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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現階段家庭、個人的精神文明建設現狀與特點

  在探討個人、家庭與社會在精神文明建設方面相互作用的基礎上,進一步認識現階段我國家庭與個人的精神文明建設的現狀及其特點,是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落實到千家萬户的重要環節。否則,對其主流的現狀及主要的特點心中無數,建設個人與家庭的精神文明就是一句空話。

  在人類歷史上,先後出現過血婚制的血緣家庭、伙婚制的普那路亞家庭、偶婚制的對偶家庭和專偶制的一夫一妻制家庭。一夫一妻制的最偉大的道德進步,就是性愛的産生。但是資本主義社會却使兩性關係商品化。在有産者方面,所謂自由締結婚約的外衣下却隱藏着依個人財産而規定雙方身價的交易;在無産者方面,大批婦女迫於生活不得不出租她們的肉體。這是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本身所無法解决的矛盾。西方流行的性解放之類的觀念和行爲,固然是對資本主義社會一夫一妻制度以及傳統道德觀念的一種抗逆,但也不外是這種制度内在矛盾的一種畸形産物。結束這種虚假的一夫一妻制,建立起真正的一夫一妻制,唯一的出路,就是通過無産階級全面改變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實踐的鬥争。這在社會主義國家是已經根本解决了的問題。在我國現階段,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會以來,隨着物質文明建設的改觀,在個人與家庭精神文明建設方面,正在出現新的情况。

  一、家庭結構有了新的變化

  主要表現,一是家庭規模縮小,户均人數减少。我國“六五”規劃重點項目之一的“五大城市家庭研究”表明,京、津、滬、寧、蓉5大城市的抽樣調查,户均人數爲4.08人;農村家庭規模也有縮小趨勢。二是家庭類型趨於小型化。家庭類型一般分爲5類,即單身家庭(配偶死亡,一人獨住)、核心家庭(一對夫妻及未婚子女組成)、主幹家庭(兩代以上,每兩代有一對夫妻)、聯合家庭(同代中有兩對以上夫妻)和其他家庭(上述4類以外的)。我國5大城市抽樣調查的結果:單身家庭占2.44%,核心家庭占66.41%,主幹家庭占24.29%,聯合家庭占2.30%,其他家庭占4.56%。這説明,核心家庭占比重很大,城市家庭趨向小型化。農村情况也一樣。三是家庭職業結構方面,正由單一型轉向多樣型,這在我國農村是比較明顯的。

  二、家庭職能有了新的變化

  家庭職能的變化,反映着社會制度、經濟狀况和家庭結構等方面的變化。我國現階段家庭職能的新變化,正是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和逐步發展的文明建設的體現。一方面,我國廣大城市,家庭的物質生産職能已由社會化大生産所代替,因爲在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單位就業的人數逐年增多,這些家庭自身的物質生産職能則基本消除;另方面家庭物質生産職能却不斷增强,一是城市個體户,二是廣大農村在普遍實行以家庭經營爲主的聯産承包責任制之後的農户,其生産經營管理則集於一家之中。也就是説,過去被“左”的政策約束了的這一大部分家庭自身的物質生産職能,通過放寬政策而充分發揮了它的歷史作用。這是完全符合我國社會生産力還相對低下的國情的。家庭這種物質生産職能因現階段所有制不同而呈現出的矛盾狀態是一種正常現象。從城鎮家庭和農村家庭的消費職能看,普遍是逐年豐富和擴大了。由於收入逐年增多,家庭日用消費品擁有量也相應增多,對花色品種的要求也逐步講究,因而引起家庭消費職能的更新,不斷改善家庭衣、食、住、行和其他方面的條件。此外,在家庭教育職能、生育子女職能、贍養父母職能、承擔社會義務職能和休息娱樂職能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變化。

  三、家庭成員地位、人際關係、生活方式和生活觀念也有了變化

  隨着家庭經濟的改善,家庭成員的地位變化就較爲明顯。我國傳統的家庭,是以父子爲軸心的,婦女則處於“三從”的地位。但這種情况現在已澹薄起來了。在一個家庭中,誰對家庭貢獻大,誰在家庭中的地位就比較高。這可以説,不少家庭已由家長制向民主制過渡或轉化,能人當家的越來越多,年輕人、婦女(特别是媳婦)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隨之改變。衆多的家庭在解决了温飽之後,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出現了日趨和諧、團結和睦的新局面。以真正的愛情爲基礎的婚姻,已逐步成爲現實。由於文明家庭、文明街道、文明村鎮建設的興起,鄰里之間的人際關係也有了變化,扶貧濟貧,合作共事,相互謙讓的風尚已逐步形成。現在,我國的大多數家庭的生活水平開始由温飽型向小康型變化,從物質型向文化型變化,從封閉型向開放型變化,從生活方式的單一型向多樣型變化。在廣大農村,不少家庭也開始從自給型向商品型變化。在這些變化過程中,個人與家庭的許多舊有觀念也隨之變化。這些變化總的趨向是有利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對於其中存在的問題,則要加强引導,使其健康發展。

  從我國現階段個人與家庭的現狀與發展的主流出發,我們可以看到其精神文明建設的一些主要特點:

  (一)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我國現階段個人與家庭的精神文明建設,是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爲指導的

  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集體主義原則,是當前大多數個人與家庭自覺遵守的原則。

  我們知道,集體主義的根本特徵,就是個人利益、家庭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和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它要求人們在個人和他人關係上,反對利已主義,强調先人後已,先公後私,關心人,愛護人,幫助人,個人利益要服從集體利益和國家利益,必要時犧牲個人利益,維護集體利益和國家利益。在對待工作和勞動的態度上,要有主人翁的責任感,積極負責的態度,精益求精的技術。在對外關係上,要把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結合起來,既不排外封閉,又不媚外崇洋,既不喪失人格國格,又不傲慢無禮。當然,集體主義的原則並不排斥個人正當的權益。在社會主義憲法中,個人的合法利益是受保護的。過去由於“左”的思想的干擾,個人的合法權益不受重視,因而集體主義的原則也不可能真正實行。現在我們必須擺正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的關係,在堅持集體主義原則的前提下,讓個人的合法權益得到充分的肯定與發揮。這些基本要求,表現在個人與家庭中,就是家庭成員高尚的思想境界和主動承擔家庭、社會的義務和責任的行爲。由於集體主義原則爲大多數個人與家庭真正作爲精神文明建設的精神動力,我國個人與家庭的思想覺悟的水準是空前高漲的,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社會個人、家庭對集體、對國家的關心,是隨處可見的。對個人、家庭的命運同國家和集體的命運關係的認識,通過“十年内亂”的沉重教訓之後,使人們在實踐中得到了進一步的昇華,從而極大地加强了對國家和集體的信賴與關注。所以,集體主義原則作爲大多數個人與家庭自覺遵守的原則,這是我國現階段個人與家庭的精神文明建設的最本質的特點。

  (二)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我國現階段個人與家庭的精神文明建設,既繼承和發展了歷史上勞動人民的優良傳統,又吸收了現代世界先進國家優秀的精神養料,並使之相互結合

  我國是偉大的文明古國,歷來重視個人與家庭的修養,“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是衆所周知的名言。我國勞動人民勤勞勇敢,艱苦檏素,向往夫妻恩愛,尊老扶幼,兄弟團結,鄰里和睦,忠誠老實,疾惡如仇等等。這些在今天的社會裏,都是應該繼承與發揚的良好品德。我們的個人與家庭的精神文明建設正是繼承與發揚了這些優良傳統的。隨着個人與家庭文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在繼承這些優良傳統方面就必定會越來越深刻,越來越有成效。中華民族優良傳統的全面光大,是個人與家庭精神文明建設極盛的重要表現。當然,任何一個民族的個人與家庭,如果不善於吸取外來的有益的精神素養,尤其是在現代社會中,是很難站得住脚的。唯其如此,我國現階段的個人與家庭的精神文明建設,正面臨着如何立足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需要,在繼承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的前提下,還要承擔努力尋求適應於我的外來的有益精神素養的艱巨任務。這個任務被提到比任何時候更爲突出的地位,决不是偶然的,隨心所欲的。它關係到我國社會個人與家庭是否有可能走上世界文明先進行列的問題,關係到我國社會主義的命運與前途的問題。因此,在我國當前以及很長的時期内,廣大群衆以個人或家庭的形式,自覺與不自覺地在那裏學習、消化外來的所能接觸到的有益的精神資料,應該説,這是我們的精神生活由比較地貧乏走向比較地豐富的前奏。所以,發揚優良的傳統和積極吸取外來的滋養,同時使兩者結合起來,這是我國現階段個人與家庭精神文明建設的鮮明特點。

  (三)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我國現階段個人與家庭的精神文明建設,展示了多種多樣的形式

  這些形式是很有特色的,例如在城鎮,我們有文明個人、文明家庭、文明街道、文明班組、文明工廠、文明單位、文明市鎮、文明路段、文明城市等形式。在農村,除了文明個人、文明家庭之外,還有文明村、文明鄉、文明區、文明縣等形式。同時,軍隊參與文明建設的行列,在廣大基層尤其是在農村或街區的文明建設中發揮了很好的作用。這些形式都是在我們的國度上土生土長的。在一定條件下,形式很重要。形式適合於國情,就能更好地表現國情所要求的内容,社會主義的個人與家庭的精神文明建設就能爲群衆喜聞樂見。實踐證明,上述形式是行之有效的,因而表現出我國現階段個人與家庭精神文明建設在形式上的獨有的特點。

  (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我國現階段個人與家庭的精神文明建設,是在高水平的精神動力與低水平的精神條件中進行的

  以馬克思主義爲指導,這是個人與家庭的精神文明建設的精神動力。這個精神動力的水平是很高的,只有社會主義國家才能運用它來推動個人與家庭的精神文明建設,從而提高人們的精神境界的普遍高漲。這是我們優於資本主義世界的特點。但是,我們的精神條件,即文化、科學、技術、教育、體育和衛生,等等,許多方面落後於當代先進國家的水平。這是在個人與家庭的精神文明建設中不能不面對的事實。因此,在精神動力上“揚長”,在精神條件上“避短”——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物質力量來認真克服,才能使低水平的精神條件得到穩步的改善。這是我國現階段個人與家庭精神文明建設在程度上矛盾着的特點。揭示這一特點,目的在於使我們的頭腦更爲清醒,使一些經常持“精神文明建設用不着多少投資”的人的觀點有所改變。

  (這是作者發表在《現代哲學》1986年第4期的論文,多家報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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