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西醫藥學文化

　　西醫藥傳入中國，最早是1569年由天主教耶穌會士卡内羅（Melehoir Carneiro）在今葡萄牙駐澳門總領事館處開設拉法醫院（又名白馬行醫院）爲張本。到了清朝康熙三十二年（1693）後，西醫藥學傳入中國形成高潮和進入實用階段。原因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左右，康熙皇帝患上虐疾、唇瘤、心悸等疾病，耶穌會士醫生洪若翰（Joames de Fontaney）、劉應（Claudus de Visdelou）、羅德先（Bernardus Rhodes）先是用西藥金鷄納（Quinina）治好虐疾，然後又用西藥爲其治好心悸和唇瘤，史稱：

　　“康熙沉入深痛中，心臟弱，跳得很快，卧病幾死。羅德先進藥痊癒遂榮任内廷御醫。”〔148〕

　　從此康熙皇帝十分重視西醫和西藥。他下令派人到廣州和澳門邀傳教士醫生到北京應試入宫，充當御醫。此後三十年，進入北京宫中行醫的西醫傳教士約20人，其著名者有：羅德先、安泰（Pierre Frapperie）、樊繼訓（Pierre Frapperie）、盧依道（Isidor Lucci）、鮑仲義（Joseph Baudino）、羅懷中（Jean-Joseph ds costa）、魏哥兒、多羅（Ca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布隆迪、林蓋澤（Bourghese）馬德昭（Antoine Gomes）、羅啓明（Emmanuel de Mottos）、張舒（Ignace Framcisco）等。康熙五十三年（1714），玄燁六十大壽，澳門葡萄牙等外國人爲討好康熙皇帝，給宫廷送上大批西藥，據《大清會典事例》卷五O三、姚元之《竹亭雜記》等書記載有：伽丹香、蘇合油、丁香油，犀角乳香、金銀乳香、花露汁、狗寶、鱉寶、蜘蛛寶、蛇牙、蛇精、厚福水、巴爾撒木油、壁露巴爾撒木油、鼻煙、葛馬依瓦油、聖多默巴爾撒木油、伯肋西裏巴爾撒木油，止痛膏等等，甚受皇宫官員、皇后、皇妃等歡迎。

　　干隆二十年（1755）左右，方濟各會會士也在澳門開辦醫院，兩廣總督舒常、廣東巡撫孫士毅上奏提到“夷僧瑪丁供稱係吕宋國人，年六十七歲，在咖嘶欄廟内方濟各堂行醫，已有三十餘年”〔149〕。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澳門設立支行和貨棧後，在其内部也辦起了一間小醫院，其醫生温斯頓（John Livingstone）亦於嘉慶二十五年（1820）私人辦了一間醫院，專爲澳門貧民醫病。1832年，英國醫生郭雷樞（Thomes Richardson Colledge）將他於1827年（道光七年）在澳門開辦的眼科醫院遷到廣州，名曰廣州診所（Canton Dispensarg），可容納40人看病，免費爲眼疾者看病治病，據統計，在五、六年間，有6000名眼疾者得到治療。這就開了西醫傳入廣州以至全國各地的新局面。1836年（道光十六年），郭雷樞還向教會呈遞《關於任用醫生作爲對華傳教商榷書》（Saggestions With Regard to Employing Medical Practitioners as Missionaries to China），呼吁教會多派學醫的傳教士來華，以醫療方式輔助傳教。他的呼吁得到各國教會的重視和支持，不斷派出醫生教士來廣州和中國各地開辦醫院，行醫傳教。

　　1835年（道光十五年）8月26日，美國傳教士醫生伯駕（Peter Parker）受美國公理會國外差會部派遣來廣州，在十三行的新豆欄街豐泰行3號租用一幢中國商人的樓房（今十八甫一帶），於11月4日開辦眼科醫局（Ophthalmie Hospital），亦稱“新豆欄醫局”，内設接待室、診斷室、配藥室、手術室和觀察室，可容200名病人候診，規模相當大。醫局開業第一天没有人敢來求醫，第二天只有一個患青光眼的婦女單獨來診療。第三天情况大爲好轉，以後便有不少病人來光顧，至第一季度末已接待治療的女病人達270人，男病人655人〔150〕。由於伯駕免費接收貧窮病人治療和醫術高明，使醫局就疹病人日益增多，地方不敷使用。次年春天，十三行怡和行商伍崇曜將豐泰行7號免費給伯駕擴充醫院場所。醫局經擴充後易名爲博濟醫院（Pu Ail yuan, Hospital of Universal love,如下圖）除醫治眼疾外，還醫治麻瘋病、疝氣、腫瘤、象皮病等。此時，醫務更加繁忙，據説每天清早從四面八方擁來的車馬、轎子的官員、侍從、馬夫、轎夫等，將街道擠得水泄不通，來求醫者千百計，據統計，1835年11月4日至1836年11月4日，來醫院疹病者達到2152人次。伯駕曾親自記述醫院掛號疹病繁忙的情况，説：

　　“我看到其中有些人提着燈，在清晨二三點鐘就從家裏出來，以便及時到達。如果當天，收住病人的數目有限，他們將在前一天晚上到來，整夜等候，以便在次日能得到一張掛號票。”〔151〕

　　可見醫院繁忙之一斑。據統計，到1840年鴉片戰争爆發時，經伯駕診治的病人達到一萬人次，而且均是免費的。伯駕雖然擅長眼科，但他的外科醫術也是很高明的。他曾爲不少病人作多種外科手術，如1835年12月27日，他以鴉片作鎮痛劑爲一名13歲女孩割下一顆重達1.25磅的腫瘤，18天之後痊癒，挽回了她的生命。1844年，他又爲一男病人割除膀胱結石成功。1839年，在廣州主持禁煙的林則徐，因患疝氣病，曾派下屬到醫院請伯駕取疝帶及藥物，並回贈水果爲謝。伯駕還爲林則徐專立病歷檔案，編號爲6565（載於1840年的《中國從報》）。這是保存下來的中國的一份西醫病歷，堪稱珍貴。1842年，鴉片戰争後，伯駕再來廣州恢復醫院業務，據曾定期到醫院協助伯駕傳播基督教教的樑發説，三年半時間，曾來醫院參加禮拜及看病者達1.5萬人次之多。

　　鑒於伯駕在廣州開辦西醫院的成功，西方國家遂倡議在廣州建立基督教會統一協會，並於1838年2月21日召開成立大會，名曰“中華醫藥傳道會”（The Mus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推選郭雷樞爲主席、伯駕爲副主席，並設永久會員、終身董事等名譽稱號。十三行商伍秉鑒因出力助醫被推爲永久會員。

　　在廣州創辦西醫院成功後，外國傳教士醫生紛紛進入通商口岸的厦門、寧波、上海、天津、北京開辦醫院。1839年（道光十九年）1月，英國傳教士醫生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經澳門入廣州，然後轉扺上海，在上海南邊開辦“中國醫院”，後經多次搬遷，改名爲“山東路醫院”，最後定名爲“仁濟醫院”（今上海仁濟醫院前身），此是上海第一家西醫院。到此家醫院“求診的病人中不僅有上海的居民，還有許多來自蘇州、松江和其他附近城市如崇明島來的病人”〔152〕。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十三行商積極推動接種牛痘醫術防天花，使廣州以至廣東和全國民衆受益匪淺。

　　本來預防天花病的人痘接種醫術是中國發明的。據史料記載，明隆慶年間（1567-1572），在安徽省寧國府太平縣（今黄山市）一帶地區已發明人痘接種防天花的醫術了。到康熙二十七年（1688），中國人痘接種醫術從陸上“絲綢之路”西傳至俄國和土耳其相鄰的高加索錫爾戛西地區。之後傳至土耳其。康熙六十年（1721）傳至英國和歐洲，然後傳至美國波士頓。但是，西方國家推行中國人痘接種醫術，只用了“痘漿法”，即從天然患天花病者疱漿中沾取其漿，然後劃破健康小兒臂膊皮膚接種。而且没有做到中國醫生那樣選擇“連種七次，精加選煉”的熟痘苗接種。所以如果所用者是毒力極强的漿液，反而使接種者發生重症天花病而喪命，而且每個接種過的人又成了傳染源。因此，有了以牛痘代替人痘的改造發明。發明人是英國倫敦大學醫學院畢業的醫生琴納（Dr. Ednard Jenner，1749-1827）。

　　琴納原是在伯克利行醫並在其家鄉附近的莊園施種人痘醫術的種痘醫生。當他在種人痘的實踐過程中，有一位少女告訴他：她已患過牛天花病而不需要再種人痘時，他靈感驟閃，産生可以用牛天花（牛痘）接種來代替人天花（人痘）接種，以預防天花病的想法。後來，他又從德國榨牛奶者從不染天花病的事實中受到啓迪，進一步加深和堅定自己的想法。並於1796年5月14日，給一位名曰費普斯的8歲鄉村男孩第一次做牛痘接種試驗，56天後，接種牛天花病毒的試驗獲得成功。這是世界天花預防史上的一次革命。據此，琴納於1798年發表了題爲《關於牛痘成因與效果的調查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Variolae Vaccinae, a Disease, Disease, Discovered in Some of the Western Countries of England, Particularly Gloucestershire, and Known by the name of Cow Pox）；1799年又發表了《對牛痘的進一步觀察》（Futher Observation on the Variolae Vaccinae）；1800年再發表了《對牛痘調查研究的繼續》（A Continuation of Facts and Observations Relative to the Variolae Vaccinae）等三篇論文，向全世界公佈了他用牛痘代替人痘接種預防天花的發明，引起歐洲醫學界的轟動，使牛痘接種醫術迅速傳播其他國家。而這三篇論文在三年内被譯成德文、法文、西班牙文、荷蘭文、意大利文和拉丁文發表。從此以後，琴納的牛痘接種醫術風靡世界，並東漸廣州，後在各省傳播接種防天花。

　　嘉慶八年（1803）初，印度東印度公司總督收到一份英國急件，希望將英國已在印度施種的牛痘法推行到中國去。於是總督建議有關委員會與清政府官員磋商辦法。8月，英屬孟買總督將一批牛痘苗寄贈給東印度公司澳門分公司，10月收到。經在澳門經商的十三行行商鄭崇謙等協助在澳門的中國兒童身上進行試種牛痘。但因此批痘苗已經失效而未成功。

　　嘉慶十年（1805），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技術高明的高級外科醫生皮爾遜（Alexander Pearson）利用葡萄牙商人許威氐（Hewit）從馬尼拉運來的一批新牛痘苗，再次在澳門試種牛痘取得成功，至1806年1月5日，澳門共有314名兒童接種了牛痘。此是牛痘接種醫術傳入中國之始。皮爾遜在1816年2月18日呈遞“國家種痘局”（Board of the National Vaccine Establishment）的報告和其著《新訂種痘奇法詳悉》中，詳細記述了這次在澳門種牛痘成功的經過，説：

　　“一八O五年春，有澳商葡人許威氐（Hewit），由馬尼拉帶來‘活牛痘苗’。這是葡皇特命專員保管，用很穩妥謹慎的方法，自南美洲運到小吕宋的”。

　　“（牛痘）後來相傳至大西洋、亞細亞、亞美利加等國，依法栽種。……此法繼傳至大吕宋，……伊國王不惜萬金，特發一船，裝載嬰兒，駛至本國傳種此痘。由船次第輪種回返，依法而行，每種必效。隨後發諭伊所屬國小吕宋，亦遍行載種。……兹於嘉慶十年四月内由啤道路滑船由小吕宋裝載嬰兒，傳此痘種到澳。本國醫生協同澳門醫生，照法栽種華夷童稚不下數百。俱亦保全無恙……”〔153〕

　　開始時，皮爾遜自己負擔爲居民種牛痘的費用，甚得澳門居民的歡迎和贊賞。時值廣東爆發天花病大流行，無數廣東居民紛紛涌到澳門皮爾遜的診所要求種牛痘，據統計，一年之内給數千人施種牛痘。〔154〕當時，皮爾遜雇請番禺黄埔村人樑輝上、香山縣人張堯、南海縣人譚國和邱熺等人爲助手，並教會他們種牛痘的技術。其中最出色、最得力者是邱熺（字浩川，1773-1851），外國人稱他爲A Heque。邱熺曾記述他在澳門種牛痘的情况，説：

　　“予時操業在澳，聞其事不勞而效甚大也。適子未出天花，身試果驗。泊行之家人戚友，亦無不驗者。於是洋行好善諸公以予悉此，屬於會館專司其事，歷十數寒暑，問途接踵而至者累百盈千，無有損失……”〔155〕

　　皮爾遜在澳門施種牛痘成功後，“曾作了一小册子，口授斯當東譯成漢文”，書名爲《英咭唎國新出種痘奇書》。全書共7頁，每頁14行，每行18個字，共1764字，黄色封面。第2頁第一行標題爲《新訂種痘奇法詳悉》。該書全面介紹了琴納醫生發明種牛痘的過程、種痘方法、傳播的途徑和分析種牛痘的特性、方法、過程、器具和臨床症狀等：

　　“天花之症能傳染於人，而牛痘之痘非種不行。天花之症，定必發寒發熱，大小便結閉不通，或昏迷不醒，喉干舌燥唇焦亂語不等，雖用針薰藥法，亦不能保其無虞；但其牛痘種在於所種之處，只出一顆，如小指頭大，至寒熱各症不能相染，内中或有微寒微熱。雖服藥不服藥，與病無干礙。想此靈妙之法，相傳於數十年之後，永不防有染天花之虞矣”。

　　“種下四日，其形發紅，至六日起一小泡，八日起泡略大些，……至九日漿已滿足”。〔156〕

　　書的扉頁附有種牛痘的方位、真痘形狀等圖譜。最後介紹取牛痘種和藏種的方法。書的末頁落款爲：英咭唎國公班衙命來廣統攝大班貿易事務哆啉文敬輯，英咭唎國公班衙命來廣醫學波臣敬訂，英咭唎國世襲男爵前干隆五十八年隨本國使臣入京朝覲現理公班衙事務斯當東翻譯，外洋會隆行商人鄭崇謙敬書，嘉慶十年六月新。

　　該書爲十三行商人鄭崇謙翻譯鈔録，並爲作序，故有人認爲鄭崇謙是“最早傳播牛痘法的中國人”。〔157〕此書後由香山縣（今中山市、珠海市）的曾望顔從廣東帶到北京翻刻出版，在北京影響很大。但在中國，傳播種牛痘醫術最主要的是嘉慶二十二年（1817）出版的邱熺所著《引痘略》一書。此書將皮爾遜在澳門和廣州施種牛痘醫術加以詳細介紹，並把中國傳統的中醫理論及出痘後用藥護理相結合起來；把直臂種痘部位定爲手少陽三焦經的消爍、清冷淵二穴，以經絡臟腑理論作了詮釋。經過邱熺的詮釋，大大擴展牛痘醫術的可信程度。又由於皮爾遜在廣州免費給居民種牛痘，加上邱熺設置“菓金”送給種牛痘的小兒，這樣既吸引廣大貧苦之家來種牛痘，又保证了疫苗得到源源不斷的供應。1810年，十三行商鄭崇謙、潘有度、伍秉鑒、盧觀恒等在洋行會館設牛痘局向市民施種牛痘防天花，請皮爾遜主持，並“共捐銀三千兩，發商生息，以垂永火”〔158〕。邱熺原不是醫生，只因在洋行工作以偶然機會得以跟皮爾遜學種牛痘醫術，並經常奔走於廣州-澳門兩地接種牛痘，又根據自己接種牛痘的經驗撰寫成《引痘略》一書，指出：

　　“痘，可以曰牛也。痘之種良牛來也，外洋向無此疾，後來他外傳染，患亦滋多，惟畜牛取乳之家，獨不沾染。醫人，欲窮其故”。〔159〕

　　這種簡便、安全種牛痘的方法是：

　　“種痘並不用藥，所取不過牛痘之漿耳。牛痘之法，隨時可種，然究於春令爲宜法，用最薄犀利小刀割開臂上外皮，將痘漿點入，須令自干，且不可擦去。三四日後，即於所割處起泡發漿，並不延及他處，經數日即結靨脱落。小兒並無所苦，熺笑如常，並不必避風忌口，真良法也”。〔160〕

　　樑國熾因爲他是天寶行樑經國族人，又是天寶行股東之一，經濟條件較好，“乃以重金購其法，習之。痘漿必由西洋傳遞而至，費不貲，國熾無所吝。歲以其法習之，不吝分文謝。至今人人知鐘痘，中國得免痘患，自國熾倡之也”。〔161〕

　　正因爲牛痘接種醫術方法簡便和效果顯著，所以向全國各地迅速傳播開來。據廖育群、陳援庵考證，道光二年（1822），李翹楚將牛痘醫術傳至湖南嘉禾縣；三年（1823），傳至衡陽、清江縣；道光七年（1827），廖鳳池傳至湖南宜章縣；八年（1828）行商潘仕成出錢購買牛痘苗運至北京，在宣武門外南海會館設置種痘局，請邱熺的學生廣州人餘心谷爲北京人種牛痘，又請北京的醫生觀摩學習。八年（1828）至九年（1829），吴珍儒傳至湘潭、桐城；十年至十四年（1830-1834）王新吾傳至湖南、湖北；十六年（1836），包祥麟傳至江蘇揚州和安徽蕪湖；二十年（1840）傳至江西；二十七年（1847）趙蘭亭傳至天臺；二十八年，傳至浙江杭州；咸豐元年（1851）傳入四川，二年（1852），天津設保赤堂種牛痘；八年（1858），山東泰州設局種牛痘；同治元年（1862年），邱熺命其子邱昶又到北京和廣西設局接種牛痘以預防天花，説：

　　“先君……不能親行者，悉令昶依法布種。京師有痘患，潘德畲方伯稔知牛痘之法昶已得傳，遂郵書來延。時以先君逾古稀未敢遠游，欲却其請，先君聞而訓飭曰：種痘活人乃我素願，京師痘患與吾粤痘患無异。豈可以我一已之待養而阻人好善之舉爾？爾依我所受干苗法即日治裝往。昶因敬謹從命，扺都設局凡十閲月，種嬰孩數百人，授徒五人，以是傳之京師。……未幾，廣西孫茶雲司馬遣使招邀，亦如前赴約。兩年之内由北而西，所到之處皆普其法。先君於咸豐元年易簣之日，猶諄諄以牛痘一事，使昶永其傳”。〔162〕

　　從此之後50多年，牛痘接種醫術傳遍全國各地，收到預防天花病的良好效果，深得廣大民衆歡迎和讚揚，南海縣人氏伍秉鏞曾賦詩贊賞牛痘之功效，雲：

　　“人事補天天無功，無心牗人人樂從。

　　牛痘自種始夷域，傳來粤海今成風。

　　等此批隙導大竅，化盡陰厄調鴻蒙。

　　爹娘未省吃惶恐，保爾赤子碩且豐。

　　邱君挑剔最純熟，兩臂按穴霏輕紅。

　　以氣盛氣血盛血，豈必炫耀衿神工。

　　呈嗟乎！時醫臨時補苴耳，尚欲奏數相争雄。

　　曲突徙薪計最早，汝獨不有群兒童”。〔163〕

　　可見，牛痘接種防天花醫術經廣東邱熺、邱昶等人學會掌握後已傳播中國内地各省了。而由於在廣州接種牛痘防天花醫術成功，使更多廣東民衆更相信西醫的效力。於是，外國傳教士醫生紛紛來廣州創辦西醫院，取得經驗後又到全國各地設立西醫院。現將嘉慶十年至光緒二十七年（1806-1901）外國傳教士醫生在廣州和全國各地創辦的西醫院列表如下，以見一斑。

　　嘉慶十年至光緒二十七年（1806-1901）全國開辦西醫院列表（略）

　　從上表看出，19世紀陸續來至沿海地區或内地的傳教士醫生共30人，在廣州等地開辦的西醫院（診所）共45所，其中廣州占10所，居全國首位。其他則分佈在澳門、香港、厦門、福州、汕頭、寧波、舟山、上海等沿海通商口岸。内地只有武昌、衡州和北京三地。當時到廣州和國内各地開辦西醫院的傳教士醫生以美、英兩國爲多。這些西醫院治療眼科、皮膚科和外科切除手術方面都很成功。

　　到了1901年，廣州博濟醫院購買了德國科學家倫琴發明的X射綫的X光機，並在醫療中拍出X光片。這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臺X光機和拍出的第一張X光片。這張X光片至今仍保存在中山大學第二附屬醫院的院史檔案館内，彌足珍貴。

　　與此同時，伯駕等傳教士醫生還在廣州編譯醫學著作出版和創辦西醫學集志和報刊，以傳播西醫藥學的知識和技術。1839年，合信先後出版了《内科新説》、《西醫略論》、《全體新論》和《婦嬰新説》等四書。同治、光緒年間（1862-1908），繼伯駕主持博濟醫院的傳教士醫生嘉約翰在廣州出版了《西醫内科全書》、《病理撮要》、《衛生旨要》、《西藥略釋》、《眼科撮要》、《體用十章》、《皮膚新編》、《内科闡微全書》、《炎症論略》、《割症全書》、《花柳指迷》、《醫方匯編》、《裹扎新法》、《婦科精藴圖説》、《胎産舉要》等十五部醫書。至1868年，嘉約翰在廣州創辦了中國第一份中文西醫報刊《廣州新報》，專爲華人服務。1880年改名爲《西醫新報》，並由週刊改爲月刊，由廣州博濟醫院刊印發行〔164〕。

　　1886年，博濟醫院的中國醫生尹端模在幫助嘉約翰翻譯工作後，獨自也翻譯了西醫著作《病理撮要》、《醫理略述》、《兒科撮要》、《胎産舉要》和《體質窮源》等五部譯作出版，又於同年創辦第一份報刊《西醫報》〔165〕。

　　這些西醫藥學的著作和報刊，對廣州、廣東和全國宣傳西醫藥和培養西醫人才以及普及西醫藥知識起着重要的作用。

　　六、建築文化

　　具有近代意義的西洋建築和建築工藝傳入中國，是由天主教耶穌會士來到澳門、肇慶、韶州（今韶關）、南雄、南昌、南京以至北京等建築教堂傳教開始的。據記載，自1561年至1672年（嘉靖四十年至康熙十一年），卡内羅（Melchior Carneiro）等耶穌會士爲傳播天主教先後在澳門建築聖望德堂（Sao Lazaro Church）、聖老楞佐堂（Sav Loureneo Chureh）、聖保禄堂（Sao paul Church）、聖安多尼堂（Sao Anthorny Church）等十大教堂。萬曆十一年（1583），羅明堅（Michel Ruggiere）龢利瑪竇到肇慶傳教，在肇慶城東崇禧塔附近耗資250兩銀子建造内地的第一座西式教堂“僊花寺”，進而在廣東、廣西、江西以至全國建造教堂183座，會士住宅53所。這些教堂多是“樓三層，……方者、圓者、三角者、六角、八角者，有諸花果狀者，其覆俱爲螺旋形”〔166〕的西方近代建築模式。其中最有代表性者是聖保禄堂（今大三巴），整個建築宏偉巍峨，富麗堂皇，氣概非凡，前壁16根石柱並列鼎上，高4層，金字屋頂，中心爲大園頂。既有西方古典建築的藝術傳統，又有近代的巴洛克式建築風格。肇慶“僊花寺”也是西式兩層樓建築，青磚白灰，正對大門是聖堂，中央是祭臺。

　　廣州最早受西方影響的建築，似乎是萬曆二十五年（1597）的廣州琶洲塔，此塔身是中國的傳統建築，但塔基的托塔力士則是歐洲人衣着形象。

　　到了清朝，由十三行商領潮建造的十三行商館，經歷中式、半西式和西式建築三個階段。

　　本來按清政府規定，外國商人來廣州貿易，只能租賃十三行商的房屋住居，即“夷商到粤，……在商等行館歇居住”〔167〕。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廣州設立商館後，至干隆五十一年（1786），各國陸續在廣州建立商館：法國館（French Factory）、荷蘭館（Dutch Factory）、丹麥館（Danish Factory）、瑞典館（Swedish Factory）、西班牙館（Spanish Factory）、美國館（American Factory）、帝國館（Imperial Factory）、舊英國館（Old English Factory）、新英國館（New English Factory）、小溪館（Creek Factory）、章官行（Chungua Hong）、寶順館（Paou-Shun Factory）、炒炒館（Chow-Chow Factory）等。這是由十三行商建造的中式建築房屋，租給相關國家的商人作爲貿易和居住的場所，史稱：

　　“所謂商館，原爲‘支店’之意，最初即在洋行内租屋開設，迨以‘夷商’加多，商務繁盛，投機者另行建造，專供‘夷人’居住，地址與洋行相距不遠（均在十三行銜區），且有係洋行舊址，大都是行商伍，潘兩家所有，以之出租給外人（同文行潘致祥有夷館三所）。非現充行商之人，不得建館出租”。〔168〕

　　所謂“地址與洋行相距不遠”，即今十三行路南面的同文路以東到怡和街的範圍。其中有一個十三行廣場，其位置大約是今廣州文化公園處。“這片地方東西寬約1000英尺”〔169〕。離珠江河近七百忽地（約33米）。

　　商館建築的風格和結構屬中式房屋，此可以從1733年的一幅彩瓷湯盤上所繪的圖案和1740年瑞典館圖中看出來。

　　到了干隆八年（1743）12月22日，十三行發生第一次大火灾，使十三行商館燒爲平地，只好灾後重建。這次重建的商館，“開始建造半西式的居所”〔170〕，時人詩稱：

　　“十三行外水西門，粉壁犀簾鬼子樓”。

　　就是指半西式的商館。瑞典到過廣州的“哥塔·萊戎號”船長卡爾·若翰·基德（Carl Johan Gethe）在他的《東印度之旅的日記（1746年10月至1749年6月20日）》曾記述過這種商館的建築：〔171〕

　　“這些商行建造得要比其他的建築好，一般由兩排建築物組成的兩層高的房子，二樓是一些開滿了方格子窗大廳，用做餐廳或起風時乘凉的地方。這些房子中間是一個小小的方形花園，裏面只有五六棵樹。”〔172〕

　　這些半西式的商館，“是中國人租借給逗留此地的歐洲人的”〔173〕。

　　這些商館的建築風格、總體上還是中國式的，但已有樓高兩層、方格子窗、方形花園等西方建築工藝的元素了。所以稱半西式居所。

　　到了道光二年，（1822）發生第二次大火灾後，商館又在原地重建。這次重建就是西式建築了。1825年，美國人威廉·C·亨特來到廣州，他看到的商館是：

　　“每座商館的正面是一樣的，全部朝南。公司所占的兩座建築物中有一座是新的，這是1822年那場大火之後仿照原來的樣子重建……每座商館都包括許多相連的房屋，一間接一間，中間由狹窄的空地或院落相隔開來。商館由南向北延伸，前面稱爲一號，後面的稱爲二號、三號，以此類推，幾乎全部是三層樓的房子。……底層爲帳房、倉庫、儲藏室、買辦室及其助理、僕役和苦力的房間，以及一個築有石墻、鐵門的銀庫。……二樓爲飯廳和客廳，三樓爲卧室。”〔174〕

　　從1844年法國財政部代表於勒·埃及爾（Lules Itier）拍攝的商館照片和外銷畫看，可知這次重建是西式的三層樓房，外貌“八角六角，或爲方，或爲圓，或爲螺形”〔175〕。顔色有白、黄、紅、杏等，其廊柱、窗户、欄杆、浮雕十分講究。每座商館均有寬廣的長廊。長廊柱身各不相同。英國館的長廊“放棄了帕拉第奥形式，而表現出英國攝政時期的新古典主義。……而帝國館，舊英國館‘諸洲館以及丹麥館等普遍采用巨柱式，園形柱身，在立面中的比例明顯大於早期的壁柱形式”〔176〕。這些長廊延伸到珠江邊，以便運送貨物。荷蘭館僅有一個拱門，英國館則有三個拱門。説明商館寬闊和英國此時在中國貿易的主要地位，所以亨特給予描寫：

　　“在新英國館前有一條寬闊而有柱的長廊，伸向河邊，它的列柱支撑着屋頂，山墻上刻着一個大英帝國的徽記和一句用接丁文寫的格言‘爲了國王和英國政府的利益’，以其來代替恬不知耻；荷蘭公司也有一條類似的長廊，也有國徽，格言是‘我支持’。”〔177〕

　　商館的屋頂多是金字形，但亦有平頂形，這個平頂不是像我們今天的樓房的鋼筋水泥平頂，而是在屋頂上面建造的一個平臺而已。從外銷畫看到，新英國館、法國館、西班牙館、荷蘭館的屋頂均有平臺。這種洋樓在同文街、靖遠街和新豆欄街的小商店屋頂也有平臺。美國基督教新教傳教士禆治文曾有具體描述平臺的建築和功能：

　　“平臺常常建在屋頂上，周圍築有欄杆，可以在日暮晚凉時分，有一個安全而愉快的避暑之處。人們登上平臺，可以享受到清新的空氣，可以得到比較開闊的視野，還可以看到街坊鄰里所發生的各種事情。”〔178〕

　　在商館的屋頂上均有三、四個烟囱，這是西方人在室内房間設有壁爐取暖有關係。西方商人到廣州貿易，冬天靠用木炭或木柴在壁爐燃燒，使室内温度昇高，房間暖和，壁爐的木炭和木柴燃燒的火煙即由烟囱冒出。

　　上述西式十三行商館，亦是由十三行商建造而租給外國商人居住的，但可能是由西方商人提供建築圖紙，行商按其圖紙及意向建築和裝修罷了，怡和行商伍受昌向官府禀報就稱：

　　“公司館係洋商建造，給與夷人來省暫住之所”〔179〕

　　因此，商館是“屬行商私産——大部屬於伍浩官及潘啓官——而租與外商居住”〔180〕。潘啓官就“置夷館三所，共值價銀五萬餘兩”，“坐享豐厚的房租”〔181〕。義和行商蔡昭復建造荷蘭館，以年600兩租銀租給荷蘭商人，後由於虧欠外商款項，被迫以16600兩價格賣出，以還商欠。據史料記載，至“1836年，307名外國人租到了房子，總面積爲77萬平方英尺”〔182〕。

　　除十三行商館外，在商館區内的同文街、靖遠街和新豆欄街等，也建造了一些爲外商經營的西式建築小商店，沿街列肆，其建築風格與商館一樣，多是二、三層的洋樓。我們可以從中國畫家的舊中國街（Old China Street）畫面中可見一斑。

　　鴉片戰争後的1842年12月，因英國水手與中國小販商人引起矛盾，引發了廣州民衆的極大義情而火燒十三夷館。之後又按原樣重建，但少了商館的長廊，欄杆改爲磚墻。至1847年，在十三行商館區内原英國館和荷蘭館舊址上建築了一棟哥特式風格的教堂。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争期間，廣州民衆憤怒英國侵略者的戰争行徑再次火燒十三行商館，除了剩下一棟樓房外，全化爲灰燼。此時，十三行壟斷對外貿易的“廣州制度”取消了，十三行商館西式建築不可能再原地重建了，但它却在廣州城市建設由中式走向近代西式建築過渡中起着促進的作用。例如1888年建成的廣州石室天主堂（見右圖），是全國惟一純花崗石結構的“哥特式”教堂建築，體現了典型的法國哥特式建築風格，建築格局基本上是仿法國巴黎聖母院，由於建造年代比巴黎聖母院晚七百年，還綜合了其他歐洲哥特式教堂的藝術造型，藝術高超，結搆精細，在藝術和技術上更趨成熟，被譽爲“遠東巴黎聖母院”〔183〕。

　　西方建築風格傳入廣州，對官方建築、民間住宅、工廠、商業建築均産生影響。如晚清廣州陳家祠受西方建築影響，采用了鐵鑄飾件，在主體建築聚賢堂前的露臺石雕欄杆中嵌有大小十六塊鑄鐵飾件，在後進的連廊共有三十二根鑄鐵廊柱，鑄工精湛，使連廊顯得輕巧通透；清末所建的廣東諮議局大樓呈現羅馬式風格。此外，廣州沙面集中了數以百計的各類西方建築，包括領事館（從1843-1911年，先後有十九個國家在沙面設立領事館）、銀行、洋行、教堂和學校等，這些建築總體以英式和法式爲主，並有哥特式、新古典式、新巴洛克式等。這些建築風格各异，體現西方各國多種建築風格，有“西方古典建築的巨型博物館”之稱。

　　此外，各處的私家園林除了傚法江南園林的小巧玲瓏、善於叠山理水的同時，更吸取了西方建築的長處。《法蘭西公報》1860年刊登的一封寄自廣州的信件就記述了法國人參觀廣州某富商宅園的見聞。信中講到該房子的地板以大理石鋪就，裝飾着大理石圓柱，還有高大的鏡子，漆着日本油漆的名貴傢具，天鵝絨或絲織的地毯裝飾着一個個房間，鑲着寶石的柱形吊燈從天花板上垂下。〔184〕清末開始流行於廣州城鎮的騎樓，也是中西合璧的産物。騎樓既適應廣東多雨潮濕、商業樓宇密集等特點，又借鑒西方建築技術。一般高3層左右，樓上住人，樓下做商鋪，其跨出街面的騎樓，既擴大居住面積，又遮擋雨水和陽光，保障顧客自由選購商品。在建築風格上，騎樓保留了欄杆式建築上實下虚的痕迹，多以青磚或紅磚砌墻，正門以麻石砌築，柱式和臨街門面又引進西式廊柱，有“洋式店面”之稱。在僑鄉，不少華僑回鄉建屋，所建民居也具有中西混合的建築特點，如1892年建造的孫中山故居，即呈現中西結合的風格。在裝飾方面，不拘一格、中西結合的裝飾手法，如套色玻璃、卷鐵窗花、瓶式欄杆、拱形門窗、幾何形水池等，在廣東城鎮頗爲流行，成爲近代廣東建築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留下西方建築藝術的見证。

　　七、科學技術文化

　　作爲物理工程學技術産品之一的自鳴鐘，早於1583年利瑪竇和羅明堅在肇慶傳教時就帶來一座。當時作爲商品輸入廣州及廣東仍很少。所以，當利、羅兩人得悉知府王泮很想得到自鳴鐘時，利、羅氏便在澳門購買自鳴鐘的各種零件，請來印度的制鐘匠甘辛地指導廣州的工匠，在肇慶按自鳴鐘的原理和技術製造了一座自鳴鐘送給王泮〔185〕。所以方豪先生認爲，中國的修鐘及造種業皆以廣州爲最早，次爲蘇州，俗稱“廣鐘”、“蘇鐘”〔186〕。到了十三行時期，自鳴鐘等各類鐘錶、望遠鏡、洋槍、船舶、水雷等近代西方技術産品，作爲商品貿易頻頻輸入廣州銷售，而且對廣州、廣東和全國城市文化産生巨大影響。

　　康干年間（1662-1795），從西方進口廣州的自鳴鐘錶，被人們視爲奇珍的時尚器物。時人張九鉞稱之爲“百寶表”。山東舉人曾七如在荷蘭館看到自鳴鐘尤覺驚奇。干隆末年，四川舉人張問安在廣州對十三行進口的西方各類鐘錶驚嘆描述：

　　“自鳴鐘有掛鐘、座鐘。座鐘有八音。洋行有一種，座上銅人能畫千手觀音象，又能自畫烏絲欄作楷字，上有二銅雀，飛鳴如生。”

　　“洋表有紅毛、佛蘭西二種。紅毛多度金殻，佛蘭西多銀殻。銀殻以大扁爲貴”。〔187〕

　　隨着鐘錶商品進口增多和廣州民衆銷費鐘錶衆多，修理和仿製鐘錶技術也在廣州傳開了。康熙二十七年（1688），天主教神父文度拉（Bonav Ventura）在廣州的報告説廣州工匠先學會修理自鳴鐘：

　　“中國南方（指廣州）的一些中國人，首先從耶穌會士那裏學會了修理鐘表的技術。”〔188〕

　　康熙五十九年（1720），原籍福建移居廣東的潘淳已經掌握製造自鳴鐘的技術，製造出“法藍時辰表”，廣東巡撫楊琳奏稱：

　　“奴才訪得廣城能燒法藍人一名潘淳，原借福建，住家廣東，試驗所制物件頗好。……奴才隨與安頓家口，並帶徒弟黄瑞興、阮嘉猷二人，隨李秉忠一同赴京。所有潘淳燒成法藍時辰表一個，鼻煙壺一個，鈾子八十顆，合先呈念。”〔189〕

　　此潘淳可能是與同文行商潘啓來廣東，但以製造鐘錶爲業，並傳技其家族後代，在其族譜中記載：

　　“（潘）鬆軒公，少承母訓，内睦宗族，外和鄉鄰，長業自鳴鐘，生計饒裕。”〔190〕

　　但是，康熙時期的“廣造鐘”質量仍比不上西洋鐘，史稱：

　　“自鳴鐘，本出西洋，以索轉機，機激則鳴，晝夜十二時皆然。按：廣人亦能爲之，但未及西洋之精巧。”〔191〕

　　“在澳門和廣州，中國的工匠被訓練製造特定規格的鐘錶。這些鐘錶在質量上比從歐洲引進的原裝貨差些，它們作爲禮物獻給地位較低的官員，這有助於减少購買禮品的費用。”〔192〕

　　到了干隆時期（1736-1795），“廣造鐘”的質量就大大提高了。於是批量生産出機械結構復雜、造型藝術極有民族特色和工藝裝飾華美的高質量的自鳴鐘。干隆九年（1744），廣州制鐘工匠丁龍泓父子擬在越秀山上鎮海樓“重建大自鳴鐘於其上”。因爲“廣造鐘”質量上乘，故兩廣總督、粤海關監督和十三行商不斷以“廣造鐘”進貢北京朝廷享用，並得皇帝和官員的稱贊。因此，干隆皇帝下旨由廣東督撫挑選無數廣州制鐘工匠（稱南匠）進京服役制鐘，並欽準凡技藝高超者可以帶家屬前往。一般“南匠”每月錢糧四、五兩，個别“南匠”入京還給予安家銀八、十九兩之多〔193〕。

　　所以現在故宫保留的自鳴鐘，除少數是外國政要作爲禮品贈送外，大部分是“南匠”於干隆時期仿製的，連得外國人看到後嘖嘖稱贊。干隆五十九年（1794），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到北京進竭干隆皇帝後路經廣州返國，其隨員之一的斯當東（Sir George Staunton）稱廣州工匠製造的鐘錶，説：

　　“廣州工人摹仿的本領很高明，他們能製造和修理鐘錶。”〔194〕

　　1800年，另一些歐洲人看到“廣造鐘”後，也認爲已經達到倫敦的水平，并且價格便宜，説：

　　“1800年左右，鐘錶製作工藝已在廣州落地生根，並獲得迅速發展。J. Barrow記載，中國人在廣州的製作已和倫敦一樣的好，并且這些精巧機械品的價格只是曾經從Cox和Merlin倉庫運來中國的鐘錶價格的三分之一。”〔195〕

　　正是因爲康干時期廣州工匠已能掌握自鳴鐘修理和製造的技術，而且達到歐洲水平，所當當時清廷專門在頤和園如意館設立做鐘處，請耶穌會機械會士指導由廣州等地派來的工匠仿製或修理自鳴鐘，供宫廷享用。也有直接請外國機械修士到北京宫廷親自爲皇宫製造鐘表的。如康熙四十年（1701），聘請陸伯嘉（Jaeobus Broeard）在宫中專造鐘錶和各種自動機械；五十六年（1717），傳教士燕嘉禄（Slaviezek）也在宫中製造和修理自鳴鐘和風琴等。干隆年間（1736-1795），還在圓明園内設立“鐘房”，聘請羅馬教廷郭司鐸亞澄元（Adeodat）和修士楊自新來供職制鐘。楊氏於1738年到職，至1766年逝世，在“鐘房”造鐘、修鐘長達28年之久。他死後，教士汪洪達（Joannes M. de Ventavon）以鐘錶師身份繼續入内廷造鐘、修鐘。後來當他觀察到“皇上所喜愛的各種奇妙的機器，並非鐘錶”後，又投皇上所好，製造二名手持花瓶能動的機器人。

　　干隆五年（1740），干隆皇帝委托意大利耶穌會士、宫廷畫師郎世寧按自鳴鐘原理設計，法國會蔣友仁監製，由廣州派來的自鳴鐘工匠，作爲宫廷匠師製造具有東西方風格的“報時噴泉”鐘（俗稱水力鐘）12個。此12個水力鐘是按中國的十二生肖動物鑄造的人身獸首象。獸首爲銅質，以盤坐之態作雙半月形分列十二個時辰，口中輪流噴水報時。每於正午時分，12個動物象口中一齊噴射出水柱，蔚爲壯觀。這種水力鐘銅象鑄工精細，獸首上的褶紋和絨毛等細微之處均清晰逼真。首用銅料是精選精煉的紅銅，外表色澤深沉，内藴精光，曆數百年而不銹蝕，堪稱一絶。可惜的是，在第二次鴉片戰争的1860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置於圓明園的十二生肖獸首銅象水力鐘被偷走，下落不明。直至2000年4月，在香港佳士得拍賣會上，北京保利集團以每尊價1500美元購買了流落在美國民間作浴室裝飾的牛、虎、猴首三銅首象。2003年，澳門富商何鴻燊購得猪首銅象；2007年他又以價6910萬港幣購得馬首銅象送給國家，使得目前回到國家保存者已有5個獸首水力鐘銅象。還有龍、蛇、羊、鷄、狗、鼠、兔七個銅首象仍散失不知下落，實在可惜。2009年2月5日，佳士得拍賣行在巴黎拍賣持有人皮埃爾·貝爾熱持有的鼠、兔銅首象，也是圓明園的十二生肖水力鐘銅首象的兩尊。竟然以2800萬歐元的天價拍賣出去。這是佳士得拍賣行違背相關國際公法精神和文物返還原屬國家的國際共識的行爲。

　　千裏鏡（今望遠鏡）於明末傳入中國，清代數量不斷增多，並得國人稱贊。曾到荷蘭館參觀過的樂均稱此物可在“樓窗懸鏡望重洋”；曾七如更贊“千裏鏡，可以登高望遠，二三裏能鑒人眉目”。干嘉年間（1736-1820），十三行總商潘有度對千裏鏡也作過繪聲繪色的詩贊，雲：

　　萬頃琉璃玉宇寬，鏡澄千裏幻中看。

　　朦朧夜半炊烟起，可是人家住廣寒？

　　他還在詩下加注：

　　千裏鏡，最大者闊一尺、長一丈，傍有小鏡看月，照見月光約大數丈，形如原球，周身明徹，有魚鱗光。内有黑影，似山河倒照，不能一目盡覽，爲向月中東西南北看。久視則熱氣射目。夜静，友人用大千裏鏡照見月中煙起，如炊烟。〔196〕

　　道光初年，西方軍事技術如戰船、水雷等，十三行商大膽購買更值得論及。是時，英國已蓄謀已久，企圖以堅船利砲在廣州打開中國大門，行商伍敦元等購買美國戰船，以作防衛和作戰，史稱：

　　“洋商伍敦元購買美利堅夷船一只，潘紹光購買吕宋夷船一只，駕駛靈便。”〔197〕

　　這兩艘船看來都是夾板船。此後，行商開始仿造船艦。

　　道光二十二年（1842）夏天，美國軍艦護送商貨扺達黄埔港，允許中國官員上艦參觀。於是總兵馬殿田、督糧道西拉本、水師提督吴建勛登艦參觀，後美國艦長贈三板船小模型一具。吴建勛即據此模型建造了一艘長13丈、寬2.9尺、深1.8丈的三桅戰艦。但此戰艦不能使用。於是道光皇帝下旨吴建勛只管操練水師，規定以後造船由行商潘仕成經理，不許官吏涉手。潘仕成即“延覽外國軍官所造戰艦是二桅戰艦，艦長十三丈三尺六寸，寬二丈九尺四寸，高深二丈一尺五寸。大桅長八丈七尺，頭桅長七丈五尺，所以叫二桅戰艦，風帆三架。船底用銅片包裹，連釘片共用銅六千七百多斤。按砲大小四十位，容三百多人，共需工料一萬九千兩。……約在一八四二年九月間可以完工。”〔198〕。然後自己雇請船匠“捐造二桅戰艦四艘，材堅工巧，悉如西洋式”，史稱：

　　“自覓良匠，照戰船之式，加倍工料自行監製……船底船身，用銅鐵包裹，布列砲眼，作爲式樣，以期堅固。”〔199〕

　　同年，仁和行商潘世榮率先製造火輪船，史稱：

　　“至於火輪船式曾於本年春間，有紳士潘世榮，雇請工匠製造小船一支，放入内河，不甚靈便，緣該船必須機關靈巧，始能適用，内地匠役，往往不諳其法。聞澳門尚有夷匠，頗能製造，而夷人每造一火輪舟，工價自數萬元不等。將來或雇覓夷匠，仿式製造，或購買夷人造之船，隨時酌量情形，奏明辦理。”〔200〕

　　上述行商購買、仿製的平板船是我國最早購買和仿製外國平板船的一大創舉，且能仿照西方國家的兵船，自行繪製圖樣。此外，潘仕成還於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捐資雇覓美利堅國夷官壬雷斯配合火藥，製造水雷”，歷時九個月，水雷製造成功。經廣東官府派員在珠江河面反復演試，“計時入水半刻許，水雷即行轟起水面二丈有奇。又於堅重木排之下試加演放，木排亦被轟斷碎，似頗得力。”〔201〕潘仕成雇請美國人製造水雷的時候，還派有生員李光銓等跟他學習，並掌握了製造水雷的技術。試演成功之後，潘仕成便繕繪《水雷圖説》一册和將已制好的水雷二十具，由李光銓等送往京城。

　　中國傳統火砲對於射擊目標一向全憑目測，加上砲身笨重，要移動火砲對準射擊目標十分困難。鴉片戰争後，丁拱辰從海外考察歸來，在廣州軍營效力，針對傳統火砲的弱點，采用西方技術，設計製造了附有車輪的砲架、大滑車、舉重滑車絞架、象限儀（測量射擊目標的儀器）等整套火砲射擊配套器械，只需數人就可將數千斤的火砲移動到適當的方位，并且大大提高了發砲的準確率。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行商仿製火輪船和水雷這一創舉所産生的影響。如魏源在《海國圖志》裏談到“議守”之策説：“或仿粤中所造西洋水雷，黑夜泅送船底，出其不意，一舉而轟擊之，”是克敵制勝的辦法之一。他提出“宜師夷長技以制夷”，主張在廣東虎門外之沙角、大角二處，建造船廠和火器局各一所，請美國、法國“各來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並延西洋舵師，司教行船演砲之法。”〔202〕可以説，十三行行商仿製西方夾板船、火輪船和水雷（見下圖），不僅引起了魏源的關注和重視，而且他的“宜師夷長技以制夷”這一著名理論的提出，是在總結了一些十三行商實踐的基礎上而形成的。

　　在廣州工匠應用物理學、數學等科學原理製造自鳴鐘、船舶和水雷等實用技術的啓示下，康熙皇帝也諭旨開始研究西方近代數學，並鼓勵清朝學者把西方數學和中國傳統數學結合起來，推進中國教學向近代化發展，出現了一批貫通中西的數學家和數學著作。據不完全統計，清代前期從事研究西方數學的學者達112人〔203〕，撰寫了不少中西結合的數學專書，例如梅文鼎著有《籌算》3卷、《平面三角法舉要》3卷、《弧三角舉要》5卷、《方程論》6卷、《勾股舉偶》1卷、《幾何通解》1卷、《幾何補編》4卷；王錫闡著《曉庵新法》6卷；李之全著《幾何簡易集》4卷；杜知耕著《幾何論約》7卷；年希堯著《對數應用》1卷、《對數表》1卷、《三角法摘本》1卷；毛宗旦著《勾股蠡測》1卷；陳訐著《勾股述》2卷、《勾股引蒙》10卷；王元君著《勾股衍》；程禄著《西洋算法大全》4卷；戴震著《算經十書》、《策算》、《勾股割圓論》3卷；焦循著《加减乘除法》8卷、《開方開解》1卷、《釋弧》2卷、《釋楕》1卷，等等。這些著作宣告中國古代“本土數學”時期的即將結束〔204〕，爲中國近代數學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康熙皇帝爲確定清朝業已統一的疆域，利用早在明朝已傳入的西方地理學和地圖學的理論，於康熙四十七年（1708）傳諭耶穌會士白晋（Joach Bouret）、雷孝思（Joan-Bapt Regis）、杜德美（Petrus Jartoux）和費隱（Xavier-Ehrenbeot Fridelli）等人，以及中國學者何國棟、明安圖等組織測繪隊，跤山涉水，走遍全國各省，費時10年（1708-1718），使用西方先進的經緯平面投影繪圖方法、三角測量法、梯形投影法等，繪製成比例1:1400000的《皇輿全圖》，又名《皇輿全覽圖》。這是當時世界上工程最大、最精密的地圖。它不僅是“亞洲當時所有地圖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當時的所有歐洲地圖都更好、更精確”〔205〕。該圖於康熙五十七年（1718）由耶穌會士馬國賢（Matteo Ripa）在歐洲制成銅版41幅印行，現在沈陽故宫博物院有藏本，名爲《清内府一統輿地秘圖》，可供閲讀參考之用。到了干隆二十五年（1760），干隆皇帝又命令耶穌會士傅作霖（Felix da Rocha）、高慎思（Joseph dEspinha）、將友仁（Miehael Benoist）等繪製《干隆皇輿全圖》（亦名《干隆中國地圖集》），共104幅，比例爲1:1500000，製作比明代的《皇輿全圖》更精密，顯示了中國地圖製作水平已走在世界前列。難怪時人劍華堂爲此拍案叫絶：

　　“嗚吁！今日之天下，與古之天下异矣！……西人東來地球圖書，夫然後五洲土地、數十國之名考，粲然而分呈現”〔206〕。

　　這説明當時西方地理學、地圖學傳入和中國地理學、地圖學的成就。到了1830年，美國傳教禆治文在廣州出版《亞美理格全省圖志》，1831年，德國傳教士郭實臘在廣州編譯出版《萬國地理全集》、《大英國統志》和《古今萬國綱鑒》等地圖書籍，使廣州人和中國人周知世界之大勢，擴展世界之眼界。道光十九年（1839）3月，在廣州禁煙的欽差大臣林則徐，更聘用通曉英語和外國情况的樑秩、袁輝德兩人，將英國人瑞瑪利（Hugh Marray）所著《世界地理大全》（《Encyelope edia of Geography,1836》）一書翻譯爲《四洲志》出版，介紹世界五大洲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地理和歷史，更進一步擴大了廣州人和中國人的視野。據統計，在16-19世紀的近300年間，耶穌會土和中國學者所著、繪地圖、地理的書籍共有43種，其中包括中國地圖一册，蒙古、直隸、黑龍江、山東、山西、陝西、甘肅、河南、江南、浙江、福建、江西、兩廣、四川、雲南、貴州、兩湖等分省地圖17册。這可以説是地理學和地圖學已進入實用階段了。

　　在農業科學技術方面，除了東莞縣商人於萬曆十年（1582）率先於安南將紅薯帶回虎門小捷村（今虎門鎮樑屋村）種植成功並向本省和全國傳播推廣外，十三行時期，一些西方國家的蔬菜種籽也作爲廣州貿易的商品進入廣州和廣東播種，據楊寶霖先生的研究，計有數十種外國蔬菜傳入廣州和廣東〔207〕。例如荷蘭豆（Pisam Sativmal），原産地歐洲，干隆五十年（1785）由荷蘭來廣州貿易的商船傳入十三行，在西關鄉村播種，然後經劉世馨傳種於陽春縣，二十年後已遍種“嶺海”。劉世馨在其著《粤屑》一書中有詳細記載，曰：

　　“荷蘭豆，本外洋種，粤中向無有也。干隆五十年，番船携其豆仁至十三行，分與土人種之，九月重陽前後播種，苗高二、三尺許，葉翠、花白，正月時結豆，甘脆异常。初惟西關一老圃能得蒔植之法，每年八月杪，以小攔藍携豆種上街，人争買之。初出甚貴，今則遍嶺海皆有之。餘前養居家，辟園種半畝以資供養。作詩雲：新種荷蘭豆，傳來自外洋。蒔當重九節，買自十三行。採種中原菽，燃添外國香。晨葩鮮莫匹，馨膳此初嘗。豆種自荷蘭國來，故因以爲名雲。”〔208〕

　　木瓜（Carico Papaya）原産地在墨西哥及西印度群島，亦於康熙二十四年（1685）傳入廣東播種，成爲後來有名的“嶺南木瓜”，甚受廣東民衆歡迎，直到今天成爲廣東有名的水果品種。

　　上述十三行商領潮接納西方的科學技術文化，成爲當時林則徐提出“睁眼看世界”和龔自珍、魏源等早期改革旅提出“宜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理論基石。

　　八、教育文化

　　西方國家在中國辦學校，最早是1579年（萬曆七年）葡萄牙人在澳門大砲臺山旁創辦的一所小學，名曰聖保禄公學，1594年擴大昇格爲大學，名曰聖保禄學院。到十三行時期，在西方教育理論和教育體制的影響下，十三行“諸商捐建”越華書院於布政司後街；干隆三十五年（1770）潘啓自己獨力“建書院以招來學，不惜重資焉”〔209〕；嘉慶十六年（1811），十三行商人盧廣利、潘有度、伍怡和、劉東生、潘麗泉、謝東裕、樑天寶、麥同泰、李萬源、關福隆、黎西成等聯合捐西關下九甫綉衣坊房屋12間辦起了文瀾書院。雖然該書院並非是招生讀書之所，而是大小紳士雅聚之俱樂部。但到了嘉慶二十五年（1820）三月初二日，兩廣總督阮元借用文瀾書院房屋而創辦學海堂學堂。阮元親自提書“學海堂”匾額懸於其上。學海堂打破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傳統教育制度和教學方法，除了開設原來的文學、音韵、訓詁等課程外，還仿西方國家學校開設了數學、地理、天文、曆法、物理等新的自然科學課程，開創中國學校學習自然科學的新風，提高了學生的科學知識水平。後來各書院紛紛仿傚學海堂的創新辦學，許多近代革新派的思想家，都是在這些改革了的書院裏學習而成才的。如朱次琦先後畢業於廣州羊城書院和越華書院，他“濟人經世，不爲無用之空談高論”。後來他又以新學教育他的學生康有爲，使康有爲在廣州租賃長興裏邱氏書屋（今中山四路長興裏3號）創辦萬木草堂書院時，自己任總教官，親自講課，宗旨是：

　　“以孔學、佛學、宋明學（陸王心學）爲體，以史學西學爲用，每論一學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歐美以比較證明之”。〔210〕

　　爲此，該書院還講授泰西哲學、地理學、數學、群學（社會學）等新課程。康有爲的辦學，影響很大。接着譚嗣同、唐才常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在長沙協同湖南巡撫陳寶箴、按察御史黄遵憲創辦了湖南財務學堂，聘請樑啓超任總教司，課程與康有爲的萬木草堂所講的“正經正史，先秦諸子，西來群學，凡此諸端，分日講習”的内容如出一轍。以後，康有爲、譚嗣同、樑啓超等人成爲近代維新派人物，與他們所受西學的熏陶不無關係。

　　此後，一些基督新教的傳教士還在澳門、廣州辦起新式學校，按照西方的教學内容和方法教學生學習西方文化知識。1834年8月1日，馬禮遜突然得急病去世後，1836年9月28日在英國大鴉片商查頓（William Jardine）和顛地（Laneelot Dent）等人倡議和組織下，成立“馬禮遜教育會”，從英、美國内募捐一筆資金，每月向德國籍傳教士郭實臘的英國籍妻子温施蒂（Wanstall）提供15英磅的資助，在她的女塾中附設男塾，作爲馬禮遜學校的預備。家在澳門一水之隔的南屏鄉人容閎，年僅7歲，就是這所南塾的學生。在學校中，温施蒂除了用少量的時間教學生讀英語外，大部分時間是致力向這些孩子灌輸基督新教的教義。1839年11月4日，在温施蒂關閉其所辦的女塾及男塾之後，向應邀前來的美國傳教士、耶魯大學畢業的塞繆爾·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在澳門辦起了中國第一所西式學堂——馬禮遜學堂，最初招收6名學生讀書。這是一所基督新教爲傳教而創辦的“洋學堂”，學制爲三至四年，課程有英語、漢語、算術、代數、幾何、物理、化學、生理衛生、地理、音樂、美術等。課時安排半天讀漢語，半天讀英語。早上六點鐘開始，晚上九點鐘才結束。學生全免學費，並提供食宿和必要的衣物，全部在學校住宿，學校情况良好，布朗很滿意。他向馬禮遜教育協會匯報稱：

　　“根據馬禮遜教育協會章程的規定，我做好了一切準備。這不僅是教學，而且是一個教育團體。目標是訓練整個的人，包括德、智、體。遵照這個目標，我安排學生們半天讀中文，半天讀英文。早晨六點鐘開始，到晚上九點結束，其中讀書八小時，其餘三、四小時在户外露場地運動和娱樂……，孩子們和我們家庭混合在一起，我們勉力待他們如親生兒子，鼓勵他們對我們具有親密無間的信任，做他們最好的朋友。他們可以自由地參加我家的早晚禮拜”。〔211〕

　　馬禮遜學堂的課程中、英文齊備，中文課包括有《四書》、《詩經》、《書經》、《易經》等；英文課程包括有天文、地理、算術、代數、幾何、生理、化學、歷史、音樂、作文等。中文課由華人任教。這些學生所學課程較與當時中國的私塾、官學所設課程的内容豐富，知識新鮮，使學生增長科學知識，開闊視野。

　　馬禮遜學堂辦了11年（1839-1850），共招收學生52人，其中被開除或其他原因退學者20人，真正培養者只有32人。許多中國近代的思想家和技術人才就是在這所學校裏培養出來的。例如近代改良思想家容閎和中國近代第一位著名西醫生黄寬，就是馬禮遜學堂的高材生，而成爲中國近代第一代到歐美各國的留學生。1846年，塞繆爾·布朗夫人回美國時，容閎、黄勝、黄寬隨同離開澳門，於1847年4月12日扺達紐約。後在布朗的幫助下進馬薩諸塞州的芒鬆學校讀高中，二年畢業後，容閎考取美國耶魯大學。四年後，成爲中國第一個留學美國的大學畢業生。他學成回國後，曾親往南京謁見太平天國洪秀全之侄洪仁玕，提出按當時美國的軍事制度組織一支良好軍隊；設立軍事學校培養多數有學識的軍官；建設海軍學校；建設好的政府，聘用優秀人才爲顧問；建立銀行制度及厘定度量衡標準；頒訂各級學校教育制度，以耶穌會聖經爲功課建立各種職業學校，培養急需人才等七項建議。容閎後來還到上海建立江南製造局，成爲中國早期機器製造業的著名工廠，並成爲後來洋務運動的基地之一。容閎還向清政府建議派遣幼童到美國留學，以造就現代化建設人才。1871年，清政府接受他的建議，在沿海地區遴選12-14歲的少年120人，分4批赴美國留學。這些學童全是廣東人，多半爲香山縣籍。黄寬考取英國愛丁堡大學醫科，成爲中國第一個留英學生，五年畢業後，於1857年回國，在廣州博濟醫院當醫生，成爲中國第一代西醫生，爲中國發展西醫業作出了貢獻。黄勝到美國後，讀了一年，因病於1848年回國，1864年10月在上海廣方言館教英文。

　　與此同時，在十三行商支持下伯駕等傳教士開辦醫院後，也在醫院内辦起醫療學班和學校，培養西醫藥人才。1837年（道光十七年），伯駕首先在博濟醫院内設立一個醫療班，招收3名廣東青年學生進行培養。此可以説是西醫學校在中國創辦之濫觴。伯駕除用英語給3名學生講授醫學基礎理論外，主要是培養和教授他們進行實際的手術操作訓練。其中佼佼者是出身於十三行商業畫世家的關韜（又名關亞杜Kuan A To），在伯駕的培養和指導下，關韜學會了白内瘴、臉内翻、翼狀胬肉、腹腔放液穿刺等外科手術，亦能作腫瘤切除、拔牙、接骨等手術治療，成爲中國第一個優秀的眼科和外科醫生。到了鴉片戰争後的1866年（同治五年），美國傳教士醫生嘉約翰（John Glasgow）在博濟醫院内創辦南華醫學堂，後改名爲博濟醫校。此是中國第一所正式的西醫學校。招收學生12名，每周二、六上課，學制三年。嘉約翰親自教授藥物學和化學兩門課程，還聘請中國留英學生、惠愛醫院的醫生黄寬講授解剖學、生理學和外科學課程。1879年（光緒五年），此校改名爲“南華醫校”，同時開始招收女學生。1886年（光緒十二年），孫中山亦考入此校讀書。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在校學生達到31人。這些學生畢業後，大多數在廣州和廣東省内各地從事西醫業務，也有少數人進入西醫學校擔任教師，爲華南和全國的西醫教育事業作出了貢獻。嘉約翰在博濟醫院工作40多年，對西醫藥學在廣州的傳播起了重要的作用。

　　此後至晚清，基督新教教會在廣州創辦小學14所，中學9所。比較著名的有培正中學、培道女子學校、東山神道學校、真光中學、培英中學、格致書院、南華醫學院、夏葛醫學堂和端拿護士學堂；天主教所辦的聖心中學、聖神小學等；基督教神學院校主要有1866年創辦的信義聖經學院、1870年創辦的兩廣浸信會神道學校和1908年創辦的培賢女子神學院。格致書院是美國傳教士哈巴於1888年創辦的，英文校名爲中國基督教學院。校址曾三度遷移，最後在1904年遷至廣州河南康樂村，更名爲嶺南學堂，英文名廣州基督教學院。1905年改辦大學，後定名爲嶺南大學。真光中學是廣州最早的教會中學，由美國長老會那夏理於1872年創辦，初稱真光書院，只招女生。1909年改稱真光中學堂。南華醫學院由美國長老會嘉約翰於1866年創辦，初名南華醫學校，附屬於博濟醫院。最初只收男生，1879年起兼收女生，1904年擴建，改稱南華醫學院。1900年，美國醫生富馬利在廣州創辦廣東女醫學堂。1905年，美國人夏葛捐款，在廣州西關建校舍，改名爲夏葛女醫學堂，專招女生。1912年，夏葛女醫學堂改爲私立夏葛女醫學校（見下圖）。〔212〕

　　教會學校的興起的發展，對廣州、廣東和全國社會産生了重大影響。與中國傳統教育相比，教會學校具有自身的特長與優勢。首先，教會學校講外語，授西學，適應外國商業的發展速度和中國洋務需要。特别是在中學和大學，如果學生英語熟練，許多學校直接使用英語教材。有的學校還開設法語和拉丁語課程。學生掌握外語，有利於擴大知識範圍，吸取西方豐富的學科知識，拓寬教會學校的培養目標。教會中小學開設物理、數學、生物、地理、化學等多種學科。如1889年由廣州浸信會教友李濟良等開辦的培正書塾，在開辦之初就提倡新學，設物理、化學、英語、天文和算術等科，嚴格選聘教師，對學生按章管理，力求道德品質與科學知識並重，實施德、智、體、群四育，吸引了大量教徒和華僑子弟就讀。〔213〕廣州夏葛女醫學校開設科目有英語、算學、聖經、化學、體學、胚胎學、解剖學、病理、牙科、診斷、内科、外科、産科、耳鼻喉、兒科、尿經學、皮膚病學、婦科、眼科、腦係病學、法醫學、調劑及處方學、藥物及治療學等。非常注重實習課程，除聖經外，各科均兼實習。對學生要求極爲嚴格，規定學習四年始發文憑，各生“須在開學時進學，遲到者列入備學班，多學一年。在此期限内，學生不能出嫁致礙功課，違者休退”。〔214〕教會學校通過嚴格、科學的訓練培養了一批有用人才。著名的女醫生張竹君就由教會學校培養而成。張竹君，廣東番禺人，早年考入廣州博濟醫院學習醫學，因學習成績優异、熱心公共事務而深得師生好評。畢業後留院服務兩年，在廣州開辦緹福醫院和南福醫院，自行開業行醫，20世紀初在上海創辦醫院〔215〕。1909年，上海醫院成立，她被推爲院長。

　　教會學校還是西學教師的摇籃，培養了大批西學教師，對廣州和廣東近代教育的改革與發展産生了重大的影響。特别在19世紀末以前，教會學校是中國惟一培養西學教師的機構。由於當時中國懂西學者很少，社會對西學人才的需求强烈，大量教會學校的畢業生到各級官辦學堂任教，擔任西學教習，成爲廣東乃至全國各級學校教師的重要來源。

　　到了近代，中國辦起來的中小學和大學以及研究院的教育體制及其課程設置，基本上與西方國家接軌了。例如1910年，兩廣總督張人駿出席奠基和1911年籌款支持香港總督盧押（Lugart）創辦的香港大學（見右圖）。爲了吸引内地莘莘學子到港求學，在學科設計上十分切合當時中國的需求，重點放在工程學和醫學等實用科目。所以中華民國建立後，内地北方不少學生到香港大學求學，學習新的科學文化知識，如後來成爲著名學者的劉仙洲（清華大學教授）、朱光潛（北京大學教授）、趙今聲、張愛玲等，對中國的科學、教育、文學都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直至1923年2月20日孫中山以大總統身分應邀到香港大學陸佑堂演講時，還自稱遊子回到香港和香港大學，用英語勉勵師生爲國爲民而努力學習説：“我的知識和革命思想來自香港和香港大學”〔216〕，贏得師生的熱烈鼓掌，經久不息。並與師生合影留念（見下圖）。

　　九、繪畫藝術文化

　　據現看到的資料，最早將西洋繪畫藝術帶到廣州者是耶穌會土羅明堅（Michel Ruggieri）。他於1580-1583年間（萬曆八年至十一年）四次跟葡萄牙商人從澳門進出廣州參加在這裏舉辦的定期市（交易會）時，帶來一些意大利的美術作品，公開陳列展覽，任由廣州民衆參觀。這些作品是用西洋透視方法作畫，所畫立體感極强，人物畫生動，栩栩如生，吸引不少觀衆和廣州畫家參觀。入清以降，耶穌會利類思（Ludovicus Buglio）、南懷仁（Jean Domingue Gabiani）、郎世寧（Joseph CasLiglione）等到北京傳教和作畫，使西洋畫在中國風靡一時。其中以郎世郎最具影響力。郎氏來廣州後先居住全在十三行内，後不久被廣東巡撫楊琳舉薦到京，成爲康、雍、干三朝宫廷畫師，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1711年（康熙五十年）的郎世寧所作油畫《純惠皇貴妃半身朝服象》，簡稱《純惠貴妃象》（見右圖）〔217〕，堪稱“東方蒙娜麗莎”，體現了精湛的畫技，影響清代畫壇。於是，西洋畫的繪畫方法和技巧在廣州傳播開來，不少廣州畫家學習掌握了西洋畫法，繪畫出各種各樣的西洋畫或中西結合的畫作。繪畫藝術本身是屬於文化最高層次的内容之一，但它總是與經濟基礎不能分開的。廣州是環球貿易的中心市場，爲適應對外貿易的需要，所以在十三行内就應運而生出一種外銷畫商品。

　　十三行的外銷畫興起於18世紀中，19世紀初達到鼎盛，畫鋪達30多間。所謂外銷畫、顧名思義，就是由中國畫家迎合外國商人來廣州貿易的愛好，采用西方的繪畫方法、畫筆、顔料作畫，帶有風俗、風景寫生或紀念旅遊性質的商品繪畫，主要是賣給當時來廣州貿易的外國商人，因此稱之爲外銷畫。就現在西方國家的博物館、圖書館、藝術館收藏的外銷畫來看，外銷畫的種類有布本油畫、象牙油畫、玻璃畫、紙本水彩畫、通草片水彩畫、水粉畫和瓷器燒造畫等。

　　十三行時期最有名的外銷畫家是十三行商業畫家關喬昌（又名啉呱）和關聯昌（又名庭呱Lamgua）兄弟。關喬昌於1825年成爲晚年旅居澳門的英國著名畫家喬治·錢納利（George Chinnery）的學生，學習和掌握西洋畫方法和技術。兄弟在十三行内開設畫室，位於同文街16號，在丹麥館和西班牙館之間，有10多個助手。他們采用流水作業，産量很高。他們專繪外銷的大量油畫。例如他們爲伯駕於1835年11月開辦的新豆欄醫局（中國人稱博愛醫院）的110名患腫瘤病人畫象。這大批畫象直至今天還保留在英國倫敦蓋伊醫院（Guys Hospital）和美國耶魯醫學圖書館（Yale Madical Library），成爲研究中國油畫家所作油畫的珍貴資料。他們兄弟所繪的肖像畫極爲生動，所作的廣州風景畫栩栩如生，具有獨特的魅力，大大滿足來廣州貿國的外國商人的好奇心裏和審美情趣，甚得外國商人青睞，使畫作銷路大暢，生意興隆，並被稱爲中國最杰的外銷畫家。他爲了招攬外銷畫生意，還在當年的《廣東郵報》刊登廣告：

　　“可以向讀者保证，如果他們希望在下一次彗星訪問地球之前的有限時間内永生，毫無疑問，最好是爲母親、妻子、姐妹、情人、知己留下比他們心目中更英俊漂亮的肖像……藍閣畫的，只要十五塊錢，罕見的傳真。”〔218〕

　　所以關喬昌的外銷畫市場很旺盛。下頁圖是外銷畫家正在同文行街畫室作畫。

　　他廣招門徒，培養一批外銷畫工匠。關喬昌五十二歲時，還作自畫像，成爲1986年12月，香港郵政總局發行四枚“19世紀香港人畫像”郵票之中的一枚（面值一元七角）。另一枚面價五元是錢納利親手所繪十三行商胡興官的妻子肖像。再一枚面值一元三角的中國婦女人像，亦是錢納利所繪。

　　林呱還爲伯駕在廣州開辦的醫院繪製不少醫療繪畫，保留到目前可知的作品共110幅，其中有86幅收藏於耶魯大學醫學圖書館。

　　另外一名在十三行開設畫鋪的外銷畫家關作霖（英文名Spoilm），也是頗負盛名的。他曾用西洋水彩畫筆法爲行商潘有度繪肖像。1800年被美國人普羅雄登斯購買收藏。

　　除了上述關喬昌兄弟自己創作的高級外銷畫外，還有一類是關氏培養出來的學生自己開店、僅是臨摹關氏畫作或復製西洋畫家作品出售的外銷畫師以及純屬制畫的工匠。這些畫家共同搆成十三行時期廣州外銷畫的創作隊伍，爲當時外國商人提供足量的外銷畫商品，繁榮十三行外銷畫市場。

　　外銷畫還有一種形式，就是瓷器燒造圖，稱爲廣州彩瓷，簡稱“廣彩”。因爲十三行對外貿易的出口商品除了絲綢、茶葉等外，就是大量的瓷器。廣州畫家投外國商人所好，在大量的白瓷器上，繪製外國人喜聞樂見的圖案，然後送往設在河南（今海珠區）的瓷器加工廠燒烘，成爲甚受外商歡迎采購的廣彩。當時有一名外國商人曾到河南參觀過這種烘瓷廠：

　　“我們參觀了制瓷的一系列工序。我們看見在一條長走廊中，有一百多人工作。他們正在每一件特殊瓷器上描繪各種花紋，有些部分是由上年紀的人進行的，其他部分由青少年進行，甚至有六七歲的兒童參加。”〔219〕

　　當時的廣彩工匠多仿照西洋畫，有的也按照外商提供的樣板作畫，所以又稱爲“客貨”。圖案多爲歐洲中世紀的城堡、教堂、花園風景、帆船以及肖像等。後來又兼採中國的繪畫技藝，形成了一套完整技藝，其筆法既有中國繪畫傳統風格，又有西洋畫風彩，充分展現中西合璧的特點。廣彩已大量采用西紅（金紅）、法藍（水清）、水緑、茄色（紫色）、湖水緑（鶴春）、牙白、二緑、雙黄等，同時采用氧化銅、氧化鈷等外國珐琅顔料，形成了顔色以薄、艷、亮見長的特色。〔220〕

　　這些繪製有外銷畫圖案的“廣彩”，現在流存在英國、法國、荷蘭、瑞典等西方國家的博物館、藝術館者千萬計，其中瑞典隆德大學圖書館收藏的一套完整的50幅瓷器燒造圖，是干隆年間（1736-1795）廣州畫家繪製的外銷畫作品。這套廣州外銷畫的圖册，是瑞典東印度公司首任大班坎貝爾從廣州十三行購得。據瞭解是目前所知的數量最多的一套外銷畫瓷器燒造圖〔221〕。它對於我們研究十三行時期中國外銷畫是十分珍貴的參考圖像資料。

　　與此同時，西方的銅版畫技藝也傳入廣州，出現一批掌握銅版畫製作的工匠。起因是十三行商人奉干隆皇帝將《干隆西域武功畫》（又稱《干隆平定西域得勝圖》）運到西歐制成名貴銅版畫。《干隆西域武功畫》（下簡稱《武功畫》）是干隆皇帝請在宫中任首席畫師的意大利耶穌會士郎世寧和法國畫家王致誠（Jean-Denis AttiRet）、波希米亞耶穌會士艾啓蒙（Igance Sichelbarth）和羅馬耶穌會士安德義（Andre）等，根據干隆二十年（1753）平定額魯特（Eleuths）蒙古準噶爾部上層貴族達瓦齊叛亂，和之後平定天山南路維吾爾貴族大、小和卓木叛亂勝利的史實繪畫而成的16幅凱旋圖組畫。干隆皇帝爲了珍藏此組畫，下旨以雕刻成精美銅版作底制成名貴重的銅版畫加以保存。但當時中國没有這種製作技術，因此就命令粤督準備送至英國刻版。據記載，方德望神父（Pere Le Febvre）時爲廣州教會之領袖，通過他的朋友——一位親近中國官員，向粤督説明法國各種藝術的發展，遠在歐洲其他國家之上，特别是雕版術，法國已有相當的造詣。總督把這番話報告了皇帝，後奉旨將這些畫送往法國〔222〕。於是把此項任務交由兩廣總督李侍堯，李即轉交給十三行商完成。干隆三十年（1765），由同文行總商潘啓同法國商人交涉製作，並以十位行商的名義聯名同法國東印度公司協商和簽訂合同製作此組畫，合同稱：

　　“廣東洋行潘同文等公約弗蘭西大班吁知哩、武咖啷等。緣奉督關憲二位大人鈞諭：奉旨傳辦平定準噶爾回部等處得勝圖四張，刊刻銅版等由。計發郎世寧畫愛玉史詐營稿一張、王致誠畫阿爾楚爾稿一張、艾啓蒙畫伊犁人民投降稿一張、安德義畫庫爾滿稿一張，并發依大理亞國番字二紙、西洋各國通行番字二紙到行，轉飭辦理。今將原圖畫四張、番字四紙，一並交與大班吁知哩、武咖啷，由白耶船帶回貴國，煩交公班囈。轉託貴國閣老照依圖樣及番字内寫明刻法，敬謹照式刊刻銅版四塊，刻成之後，每塊用堅實好紙印刷二百張，共計八百張，連銅版分配二船帶來，計每船帶銅版二塊，印紙每樣一百張，共四百張，並將原發圖樣四張，番字四紙，準約三十三年内一並帶到廣東，以便呈繳。今先付花邊銀五千兩作定，如工價不敷，俟銅版帶到之日，照數找足，倘風水不虞，其工價水脚，俱係我行坐賬。立此約字一樣二紙：一交大班吁知哩帶回本國照辦，一交坐省大班武咖啷收執存據，兩無貽誤。此係傳辦要件，務須雕刻工夫精緻，如式辦就，依期帶到，越速越好。此約。大班吁知哩、武咖啷二位收照。干隆三十年月日，潘同文、顔泰和、陳廣順、邱義豐、蔡聚豐、陳源泉、蔡逢源、張裕源、陳遠來、葉廣源。”〔223〕

　　干隆三十一年（1766），行商先將組畫稿本四張運去法國，由法國皇家美術學院院長馬利尼特（Malint）請一位著名銅版畫匠柯興（Koxin）負責製作。但是經歷幾年，全無任何消息。法方亦無按合同送還四張畫稿，行商再發送其他十二張畫稿。干隆皇帝埋怨此事辦理速度太慢，十分惱火。干隆三十六年（1771）11月19日，下旨傳諭此事“承造銅版畫十六樣，今已五六年有餘，才得六樣，尚有十樣未得，着問德魁因何如此停滯，並令催辦”。兩廣總督和粤海關監督，害怕干隆帝怪罪，曾幾次催促潘啓等行商，敦促法國東印度公司駐廣州公司大班，要求早日製作完成送回。從此，法方才聘請最負盛名的雕刻家勒巴弟（LúAbat）等多名工匠共同製作。幾年内，法方才將逐步完成的銅版畫送運回廣州，由十三行商和廣東官府送到北京，最後一批拖至干隆三十九年（1774），法方才將所制的《武功畫》銅版及各印200張銅版畫如數送經廣州上繳北京宫廷。

　　由於法國代制的《武功畫》銅版畫是廣州十三行承辦和送經廣州上繳北京宫廷的緣故，故一些廣州雕刻工匠得以學習而掌握銅版畫的技術。干隆四十年至嘉慶年間（1775-1820），北京宫廷再將干嘉年間的幾張戰圖製作成銅版畫時，再不送請法國製作了，而是在北京耶穌會士蔣友仁（Michel Benoist）指導來自廣州的工匠成功製作成中國自己的銅版畫。

　　近現代攝影技術於1816年在法國産生，道光二十四年（1844）傳入廣州。當年，法國政府以特使拉萼尼（Theodore Mune de Lagrene）率領使團前來廣州與兩廣總督兼欽差大臣耆英談判並簽訂《黄埔條約》。使團隨員法國海關總檢察長於勒·埃及爾（Iules Itier）是一位攝影家。他携帶一部笨重的銀版攝影機，利用使團在廣州和澳門停留期間拍攝了大量照片。至今藏於法國攝影博物館有關當時廣州和澳門的照片37幅。其中大部分是廣州的銀版照片，包括十三行商號、十三夷館、羊城風貌、海山仙館人物（如中法條約談判的中法代表、在廣州一條街上的一群人、清朝其名官員、廣州將軍奕湘、廣東巡撫程柔採、廣州知府劉開域、同文行商潘官一家等）。此是研究廣州初期拍攝作品一組極珍貴的照片。章文欽教授曾對這組照片作了研究、可供參考〔224〕。

　　十、音樂文化

　　西洋音樂早在1583年（萬曆十一年）利瑪竇從澳門入肇慶，後經韶州（今韶關市）、南昌、南京和北京傳教時傳入中國各地。到了十三行時期，西洋音樂的風格、樂理、樂器、表演技巧等已爲中國部分民衆（特别奉信天主教的教士）和清朝皇帝、宫廷官員和家屬所喜聞樂見。此時期，西洋管弦樂器和管弦樂也傳入廣州，並受到一些地方上層人士的歡迎。捷克傳教士嚴嘉樂於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9月14日到廣州，次日受到兩廣總督的接見，他説總督喜歡聽他彈琴：

　　“兩天之後（那是星期三，正好是季度齋戒日），他邀請我們赴午宴，席間他想聽我彈奏羽管鍵琴。”〔225〕

　　同時，據阿理嗣所著《中國音樂》，干隆年間（1736-1795），有傳教士在廣州組織了一個由4人組成“廣州樂隊”（Cantonese Orchestra）用中國琵琶等中式樂器演奏西洋音樂，亦很受廣州人士歡迎（見下圖）。

　　此後，管弦樂很快傳入北京和各地教堂流行。趙翼曾詳細地記述北京天主教堂盛行管弦樂的情景：

　　“有樓作樂之所，一虬髯者坐而鼓瑟，則笙、蕭、罄、笛、鐘、鼓、鐃、鐲之聲無一不備。其法設木堂於樓堂之上，懸鉛管數十，下垂不及樓板寸許。樓板兩層，板有縫，與各管孔相對。一人在東南隅鼓鞴以作氣，氣在夾板中，盡趕於鉛管下之縫，由縫達於管，管各有一銅絲，係於琴弦，虬髯者撥弦，則各絲自抽擊其管中之關捩而發響矣。鉛管大小不同，中各有竅，以象諸樂之聲；故一個鼓琴，而樂管齊鳴，百樂無不備，真奇巧！又有樂鐘，並不煩人挑撥而按時自鳴；亦備諸樂之聲，尤爲巧絶。”〔226〕

　　這説明當時北京的教堂已專門設置有演奏管弦樂的樓堂。爲了推進管弦樂進一步在中國傳播，有一些耶穌會士還用西洋樂理譜作中國曲子進行演奏，可謂中西結合。例如會士魏繼晋（Florianus Bahr）和魯仲賢（Jean Walter）兩人曾譜寫成16首中西結合的樂曲和歌詞，在清廷内宫演出。意大利會士組織了一個小管弦樂隊，於1760年（干隆二十五年）在宫廷演奏當時流行於羅馬和歐洲的皮契尼所作的著名歌劇《乞娜》（Cecchina）。

　　康熙皇帝更喜歡西洋音樂，專門邀請會士德理格（Theodoricus Pedrini）入宫，指示他必須教授皇子學習西洋音樂的樂理音律，説：

　　“[康熙五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首領張起麟傳旨：西洋人德理格教的徒弟，不是爲了他們光學彈琴，爲的是要教律吕根源。若是要會彈琴的人，朕什麽樣會彈的人没有呢？如今這幾個孩子，連烏、勒、明、法、朔、拉、七七個音符却不清楚，教的是什麽？你們可以明明白白説與德理格，着他用心好生教，必然教他們懂得音律要緊的根源。”〔227〕

　　於是乎，德裏格在内廷供職五年之久，就專門向幾個皇子教授西洋音樂的樂理音律。我們今天通用的“1、2、3、4、5、6、7”七個簡譜音樂符號，就是沿用當年西洋音樂的音律而來的。德理格在宫廷教授皇子西洋樂理之後，於康熙五十二年（1713）與會士徐日昇（Joseph Suarez）合著一本《律吕正義三編》的西洋音樂的樂理書，上編是“正律審音”；下編是“和聲定樂”；續編是“協韵度曲”。其中續編卷一，專門論述西洋音樂的樂理，特别是着重介紹了西洋音樂的五綫譜的編寫理論和唱法。此爲五綫譜傳入中國之始。因爲康熙皇帝喜歡西洋音樂，所以在宫廷内曾建立了一個小型樂團，由徐日昇擔任首席樂師，指導樂團演出。

　　與此同時，西樂的各種樂器也傳入中國了。特别是風琴已流行澳門、廣州和北京等地演奏。干隆三十年（1765），朝鮮學者洪大容造訪北京，訪問了北京天主教堂南堂，就看見了西洋的風琴，並對風琴的發音原理作了較詳細的描述：

　　“見樂器爲木櫃，方丈餘，中排镴筒教十。筒有大小，有長短，皆中律吕。櫃旁横出小橛子，如筒之數。西十餘步，亦有木櫃兩間，有暗穴以通風路。西櫃上設皮囊，可容數石，以重板結囊口，板有柄加於櫃，旁横木一，人按柄而舉板，囊飽而氣充於中，蓋底有風户，隨意開閉。舍柄而板重壓囊，而不能下者，風户憶閉，而氣無所泄也。氣無所泄則隨風路而噴薄於镴筒矣。筒底有孔，將以受氣，而别有物以閉之，則囊尚飽而氣無泄，而筒無聲矣。筒孔之開閉機係於旁橛，乃以手指輕按其橛，而筒聲發矣。惟筒與橛各有其屬，按其最上而大筒之孔開而受氣，其聲雄渾如吹螺角，則黄鐘之濁也。按其最下而小筒之孔開而受氣，其聲清細如呼笙管，則應鐘之清也。諸橛之相應，筒律之參差，皆仿之。蓋取笙簧之制而大之，借氣機而不費人之呼吸也，亦西洋之制也。”〔228〕

　　此外，還西琴、鐵弦琴等西洋樂器也傳入廣州和中國了。

　　餘論

　　上述十三行時期行商領潮接受具有近代意義的西方文化，並形成了開放、重商、包容、務實、革新特性的廣州城市文化，内容是豐富多彩的。如果結合廣州開放貿易兩千年的歷史，那就造就了廣州是海上絲綢之路發祥地、嶺南文化（或稱珠江文化）中心地、近代民主革命策源地和改革開放前沿地的歷史地位。這樣的廣州城市文化，無疑在推動廣州、廣東和中國走向近現代化道路起着先鋒的軟實力作用。這種軟實力的作用無需我多作解釋，我在下面引用孫中山等名人和學者的評價，就足以説明瞭。

　　孫中山説：

　　“十三年以前，我們都是用廣州做革命的起點，廣州是革命黨的發源地，是很光榮的。我們想再造民國，還要有這個光榮的地方做起點，好比做新屋一樣，須選定一個好屋基，廣州就是我們創造新民國的好屋基。”〔229〕

　　樑啓超説：

　　“廣東言西學最早，其民習於西人游。故不惡之，亦不畏之。”〔230〕

　　李大釗説：

　　“廣東是現代思想匯注之區，自明季造於今兹，漢種子遺，外邦通市，乃至太平崛起，類皆孕育萌興於斯鄉。”〔231〕

　　郭沫若説：

　　“我們要改造中國的局面，非國民革命策源地的廣東不能擔當；我們要革新中國的文化，也非在國民革命的空氣中所醖釀的珠江文化不能爲力。”〔232〕

　　朱謙之説：

　　“北方黄河流域即代表解脱的知識；中部揚子江流域可代表教養的知識；南方珠江流域可代表實用的知識，即爲科學的文化分佈區。”〔233〕

　　注釋：

　　〔1〕Angus Maddism,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long Run, DECD, Devolopmend, Paris, 1988;戴逸：在北京圖書館舉辦的省部級領導幹部歷史文化講座講稿，2003年2月23日。

　　〔2〕牛津大學納菲爾德學院（Nuffield College）頂尖經濟史學家艾倫（Robert Allen）研究指出：“上一次中國佔據全球最大商品生産國家寶座是在1850年以前”。（見《隔百多年重登寶座：中國超美成最大製造國》，《明報》2011年3月15日A16版）。另一位英國經濟史學家佛葛臣（Niall Ferguson）研究指出：世界經濟發展史證明，最發達的國家“過去大多數世紀都曾屬於中國，19和20世紀是例外。”（Eric Emin Wood，Will the 21st Century Belong to China?(Part1 of4)”Chincse New”, 5,6.25,2011,Toronto）。

　　〔3〕龍思泰著、吴義雄等譯：《早期澳門史》，東方出版社，1998年，301頁。

　　〔4〕黄佛頤：《廣州城坊志》卷五，《西域·十三行》。

　　〔5〕格林堡著、康成譯：《鴉片戰争前中英通商史》，商務印書館，1969年，55頁。

　　〔6〕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十五，《貨語》，中華書局，1985年。

　　〔7〕樑嘉彬：《廣東十三行考》，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5頁。

　　〔8〕《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一三0八，《廣州府風俗考五》。

　　〔9〕《河陽世系番禺龍溪潘氏族譜》，民國九年（1920）印。

　　〔10〕黄任恒：《番禺河南小志》，載廣州市海珠區志編輯室編：《海上明珠》，1990年印，215-219頁。

　　〔11〕伍秉鏞：《淵雲妙墨山房詩鈔》卷下，道光五年（1825）刊本。

　　〔12〕黄任恒：《番禺河南小志》卷八，《人物》。

　　〔13〕樑嘉彬：《樑經國傳》，載臺灣《史學集刊》第7期。

　　〔14〕黄啓臣、樑承鄴：《廣東十三行之一：樑經國天寶行史跡》，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26-51頁。

　　〔15〕黄啓臣：《黄啓臣文集（三）》，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10年，307-310頁。

　　〔16〕《干隆番禺縣誌·義行傳》。

　　〔17〕樑恭辰：《國學導航》卷五，《北京園筆録》。

　　〔18〕吕鑒煌：《文瀾衆紳總録》，光緒十七年（1891）。

　　〔19〕吕鑒煌：《文瀾衆紳總録》，光緒十七年（1891）。

　　〔20〕同上。

　　〔21〕根據《文瀾衆紳總録》數字計算。

　　〔22〕張鑒：《雷塘庵主弟子記》卷五，琅嬛仙館刊本。

　　〔23〕譚瑩：《山堂宴集陳古樵大令即景繪畫並係以詩司同人皆有作，餘亦繼聲》詩注，《樂志堂詩略》卷二，光緒元年（1875）刊本。

　　〔24〕轉引黄偉宗、司徒尚紀主編：《中國珠江文化史》，廣東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1280頁。

　　〔25〕《道光新會縣誌》卷三，《學校》，道光二十一年（1841）刊本。

　　〔26〕黄任恒：《番禺河南小志》。

　　〔27〕譚瑩：《樂志堂文集》卷一，《遠愛樓記》。

　　〔28〕李光廷等：《光緒廣州府志》卷一二九，《列傳十八》。

　　〔29〕李光廷：《元日謝伍紫垣除夕惠<粤雅堂叢書>》，見《宛湄書屋文鈔》卷八。

　　〔30〕《粤雅堂叢書》第十六集，《孫氏周易集解·跋》。

　　〔31〕《粤雅堂叢書》第十二集，《太上感應篇·跋》。

　　〔32〕《同治南海縣誌》卷十八。

　　〔33〕《廣東文征》。

　　〔34〕《廣東藏書紀事詩》。

　　〔35〕《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

　　〔36〕譚瑩：《樂志堂文續集》卷二，《紫垣伍公墓誌銘》。

　　〔37〕張之洞：《書目問答·勸刻書説》。

　　〔38〕宇野雪村著、吴緒彬等譯：《中國書法史》下，人民美術出版社，1972年。

　　〔39〕李光廷等：《光緒廣州府志》卷三一，《列傳二十》。

　　〔40〕洗玉清：《洗玉清文集·廣東之鑒藏家》，中山大學出版社1995年。

　　〔41〕朱萬章：《廣東傳世書迹知見録·嶺南叢帖所刻粤人書迹考》，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322頁。

　　〔42〕洗玉清：《廣東叢帖叙録》，廣東省文獻委員會1949年印行。

　　〔43〕《光緒廣州府志》卷一二九，《伍崇曜傳》。

　　〔44〕黄任恒：《番禺河南小志》廣州市海珠區人民政府1990年，249頁。

　　〔45〕潘儀增編：《番禺潘氏詩略·序》1894年刊本。

　　〔46〕陳以沛：《羊城外貿首富潘氏世家》，載《羊城古今》1991年第29期。

　　〔47〕《宣統番禺縣誌·藝文志》，吴榮光：《聽樓書畫記·序》。

　　〔48〕洗玉清：《廣東之鑒藏家》引言，廣東省文獻委員會印，1949年；亦見：《洗玉清文集》，3頁。

　　〔49〕樑曉莊：《印譜五種》，載《嶺南文史》1992年第2期。

　　〔50〕《粤東印譜考》，載《嶺南學報》1936年，第1卷第1期。

　　〔51〕潘光瀛：《梧桐庭院詩鈔》，見潘儀增編：《番禺潘氏詩略》1894年刻本。

　　〔52〕潘正煒：《古銅印匯》。

　　〔53〕《聽帆樓續書畫記》，見黄賓虹、鄧實主編：《美術叢書》（下），第7輯，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2502-2671頁。

　　〔54〕《聽帆樓續書畫記》，見黄賓虹、鄧實主編：《美術叢書》（下），第7輯，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2505-2671頁。

　　〔55〕李光德編：《中華書法大辭典》，團結出版社2000年，966-967頁。

　　〔56〕陳以沛：《羊城外貿首富潘氏家族》，載《羊城古今》1991年總第29期。

　　〔57〕楊仁凱：《中國書畫鑒定學稿》，遼海出版社2000年，348頁。

　　〔58〕黄賓虹、鄧實主編：《美術叢書》（下）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七輯，2505頁。

　　〔59〕陳以沛：《羊城外貿首富潘氏家族》，載《羊城古今》1991年總第29期。

　　〔60〕據黄任恒：《番禺河南小志》卷八，《人物》的資料摘録，1945年。

　　〔61〕管林主編：《廣東歷史人物辭典》，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88頁。

　　〔62〕《光緒廣州府志》卷一二九，《伍崇曜傳》。

　　〔63〕馬士著，區宗華譯：《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3、4卷，26頁。

　　〔64〕《同治續修南海縣誌》卷十四，《伍宗曜傳》。

　　〔65〕《干隆番禺縣誌·義行傳》。

　　〔66〕考太蘇：《皮萊斯的遠東概覽》第1卷，《序言》。

　　〔67〕轉引自《鄭成功收復臺灣史料選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119頁。

　　〔68〕潘剛兒、黄啓臣、陳國棟：《廣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06年，9頁。

　　〔69〕範岱克（paul A·Van Dan Dghe）：《從荷蘭和瑞典檔案看18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的廣州帆船貿易》，《廣東社會科學》2002年第4期。

　　〔70〕馬士著、區紫華譯：《東印度公對華貿易編年史》，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三、四卷，584頁。

　　〔71〕F·R-Dulles, The Old China Trade,（杜拉斯，《舊中國的貿易》）P129，Boston，1930.

　　〔72〕徐珂：《清稗類鈔》，中華書局，1984年，第5册，2332頁。

　　〔73〕《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中華書局，1979年，卷二六，973頁。

　　〔74〕William C·Hunter,The “Fankwae”at Canton, p45.

　　〔75〕William ·C Hunter, The “Fankwae at Canton” P43.55.

　　〔76〕Foster Rhen Dulles, The Old China Frade, P130.

　　〔77〕Chinese Reository Vol XII, P85.

　　〔78〕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九，《事語》，中華書局，1985年。

　　〔79〕黄啓臣：《明清廣東商人》，廣東經濟出版社，2001年，28頁。

　　〔80〕《嘉慶大埔縣誌》卷十，《民俗》。

　　〔81〕《軍機處録付奏摺》，李清芳奏，干隆六年八月二十七日。

　　〔82〕黄啓臣：《黄啓臣文集（三）》，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10，73、70頁。

　　〔83〕龍思泰著、吴義雄等譯：《早期澳門史》，東方出版社，1997年，154頁。

　　〔84〕《光緒嘉應府志》卷廿九，《藝文》。

　　〔85〕尹源進：《平南王元功垂範》卷下。

　　〔86〕《清朝文獻通考》卷二九七，《四裔考五》。

　　〔87〕《史料旬刊》第二十二期，《干隆朝外洋通商案》。

　　〔88〕《清高宗實録》卷四七二，干隆十九年九月丙戌。

　　〔89〕《清朝文獻通考》卷三三，《市糴考》。

　　〔90〕史澄等：《光緒廣州府志》卷二，《訓典二》。

　　〔9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500頁。

　　〔92〕《河陽世系龍溪潘氏族譜》。

　　〔93〕馬土著、區宗華譯：《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四、五卷，600頁。

　　〔94〕潘月槎：《潘啓傳略》。

　　〔95〕潘飛聲等輯：《番禺潘氏詩略》第3册，潘有度：《義鬆堂遺稿》。

　　〔96〕威廉·C·亨特著、馮樹鐵譯：《廣州“番鬼録”》，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44頁。

　　〔97〕葉廷勛：《梅花書屋詩鈔》卷四。

　　〔98〕英國外交部檔案（F.O.2331109）215頁，楊國楨教授借閲鈔録。致謝。

　　〔99〕威廉·C·亨特著、林樹鐵譯：《廣州“番鬼”録》，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44頁。

　　〔100〕佩雪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三聯書店，1993年，501頁。

　　〔101〕威廉·C·亨特著、林樹鐵譯：《廣州“番鬼”録》，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44頁。

　　〔102〕周振鶴：《中國洋涇浜英語最早的語詞集》，載《廣東社會科學》2003年第1期。

　　〔103〕黄月波等編：《中外條約匯編》，商務印書館，1935年，8頁。

　　〔104〕馮桂芬：《校邠廬抗議》，載《嶺南文史》1985年第2期。

　　〔105〕轉引自廣東炎黄文化研究會編：《嶺嶠春秋—嶺南文化論集（一）》，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4年，475頁。

　　〔106〕《美<中式英語>舞臺劇掄鏡》，《明報》2011年7月17日，A25版。

　　〔10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卷1頁。

　　〔10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9卷，329頁。

　　〔109〕《廣州日報》1997年3月21日第21版。

　　〔110〕孫中山：《宗教與政治》。

　　〔111〕《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267頁。

　　〔11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列寧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0卷，62頁。

　　〔113〕轉引自許茹：《衆多大科學家信神》，《多倫多報》2011年3月17日。

　　〔114〕轉引傅真：《愛的召唤》，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2004年，128頁。

　　〔115〕轉引自傅真：《愛的召唤》，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2004年，129頁。

　　〔116〕轉引自傅真：《愛的召唤》，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2004年，129頁。

　　〔117〕轉引自許茹：《衆多大科學家都信神》，《多倫多報》2011年3月17日。

　　〔118〕轉引自許茹：《衆多大科學家都信神》，《多倫多報》2011年3月17日。

　　〔119〕黄啓臣、鄭煒明：《澳門宗教》，澳門基金會，1994年，74-76頁。

　　〔120〕麥霑恩：《中國最早的佈道者樑發》，載《近代史資料》1979年第2期。

　　〔121〕C·H·McNeur, life of Leung Faat, With “Good Words Exhorting Mankind”, by Leung Faat, Second Edition, ,HongKong 1959, p42-43.

　　〔122〕C·H·McNeur, life of Leung Faat, With “Good Words Exhorting Mankind”, by Leung Faat, Second Edition, ,HongKong1959, p68.

　　〔123〕C·H·McNeur, life of Leung Faat, With “Good Words Exhorting Mankind”, by Leung Faat, Second Edition, Hong Kong，1969, p97.

　　〔124〕W·H·Medhurst, China, Its Statcand Prospects, P294-300;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Miorison, Vol II, P472.

　　〔125〕《中華爲主——中國基督教事業統計（1901-1920年）》（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第3章第12節。

　　〔126〕麥沾思（Walter Henry Medhurst）著、胡簪雲譯：《樑發傳》，基督教輔僑出版社，1955，74-77頁。

　　〔127〕威廉·C·亨特著、沈正邦譯：《舊中國雜記》，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40-41頁。

　　〔128〕潘有度：《義鬆堂遺稿》，見潘儀增輯：《番禺潘氏詩略》第1册，1894年。

　　〔129〕轉引自蔣建國：《廣州消費文化與社會變遷》，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227頁。

　　〔130〕劉志偉：《廣州二百年前就是國際化城市》，載《羊城晚報》，2003年9月30日。

　　〔131〕李鬥《揚州畫舫録》卷十二。

　　〔132〕曾七如：《小荳棚》卷一六。

　　〔133〕轉引自司徒尚紀：《中國南海海洋文化》，中山大學出版社，2009年，241頁。

　　〔134〕轉引自司徒尚紀：《中國南海海洋文化》，中山大學出版社，2009年，241頁。

　　〔135〕潘有度：《義鬆堂遺稿》見潘儀增編：《番禺潘氏詩略》第1册，1894年。

　　〔136〕吴建雍：《1757年以後的廣東十三行》，載《清史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輯。

　　〔137〕威廉·C·亨特：《舊中國雜記》，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94頁。

　　〔138〕《軍機處寄信檔》第1552卷第1册，見《清宫廣州十三行檔案精選》，廣東經濟出版社，2002年，109頁。

　　〔139〕同上書第116頁。

　　〔140〕《軍機處録副奏摺》第298卷第26號，轉引自覃波：《清宫廣州十三行檔案的珍貴價值》，載《歷史檔案》2003年第2期。

　　〔141〕張問安：《亥白詩草》卷三，《洋舶雜詩》。

　　〔142〕趙翼：《檐曝雜記》卷二，《鐘錶》。

　　〔143〕樑恭辰：《東北園筆記續編》卷二。

　　〔144〕紀昀：《閲微草堂筆記》卷五。

　　〔145〕支機生：《珠江名花小傳》不分卷。

　　〔146〕丁克柔：《柳弧》卷二，《表》。

　　〔147〕轉引自蔣建國：《廣州城裏的洋貨和洋貨消費》，載《大經貿》2004年第1期。

　　〔148〕閻宗臨：《從西方典籍所見康熙與耶穌會士之關係》，載《掃盪報》（桂林）《文史地週刊》第4期，1941年3月19日。

　　〔149〕《天主教流傳中國史料》，《文獻叢編》，31頁。

　　〔150〕First and Second Report of the Meclieal Missionary Soeiety in China, 1841.

　　〔151〕W·W·Cadbury and M·H·Jones, At the Point of Lancet, Shanghai.

　　〔152〕W·Lockhant, Medical Miss nary in China, ANarratire of Wenty years xperience, P236, London 1861.

　　〔153〕Wang and Wa, History of Chincse Medicine, 1932, P143.

　　〔154〕範行準：《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人民衛生出版社，1984年，134頁。

　　〔155〕邱熺：《引痘略自序》，嘉慶丁醜敬業堂初刊本，道光百蘭堂復刊本。

　　〔156〕George Theamas Slaunton, Mscellaneous Netices Relating to China and Our Comerial Intepcourse With that Country Pant the Secound, 附録：《新訂種痘奇法詳釋》。

　　〔157〕廖育群：《牛痘法在近代中國的傳播》，載《中國科技史料》1988年第2期。

　　〔158〕《光緒廣州府志》卷一六三，《雜録四》。

　　〔159〕邱熺：《引痘略》。

　　〔160〕王韜：《瀛堧雜誌》卷六。

　　〔161〕史澄等：《同治番禺縣誌》卷四七，《樑國熾傳》。

　　〔162〕邱昶：《牛痘新法全書》序光緒已末宏道堂刻本。

　　〔163〕伍秉鏞：《淵雲墨妙山房詩鈔》下卷。

　　〔164〕蔡恩顯：《民元前後之中國醫藥期刊》，載《中華醫學雜誌》1953年第3期。

　　〔165〕劉澤生：《早期醫學史學者尹端模》，載《中華醫史雜誌》1998年第3期。

　　〔166〕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下卷，《澳藩篇》。

　　〔167〕轉引自曾昭旋：《廣州歷史地理》，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395頁。

　　〔168〕《史料旬刊》，1930-1931年印本，第9期，308頁。

　　〔169〕威廉·C·亨特著，馮樹鐵譯：《廣州“番鬼”録》，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15頁。

　　〔170〕《珠江風貌——澳門、廣州及香港》，香港市政局，1996年，23頁。

　　〔171〕黄佛熙：《廣州城防志》，廣東人民出版社，1944年，621頁。

　　〔172〕英格麗·阿倫斯伯塔：《瑞典“歌德堡號”再度揚帆》，廣州出版社，2006年，39頁。

　　〔173〕《珠江風貌——澳門、廣州及香港》，香港市政局，1996年144頁。

　　〔174〕威廉·C·亨特著、馮樹鐵譯：《廣州“番鬼”録》，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15-18頁。

　　〔175〕曾七如：《小荳棚》卷一六，《南中行旅記》。

　　〔176〕威廉·C·亨特著、馮樹鐵譯：《廣州“番鬼”録》，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38頁。

　　〔177〕威廉·C·亨特著、馮樹鐵譯：《廣州“番鬼”録》，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16-17頁。

　　〔178〕Chinese Repostory《中國叢報》Vol Ⅱ，P199.

　　〔179〕樑廷枏：《粤海關志》卷二七，《夷商二七》，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517頁。

　　〔180〕樑嘉彬：《廣東十三行考》，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353頁。

　　〔181〕《清宫廣州十三行檔案精選》，廣東經濟出版社，2002年，179頁。

　　〔182〕轉引《論廣州與海上絲綢之路》，中山大學出版社，1993年，113頁。

　　〔183〕廣州宗教志編纂委員會：《廣州宗教志》，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193頁。

　　〔184〕亨特著，沈正邦譯：《舊中國雜記》，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90頁。

　　〔185〕《履園叢話·銅匠》。

　　〔186〕方豪：《中西交通史》，嶽麓書社，1987年，763頁。

　　〔187〕張問安：《亥白詩草》卷三，《洋船雜詩》。

　　〔188〕Sinica Franciscana Vol Ⅲ， Boraventura L banez, OFM, A-Au tobiographia, 31 Mart P324-326, 1690.

　　〔189〕轉引《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資料匯編》，人民出版社，1999年，109頁。

　　〔190〕潘華髮撰：《民國潘氏典堂族譜》，民國十三年刊本，43頁。

　　〔191〕張嗣衍：《干隆廣州府志》卷四八，《物産》。

　　〔192〕J·Needham, Wang Ling and D. J. S. Price, Heavenly Clockwork, Cambridge, 1960.

　　〔193〕《内務府造辦處活計檔》，轉引自劉月芳：《清官做表處》，載《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第4期。

　　〔194〕斯丹東著、葉篤義譯：《英使謁見干隆紀實》，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503頁。

　　〔195〕Carlo M. Cipolla, Clocks and Culture, 1300-1700, P97, WW. Nortou & Company, Inc, 1907.

　　〔196〕潘儀增：《番禺潘氏詩略》卷三。

　　〔197〕《清宣宗實録》卷三八三。

　　〔198〕魏源：《海國圖志》卷84，《奕山：製造出洋戰船疏》。

　　〔199〕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争》，上海書店，2000年，第4册，249-250頁。

　　〔200〕《籌辦夷務始末》卷六三。

　　〔201〕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争》，上海書店，2000年，第4册，195頁。

　　〔202〕魏源：《海國圖志》卷二，《籌海篇》。

　　〔203〕諸可寶：《疇人傳三編》。

　　〔204〕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譯本），科學出版社，1978年，第3卷，114-115頁。

　　〔205〕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譯本），科學出版社，第5卷，235頁。

　　〔206〕《皇朝經世文三編》卷四九。

　　〔207〕楊寶霖：《自力齋文史農史論文選集》，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313-316頁。

　　〔208〕劉世馨：《粤屑》，轉引自揚寶霖：《自力齋文史農史論文選集》，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314頁。

　　〔209〕《干隆番禺縣誌·義行傳》。

　　〔210〕《康南海自編年譜》。

　　〔211〕容閎：《西學東漸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83頁。

　　〔212〕《廣東夏葛女醫學校章程（1915-1916）》，廣東中山圖書館藏，1918年。

　　〔213〕廣州培正中學：《培正校史》，1994年，51頁。

　　〔214〕《廣東夏葛女醫學校章程（1915-1916）》，廣東中山圖書館藏，1918年。

　　〔215〕陸丹林：《廣東女志士張竹君醫師》，載《廣東文史資料》，廣東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4輯。

　　〔216〕洪清田：《港大、香港與中國：招孫中山“完整知識”魂》，載《明報》2011年8月21日D3版。

　　〔217〕此畫於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時，曾被法國軍司令弗雷作爲“戰利品”掠往歐洲，後經弗雷家族後人在香港蘇富比拍賣然後回歸故土。

　　〔218〕轉引自張濤：《廣州外銷畫一中國西畫藝術市場的濫觴》，載《收藏界》2007年第10期。

　　〔219〕轉引自陳伯堅、黄啓臣：《廣州外貿史》（上），廣州出版社，1995年，320頁。

　　〔220〕林明體：《嶺南民間百藝》，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176-177頁。

　　〔221〕江瑩河：《清代廣州外銷畫中的瓷器燒造圖研究——以瑞典隆德大學圖書館收藏爲例》，載《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3期。

　　〔222〕利奇温著、朱杰勤譯：《十八世紀中國與歐洲文化的接觸》，商務印書館，1962年，46-47頁。

　　〔223〕轉引自潘剛兒、黄啓臣：《廣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06年，83-84頁。

　　〔224〕章文欽：《最早在我國拍攝的照片》，載《廣州研究》1986年第7期。

　　〔225〕轉引自蔣建國：《廣州城裏的洋貨和洋貨消費》，載《大經貿》2004年第1期。

　　〔226〕趙翼：《簷曝雜記》。

　　〔227〕《康熙與德裏格》，載《掃盪報》（桂林），1941年4月23日，《文史地週刊》。

　　〔228〕洪大容：《劉鮑問答》，轉引黄時鑒：《東西交流史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427-428頁。

　　〔229〕《孫中山選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574頁。

　　〔230〕樑啓超：《欽冰室全集·文集》，中華書局，1981年，574頁。

　　〔231〕轉引胡波：《嶺南文化與孫中山》，中山大學出版社，1997年，1頁。

　　〔232〕郭沫若：《我來廣東的志願》，載《革命生活旬刊》，1926年第5期。

　　〔233〕朱謙之：《文化哲學》，商務印書館，1992年，2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