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嶺南文物鑒藏界，博學多才，在諸多領域取得突出成就的人，是不多見的。黄詠雩就是這樣一位學者，他集詩人、學者、考古專家、文物鑒藏家、工商實業家及社會活動家、慈善家於一身。他既是20世紀三十年代廣東省工商界的領袖、米糠業的巨子，進步的愛國人士，大革命時期曾協助乃父黄顯芝以糧餉支援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革命，支援北伐戰争和省港大罷工，代表廣東省各界人士籌款前往上海慰勞十九路軍抗日將士，反對陳濟棠把這筆籌款的一部分作剿共軍費；又是以詩詞著稱於嶺南文壇的詩詞家，與黄祝蕖、黄慈博、黄任恒齊名，並稱“四黄”；也是最早考證夏禹岣嶁石刻、秦代石鼓文和南越虞鐘、東吴廣州部曲將印的考古專家；又是富收藏、精鑒别的文物鑒藏家；以及積極興辦平民學校、創辦南海縣横江小學、籌辦南海縣石門中學和贊助廣東國民大學和主持廣州愛育善堂，做了不少善事的慈善家。但歷史似乎對他很不公允：20世紀三十年代，他由於代表工商界，敢於爲民請命，反對苛捐雜税而含冤下獄；解放後又受到歷次政治運動的衝擊，蒙受了許多不白之冤。但他仍平静地堅信未來，對生活充滿信心，孜孜不倦地從事詩詞創作和考古、文物的收藏、鑒研等學術活動，爲弘揚和保護祖國優秀文化遺産，作出了貢獻。

　　一、黄詠雩的文物鑒研、收藏之路

　　黄詠雩什麽時候開始收集文物，已無可征，但從他的一生歷史來看，他走上文物鑒研、收藏道路，是與下列因素有關：1.是與他的家庭出身、教育和經濟條件有關；2.是與當時中國，特别是廣州西關的文物鑒研、收藏的風氣影響有關。黄詠雩（1902-1975），字肇沂，號芋園。1902年出生在廣東省南海縣横江鄉一個很有文化教養的商人家庭。他的父親黄顯芝是位愛國殷商，是廣州市六二三路沙基經營米業的開明士紳。大革命時期，曾通過好友廖仲愷先生，多次巨量捐贈糧餉支援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革命，支援共産黨領導的省港大罷工，支援國共合作的北伐戰争。其姨丈是著名詩人、藏書家黄任恒，精研經史考古金石之學，終生讀書著述，富收藏。其哥黄耀卿亦酷愛古文，四書五經，師從黄祝蕖先生。黄詠雩自小便在這樣的家庭教育、熏陶下成長，對祖國優秀文化遺産的學習産生濃厚的興趣。到入學之年，即拜嚴炳漢、勞錦章、陳祥和、岑荔浦、簡朝亮等飽學之士爲師，及長又結交陳伯陶、吴道镕、江孔殷、汪兆鏞、黄佛頤、高劍父、奇峰兄弟、陳樹人、陳述叔、葉恭綽、黄濱虹、莫天一、温幼菊、王秋湄、鄧爾雅、馬武仲、張大千、黄君璧等名流，折節與交，切磋學問，闡揚風雅。這爲他走上研習、鑒藏文物道路打下堅實的基礎。加上當時社會風氣，均興文物鑒藏、金石、考古之學，廣州西來初地、玉器墟、文德路古玩，大量擺賣古舊物品、陶瓷雜件、古玩字畫等，對黄詠雩走上文物鑒研、收藏之路影響至大。此外，黄詠雩還有先天優越條件，他年少即勤奮好學，聰穎過人，好讀書，對問題常究本追源，弄個一清二楚，如對經、史、子、集，皆作探尋，弄清來龍去脈。日子有功，自必有成。

　　黄詠雩所走的文物鑒研、收藏之路，與一般文物鑒藏家不同，他走的是屬於詩人、學者型的文物鑒研、收藏之路。他較早就有牢固的國學根基、豐富的歷史知識、文學修養和美學、篆刻等知識，所以他對文物的鑒研不僅靠過去古董家對文物的直觀的經驗和“眼力”，而是運用理論知識與實踐經驗的結合，運用詩詞、古文及歷史等知識結合來進行鑒研考證和收藏。刨根問底，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所以一般經他手鑒研過的文物都較準確，水平較高。同時他還利用多次出外旅遊的機會，飽覽了兩廣、湘鄂、贛皖、江浙、齊魯、幽燕、陝甘等名山大川和歷史名迹，行萬裏路，讀萬卷書，使自己眼界大開，見聞增廣。用他自己的話來説，就是“得益於山川者多。”由是對他在文史、詩詞、佛道、哲理、考古、鑒賞、收藏等諸多方面的知識增長，均大有收益。並鍛煉和提高了他識别真假文物的“眼力”和能力。1918年，年僅16歲的黄詠雩，即收藏了一幅極爲珍貴的五代南唐李後主李煜繪的《鐘隱雙禽圖軸》。他立即運用他的國學知識和詩詞書法、繪畫等方面的知識，進行深入的研究、鑒证，確認它是南唐李後主繪畫的真迹。他認爲，所謂鐘隱者，就是南唐李後主李煜，字晦叔、重光、白蓮居士的别號。他每畫均自號鐘峰隱居、鐘峰、鐘隱後人、鐘山隱翁、鐘隱等。據《五代名畫補遺》及《宣和畫譜》等書記載，李煜不僅是個工詩詞的著名詞人，在詩詞創作上取得很高成就，而且又是—位精鑒賞、善書畫、洞曉音律，具有多方面文藝才能的人。他在江南繪畫的畫，均親筆題署，並以璽印蓋之。這幅畫後來曾被宋徽宗以瘦金體題識。然後黄詠雩根據其考證、研究成果以七律《題鐘隱雙禽圖》二首的形式，表達了出來。顯示了他自幼對南唐這張名畫，已具有濃厚的興趣和對祖國文物非一般的藝術鑒賞力，亦開拓了他獨特的結合詩詞創作、歷史考證和文物鑒研、收藏相結合的道路。從1925—1929年三度北游和1938—1942年避居香港，他在飽覽各地歷史名迹名山大川之時，一方面勤奮進行詩詞創作，一方面又時刻不忘各地文物市場、文物商店進行鑒研、購藏活動。他將收藏文物、學習歷史、進行詩詞創作、提高文化藝術修養、提高對祖國優秀文化遺産的認識，緊緊地扭結在一起，互爲補充、互爲促進，從而使自己的學識水平越來越高，對祖國的熱愛、對祖國優秀文化遺産的熱愛之情越發深厚和熾熱。1922年5月他在廣州獲得了“廣州部曲將印”出土文物，即着手考證此印的由來。1923年將他考證的成果以詩歌的形式，講述了他考證出這方印在廣州設“部曲將”的歷史沿革，甚至還大膽提出它很可能就是那個在三國東吴孫皓天紀三年，與郭馬、何典、王族、吴述等一起策動兵變，攻殺廣州督虞授的部曲將殷興所遺之印。因爲他認爲郭馬首事，攻殺虞授後自爲都督，那麽他肯定是原爲部曲督無疑，而殷興史書雖無記載他早前任何職，但從他跟隨馬等起事成功後一躍而爲廣州刺史來推測，則他應是比部曲督低一級的部曲將。黄詠雩先生就是這樣根據其豐富的歷史知識、文學修養和書法、篆刻等各方面知識相結合的方法進行文物鑒研、考證的，因而得出的結論都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據。1929年他北游時，在北京看到了春秋戰國時代秦國石刻文字石鼓文這一迄今爲我國第一批的石刻瑰寶，其書法工整匀稱，綫條圓勁，圜不至規，方不至矩，結字端姿旁逸，婉麗通暢，爲小篆之祖。石鼓共10件，内容爲歌頌秦君的獵祭活動篆文四言詩，原文700字以上，宋代所見485字，後世所見愈少，現在大多剥落。當時學術界對石鼓文的刻制年代，自唐以來就一直是衆説紛紜，莫衷一是。經近人及今人研究，才漸趨向於爲東周時期的秦刻石，但仍有秦文公、秦穆公、秦襄公、秦獻公和秦宣公諸説。黄詠雩先生經過深人考證，撰寫了《石鼓文是秦犬丘世父所作考》的長篇考證文章。明確提出石鼓文是周平王三年，秦襄公之兄犬丘世父所作的觀點。1930年他在廣州購得自廣西梧州出土的虞鐘，經考證，又撰寫了《南越虞鐘考》的文章。這些文物鑒定，都不能僅靠直觀的“肉眼”或經驗，就能判斷的，必須如黄詠雩先生那樣，以豐富的學識，進行深入的考證才能解决的。

　　二、黄詠雩的文物鑒研、收藏水平

　　黄詠雩的文物鑒研、收藏水平是很高的。早在20世紀三十年代初，他那金石家、文物鑒藏家的大名就與他的詩名一樣，十分聞名，在當時的報章尚有報導，他鑒研及收藏的文物，水平相當高。以古字畫來説，就有唐代大畫家戴嵩的《春陂牧牛圖》、五代南唐李後主的《鐘隱雙禽圖》、宋人《牧牛圖》（絹本）、宋《桃崦春耕青緑山水軸》（絹本小軸）、元代方從義《山水圖軸》、元代馬文壁《春雲欲雨圖》、元代黄公望《山水圖軸》、元代《無款人物青緑絹本》、元《趙雍山水四段、自題詩一捲》（絹本，有朱彝尊、陳奕禧藏印，謝藍山跋）、元代《元人文具圖設色絹本一册》（有樑廷柟題跋）。明代有沈周《菊花鶂翎圖》、侯懋功《山水圖軸》、孔伯明《山水圖軸》、仇十洲《停琴聽阮圖》。清代有王時敏《仿梅道人水墨山水長卷》、王翚繪《江山無盡圖》、石谿繪《白雲高隱圖》、八大山人繪《福禄壽圖》或稱《雙喜鬆鹿圖》、石溪上人繪《紙本設色牛頭山居圖》、錢維城繪《花鳥圖》、石濤繪《清湘畫册》、清湘上人爲竹庵畫《紙本設色山水軸》、干隆皇帝繪《雙清圖》、黎二樵繪《山水畫册》、居巢繪《花鳥、游魚、荔枝扇面畫册》、黄易載《竹圖紙本設色山水卷》（有蔣仁等題款）、奚岡《荆江巫峽圖》（紙本墨筆長二丈餘，有潘仕成、海山仙館藏印），以及當時名家陳樹人、盧振寰、沈仲强、餘紹宋、馮康侯、趙少昂、李居端、黎葛民、林德銘、何冠五、黄允瑄、黄般若、謝熙、張谷雛、張韶石、黄金海、胡藻斌、黄濱虹、林青霓、黄君璧、葉恭綽、容祖椿、高劍父、趙浩公、莫是龍、翁方綱、張廷濟、吴榮光、曾國蕃、左宗棠、陳鴻壽、黄敬祜、陳介棋、吴讓之、彭泰來、陳融、胡毅生、何紹基、容庚、商承祚、吴道镕、陳伯陶、朱光、錢坫、鄧爾雅、韓文舉、翁同和、張學華、張蔭庭、曾昭華、李濟深等書畫作品。還有古名琴唐代韋應物《天蠁琴》、三國東吴《廣州部曲將印》、商代青銅器《咏樽》、三國·吴《永安銅鏡》、元《赤符鎏金佛像、清《鎏金佛塔》、清安定樑於渭著録的《麟枕簿》、明皇帝諭明太師樑儲書、釋惟心鈔刻、釋淡歸詩集《偏行堂集》善本、《南越虞鐘》一座、五代小玉佛。以及古陶瓷等，如晋縹色弦紋梅瓶、宋鈞窑發紫三截葫蘆形樽、宋磁州窑白地黑花樽、明萬曆款青花瓷樽、清康熙黑地五彩梅石寒禽瓷罐（連蓋）、康熙款釉裏紅西蕃蓮萍果形水注、雍正官窑珐郎彩錦地開窗工筆設色山水瓷樽、雍正青花番蓮大瓷罐、雍干時青花瓷坐鼓、商代大銅   、周代銅   、戰國楚銅鏡、漢黄蓋作銅、漢銅犀形水注、漢銅鴛鴦紙鎮、明賢王華海天旭日端硯、大西洞三層青花端硯、田黄石、白芙蓉石、鷄血紅石圖章、陳曼生制的紫砂壺、彩霞制紫砂壺等。收藏十分宏富，精品、珍品不少。

　　他的鑒定水平，可以舉下列幾個事例説明。例一：明沈周《菊花鶂翎圖》，在抗戰前他在廣州從收藏家何冠五手以2000多銀元購得。當時何原是以1500銀元議定賣給一位外省人的，由於那位外省人籌不到這筆錢而臨時變故，黄詠雩知後，立即以2000多銀元購得收藏。後來土地改革時期，黄詠雩收藏的這幅畫與其他文物一起被國家購買轉去廣州博物館收藏。盡管這幅畫被某權威鑒定爲假的而交换給他。但事實證明這幅畫的確是真的。蘇庚春、薛永年等著名鑒定專家鑒定後都認爲是真的、十分珍貴的作品。

　　事例二：明文征明行書手卷《風入鬆》，爲20世紀60年代自樑老先生的遺孀手中以500元買入，之前，廣州文物商店認爲是膺品只出20元收購，廣東省博物館的蔡副館長亦認爲是假的。但隨着時間的考驗，更多的鑒定專家都贊同黄的看法，確定它是真、精、新的珍品。此外，還有八大山人的畫册、清湘的《山雨欲來風滿樓圖》、石溪的《牛首山居圖》等，一些所謂的鑒定權威都認爲是“仿”的而把它發還給他，但後來的事實證明黄的鑒定是對的。黄詠雩雖然因此蒙受了許多不白之冤，但他却能平静地對待，讓歷史作出公允的結論。

　　三、黄詠雩的詩品、人品和保護文物的愛國精神

　　拜讀了黄詠雩的著作《天蠁樓詩文集》，以及他數十年的行事處世的做法，我們覺得黄詠雩先生的詩品、人品都是極其高尚的，他對祖國和人民是十分熱愛的。他對祖國的文化遺産是一往情深的。首先他做人的宗旨是立人輔世。解放前他以自己的財力和精力，大力辦學樹人，創辦學校，傳立身處世的聖賢之道，培育人才，以興邦國；他以行善事造福社會、造福群衆以輔世。從不卷入派系名位之争。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他義無反顧地順應潮流，支援孫中山的革命，支持省港大罷工、支援十九路軍抗日救國，他爲廣東文物展覽會努力工作，爲搶救祖國文物奔走呼號。這在他詩詞作品及行動中，都表現得十分明顯。他從不以文物來圖利，去炒買炒賣牟取暴利。他收藏鑒研文物，完全是爲揭示内涵，弘揚它；而不會與外國古董商作交易；寧願以真换所謂的“假”的做法，來阻止因誤鑒爲假的文物經由文物商店而流出國外；不因畫面殘破的珍品被某些人不重視而他明知其錯而不施援手加以保護。對版片廢蝕，他則修殘補缺，詳加考證，讓更多人知道它的價值。他在解放後即使是在歷次政治運動衝擊下仍不忘保護文物，他在桂林游時，以自己專業知識和微薄工資，在文物商店的廢畫堆中發現並購買了《八大山人梅花鹿》。在廣州西來初地，他又“搶救”、購藏了八大山人的畫册。“文革”時期，面對紅衛兵抄家、鬥争，他冒着生命危險，叫兒子把沈周的《菊花鶂翎圖》，搶救收藏好，躲過劫難。文征明的行書《風入鬆》，他願意無償捐給國家收藏“不要奬狀，不收奬金！”

　　1975年1月3日黄詠雩先生雖然過早地離開了人世，甚至還帶着許多不白之冤；但歷史總會作出公正的結論的，人民是不會忘記他對鑒藏、保護祖國優秀文化遺産、發展我國詩詞創作所作出的貢獻的！
　　（本文收録於：2001年9月《羅雨林文博論集》第432~435頁。）
　　（作者：羅雨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