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受世矚目的“汪辜會談”近日行將恢復“會晤”。三年前，中斷的“海協會”與“海基會”會談也將續會。撥開重重硝煙，兩岸關係似乎雨過天晴，這一切再度引起中外高度關注。對於這次“汪辜會晤”的背景，人們不禁紛議猜測，筆者也想談一點個人見解，與大家共同講座。
　　
　　一、反台獨反分裂鬥爭的巨大勝利
　　
　　五年前，“汪辜會談”五一節開啟了中斷近半個世紀的兩岸關係大門，向世界昭示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内政問題，中國人是有智慧的，能自行解決統一問題，兩岸通過建立起“功能性事務性”的協商機制，這過程在統一前是必不可少的，這有助於兩岸關係向良性互動過渡，因此，“汪辜會談”模式深受海内外贊許。
　　
　　但是，這種良性互動機制的建立，畢竟是島内分裂勢力與國際干涉統一勢力所不願看到的。他們不希望兩岸以“大陸政策位階高於外交政策”特别在1995年元月，充滿善意誠意的“江八條”發表以後，對分裂勢力形成了更大壓力，一些善良的人以為兩岸關係的解決已為期不遠了，這種和緩的氣氛令台獨勢力如座針氈。於是，島内分裂勢力與國際干涉統一勢力聯手，決定在國際上加速“空間上突破”，企圖造成“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事實；在島内加速完成政體改造，徹底擯棄中華民國的舊法統，切斷一切與大陸有關的臍帶關係，完成島内走向獨立的歷史、文化、政治、經濟……的準備，將島内原來兩岸關係優先政策改變為國際空間優先政策。於是，就有了1995年6月的李登輝美國康乃爾大學之行，企圖在國際上造成“中華民國在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的“兩個中國”的事實；1996年5月又搞活經濟了“總統直選”，企圖以“民選總統”的程序造就一個“民主國家”事實；乃至1997年的“修憲廢省”，以及反對台商投資大陸的“戒急用忍”反對台生來祖國讀書的“學歷不認同”，篡改歷史的“教科書修改”，扶植以“台獨”訴求的民進黨步入政壇，並為恢復“兩會”製造了一系列障礙……，使兩岸關係急驟惡化與倒退，使原定1995年7月舉行的第二次“汪辜會談”被迫取消，迫使我們不得不進行一場反台獨反分裂的鬥爭！
　　
　　於是，就有了1996年春的“軍演”，即震撼世界的“台海危機”，就有了對李登輝之流的“筆伐”，就有了終止第二次“汪辜會談”，用强烈的行動向國際社會與台灣民眾表明，在統一問題上我們是決不會讓步的，這不僅是事涉民族情感，也事關領土與主權的完整和尊嚴。在反分裂反台獨鬥爭中，也使我們深刻認識到做好國際社會工作及國内涉台工作的重要性。於是，全黨全國全民更加重視在外交領域中的“雙反”鬥爭，江澤民總書記親自奔波於各國，尤其1997年的成功訪美國微軟公司，導致1998年的克林頓訪華，終於使“三不”成為國際社會的認知，從國際角度確立起“一個中國”的共識，成功地堵住了台灣在“外交空間上的突破”，沉重打擊了台獨勢力蔓延。經過三年“雙反”鬥爭，終於牢牢掌握了兩岸關係的主動權，為恢復“兩會”和“汪辜會談”創造了最有利的國際環境和島内氣氛，把台灣當局逼回談判桌，使台灣大陸政策重回位階高於政策之上，這是以江澤民為首的黨中央領導“雙反”鬥爭的偉大勝利。在這基礎上，中央又擇時調整戰術，呼吁重開“兩會”，再度舉行“汪辜會晤”，對台灣“海基會”開展了有利有節之鬥爭，一度不給予好臉，然而在許惠佑戰戰兢兢來北京商談會晤時，在枝節問題上作出靈活處理，迅速促成了十月的“汪辜會晤”，並將這種會晤提升到“錢辜晤”、“江辜晤”，為打開兩岸關係之僵局，又走出成功的一步。
　　
　　二、汪辜會晤的意義
　　
　　這次汪辜見面雖定位“參訪”與“會晤”，並非會談，但這絲毫不會削弱這次會晤的意義。它至少有以下三個積極意義。
　　
　　（一）會晤有利於把國際舞台鬥爭中取得的積極成果鞏固下來
　　
　　當今國際社會在台灣問題上的主流傾向是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統一問題希望兩岸座下來談，希望“台灣不獨立，大陸不動武”，反對“麻煩製造者”，要求維護亞太的穩定。因此，高舉談判旗幟，不斷揭露台灣當局破壞穩定和拖延談判的真相，使國際社會和台灣民眾看到，“麻煩製造者”是台灣當局而非大陸，這是很重要的鬥爭手段。的確，台灣當局這幾年迫於民意和國際社會壓力，既不敢放棄“兩會”，有不願恢復“兩會”，藉口要看“鄧後”中國形勢而定，要看“九七香港回歸”局勢再定，要看“十五大”後主導權是否在江澤民手上再説……，他們企圖以拖待變，但他們的願望與詛咒一次次失敗，大陸越來越穩定，今年又眾志成城戰勝了百年不遇洪水，在東南亞金融風暴面前發揮了舉世公認的舉足輕重的作用，國際社會對台灣當局的遁詞越來越感厭惡，尤其在“江克會談”後形成的有利於我的國際環境，及時復談和舉行“汪辜會晤”，無疑是有利於我，這既是對美國“三不”政策的積極呼應，不讓這種關係後退，進而凝聚國際共識，同時再次昭告世界，台灣問題是中國人的“家裡事”，應該讓中國人自己來解決。
　　
　　（二）會晤將有助於營造“和平統一”的環境
　　
　　這次會晤雖然定位於“參訪”與“會晤”，但絶非“看看京戲”與“清談”，它保持了非常大的對話空間，既可談“功能性事務性”問題，又可談政治問題，而政治問題，既可談低階段政治性議題，也可談高階政治議題，可以就政治會談進行程序性磋商，也可談簽署終止敵對狀態或簽定和平協議的有關條件，可以談兩岸民眾關心的經濟、法律、文化、前途等問題。總之，談笑皆政治，有著相當大的空間，有助於營造一個和平的有利於統一的環境，這個意義是非常大的。特别在兩岸關係僵持和漸行漸遠的情況下，讓兩個德高望重的老人，運用他們的大智慧來化解僵局，這就是中國式的政治模式與中國式的智慧，正如辜振甫所説，他與汪道涵也許是一起邁出了一小步，但對兩岸關係來説將是一大步，這本身就是很有意義的事。這一大步遠遠比五年前新加坡會談意義大得多，符合我們實現2010年戰略目標而需要一個更好的外部環境。
　　
　　定於今秋恢復“汪辜會晤”在戰略上也是重要安排，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台灣國民黨政權與台灣中生代的支持，向台灣民眾表明我們還願意與台灣國民黨打交道，儘管國民黨的《國統綱領》帶有欺騙性和不穩定性，但它畢竟還沒有抛棄國家統一的目標，比起民進黨的“台獨綱領”則安全得多，這表明我們決不會與一個有台獨綱領的黨打交道，如果台灣選擇台獨無疑是選擇戰爭，這將有助於國民黨政權的延續，也會推遲民進黨提前執政，迫使民進黨早日“轉型”。同時，在李登輝主政時期的“復談”，建立起兩岸制度化的協商機制，也是為台灣中生代今後參與解決兩岸事務提供了便利。這種“復會”與“會晤”，也是滿足台灣民眾“求安、求和、求利”的欲望，創造出一個雙贏的局面，有利於營造一個“和平統一”的環境。儘管我們從感情上絶對不喜歡李登輝這樣的人物，但“從理智的觀點而論，我們認為目前是兩岸建立和平關係架構的適當時機”（台灣趙春山），如同我們與美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一樣，“在台灣現村的政治生態和政治文化當中，只有掌握選票的人，有能力與中共討價還價而不必擔心被扣上‘賣台’的帽子”（同上），因此我們還不可避免地在現時與李登輝一夥人打交道，設法談出一個和平框架。
　　
　　（三）會晤有利於規劃兩岸關係的長遠發展
　　
　　會晤雖一天二天，會晤本身並不重要，但通過會晤有利於規劃今後兩岸關係的發展，便於我們主動出招。
　　
　　台灣學者認為大陸對台政策有三手，即不放棄武力是“留一手”，反台獨與封殺台灣國際空間是“硬一手”，造成“三面架機槍，一面留出口”的局面，這“出口”就是“汪辜會晤”、“政治談判”、“做台灣民眾工作”等，這叫“軟一手”（台灣楊開煌）。由此可見，軟一手極其重要，其重要還不在“會晤”的過程，而在於通過“會晤”如何帶動兩岸關係的後續發展。“辜汪會不僅限於‘兩會交流’的範疇，更有意義更重要的是，雙方應可憑藉這種自然的、不那麼正式的個人晤談真實地調整、開擴彼此對對方意圖的認知”（台灣葉明德）。從而規劃今後一個相當時期的兩岸關係的互動，包括下一次的“汪辜會晤”——終止敵對狀態談判——三通——兩岸最高領導人的互訪……。總而言之，這不啻是個契機，值得我們把握這樣的機遇。
　　
　　三、汪辜會晤的前景
　　
　　“汪辜會晤”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它對我們重新塑造兩岸關係無疑是一個機遇，儘管意義重大空間廣闊，但不能不看到仍有許多障礙與局限，也許會晤與談判將是漫長與艱苦的過程，我們不可能超越當前的政治現實去盲目追求不可達的目標，我們必須把握機遇很好的規劃，但我們不能期望太高和要求太多，不能要求一蹴而就。這對兩位老人也許是過於沉重的負擔。
　　
　　應該清醒看到，台灣當局被迫地威信地無奈地同意“汪辜會晤”。甚至在會晤前一反常態收斂了自己的種種言行，也有自己許多算盤，絶非純粹的妥協，我們必須知己知彼。
　　
　　首先，應該看到台灣當局同意會晤，也有造事之味，企圖通過辜振甫之口來傳達所謂台灣民眾的“意願”，謀求對等政治實體地位。的確，在目前島内多數民眾要求不統不獨期望更好維持現狀，台灣當局當然不能不順應這樣的“民意”，同時又借民意來拖延統一，為“和平走向分裂分治”製造口實。他們對“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態度是要和平不要統一，要兩制不要一國。總而言之，是希望“和而不統”。“汪辜會晤”有助於兩岸的緩和，是台灣民眾所希望的。台灣當局所以准予“汪辜會晤”有助於取悦民眾，爭取選民，為年底北高兩市“市長”選舉及“立委”選舉多拿一點選票，李登輝也希望為自己明年“總統”選舉伏下繼任一筆，甚至希望爭取獲得“諾貝爾和平奬”，故裝出“和平老人”的姿態，急於向世界表明自己不是“壞孩子”。
　　
　　其次，我們應該看到統一的基礎十分薄弱。這十年來，在李登輝精心策劃與縱容下，台獨勢力公然走上政治舞台，台灣民眾從要求出頭天——本土化——台灣利益優先——生命共同體——台灣不屬於大陸——台灣主義——台灣實事獨立，這種非理性的思潮佔了上峰，形成講獨立有理，講統一有罪，使台灣陷入在台獨邏輯的思維牢籠中，以至認陽性難以突破在近期内改善兩岸關係的思想樊籬。我們破除這種“台灣主義”的艱苦鬥爭還暇以待時。兩岸交流交往雖已十年，台灣民眾對我們的了解還非常有限，擴大交流、增强了解、促使他們産生統一欲望，也非短期可以奏效。
　　
　　從國際社會而言，爭取對我統一大業的支持與理解，還有待於許多努力。與國際干涉統一勢力的鬥爭，也還是長期的工作。我們與台灣在國際上的外交鬥爭還遠遠沒有結束。
　　
　　就國内而言，如何落實今春中央對台工作會議精神，形成全黨全國人民與各行各業都來重視對台工作，切實做好保護台商工作和做好台灣民眾工作，也有大量工作待做，貫徹招待從“鄧小平——江澤民對台思想”，也有許多工作要做。
　　
　　就政治談判而言，還有許多政治障礙需加以排除，如談判的名義、地位及對“一個中國”的認定，這種鬥智鬥理，也有待於時。
　　
　　總之，對台工作與統一事業是一個系統工程，“汪辜會晤”是其中一個重要環節，有利於我們打破僵局與規劃未來，但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會晤——談判——統一”也許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由於統一基礎的單薄，會晤也許談不攏，但我們還是應善加利用這樣機遇，擴大反分裂反台獨的勝利成果，營造一個更加有利於我們實現“一個中心三個面向”的“和平統一”的環境。
　　
　　寫於1998年10月1日

　　（本文發表於上海市台辦《上海市對台工作》199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