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年五月馬英九在台灣執政到今年年底，一年半的時光中，對台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兩岸關係取得了長足的進展，我們已經初步開拓出新局面，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然而隨著天氣漸漸轉涼，入秋以後的兩岸關係的確也透露出些許涼意。有些人已經在懷疑，馬英九的葫蘆裡到底賣什麼藥？長期維持現狀是否就是和平分裂？兩岸和平發展之路真能走得通嗎？遠的不説，明、後年的兩岸關係將向何處去？政治談判能啟動嗎？即使啟動能談出成果來嗎？帶著這些問題，筆者也進行了認真的思考，初步形成四個基本觀點，謹在此做抛磚之論，以就教於方家識者。
　　
　　一、兩岸關係已發生歷史性轉折
　　
　　（一）馬英九執政一年多來，在大陸政策的調整上力度還是較大的：1.迅速在承認“一中原則”和九二共識基礎上恢復了兩會協商；2.放寬了對兩岸交流的諸多限制；3.重新對兩岸關係做了政治定位，講出“一國兩地區”，回到“一個國家，兩個政治實體”的定調；4.提出兩岸“外交休兵”，並有相關措施；5.軍事上改變了“決戰海上”的帶有一定攻擊性的戰略，重新改為“防衛固守、有效嚇阻”的守勢戰略，這在政治上也有積極意義；6.在島内採取一些針對“去中國化”的反措施，如規定使用漢語拼音、教科書重新修訂、紀念抗日先賢——等等。這些表明馬的“不獨”決非空話。
　　
　　（二）台獨作為一股政治勢力，現在仍然存在，活動仍然很囂張，反對台獨仍是大陸對台戰略中極其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台灣執政當局和國民黨的長期任務。但是，畢竟政權的轉移極大地削弱了台獨勢力破壞兩岸關係的能力。當前，陳水扁一家的弊案越滚越大，民進黨難以同扁切割，使整個緑營的前景暗淡。馬現在民調跌得很厲害，但民進黨也上不來，估計2012年民進黨翻盤的機會不大，即使到2016年能再執政，其大陸政策也必須調整，即使不調整，估計執政後總要有兩年“過渡期”，這樣兩岸有望平静十年。對兩岸人民而言，這十年將是非常重要的歷史時期，兩岸未來是戰是和，就要在這段時期決定。
　　
　　（三）兩岸直接三通是我們推動了幾十年的目標，現在這一目標基本實現了。它將使台灣和大陸形成“一日生活圈”，兩岸經貿交流和人員往來必將升上新台階，大陸遊客大規模入島成為常態，人民幣在島内可自由兑現，大陸台資更加得到保護，台灣人民在大陸經商、工作、學習者增加，兩岸人民通婚增加，兩岸社會一體化程度加深。兩岸在互相支援救災、防疫、共同打擊犯罪乃至其它多領域建構出更多的合作機會和合作機制。陸資入島也將只是時間問題。
　　
　　（四）兩會協商和談判的制度化加强，前後已簽訂了九項協議、一項共同聲明和一項MOU（備忘録）。年底陳雲林第二次訪台雖仍將遭受民進黨聚眾抗議，但估計抗議的規模和激烈程度將小於去年，漸漸地台灣民眾將把大陸高級官員的來訪視為常態，江蘇省委書記梁保華訪台的經驗已經昭示了這一點。１１月中旬在台北召開的“兩岸一甲子”學術研討會，是兩岸交往中第一次在台灣舉行有大陸退役將領和退休大使參加的公開研討會，也是雙方智庫學者第一次在台北公開討論敏感政治議題，從台灣媒體和民眾的反應來看，似乎已經不排斥雙方開始“二軌”性質的政治對話，到明年或後年，兩岸智庫進入這種性質的對話還是可以期待的。
　　
　　（五）兩岸執政黨建立了較好的合作關係。雖然國共兩黨之間仍存在許多分歧而且一時難以化解，但至少在未來四年，兩黨關係的主流將是共同營造和平、和解、合作的氛圍。其原因在於：１.雙方都從以往的歷史中學習了許多，都對對方的底線有了更深刻的認知，都明白了必須擱置分歧而不是挑起分歧，都知道了妥協的必要。２.中美之間、國共之間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台獨的問題上强化了默契和互信基礎。在以往數年間雙方有共同反對台獨的合作經驗，並建立了兩黨的對話機制和交流平台。３.馬英九執政後的首要任務是拼經濟，馬深知最快奏效的方法就是改善同大陸的關係，而大陸方面也一直希望推動兩岸經貿交流和人員往來再上台階。雙方由此形成非常緊密的政策交集。４.現在雙方形成三大共識，補强了“九二共識（各自表述）”的脆弱性，這三大共識就是“抓住歷史機遇”、“務實解決當下問題”和“兩岸同屬中華民族”的共識。
　　
　　以上五點，標誌兩岸關係確實發生了重大的轉折，對此大概沒人不同意。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和夫人劉永清14日在新加坡會見了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和夫人連方瑀。胡錦濤指出，近一段時間以來，兩岸關係取得重要進展，實現了歷史性轉折。這個“重要進展”是否達到“歷史性”的高度？我個人的答案為“是”，理由也有五點：1.在六十年之久的兩岸關係發展史上，只有這一次集中取得了如此多的成績和進展，而且是在僅僅一年多的時間内實現的。2.這次轉折直接導致黨中央提出“和平發展”的對台戰略，而“和平發展”戰略是對“和平統一”大政方針的重大補充和發展，它將在未來相當長時間内成為對台工作的指導原則。3.這次轉折所導致的結構性的變化，如“三通”的基本實現、國共兩黨關係的制度化改變、兩岸經貿關係的再上層樓——等，其深遠影響至少要延續到未來十年乃至二十年、三十年。4.這次轉折是在中華崛起的關鍵時刻發生的，它使台獨發展勢頭受到重挫，使中美關係中最敏感的台灣因素被置於可控狀態，兩岸發生戰爭的威脅大幅度減弱，穩住了現代化建設急需的戰略機遇期。5.這次轉折使兩岸關係的主要矛盾和我對台工作的首要目標都發生質變，即從與台獨政權尖鋭鬥爭的兩岸關係，轉變為大陸與台灣島内贊成九二共識的政治力量合作、和解，共建和平發展架構的兩岸關係。據此五點，稱此次轉折為歷史性轉折！
　　
　　討論這個問題的意義何在？其意義就在於如果我們確定兩岸關係已經發生歷史性的轉折，跨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就會更自覺在意識深處去建構新思維、認識新情況、發現新課題、尋求新的論述框架和開拓新的和解、合作的路徑。反之，儘管兩岸關係取得了舉世矚目的進展，悲觀的人仍會認為，這些成績只是在特定時期達成的集中性的收穫，兩岸關係的結構和性質都沒有發生變化，兩岸的“蜜月期”將難以延續，他們也將仍舊用傳統的思維邏輯和統獨框架來認識兩岸關係，在“心中有敵人”的前提下，“和平發展”就變成“欺敵”的幌子，結果是真製造出一個敵人來。
　　
　　二、和平發展仍存在不確定性
　　
　　兩岸關係發生歷史性的轉折才一年時間，島内的台獨勢力依然活動囂張，國際上不樂見中國統一的力量還在掣肘，存在了六十年的結構性矛盾一個都沒有解決，而兩岸交流的升級和規模擴大又難免會産生新的問題，這一切意味著對台灣前途的不同選項仍在激烈的拔河。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否會成為不可逆轉的大趨勢？至少在和平發展的早期和中期，對這個問題難以做出絶對肯定或否定的答案。
　　
　　這種不確定性對雙方的影響表現為四點：
　　
　　(一)雙方都小心地把對終極目標的期待與和平發展拉開距離。大陸講得很明確——終極目標必須是統一，但在和平發展階段，大陸深知統一的條件尚不具備，因此大陸所期待的談判最高目標也就是爭取建構兩岸和平穩定發展框架。換言之，大陸反對“不統”但可以接受“緩統”，而“緩統”實際上為避免與“不統”迎頭相撞留出了緩衝空間。
　　
　　而台灣方面目前只説不要什麼，卻不説要什麼，馬英九選擇這種諱言最終目標的表述方式，既是和平發展不確定性的表現，又人為增加了不確定性。
　　
　　（二）雙方都認為和平發展只是通向終極目標的過渡階段，大陸稱其為從“反獨優先”到“共議統一”之間的過渡階段。既然是“過渡階段”，在這個時期内兩岸簽訂的任何協議、建構的任何框架都有可能變動，或曰都不是永久性的，它們不能達到讓“現狀”就地合法化、固定化、永久化的效果。
　　
　　（三）由於不確定性的存在，雙方甚至對能否簽訂和平協議都心裡沒底，都需要“摸著石頭過河”，因此在追求具體成果時只能選擇“先易後難、先經後政”的路徑，盡量把能做成的事先做成，讓成熟的果實先收穫，以此積累彼此互信，改善雙方感情、建構更多更强固的連接雙方的利益紐帶。
　　
　　（四）不確定性意味著雙方之間的矛盾、摩擦將長期存在，甚至某種程度的衝突也難以避免，這就需要雙方都加强“危機管理”的意識，不要過度誇大對方的敵意，不要讓一時一事的不快衝昏頭腦，不要輕信那種“大不了就翻臉”的率性建議，不要因小失大，把本來不傷害自己核心利益的事當成傷害自己核心利益的事而做出過於强硬的反應，結果反倒傷害了自己的核心利益。
　　
　　很多人意識到不確定性的存在，希望通過政治對話和談判的早日啟動，通過雙方早日簽訂和平協議來消除或至少減弱這種不確定性，其實質是要求台灣方面就統一取向做出承諾，把我方對統一的期待變成雙方共同的期待，這種願望當然是好的，這件工作也是早晚必須推動的。但應當牢記的是，不確定性的根源在於多種政治力量在台灣問題中的互動，要想徹底消除不確定性，最根本的辦法是改變力量對比，使我們的力量更强大，使台獨更衰弱，使那些反對中國統一的力量更無力來繼續干涉中國内政。如果力量對比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轉變，即使簽了和平協議、即使馬英九明確做出了統一的承諾，兩岸關係仍然存在不確定性。以當前的情況論，兩岸對終極目標其實有不同的期待，台灣方面即使想追求統一，也要反對“一國兩制”式的統一，目前雙方可以合作的事情還很多，大可不必為這件事爭論。如果過急地推動政治談判，可能欲速則不達！
　　
　　三、新階段要有重新認知對方的新視角
　　
　　和平發展將經歷一段較長的時間過程，在這一長時段中特别是在其初期和中期，必然會呈現出新舊並列、敵我混雜、選項多元、認識分歧的多樣性。而新階段的重要特點就是敵我界限的模糊化。我們同台獨勢力的矛盾仍然是敵我性質，但對台獨也有一個分化、爭取的任務。除了這組矛盾外，從宏觀的中美關係及兩岸關係，到中觀的國共兩黨關係，乃至到微觀的政治領導人之間的個人關係，都將是既有矛盾和對抗、又有妥協與合作、非敵非友、可敵可友、亦敵亦友、此時敵它時友、此事敵它事友……的非常複雜的關係。
　　
　　事務的多樣性要求我們分析事務的全面性，以如何看待馬英九的大陸政策為例：由於其本身就涵蓋多種要素，無論肯定或否定都不難找出依據，但單純的肯定或單純的否定一定都不對：如只看到其“不獨”的積極面，不在乎其“不統”的問題，可能人為拖延統一的時機，留下歷史的遺憾！但過分强調“不統”的問題，甚至將其斥為“實質台獨”，又勢將抹殺“不統”中含有的“反獨”的積極面，把可以爭取的中間力量推向台獨，起到為淵驅魚、為叢驅雀的作用。所以我們一定要全面而不是片面地看問題，不僅要看到分歧點，也要看到共識點和相通點，不僅要有對敵人敢於鬥爭的勇氣及絶不妥協的原則性，更要有對朋友善於合作的誠意及樂於妥協讓步的彈性。
　　
　　在堅持全面看問題的同時還應分清主流和枝節，要突出主流而不是只盯住枝節。蔣氏父子的“統”只是口頭宣示的政策目標，現實中則是對兩岸交流全面地、嚴格地禁絶（蔣經國最後的兩年除外）。李登輝和陳水扁雖都曾在其任内採取過一些推動兩岸經貿交流和增進人民往來的措施，但他們採取這些措施的目的是希望借此營造有利於台獨的大環境，一旦他們發現這個目的達不到，立刻就對兩岸交流“戒急用忍”，他們扮演的基本角色是兩岸關係的刹車者、搗亂者和阻撓者。而與所有前任不同的是，馬英九現在扮演的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積極推動者，他一直堅持“台灣經濟發展須以大陸為腹地”的政策方向，一直認真地推動兩岸經貿交流再上台階、推動兩岸人民往來更具規模。這才是馬大陸政策的新意和主流！對這樣的主流，我們應認清而不是漠視，應鼓勵而不是打擊。多樣性意味著光明與黑暗共存，善意與敵意共存、創新與破壞共存、和解與對抗共存，我們只有多看光明、少看黑暗，多看善意、少看敵意，多看創新、少看破壞，多看和解、少看對抗，才能走出一條新路來！
　　
　　四、和平發展是漸進式的“改變現狀”
　　
　　和平發展階段在表面上保持“不統、不獨、不武”的“現狀”，以致有些同志擔心這樣長期發展下去將導致“和平分裂”的局面。但除了“統、獨、武”這三項觀察角度外，其他一些事項卻每天都在發生變化：台灣對大陸的經濟依賴在逐漸加强、兩岸的各種聯絡紐帶與合作機制在逐步建構、兩岸交流層級越來越高、制度化保障越來越强，台灣民眾對大陸的觀感逐漸好轉、我在對美交涉和對台交往中的話語權在逐步加重、兩岸整體力量的對比日益向對我有利的方向傾斜——凡此種種，説明“現狀”其實是不可能維持不變的，換言之是必定要變、且漸漸向對我有利的方向演變的。
　　
　　如果只做静態的比較，兩蔣時期，“一個中國”和“統一”還是國民黨大力提倡的官方意識形態，而到了馬時期，不但盡量少講“一個中國”，而且絶口不提統一；似乎馬還不如兩蔣！但如果做動態的比較，結合我對台主導性不斷加强這一新要素再來看馬英九“不統”的問題，可能就會有一些新發現：當年蔣氏父子講的統一是“中華民國光復大陸”，對我而言是進攻型的；而今由於兩岸力量對比已經發生決定性的變化，馬英九心知要搞所謂“以小吃大”的統一根本是痴人説夢，台灣已經無力再去搶“統一”的主導權，更無力扮演進攻方，能夠做的只是消極的、防禦性的“不被統”，這才是馬英九“不統”的真實意涵。與蔣氏父子相比，馬其實是進步了，因為他實際上把統一的話語權拱手讓給大陸了，其基本姿態從“進攻方”變為“防禦方”了。“一中”的問題亦復如此，當年蔣氏父子堅持“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原因之一是在他們執政的多數時段内，“誰代表中國”的爭端還未徹底解決，“中華民國”還在國際社會内有某種空間；而今到了馬英九在台執政，不僅國際上早已公認“中國的代表在北京”，就連台灣内部一提起“中國”，絶大多數人都馬上聯想到是大陸，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台灣只講“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給國際上和島内民眾的印象自然就是台灣已經承認它是北京的“屬下”，這是台灣多數人目前無法接受的。所以馬就要盡量避免直接承認“一中”原則，避談“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如果一定要談，也要加一些“各自表述”之類的附加條件。這種“淡化一中”的趨勢，不僅在馬身上體現，也是藍營代表人物的普遍心理，它其實是兩岸關係發展中一種合乎邏輯的演變：即按照原來的遊戲規則已經決出了勝負，負方要想繼續和勝方玩下去，很自然的選擇就是要求修改遊戲規則。對勝方而言，在要求對方繼續遵守遊戲規則的同時，也必須考慮如何讓對方能“玩下去”的問題。
　　
　　綜上所論，我們在思考“現狀”問題時，應當牢記三點：
　　
　　（一）不要把和平發展與和平統一對立或割裂來看，現在雙方簽訂的所有協議都沒有違反一個中國原則，今後也不會違反，因此不存在“和平分裂”的問題；和平發展雖然在表面上仍未統一即“不統”，但方向將漸漸被確定為“趨統”，我們應該對和平發展抱持這樣的信心！
　　
　　（二）不要把“不統”與“台獨”連接或同質化地看；畢竟現在台灣多數人都支持“不統”，我們不能把這些人統統推向“台獨”的懷抱。
　　
　　（三）我們當然希望追求最好（best）即盡早讓現狀變為實現統一,但不必否認次好（second best）即現狀為和平發展，而且至少要先保住次好（second best）。這不是維持現狀，事實上現狀一定會改變的，在現階段，對統一應多幹少説甚至只幹不説，用“漸進改良”的方式，讓現狀漸漸發生對我有利的變化。
　　
　　２００９年1２月
　　
　　附録：兩岸關係面臨的挑戰或“隱憂”
　　
　　兩岸關係發生歷史性的轉折才兩年，島内的台獨勢力依然活動囂張，國際上不樂見中國統一的力量還在掣肘，存在了六十年的結構性矛盾一個都沒有解決，而兩岸交流的升級和規模擴大又難免會産生新的問題，這一切意味著對台灣前途的不同選項仍在激烈的拔河。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否會成為不可逆轉的大趨勢？至少在和平發展的早期和中期，對這個問題難以做出絶對肯定或否定的答案。比較嚴峻的挑戰和隱憂包括：
　　
　　（一）台灣當局的政治地位的問題
　　
　　具體説就是“中華民國”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問題，或曰台灣當局在談判中乃至簽訂兩岸和平協議時的法律地位問題。其實，大陸接受台灣方面做為談判的對方，與之“談”這件事本身就是對其合法性的承認，但這只是“默示”性的承認。當涉及到政治性、安全性的議題並且需要簽訂有官方約束力的文件的時候，台灣方面將無法接受“默示性的承認”，它必將要求明確解決“我是誰”的問題。但在相當長的時間内，可能很難找到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對這一問題的解決方案。現實的選擇只能是雙方各自保持“創造性的模糊”，留出“各自表述”的空間。而這也預示了雙方簽訂帶有政治内容的和平協議可能非常困難。
　　
　　（二）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
　　
　　很多國家樂見台灣在與大陸改善關係後能有更廣大的國際空間，台灣人民對此也有期待。在這個問題上，個人感覺似乎要注意這麼幾點：1.現在兩岸在這個問題上的政策調整有接軌的趨勢，台灣在“外交”方面採取了一些與以往不同的做法，大陸也有相應的善意表現。2.這個問題是歷史形成的，雙方都有基本的利益要維護，解決這個問題需要雙方互相理解、互相讓步，需要雙方共同努力，而不是一方開價、一方買單的關係。3.大陸一方面需要做些讓步，至少要同意台灣以適當名義加入一些國際組織；但另一方面，大陸也很擔心台灣國際空間的擴大將成為今後統一的阻力，同時又要準備在台灣政局一旦出現逆轉時不能讓台獨增加籌碼。這兩項政策目標其實是矛盾的，北京在二者間找平衡是一項新的挑戰。4.雙方應從“擱置爭議”和“營造模糊空間”的角度去想問題，而不是單方面去凸顯“主權”。台灣任何負責任的執政者都應該對國際格局和台灣自身的國際影響力有實事求是的認知，不能提出與其身份不相稱的要求。如果天天講“主權、對等、尊嚴”的三原則，把民眾的期望值提得很高，但現實又做不到，豈不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5.解決這個問題不能對現有的國際關係架構和國際法體系形成太大的衝擊，如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的問題首先就是要尊重該組織的章程，大陸即使有意願，在很多場合也難以要求國際組織專門為台灣修改章程，而且個人感覺北京也不樂見台灣為此開展它的國際動員。6.對於台灣人民確有需求的問題，大陸有誠意去尋求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式，從主觀上希望盡量滿足台灣人民的需要，“胡六點”提出“我們了解台灣同胞對參與國際活動問題的感受，重視解決與之相關的問題”，這暗示出北京已經不再籠統地把台灣要求擴大國際活動空間與“台獨”劃等號，講話做出“兩岸在涉外事務中避免不必要的内耗，有利於增進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判斷，在不造成“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前提下對於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問題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這裡既有對台灣當局的善意回應，也清楚地劃出了兩岸在這些問題上博弈的底線和範圍。
　　
　　（三）台灣的安全顧慮問題
　　
　　兩岸關係再和緩，只要沒有統一，站在台灣的立場，就會認為以下三點是自然而合理的：1.要求大陸停止對台灣的軍事威脅，撤除針對台灣的導彈部署；2.台灣要延續向美國乃至其它國家的軍購；3.台灣要求加入以美國為首的東北亞或東南亞的集體安全體系。在兩岸關係改善的前提下，估計大陸會對上述幾種訴求採取不同的應對方式，有的可讓步、有的可表態反對但不採取行動，有的則仍然要堅決抵制。當然如果雙方能談判建構軍事互信機制的問題，台灣方面的這些安全顧慮可望同軍事互信機制的問題連帶解決。
　　
　　（四）兩岸交流中的衍生問題
　　
　　“大三通”實現後有些台商可能會返回台灣。旅遊擴大也不必然增强雙方的好感，搞不好還增加不快的感覺。在交流中也可能發生很多突發事件，（如大陸遊客在台灣與暴民發生衝突），很小的事情如處理稍有不妥，哪怕是回應稍微慢了些，都會被民進黨抓住大做文章，（如“三鹿奶粉”事件）從這層意義上講兩岸關係其實還是相當脆弱的。
　　
　　（五）兩岸的政治差距問題
　　
　　馬需要在大陸民主化的問題、法輪功的問題和西藏問題上找尋既表達其反對立場又不過度刺激北京的平衡點。
　　
　　（六）民進黨的掣肘
　　
　　民進黨現在已經走出低谷，在最近的幾次選舉中連番取得小勝，當然它現在還只能達到恢復基本盤的程度，還不至於造成“翻盤”的效果，但這股勢力的潛能絶對不可忽視。相對於國民黨而言，民進黨在島内政治格局中的優勢在於：A.在“話語權”方面，民進黨的論述比國民黨更容易被台灣多數民眾認同。此中關鍵是民主化之後，民主成為台灣的普世價值，而“民主”的“民”，只能以台灣住民為基數而不能把大陸人口算進去，這就助成了民進黨關於“台灣２３００萬人民是生命共同體”、“台灣人民擁有主權”的言論市場，相對壓縮了“一個中國”的空間，從而迫使馬英九乃至其後任何國民黨領導人都必須把“一中”論述與“台灣”（人民、版圖）掛鈎。但無論馬英九如何完善其論述，在島内特殊的環境中都會顯得不如民進黨的論述嚴密。B.大陸在否定“中華民國”和對台保持軍事壓力等重大問題上與台灣有結構性的對抗關係，這決定了“以大陸為敵”在台灣具有相當大的正當性，反之“與大陸和解”倒成為一件很有風險的事情。馬英九選擇了後者，但他又改變不了兩岸結構性敵對的性質，這就注定了民進黨去扮演監督者和“考官”的角色，而馬相應地去扮演解釋者和“考生”的角色。但馬無論講多少遍“以台灣優先”，在很多台灣人看來，馬對於台灣的忠誠仍不如民進黨。C.過去民進黨在清廉方面的社會評價長期超過國民黨，陳水扁案嚴重傷害了民進黨在這方面的光環，但隨著國民黨重新執政而民進黨漸漸走出陳水扁的陰影，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懷念過去那個“清廉的民進黨”。D.由於民進黨沒有國民黨那麼多的歷史包袱，年青人在民進黨内的“出頭”機會要高於國民黨。
　　
　　當然民進黨也有其弱勢，限於時間這裡不討論了。簡而言之：藉助國民黨壓制住民進黨短期内可能，長期看則很困難；那麼通過國民黨去轉化民進黨是否可能？台灣的政黨變化趨勢是都向中間靠，藍黨緑化，緑黨籃化，但如果單純是國民黨同民進黨鬥，那藍黨緑化的程度將遠超過緑黨籃化的程度。如果把我們的力量再加進去，紅和藍共同對付緑，情況當然就大不一樣！現在台灣人民以為他們有三個選項：統一、獨立、維持現狀。我做台灣人民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讓台灣人知道獨立選項是不存在的，漸漸做到讓台灣的多數人從“統獨選擇”走向“統與暫時不統”的選擇，而“去除台獨選項”和“同意暫時不統”，就是紅藍的結合點。所以結論很簡單：要確保不讓現狀向“台獨”的方向惡化，應當爭取國民黨的合作，只有藍營向“反獨”乃至“趨統”的方向做板塊移動，緑營才有可能向“不獨”的方向移動。最近民進黨主席蔡英文表示可在不設定政治前提的條件下與大陸對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被藍營拉動的結果。但真正可靠的力量當然還是在我們自己！
　　
　　要超越不確定性，除了改變力量對比外，也需要新思維：台灣的政治地位如何表述？擴大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如何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不矛盾？征服型統一與合作型統一如何區隔？合作型統一的意涵、路徑、動力……是什麼？如果將來是兩岸共議統一，共同決定，那“共議”機制如何建構、議題如何設定？如果出現爭議誰來裁判？和平、發展、統一三者間之關係？何謂雙贏？大陸想贏什麼？台灣又想贏什麼？如果一方想要的是另一方輸不起的，能雙贏嗎？兩岸關係的和平機制建構與不武、不獨、不統是何種關係？除了以和平協議為基礎的政治機制之外，這一“架構”應該或可能涉及其它哪些領域的機制建構？兩岸和平機制中的談判機制、經濟合作機制、文化合作機制、軍事互信機制彼此之間應該是什麼關係？兩岸和平機制如何與兩岸統一的最終目標銜接？——等等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用更寬廣的胸襟、更解放的思維，去尋求新的方案和辦法。
　　
　　201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