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不僅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一科學命題，而且反復指出關於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構想。根據鄧小平的有關論述和我國社會主義改革的初步實踐，我們認爲，關於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構想，最主要的有下列幾個方面：

　　一、以社會主義爲主體的一國兩制

　　世間一切事物都是在相互聯繫、相互矛盾中存在和發展的。只有處理好各個事物之間的聯繫與矛盾，才有辦好一件事情的可能。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走自己的路，同樣必須處理好各種矛盾。其中，處理好中國大陸同香港、澳門、臺灣等地的關係，創造一種氣氛良好、和緩統一的國内環境，有利於從全局上把握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開展，保護和發展我國社會生産力。

　　因此，鄧小平指出，我們的政策是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具體説來，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内，大陸十億人口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臺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他還指出：“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想是我們從中國自己的情况出發考慮的。”我國的現狀是：大陸的社會主義和香港、臺灣的資本主義，誰也不好吞掉誰，用武力解决，雙方都是不利的，而實現國家的統一，是民族的願望。面對着這個新問題，就得用新辦法即一國兩制的和平方式來解决。這從世界歷史上看，還没有先例。實行這種政策，既不是一時的感情衝動，也不是玩弄政治手腕，而完全是以我國實際情况爲基點，充分照顧到香港、澳門、臺灣的歷史和現實。因爲香港、澳門、臺灣問題的和平解决，不僅可以减少國際争端，而且還可以爲解决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各種國際争端提供一個範例；同時，對於香港、澳門、臺灣等地本身來説，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能够保持它們的繁榮和穩定，因而能爲絶大多數港澳臺人士所接受。

　　關於對香港問題所采取的立場、方針和政策，鄧小平指出，我國政府在1997年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後，香港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法律基本不變，生活方式不變，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國際貿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變，香港可以繼續同其他國家和地區保持和發展經濟關係。北京除了派軍隊以外，不向香港特區政府派出幹部。我們派去的軍隊，是爲了維護國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預香港的内部事務。我們對香港的這些政策，保证五十年不變。

　　對於臺灣問題：我們承認其地方政府在對内政策上可以搞自己的一套。臺灣作爲中國特别行政區，雖是地方政府，但同其他省，市的地方政府以至自治區不同，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區所没有而爲自己所獨有的某些權力，條件是不能損害統一的國家的利益。祖國統一後，臺灣特别行政區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性，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司法獨立，終審權不須到北京。臺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只是不能搆成對大陸的威脅。大陸不派人駐臺，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臺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臺灣自己來管。中央政府還要給臺灣留出名額。

　　實行以上政策，會不會改變大陸的社會主義？不會。因爲“中國的主體必須是社會主義”， “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是不會改變的，永遠不會改變”。我們實行一國兩制的政策，不是犧牲社會主義的主體，而是堅持以社會主義的主體爲前提的。中國共産黨致力於社會主義事業，這是任何情况下都不會動摇的堅定信念。實行一國兩制政策，和平解决港澳臺問題，正是從中華民族的根本前途和根本利益出發，更好地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順利進行，堅持和發展大陸社會主義這一主體，同時也使社會制度不同的特殊地域得以繁榮穩定，從而形成强大統一的國家，以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二、以自力更生爲立足點的對外開放

　　鄧小平運用唯物辯證法關於内因是事物發展變化的根據，外因則是這種發展變化的條件，外因要通過内因才能起作用這一原理，深刻指出：“我們搞的現代化，是中國式的現代化。我們建設的社會主義，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我們主要是根據自己的實際情况和自己的條件，以自力更生爲主。”他又説：“象中國這樣大的國家搞建設，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這叫做自力更生。”這“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象我們這樣大的國家，不靠自己内部的力量、全國人民的力量來辦現代化建設事業，是根本行不通的。對外開放，就是在這個立足點上的對外開放，而不是離開這個立足點，吞下損害我國權益的苦果，變成依賴外國力量的附庸。中國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有自己的聰明才智和開創精神，以貢獻全部力量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爲最大光榮，以損害社會主義祖國的利益、尊嚴和榮譽爲最大耻辱。否定這個立足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就失去内在的發展變化的根據，與唯物辯證法的要求背道而馳。

　　但是，自力更生並不排斥對外開放。中國長期處於停滯不前的落後狀態，一個重要因素，就是閉關自守。由於種種原因，在本世紀50、60、70年代，基本上是關起門來搞建設，浪費了不少人力、物力和財力，浪費了許多寶貴的時間，更無法從根本上改變落後的面貌。要搞社會主義現代化，離開對外開放，是無法實現的。這是因爲，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搞現代化建設，我們缺乏經驗，缺少知識，缺少資金，困難很大。只有在堅持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世界一切國家建立、發展外交關係和經濟文化關係，長期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充分利用外國智力，引進先進技術，吸引外國資金彌補自己的不足，才能盡快地趕上發達國家的水平。當然，不能生搬硬套，跟在洋人後面亦步亦趨。從唯物辯證法的角度上説，光講内因是不行的，必須有一定的外因作爲加速事物發展變化的催化劑。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看不到外因的重要作用，是没有出路的。然而，有了一定的外在條件，如果不通過自己的消化，搞洋躍進，也會把事情搞壞。所以，正確地處理自力更生與對外開放的關係，是必須時常注意的問題。在當前，尤其要端正對對外開放的認識。

　　需要明確的是，對外開放，是世界性的，不能片面理解爲只是對某一地方或國家的開放。鄧小平指出：“對外開放，我們還有一些人没有弄清楚，以爲只是對西方開放，其實我們是三個方面的開放。”一是對西方發達國家的開放。我們吸引外資、引進技術等等，主要是從那裏來的。二是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開放。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我們只是對這一方面開放，此後把門一關，没有進展。現在即使國家關係不能够正常化，也可以做做生意，搞技術合作，合資經營，技術改造。三是對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開放，吸取這些國家的長處，“有很多文章可做”。

　　從十一届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對外開放政策已取得可喜的進展。據統計，到1985年9月爲止，實際利用各種形式的外資已達200億美元；興辦合資企業1800多個；引進的幾千項先進技術和關鍵設備，支持了我國能源、交通、農業、原材料工業、科學教育等方面的重點建設，對促進我國現有企業上質量、上品種、上水平，提高經濟效益起了積極的作用。這些事實證明，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大大增强了我們自力更生的能力，加快了現代化建設的步伐。有些同志擔心實行對外開放會衝擊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會“喪權辱國”，這是没有根據的。因爲：

　　第一，我國現在已建立起以公有制經濟爲主體的强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從1950年到1983年累計，工業中全民所有制單位基建投資新增加的固定資金，加上流動資金，大約已達1萬億元。而至1985年9月止，我國引進外資的總額爲200億美元，這在我國國民經濟中只占一個極小比重。就是吸引幾百億、上千億外資，也衝擊不了我國强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只會成爲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

　　第二，我國對外開放的性質完全不同於舊中國的門户開放。舊中國的門户開放，是在帝國主義武力訛詐喪權辱國的情况下進行的，完全處於被迫狀態，根本談不上平等互利的關係。現在的對外開放，則是在維護國家權益的前提下，主動自覺地開放，并且成爲長期的基本的國策。在同外國簽訂一切經濟技術合作協議時，都是遵循平等互利原則；在中國境内的外國企業和其他外國經濟組織以及中外合資經營的企業，都必須遵守我國法律，只能在規定條件下開展經營活動，依法取得一定利潤。

　　三、以經濟特區爲開放基地、沿海開放城市爲跳板，逐步向腹地推進，帶動全國經濟起飛

　　爲了更好地實行對外開放這一長期的基本的國策，必須有實行這一國策的開放基地。創立經濟特區，就是創立實行這種國策的開放基地。現在，創立經濟特區的問題，已經不是理論上争論的問題，而主要是實踐上如何總結提高的問題。從十一届三中全會以來，已經創辦了深圳、珠海、汕頭和厦門等四個經濟特區。這些特區的情况怎樣呢？

　　根據有關資料，一、1984年在利用外資、引進先進技術方面：與外商簽訂各種經濟合作項目1400多個，與國内外客户簽訂協議投資額爲9億美元，當年實際使用3.3億美元，截至1984年年底，四個特區共與外商簽訂各種經濟合作協議已達4000多項，協議投資額達40億美元，實際投資爲8億多美元。二、基本建設速度加快。1984年已完成基本建設投資20億元，比1983年增長73%。其中深圳已從過去的邊境小市鎮，發展成爲各種基礎設施、工業廠房、商業樓宅、旅遊場所基本配套的新興城市。其他三個特區也都初具了投資環境。三、工農業生産迅速增長，1984年産值達到33.4億元，比1983增長62%。其中深圳增長100%。四、經濟效益有較大提高。1984年的財政收入達到7億多元，比1983年增長40%。其中深圳增長50%，工業企業的利潤增長160%。五、除深圳外各特區都相應擴大了面積，其中珠海特區的面積由原來的6.7平方公里調整爲15.6平方公里，汕頭特區由原來的1.6平方公里調整爲52.6平方公里，厦門特區由原來的2.5平方公里擴大到厦門全島和鼓浪嶼，共達131平方公里。

　　這些事實證明，“特區將成爲開放的基地，不僅在經濟方面、培養人才方面得到好處，而且會擴大我國的對外影響”。我們要把經濟特區辦成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管口、知識的窗口、對外政策的窗口。

　　我們不僅要創辦經濟特區作爲開放基地，而且還要設立沿海開放城市，作爲溝通開放基地與腹地之間的跳板，帶動全國的經濟起飛。到1984年5月止，我國政府已確定了14個沿海開放城市，情况也是令人高興的：一、吸引外資、引進先進技術的步伐明顯地加快。1984年14個城市同外商簽訂的中外合資、合作經營、外商獨資企業的合同數和協議投資額、引進技術的項目數和成交額都相當於前五年的總和。二、這14個城市與内地發展了横向的經濟聯繫。其中大連與東北三省初步商定要興辦180多個工業項目；連雲港與隴海鐵路沿綫的省份簽訂了100多個經濟技術合作的合同；南通市與200多個科研單位、高等院校建立了科技協作關係。這不僅加速了這些城市本身的發展，同時也帶動了内地與之協作的單位或地區。三、更令人振奮的是，我國政府已經决定，要將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閩南厦漳泉三角地區開闢爲沿海經濟開放區，并且準備在今後適當時機，將北方的遼東半島和膠東半島也開闢爲沿海經濟開放區，使我國北起大連港，南至北海市，形成一個對外經濟開放的地帶，促進和帶動内地的建設。

　　這一構想，是對於唯物辯證法關於點與面這一對矛盾關係的正確運用。没有開放的基地不行。有了開放基地而没有溝通它與廣大腹地的跳板也不行。有了開放基地和開放跳板，但不把它們有用的經驗和辦法加以推廣，從而帶動廣大腹地的經濟發展，這就會失去創立開放基地和選擇開放跳板的最終目標。

　　四、以生産責任制爲基本原則的經濟體制改革，推動城鄉協作,互相促進，共同發展，日趨繁榮

　　中國本是個農業國，現在仍有80%的人口在農村。中國社會能否安定，首先要看到農村能否發展，農民生活能否改善。因此，必須把發展農業切實地放在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上，這也是對内搞活經濟所必須。在最近6年間，黨領導農民進行的農村經濟體制的改革，創造了多種形式的聯産承包責任制，從而克服了長期存在的生産上的瞎指揮和分配上的平均主義，把小規模的分户經營與專業化、社會化生産結合起來，使集體所有制的優越性和億萬農民的積極性統一起來，既繼承了合作化的積極成果，又解决了農業中一個長期没有解决的根本性問題，終於找到了真正在中國土壤上産生的、適合當前農村條件的新形式。據統計，1983年全國有138個縣農業總産值比1978年翻了一番，其中蠡縣、濱縣、武城、無錫等四個縣（市）增長兩倍以上。農業生産在前年大豐收基礎上又獲得了全面增産。8億農業人口的收入持續增長，農村商品經濟發展的趨勢越來越猛，已成爲國内市場的重要支柱，並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發揮着越來越大的推動作用。

　　農村的經濟體制改革，已經或正在推動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當前正在或將要進行的以城市爲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無疑旨在克服妨礙社會生産力發展的公有制中的弊端和缺陷，逐步形成適合我國國情的新經濟體制。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首先應該是企業有充分活力的社會主義”。現行體制上的種種弊端，恰恰集中表現爲企業缺乏應有的活力。所以，增强企業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企業的活力，是以城市爲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這就要求解决好國家和全民所有制企業之間的關係，擴大企業自主權，要解决好職工和企業之間的關係，保证勞動者在企業中主人翁的地位。總之，要使企業真正成爲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成爲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産者和經營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發展的能力，成爲具有一定權利和義務的法人。這樣做，既在全體上保证整個國民經濟的統一性，又在局部上保证各個企業生産經營的多樣性、靈活性和進取性，有利於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爲此，在企業内部明確對各個崗位、每個職工的工作要求，建立以承包爲主的多種形式的經濟責任制，堅持責、權、利相結合，國家，集體利益相統一，職工的勞動所得同勞動成果相聯繫的基本原則，城市經濟就會象農村經濟一樣出現新的高漲。

　　從上可知，在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中，不論是農村還是城市，實行生産責任制，打破“大鍋飯”的政策，都是普遍適用的。雖然“工業有工業的特點，農業有農業的特點，具體經驗不能照搬，但基本原則是搞責任制，這是肯定的”。可以設想，由於在城市實行以生産責任制爲基本原則的經濟體制改革，將會極大地推動農村下一步的改革。農村自給半自給經濟向商品經濟發展，由傳統農業向現代化農業發展，必由城市提供更爲有利的條件。那時，城市改革將釋放出更大的活力，向農村提供更多更好的生産資料和生活資料，推動科技、人才、信息等大規模地向農村擴散；城市也對農村的發展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尤其是要求農業提供數量更多，質量更高，品種更加豐富的農産品。因此，一個城鄉合作，互相促進，共同發展，日趨繁榮的局面，就一定會出現在我們的面前。

　　五、在特别注意建設物質文明的同時，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

　　鄧小平指出，在社會主義國家，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在執政以後，一定要致力於發展生産力，並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就是建設物質文明。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忽視了發展生産力，所以現在“要特别注意建設物質文明。與此同時，還要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這裏提出了很重要的問題：

　　首先，是否致力於發展生産力，建設物質文明，是鑒别社會主義國家政黨是否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標誌。馬克思主義是最注意發展生産力的。共産主義的含義就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没有生産力的高度發展，社會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按需分配就是一句空話。爲了實現共産主義，在社會主義階段，最根本的任務就是發展生産力，而且要比資本主義發展的速度更快，才能把貧窮的社會主義變爲富裕的社會主義。

　　第二，是否在發展生産力、建設物質文明的基礎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是檢驗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是否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標誌。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執政黨要敢於領導全體社會成員在發展生産力、建設物質文明的基礎上，使全體社會成員在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上逐步得到提高。社會主義就是要達到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富裕的目標。到本世紀末，我國要達到小康社會的水平，就是依據這一目標，實事求是地提出的奮斗方向。當然，共同富裕並不等於所有社會成員在同一時間以同等速度富裕起來。因爲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是以勞動爲前提的，勞動者體力智力上的差别，所提供的勞動在質和量上必然存在差别，掌握先進技術和勞動方式在時間上也有先有後；再者，勞動者贍養的人口不同，以及各個地區、各個企業自然條件、生産條件的不同，由此形成勞動者富裕程度和時間上的差别。只有允許和鼓勵一部分地區、企業和個人先富起來，才能對大多數人産生强烈的吸引和鼓舞作用，並帶動越來越多的人一浪接一浪地走向富裕。無疑，“提倡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是爲了使先富起來的地區幫助落後的部分更好地發展起來，而不是兩極分化。提倡人民中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也是同樣的道理，要一部分先富的人幫助没有富的人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之一。

　　第三，在特别注意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還必須强調重視知識，重視人才，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廣大人民有共産主義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紀律。國際主義、愛國主義都屬於精神文明的範疇”。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各種構想，都要以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來統帥，作保证。例如，無論發展國民經濟，還是改革經濟體制，都迫切需要大批既有現代化經濟、技術知識，又有革新精神、勇於創造、能够開創新局面的經營管理人才，特别是企業管理幹部。但是，據統計，1983年全國有1.3萬多名經管類大學畢業生，只能滿足全國需要的17%左右，1984年也只能滿足19%。另方面，即使有了人才，而不加尊重，我們的事業也不能搞好。我國十億多人口，知識分子只占0.6%左右。其中有些人還没有得到很好的起用。對此鄧小平十分尖鋭地指出，《决定》共十條，最重要的是第九條，就是“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八個字。能不能發現人才，使用人才，是“事情成敗的關鍵”。當然，我們所講的人才，不僅要有文化，更要有共産主義理想、道德和紀律。現在要特别强調理想和紀律的重要性，以糾正新形勢下出現的那些不正之風，保障改革的順利進行。

　　鄧小平關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科學命題和科學構想，内容是極其豐富的。對此所進行的研究和探討，還做得很少，亟待學術理論界的共同努力。本文也僅僅是一次嘗試和探索，不對之處，懇切希望批評指正。 

　　（這是作者發表在《青海社會科學》1986年第4期的論文，反映了作者當時對鄧小平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初始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