多反映日軍侵略下的愛國情懷(諸如《九龍》咏雲：“言陟九龍砦，試二王村，苔深杜宇血，中有帝子魂。”（上册，頁135）；《虎門篇》謂：“蕃兵砲火轟迅雷，鐵漢不動天地摧。”（頁170）；《戊寅感事》又雲：“絶憐涂炭成刍狗，終見玄黄戰野龍。”（頁253）。）。翌年，葉恭綽爲首的旅港文化界人士，共同組織了“中國文化協進會”，遂開始籌辦廣東文物展覽會。1940年展覽會於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隆重開幕，黄氏以委員會身份參與會議，作了關於保護國家文物的發言，並以個人珍藏的唐代名琴天蠁琴、商代青銅器樽、三國吴代永安銅鏡、元代赤符鎏金佛像、廣州部曲將印等十五件文物參展，撰《參觀廣東文物展覽會述評》。會後又協助葉恭綽等人，編印《廣東文物》及《廣東叢書》，加强了在港嶺南文人的接觸與交流，並將文物研究納入系統的學問工作(是次文物展覽會的展品分類繁多，細分爲圈像類、金石類、書畫類、典籍類、志承類、日用品類等十類，共兩千多件物品，可謂香港開埠以來最具規模的一次文物展。葉恭綽徵集黄詠雩等扺港文人籌辦展覽會，詳閲同書，黄福禄《追思》，頁212—219。）。葉恭綽（號遐庵，1881—1968)乃黄詠雩的父輩世交，爲國民政府的開國元老，主治交通事務，精於清代詩詞，是著名的書法家、文物鑒藏家，於戰前香港的國學文壇中，甚具名望(抗日時期，葉恭綽在中港的政經界和文化界影響深遠，被視爲重慶係的香港要人。據日治的興亞機關於1942年3月5日記載，日軍估據香港後，馬上把他和胡文虎、顔惠慶等17人拘禁於香港酒店，後因葉氏患病而於住宅内遭長期禁固。詳閲小林英夫、柴田善《日本軍政的香港》（東京：社會評論社，1996），第一章：日本軍的香港佔領，頁32—41。）。透過葉氏的關係，黄氏於1941年參加了香港千春社的雅集，席間咏作了《千春社席上賦呈朱聘三、 江蘭齋、盧湘父、袞裳湘父、俞叔文、黎季裴、楊鐵夫、胡伯孝、鄭韶覺、葉遐庵、黄慈博、陳覺是、盧岳生、李鳳坡諸子》。這顯示出詩社集會仍是早期粤港文人交流的重要蹊徑。

　　上述千春雅集的成員當中，不少已投身教育行列， 例如朱汝珍，被先後聘爲香港大學中文系兼任講師，任職香港孔教學院院長兼附中校長；李鳳坡（字銘深，1890-1960）是1915年香港大學文學院畢業生，跟隨賴際熙太史學詩多年，歷任香港官立漢文學校校長、金文泰中學校長。他們享最高學府之名，於推動千春社雅集活動，至爲方便。與賴際熙關係密切的俞叔文（名安鼎，生卒年不詳），是晚清貢生，年少時就讀北京譯學館，辛亥革命後匿迹香港，設私塾授徒，爲學海書樓的創辦人之一。此時，因國内動盪而輾轉寄寓香港者漸多， 其中如：江孔殷（號蘭齋）1864-1952)爲1904年進士， 前後輔助兩廣總督岑春煊辦學；楊玉銜（號鐵夫，1866—1944）亦於1904年考取内閣中書，肄業國家京都大學師範係後，一度回鄉興辦隆都高等小學堂；盧湘父（名子駿，1888—1970），曾就日本大同學校教席，力倡孔教救國；黄佛頤（字慈博，1886—1946)爲宣統巳酉拔貢第一，窮究鄉邦文獻，由時敏中學校校長到廣東大學教授，任教爲時甚久(關於所舉諸千春社的成員來歷，詳閲《天蠁樓詩文集》下册，附録八：羅雨林、黄福五《<天蠁樓詩文集>人物簡注》，頁366—498。）。香港學校制度於政府引入教育條例，始漸具監管規模，惟授學者多由舊學出身，重視中文教育及傳統四書五經等教習，仍爲不争的主流(按學者吴倫霓霞的統計，該教育條例執行翌年，市區受監管的私立漢文學校共8790間，爲私立英文學校（2075間）的四倍以上；至於資助的英文學校（2137間），則與資助的中文學校（2192間）相若，可見民間的中文辦學仍甚普遍。詳閲Ng L N H, “Consolidation in Supervision of Schools: The 1913 Education Ordinance”，in Interactions of East and West: Development of Public Education in Early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4，pp. 91-116.）。舉行是類雅集，不但能切磋詩詞學養，而且將兩地職種相近、志趣經驗相投的知識人加以聯繫，順利完成由傳統社會向新社會的文化過渡。由辛亥革命以後的賴際熙、陳伯陶到抗日時期的朱汝珍、葉恭綽。前朝宿儒領導的國學活動十分活躍，當中反映出香港大學中文師生和各方扺港才彦的交流情誼。

　　羅香林在記述1949年以前的香港文化發展時，特别留意國内變亂與知識分子南來香港的文化遷播關係。其時居港文人彚萃，雖抱持暫時避亂心態，惟各種文化活動促成的學術風氣，尤其發展出本地一脈相承的學問淵源。其謂：

　　香港區域，既以接鄰中國内地，而政府又勤於治理，社會安定，且利於多得人力，以爲更巨發展。故每值中國變亂發生，凡内地不欲受變亂侵襲之人士，既多不約而同，携家來港，或以所愛書畫圖籍，寄港庋藏，更予在港人士以易觀摩中國文物機會。而此類避居人士，又每喜爲詩酒宴集，唱和既頻，文風以盛，又或以頻經世變，思以學術文章，爲精神寄託，於是講學著述之風，寢以興起(羅香林《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第一章：導論，頁5。）。

　　其所指的“避居人士”，正是指葉恭綽爲代表的南來文人(胡曉明《饒宗頤學記》(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6），第二章：與香港的因緣，頁19—21。）。葉氏聯絡在港的文人同好，既參與詩社雅集，又協辦嶺南文物展覽活動。葉氏强於鄉邦文學，扶持後學繼承其研究工作，香港大學的中國學粹得以深化，實孕育於葉氏與學人的多方接觸，開拓中西文化之間廣泛的學術對話。葉氏雖祖籍廣東番禺，但長期爲民國政府籌劃國家交通鐵路，其後因建設杭江鐵路工程而居於滬。由於國外考察經驗豐富，加上學養深厚，故此代表中英庚子賠款會經辦文化教育事務。舉凡提倡各國設立與中國有關的文化學院、圖書館、博物館展覽，以至於招考留學國外諸事，葉氏皆得以參與。1937年葉氏來港之後，其《遐庵先生年譜》載：

　　先生在港時，仍未嘗一日自逸，或與朋舊漁畋藝苑，提倡詞壇，或表彰先賢保全文物，蓋發攄懷舊之蓄念，即隱以唤起民族之精神（1937年11月）。

　　與許地山、馬季明等開古玉展覽會於香港大學。先生講演力主應草除玩賞心理而從事研究，謂石器銅器時代間有一玉器夾雜其間，乃吾國之特色。言文化史者應注意，一時風氣爲之丕變（1939年4月）(俞誠之編《遐庵匯稿（附年譜）》之三，輯入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十六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頁355—356及頁360。）。

　　國内情勢日趨嚴峻，由關注中國興衰態勢而演成的社會史性質論戰正逐步展開(嚴格而言，知識分子對中國發展形態的辯論，孕育於新文化運動的反思，從20年代初的中國社會主義論戰，到1927年以後的中國社會性質論戰和1931年以後的中國社會史論戰，再擴散至1934—35年間的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所有這些討論的理據亦逐漸由原初的社會主義而傾向於馬克思主義理論。例如中國是否屬於封建社會，應由資産階級主力推動産業革命；抑或中國社會已資本主義化，受帝國主義支配，應主張無産階級革命，推翻國内外資産階級；還是仍處於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社會，主張以無産階級領導農民，推翻封建勢力及國内外資産階級，凡此皆爲論戰的焦點所在。參閲蔡國裕《一九二〇年代初期中國社會主義論戰》（臺北：商務印書館，1988），結論部分，頁462—475。）。葉氏從舊學文物的基礎，闡揚中國文化時期本質，發展創新觀點，正是深受新文化熏陶的許地山諸港大教授所關注，於是開拓香港大學文物展的先河。從各種迹象顯示，葉恭綽爲首的文人圈子與香港大學的廣泛聯繫，實自30年代中期開始，其時正合乎香港大學發展國學的趨勢。蓋1934年陳君葆受聘於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兼任馮平山圖書館館長後，冀將香港大學中文部拓展成爲中國學術界中具備地位的機構(陳君葆《陳君葆日記》（香港：商務印書館，1999）上册，1934年7月18曰（星期三）内容，頁79—80。關於陳氏受聘香港大學用意及過程，詳閲該書前文所附周佳榮《大時代的證言——陳君葆及其日記》，頁V—XIU。）。1935年胡適來港接受該大學頒授博士名銜，並强調香港所扮演的新文化中心角色，凡此對大學方面起了莫大的激勵作用。稍後許地山加入香港大學，落實中文課程改革，即參考了胡適不少的意見(陳君葆欲聘胡適任香港大學中文部教授，胡氏婉拒，並推介許地山爲合適人選，提議最後成爲港大方面定案，其間細節詳閲《陳君葆日記》上册，1935年5月2日（星期四），頁140—141，及6月8日 （星期六），頁148。）。由許地山任職港大至1941年逝世的五、六年間，對國内新舊文化人而言，建立起了極佳的網絡關係。許氏及與中文學院具淵源的同寅，例如賴際熙、俞叔文、李鳳坡，均與葉恭綽素有交往，解釋了上述詩社雅集活動與港大文物展覽的深遠關係。

　　1940年的廣東文物展，就是葉氏繼1939年古玉展之後的協作成果。諸展覽使不少扺港學人得以將研究登堂入室，此點在饒宗頤的憶述中得到進一步印证。饒氏謂其早年學術，因緣際會，頗得力於葉恭綽的提携。葉氏是首位文化中介者，不但讓饒氏繼續其編修《全清詞鈔》工作，而且如援引黄詠雩的方式，透過大學的展覽研究，晋身香港國學主流(饒宗頤參與葉恭綽的學術工作，一方面加强了其與香港大學的聯繫， 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學術的知名度。40年代，饒氏已融入主流國學，參加禹貢學會，並主撰《古史辨》、《古地辨》、《潮州志》及敦煌學等研究。至1952年饒氏得以任教港大中文系，與林仰山教授集東方文化研究院、博物館及中文系三者優勢，建立更遼闊的東西文化視野，職歷達16年之久。詳閲《饒宗頤學記》第二章：與香港的因緣，頁25—30。）。40年代初，隨着日軍進佔香港，這批南來學者部分選擇歸國避居，部分則留港發展文化事業，搆成不同的際遇。前者例如黄詠雩，復於1942年舉家自九龍乘船返國，輾轉於廣州及故鄉横江，其間寫下不少愛國詩詞。歸國後的三十多年間，雖逼於各時期的運動，惟參與廣州詩友雅集無間，顯示出文人維護活動的一貫志趣(例如1946年於梅花館、甘泉山館的宴集；1948年的北園宴集；1957年三度北園酬唱；1958年泰華樓宴席；1959年聽海樓賦歌；1960年藤花别館論詩；1963年芳春園飲宴；1965年郊樓、鎮海樓對酌等等，均可見其詩社雅集的延績，詳閲下册，黄福五《黄詠雩先生生平活動表》，頁346—361。）。後者如饒氏，則繼續在港的研究工作，與香港大學保持聯繫，最後開創50年代香港大學中國學術的新領域。

　　五、黄詠雩的遊歷與交際——嶺南文人圈的擴展

　　“雅集”的定點結合方式，有助維係圈中詩友的創作，而文人的交際機會，同時取决於專研的文化範圍。由於文人賦詩寫畫，詩意畫意並重，作品的鑒賞便需要結合兩方面的專長，故嶺南詩人與嶺南畫家之間，交遊過從甚多。20世紀的嶺南畫派，人才輩出，如高劍父（1879—1951）、陳樹人（1883—1948）、張大千（1899—1983）、黄君璧（1899—1991)，均與黄詠雩相知，結伴同游、互贈詩畫的經歷，奠定了長期的友誼，所謂“交遊”無疑拓通了不同文人圈的活動空間，在互動的過程中南來北往，形成了更臻活力的嶺南文化。

　　黄詠雩自少喜游名山大川，年十四五歲的作品中即有《端州鼎湖山慶雲寺》、《韶州曹溪南華寺》、《西江夜渡》等詩，年稍長已遍游南粤名勝。《北江游草》詩集，可説是作者二十五、六歲時，與詩友長輩從游唱酬的心血結晶(黄氏首度游北江應於1926年，但以1928年1月及7月爲所到之處至多，交遊詩作至豐的一次。是年8月始集北游詩稿刊印成《芋園北江游草》，由師長輩的吴道镕題耑、黄祝蕖作序，可謂其詩壇的成名作，現存於廣東省中山圖書館。參閲上文，頁326—328。）。由於其岳丈在上海南京路經營綢緞，其妹婚嫁上海陳家，因此黄家在上海親友故舊很多，北游招聚甚爲方便。北游路綫，不囿於杭州、南京、上海一帶，自北京、燕、趙、齊、魯、吴、楚，沿江河而上，直至川陝，均爲提供其懷古詩詞的尚佳素材。北游上海時，首度交結了畫壇前輩黄質（1865—1955）。後者不僅親爲詠雩書齋繪《天蠁樓》圖，贈以陳白沙手卷，還引介認識張大千(黄詠雩認識黄質應始自1929年的北游，是透過鄧秋枚、王秋湄的中介關係得以約訪。而畫壇的黄君璧是詠雩少時摯友，由此搆成是次更廣闊的交際機會。）。黄質早年已參與清末民初的海上題襟金石書畫會，於1926年發起組織中國金石書畫藝觀學會，發行了《藝觀》雙月刊，奠定畫壇的團結基礎。張大千雖爲晚出，然於30年代已自成風格，享“南張（大千）北溥（心畬)”的美譽。張氏於1933年游廣東羅浮山，黄詠雩設宴賦詩相贈，歸程時張氏送其所繪《羅浮山白水門觀瀑圖》，并親訪黄氏家藏清湘畫册。黄氏所作的《張大千繪贈羅浮山白水門觀瀑圖歌》載：“君本峨嵋仙，來訪茅君七洞天”，又謂：“天涯知己幾何人，思存不見肝腸絶”，足見互相敬重之情。1936年，黄氏懷念好友，複寫下《寄懷張大千》。其後於1938年，張氏在港開畫展，二人又聚於袖海堂，遂有《袖海堂上贈别張大千歸蜀》之作(黄氏與張氏二人情誼，詳閲黄福禄《追思》，頁190—191。）。

　　與張大千相熟的黄君璧和高劍父，也是參與黄氏 1928年北江之游的成員之一。黄君璧於1922年入楚庭美術院研究西畫時，已於廣州認識張大千，1926年始至上海，與黄質、鄭午昌等交遊，逐漸融入更廣闊的畫壇世界。君璧與詠雩同爲南海縣人，自幼相熟，並以兄弟相稱，詠雩所藏書畫甚豐，其中明代仇十洲的《停琴聽阮圖》真迹更借予君璧臨摹。故詠雩認識黄質、張大千諸人，應由黄君璧引介。1941年君璧自四川到港舉辦給畫展，曾贈以《莫愁秋柳圖》和《蜀山秋色圖》，詠雩遂爲題賦詩二首以謝(同上，頁282—283 ：黄福五《黄詠雩先生生平活動表》，頁341。）。同樣情况，高劍父留日歸國，先後創辦春睡畫院，南中美術院，創立嶺南畫派，與其弟高奇峰、陳樹人合稱爲嶺南三杰。北江之游後，高氏屢與詠雩交往唱酬，於30年代中黄氏所作的《西園席上賦贈羅仲彭、張純初、高劍父》及《答高劍父約游金陵》中，可見一斑(《黄詠雩先生生平活動表》，頁335—336。）。陳樹人與黄詠雩的情誼，亦始於北游之後，1935年黄氏作《柬陳樹人南京》，應該爲相約詩畫名家游訪金陵一事所寫的。1940年詠雩居港期間，陳氏仍自渝寄其《戰塵集》，黄氏即賦詩酬謝(同注31，頁340。）。1948年陳氏去世，黄詠雩爲其撰《祭番禺陳樹人先生文》，憶及舊日交誼，嗟嘆“清游難再，靈饗其來”。凡此種種，當知黄詠雩與嶺南諸畫家，交遊非淺。

　　嶺南文人圈子間的交往發達，其實配合着世紀之交中國政情的發展趨勢。嶺南文人當中，追隨孫中山革命事業者不在少數。國家在内憂外患的困局下，如何尋求文明自强之道，成爲志士仁人的社稷責任。在師承舊有的文化事業基礎同時，常冀以新思想重整所學，故穿梭往還於各地，聯絡同志友好，互相觀摩交流，成爲必然的手段。詩畫創作，寫物咏情之間，至爲心領神會，二者交遊，自然水乳交融。黄詠雩父子爲愛國殷商，受國民元老敬重，與之神交者，每爲革命先軀。若陳樹人和高劍父，兩者交往數十年，儼然將中國書畫事業，看爲社會大衆文化的一種革命延續(高劍父於1906至1908年赴日參學，考入東京日本美術院研究所，創出了融合西洋藝術龢民族傳統的藝術革命方向。作爲同盟會的成員，高氏以改革的情懷貫注於藝術創作之中，務求一新社會風尚。從辛亥革命前後，高氏的陶瓷活動，實行結合美術工藝，振興民族工業，另一加入同盟會的陳樹人和高氏比鄰而居，二者過從甚密，所辦的《時事畫報》，亦替高家所設的博物商會聘請大批畫師，借此招聚志同道合者。詳閲高美慶《高劍父與中國現代陶瓷業》，收於黄詠賢主編《大匠的足迹——高劍父先生誕生一百二十週年紀念集》（香港：遠東文化藝術交流中心，2000），頁26—34。）。從1930年二者與丁衍鏞、陳之佛共同組織藝術協會起，至1948年陳樹人逝世前，與黎葛民、關山月、趙少昂等合組今社爲止，彼此皆視爲摯友(詳閲黎明《高劍父先生年譜》，同書，頁63—66。）。不但如此，在書畫圈外同游的文人友好，交相推爲知己，從地緣上擴充文化圈的影響力。這種圈子的放大，有利於人文社會的重構，最後是詩友還是畫友已無圈子隔閡。例如上述的黎葛民（1894—1977）， 早於1912年遊學日本，認識陳、高二氏，工詩善畫，爲廣州雅會越社的發起人，作品經常在海内外參展外，時至1973年，仍與黄詠雩等參加詩聚宴集，關係十分融洽。趙少昂（1905—1998）爲高奇峰學生，集嶺南畫派 之大成，1931年於廣州創辦嶺南藝苑，培育國畫人才，1949年之前，仍從詠雩師友黄祝蕖學詩(參閲黄福五、羅雨林“《天蠁樓詩文集》人物簡注”，頁447。），皆見二者圈子因長期交遊而重叠的作用。

　　六、結論

　　香港文化内涵，結合着中西交融的復雜因素，殖民地積極引入西方的議會政治、自由經濟、醫療及教育諸政策，逐漸使香港晋身現代化的社會，惟中國傳統的人文道德價值，在香港社會的建構過程中仍産生不能取代的作用。知識分子對中國文化的正面態度，强烈反映在20世紀初陸續旅港的騷人墨客身上。急激變動的中國政情，使他們多淪爲生不逢時的人物，但是失落的生活際遇，却强化了文人圈子的集體認同，並賦予文藝創作的延續意義。從黄詠雩《天蠁樓詩文集》可見，詩社雅集的結合方式，在廣闊的華南地域，仍然有力主宰着粤港文人的相互流向，使不同的文人圈子之間交相重叠往來。黄氏以廣州爲根據地，一度寄寓香港的往返經驗，有助解釋早期省港互動的人文社會面貌。

　　從整體的社群性質而言，黄氏及其友人均具備新時代的改革情懷，并且多於早年投身革命事業，漸次由密切的政治層面，返回個人學術創作的原點上。故此在學術創作的過程中，往往表現出高度的時代寫實，致力尋求中國文化的出路。他們偏處嶺南，透過特定的學術地緣關係，建立起較小規模的人脈聯繫，並與華北茁壯的文化思潮(以胡適爲例，“五四運動”以來北大學者提倡的新文學思潮，由北而南席捲全國，胡適的社交圈子漸延伸至政界，而文學創作又同時能配合當時蓬勃的出版事業，搆成相輔相成的宣傳效果。參閲耿雲志《胡適及其友人1904—1948》（香港：商務印書館，1999），第二章：新文化運動的領袖——歸國任北大教授，頁28—29；葉宋曼瑛著，張人鳳、鄒振環譯《從翰林到出版家——張元濟的生平與事業》（香港：商務印書館，1992），第七章：商務印書館監理——20年代，頁174。），産生了積極的交流作用。這種詩友之間的活動例子，揭示了近代中國文士交往的冰山一角，各種文人圈子之間存在的身分類型、學問源流以及參政程度等區别，或許是今後討論公共空間與範疇時，不能不深入檢視的因素。


　　（本文收録於：2006年香港教育圖書公司出版《文化中國的重構——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思維與活動》第154~176頁。）

　　（作者：趙雨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