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個悄然來到的歷史新時期
　　
　　去年台灣“3·22大選”塵埃落定之刻，也是揭開了兩岸關係一個新時代之日，它宣告了一個舊的兩岸關係時代的結束，一個新的“和平發展”兩岸關係時代的開始，兩岸關係内涵已發生了質的變化，它具有許多新的特點與症狀，需要我們去順應，去呵護。我們雖然身子都跟了跨入兩岸關係的新時代，但我們的頭腦與行為可能還留在門外，因為這一切變化似乎來得太快，帶來了許多不適應。
　　
　　去年台灣“總統大選”直到最後一刻，人們還都不敢輕言勝負，選戰之激烈到了白熾化程度，十三億大陸同胞幾乎屏住呼吸在觀望這場選戰——大家懸著的心關注著“台獨”是不是還會繼續執政，即便得悉代表國民黨的馬英九以絶對優勢獲勝，人們這種擔心與不安，至少延至“5·20”後才稍稍落下。雖然大家都跨入了“和平發展”的新時期，但我們的思維與行為仍停留在舊時期的緊張、對立、懷疑、不安的狀態之中，大家口頭上都在講“和平發展”，但真正理解“和平發展”内涵的恐寥寥無幾。
　　
　　其實這新歷史時期到來是有跡可循的，從2006年島内“縣市長選舉”，國民黨掌控了四分之三優勢，2008年初“立委選舉”，國民黨又獲四分之三優勢，陳水扁政權的敗兆已暴露無遺，再往前追溯，百萬“紅衫軍”罷扁運動，已宣告民進黨政權已由盛而衰，民眾對這條極“獨”路線已顯不耐，2004年的“3·19槍擊事件”，只是“台獨”勢力不擇手段地給自己打了一針强心針，勉强維持了政權。一些了解台情的人士，早就在問馬英九和我們當局同一個問題——你們準備好了嗎？今天看來我們還準備得不够。“台獨”勢力這麼快的由盛而衰，是罕見的。台灣再次政黨輪替是必然的，只是很多人一直處於“統獨”對決的高度緊張之中，被氣勢汹汹的“台獨”勢力嚇倒了，反變得很自責自虐，不相信自己的政策和戰勝“台獨”的能力。
　　
　　在2008年“立委選舉”和“總統大選”中，大陸因素——强烈要求改善兩岸關係和實現“三通”——第一次成了選民的選擇，開始影響選情。民眾要求兩岸實現和平發展，這個“國共論壇”的共識，也成了馬英九競選的訴求，他對民眾許諾，他的當選將實現“三通”和結束兩岸對抗。最後選民選擇了馬英九，陳水扁喪失政權不僅僅是他的貪瀆，而是他代表的時代的壽終正寢。
　　
　　兩岸的一個新時期——或可稱為一個新時代悄然而至了，只是硝煙讓我們的眼光喪失了這政治敏感！
　　
　　二、新舊兩時期的區别
　　
　　兩岸關係可以説經歷了兩個時期。從1949年大陸解放，蔣政權退踞台灣，到2008年國民黨在台重新執政，這六十年的兩岸關係是一種隔絶、敵對、對抗關係，它的前四十年是兩蔣統治，後二十年是李登輝陳水扁統治。前時相互指責為“匪”，採取“漢賊不兩立”做法，“老死不相往來”，人為將台灣與祖國大陸隔絶；後時採取“去中國化”政策，將兩岸關係漸漸變為“一中一台”或“一邊一國”關係，將“反共”變為“反中”，對大陸採取“戒急用忍”政策。這六十年中，兩岸基本沒有正常往來，人民基本沒有交往，更沒有對話與談判，經濟、文化、政治關係極其單薄，雙方充滿敵意，衝突不斷，互不信任，雖然沒有發生全面軍事衝突，始終保持著“和平”，但對抗不斷，可稱“和平對抗期”。
　　
　　這樣的環境，造成“恐共”，“仇共”，“反中”，“拒中”，“自保”，“自立”等等意識就不奇怪了，由此造成“台灣意識”——“台灣主體意識”——“台獨意識”也更不奇怪了，直至“台獨”黨登上執政舞台，用“愛台”、“正名”、“公投”、“修憲制憲”、“去中國化”……將兩岸推到戰爭邊緣。但民進黨低估了中國廣大民眾追求統一的頑强意志，低估了中國文化維護統一的生命力，低估了中國人民反分裂的決心與能力，低估了改革開放對兩岸的影響力。而陳水扁之流的貪婪無德，又過快地折損了“台獨”的“正當性、理想性”，使兩岸關係主軸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追求兩岸的共同發展，追求兩岸的和平穩定，成了兩岸最大的公約數，於是“和平發展”取代了“分裂自保”，也終於促成了台灣再次政黨輪替。
　　
　　馬英九主政後，他尊重“九二共識”，恢復了“兩會”商談，使人為阻隔了六十年的兩岸關係，實現了全面的歷史性的通航，通郵，通商，使兩岸的經濟、文化、人員交流全面展開，過去人們不敢想像的“台灣游”竟成了現實，“陸資登台”，“赴台求學”，也都將一一實現，兩岸藩籬一一在被拆除，交流的橋一一在被搭建，對話談判的機制一一在被建立……，而“台獨”挑起的各種“正名”、“修憲”、“公投”、“族群”、“統獨”、“省籍”、“去中國化”等等垃圾，如同暴風驟雨後的沙灘，被捲得無影無蹤。
　　
　　胡錦濤的新兩岸關係論述也已完整構成，他推出了許許多多過去沒有的温柔舉措，他為和平發展新時代勾勒了一幅藍圖，即經濟上建立更緊密經濟合作機制為平台，政治上構築起兩岸和平協議為方向，在文化、外交、軍事各方面逐步建立起互信機制，逐漸構築起一個中國的認同，携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的復興。
　　
　　新的“和平發展期”是以“三通”為起點，以廣泛交流為基礎，以更緊密的經貿合作為平台，以和平協議為目標，以對話與談判為手段，逐步建立起兩岸新的認同。這與舊時期敵對、隔絶、封閉的兩岸關係迥然不同，是一種嶄新政治生態、經濟生態、文化生態的兩岸關係，是開放的兩岸關係，我們可以預見，它必將孕育出新的兩岸認同，因為什麼樣的環境一定會造就什麼樣的民意。因此我們稱這個歷史新時期叫“和平發展期”。
　　
　　三、“和平發展”的内涵與特點
　　
　　“和平發展期”是“和平統一期”前的一個長長的歷史過渡期，是培植兩岸新的情感和新的認同的歷史階段，是建立胡錦濤所提倡的“共同開創”、“共同享有”、“共同家園”、“命運共同體”的形成過程，這過程也可以説是兩岸共同振興中華民族的過程。
　　
　　過去兩岸是在兩個軌道、兩種制度、兩個環境、兩種生活方式上行進，自然沒有共同語言，甚至會産生不同的國家認同與身份認同。但是進入“和平發展期”後，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機壓迫下，兩岸大大加快融合力度，迫使兩岸抱團取暖，於是兩岸民間的交流、政黨交流、“兩會”交流、“政府”交流空前熱絡，成為誰也離不開誰，誰也吃不掉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的民族認同，這樣的環境下必然會産生一種新的民族主義，形成新的共同利益，新的共同價值，新的文化生態，新的文明秩序，只是這個過程會很長。這就是海協會前會長汪道涵指出的“共同締造論”。
　　
　　兩岸進入了這全新的歷史階段，但很多人還很不適應，兩岸鬥了六十年，尤其後二十年，總是“台獨”挑釁，我們反擊，形成了一套固定模式，如今忽然不鬥了，説要和平發展了，於是讓許多人大不適應，反而無所適從了。有些人看到“惠台”政策不斷出台，而台灣支持“台獨”的比例不降反升，焦慮感叢生，怕“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怕民進黨再度執政“覆水難收”……，對“和平發展期”戰略意義缺乏應有認識。
　　
　　馬英九主政一年，正好遇到全球金融危機，加上被陳水扁糟蹋八年後殘缺不全的島内政經，他的支持率大幅下降，馬英九光環大為黯淡，藍緑都有不滿之聲，他雖然沒有讓台灣經濟“馬上好起來”，但他明智地讓兩岸關係好起來了，他説兩岸關係不是兩國關係，是一種特殊的關係，它的地位位階應高過對外關係，這為一個健康的兩岸關係與和平發展鋪平了道路。
　　
　　馬英九在島内雖不盡人意，但過半民眾認為要重選領導人的話，還是會選擇他，因為民進黨依然沒有改悔與覺醒，仍然只會伶牙俐齒地為反對而反對，民進黨成了陳水扁的人質，沒法轉型。形勢對“台獨”越來越不利，民進黨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出現了極度焦慮，因此支持“台獨”的比例反比民進黨執政期高，我們不要被某些表面現象迷惑。
　　
　　當前是兩岸關係步入“和平發展期”的第一年，發展趨勢總的來講是健康的，兩岸國共論壇與“兩會”制度化磋商都卓有成效，全面交流、全面合作成了這時代的主旋律，也成了新的兩岸關係的化學催化劑，讓兩岸關係與以往時代發生了質的變化。但我們又必須清醒認識到兩岸關係基礎的不穩定性和脆弱性，一個大陸遊客在島内的涂鴉，引起了不小衊視外省人的風波，“外省人”范蘭欽的言論風波引起“台獨話語霸權”的圍剿，乃至張銘清赴台被打，“毒奶粉事件”引起“去中國化”風潮……。而大陸内部認為“讓步太多”的聲音也不絶……。這足以證明“和平發展期”將是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究竟有多長，要看新的認同——即對“一個中國”和以“做一個中國人為榮”認同的形成需要花多少時間而定。
　　
　　在這個新的長長的歷史階段，我們要清醒認識到我們的任務是建立新的認同，培養新的感情，而還不是完成統一。因此這個歷史時期還有許多不屬於統一的内涵，對此我們應概括承受，我們必須正視現實，這是我們必須跨越的歷史階段，任何盲目與急躁都是於事無補的。例如馬英九的“不統、不獨、不武”，儘管我們不喜歡，但又必須承認與接受這“和平發展期”中存在的階段，又如美國軍售還不會停止，也是這個階段中的必然，就如我們不可能完全撤彈。這個歷史階段必須擁有雙贏，甚至多贏觀念，這一切將不以我們喜好而改變。
　　
　　四、抓住機遇和迎接挑戰
　　
　　我們應清楚意識到我們遇到了“難得的歷史機遇”，要愛惜，要呵護，不能因為馬英九與我們的不同觀點，不能因為歷史的恩怨，不能因為緑營選民對我們的不理解，就喪失信心，動輒懷疑“和平發展”方針的正確性，動輒以對抗思維來處理兩岸可能出現的矛盾。我們要緊緊抓住這難得的歷史機遇，趁勢而上，讓島内選民感到兩岸和平發展對他們有利，符合他們利益，構築成一個利益共同體，誰也離不開誰。因此在“放與收”和“予與取”的關係上，要抓住機遇，大開大闔，不要坐失時機，重蹈歷史覆轍。
　　
　　我們要糾正一些錯誤觀念，例如擔心兩岸關係倒退到民進黨重新執政時代。我們應看到，時代變了，民心變了，基礎變了，民進黨若不順應歷史潮流，不轉型，不向中間路線靠攏，是不可能重登執政舞台的，只要我們把握機遇，做好工作，台灣選民結構與傾向也會隨之改變的，歷史不會簡單倒退到陳水扁重新執政的黑暗歲月。
　　
　　但是我們應清醒看到兩岸關係的基礎薄弱，“和平發展”會有曲折和反覆，涉台工作中無小事，我們更應小心謹慎處理每一個關係，應先經濟後政治，先易後難處理涉台事務。兩岸一些深層政治關係問題，可以先研究起來，而不要輕易觸及，做好周全準備，統一好思想，否則很容易傷感情，引起關係全面倒退，而且這些問題也不是“和平發展期”應該解決的，《中國評論》組織關於和平協議討論，兩岸認知差距之大，是短期内不能解決的，要留到後歷史時期去解決，做到水到渠成。
　　
　　由於“和平發展期”來得太快，我們還來不及形成一整套理論與説法，甚至對它的階段性使命與目標，也沒有一整套邏輯，我們在理論上要做好補課工作，對民眾也要做好補課工作，不能以“摸著石頭過河”作為藉口，任其發展。
　　
　　總之，“和平發展”開局的第一年，互動是良好的，進展是順泰的，形勢是喜人的，是六十年來未有之局面。我們在順境中要看到隱藏著的危機與問題，同樣，我們要在困難時看到光明與不失信心。歷史告訴我們，不管“台獨”與西方反華勢力多麼不願見到兩岸統一，但我們正一步步從融合走向統一！
　　
　　五、建議與對策
　　
　　1．上海作為國際大都市，又是台胞台資高度聚集區域，應加强涉台形勢教育，讓民眾了解“和平發展期”的内涵和特點，自覺做好台灣民眾工作，致力改變台灣同胞認同，建立兩岸生命共同體。
　　
　　2．上海要利用世博會機遇，用胡錦濤“和平發展”思維，用海派文化大格局胸懷，吸引台灣當局參與，吸引廣大台灣同胞參與。
　　
　　3．上海要在引領台資在長三角全面發展中起到核心和表率作用，做好這篇大文章（為此我曾寫過專題報告，此略）。
　　
　　4．加强“和平發展期”的研究，完善理論框架。上海是全國對台研究前沿與重鎮，要加大對台研究力度，尤其對兩岸關係中深層理論問題，要率先解放思想，要有所突破。
　　
　　5．加强對台宣傳工作。上海目前沒有一本對台研究和宣傳的公開刊物，北京與厦門等地皆有，上海應設法改變這種局面。
　　
　　6．要健全台胞投訴工作，讓最公正最正派的人參與這項工作，讓矛盾消弭在萌芽之中。
　　
　　7．應建立兩岸交流基金，以我為主地扶持兩岸各項交流活動。台灣都設有“蔣經國交流基金”，資助了兩岸許多交流項目，我們更應建立這類基金。
　　
　　寫於2009年4月29日
　　
　　病後第一篇對台文章

　　（本文發表於《中國評論》200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