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施政績效“不及格”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民進黨的陳水扁在台灣執政已經一年了。這一年來的施政績效如何？張麟征、丁庭宇、柴鬆林等多位著名教授及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等，給陳的評分都是“不及格”，國民黨主席連戰批評説“這一年來台灣每一方面都在退步、沉淪”，新黨召集人謝啟大稱陳水扁的執政就像“小孩玩大車”，民進黨主席謝長廷承認民進黨的執政“與社會期待有很大落差”，連陳水扁的親信沈富雄也坦言“包括陳水扁本人，大家都覺得做得不好”。歷史就這樣開了一個辛辣的玩笑：一年多前抱著“把台灣向上提升”的願望而投票支持陳水扁的選民，在陳上台一年後卻非但沒有找著台灣正“向上提升”的感覺，反而痛苦地發現台灣正越來越快地“向下沉淪”。
　　
　　這一年來，台灣政局動盪不已，天災人禍絡繹不絶，扼要而言，最基本、最突出的問題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兩岸關係方面，儘管陳水扁講了“四不一沒有”和“統合論”之類的話，被認為意在同“台獨”拉大距離並向“新中間路線”靠攏，但由於陳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和拒絶“一個中國”原則、否認“九二共識”，在“戒急用忍”問題上口説要調整而實際不邁步，“小三通”成為畫餅，“大三通”設置障礙，加上“文化台獨”及“務實外交”、對美軍購的一系列動作，使北京對其深抱戒心。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隨著四月以來中美關係的緊張，台灣當局似乎又有“政策右轉”的跡象，擬議中的調整“戒急用忍”的措施推遲出台，原定七月開放的大陸人民赴台觀光也被押後，陳的智囊甚至揚言明年將“（對大陸）不再隱忍，要主動出擊”……，照這樣的態勢發展下去，兩岸關係非但無法走出緊張格局，反而有對抗進一步升級的危險。
　　
　　第二，經濟發展方面，陳水扁非但未能兑現其上台時許諾的“為台灣的經濟再造新方向與新動力”的支票，反而因其決策的失誤造成台灣經濟每況愈下：傳統産業哀號震天，民眾投資信心盡失，今年頭兩個月的民間重大投資案金額比去年同期減少四成；股市大幅下挫，企業紛紛出走，人民的痛苦指數不斷攀升；對外貿易增長滑坡，預計全年出口增長率將從去年的22％大幅下降至今年的5％左右；據當局在3月底公佈的統計，失業率已經高達3.73％，而一項民間單位的統計則為8.4％，不論這兩項統計有何出入，當前台灣失業率已為二十年來之最高值，則是不爭的事實；當局已不得不把今年的經濟增長率預測值從原來的6.3％降為5.25％，而很多研究機構甚至悲觀地認為到年底的實際經濟增長率可能要跌到5％以下……。第三，島内政局方面，非但未能解決黑金問題與憲政矛盾，反倒使這些問題進一步發酵而生出一系列政治風波，整個政局簡言之就是一個“亂”字。最突出的問題有二：
　　
　　（1）行政效率不彰，政府機器“空轉”現象嚴重。無論是當初唐飛的“全民政府”還是後來張俊雄的“少數政府”，“閣揆”都沒有經過任何行政歷煉，“内閣”成員則來自四面八方，理念不同、默契不足，各部會之間經常各吹各的調。碰到重要事情則相互推諉、觀望，“八掌溪”事件中，全台民眾通過電視眼看著四位災民活活被洪水捲走；“核四”事件中，從悍然宣佈停建到被迫復工，決策之粗糙草率，令人嘆為觀止，造成了34億元的巨額損失而沒有任何人站出來承擔責任，更是對責任政治的公然嘲弄；墾丁污染事件中，有關部門在事發23天後才採取措施，污染損失高達新台幣60億元，再一次充分暴露行政系統的效力低下。
　　
　　（2）一年來唯一得到較多肯定的舉措是在掃除黑金的問題上做了一些實事，但可惜虎頭蛇尾，如尹清楓軍購弊案，本來陳水扁自稱“不惜動摇國本也要查到底”，然而當線索發展到可能牽出李登輝等“大人物”時，案子就查不下去了；而對顔清標案的偵察，又被人批評為選擇性辦案，是“緑色恐怖下所展開的政治迫害”。最為令人不滿的是，在初嚐權力的聖果之後，民進黨已經迅速的被權力腐蝕，今年4月舉行的民進黨初選，賄選、買票傳聞不斷，北部“立委”爭取關鍵黨員的開價是每票3000元新台幣，南部則高達每票5000元，不分區“立委”候選人的花費從1000萬元到上億元不等，論者指出：“黑金、賄選是國民黨一直到今天都洗不盡的污名，然而如今我們正在目睹民進黨大幅度地邁向這個大染缸”。民主憲政並沒有隨民進黨的“緑色執政”而進步，民主進步黨因此被譏為民主“退步”黨。
　　
　　二、施政“不及格”的原因
　　
　　以上問題的産生，有台灣社會、經濟結構的固有矛盾及“李登輝後遺症”等因素，但更主要地應歸罪於“扁政權”的自身缺陷：
　　
　　（一）民進黨有兩塊“神主牌”，即“台獨”與“反核”，從多次民調結果看，這二者都不能得到多數民意的支持。陳水扁的當選也只有近40％的得票率。因此無論從基本理念到實際得票率，民進黨的政權都是“少數政權”，若想讓行政機器順利運轉，必須尊重這一基本事實，與代表多數民意的在野聯盟洽商妥協、包括成立聯合政府，才能收功。然而陳水扁越是意識到自己的執政基礎只有“少數民意”，就越是要依賴其基本選民，即使他本人想做一些向主流民意的妥協，也往往因為其基本選民的掣肘而告吹。結果是民進黨的“轉型”難以完成，意識形態的沉重包袱卸不下來，具體表現就是堅持不修改“台獨”黨綱和奉行“實質台獨”路線、無視“國會”多數的反對而輕率宣佈停建“核四”。用親民黨主席宋楚瑜的話講，這是一種“對内歧視特定族群，對外仇視中國人”的政策，而這種偏執的政策對内必然激化同在野黨的矛盾，無法促成島内族群和解與政黨之間的良性互動，對外則必然惡化兩岸矛盾，使台海僵局無法突破，連鎖反應就是政局的持續動盪，以致影響到經濟的滑坡。
　　
　　（二）在決策機制和領導作風上，不僅在野黨的意見得不到尊重，甚至民進黨中央也被撇在一邊，民進黨中央落入“邊陲化”的尷尬境地，“立院”黨團夾在中央黨部與陳水扁之間無所適從。黨政關係究竟如何擺，是“以黨領政”還是“以黨輔政”、還是“以政領黨”，還是“黨政分離”？誰也説不清楚。為協調民進黨中央、“總統府”、“行政院”和“立法院”黨團四者間的關係而成立的“九人小組”只是擺設，以致於有些小組成員建議解散，身為民進黨“立院黨團總召集人的”周伯倫更以“不受尊重”、“徒有虚名”為由四度拒絶出席小組會。事實上，陳搞的是個人説了算的“一言堂”，有了功勞歸自己，出了問題則推給人家。這種威權式領導風格和決策機制還是延續從兩蔣到李登輝的“强人政治”的傳統，它既同台灣民眾對於政治參與擴大化、決策多元化、透明化的民主要求完全背道而馳，也不符合民主社會政黨政治和責任政治的基本原理。
　　
　　（三）最早民進黨是作為體制外的挑戰力量出現的，陰錯陽差而今卻成了體制内的領導者。但儘管政權到手，當年搞“街頭運動”的“造反派心態”卻未能全抛，因此不時要露出無視乃至敵視“中華民國”現行體制的尾巴，陳水扁拒絶出任“國統會”主委，試圖以“跨黨派小組”來架空“國統會”，就是其不尊重體制的一例。從“造反”的心態出發，把其他政黨視為“死敵”和整肅對象，自然就缺乏政黨間互動妥協的技巧。如對待連戰的粗暴做法促成了在野聯盟的成軍；無視“立法院”多數的意志而企圖在“核四”問題上强行闖關，面臨“罷免”危機時鼓動支持者到街頭鬧事，這些都屬於“造反派”的表現，結果碰壁而返，自取其辱。
　　
　　三、“扁政權”的前途
　　
　　儘管存在上述弊端，但從不同政治背景的多家民調看，民進黨的民意認同度還是略高於親民黨，遠高於國民黨，這又該如何解釋？筆者認為原因有三：
　　
　　（一）台灣雖然近年來快速邁向民主化，但長期形成的民粹政治的傳統仍為基本的政治結構特色。在民粹政治的架構中，最高領導者個人擁有相當數量的民眾群體的狂熱崇拜甚至迷信，當其執政地位受到挑戰時，可以直接訴諸這些狂熱支持者而取得壓服政敵的資源。台灣政治史中曾經存在過的“蔣青天”形象和“李登輝情結”，都是這種民粹政治的産物。陳水扁同樣是一個靠“個人魅力”登上權力頂峰的政治人物，台灣社會中有為數不少的人以“扁迷”自居，在中南部地區和社會的中下階層，相當多的人固執地相信阿扁是“台灣之子”，儘管一年來的執政使一些人感到陳是一個“敗家子”，但畢竟是“咱家自己人”。從一年多來政情發展與民意脈動的趨勢看，“扁政權”的施政弊端在一些選民看來是“民主的代價”，認為誰上台都好不到哪裡去。民意的多數雖然對陳水扁不滿意，但也未達到一定要“換人做做”的程度，特别是阿扁做出公開承認錯誤或道歉的示弱姿態之後，馬上就能得到群眾同情；如果在野聯盟做得過分，則會招致民眾的反感。簡言之，陳水扁的統治基礎還是大致穩固的，他的影響力仍然是民進黨繼續成長最大的政治資源。
　　
　　（二）由於擁有行政資源，招致許多公務員、工商業者投靠民進黨。不少年輕人仍然認為民進黨是相對最清廉的黨、也是能代表年輕人想法、“最朝氣蓬勃”的黨，他們的選票還是傾向於投給民進黨。一些熱衷於從政的人才則把加入民進黨作為快速發達的進身之階；此外，“有選擇的辦案”也可以削弱其他政黨的地方樁腳、封堵其資金來源；如此一入一出，使民進黨在年底的“二合一選舉”中更容易佔到便宜。
　　
　　（三）在台灣特定的歷史背景及政經結構中，選舉已經被塑造成“比爛”而非“比好”的遊戲，對於相當一批中間選民而言，儘管他們對民進黨這樣那樣的問題和弊端不滿意，但國民黨的“黑金”問題與親民黨的“外省黨”嫌疑，令他們更難接受，當民進黨的固有支持者得到這類中間選民的附和後，在整體上就可能取得微弱的多數。
　　
　　綜合上述三點，估計今年年底的“二合一選舉”，民進黨仍有望增加其在“立法院”的席位，但增加的幅度不會很大。換言之民進黨仍有一定的成長空間，但不能成長到根本改變其“少數執政”態勢的程度。因此到年底的選舉過後，陳水扁還是要學會妥協才能使其行政機器順利地運轉起來。如果照舊延續這一年來的“造反派”做法，到再一輪選舉時，鹿死誰手可就真的很難説了。
　　
　　2001年5月10日於北京

　　（原載《兩岸關係》2001年6月總第48期，台灣《兩岸雙贏》總第27期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