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南雄市北9公里的珠璣路，唐代稱“敬宗巷”。據説南宋開封祥符無數官員爲避戰亂南遷，過南嶺入住南雄。因祥符有珠璣巷，這些官員爲懷念故里，遂改“敬宗巷”爲“珠璣巷”。此是北宋開始、南宋形成高潮的北方漢人向珠三角移民的必經地。我們以清代廣州十三行行商樑經國天室行家族經珠璣巷南遷珠三角番禺縣（今廣州市）安居立業、發財致富、登科入仕爲例，以見廣府人的來龍去脈。

　　根據《番禺黄埔樑氏族譜》卷首“始祖永成公支派圖”記載，北宋中期，樑家始祖樑文珩由河南南下至廣東，“世居南雄”，經歷其子宏道、孫可禎、曾孫大器四代。到了第五代即大器之子的三兄弟庭琚，庭瑀和庭珩時，約南宋慶元六年（1200）左右，才從南雄經珠璣巷向珠三角遷移。庭琚遷入省城廣州；庭瑀贅遷南海縣佛山漓巷；庭珩遷入南海縣佛山。至南宋末年，庭琚之子廷干由廣州移遷至番禺北亭；咸淳三年（1267年），廷翰遷入順德縣津浦，祥興元年（1278）廷建遷入南海佛山梨港。至廷干之孫、樑勛之子永成於明朝初年始從北亭遷至番禺黄埔村榮西裏（今廣州市海珠區新滘鎮黄埔村），并且由永成這一代算起稱爲樑經國家族的一世祖，共族譜記載：

　　“一世永成，以號行，原名二奴，字子美，配何氏，明初繇番禺北亭遷居黄埔，遂著籍爲廣州府番禺縣茭塘司黄埔人”。

　　傳至十三世祖樑惠連（1704-1768），即樑經國的祖父，大概是從政的，曾受清政府贈予通奉大夫銜。到了十四世祖即惠連之長子、經國之父昭緒（1727—1767），字行，原名顯挺，號雲逵時，則從事鄉村私塾教職。樑慶桂在其著《先曾祖左垣光禄公家傳》中記述：經國之“父食貧，授徒童蒙數十人，日不暇給……。”可見其家境不算富裕，充其量是温飽而已。

　　至十五世祖，即昭緒之獨子經國（字調禮，號左垣）於干隆二十六年（1761）九月初四日出生時，家境仍然是清貧的。尤其是昭緒於干隆三十二年（1767）不幸英年早逝後，經國母子相依爲命，生活更日益困難。是年經國年剛7歲，正是入學讀書之時，但却肩負家庭生活擔子，不能入學，日挑菜到距家30多裏外的廣州做小販賺錢，夜則回家幫助母親織布，雖是童年，但形如成人一樣，非常辛艱。正如《先曾祖左垣光禄公家傳》記述：

　　公諱經國，字調禮，號左垣，雲逵公之子也。少倜儻，四五歲時，日隨父雲逵公上學問字，……及七歲，父殁，哀毁如成人，人始异之。……方是時，無立堆之地，無擔石之儲，母子相依，零丁孤苦。吾鄉距省三十裏而遥，旦夕可往反。公日則出省負販，夜則母子織作，機聲燈影，恒達於旦。稍長，傭工於外，盡累寸積，漸獲贏餘。

　　所謂“稍長，傭工於外”，按其族中父老記憶，是指經國18歲時（1778）入馮氏洋行做伙計，學習洋行商務，從此以後，家境稍好。干隆四十九年（1784），經國23歲娶凌氏時，生活比較富裕了。從此，夫人凌氏在家織布，經國在廣州馮氏洋行經理生意，稍有積蓄，據記載，大約在干隆五十九年（1794），經國的積蓄已有608865銀兩了。再經過14年的努力，終於創辦天寶行，成爲十三行行商之一。其家傳稱：

　　\[公\]年二十三，凌夫人來歸。夫人織衽治家於内，公服賈治産於外，營什一，權子母，豐實益聞。嘉慶十三年，遂承充洋商。

　　所謂洋商，是清朝外洋商人的簡稱，亦是廣州十三行行商之謂也。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實行開海貿易政策後，設立江、浙、閩、粤四海關管理對外貿易。又委托廣州十三行行商直接貿易和管理。到了干隆二十三年（1757），由於發生了“洪任輝事件”，清政府又宣佈撤銷江、浙、閩三海關，僅留粤海關對外貿易，史稱“獨口貿易”，而且一直延續到鴉片戰争後道光二十二年（1842），長達85年之久，使廣東對外貿易獲得高度的發展，進入黄金時代。爲了適應廣東海外貿易發展的需要，兩廣總督吴興祚會同廣東巡撫李士楨和粤海關監督宜爾格圖商議，决定以法律形式制訂廣州十三行行商經營海外貿易和征收關税的辦法，將粤海關的海關税收和國内一般的商品税收區别開來，即海關貿易税和常關貿易税分開，按“住”和“行”兩項税征收。凡是國内貿易者，作爲“住税報單”，皆投金絲行，到税課司納税；凡是海外貿易者，作爲“行税報單”，皆投洋貨行，到粤海關納税。並成立“洋貨行”和“金絲行”，分别經營海外貿易和國内貿易業務。“洋貨行”是專營海外貿易的壟斷商行，當時稱爲“廣州十三行”，作爲經營進出口貿易的商業機構的總稱。隨着海外貿易的發展，廣州十三行後來又分爲外洋行（專門辦理外國商人來廣東貿易業務）、本港行（專門辦量暹羅貢使及貿易事務）和福潮行（專門辦理潮州、福建商人的貿易業務）。實際上，後來廣州十三行行商，都集中經營對外貿易業務了。所以十三行行商，也稱爲外洋行商，簡稱爲洋商。十三行行商，是由清政府批準承充的，所以變爲半官半商的性質，而且多是由身家殷實之人承充。承充後，行商又以“捐輸得官”，清政府索性給行商一個“官”字的封號，稱“某官”，如怡和行的伍秉鑒稱“伍浩官”。天寶行樑經國不僅在困境中創設了天寶行，而且在其他行商繼續處於欠官餉和欠夷債而繼續紛紛倒閉的困境中，以“實在誠信”的經營方法管理天寶行，使之獲得迅速發展並達到鼎盛。

　　但是，天寶行的創立及興盛好景不長，到了道光年間（1821-1850），就一步步走向衰落了。嘉慶末年，由於英國商人在廣州進行鴉片走私貿易，使正常報關的貿易鋭减，加上英國在印度阿薩姆及錫蘭大量種植茶葉，又使廣州的茶葉出口貿易大减。於是，十三行商的貿易備受打擊，行商欠餉欠税屢見不鮮。道光二年（1822），天寶行要向債權人償還30%-50%的債務，負擔甚重；道光四年至五年（1824-1825），又欠繳税餉97262銀兩；道光四年，麥同泰行（Ponequa'shong）破産，因天寶行與其有具結聯保關係而受拖累，“幾乎把經官拖倒”。

　　在天寶行商務日薄西山的情况下，道光七年（1827）十月間，66歲的樑經國“以年老多病、貿易折閲爲由，禀呈粤海關核准，諉其第三子（按家譜應是第二子）綸樞名丞禧接辦行務”。樑綸樞接管天寶行行務後，外國人稱之爲經官二世（KingguaII），以區别於樑經國的樑經官。爲了振興天寶行商務，綸樞首先於道光八年（1828），向清政府“捐輸河南工費銀九萬五千兩”。雖然清廷因此給予他“訓導議叙道員職衔”，但無助於天寶行的發展。道光十七年（1837），樑經國逝世，享年77歲。之後天寶行不斷衰落。到了道光十九年（1839）二月，天寶行欠清政府餉銀已達到208661.9兩，占十三行行商欠餉銀總數的50%，結果又被清廷革去“訓導議叙道員職衔”，并且限令其一年内繳完欠餉。但一年之後，天寶行仍欠餉銀73447.6兩。於是，清政府發出嚴重警告：

　　“屢催罔應，實屬任意延玩，未便再俟姑容，相應請旨將已革訓導銜天寶行商人樑承禧發交南海縣監追，予限一年，勒令折數清款，如届期不完，即行奏以定地發遣，未完銀兩，着落各商攤繳”

　　由此可見，天寶行已面臨破産的危險。幸好樑綸樞於道光二十二年（1842）在本省捐輸海疆經費二萬兩，奉旨議叙道員海運使銜，從而使天寶行化險爲夷，繼續經營行務，並在省中建立相當威信，“每有大事，大府造廬諮詢，綸樞對時局利弊，民生病苦，知無不言，言無不中，故爲大府倚舁”。

　　鴉片戰争，中國失敗。英國政府於道光二十二年（1842），强迫清政府簽訂了《南京條約》十三款，其中第五款規定：

　　“凡大英商民在粤貿易，向例全歸額設行商，亦稱公行者承辦，今大清皇帝準以嗣後不必仍照向例，乃凡有英商赴各該口貿易者，勿論與何商交易，均聽其便”。

　　這麽一來，行商壟斷經營對外貿易事務的特權被棄除了。直到咸豐六年（1856），第二次鴉片戰争爆發，同年十二月十四日夜11時，廣州人民痛恨英國人的侵略行爲，放火焚燒十三夷館，大火蔓延至十三行商館，至十五日下午5時許，具有170多年曆史的廣州十三行，除剩下一棟房子外，全部化爲灰燼。從此包括天寶行在内的廣州十三行在歷史舞臺中消失了。行商各奔前程，有的變成買辦商人，有的充當外商的雇員，有的轉業他途。而天寶行的後人則棄商從政爲官，進而棄官從學爲士。

　　樑經國自幼做小販始，到在困境中創設和發展天寶行，發家致富，算是成功的。但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清朝社會中，他以自己少時“未能讀書爲恨”，更憾“吾族自前明宅處黄埔，内部祀四百，讀書砥行者乏人，顧未有以科第起家者”。所以，他甚爲期望子孫不再重蹈自己的覆轍，而希望他們能讀書登科進仕，光宗耀祖。於是聘請名師管教子弟讀書考試，以期有朝一日入仕爲官，其家傳雲：

　　“經國嚴於教子，賓禮塾師使磨礪灌溉，自是黄埔樑氏乃屢有掇科登仕者矣”。

　　確實如此。經國四個兒子從小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其中第二子綸樞“少讀書，深自刻苦，年二十補縣學生”；第三子綸焕，監生；第四子（綸機）“姿識英特，年十八補府學生，嘉慶二十三年恩科中舉人，道光十六年成進士”。到其孫子這一代，受良好教育者更不乏其人。如長子綸勛嗣子肇元、綸樞次子肇愷、三子肇東、四子肇甲均爲監生，五子肇修爲舉人；綸焕長子肇鏞爲監生；同新長子肇璟爲監生、次子肇煌、肇晋爲進士。至曾孫這一代，受良好教育者更多，如肇元之子慶深，肇東之子慶茆，肇景之子慶恩、慶棻、肇晋之子慶真、慶礪等爲監生，又肇璟之子慶奎、肇煌之子慶桂、慶鏘，肇霖之子慶樺（又名慶瑜）爲舉人；其他爲附生者不計其數。更有數人出國留學者，如慶桂胞弟慶鑾留學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政治經濟學專業，曾任廣東省法政學堂教授。到了玄孫這一代，更普遍受到良好的教育，監生、附生者不可勝數，其中亦有到外國留學者，如綸焕曾孫、慶樺之子廣謙武舉人，並留學日本士官學校和日本帝國陸軍大學，歸國後在北京國立陸軍大學任教官，被孫中山任命爲黄埔軍校創立時（1924）的上校教官（同期錢大鈞、胡樹森、顧祝同等爲中校教官），後任廣東省參謀長；慶桂之子廣照留學日本東京法政速成科。至第五、六、七、八代則受到良好的近現代高等教育，如廣照之子嘉飴畢業於香港聖保羅英文書院；方仲畢業於清華大學經濟係，獲碩士學位；嘉彬畢業於清華大學歷史係，後留學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女翹葆畢業於上海東南醫科大學；方仲之子樑承鄴畢業於武大學生物係；嘉彬之子承天臺灣大學畢業，承中、承基均亦大學畢業。承鄴之子鬆新畢業於中山大學物理係，留學美國阿肯大學獲碩士學位；女鬆英畢業於中山大學地理係。可以説，樑經國的後代是實現了他“未能讀書爲恨”的願望，成爲書香之家。

　　樑經國要給子孫受教育的目的是登科進仕，以填補其“吾族自前明宅處黄埔，……未有以科第起家者”的遺憾。道光十七年（1837），經國逝世後，除了其二子綸樞接管和經營岌岌可危的行務外（1827—1856），其他子孫便不再經商，其中不少人走上了登科入仕和入士的道路。下面，將其子孫情况簡單介紹，由此可知一斑。

　　樑經國之第四子同新（綸機）於道光十六年（1836）考取進士後，先後任翰林院庶吉士、散文授編修、歷充國史館協修、纂修、總纂官，道光二十六年（1846），提督湖南學政，道光三十年（1850），補山東道監察御史；咸豐二年（1852），擢禮部給事中，充陝甘鄉試副考官，是年冬補通政司參議，咸豐四年（1854），擢内閣侍讀學士，咸豐七年（1857），擢通政使司副使，同後十一月，晋昇順天府府尹（統轄領京畿19縣及通、薊、霸、涿、昌平五洲）。

　　同新之二子肇煌於咸豐三年（1853）考取進士後，授翰林院庶吉士，咸豐六年（1856）爲散館編修，咸豐九年（1859）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大考二等第六名授侍講，同治二年（1863）補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教習庶吉士、國史館纂修、實録館纂修，同治三年（1864）充湖北鄉試正考官，同治四年（1865）簡放雲南學政，同治五年（1866）補左右春坊庶子，同治六年（1867）補翰林院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同治七年（1868）補詹事府詹事，同治九年（1870）調補順天府府尹（正三品）；光緒五年（1879）八月充順天文武鄉試監官，光緒二十年（1894）補福建布政使調江寧布政使（從二品），並曾經左宗棠疏薦護理兩江總督。

　　同新第三子肇晋，同治十三年（1874）考取進士，授禮部主事。可惜因病於光緒八年（1882）英年早逝。

　　肇煌二子慶桂於光緒二年（1876）中舉後，任内閣中書、侍讀，光緒三十一年（1905）被公推任商辦粤漢鐵路副總辦（總辦爲樑誠），三十三年（1907）三月初七，受學部派遣以内閣侍讀身份赴美洲籌辦華橋學校教育事宜，宣統元年（1909）一月初二回國，入學部任參議上行走。

　　慶桂之長子廣照（慶驄嗣），光緒二十二年（1896）進庠（縣學），光緒二十五年（1899）留學日本東京法政速成科，回國後任刑部主事。光緒三十二年（1906），刑部改爲法部後，於宣統二年（1910）任法部典獄司主事，宥恤司司副昇授舉叙同員外郎，以主事員外郎總管提牢，總辦秋審。

　　從上所述，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樑經國這一家族從其第四子同新（綸機）登科入仕始，經歷了肇煌、慶桂、廣照四代共75年的爲官進程，可謂是官宦世家，實現了樑經國“以科第起家”的願望。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封建統治後，使得曾經爲官四代的樑氏家族又發生一次大變化，走上棄官爲士，從事教育事業和科學研究的道路。樑廣照抛去爲官生涯，奔走關外東北三省，後因母病殁，回廣州服喪三年。1914年應唐山鐵路學堂之聘，北上任該學堂監學兼國文教員，正式從事文化教育培養人才工作，過着教師的生活，並從此與教學結下不解之緣。後又南下香港，自籌經費設立灌根、長明兩所中學，長達15年之久。同時在香港官立漢文學校任教。1945年抗戰勝利後回到廣州，先在廣州私立知用中學任國民教員，後又受聘於國民大學教席，直至1949年。

　　廣照之次子方仲（原名嘉官），於1933年在清華大學研究院畢業，獲經濟學碩士學位，後入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經濟史組從事研究工作。至1949年3月，應聘爲嶺南大學經濟係教授兼係主任，1952年院係調整後，應聘爲中山大學歷史係教授，至1970年。

　　廣照之第三子嘉彬（字文仲），1932年於清華大學史學係畢業後，回廣州受聘爲國立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編輯員，專心研究廣州十三行，1934年寫成《廣東十三行考》專著，後即赴日本東京帝國大學（今東京大學）文學部留學，1937年留學期滿（1971年補授舊制文學博士學位）。回國後曾任若干所大學的教授。1945年冬去臺灣，繼續從事教育和研究工作，歷任臺中東海大學、臺北政治大學、輔仁大學和中國文化大學等校教授。

　　樑嘉彬先生曾經賦詩來比喻和紀念天寶行行商樑經國後人棄商入仕和棄官爲士的歷程，雲：

　　“高祖京兆尹，未餘一粒粟；
　　曾祖布政使，護理兩江督；
　　身後亦蕭條，只剩兩破屋；
　　四世三卿位，粤中一名族；
　　水清濯我纓，水濁不濯足；
　　家貧莫須憂，境苦莫須哭”。

　　這是相當確切的寫照。

　　上述樑經國家族經珠璣巷向珠三角遷移的歷史事實，只是南宋北方移民珠三角的一個事例。而經珠璣巷南遷珠三角者不乏其人。最突出的是新會棠下鄉，（今江門市蓬區棠下良溪）羅姓祖羅貴率領的33姓97人經珠璣巷南遷珠三角的集體遷徒，是更大規模的移民。2007年，筆者隨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室（文史研究館）文化組到棠下良溪村考察，在羅氏大宗祠，看到大門兩旁的石刻對聯，括了這次移民事件的淵源：

　　“發迹珠璣，首領馮、黄、陳、麥、陸諸姓九十七人，歷險濟間嘗獨任（上聯）：

　　“開莖蓢底，分居廣、肇、惠、韶、潮各郡萬千百世，支流别盡同源（下聯）”。

　　羅貴率衆南遷事在《珠璣徙居事志》有詳細記述：

　　“時因宋官人蘇妃，貌美，其性貪淫，上怒，出蘇妃於冷宫，愈加私慾，變詐出逃，日丐夜宿，别無知覺。南雄府始興縣牛田坊有一富民黄貯萬，備船運糧上京，至關口市灣泊，備禮酬神，有一女子下船丐食，貯萬見其貌美衣破，貯與相戲，其女子匿船不出，貯萬因載而歸。後來，皇上敕復取妃，不知蘇妃出逃之迹，敕兵部尚書張英貴，欽命行文各省司道府縣，嚴行訪緝，經年無迹，上準不行，貯萬將蘇妃立爲寵婦，改姓張氏，無人知覺，因其家人劉莊反主，反出泄漏根（蔽犬），傳溢京都，張英貴知此詐民，違法作孽，恐上究其根（蔽犬）罷職喪身。乃會同通部官僚，密行計議，僞稱廣東南雄府始興縣牛田坊，有賊作亂，流害平民，冒皇上准行，以南雄府牛田坊擇地建作興良平寇所寨，聚兵鎮守，庶國泰安民。時有鄉人羅貴，伊姑丈喬輝，現任京都指揮職，聞獲聲音，遂譴家人赴報，未經旬日，部文批行府縣，嚴行遷徙，時牛田坊五十八村，莫不惶恐，惟耆珠璣裏珠璣巷民居九十八家，至相通透團集，衆曰“‘自祖傳聞南方烟瘴，土廣人疏，必有樂土可居。大家向南而去，但遇安處，岡山融結，田野寬平，又無勢要之處，衆相開闢住址，朝夕相見，仍如今日，於是簽名團詞赴縣。首名羅貴會簽九十八人，蒙縣批準，立文弘案準續向南而去。’”

　　盡管羅貴率衆南遷具體細節在後來的各家姓族譜記載，時間上有紹興元年（1131），咸淳八年（1272），九年（1273）相差100多年的説法，其妃也有蘇妃、胡妃、尼妃的差别，莫衷一是。但是羅貴南遷的歷史却是可信的。這可以從各姓族譜得到證明。如羅貴所率97人南遷，據《英村譜》就有《計開赴難團九十七名》的姓名：

　　羅　貴、麥　秀、李福榮、李應無、伍　悦、吴孟魁、譚君可、張汝學、馮彦彩、馮三才、陸道思、樑　淮、麥信可、吴仲賢、黄復愈、陸以信、曹一常、鄭一元、周彦才、譚廣信、馮元昌、胡漢瑞、高易思、黄　羲、何大參、陳世興、黄可潤、周觀達、趙世常、樑弘益、周君羲、陸雲遠、蘇汝卿、高子啓、胡勝章、蔡春澤、吴國禮、歐以信、陸潤成、文可大、黄仲貴、譚文廣、黎人杰、李伯宗、李德裕、黎元海、吴永奇、趙汝榮、湛英奇、黄文富、蔡二齊、馮大澤、李子龍、黄天挺、樑淳化、何汝祥、黄悦中、伍之露、盧明遠、郭子交、黄秀係、阮可益、區孔道、高　遠、湯　佐、馮道立、黎聖進、李聖悦、馮元澤、陳子龍、譚廣孚、周伯通、陳世興、謝忠不、黄聖永、陸榮澤、黄文禮、黎文達、何鵬羽、廖德舉、吴仁禮、黄　棠、何一裹、伍顯才、温大化、尹中奇、黄元生、陳世道、李子才、馮元愈、黎成初、麥　全、馮德恩、周子逵、曹元瑞、陳　猷、陸訚聖等。

　　這説明以羅貴爲首領的33姓97人大規模遷移至珠三角是實實在在的。

　　根椐黄慈博先生收集南海、番禺、順德、新會、香山、鶴山、東莞、廣寧、寶安、曾城、恩平、陽江、清遠等縣的廣府民系家譜和族譜統計，先後經南雄珠璣巷南遷的除了羅貴此33姓97人外，還有其他姓氏40多姓，如遷往東莞的李、張、劉、陳姓，增城的劉姓，新會的李、麥、區、陳姓；清遠的朱姓；恩平的樑姓；陽江的司徒姓等。《麥氏族譜》記述，宋咸淳九年（1273）；麥必榮五兄弟，携家眷200多人經珠璣巷南遷珠三角，並散居於南海、廣州、順德、香山、東莞、番禺等縣市。又據汪廷奎主編《廣東通史（古代上册）》統計，中山圖書館藏廣東275部75姓族譜，有187部64姓記載宋代人口南遷廣東的内容。其中北宋南遷者38户，遷至南海、番禺、東莞、新會、香山五縣者有24户；南宋南遷者有163户，遷置前述五縣者122户。

　　羅貴率衆經珠璣巷南遷珠三角成功，而他們的後裔在南下之後，成爲珠三角地區開發的生力軍。正如《珠璣村33姓97人流徙銘》所記述：

　　“九十七人，開闢烟瘴。三十三姓，方鎮南方，子孫萬代，爲國棟樑。文經武緯，愈遠愈昌”。

　　確實如此，這些移民帶來中原的先進生産工具和耕作技術，辟土種糧。到了明清時代，整個珠三角地區迅速發展成爲一片文明的沃土和經濟發達的地區。而這些移民有的發財致富，有的昇官發財。如新會縣棠下鎮石頭村的盧觀恒，祖上也是隨羅貴南來新會定居的，他40歲尚未成家，只身到廣州爲十三行商看倉庫、貨物，取得外商信任，托之出售貨物，從而獲利發財，於干隆十七年（1792）承充行商，創立廣州十三行之一的廣利行。他經營商業有方，使廣利行迅速發展起來，1796年居行商第三位，1797年躍居第二位，1800年，與同文行商潘有度一起被任命爲十三行總商，其財産達2000萬兩白銀，僅次於擁資2600兩的怡和行行商伍秉鑒，同號稱當年的國際富豪。

　　而羅貴一家後裔，更是開枝散葉，有的勤於讀書，登科入仕，有的經商發財，出國投資。羅貴髮妻金夫人育有五子，在珠璣巷出生者名清之、慎之、輝之、光之和曦之。二子慎之，率先中舉，又聯捷進士，後爲官福建太守，後再擢吏部尚書（相當於今天的部長）。羅貴二妻田夫人生四子，名温之、淳之、紹之、信之，其中一子中解元。明朝著名思想家陳白沙爲《羅氏族譜》作序時曰：“百粤之羅，多出琴軒貴翁之九子也”。確是如此，到了清朝，羅氏後裔，更勝於前代，如清道光六年（1826）進士，翰林“粤東四家”之一的羅天池；道光十五年乙末恩科解元羅芳；武德騎尉、四川衛宗武舉羅始麟；原國民黨中央委員羅光海。稱雄中街，“七頭家”的羅貴第二十三代人羅奇生，則走上經商致富的道路。他利用清政府實行廣州獨口貿易的政策，經商茶葉、絲綢等貨物，乘舯舡船，横渡太平洋，開往美國的金山。但被臺風刮往新加坡，即隨遇而安，在那裏與同鄉謀圖經商創業，後生意越做越大，絲綢布匹、五金瓷器、紅漆傢具、日用百貨樣樣兼營。最後羅氏商號100多間，又開大片種植園，富可敵國。

　　至於從良溪“一支散九葉”的羅貴率衆的珠璣巷移民，到明清時代，力换狂瀾的英才也層出不窮。諸如良溪附近的白沙村陳獻章，成爲獨樹一旗的江門學派之首領；其學生湛若水，成爲“天下莫不知者白沙先生”。其後又有被譽爲嶺南百科全書的屈大均；以至名震宇宙的戊戌變法的二君子康有爲和樑啓超，以及民族民主革命家孫中山，等等，都是經珠璣巷南遷族群的佼佼者，正如屈大均早就指出：

　　“吾廣故家望族，共先多從南雄珠璣璣巷而來”。

　　又孔子後裔孔昌弼因避朱温之亂而南遷韶州正昌（現南雄市平林村），成爲孔氏廣東始祖，後其孫孔成休於太平興國二年（977），遷居廣州城西彩虹橋，又成孫爲珠三角始祖，其後裔爲散居於珠三角各地。據統計，孫氏後裔今居廣州者達一萬多人，居珠三角者有10多萬人。正是因爲經珠璣巷向珠三角移民，結果使珠三角的經濟迅速走向近現代化的道路；使珠江文化（或説嶺南文化）走上先進文化的前列；使珠三角的政治走向先進政治的行列，正如郭沫若先生1926年發表《我來廣東的志願》所説：

　　“我們要改造中國的局面，非國民革命策源地的廣東不能擔當；我們要革新中國的文化，也非在國民革命的空氣中所醖釀的珠江文化不能爲力”。

　　（黄啓臣，中山大學歷史係教授、廣東省文史館館員、廣東廣府學會顧問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