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一段時間的醖釀和籌備，我們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决定與廣東南雄珠璣巷後裔聯誼會合作，一是共建“廣東省廣府人珠璣巷後裔海外聯誼會”，一是在聯誼會中設立“廣東廣府學專業委員會”（簡稱“廣東廣府學會”），前者已經廣東省僑聯正式批準、廣東省民政廳登記，後者也經理事會通過，今天舉行成立大會，同時舉行廣府文化學術研討會，熱烈歡迎並衷心感謝各位領導和專家學者的光臨和支持。

　　珠江文化研究會與南雄珠璣巷後裔聯誼會合作辦這兩件事，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厚的文化淵源和學術基礎的。早在1992年秋我被聘任爲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開始，我們一班珠江文化學者，即先後到南雄珠璣巷和封開縣考察，找到廣府文化和嶺南文化的源頭。1995年霍英東、黎子流倡導成立的南雄珠璣巷後裔聯誼會，就是在我們考察時，發現珠璣巷的中原移民後裔文化和尋根文化的基礎上成立的。此後我們陸續從南雄珠璣巷挖掘和提出：中華姓氏文化、古道文化、海陸絲綢之路對接通道文化，以及相關的江門良溪“後珠璣巷”文化、東莞鳳崗“客家第一珠璣巷”文化等，在我們編寫的大型史著《中國珠江文化史》中，珠璣巷文化佔有重要一頁，并且被列入首批20個“珠江文化星座”之一。簡直可以説，從1992年至現在2012年的20年來，我們的珠江文化工程，一直是以廣府文化研究爲主綫、以珠璣巷文化爲重心而進行的，所以，我們的合作有深厚的文化和學術基礎的。

　　正因爲20年來我們一直以廣府文化爲主綫而進行珠江文化工程，所以我們的學術成果，也主要反映在廣府文化的研究開發上。由此，我想借廣府學會成立的機會，將我們對廣府文化的研究成果進行一次梳理，又同時對廣府文化的歷史發展進程進行一次梳理，將兩者結合進行，是頗有意義的。因爲我們發現和提出的五座廣府文化里程碑，恰恰正是廣府文化五個歷史時期的象徵和標誌。

　　第一座里程碑：“廣府首府”爲標誌的漢代開端發祥時期

　　明末清初的著名廣東學者屈大均，在他的代表作《廣東新語》中指出：“廣東居天下之南……天下文明至斯而極，極故之發之也遲。始然於漢，熾於唐於宋，至有明乃照於四方焉。”這段話，精確地指明瞭廣府文化是“始然於漢”，即從漢代開端發祥。那麽，是在哪裏“始然”的呢？以什麽爲“始然”的依據和標誌呢？我們珠江文化學者就從尋找“廣”在哪裏開始，找到了“廣府首府”爲第一座里程碑標誌。

　　1993年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室正式成立參事文教組，着意爲政府提供文化諮詢的同時，研究廣府文化、嶺南文化、珠江文化。1996年3月，在時任封開縣委書記徐少華同志邀請下，到封開、梧州考察，發現這裏即是“廣”的所在。源於漢武帝於元鼎6年（公元前111年）平定嶺南時，從聖旨“初開粤地，廣布恩信”中取出“廣信”二字，爲當時管轄嶺南九郡的“交趾部”（後稱交州）首府所在地的縣名——廣信縣，即現在封開（含梧州），故而有“廣信首府”之稱，簡稱“廣府”。此乃“廣府”一詞之由來，也即是“廣信文化”概念之緣起。因爲自漢武帝至三國東吴（即從公元前111年至公元264年）持續375年，將近四百年都是以“廣信”爲首府州治，東吴永安七年才以“廣信”爲界，分設交州和廣州；後到宋代，又是以“廣信”爲界，分設廣東、廣西。可見“廣”，是指“廣信”、“廣信首府”、“廣府”。廣府文化的開端發祥，是爲期近四百年形成的“廣信文化”，即以“廣府首府”爲里程碑而標誌的歷史時期。這是廣府文化發展史的第一時期。

　　這個歷史時期的廣府文化，從1996年到2011年，我們以“四部曲”的進程（即：1996年對封開——嶺南文化古都的發現和論证、2004年對封開——廣府文化發祥地的定位和論证、2006年對封開——廣信文化形態的提出和論证、2011年對封開——古廣府首府的再次定位和論证），進行了步步深入的論证。概括而言，這個歷史時期的廣信文化是開端發祥期，其文化特點也是開端發祥的特質與形態。

　　這是由於嶺南原是百越族捿身之地，有其本土文化。自秦始皇派任囂、趙佗統一嶺南以後，中原文化進入嶺南，與本土百越族文化從對撞到“雜處”，並有開始結合之勢。但由於趙佗帶領的南下勢力比較單薄（50萬大軍）、時間不算長（93年），還未融合而搆成爲一種特定文化形態。自漢武帝兩路大軍南下，匯於“廣信”，開始新的州治，政通人和，社會穩定，百廢俱興，吸引了戰亂頻仍的中原人大量南下，更促使中原漢文化爲主導的與本土百越族文化的結合與交融，且持續四個世紀之久，自然形成爲一種既有兩種文化元素而又與原本文化不同的新形文化。這樣，在其形成初期，以開端發祥爲其特質與形態是必然的。

　　從這個時期的代表性文化中都可看到這些特色。如：被屈大均稱爲“粤人文之大宗”的陳欽，原是中原至廣信的移民，他與兒子陳元共創“古文經學派”，既是中原儒家文化在嶺南之延續，又是廣府文化具有漢儒文化元素之啓端。之後士燮兄弟承繼經學派，更顯出廣府文化之發祥。廣信牟子《理惑篇》以儒家詢問方式宣講佛學，是中國首部佛學著作，既是中國佛學啓端，又有廣信文化兼融性的色彩；尤其是粤語，是古漢語與百越語結合的産物，珠江文化學者葉國泉、羅康寧發現其源頭在廣信，是研究廣信文化的巨大貢獻，因爲粤語即廣州話，原名廣府語，即廣信首府語之謂也。講廣府語者屬廣府民係，廣府語流行區爲廣府文化區，講粤語者爲廣府人。粤語之源在廣信，廣府人文之源也在廣信。

　　第二座里程碑：“珠璣巷”爲標誌的唐宋開拓進取時期

　　屈大均説廣東文化“熾於唐於宋”。“熾”，熱也，即進入“熱點”時期。就廣府文化而言，在這時期的“熱點”表現，主要是“移民熱”而展現的開拓進取精神。“珠璣巷”文化實質是移民文化。“珠璣巷”本身，是移民的産物，是移民開拓進取精神的産物，也即是這個歷史時期的里程碑和標誌。因爲這種精神，一直主導着唐宋兩朝近五百年的廣府文化發展歷程。

　　唐代賢相張九齡開鑿大庾嶺梅關古道，是這個時期的啓端，也是這種精神的始現和發展條件。因爲這條古道的開鑿，本身就是杰出的開拓進取行爲，而這條古代的“高速公路”，溝通了中原與嶺南的往來，爲中原大批移民南下提供了交通條件，從而在中原連年戰火紛飛的歷史背景下，唐宋兩朝先後有三批百萬南下移民，從梅關古道經珠璣巷轉移嶺南各地，而且零散移民一直絡繹不絶。這個歷史時期的移民潮，與廣信時期的移民有很大不同，廣信移民的來源除軍隊外多是零散遷移，南下後多分佈在粤桂一帶，而梅關珠璣巷移民多是成批姓氏族群遷移，而且大多是分佈在珠江三角州一帶。因此，造成了在廣信時期之後，以梅關珠璣巷爲祖地，又産生了一支廣府民係，或者説因有此新的血液，而將廣信時期形成的廣府文化推向新的發展階段，以開拓進取的精神和面貌，將廣府文化推向第二歷史時期。

　　“珠璣巷”標誌的這種開拓進取精神，突出表現在南下移民帶來嶺南的中華姓氏文化。這是嶺南本土所無的。秦始皇南下大軍和漢代廣信時期已有遷入，但未完全普及。唐宋期間，從珠璣巷南遷姓氏達156姓之多。尤其是南宋時，以羅貴爲首的36姓氏族群南遷至江門良溪，之後又分散珠江三角洲各地，對開發珠江三角洲起到重大作用。現在各地的姓氏祠堂，就是這種姓氏文化南遷的産物和實证，也是“珠璣巷”文化普及嶺南各地的實证，也是廣府文化開拓進取精神的産物和實证。我們先後從珠璣巷和番禺考察和提出開發中華姓氏文化和祠堂文化課題，從江門良溪發現和論证“後珠璣巷”文化，就是對廣府文化開拓進取精神的持續發現和研究成果。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2《地語》説：“吾廣故家望族，其先多從南雄珠璣巷而來，蓋祥符有珠璣巷，宋南渡時諸朝臣從駕入嶺，至止南雄不忘枌榆所自，亦號其地爲珠璣巷，如漢之新豐以志故鄉之思也”。清末民初著名學者樑啓超，1923年在北京清華及高師兩校演講《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其中對珠璣巷多有叙述：“廣東在漢稱南越，其土著蓋雜擺夷。當在六朝時，冼氏以巨閥霸粤垂二百年，冼擺夷著姓也。……今粤人亦無自承爲土著者。各家族譜，什九皆言來自宋時，而其始遷祖皆居南雄珠璣巷。究含有何種神話，舉粤人竟無知者。要之，廣東之中華民族，爲諸夏與擺夷混血，始尚無疑義。”（樑啓超：《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中華書局，1989年，第16頁。）劉正剛教授在《晚清僑鄉的珠璣巷認同》一文中，對樑啓超這説法解讀説：其意思是指“廣東人是漢族（諸夏）和非漢族（夷）混血的結果，但標榜爲中華民族的廣東人誰也不承認自己是土著，各家編纂的族譜多主張始遷祖在南雄珠璣巷。廣東人之所以不承認是土著的原因，在於土著等於非漢族（擺夷）的觀念盛行，如果承認是土著，就會擔心被視爲非漢家係。”這些説法，説明珠璣巷文化的移民及其與本土百越族融合性質，更證實廣府文化的開拓進取精神所在。

　　從張九齡的《開鑿大庾嶺路序》中，我們發現這條路還具有對接海上與陸上絲綢之路的通道功能，經實地考察和歷史驗证，其作用確實如此。這項文化遺産，其性質和功能，也是“珠璣巷”文化開拓進取精神的結晶和載體。其經濟上的對接通道作用不必細説，其移民功能、尤其是向海外的移民功能更突出而影響巨大。上述羅貴率領的南下族群就是沿着這條對接通道，經幾代人的努力而向海外移民的。江門五邑一帶華僑特多，稱“中國僑都”、“世界僑鄉”，就是實证。僑鄉文化正是廣府文化一大特色。這也是珠璣巷文化開拓進取精神的實证和體現。

　　從唐宋時期的名人文化看來，都是充滿和貫串着開拓進取精神的。以開鑿大庾嶺而名聲大振的唐代賢相張九齡，政績的特色是開拓進取；他還是初唐詩壇清淡派領袖，是嶺南第一詩人，被稱珠江文化古代詩聖，即使是客家人，也充滿廣府文化色彩和開拓進取精神。六祖惠能也同樣如此，雖然佛教禪宗不同民係文化範疇，但從哲學思想而言，惠能的“頓悟”禪學，也是與廣府文化開拓進取精神异曲同工的。宋代嶺南詩人兼外交家餘靖，是中國首部海洋學著作《海潮圖序》的作者，其内容和影響都是開拓進取的。這些代表性的文化現象都説明唐宋時期廣府文化的歷史和精神特色，是開拓進取。

　　第三座里程碑：“兩廣總督府”與廣州“十三行”爲標誌的明清興旺發達時期

　　屈大均説廣東文化發展，到明代才有“照四方”之勢，可謂具有興旺發達的精神和色彩。其實，從明代到清代、直至鴉片戰争前也當如此，爲期也有四百餘年。在這個歷史時期中，時間跨度最長、文化作用最大、文化内涵最廣的載體，是“兩廣總督府”和廣州“十三行”，所以將襾者共列爲廣府文化第三座里程碑，並標誌明清時期的興旺發達的文化特質與形態。

　　“兩廣總督府”始設於明代景泰三年（1452年），清代干隆十一年（1746年）撤銷，共達300年之久。這期間，總督府先後設於梧州、肇慶、廣州，開始是爲平定瑶亂的軍事功能，後爲中央派駐的一級政權，統管兩廣内外事務，包括經濟、軍事、文化、外交事務。這些政府職能，使得其在廣府民係和廣府文化發展上起到重要作用。首先是在兩廣地域的一體化和平亂穩定，進一步促使了中原移民與本土百越族後裔的融合，鞏固和擴大了廣府民係和廣府文化的地域範圍，這是廣府文化興旺的重要基礎和標誌；另一方面，由於以陳瑞、王拌爲代表的官員，批準和支持以利瑪竇爲代表的傳教士，從肇慶開始輸入西方現代文明，以“西學東漸”之風，使中國揭開了接受西方海洋文明的新史頁，也促使廣府文化最早接受西方海洋文明因素，並使總督府所在地肇慶、廣州成爲東西方文明交流的橋頭堡，成爲廣府文化向海外傳播的中轉站。所以，“兩廣總督府”具有這個歷史時期廣府文化里程碑的標誌意義。

　　如果説“兩廣總督府”主要在政府職能上發揮其興旺發迏廣府文化的作用，那麽，廣州“十三行”則可以説是從對外商貿上發揮了興旺發達廣府文化的功能。“十三行”是明清兩朝專門負責對外貿易的機構，既有與外國做進出口生意的商家性質，又有海關的職能。開始由13個行商（洋商）組成而得名，此後有增有减而名不變。自明代嘉靖年間始辦，至清代同治年間鴉片戰争結束，持續300餘年之久。尤其是在干隆年間，清朝規定全國僅廣州“一口通商”，更使十三行興旺發達，使其代表的粤商成爲全國六大商幫（粤、晋、徽、浙、蘇、閩）之首。是商業集團，又是金融集團，代表人物文化素質高，亦商亦儒，多是經濟産業投資，亦有文化投資，有國内投資，亦有國際投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十三行在世界許多國家或地區設有商務代辦機構或僑民會館，如：日本、馬來西亞、新加坡、毛裏求斯、菲律賓、美國、泰國、加拿大、秘魯、古巴等；有往來關係的國家更多，如：緬甸、柬埔寨、澳大利亞、俄羅斯、葡萄牙、西班牙等；十三行與這些國家不僅商貿往來，且有文化往來；尤其是華僑會館，更是廣府文化的海外驛站，是使廣府文化“照四方”的中轉站。這些都是十三行具有明清時期里程碑意義的依據和標誌所在。

　　明清時期廣府文化的興旺發達，還突出體現在學術文化上。明代陳白沙創立的“江門學派”、湛若水創立的“甘泉學派”，天然、淡歸創立的“海雲學派”等，尤其是屈大均以《廣東新語》等著作，創立了“粤學”，爲廣府文化奠下了理論基礎，是廣府文化興旺發達的重要標誌。第四座里程碑：“虎門銷煙”與《三家巷》爲標誌的近現當代對撞兼容時期

　　1840年林則徐在廣東虎門銷燬鴉片的壯舉，揭開了中國近代史的歷史序幕，也揭開了廣府文化的近代史頁。從文化學而言，百年近代的廣府文化形態，是對撞兼容；將近百年的現當代廣府文化，雖然内涵與近代不同，但形態也大致如此，故而並爲一個歷史時期論述；其里程碑標誌，也並列兩個爲一座：近代爲“虎門銷煙”，因爲這偉大曆史事件影照近代中國百年史；現當代則推歐陽山的著名小説《三家巷》，理由是：這部長篇從廣府文化縮影了從1911年至1949年中國現代史，也縮影了廣府文化半世紀；同時，又因爲這是凝現廣府文化的鴻篇巨製，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當代時期，多年成爲文壇和文化論争的焦點，也可謂30餘年時代風雲的縮影，所以亦可以其爲廣府文化在當代時期的里程碑標誌。

　　廣府民係和廣府文化主要地帶，在南中國海邊陲，西方海洋文化，無論“武攻”或是“文進”，皆由此登陸，首當其衝，得風之先。由於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海洋文化差异甚大，又因長期閉關政策與西方更是隔閡。因而兩種文化相會，必然嚴重對撞。自虎門銷燬而開始鴉片戰争以後，百年近代史，皆可説是中西文化對撞史，又可説是兼容史，即對撞中兼容，又兼容中對撞，反復交錯，持續不斷。處於“海浪”之尖的廣府文化，尤其如此。也正因爲如此，其代表性的思潮與人物往住都是得世界之先、領全國之先，而其代表思想文化的特質與形態，也都是對撞兼容的，俗話説是“中西合璧、亦中亦西”的，但却是領潮争先的。如：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容閎的《西學東漸記》、康有爲的《大同書》、樑啓超的《新民説》、陳焕章的《孔門理財學》、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等等，是中華近代優秀文化，也是近代廣府文化對撞兼容的樣板和精華。

　　廣府文化在現代時期的對撞與兼容對象較多，包括西方文化和東方日本文化，以及來自北方的黄河文化、長江文化；在當代時期，則主要是蘇聯文化、革命文化、以及其他地域文化、民係文化、民族文化。雖然中國的現代和當代時期，國家的性質和社會制度不同，但就廣府文化而言，它在發展中與其他文化的對撞兼容方式，則是大同小异的，而且是有一貫性和繼承性的。

　　歐陽山和他的代表作《三家巷》就是典型實例。歐陽山可説是現代和當代廣府文化代表作家，他自幼在廣州長大，讀書，從事文藝活動。20世紀20年代，他是以西方現代主義作品《玫瑰殘了》步入文壇的；30年代上半期，他在廣州倡導“粤語文學”；30年代下半期，他在上海主張“歐化”的革命文學；40年代初他在重慶提倡抗日大衆文化和“新現實主義”；40年代下半期，他在延安轉爲“新寫作作風”的解放區文藝。他在現代時期的這些創作發展過程，充分體現了在他身上的廣府文化先後與西方現代文化、歐化文化、革命文化、解放區文化從對撞到兼容的過程。建國後的當代時期，他仍在持續這過程，而且做得更充分更徹底，他不僅提出了明確的“古今中外法、南東西北調”的創作主張，而且創作了體現其主張和獨特風格的巨著《三家巷》（即《一代風流》五卷）。

　　《三家巷》的内容和影響，也典型地體現了現代和當代廣府文化的對撞兼容特色。小説所寫廣州一條小巷中的周、陳、何三家三代人在現代三十年的糾角，有家庭、親戚、鄰里、同學、戀愛、情人、朋友、恩怨等聯結關係，又有階級、政治、經濟、利益、感情等的對立衝突；這些糾葛，既發生在日常生活環境和風俗節慶中，又發生在硝烟彌漫的政治軍事衝突的時代鬥争中，主人公周炳及其他主要人物的廣府文化素質，都在小説的全部情節中展現，與其他文化元素的對撞兼容也都同時展現，既展現了每個廣府人的個性和典型性，又展示了廣府文化在日常生活與時代鬥争中的形態與發展。當代數十年圍遶《三家巷》論争的性質，在政治鬥争、文藝鬥争的背後，還有着文化上的對立衝突，都内藴着廣府文化的對撞兼容的特質與形態。

　　以歐陽山爲代表的廣東作家群（或稱嶺南文派），從群體到個體都體現這種文化對撞兼容的特質與形態。廣府人陳殘雲、吴有恒、黄谷柳，與潮汕人秦牧、客家人杜埃，各屬不同民係，但嶺南文化素質相同；各人創作道路、藝術風格各异，但文化的對撞兼容的特質形態相同。如：陳殘雲在現代時期以《中國詩壇》和電影《珠江泪》震動文壇，當代時期則以長篇小説《香飄四季》和電影《南海潮》成爲珠江文化的典型代表，他以散文《珠江岸邊》體現廣府文化，又以《熱帶驚濤録》反映海外華僑文化。吴有恒以《山鄉風雲》三部寫嶺南的山和海；黄谷柳以《蝦球傳》三部寫珠江的疍家習俗。秦牧以散文《花城》寫透廣府之美，又以《黄金海岸》、《憤怒的海》寫遍海外風雲。杜埃以散文《鄉情曲》、《花尾渡》並現客家與廣府風情，又以《風雨太平洋》三部盡現海洋風雨。而且，這些作家都是貫串在現代和當代文壇中叱咤風雲的。

　　著名的嶺南畫派，近代時期是居廉、居巢以嶺南文化爲本，吸收日本文化而開創，啓端即是對撞兼容的文化特質與形態。發展至現代和當代的代表人物高劍父、陳樹人、關山月、黎雄才、趙少昂等，都是這種文化特質形態的繼承發展和各自個性化的創新。

　　廣府人冼星海創作著名的《黄河大合唱》，成爲享譽中外的音樂大師，顯然與他的廣府人文化素質，加之他留學海外、先後在上海和延安從事革命活動的經歷有密切關係，正是在這些經歷中他與中外多種文化的對撞兼容，使其成爲有深廣文化素質而又自成一格的大家，這正是廣府文化特質的典型體現。

　　廣東音樂和粤劇，是廣府文化之寶，也是廣府文化的典型體現。兩寶的創始和發展，都與廣府文化的地區與發展史密切關聯，都是在各歷史時期與多種文化對撞兼容的産物和體現。廣東音樂《賽龍奪錦》、《平湖秋月》、《旱天雷》、《雨打芭蕉》、《步步高》等名曲，曲牌即是鮮明的廣府文化，曲調本身既有廣府鹹水歌等小調的底韵，又有明顯的西洋輕音樂的格調與旋律，其誕生和繁榮於珠江三角洲水鄉，在商品經濟發達的年代，正就是其廣府文化發達的體現和碩果。被稱爲“南國紅豆”的粤劇也同樣如此。粤劇的母語是粤語，又名廣州話，古稱廣府語，是古漢語與百越族語逐步融合而成。粤劇劇種源於南來的弋陽腔、崑腔，嫁接本地的民俗文風、越俗歌謡而成。兩種基本元素都是文化的對撞兼容的産物和體現，所以粤劇也即是廣府文化的藝術瑰寶。

　　第五座里程碑：“珠三角經濟圈”爲標誌的當代開放繁榮時期

　　20世紀80年代初在深圳、珠海開辦經濟特區，標誌中國揭開了改革開放的時代史頁，也揭開了廣府文化的新史頁。但作爲這個歷史時期的里程碑標誌，還是以國務院2008年頒佈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綱要》所確定的“珠三角經濟圈”建設目標爲好。因爲這實際上是廣東改革開放前30年的總結，又是以後20年的前進座標，而且必會産生持久的影響。另一方面，“珠三角”是廣府文化的中心地，“珠三角經濟圈”的建設過程和目標，實則也是廣府文化中心地或“文化圈”的建設過程和目標，所以應以此爲廣府文化這個歷史時期的里程碑標誌。

　　這個歷史時期的廣府文化特質和形態，是開放繁榮。因爲經濟是基礎，經濟的開放繁榮必然造就文化的開放繁榮。開放繁榮是“珠三角經濟圈”的特質與形態，也必然是廣府文化在這個時期的特質與形態。主要表現在：

　　1.現代文化的全國和世界影響

　　改革開放初期，從特區傳入的海外文化，經廣府文化過濾而成爲廣府文化載體而向全國傳播，自南向北卷起了陣陣“南風”，成爲時代領潮文化，如：鄧麗君代表的時代音樂、金庸的武俠小説、《大地恩情》、《霍元甲》代表的香港電視、《濤聲依舊》代表的時代歌曲、《我應該怎麽辦》代表的僑屬在文革中受難的“傷痕小説”等等。之後在衣、食、住、行、玩各項生活文化，以至生、老、病、性、死各項社會人性關懷的生命文化，都在全國、以至世界領潮争先。

　　2.傳統文化的發掘與傳承

　　廣府文化歷史悠久，源遠流長，有豐富的文化積澱，有深厚的文化傳統。在改革開放時期，經過發掘與傳承，焕發新的生命，成爲文化和精神之魂，也是廣府文化開放繁榮的重要方面和體現。如：“江神”龍母文化、“海神”媽祖文化、僑鄉文化、水鄉文化、龍舟文化、醒獅文化、疍家文化、蠶桑文化、絲綢文化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許多被評爲世界文化遺産，國家級或省級的物質或非物質文化遺産，如開平碉樓、粤劇等等。

　　3.聯誼紐帶文化的新活力

　　廣府文化是中原移民與本土百越文化結合而來，有濃厚的移民性和姓氏族群性，造成了廣府人聚居的地方，大都有地域同鄉會和會館。各類宗親姓氏祠堂之類的聯誼宗親載體，形成爲一種聯誼紐帶性質的文化。這種文化現象和載體，是廣府民係及其後裔特有、特深、特廣的，不僅在廣府文化區域，在海外、省外都很普遍，尤其在美國和四川省，因爲廣府移民特多。過去視這種文化現象爲封建迷信，改革開放後才有新的認識，才有新的活力。廣東南雄珠璣巷聯誼會成立近20年的光輝成果，就這種新活力的結晶，現在易名爲“廣府人珠璣巷海外聯誼會”，是廣府文化更開放繁榮的新起點和新標誌。

　　4.廣府文化研究和廣府學的興起與發展

　　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掀起了商品經濟浪潮，也掀起了與世界同步的現代文化熱和研究浪潮，廣府文化熱及其研究也應運而起，並造成廣府學的興起和發展，大有趕超早巳形成的潮學、客家學之勢。這也是改革開放時期廣府文化開放繁榮的特質和形態的體現之一。

　　我們珠江文化學者，就是在中國和世界性的文化熱大潮的時代背景下，同步開展珠江文化與廣府文化研究的，也即是以廣府文化研究爲主綫、以珠江文化研究爲板塊而進行文化學研究的。20年來，我們堅持參事文史工作與科學研究結合、古今文化與現實需要結合、文案研究與田野考察結合、發現整合與論证策劃結合，習億年史，走萬裏路，寫千字文，著百種書，初步爲廣府文化和珠江文化梳理出系統，2009年我們編寫的300萬字《中國珠江文化史》出版，2011年我們贈送中山圖書館100餘種《珠江文化叢書》等珠江文化著作，就是我們的梳理成果。

　　應該特别指出的是，這些著作是珠江文化研究成果，包括廣府文化研究成果在内，而且其中是以廣府文化研究爲主、爲多。我現在所寫的《廣府文化的五座里程碑及其標誌的五個歷史時期》的全部内容，都可以在這些著作中找到出處，我們對五座里程碑的發現或提出的時間、方式、論據、論证、著作都從中可查，對五個歷史時期的史料和狀况也大都有所記述，我寫此文，不過是既對我們研究廣府文化的成果作出梳理，同時對廣府文化發展歷程，作初步的輪廓式的梳理，爲日後編寫廣府文化史作鋪墊，爲建設廣府學投塊敲門磚，也爲這次學術研討會抛磚引玉。

　　（黄偉宗，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中山大學教授、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會長、廣東省廣府人珠璣巷後裔海外聯誼會常務副會長、廣東廣府學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