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修憲”的展開，台灣即將舉行“縣長”選舉。1999年“立委”選舉及2000年“總統選舉”隨後也將舉行。台灣民進黨在選舉中的表現及其結果，直接影響台灣政局與兩岸關係。從目前情況看，民進黨極有可能通過與國民黨的合作進入執政舞台，我宜密切關注民進黨的動向，把握其政策變化並研究制定因應對策。
　　
　　一、民進黨的形成與發展是台灣畸形政治的産物
　　
　　台灣曾先後遭受過荷蘭與日本的佔領，外國尤其是日本五十年的殘暴統治，在當地居民中形成了一種“台灣意識”。光復後，國民黨的專制獨裁統治，又使全島長期處於“戒嚴狀態”，廣大台胞再次淪為二等公民，進一步助長了他們的“台灣意識”。自七十年代始，一部分高學歷説國語的台灣人開始成長，他們要求政治民主化，領導部分台胞開展反專制獨裁的鬥爭，並提出了“台灣獨立”的訴求，形成為國民黨外的反對勢力。
　　
　　1979年中美建交。中國結束十年動亂走向改革開放，提出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新的對台方針，而大陸來台的國民黨强勢人物則年事已高，逐漸退出政治中心。台灣民眾尋求自我的本土意識日益高漲，蔣經國不得不解除戒嚴、開放黨禁並推行本土化，民進黨終於得以成立。
　　
　　民進黨建立初期，主要採取街頭抗爭的形式衝擊“黨國體制”。為避免領導人遭當局囚禁形成群龍無首的局面，各派系決定以中常會集體領導方式分擔責任。該黨從一開始就缺乏集中統一的領導，派系林立，種下了民進黨内不和的種子，只因“草莽初創集體領導，賴危機意識凝聚共識”。以許信良、張俊宏為首的美麗島系，以江鵬堅、姚嘉文、邱義仁為首的新潮流系、以陳水扁為首的正義連線系、以謝長廷為首的福利連線系，黨同伐異，内鬥不絶。李登輝執政十年，不遺餘力地推動“本土化”和“民主化”，使“台灣為主”和“台灣利益優先”意識空前高漲，民進黨順勢而發。李登輝身為執政黨——國民黨主席，他使用的是體制内的權力，推行的是體制外的民進黨主張，他將“外來政權”、“外來法統”改變為“台灣人的台灣”，用所謂政治改革廢棄了原“法統”中一個中國的内容。台灣的這種畸形政治為民進黨的畸形發展提供了空間。
　　
　　但台灣政治轉型，也使以“台獨”為目標的民進黨失去了原有的特徵與魅力，而我反分裂、反“台獨”的堅强決心和果斷措施亦鎮住了民進黨的囂張氣焰，使他們不得不有所收斂，該黨内部環繞務實、緩獨，展開了激烈鬥爭。在派系利益及個人權謀考量下，各種政見、口號、爭論都“成為權力鬥爭的幌子，”民進黨内出現了分化。國民黨的本土化，造成了新黨的出走；民進黨的務實化，則造成了建國黨的出走。這樣，“國民黨是從右往中間移動，民進黨是從左往中間移動，兩黨移動的方向顯然正在接近，同時成為台灣政治的新主流。反之，建國黨則是從左往極左移動，新黨則是從右向極右移動，兩黨分别激化到兩個極端，都與中間主流漸行漸遠”。
　　
　　二、民進黨有可能提前進入執政舞台
　　
　　民進黨的“台獨”訴求近年來一再受挫，但這個黨人數不足5萬，卻能始終保持30－40％的選票，表明它仍有相當社會基礎。目前在台灣二十四個縣市中，民進黨掌握了八個縣市，已控制50％以上的人口，成了台灣第二大黨。
　　
　　面對台灣的社會現實和中國大陸的强大壓力，“台獨”終究無法為台灣民眾所接受。民進黨為求執政及長遠發展“自然必須調整路線”，這也是“新潮流主張在“台獨”前加上民意檢驗的安全閥”的原因所在。不僅新潮流系，其他如美麗島系等，都開始考慮選民的這種意向，只有建國會、建國黨之類極端“台獨”團體繼續一意孤行，自欺欺人。
　　
　　形勢迫使民進黨内一部分人不得不更改原政治主張。前黨主席施明德提出“大和解”，呼吁走出族群衝突的歷史陰影，並稱“即使民進黨執政，不必也不會宣佈台獨”。現任黨主席許良信則提出“危機社會論”，説為消除民眾“對民進黨執政的疑慮”，該黨“應努力發展為代表主流價值的政黨，投入國家安全、經濟發展、社會治安等主流議題”。關於執政，他主張在三黨席位均不過半的局勢下，“民進黨應積極透過聯合政府展現執政能力”。他還提出“西進政策”，主張與大陸“三通”。這一切表明，民進黨的主流已發生變化。當然，這不是説民進黨已不再主張台灣獨立，它已不是“台獨”黨；變化是策略性的，是因為人民對民進黨執政存有疑慮，怕民進黨執政即台獨執政，必遭中國大陸武力反彈，西方也未必肯為台灣火中取栗，故只好自圓其説地稱“台灣主權在客觀上早已獨立，因此使台灣維持現狀，也具有充分國家主權”。但從主張台灣獨立到贊同維持現狀，這終究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李登輝明為國民黨，暗助民進黨，他實際執行的是“台獨”路線。施明德曾説，“李登輝最大功績是搞跨了國民黨”。但國民黨歷史包袱太重，人心向背，内外交困，不管由誰掌舵，都回天無術。1995年“立委選舉”國民黨僅以三席的脆弱過半維護著不安全的多數，而“跑票”現象又時有發生，執政地位已岌岌可危。李當選“總統”後不能控制“立法院”，擬“修憲”以擴大“總統”權力，而“修憲”得由“國民大會”四分之三多數通過。但民進黨擁有超過四分之一的101席，國民黨即使與新黨聯合也到不了四分之三多數。因此，國民黨需要與民進黨合作。而“國、民兩黨的路線轉型”，已使它們在理念上逐漸趨近，從而“擴大了政黨合作的主觀可能性”。即便今天兩黨還不能實現合作，到下屆“立委選舉”國民黨恐難繼續保持過半的優勢，國、民兩黨合流，組織聯合政府看來也在所難免。
　　
　　總之，國民黨在李登輝主導下大力推行“本土化”，黨内高層領導人皆由台灣人擔任，體制上廢除“臨時條款”，改成了“中華民國在台灣”，突出“新台灣人”觀念，不再强調大中國意識，這就使原本介於國、民兩黨之間的族群隔閡迅速消失，也使國、民兩黨的統獨分歧大為降低，兩黨日漸接近。這樣，體制内李登輝為首的國民黨主流與體制外的民進黨主流已合二為一，民進黨實質上已從原地下黨、在野黨、反對黨、與國民黨合作黨，逐漸走向執政黨。民進黨的實際執政，只是時間問題。民進黨與國民黨比，不一定更危險，它們只是“明獨”和“暗獨”之别，本質上是一樣的。
　　
　　三、民進黨執政的形式與前景
　　
　　在2000年前，民進黨單獨執政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它將通過與國民黨的合作走上聯合執政之路。民進黨與國民黨的政黨合作有兩種形式：一是政策合作，兩是人事合作。
　　
　　（一）政策合作
　　
　　這包括在“立法院”聯合修法，在“國民大會”合作修憲，或國民黨的“中央政府”與民進黨的“地方政府”合作，或民進黨的“地方政府”與國民黨的“地方議會”合作，或國、民兩黨聯手對外，如推動重返聯合國等等。“從兩黨共同推動‘參與聯合國’開始，到兩黨共同凸現台灣主權、抗議中共威嚇，到兩黨在保衛釣魚島事件上不約而同的低調處理”，這些政策合作事實上已經開始。
　　
　　（二）人事合作
　　
　　在台灣，政府組成歷來由執政黨即國民黨一黨包攬，絶無在野黨參加的先例，而人事合作則需要政黨協商，能否實現這種協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次國、民兩黨主導的“修憲”是否成功。若“修憲”能按“國發會”版本取消“立法院”的閣揆同意權，“總統”的閣揆任命空間便會大大擴大，他有權任命無黨派的“清流人士”組閣，可以延攬不同黨派的“各界箐英”入閣，從而形成更大規模的“全民政府”。這個所謂的“全民政府”，自然包含兩黨人事合作的空間。但真正的人事合作通過黨與黨協商産生的“聯合組閣”將在下屆“立委選舉”三黨均不過半的情況下産生，那將是1999年的事。
　　
　　但民進黨走向執政之路並不平坦。阻力首先來自黨内反彈。這裡有理念之爭，更多的是利益衝突。黨内相當多的人認為台灣社會的變遷，給了民進黨百年未遇的機會，它們的使命是執政，而不是保持自己的理想。而要執政，就必須獲得民眾的認同。目前廣大台胞害怕獨立，而民進黨上台就可能被視為“台獨”上台，大陸絶不會坐視，西方也未必願意被捲入一場戰爭。廣大民眾對民進黨候選人將持慎重態度，除非這個黨放棄“台獨”的主張。現實迫使民進黨修改政綱，務實派應運壯大，他們被稱為“聯合派”，黨内鬥爭與分化加劇。“基本教義派”和“激獨派”憤而出走，依然留在黨内的這部分黨員認為，民進黨既為反對派，就應制衡執政的李登輝和國民黨；若參加聯合政府，將使民進黨理念模糊，喪失特徵，反而有利於國民黨的收編。民進黨能否摒棄“台獨”綱領並在組織上進一步排斥“激獨派”，是其未來走向執政的關鍵。應該説，民進黨内務實派更具移民性格，更有務實精神，更少歷史包袱，他們有可能比國民黨與新黨更能開啟兩岸關係新局面。
　　
　　民進黨能否參與執政，還將取決於這次“修憲”。“國發會”為國、民兩黨合作創造了契機，民進黨主席許信良若能力排眾議，配合李登輝完成“修憲”，這對兩黨進行的人事合作將起“關鍵性的政治催化功能”。李登輝與許信良都過於自信，急欲在九七回歸前闖關“修憲”，遭到各自黨内的激烈反彈。這場修憲“本是少數政治人物設計的，廢除五項選舉，使省府、省議會、國大、鄉鎮長、鄉鎮民代表近三千政治人物前途茫茫”，在凍省和閣揆同意權問題上，宋楚瑜和連戰都與李登輝意見相左，許信良也受到民進黨内强烈批評，甚至要罷免他的主席職務。這場鬥爭“既不是本土與外來政權的族群衝突，也不是意識形態鬥爭的前奏”。人民不會為“修憲”去拼搏，他們更關心的是施政的有效性。倒是白曉燕案，反被視為“施政有效性的指標”。這樣，“總統關心修憲，小民只關心安全，院長關心能不能進入“立法院”報告，鄉親只關心他有沒有在我家門口出現”。“修憲”前途雖暗，國民黨與民進黨之間矛盾重重，但他們卻共同面對一個日益强大的中國大陸，他們之間也許還會相互妥協，“相忍為國”，以便共同對付中國大陸的統一“威脅”。
　　
　　影響民進黨執政黨的另一個因素，是中共大陸的態度與西方的反應。我們對民進黨的上台與否並非是無所作為的，可以説，這個問題在相當程度上取決於我方的對策，我們對島内的干預程度，以及我們與西方達成的諒解。
　　
　　四、我們的建議和對策
　　
　　民進黨自成立之始就組織鬆散，派系眾多，賴危機意識而共聚，在李登輝的縱容與暗助下得以發展。現持“台獨”觀念的人已大為減少，多數人是為當官而執政。台灣各黨派矛盾或黨派内矛盾是利益矛盾，兩岸關係或“統獨”觀只是他們爭取票源的手段。民進黨是反對統一的，但它並未執政，其兩岸關係政策還沒有受到民眾的正面挑戰，尚有務實化的可能。民進黨與國民黨的政黨合作始於“國發會”，其成功與否關鍵在於“修憲”。不管“修憲”如何收場，李登輝時代正在消逝，李後時代已提前到來。李登輝之後任何一個領導人都不會比李更不務實、更不知中國的歷史與現狀、更頑固不化，兩岸關係也許有望借此走出低谷。目前台灣兩黨，從某種意義上講都是“台獨黨”，只有明獨和暗獨、“台獨”和獨台之别。不可能有任何一個黨會揭竿而起，率台歸順。在這種情況下，民進黨漸入執政舞台，若可迫其改變“台獨”綱領，由務實派主控局勢，兩岸關係不無可能出現良性互動。關鍵是我應抓緊實現現代化，搞好回歸後香港“一國兩制”的示範效應。
　　
　　為此，提出三點建議與對策。
　　
　　（一）消除戒忌，大膽工作
　　
　　以正確觀念看待民進黨，把做這個黨的工作放在對台工作大格局中考慮，將民進黨與其成員區别開來，將民進黨中的務實派與“激獨派”區分開來，關鍵是要做好台灣的民意工作，如果民眾對統一的疑慮得以解除，那末民進黨憑藉“台獨”綱領上台必無可能。要根據“江八條”精神，對民進黨同樣採取一接觸二談判的政策，歡迎其共商國是。在接觸中幫助並鼓勵民進黨人用更宏觀更廣闊的視野思考問題，促使他們採取務實的兩岸關係政策，建立起兩岸的良性互動。這幾年與民進黨的接觸實踐證明，做好這個黨工作並促使其轉變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二）更好地做國際工作，在外交上堵住“台獨”
　　
　　在民進黨看來，台灣“已具有充分的國家主權，所欠缺的只是國家認同和國際社會的承認”。所以，爭取國際上的理解與支持，包括海外人的同情與支持，通過江總書記訪美訪日做好這兩個國家的上層工作，達成相互理解與讓步等等，務使台灣問題不致演化成為國際爭端，而只能成為我國的内政，由中國人自己解決。
　　
　　（三）堅持兩手政策，一手硬，一手軟
　　
　　對“台獨”一定要硬，不給予好臉，經濟上不給予利益，要像小平同志在香港問題談判時那樣——主權不容商量，甚至限定回收時間，使他們感到“台獨”走不通。同時要通過文化交流和經貿合作，讓廣大台胞參加到一個大中國的建設中來，以增加認同感和建立新的民族感情。應著手建立統一論壇，擴大宣傳，講究理性溝通。堅持説理，話要軟些再軟些，行動要硬些再硬些。文武之道，一張一弛。在軍事上要保持威懾力，在外交上積極開展攻勢，擇時重開兩會談判，並創造條件推進兩岸領導人會談，促進台灣的分化。
　　
　　寫於1997年6月30日

　　（本文發表於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情況與建議》199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