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說明】關心兩岸認同，推動兩岸認同的趨合，一向是兩岸統合學會最重要的工作。本人在《中國評論》已經陸續發表探討兩岸史觀為何逐漸歧異的文章，包括：＜現有史觀問題之探索＞、＜建構共同體史觀之探索＞、＜異化的史觀與認同＞，也製作《百年中國、迷悟之間》紀錄片，撰寫＜共同體史觀之呈現＞、＜史觀、論述與兩岸和平協議＞等文章，呼籲兩岸能夠尋求史觀的交集與共識。但是即使再怎麼努力寫文章，我們還是沒有辦法扭轉台灣在史觀上的異化。
　　
　　本文記載了兩岸統合學會一群人，如何親自參與，並以實作的方式企圖扭轉異化史觀的過程。撰寫發行高中歷史教科書的工作，已經讓我們投入了極大的上千萬經費，幾乎耗盡了我所有的時間與經濟資源，但是仍然覺得這是有意義的活動，只要還有一絲力量，是絕對不會中止。不僅如此，我們目前決定，再編寫高職生使用的歷史課本，以及國中生使用的社會課本，毫無疑問的，這又將是個巨大，甚而可能已經超過能夠負擔的挑戰。
　　
　　高中歷史教科書與國中社會教科書的撰寫只是我們推動兩岸文化融合的一部分而已，兩岸統合學會還將呼籲兩岸應該推動“文字趨同化”，推動兩岸高中能夠共同使用一本中華文化基本教材，朝兩岸高中國文課文能夠有一半以上相同努力，以使兩岸年青人能有共同的文字及文化記憶。兩岸三地應發行“中華卡”，做為以民族文化識別的另一個身份文件。為此，兩岸統合學會將與大陸的孔子基金會、香港的中國評論通訊社發起《推動兩岸文化融合研討會》，邀請兩岸四地、海內外的專家學者智庫共同參與，集思廣益，並為推動兩岸文化協議盡一分心力。第一次會議將於2013年11月29日至12月2日在宜興大覺寺舉行。
　　
　　這一篇文章想讓海內外的讀者了解，一群在台灣的朋友，如何努力不懈地在為捍衛中華民族的史觀而奮鬥。
　　
　　“一邊一史”的推動
　　
　　1994年3月李登輝接受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時發表“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在訪談結束時，李登輝說：“是的，已經出發了，摩西以及人民今後都有得拼的，…《出埃及記》就是一個結論”。1994年7月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發表《台海兩岸關係說明書》，“一個中國”不再等同於中華民國，而只是一個民族、歷史、文化與血緣的概念。這一年，也是李登輝權力已經鞏固的一年，他終於可以公開地實踐他的“兩國論”，他決定要出發了。
　　
　　李登輝的《出埃及記》決定從歷史教科書開始。1997年的國中歷史教科書，增設《認識台灣》新課程。國中（六個學期）的歷史課綱的順序從原有的“本國史”（前三個學期）與“外國史”（後三個學期），改變為“認識台灣”（二學期）、“本國史”（二學期）、“外國史”（二學期）。“認識台灣”已與“本國史”切割。
　　
　　認識台灣本來是件好事，可以讓年輕人認識台灣的鄉土歷史，但是《認識台灣》的始作俑者卻另有其它政治意圖，他們設計《認識台灣》課程的目的是希望將台灣史與本（中）國史切割，視台灣史為國史，中國史非本國史，以達到“我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的政治目的。與大陸在史觀上形成“異己關係”是李登輝首要的目標。
　　
　　1997年的《認識台灣》課程，將台灣從本國史脫鉤，不再稱“日據”，而稱“日治”或“日本統治”，並在行文中充滿著肯定與美化日本的殖民統治的用語。以“清領”（清朝佔領）與“日本統治”的用語來顛倒是非，不提“光復”，而稱“戰後”。在《認識台灣》的社會篇中也援引“大和魂”的用語提出“台灣魂”，作為“直到最近，我們還是不屈服於中共政權的“文攻武嚇”，正充分展現這種精神”的詮釋。課程實施期間，適用於國中二年級的《本國史》編者，也默默地、技巧地在行文中將“我國”改為“中國”。作家陳映真在＜一個“新史觀”的破綻＞一文中指出“為‘獨立’的台灣打造‘國家’意識形態＞，是一個‘民族分裂史論的構圖’，一語點破了《認識台灣》課程的最終目的。
　　
　　2002年民進黨執政時期，在推動“九年一貫課程”時，將國中歷史、地理、公民合併為社會科，從此以後，完整的歷史課程從國中教科書中消失。只剩下高中有專門的歷史課目。
　　
　　在高中歷史方面，
　　
　　1997年6月宣佈，高中課程標準自民國88學年度（1999年）實施，教科書全面開放由民間書局編輯，政府負責審查，由各校自行選用送審通過之版本，即所謂的“一綱多本”時代開啟。1999年開始實施的“高中歷史課程標準”，開始將“台灣史”與“中國史”切割，將高一“本國史”分為“中國史上冊”、“台灣史下冊”。“台灣中國，一邊一史”的結構開始形成，但是還沒有改變先教中國史再教台灣史的時序脈絡。
　　
　　“一邊一國”史觀的呈現
　　
　　原則上，課綱十年修訂一次，前一次的課綱為1999年實施，因此，下一次應該是2009年實施，但是主張“一邊一國”的陳水扁與杜正勝等不及新課綱，開始推動制訂“暫綱”的工作。2004年12月31日教育部審定的高中歷史課程綱要（稱為“九五暫綱”，於指民國95年，即2006年開始實施），再次確認兩岸為“一邊一史”，並將“台灣史”先於“中國史”（第一冊“台灣史”，第二冊“中國史”，第三冊與第四冊為“世界史”）。這個“九五暫綱”內容充斥著“皇民史觀”與“分離史觀”，不只用語有問題，亦高調主張“台灣地位未定”。
　　
　　2007年5月杜正勝主政下的教育部委託台灣歷史學會於發布一項《海洋教育與教科書用詞檢核計劃》，將“日據”列為“不客觀歷史價值判斷、刻意褒揚或貶抑的非中性詞彙”，“日據”成為官方眼中的“不當用詞”，官方認為“日治”才正確。報告隨即派發教科書出版商“參考”，實際就是希望其遵行。其中還硬要將“我國”改為“中國”，改“中共”、“中國大陸”為“中國”，“光復”改為“戰後”，“武昌起義”改為“武昌起事”，“兩岸”改為“兩國”、“中日戰爭”改為“日清戰爭”，不稱“國父孫中山”，而僅用“孫中山”、詩詞用“中國詩詞”等，甚至要求將我國歷朝歷代名稱前加“中國”兩字，如“中國唐朝”，大陸省份前也要加“中國”兩字，如“中國浙江省”。
　　
　　出版商出版教科書是以賺錢為首要目的，既然政府已經有清楚指示，自然在編寫教科書時遵照辦理，以免增加自己出版的困難。這也是我們後來看到教科書，在用字譴詞上均傾向“一邊一史”的由來。
　　
　　馬政府未能修改“一邊一史”的課綱
　　
　　在“九五暫綱”實施後，陳水扁就開始“九八課綱”的修訂工作，希望能夠製作一部完整的“去中國化”的“一邊一史”、“一邊一國”的課綱。
　　
　　2008年馬英九贏得執政。5月20日馬政府上台，剛上任的教育部長鄭瑞城原本要將陳水扁所制訂的“九八課綱”原封不動的推出，但是在社會上有識之士的努力下，鄭瑞城暫不公佈國文與歷史課綱，並承諾再成立課綱小組，重修課綱。
　　
　　經歷了兩年，換到了吳清基部長，終於增聘少許公正學者參與，課綱委員會才得以運作，2010年下半年終於完成了課綱的審定，但是很遺憾的，或許新的課綱加入了一些史料，但是“一邊一史”的基本結構並沒有絲毫改變。現有的歷史課綱仍然是“台灣史”、“中國史”、“世界史”的結構。單元的名稱仍然是“鄭氏統治時期”，而非“明鄭時期”；使用“日本統治時期”，不僅不是“日據時期”，連“殖民”兩個字也沒有出現；1949年以前中華民國的歷史放在“中國史”，1949年以後的發展放在“台灣史”；“台灣史”與“中國史”最後兩個單元的名稱是“當代台灣”與“當代中國”。“當代台灣”已經與“當代中國”分離與對立了。馬英九不會是個“一邊一國”的主張者，但是他任內的課綱委員會、教育部，卻讓他成為“一邊一史”與“一邊一國”史觀的背書者，有些可悲。（有關此一部分，詳請參考，張亞中，＜異化的史觀與認同＞，《中國評論》，2012年4月號，總第172期）
　　
　　課綱已經出爐，課綱委員會就解散了。接下來，出版社依據課綱撰寫教科書，送完後再送教育部國家教育研究院召集學者專家所組成的“課本審定委員會”來審查。這個委員會大約是13人，10位大學教授，3位高中歷史老師。
　　
　　出版商的思考簡單，出書不能不賺錢，因此，他們自然會去找有份量，但是在史觀上能投教育部所好的學者擔任主編。另一方面，既然現有的課綱與原有的課綱沒有多大的改變，不妨就用以前的版本為基礎，修改一下即可，如此既有效率，又可以節省新編寫的費用。
　　
　　現有教科書將“台灣史”當作“國史”在撰寫
　　
　　去年（2012年）年初，七家出版社將撰寫的教科書送到教育部國教院審定。大約是五月間，有一位課本審定委員出缺，教育部的官員問我是否願意擔任審定委員。在參與後，發現問題實在很大，這些依照新課綱所撰寫的教科書，把“台灣史”當成“國史”在寫。課文顯示：台灣不是以中華文化，而是以多元文化為主體；對日本殖民統治表達出高度的肯定與美化，連“慰安婦”都可以寫成是台灣婦女自願參與；清朝在台灣是消極統治，日本人則是積極建設；國民黨在台灣是壞事做盡，民進黨則是台灣民主化的功臣。
　　
　　馬英九在看了其中一本教科書後的反映是“觸目驚心”，郝柏村在看了他孫女的教科書後，說了一句：“我不成了亡國之人了嗎”？一位曾任行政院政務委員的先生說，“這是在替台獨寫教科書”。
　　
　　審定委員會是採共識決，又由於教科書是採“一綱多本”，只要出版社有將課綱規定的內容提及，其它部分出版社有相當大的寫作自由。綜觀當時的幾個版本有幾個共通現象：過度美化日本殖民統治、刻意貶低國民黨在台灣的正面貢獻，將台灣民主化的功勞完全歸功於民進黨的努力。在行文上將兩岸的“一邊一史”寫成“一邊一國”，將“台灣史”當成“國史”在撰寫。為此，我以“憲法大於課綱”的原則，在委員會中立陳維護憲法的重要，要求出版社必須將造成“一邊一國”的文字進行修改，並依據憲法第158條應發揚民族精神的規定，要求將不符事實與不合理的陳述做適度的修正。另外，由於大多數審定委員均為“前朝遺老”，已有定見，因此，除了依憲法必須修改的文字外，我並沒有辦法要求出版社改變課綱已經使用過的語彙，也無法要求他們必須要使用“日據”、“明鄭”等。
　　
　　即使如此，還是遭致民進黨立委鄭麗君召開記者會，對我本人進行攻擊。對政治稍微有敏感的人可以查覺到，我的參與及行為的確已經觸及到台獨主義者的痛處了，對他們而言，“一邊一史”的“分離史觀”的立場是不容被質疑與挑戰的。
　　
　　我參與幾個月審定委會的感想是：第一、國教院的官員仍有民進黨執政時留下的官員，因而找偏綠的學者擔任審定委員；第二、經過李扁的近二十年執政，台灣史研究因為可以得到經費補助，參與研究者已經遠遠超越中國史的研究，更由於他們長期占據在國科會、民間基金會、政府外圍組織，因此大多數的歷史學者不願得罪他們，以免在論文審查、申請計劃時遭到刁難。第三、在以上情形下，立場較藍的學者也不願意參與審定委員會，一則因為是少數無法影響多數，但卻會影響自己的未來。另外也認為，馬政府不願在結構根本問題上調整，自己又何必多管閒事。第四、對於出版商而言，編寫教科書是以營利為目的，因此，一方面他們會找關係好的學者擔任主編，另一方面，他們不會為了原則或史觀去向審定委員會做任何爭取，一切以符合審定的要求為原則，只求能愈早通過愈好。我的總結是，要透過寫文章批評、建言，或參與審定委員會來爭取應有的史觀是不可能導正史觀的。
　　
　　自行出版教科書來建立正確史觀
　　
　　衡量情況，我決定要換個思路與做法。大約是去年九月間，我與兩岸統合學會的成員們商量，我認為除非自己編撰歷史教科書，否則根本無從在台灣建立正確的史觀。要出歷史教科書，就必須自己開出版社，而且要有賠錢的打算。兩岸統合學會的執行長鄭旗生負責擔當成立出版社的重要責任，我辭去審定委員的工作，與謝大寧教授及一些學者負責找知名大學教授參與教科書的撰寫工作。
　　
　　下決定容易，但是要執行絕非易事。我們在十月間成立了《克毅》、《史記》、《北一》等三家出版社，以出版歷史教科書為首要工作，也是現階段唯一的工作，分別編寫了三個版本的高中歷史教科書。其中《克毅》是為了紀念兩岸統合學會已經過世的戰友，即曾任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的所長巨克毅教授。
　　
　　在“一邊一史”的課綱結構下，如何撰寫出不會造成“一邊一史”或“一邊一國”內涵的教科書是一件高難度的挑戰。我們決定從用語及敘述的鋪陳上來處理這個難題，站在兩岸同為中華民族、同屬中華文化的立場上，用撰寫“本國史”的史觀來撰寫“台灣史”與“中國史”。整整密集的工作三個月以後，我們於今年（2013年）一月上旬，將三本高中歷史教科書送到國教院接受審查。
　　
　　該三版本之教科書於送請國家教育研究院審查過程中，竟橫遭阻難。首先是刻意延誤時程，送審時間為今年一月上旬，但是國教院卻遲至四月中旬才進行審查，並再用要求“重編”（即重新再來一次程序）的方式，延誤審定時間。國教院另在文字用語上設下障礙，以“必修”要求更改。
　　
　　教育部國教院的意識形態刁難
　　
　　國教院審定委員會對我們作成“重編”處分的最重要理由，包括如下幾點：
　　
　　第一、涉及鄭成功統治台灣時期，三本教科書所統一使用的詞彙為“明鄭時期”，審定委員會認為違背課綱，不得使用，應統一稱為“鄭氏統治時期”。
　　
　　第二、提及日本統治台灣時期，教科書所統一使用的詞彙為“日據”，審定委員會認為違背課綱，不得使用，應統一稱為“日治”、“日本統治”或“日本殖民統治”。
　　
　　第三、教科書提及“台灣在鄭成功之後逐漸轉變為以中華文化為主體的社會”，審定委員會卻認為“整體而言，課文似乎過度強調台灣以中華文化為主體之結構，此一論述具爭議性，請再加以斟酌”，並要求改正。
　　
　　第四、審定委員會對於教科書大事年表以“本國史”與“世界史”作區隔有意見，而希望採其它教科書以“台灣史”、“中國史”、“世界史”的方式來分類。
　　
　　第五、審定委員會對於教科書使用“中共”或“中國大陸”一詞有意見，希望我們用“中華人民共和國”。
　　
　　由於一般高中選教科書的時間多在五月中旬。對於我們而言，如果完全接受國教院的“重審”意見，儘速修改，或許可以取得證書，趕上選書時間。但是如果要繼續與國教院論理，那麼時間將會冗長，極有可能會錯過今年的選書時間，這也表示我們的教科書即使在未來獲得通過，今年九月也不可能成為教材了。
　　
　　或許一般的出版社這時就會退讓了，但是我們絕對不接受這種“意識形態霸權式”的壓迫，決定與其抗爭到底。
　　
　　教科書固然有政治教育的功能，但是也絕非“教科書應該有國家立場”一語可以帶過，我們不僅要有自己的民族立場，更要以充分的知識來證明自己所言為真。
　　
　　堅守民族立場據理力爭
　　
　　經過縝密與全盤的思考，我們採取了多方面的作法。首先是以知識為根據，回覆國教院，說明為何我們堅持不改。
　　
　　第一、為何使用“明鄭”，我們的理由是：“鄭成功在政治上以明朝之一部分自居，奉南明永曆帝為正主，以永曆為年號。明永曆帝賜鄭成功的封號為延平郡王，鄭成功死後由鄭經與鄭克塽自行襲位，亦一直使用‘永曆’年號至永曆37年降清為止。坊間雖有以‘鄭氏王朝’或‘東寧王國’稱之，惟以姓氏或地名稱呼王朝非歷史的正式稱呼，我國歷史向來重視正統與名份，因而史界多以“明鄭時期”稱呼鄭氏三代在台灣的經營時期，以符合與尊重鄭氏家族對自己史觀的認定”。並告知審定委員會，“明鄭”不僅不改為“鄭氏”，而且在課文中增加一“歷史小辭典”，將上述文字全文呈現。
　　
　　第二、為何使用“日據時期”。我們的理由是：“日本自明治維新後，學習西方帝國主義，企圖蠶食中國。1895年甲午戰敗，清廷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割讓台灣、澎湖。1941年（民國30年）12月9日我國正式與日本宣戰時，宣告廢除中日之間一切條約，《馬關條約》當然也在內。我政府此立場得到國際充分認可。1943年11月26日中華民國、美國、與英國共同發布的“開羅宣言”中，即明定“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表示日本對台灣是竊取行為。日本戰敗後，1952年我國與日本簽署《中日和約》，雙方承認‘在1941年（民國30年）12月9日以前所締結一切條約、專約及協定，均因戰爭結果而歸無效’。雖然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為事實，但依條約，中日兩國均已同意《馬關條約》為無效，因此日本是在“竊據”台灣行為下行使殖民統治。基於尊重條約與國家立場，所謂‘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正確用法應為‘日據時期的殖民統治’，簡稱‘日據時期’”。並告知審定委員會，不僅不改為“日治”，而且在課文中增加一“歷史小辭典”，將上述文字全文呈現。
　　
　　第三、為何強調台灣在鄭成功之後逐漸轉變為以中華文化為主體的社會？我們說的話、生活方式、傳統節慶、價值選擇，無一不以中華文化為主。此為一歷史事實，幾乎不會有人會有疑慮
　　
　　第四、我們所編寫的各版本教科書修改大事年表的呈現方式，均依照“本國史”、“外國史”的分類方式，區隔為兩欄，並在“本國史”的部分，再區分為“大陸地區”與“台灣地區”兩個小欄位，這種分類方式的理由如下：從春秋開始的紀年方式，就是對正統的一種表達，它和史實的發生乃屬於兩個不同的範疇，春秋的各國雖有其作為，但春秋的記載，其紀年仍然繫屬於周天子。這就是我國文化傳統的精神，如今我們正是依據這樣的精神來處理年表。但審定委員卻以史實的發生來質疑我們的做法，認為在中國大陸發生的事要放中國史，在台灣發生的事放在台灣史，這根本就是企圖以史實的敘述來實質上改變正統，這既違背了傳統的歷史精神，也違背了憲法的精神。日據時期的台灣固然由日本殖民統治，但在年表的歸類上，我們將其放在“本國史”的“台灣地區”欄位有何不對？同理，1949年以後的中國大陸固然由中共統治，依照我國憲法，我們將其放在本國史的“大陸地區”欄位之下有何不對？我們認為，以“台灣史”與“中國史”對立排列，才是違反憲法的陳述方式。
　　
　　第五、為何稱對岸為“中共”或“中國大陸”。我們的理由是：依照中華民國憲法，我國目前不承認中共的主權，因而不稱其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而稱“中共”或“中國大陸”，並避免造成“兩國論”，這有何不妥？我等教科書在提及政治、外交時稱“中共”，有關經濟、社會、文化等事時稱“中國大陸”應完全符合國策與社會習慣。
　　
　　審定委員會的霸道行為
　　
　　國教院的審定委員會在收到我們的回覆意見後，希望通過對話能讓我們有所讓步。四月底的溝通會，我方由出版社負責人鄭旗生代表出席，在這次溝通會中，我們看到了國教院的官員以及審定委員囂張的表現。在告知審定委員會並經同意後，我們對全程進行了錄音。
　　
　　鄭旗生首先陳述我方依法有據的立場，表示“依據教育部民國100年5月27日台中（三）字第100008892B號函所公佈之高中歷史教科課綱第三頁所稱：“‘單元’、‘主題’及‘重點’之標題，編者可以參考或重新設計，不必完全援用”。依據課綱規定，編者可以不必援用現有課綱使用的詞彙。我們反覆提醒審定委員，委員會的要求已經公然濫權違反課綱的明文規定，但是相關人員均置之不理。簡單地說，課綱並沒有明文說要用與課綱一樣的詞彙，我方使用更正確的詞彙並提出說明，為何審定委員會仍然不同意？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科書發展中心楊國揚主任竟然在會議中公開大言不慚地宣稱：“因為舉個例子，日據，日據，從民國八十幾年吵到現在，都在吵。我們都知道社會各界都有不同的意見，我們今天有個教科書寫日據的話，我保證明天可能有個報紙會把我罵得很慘，那這樣我們不能講說尊重編者，對學生來說，日治和日據所代表的意涵絕對不完全一樣的，你不能說這個是我編者的學術的專業或自主權。”楊國揚主任這段話，不僅反映出他充分了解“日治”與“日據”兩者不同的史觀意涵，也公開強調這件事不能尊重編者。楊國揚主任的發言，不僅不尊重專業知識，亦嚴重違背公務人員行政中立的立場。
　　
　　更讓人難以接受的是，擔任審定委員會召集人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黃克武研究員在會議中公開宣稱：“如果說貴出版社堅持要用日據。這一點本委員會照我們的職責是沒有辦法同意的”…“我跟你說，我們委員會的職權是說，你要用日據，我們就不准！”這種囂張的口氣出自一位中央研究院的學者，完全不顧課綱可容許“編者可以參考或重新設計，不必完全援用”的明文規定，一方面對出版社進行警告，一方面又以行政獨斷權力對教科書做出“重編”的處分，可謂囂張之至，不僅已嚴重失去知識份子應有的學養，其行為更使其學術服務單位蒙羞。
　　
　　審定委員會的昨是今非、標準不一及偏見
　　
　　或許讀者會訝異於審查委員們的表現，如果了解他們的過去，更會感到瞠目結舌。以往都是由13個審查委員全體參與“台灣史”教科書的審定工作，但是在這次只安排了審定委員會中的五個人擔任審定工作。他們分別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黃克武研究員、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黃秀政教授、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吳文星教授、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詹素娟副研究員、台北市立中山女中教師李彥龍。
　　
　　審定委員口口聲聲不准許使用“日據”，但是審定委員吳文星教授自己的碩博土論文使用的都是“日據”，在現有出版的文章中，亦有多篇標題使用“日據”（例如：＜日據時期台灣的高等教育＞、＜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研究＞…）。為此鄭旗生曾在溝通會中當面質問吳教授，是吳教授今日錯還是昨日錯？吳教授當場不敢回應。詹素娟副研究員的博士論文題目《日據前期台灣總督府的理蕃政策》也是以“日據”為名。黃克武曾經在其文章中也使用過“日據”。這些人自己曾經使用“日據”，但卻公開要求他人不可使用“日據”，不知學術良心何在。
　　
　　審定委員會的政治立場亦可以從其它地方看出。以通過審查並已經出版的龍騰版歷史教科書為對照來說，龍騰版在第147頁的標題中寫到“從爆擊、疏開到終戰”，該等語彙完全是用日本人的語彙，且“終戰”二字早為教育部依據我國的憲法與立國精神明令禁止使用的說法，這樣的標題居然通過了審查，卻要來要求我們不得使用“日據”的寫法。審定委員會同意《泰宇》、《南一》出版社的教科書可以使用“東寧王國”，卻不允許我們使用“明鄭”，是非價值豈非混亂！
　　
　　還有些地方可以看出這群審查委員的政治偏見。我們在教科書中提到了馬政府上台後，馬總統提出的外交休兵獲得了對岸的善意回應，這是馬總統自己的講法，可是審查意見卻說這“不是事實”要我們“斟酌修正”。另外我們也提到了陳水扁家族的貪污，引發了紅衫軍運動，結果審查意見告訴我們這件事情“還未定案”，“恐引起爭議，請予以刪除”。我們認為陳水扁收押迄今，其家族貪污全台皆知，若干案件已判刑。紅衫軍、重創民進黨均為事實，審定委員連這點最基本的常識均無，竟還能堂而皇之地要求我們更改？還有更扯的事，我們提到有“許多”台灣婦女被逼迫從事慰安婦的工作，審查意見要我們把“許多”這兩個字刪掉。真不知這個審定委員會是哪個國家的審定委員會！
　　
　　真理最終勝利
　　
　　經過我們的據理力爭，國教院在“台灣是以中華文化為主體”一事上不敢再堅持，但是回覆我們，要求必更改其他四點。這是“重審”後國教院的第一次回覆。
　　
　　事情總要有個理，更何況在這種“大是大非”的立場問題上，我們怎麼會退讓。在收到國教院的意見後，經商議再回函表示，“不做任何更改”。同一時間，立刻由鄭旗生向監察院申訴，並委託律師向行政法院提出告訴。再由鄭旗生向教育部蔣部長表示，不會再退讓，並將據理力爭到底，不會為了出版而妥協。換言之，商業利益不可能撼動我們的決定。
　　
　　這時有曾經擔任馬政府政務委員的學者從中協調，讓兩方各讓一步，即出版方不使用日據，審定委員接受其它三項堅持。國教院再次發文出版社，同意“日據”以外的其它堅持，但仍要求全文不可使用“日據”。此為國教院的第二次回覆。
　　
　　我們再次回函表示，不會做任何更改，如果國教院仍然堅持己見，那麼只有法律上見。此時監察院已開始進行調查，輿論界已知道此事。《聯合報》率先報導此事，並發表“一言喪邦”社論痛斥使用“日治”之不當。《中國時報》與
　　
　　《聯合報》亦有讀者大量投書，主持正義。
　　
　　馬英九在了解此事後，亦做出決定，教科書可以併用“日治”或“日據”，但是爾後政府的文書必須使用“日據”。至此，“日治”與“日據”的爭議暫告結束，我們的努力終於有了成果。
　　
　　感想與未來的努力
　　
　　此次教科書的通過在兩岸關係史上有其極為重大的意義。從1997年使用“日治”開始，16年後終於又可以使用“日據”。李、扁時期所建構的“分離史觀”、“去中國化教育”的大壩終於有了裂縫。只要繼續努力，這條裂縫就有可能成為潰堤的裂口。
　　
　　這一場戰役的歷史意義是重大的，此次教科書事件，使得“分離史觀”遭到了極大的挫敗，從此不再專享政治上的“正確性”。經歷16年後，台灣的教科書史觀發生戰略性的逆轉，一場史觀的“撥亂反正”，重新站上了發起線並開始往前推進。經由這件事，我們也認為“分離史觀”一派為建立其論述基礎，不得不與“皇民化史觀”結合，以頌揚日本殖民來去中國化的作法，是悲哀的，也更顯示“分離史觀”是脆弱而不堪一擊的。
　　
　　這次努力能夠有成果，歸功於幾個因素：第一、正確的知識。無論是“日據”、“明鄭”的使用，或其它重要的論述，我們能夠集結台灣重要歷史學者參與，並能提出依據，讓審查委員無法從知識層面上來否定我們。另外，第二、正確的立場。我們站在中華文化與憲法的立場上據理力爭，致使審委員不得以放棄以“去中國化”為目的的“台灣是以多元文化為主體”的主張，也無法堅持會造成“一邊一國”的用語。第三、堅強的毅力。我們堅持不退讓的態度讓審查委員無法遂其刁難的目的。第四、有限的經費。我們勒緊褲帶，自籌財源，如果沒有經費，我們難以進行此場持久戰。第五、正義的奧援。多方輿論力量相助，充分顯示“德不孤必有鄰”、“有理走遍天下”的道理。總而言之，此次戰役以“知識、毅力、財力”為基礎，在面對挑戰時，結合“監察院申訴、行政法院訴訟、輿論媒體”多方力量，並讓政府高層充分了解此事之嚴重性，終於得以突破障礙，取得成果。
　　
　　後續要將“分離史觀”大壩裂縫變成裂口的工作甚為重要，未來工作的挑戰仍然艱鉅。首先，我們要將教科書賣到各個學校，讓更多的高中同學能夠閱讀，以形塑他們正確的史觀。這一方面我們希望高中老師能夠採用我們的教科書，海外的華僑學校也能使用。第二、繼續籌措經費，往下紮根，出版國中社會學科教科書，讓年輕學生能儘早建立正確史觀。我們希望社會人土能夠多多支持我們的工作，當然，我們也希望馬政府儘快修正現有以“一邊一史”為內涵的歷史課綱，從根本上改變現有的“一邊一史”的史觀。

　　（本文原刊載於《中國評論》，2013年9月號，總第18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