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和文化人的微妙結合，在明清以來的中國社會十分普遍。資本主義的興起早已使傳統的士、農、工、商的四民分野，轉變爲士商混合的精英形態在上，工農的勞動形態在下的社會格局。一九〇五年科舉制度正式廢止，中國經歷漫長的政治動盪，士人必須尋求各種出路，其社會的流動身份與黏合能力遂更爲强烈。無論士人階層如何轉化，他們的教育經驗往往提高了整體社區的文化内涵，而且知識份子對家國的使命感，使他們容易由社區認同昇華至國族認同的層次，重新進行文化詮釋。

　　如前所述，九龍城的文化圈逐漸形成，有賴華人社群對本區的認同，而商業因素又促成了聚合的客觀條件。但是，九龍城自身的文化歷史觀重建，却是由二十世紀後新移入該處的文化人所締造的。他們不同於十九世紀的城寨官僚仕子般，强調恪守功名、夷夏之别，但對社會善業的投入程度却無二致。這些人士多因中國受戰火威脅，南來寄寓香江，故感傷家國的情懷特别濃厚，而且身負前清秀才、孝廉之名，時常賦閒聚會，暢飲咏詩，形成頗爲獨特的文人圈子。例如東莞文士陳伯陶，可謂來居九龍的第二代的有識之士(辛亥革命後，由一九一三至一九年間，晚清的舉人、秀才等紛紛南來香港，可謂早期的知識移民，他們的舊學基礎深厚，辦學方式仍不離四書五經的内容。由於屬漢文私校，故此受“一九一三年教育則例”嚴格的執照監管。及至一九二〇至二九年，中國政局南北分裂，在國内受新式教育的知識份子陸續移居港九，他們所辦學校，多在政府資助下成爲助奬學校，戰後亦多成功改爲輔助學校。詳閲陳謙《香港舊事見聞録》，廣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187-190。）。陳伯陶爲前清探花，曾編纂《東莞縣誌》，晚年居於九龍城長安街，對九龍城的歷史、地理，尤其南宋末皇帝駐蹕九龍的遺迹均作過考證(一九一七年陳伯陶撰《侯王古廟聖史碑記》.載科大衛、陸鴻基、吴倫霓霞（合編）《香港碑銘匯編》第二册，香港市政局。1986年，頁447-448。文中認爲城砦西北的侯王廟，乃紀念南宋末護宋帝昺南逃的忠臣楊亮節而設，其間有關宋帝如何由福州、惠州、藍尉而扺九龍官富場，繼轉赴崖山的路綫亦見考述。以後羅香林《宋皇臺與宋季之海上行朝》，載羅氏《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第四章，香港：中國學社，1959年；《宋末二帝南遷輦路考》，載簡又文（主編）、宋皇臺紀念集編印委員會（編）《宋皇臺紀念集》卷三，香港趙氏宗親會，1960年；饒宗頤《九龍與宋季史料》'香港：萬有通書公司，1959年等等，均對陳立論，進行更深入探討。）。他與蘇選樓、葉維屏、吴道镕等遺老，嘗相約賦詩宋王臺古迹，一時成爲美談(辛亥革命後，陳伯陶以遺民自居，曾與蘇選樓等尋訪宋王臺、候王廟諸古迹。根據方誌，重修宋王臺，並泐碑記。其間陳氏等人或賦詩見志，或圖繪畫册，由蘇選樓編爲《宋臺秋唱》，載簡又文（主編）、宋皇臺紀念集編印委員會（編）《宋皇臺紀念集》，香港趙氏宗親會，1960年。事見陳謙《香港舊事見聞録》，廣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315。）。昔日樂善堂内仍保存了陳伯陶親撰“樂以忘憂，事由發憤，善而不伐，志在安懷”的楹帖，旁有小字記爲“庚午年八月二十七日爲孔聖降先二千四百八十一年紀念，九龍全體民衆，上慕聖道之如日月泰華，亘古不變也，敬成此聯，借表瞻仰，並祝樂善堂不朽，俾斯士之民，得以長沾庇蔭之爾(見陳祖澤、樑培藻（編）《九龍樂善堂特刊》重刊本，陳祖澤出版，1986年，頁59。）。”

　　自此，九龍城的傳統文化形象逐漸深入民心，因此也吸引了愛好中國文化、關心祖國命運的知識份子移居於此。我們對陳伯陶的九龍活動所知有限，惟透過當時第三者的文人著述，仍可加深瞭解這個文人圈子的意識形態。黄詠雩（1902—1975）爲近代著名的南海詩人，父親黄顯芝爲廣州知名糧商，曾以糧餉支持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其間中山先生廣州蒙難，避於珠江永豐艦上，黄乃冒險運糧補給，得到廖仲愷親發國民政府嘉奬令，稱爲“愛國殷商”。承父教養，詠雩認同國父自由平等、仁義博愛、天下爲公、世界大同諸思想，曾出任廣東全省商會聯合會首届主席，二三十年代黄詠雩享譽文壇，與黄祝渠、黄慈博等南粤諸子合稱三黄，他們四處遊歷之餘，與容庚、羅雨山、張大千等名家時有過從(黄詠雩《天蠁樓詩詞》，載《芋園詩稿》全四册，廣州：出版社缺，1997年重刊，編者《前言》，頁1-3。）。

　　黄詠雩亦曾旅居香港，認識陳伯陶、吴道镕等名宿，對九龍城寨、宋王臺、楊亮節廟咏述頗多(同上，第二册，《過樑硯西九龍》、《九龍宋皇臺》、《九龍楊亮節廟》諸詩文，分别載頁22、197、198。）。其《感懷詩》三十二首中，記陳伯陶謂：

　　玉性鬆心潔，螭頭龍尾尊；瓜廬高隱宅，天水二王邨；野史遺民泪，春風望帝魂；宋臺翹首處，朱鳥怨黄昏。

　　字裏行間，道出陳氏身雖隱逸龍城，睹物却不免追憶國事。述另一遺老吴道镕，又盛稱：

　　（本文收録於：2001年5月香港趙雨樂、鐘寶賢主編 香港地區史研究之一《九龍城》第116~119頁。）
　　（作者：趙雨樂）


　　文行自不朽，吾懷吴淡公；詞章太史氏，道義古人風；粤海文征在，楚庭耆舊空；題銘珍賜硯，守黑識玄同。

　　一九三九年《九龍樂善堂特刊》編印，曾由宿儒朱汝珍親自題字，黄氏對朱氏的咏贊爲：

　　瑚璉玉堂器，鸞凰阿閣階；紫陽弘理學，秀水寫風懷；天地方昏墊，烽烟久晦霾；千春詩社散，風雨聽喈喈(同上，頁41-42。）。

　　黄氏尊陳、吴、朱諸人爲太史，對他們咏頌九龍史迹，編撰《宋臺秋唱》的雅事顯然甚爲瞭解，從其《天蠁樓詩詞》中的《九龍盤園賦贈陳太史子礪》四首，首篇載有：“宋臺秋唱西臺哭，朱鳥招魂逝不還”等語，已可見一二。總括而言，陳伯陶爲首的文人社群，對九龍風物賦詩吟頌，不但提昇了他們的社交知名度，并且與樂善堂等九龍地區組織，産生長期的網絡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