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本文考述兩大事實：一、《荔子碑》於南宋嘉定十三年庚辰九月初九（1220年10月5日）刻制完成，立於柳州羅池廟，被損斷於明洪武五年（1372）；二、柳州《荔子碑》拓本散傳四方，可見《荔子碑》傳播之旅及其文化影響。
　　
　　【關鍵詞】柳侯祠 《荔子碑》　文化影響　研究
　　
　　Abstract：Two things have been proofed in this thesis. For the first thing, the Lizi tablet was finished engraving on October 5th, 1220, and had been preserved in the Luochi temple in Liuzhou before it was damaged in the year 1372. For the second thing, the scrubbings of Lizi tablet were spread wildly which provides a glimpse to its spreading route and cultural influence. 
　　
　　Key words:Liuhou temple　Lizi tablet　cultural influence　study
　　
　　《荔子碑》的歷史真相
　　
　　柳侯祠的中殿，矗立着一通巨碑。這是中國古代碑林世界中的名品——《荔子碑》。它以“柳（宗元）事”、“韓（愈）文”、“蘇（東坡）書”而久享“三絶”之譽，傳承至今八百年。
　　
　　《荔子碑》爲國家一級文物。碑高231厘米，寬129厘米，分刻10行，行16字，大字真書，字徑舊籍記載“三寸餘”，實爲11厘米上下，跋文5行，真書，舊籍記載“徑五分”，約2厘米。得名以首句“荔子丹兮蕉黄”。碑文爲唐代韓愈《柳州羅池廟碑》的末段，是人們祭祀柳宗元時誦唱的歌詞，北宋時由書法大家蘇東坡書寫，刻成碑石置立於羅池廟，則是在南宋的嘉定十三年（1220）。
　　
　　碑文雲：
　　
　　荔子丹兮蕉黄，雜肴兮進侯之堂。侯之船兮兩旗，渡中流兮風汩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白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嚬兮以笑。鵞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遊兮莫來歸，春與猿吟兮秋與鶴飛。北方之人兮謂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願侯福我兮壽我，驅癘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干，秔稌充羡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於世世。〖HK〗
　　
　　此文與唐韓愈撰沈傳師書《柳州羅池廟碑》（宋拓本題首爲《羅池神碑》）相校，字詞差异頗多。“雜肴”唐碑作“雜肴蔬”，“進侯之堂”作“進侯堂”，“渡”作“度”，“汩”作“泊”，“乘白駒”作“乘駒”，“莫”作“暮”，“秋與鶴飛”作“秋鶴與飛”，“謂侯是非”作“爲侯是非”，“無我違，願侯福我”作“無我違，福我”，“癘”作“厲”。唐碑爲此文最早文本，東坡書於北宋，所據亦爲較早文本，差异的校勘及修辭比較，前人已多有論及。
　　
　　刻碑者關庚留下的跋語對於解讀《荔子碑》的由來至關重要。特别是除此之外幾乎没有任何其他文獻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宰相進退百官，賢之遇否係焉。柳侯名重一世，竟老遐陬，繄誰之責?嘉定丁醜春，庚赴柳幕，道長沙，謁帥相安公先生。臨别授坡仙大書《韓昌黎享神詩》，俾刻之廟，傷其不遇也。庚甫到官，攝邑柳城，繼易僉賓州。回白，郡太守桂公。慨然從庚。於戲!侯賢而文，誠獲遇先生，必始終光顯於朝，奚至一擯不復用?韓之文得蘇而益妙，蘇之書待先生而後傳。邦人聚觀，咸嘆謂:若昔不遇，疇非遇於今耶?先生總百官之進退，有賢如柳，尚何憾?如韓、如蘇，蓋同一際遇雲。\[庚辰\]重陽門生從政郎柳州軍事權僉判天臺關庚謹跋立石，朝奉郎權知柳州軍州事借紫永興桂如篪，命迪功郎柳州學教授豫章廖之正書丹。〖HK〗
　　
　　關庚跋文各録本文字也略有參差，“柳州學教授豫章廖之正書丹”過去“正”多釋讀爲“山”，有誤。干隆劉祖曾重刻碑作“正”。今細驗原碑，正字中間一横明顯出於刻鑿。其他异文詳見下文考論。
　　
　　 “坡仙大書《韓昌黎享神詩》”得以刻成《荔子碑》，最關鍵的重要人物爲“帥相”安丙。没有他的精心存藏和授予，《荔子碑》的一切將無從談起。而且後來的事實也證明：没有《荔子碑》的刻石，被譽爲東坡“書中第一”的“大書《韓昌黎享神詩》”這件墨迹不會在中國書法名作之林中留下任何一點痕迹。
　　
　　安丙（1148－1221年），字子文，南宋廣安軍甘溪場（今四川華鎣市永興鎮）人，孝宗淳熙間舉進士，寧宗開禧、嘉定間先後出任四川宣撫副使、四川制置大制使和四川宣撫使，鎮治巴蜀十年之久。其間，他領導忠義平定了大將吴曦叛宋降金的“武興之亂”，指揮宋軍鎮壓了潰軍張福、莫簡抄掠四川的“紅巾之亂”，發動了聯夏攻金的“秦鞏之役”，整頓財賦，改革軍政，鎮撫蠻夷。其平叛戡亂之功、鎮蜀治巴之效，既受到朝廷的奬拔，官至同知樞密院事，又得到四川士庶的愛戴，其生祠“遍蜀中”。嘉定十四年（1221），安丙病卒軍中。朝廷追封“魯國公”，詔建祠，彰其功德。《宋史》立傳。在13世紀初葉的中國，安丙是治蜀大臣，聲威大著，名震朝野。
　　
　　圖一　南宋嘉定十三年庚辰九月初九（1220年10月5日）重陽吉辰，《荔子碑》刻制完成置立於柳州羅池廟
　　圖二　《荔子碑》拓本
　　
　　從安丙的生平我們不難看出，他是位勇於任事，不避艱危的人物。他是文獻可考收藏“坡仙大書《韓昌黎享神詩》”的第一人，至於墨迹是如何傳遞到安丙手中，没有任何綫索。
　　
　　安丙傳承東坡先生的法書，顯然有出於同鄉的情感因素。
　　
　　另一位關鍵人物關庚，天臺縣人。他在赴柳州軍事權僉判（權，暫代。僉判，佐理州府事務之職）任時取道長沙（宋代潭州）拜謁他的恩師安丙。師生相聚，具體談了些什麽，我們無從知曉。從關庚跋語我們可以感覺他們談到了柳宗元，“傷其不遇”，還談到了蘇東坡和他的書法，由此談到了人生的際遇。當然，安丙也不免談到了自己的處境，以及關庚的前途事業，等等。臨别之際，“安公先生”將珍藏的這幅“坡仙大書《韓昌黎享神詩》”脱手相贈，諄諄囑咐關庚刻石於柳州的羅池廟。其實，“坡仙大書《韓昌黎享神詩》”的去留在他的腦際裏盤恒已久了。
　　
　　此時是嘉定十年（1217）的春天。對於安丙的人生，也確實是一個特别的時期。
　　
　　嘉定七年（1214）的八月十六日，安丙在赴行在所臨安的途中，突然奉除任觀文殿大學士、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之命。朝廷將他出蜀帥湘事實上是對事權的有意削弱。湖南任上，有關他的文獻資料極爲少見，《宋史·安丙傳》只有略略數十字而已。其中提到他“留意學校，請於太常創大成樂”，這是因爲内地政事稍閑而得以興文講學，並以此求得個人心性的享受。1996年出土的《安丙墓誌銘》説他“自謂爲郡之樂，前此所無有也”一語，足可説明。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坡仙大書《韓昌黎享神詩》”必定會引起他的思量。同時，湖南安撫使任上的前期，安丙又以帥蜀的做法繼續 “政尚嚴酷”，並因此被轉運判官章徠參劾。在任一年之後，他因厭政開始多次乞歸，而朝廷一再不允。嘉定十年（1217）的正月，安丙又再次“上章乞奉祠”（朝廷安置年老大臣，以示優禮的閒散之職），於三月二十三日除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返歸四川。由此看來，安丙、關庚兩人的行迹如不相遇，“坡仙大書《韓昌黎享神詩》”未能托給信守之人，則《荔子碑》的刻石於柳州根本不可懸擬。更重要之處在於：安丙治湘三載，未將墨迹擇地於柳宗元任職司馬十年之久的永州；已請奉祠之時，未作携歸故里之計，却而公之於柳州，囑刻石於羅池廟。這必定是需要徹底斷去私己之念。因爲安丙先生深知：此法帖一旦脱手，復返未必可能。同時，他又要在去取柳州、永州時頗費躊躇，才能最終作出這一决定。
　　
　　關庚的跋語將刻碑前後經過簡略記述，且就今昔柳宗元的際遇感嘆再三，寄寓同情。這既是紀事銘文，更是一篇情感小品。
　　
　　安丙、關庚、桂如篪（桂如篪，江西貴溪人，紹熙元年進士）、廖之山這些人物的悉心之舉，留下了這件絶世之碑。這對於柳州是可以衡量而又無法計量的一筆重要的文化財富。
　　
　　東坡這件墨迹“秘傳”百餘年之後付之刻石，又是數百年過去，不經意間却出現了别一種説法，説嘉定《荔子碑》是“重刻”的。這意味着，安丙授予關庚的只不過是一紙從所謂的“原刻”碑上取得的一紙拓本？這是足以讓學者疑惑不解的問題。此説的依據有：見於金石著作的有清嘉慶十年（1805）刊行的《金石萃編》卷一五一《羅池廟迎送神辭碑》的跋語説：“此碑韓文、蘇書，嘉定丁醜天臺囗良重刻於柳州馬平縣羅池廟。”之前，見於舊志即干隆《柳州府志》卷十八《古迹》也記載：“原刻久失，據今跋語，乃長沙帥安公藏本，以授柳州推官重刻者。”干隆《馬平縣誌》説同。特别是柳州舊志的記載，鑿鑿其辭，且稱“據今跋語”，很容易讓地方讀者以爲説有所據而接受。
　　
　　值得我們特别説明的是：
　　
　　一、《荔子碑》刻石最早、直接的文獻就是而且只有關庚的跋語。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任何旁見證據。直至今日，所有對《荔子碑》刻石的論述都不離此文。二、明代已有多位學者論及《荔子碑》，但没有涉及所謂“重刻”的問題（按：因爲事實上根本不存在這個問題）。而且，始見記載的明萬曆《廣西通誌》以及清康熙、雍正、嘉慶《廣西通誌》記載也都没有出現“重刻”説。干隆《柳州府志》、《金石萃編》出來之後，信者自信，疑者自疑。時至今日，除考釋關庚跋語文字誤讀而誤解之外（詳下），也從來没有提出過“原刻”的證據，豈不奇怪？
　　
　　既然没有可供駁議證據，那麽爲何會出現“重刻”説就是澄清事相的關鍵所在了。
　　
　　 “重刻”之説的出現，一是基於史實的不當推衍。史籍記載，蘇軾逝世後的崇寧二年（1103）四月，朝廷詔毁三蘇、黄庭堅、秦觀諸人文集，同時，“天下碑碣榜額，係東坡書撰者，並一例除毁”（吴曾《能改齋漫録》卷十一）。崇寧二年和宣和六年（1124），又兩度重申除毁蘇軾諸人文集的禁令。這種情形一直到干道年間，孝宗才下詔解禁，求東坡遺迹歸之秘府，并親爲序贊，東坡書法乃得重見流傳。“重刻”之説是建立在東坡書《韓昌黎享神詩》當時刻石，之後禁毁，解禁之後重刻的推想之上。但是，東坡在世《韓昌黎享神詩》已經刻石的證據何在？（《柳侯祠石刻注釋》簡介説“蘇書《荔子碑》是否刻於其生時，待查”，可見曾有此疑問）蘇書被嚴禁時期又豈有刻碑的可能？還有“原刻”置立於何地？何人主持刻制？一切均無答案。因此，就史實而言，没有任何文獻的“重刻”之説雖然“事出有因”，但顯然不可取信。
　　
　　二者是由跋文辨識之誤引出的“重刻”之説。《柳侯祠石刻注釋》（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録碑文爲“蘇之書待先生而復傳”，因讀爲“復”字而文意釋爲“蘇東坡的書法遇到安公先生才再度得到流傳”。使用此文的研究者自然就有 “跋文説它‘復傳’”之説，有的則作出《荔子碑》“重刻”是“有可能的”這樣的推斷。爲慎重起見，我們重讀原碑，又調閲柳州博物館藏清代拓片，此句文字爲“蘇之書待先生而後傳”（“後”、“復”二字因形近易致誤）。因此，建立於文字辨識之誤的“重刻”之説更是不可取。其實，當代之前的《柳州府志》就是誤讀者了。它在説“據今跋語，乃長沙帥安公藏本，以授柳州推官重刻者”。這是先誤讀“後傳”爲“復傳”，進而稱爲“重刻”，並設定了“原刻久失”一語。
　　
　　比較關庚跋録本文字的异同，可知嘉慶《廣西通誌·金石略》（又有另行刻本《粤西金石略》）、《金石萃編》各據拓本輯録碑文。既然作“後傳”不誤，則不可能讀出“重刻”之意。作爲干嘉時期著名學者的王昶，没有理由，也不可能在没有“原刻”文獻依據的前提下兀然稱嘉定碑爲“重刻”之物，不可能出現這樣無事實的推定。毋庸置疑這一點。這就意味着《金石萃編》的“重刻”另有所指，或者説要找到合理的解釋。在比較前後相關文字之後我們發現，“重刻”是就已經久佚不傳的沈傳師書的韓愈《羅池廟碑》而言。
　　
　　《金石萃編》據實録存碑版石刻，《羅池廟迎送神辭碑》引録明清多家評論。在《粤西金石略·羅池廟碑享神詞》“按原碑沈傳師書，久佚”題識一則之後，加跋語稱“此碑韓文、蘇書，嘉定丁醜天臺囗良重刻於柳州馬平縣羅池廟”。顯然，這句是承上“原碑”而言。從行文前後語境看，這才是王昶跋語“重刻”的本意。《羅池廟碑》久佚，《金石萃編》未能寓目碑石拓片\[卷一百七録元和十二年（817）《柳宗元龍城石刻》，而未及《羅池廟碑》\]。清人的記載中，也有將兩碑名稱混同之例，如王士禛《池北偶談》有“柳州《羅池廟碑》‘荔子丹兮蕉黄’一石尚存，相傳爲蘇文忠公書”之語。
　　
　　這就是“重刻”説問題的癥結所在。
　　
　　讀者引用《金石萃編》時如果不顧及前後文意，只着眼“嘉定丁醜天臺囗良重刻於柳州馬平縣羅池廟”一語，也會很自然地接受《荔子碑》爲“重刻”碑的説法。
　　
　　多年以來，因爲不當推衍、文字誤釋，還有語意理解不周，鑄成嘉定《荔子碑》爲“重刻”之誤説。積非成是，學者間也往往以“原刻”、“重刻”相問，疑惑不解。最後至於用坐實之辭成“重刻”之調：“《荔子碑》原刻於北宋，後毁。南宋嘉定十年據長沙帥安公家藏拓本重刻”（廣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廣西名人名勝録》）。
　　
　　我們不可能去指點關庚爲何不説明“坡仙大書《韓昌黎享神詩》”到底是墨迹，還是所謂“原刻”碑的拓本？因爲很顯然，正因爲是原迹，所以無需辭費。反而如果是拓本，關庚倒是有可能要略予標明。現在看來，所謂“重刻”之説，問題出在對文本的解讀之誤。
　　
　　《中國碑帖藝術論》（蔣文光、張菊英著，中國工人出版社1995年第1版）稱“安丙將這幅書法珍品交給關庚拿到柳州刻石”。爲《柳侯祠石刻注釋》作序的著名學者卞孝萱先生也明確説：“從關庚《荔子碑跋》得知，安丙把珍藏的蘇軾書迹交給關庚，囑咐他拿到柳州刻石。”這樣解讀《荔子碑》的跋語，哪裏有“重刻”的踪影呢？！
　　
　　關庚所刻據東坡書法原迹上石，這是我們本來並不需要，但現在是不能不慎重加以重申的事實。多年疑問，可以一朝冰釋了。
　　
　　《荔子碑》刻成置立於羅池廟的確切時間，之前的研究據關庚跋語“嘉定丁醜春”而一概定爲嘉定十年。然而，細讀關庚跋語，結合宋代州縣佐官的任職情况，可知刻於嘉定十年之説不太可能，或者説根本不可能。“嘉定丁醜春，庚赴柳幕，道長沙”，“甫到官”，先是“攝邑柳城”，即暫代柳城知縣，接着又“易僉賓州”，即與權僉判賓州。南宋時期州縣佐官的任職時間，一般最少一年。關庚兩任職别畢了，時間最少也得兩三年之後，才得以“回白郡太守桂公”。
　　
　　還有更重要的是，跋語落款的文字因殘缺長期以來没有引起研究者注意，又加之相關文字的誤釋，故而一直没有正確的答案。《金石萃編》此處録文作“如韓、如蘇，蓋同一際遇大慶也重陽門生”一語，其中的“大慶也”三字，其他文本一概爲“大□□”，如劉祖曾重刻碑、嘉慶《廣西通誌》、《柳侯祠石刻注釋》等（按：《金石萃編》與其他典籍録文略有异同，如“先生總百官之進退”之“總”《金石萃編》釋爲“察”，今視碑拓實爲“總”字。又“關庚”之“關”爲缺文，實爲“關”，“庚”釋爲“良”，這出於拓本不清晰的誤釋）。上文“蓋同一際遇”，下文釋讀爲“大”字，則不可能屬上。“大慶也”三字成句，既突兀，且不知所雲，釋讀有誤。“重陽門生”連讀，也顯然不知所謂。王昶跋因此説“重陽門生，所未詳也”。
　　
　　我們可以肯定：“重陽”爲九月九日無疑，這是古代興建擇取的落成良日。細查原碑，復驗拓本。三字處可以第一字實爲古文句末常用虚辭“雲”字，即屬上句爲“蓋同一際遇雲”，順暢無礙。第二字缺文，《金石萃編》釋爲“慶”，誤。“重陽”之前的兩字殘文顯然是紀年的干支或數字。原碑此字“廣”偏旁辨識無礙。嘉定十年（1217）往後爲“庚辰”即嘉定十三年（1220）。後一字大部殘，但字下部殘餘筆畫作點狀，應該是辰字部首。因此可以肯定，關庚是歷時三年調職兩地之後，才得以將刻碑事付之實施。嘉定十三年（1220）之後，不再有兩字位置能表述其他紀年的可能性，“庚辰”是唯一的答案，不可置疑。
　　
　　《荔子碑》刻石始於嘉定十三年（1220），落成置立於羅池廟的時間爲這年的九月九重陽吉辰。
　　
　　安丙於嘉定十一年（1218）夏四月返回家鄉之後，優遊山水，自得其樂。次年春，到果州，散家財募兵以平“紅巾之亂”。四月，起復爲四川安撫使，安丙堅辭，朝廷不允。嘉定十三年（1220）正月，受西夏合攻金朝之書。六月，進少保。九月，安丙下令諸將分道進兵，會夏攻金。
　　
　　作爲門生，這些年來關庚時時關注先生的動定，他感到必須盡快將恩師的囑托付之實現。其中“庚甫到官，攝邑柳城，繼易僉賓州”一句，過去一直以爲不過是泛泛之語，且認爲古人詞簡而此處略嫌辭費。我們聯繫安丙的行迹，這才恍然有悟：關庚是在向恩師述説自己因輾轉柳城、賓州兩地任職而未能及時刻石。我們可以肯定，安丙不僅知道“坡仙大書《韓昌黎享神詩》”刻成碑石的信息，而且關庚一定會飛馬急遞將《荔子碑》的第一張拓本奉到恩師座前。這應該不是故事的演繹，而是人之常情。即使現在我們還没有任何文獻來證明，但我們不會懷疑這一點。
　　
　　嘉定十四年（1221）十一月十九日，安丙病卒於軍中。
　　
　　默然潜藏百餘年，東坡法書的靈光一閃，造就了《荔子碑》這通千古名碑。
　　
　　東坡“書中第一碑”
　　
　　《荔子碑》以筆畫内在剛健和用墨濃重，結體的疏密相間，體現出内美外拙、凝重雄强之貌，被譽爲東坡的“書中第一”（明代王世貞語），這是中國書法史的定論。
　　
　　蘇軾（1037－1101年），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官至禮部尚書。中國古代文學名家。書法爲宋四家之首。歷代評論，以友人黄庭堅之説最爲確切中肯：“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中歲喜學顔魯公、楊風子書”，“中年書圓勁而有韵，大似徐季海，晚年沉着痛快，乃似李北海，此公蓋天資解書，比之詩人，是李白之流”。
　　
　　“坡仙大書《韓昌黎享神詩》”在刻成《荔子碑》之前，完全是以“秘傳”的方式承藏，這與東坡先生其他書迹的流傳明顯不同之處。《東坡題跋》有多處書寫柳宗元、韓愈詩文的記載，但没有提及《韓昌黎享神詩》。東坡同時人以及後來者，對他的書法極盡慕愛之情，爲此留下很多題跋，但也没有涉及這件墨迹的記載。一生研究蘇軾的著名學者孔凡禮先生在前人多種蘇軾譜傳文獻的基礎上，復廣搜典籍，撰成百萬言巨作《蘇軾年譜》。書中對收録《荔子碑》的《景蘇園帖》也多有引用，爲何對《荔子碑》不置一詞，我們不得而知。倒是有這樣的一種傳説：這件墨迹是東坡晚年流貶至廣東惠州時，應柳人的請求而作。
　　
　　東坡先生何以寫下這段歌詞？最重要的緣由當然在於他是柳宗元的隔代知音，且兩人都有被貶荒遠之地的相同際遇。他對柳宗元詩文的喜愛之情，有過明白的流露，且有异於常人的解讀。宋人晁説之曾説：“柳子厚詩與陶淵明同流，前乎東坡未有發之者。”（《嵩山文集》卷十八）。比如五言詩《江雪》通常作爲柳詩“清韵”的代表之作，受到歷代詩家的推許，事實上這種發現就是始於蘇東坡。他以此詩與唐人鄭谷《雪中偶題》進行比較時説：“鄭谷雪詩雲‘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蓑歸。’此村學堂中語也。如柳子厚雲:‘千山鳥飛絶，萬徑人踪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人性有隔也哉。殆天所賦，不可及也已。”（《東坡題跋》卷二）這是《江雪》被人們廣泛接受過程中的一道分水嶺，從此鄭詩結束了輝煌的過去，而《江雪》却因東坡的“發明”迎來了接受史上新的一頁。東坡一生多次書寫柳宗元詩文，尤其是晚年被貶謫時期，或因人請求，或自抒情懷。紹聖二年（1095）六月九日，應南華重辯之請，書柳宗元《大鑒禪師碑》，並作小記。次年三月六日，跋柳宗元南遷後所作的《南澗》詩，有“清勁紆徐”之語。本年十月二十九日，又再書此詩，跋語説“紙墨頗佳，殊可發興也”。在惠州時期，東坡還曾以大字書韓愈《雉帶箭》詩。此期間内，與州守往還的過程中，題跋書畫，書佛經，或爲書史傳，又寫碑，等等，均見於記載。南國物候“荔支、龍眼、柑、橘之珍相續”（《蘇帖》語），眼前景致與心間情懷彼此交融，東坡先生擇《韓昌黎享神詩》而大書，就情理而言都是可能的。
　　
　　東坡墨迹大多在徽宗初年的黨禁中被毁，傳至宋末已不多見。至今東坡書法真迹存世僅有《祭黄幾道》、《答謝民師論文》、《黄州寒食詩帖》、《李白詩》、《前赤壁賦》等數幀。南宋成都人汪應辰畢生收集東坡書帖，擇其優者結集，名之《西樓帖》。明代松江陳繼儒以《西樓帖》所收不豐，故重輯爲《晚香堂帖》。論者認爲《西樓帖》惜無全帙，《晚香堂帖》又美惡雜糅，難見真採。傳世東坡碑帖刻石多出後人復製，《荔子碑》則直據法書真迹上石，這是極其難得的了。
　　
　　宋代書藝與唐代絶然不同。唐書崇法度，雄偉闊大；宋書崇氣勢，天趣空靈。有宋一代，杰出獨特之士大有人在。尤其是北宋四大家蘇軾、黄庭堅、米芾、蔡襄的書法各具面貌，成就突出。今人侯鏡昶説：“蔡書知名之時，正是顔書大盛於宋代之日。然而當時書家能碑者極少，獨蔡能之。東坡能承唐碑之餘緒，足見其書法功力之深。”“宋書家善碑者，除蔡襄以外，東坡一人耳”（《書學論集·論蘇黄米書藝》）。
　　
　　蘇軾的書藝功力自正書始。他的《論書》雲：“書法備於正書，溢而爲行草。未能正書，而能行草，猶未嘗莊語，而輒放言，無是道也。”東坡是按正書—行書—草書的傳統路數循序漸進，先繼承傳統，然後脱出古人畦徑，自成一格，别開生面。他在宋代書苑中的地位，可用“承前啓後”四字概括。所謂“承前”，指他能承唐風，善書碑碣。蘇碑則字字緊逼，不留空白，完全是帖的布白，故宋代的碑刻形成了獨特的風格。説他“啓後”，主要是創造了宋代行書獨特的風格。書法面貌一新，而意趣往往接近晋人，書品爲四家之冠。東坡自稱“我書意造本無法”，表示不爲古法所囿。這就是東坡超過群輩之處，在有宋一代當推爲第一。後世評價極爲尊崇，如元趙孟頫有“東坡書如老熊當道，百獸畏伏”之語。
　　
　　從東坡書藝研究的角度，學者們長期以來對《荔子碑》進行過悉心研究，見解紛呈。大體歸納，約略有以下幾點：
　　
　　書法有三分用筆之説。一分筆書寫的特點是纖細、瘦勁，如“瘦金書”。二分筆圓潤、俊健，如柳公權、趙孟頫。三分筆則豐腴、渾厚，如顔真卿、蘇東坡。《荔子碑》行筆法度雖仍是三分用筆，但温厚中出險辣，得氣且具勢。比如一些“我”字，“戈”不取鈎，而是一瀉而下；“事”、“兮”等字末尾均以铦利之鋒芒挾裹而出。結字多爲率性而作，如“鵝”字特大，且用行書，“兮”字也是隨手妙變。明代王世貞曾有“東坡書《羅池銘辭》遒勁古雅，爲其書中第一”之説。今人侯鏡昶也有評論：“用筆險勁，此刻更具法度，但兼有氣勢，與唐碑各家迥然相异。東坡善於發展變化，融勢入碑，開宋書特有之風。蘇碑又以帖的布白，融入碑中。自東坡倡導，宋代碑刻形成了獨特的風格”（《論蘇黄米書藝》）。從宋人書風的形成，可見《荔子碑》是東坡頗具特徵的妙成之作。
　　
　　古人行文，辭簡意深。關庚跋語中的“坡仙大書”之“大”字，並非泛泛之語，即大字書件爲東坡鮮見之作。因其少作，被認爲大字非擅長之技。其實，宋代尚意諸家也不善作楷書大字。再則，東坡楷書碑如《宸奎閣碑》、《醉翁亭記》、《豐樂亭記》都有明顯的“左秀右枯”之狀，即左半筆鋒鋭铦而右半較爲靡弱，體勢顯得不够平衡。反觀《荔子碑》，雖也取左向而不求平正，却是點畫周到，果斷有力，頓挫之間斷然肯定，識者稱之“豐腴跌宕，藏巧於拙”。
　　
　　更重要的在於《荔子碑》的磅礴大氣，於骨力洞達之外復能照顧到氣勢，顯然以楷書而有行草連綿之趣。宋代書家多不長於碑版而精於尺牘。書法作大字，要達於端正即已不易，求變當然更非易事，進而要在楷法端勁中透出連貫意趣，則更是難上加難。蔡襄的《晝錦堂記》一向被認爲是宋代楷法端勁之首，東坡《荔子碑》則可推爲宋代楷書變化神動之最。前者是廟堂之高，舉動行止皆有法度，不愧正大堂皇，後者則勃然具山野之氣，“粗服亂發”之貌於左傾右欹之間却步伐安然。這是一種鬧中取静、雜中得正的真本領。有宋一代，蔡襄式的端嚴是一種品格，而東坡先生的山野之氣更有魅力，因爲必然更有個性。
　　
　　可與之比對的《表忠觀碑》，成於宋元豐元年（1078）八月。碑石原刻在杭州錢塘錢氏墳，四石兩面，正書六行，行二十字。筆法操縱嫻熟，方整俊偉，也間以圓筆宛温，如其竪鈎頗有特點，將“我”、“相”等字取其方，“承”、“行”字取其圓。多用三分之筆，顯其豐腴，且每筆均不爲虚鋒，實筆書碑一絲不苟。前人評爲“比之蔡君漠，有過之無不及，坡公最用意之作也”，明代王世貞《弇州山人稿》説：“《表忠觀碑》結法不能如《羅池》（即《荔子碑》）老筆，亦自婉潤可愛。”《荔子碑》與《表忠觀碑》比照，可以觀察到東坡書碑面目和情調的异同之趣。
　　
　　東坡先生書法沾溉柳人，《荔子碑》必居其首。然搜索典籍，考究故迹，《荔子碑》刻石之前柳人已久承“蘇學”。
　　
　　傳“蘇學”入柳者即曾居丞相之職的王安中（1076－1134年），字履道，號初竂，中山陽曲（今屬山西）人。少時曾師事蘇軾。元符三年（1100）登進士第。徽宗在位時，極得信任，累任中書舍人、御史中丞、翰林學士、尚書右丞，官至檢校太保、大名府尹。南宋初周必大有“時方諱言蘇學，而公已潜啓其秘鑰”之説，且推許安中爲“蘇學”承繼者：“黄、張、晁、秦既没，係文統、接墜緒，誰出公右？豈止襲其佩、裳其環而已”（《初寮集》卷首《序》）。紹興二年（1132）春，王安中寓居柳州水南僧寺，與吴敏、汪伯顔同爲三相之游，設“駕鶴書院”，題額於壁，“時携筇挈榼，觀書論詩，款洽終日不倦”（趙師邈《三相亭詩並記》）。又撰書《新殿記》刻於天寧寺壁崖，宋人周必大稱此文“閎深辯麗，近坡(蘇軾)暮年之作”。安中又有手迹數件（刻於《鳳墅法帖》），即書於柳州。行書録韓愈《别趙子》詩後題識有 “城南甘绹次凉日來問學”語，大字“破額山前碧玉流”（柳宗元《酬曹侍御過象縣見寄》）尤得東坡《荔子碑》筆致神韵。“城南甘绹次凉”即柳州文士甘绹，字次凉，紹興二年（1132）進士。當時授受，州中子弟又何止甘绹一人？柳州文士實已是東坡先生私淑弟子，柳州久已是“蘇學”傳衍之地。
　　
　　《荔子碑》的刻石之藝亦爲一絶。奏刀能將東坡書法神韵最大可能體現於碑石，因而有學者認爲“三絶”之外當有“四絶”之譽。刻碑時從字畫的右緣和下緣用斜入法，而字畫左緣和上緣則正下刀。刀法正下，存碑字輪廓的完整，以傳筆法；以刀尖斜入，能細膩表現原件毛筆書寫特徵，以現墨痕。摹刻精工，鋒稜宛然，點畫之間見神完意足之態。東坡傳世的《前赤壁賦》、《豐樂亭記》、《醉翁亭記》、《金剛經》、《司馬温公碑》等碑刻之作，《荔子碑》以刻制之善，無疑居諸碑之首。
　　
　　人們伫立碑前，久久凝視，不經意間感覺凹下之字居然凸顯，不免嘖嘖稱奇。這種神奇的視覺效果當與刻石之技有莫大的關係。　
　　
　　因此，我們在向書法大師東坡先生膜拜之時，同樣應該向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刻工致敬。
　　
　　屹立南天八百載
　　
　　古人對於碑碣之物，通常是敬若神物，不敢輕慢視之。清干隆《柳州府志》卷十八《古迹》的引言説：“事經千百載後，其人已往，而流風遺韵不與俱往者。好古之士，每樂從其所居、所游之地，低回向往，以想見其爲人，此昌黎所謂曠世相感也。柳郡自唐宋以來，孤臣放謫，騷客題咏，芳徽雖邈，遺迹猶存。試登太白之岩，謁羅池之廟，過司户之墟，俯仰流連，光靈宛在。吾知其殘碑斷碣，必有物焉以呵護之。縱風霜屢易，兵燹迭經，而後之人憑弔當年，或追尋於破瓦頽垣中，摩娑拂拭，慨然以修復爲己任，决不偕荒煙蔓草同其泯滅者矣。”這段文采越揚的文字，似乎正是《荔子碑》得以承傳近八百年的印证。
　　
　　《荔子碑》有多種名稱，而每種名稱的背後多有特定的意藴。通常見於碑版著録稱爲《韓昌黎迎享送神辭》。明代王世貞名之《羅池銘辭》，説明瞭此碑與羅池廟的關係。又有稱之《羅池廟詩碑》，以示爲韓愈《羅池廟碑》的唱詩部分。柳州地方最初記録爲“《柳子厚廟碑》，或《柳侯碑》，這很可能是與另一通唐代沈傳師書的韓愈《柳州羅池廟碑》區别開來。不過，更通行的習稱是《荔子碑》。何以如此？不僅以其首句“荔子丹兮”，更是因爲“荔丹蕉黄”是南國物候極鮮麗的一景，讀之會油然起念遠思賢之感。
　　
　　《荔子碑》就此静静地伫立於羅池廟。瑰麗而莊嚴的身姿爲人們尊崇，當然也就被風雨剥蝕，還有世運不濟被冷落的時光，這才是它完全的歷史。人們稱之爲柳事、韓文、蘇書的“三絶碑”，又曾不幸被折斷三絶（“韋編三絶”之義）的不幸，散離委棄，之後又複合一體，因此抹上了濃重的神异色彩。
　　
　　嘉定十三年（1221）《荔子碑》刻成的次年，全國總志《輿地紀勝》初稿撰成，至寶慶三年（1227）最後完稿。其中的“柳州碑刻”一目中没有留下《荔子碑》的記録，這很可能是文獻采輯不及。元代志載殘缺無考。進入明代，最早的《寰宇通誌》也是只及《羅池廟碑》而失録《荔子碑》。之後的嘉靖《廣西通誌》也没有留下記録。較早的記録出現在萬曆《廣西通誌》卷四十一的《古迹》：“柳子厚廟碑，韓昌黎作，蘇子瞻書。舊藏在柳州城下。其城愈築愈壞，後掘地得碑，竪之，城始可築。”清康熙《廣西通誌》卷二十四《古迹》：“斷碑，即柳侯碑，韓文蘇字，竪柳侯祠内。”另又見於雍正《廣西通誌》記載。干隆《柳州府志》卷十八《古迹》：“斷碑，在柳侯祠内。唐韓昌黎詩，宋蘇子瞻大書刻石，遺柳民歌以祀侯者，俗稱韓詩蘇、柳侯碑是也。”
　　
　　“斷碑”斷於何時？《柳州府志》説是“因兵燹中毁棄，後築外城，軍士拾得碑一角以砌城，城輒崩，因取還，與原碑合。”柳州築外城是在明代嘉靖年間，之前就已“因兵燹中毁棄”。從史實上看，此兵燹應該是指元末明初的易代之役。柳州舉人傅高在作於正統九年《重修柳侯羅池碑記》道出了事實的真相：“諺雲：‘柳侯爲神，顯而有征。’洪武壬子城柳，軍士斷碑以砌，輒崩，還碑乃已。”時間記載明確，爲洪武五年（1372）。事因築城的軍卒“斷碑以砌”，而不是“以斷碑砌”，碑的殘斷是出於軍伍之卒的魯莽無知。傅高爲永樂六年（1408）舉人，記事出於當時人述當時事。因此，斷碑緣由應該以傅高的説法更爲可信。自此之後，“斷碑”一詞頻頻出現，成爲《荔子碑》的代稱。
　　
　　在因果報應盛行的時代，《荔子碑》折斷，也引出了種種神异的傳説。慶遠知府岳和聲於萬曆四十年（1612）三月十六日道經柳州，他在《後驂鸞録》記載説：“讀眉山所書昌黎氏《荔子碑》，摩挲折角之字處。先是，柳城屢潰，屢築旋復潰。畚鐳者從潰土中得碑角之一字，與故痕合，而城始就築。嗣後貯折角柳庫中，摹拓者必得請而後碑始全，亦一奇也。”包汝楫《南中紀聞》另有一説：“萬曆癸醜間海寧董雲泉守柳州，見碑石斷壞缺三字，曰：‘有能得此者，厚給之。’不三日，父老携一石至。合之不差毫髮。詰其自。曰：‘曾夜經城下，見火光逼霄，意必寶藏。旦發之，得此石，不知爲蘇公所書之《羅池廟碑》也。’”這種傳説，或許是有事實依據的。民國《柳江縣誌》“古迹”記載：“歲久，碑石二塊圮陷土中。明嘉靖末年，柳州城崩，修築，有一二丈許未克畢工。僉謂此地有怪物，或蛟龍伏蟄其中，因鳩工掘之，深數尺，獲二碑石，城遂克築落成。可見柳州之迹，昌黎之文，蘇長公之字，三者皆絶物，肯冥冥地下哉。”柳州民間認爲《荔子碑》拓片有可鎮風波的神奇之能。清人王士禛《池北偶談》記載：“柳州《羅池廟碑》‘荔子丹兮蕉黄’一石尚存，相傳爲蘇文忠公書。估客過柳江者，拓一紙，即無風波之虞。亂後失去，雜入築城磚石中，每當築處，城輒圮。有司知其异，物色出之，今置廟中。南禮部鼎甫（廷鉉）嘗理柳州，爲予言。”岳和聲、包汝楫、王士禛的記述或是親聞，或者得自此地爲官者，可見當時里巷之説在柳州民間盛傳着。
　　
　　很顯然，各種神异之説，是敬祀柳侯的人們在宣示一種情感：碑爲神物，不可輕慢。這應該是《荔子碑》穿越八百年時光傳承至今的一個重要原因。清代干隆年間，柳州知府劉祖曾重刻一石，原款原式，與祖碑同藏祠中。“文革”期間，《荔子碑》因爲有心人用灰漿掩蓋而幸免被砸。
　　
　　這就是《荔子碑》的命運，也是它的神奇之處。
　　
　　來來往往的瞻拜者
　　
　　古代柳州，柳侯祠是最爲引人的一處名勝，祠中最爲引人注目者無疑就是這《荔子碑》了。
　　
　　主持過《永樂大典》纂修的解縉（1369—1415年），曾因貶謫南行道經柳州。他在《羅池廟》詩中説：“子厚文章邁漢唐，可憐祠宇半荒凉。羅池水涸荷應敗，惟有穹碑照夕陽。”正德年間的柳州進士、文學家戴欽有《謁柳子厚祠》詩説：“窈窕山門入柳堂，陰陰鬆檜灑秋香。多才憐汝終疏放，往迹令人倍感傷。荒冢草寒惟夜月，斷碑蕪没自斜陽。遥將萬古英雄泪，灑向江流孰短長。”作者面對折斷爲三的《荔子碑》，一句“斷碑蕪没自斜陽”，展現了黄昏影照殘碑的凄美之景。
　　
　　清康熙初年，馬平知縣閻興邦曾借寓柳祠。此時“廟貌荒凉基址平，案頭塵積路堆荆”，“數尺斷碑雖幸立，幾間殘屋已將傾”。歸安進士沈世楓分巡左江，有《謁羅池柳侯廟》詩：“平生誦法瓣香真，尚喜桐鄉澤未湮。一代文章開絶域，千秋惠愛憶孤臣。池枯猶滴投荒泪，貌古難傳去國情。蘇筆韓碑雙墨妙，與公心迹合相親。”干隆年間詩人金虞頗多題咏柳州的風物勝迹之作，其中《謁羅池柳侯祠》詩有“墻根剩有韓碑在，丹荔黄蕉不可尋”之句。干隆十二年（1747），官方重修羅池廟，範赫用《丁卯重修羅池廟落成》組詩，咏唱紀事。“躊蹰恒久計，鄭重鼎新時”之時，復有“寂寞龍城柳，凄凉荔子碑”的感嘆。到了嘉慶年間，主修《廣西通誌》纂修的一代史家、廣西巡撫謝啓昆（1737—1802年），在觀賞之餘，作《書柳侯廟碑後》長詩：
　　
　　龍城之柳神所守，誰其記者柳子厚。驅厲鬼兮羅池碑，誰其作者韓退之。丹荔黄蕉祀神曲，誰人書者蘇玉局。三公文字照天地，遷謫都遭造物忌。循吏當時庇萬民，忠良异代同精氣。柳州城崩鬼神哭，板築未成怪物伏。一碑中斷一碑完，合璧何年置祠居？侯之來兮洞庭湖，潮州惠州路不紆。靈旗並降船容與，文教乃漸西南隅。作使鬼神驅覡巫，福我壽民言非誣。俗吏膽寒拜且趨，當官誰似柳韓蘇。
　　
　　兩廣總督阮元（1764—1849年）也曾兩度過柳，作爲一代金石學大家，以能直面《荔子碑》而分外慶幸。他有《柳州柳侯祠》詩雲：“柳江猶掩柳侯祠，定是風光异昔時。青箬緑荷非舊峒，黄蕉丹荔有殘碑。徙移故迹憑消瘴，想望高樓合咏詩。多少文章留恨在，鶯啼花落又羅池。”此外，托渾佈道光十三年（1833）分巡右江，有《謁柳柳州祠》之作：“門對青山水滿溪，丹黄蕉荔葉萋萋。已無報賽銅弦曲，剩有殘碑玉局題。遷謫同時悲夢得，文章一代接昌黎。知公不朽英靈在，自有餘光炳鬥奎。”咸豐、同治間的兵燹戰亂之世，柳侯祠成爲瓦礫之區。古代的名碑在亂世中被毁，可謂更僕難數。鄭小谷以《訪柳文惠侯祠，非羅池廟故址矣》寫盡凄凉景境，“經羊换劫無遺址，丹荔迎神有舊碑”。與鄭小谷同時的孫壽祺《訪城東柳江書院故址感賦》一詩表達出同樣的心境：“講院弦歌不可聞，羅池橋畔昔屯軍。江山寂寂餘哀草，城郭荒荒黯夕曛。此地豈宜來用武，彼蒼何苦喪斯文。不堪卒讀殘碑碣，剩有模糊碧鮮紋。”《荔子碑》能走過多難的亂世，應該是不幸中的萬幸了。
　　
　　民國時期，達官名流也無不以一覽名碑爲旅寓之快意。《建設中之柳州》（《申報》1934年5月7、8日）報導説：“四月十三日上午游柳侯公園。園係就祀唐代文豪柳宗元之柳侯祠，擴大而成。柳侯祠在園之右，係迭經兵火後而再加修葺者，既非舊觀，現亦荒凉。祠之中央龕石刻柳子厚像，其左側有韓昌黎撰、蘇東坡書柳侯羅池廟碑祀辭之殘石，仍嵌存敗壁間，雖經千萬摹拓，已現剥迹斷痕，然蒼勁虬邁之氣，仍充塞字行間。”1935年1月19日，胡適在柳州，《南游雜憶》記述説：“傍晚，我們去游羅池柳宗元祠堂，有蘇東坡寫的韓退之《羅池廟碑》的‘迎享送神辭大字’石刻。退之原辭石刻有‘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一句，頗引起後人討論。今東坡寫本此句直作‘春與猿吟兮秋與鶴飛’，此當是東坡從歐陽永叔之説，以‘秋鶴與飛’爲石刻之誤，故改正了。石刻原碑也往往可以有錯誤，其誤多由於寫碑者的不謹慎。《羅池廟碑》原刻本有誤字後經刊正，見於《東雅堂韓集校語》。後人據石本，硬指‘秋鶴與飛’爲有意作倒裝健語，似未必是退之本意。”提到的這處异文是石刻碑版校勘上一個很有名的案例。
　　
　　當代，柳侯祠更是接待了國家領導人在内的無數遊客。人們流連羅池，讀碑而生敬意。這正如郭沫若先生《過柳州訪柳宗元遺迹》所言：“柳州舊有柳侯祠，有德於民民祀之。丹荔黄蕉居士字，劍銘衣冢衆人思。芟鋤奴俗敷文教，藻飾山川費品題。地以人傳人以地，拜公遺像誦公詩。”
　　
　　一紙風行，馥芬四方
　　
　　應該説，也許從《荔子碑》置立的那一天起，拓本傳播的歷史也就開始了。求取拓本以傳藏，也就往往成爲人們的心願。崇禎十年（1637）六月十八日，游寓柳州的旅行家徐霞客“又西過唐二賢祠，覓拓碑者家，市所拓蘇子瞻書韓辭二紙”。清代干隆年間的馬平知縣韋佩金的《經遺堂集》中有《柳江臨發禮柳侯祠，示守祠人向得》詩，從“羡爾閑身短衣後，爲侯守祠打碑賣”一語，可知拓碑出售一直是沿襲下來。同治年間柳州知府孫壽祺的歸裝中就有拓本，他的《偕岱雨及祥崖協戎，莫焕然、樑佳亭兩茂才，王甥玉書，侄子國華、國珍，訪小桃源故址，登駕鶴山之半，歸後得詩》的“中間少一人，言將拓碑去”句後有注語：“紫崖哲嗣雅夫鹺使往拓《荔子碑》，未與斯游。”這件拓本，很快就成爲湖南永州柳子廟重刻《荔子碑》的底本。
　　
　　能面對《荔子碑》觀賞固然有幸，然而在古代更多人面對的是《荔子碑》的拓本。在這些人物中，明代的王世貞對《荔子碑》書法藝術作出極高的評價。王世貞（1526－1590年），字元美，號鳳洲，又號弇州山人，太倉（今江蘇太倉）人，明代著名的文學家、史學家，“後七子”文學流派的領袖之一。嘉靖二十六年（1547）進士，累官刑部尚書，移疾歸，卒贈太子少保。此人好爲古詩文，李攀龍死後，他獨主文壇達二十年。同時，王世貞又是吴門地區杰出的書畫鑒藏家，他對前代書家頗有微詞，而對東坡此碑却極口稱贊不置。
　　
　　之後，接觸到碑拓的還有狀元張以誠（1568－1615年），字君一，號瀛海，南直隸松江華亭（今上海松江）人，萬曆二十九年（1601）狀元，授翰林院修撰。他臨書的《荔子碑》墨迹至今尚存殘件，觀其筆墨趣味，頗得東坡先生遺意。
　　
　　孫鑛是晚明時期最負盛名的文學評論家。他的《書畫跋跋》是根據王世貞的書畫的題跋而撰寫的一部書學論著。其中有跋雲：“餘無此石刻本，然有一墨本，乃鄞張君所惠。似是先用鈎法具間架，後乃更用筆書之者。秾艷而勁發有勢。疑是南禺先生所臨。因此思其原本必絶妙。今跋稱是坡公第一碑，諒不誣也。”所説臨書《荔子碑》的“南禺先生”即明代著名書法家豐坊（1492－1563年），鄞縣（今浙江寧波）人，號南禺外史，嘉靖二年（1523）進士，除禮部主事。書學極博，五體並能。諸家自魏、晋及明靡不兼通規矩，盡從手出。家藏古碑刻甚富，臨摹亂真。據此知豐坊亦必收藏有《荔子碑》拓本，並有臨書之墨本流傳。及於清代，傳藏《荔子碑》拓本的文獻記載更多。柳州博物館收藏有晚清墨拓、朱砂拓各一紙，能存原碑面貌。有的拓本以存藏不易，往往改爲剪貼册頁，以期長久保存，也便於展觀。見於拍賣會的就有舊拓册頁本一件，原爲名家沈邁士、周退密遞藏之物。
　　
　　《荔子碑》的釋文大意：
　　
　　紅丹丹的荔枝鮮艷啊黄澄澄的芭蕉飄香，捧舉果木與肴蔬啊進獻於柳侯祠堂。迎接神靈的船舶啊旗幡飄颺，溯游於中流啊風濤激盪。久候賢太守不來啊，難道不知吾民悲傷？柳侯果然乘白馬啊飄然降臨於廟堂，笑容撫慰我州民啊絲毫没有顰蹙之相。鵝山之麓啊柳水之濱，桂樹團團啊白石齒齒。柳侯朝出遊觀啊暮夜來歸；春天與猿猱一起吟嘯啊秋天與白鶴同飛。那些北方士人啊竟然對柳侯指論是非，千秋萬歲啊柳侯與我民心無違。福佑我以衣食啊賜我長壽，驅逐癘鬼於高山下，讓處下之田不再苦濕，處高者無虞乾旱，讓五穀充盈倉廪啊，讓蛟蛇從此沉潜。我民勤謹祭祀柳侯一如初始不懈怠，對柳侯的仰慕欽敬必定世世代代。
　　
　　這段文辭仿用的是《楚辭》的“騷體”。神奇瑰麗又不免惝怳迷離的感覺，這也許就是多少年來令文人誦讀不置的原因吧。慕愛文辭，集《荔子碑》字而爲詩、爲聯也成爲一時的風氣。
　　
　　柳州知府孫壽祺集字成聯：“山水千蟠，風鶴不知民願慰；春秋兩度，丹黄無事我來游”。一代書家楊翰也有集字聯：“山水來歸，黄蕉丹荔；春秋報事，福我壽民”，此即廷桂重刻《荔子碑跋》所説的“海琴都轉嘗就殘本集祠聯，亦存真迹於什一矣”。對聯題刻於永州的柳子廟，後又傳刻到柳州柳侯祠。柳州博物館收藏的一册民國年間謝潤文的文稿中，就有“集柳侯廟荔子碑字”一目，鈔録了孫壽祺、秦某、莫月樓、吴伯仙等人的集字對聯。
　　
　　徐時棟是極其迷情於《荔子碑》的一位。道光二十一年（1841），鄞縣重修遺德廟，建“從祀堂”，徐時棟得遊歷柳州而歸的陳勱贈給拓本，於是集成一聯刻制於堂：“下無濕，高無干，經石驅流慰我侯兮千秋萬歲；堂之中，廟之左，朝猿暮鶴報其人於白水丹山”。對聯集語工整，取意極佳。鄞縣的城南門外“夢園”，植盆蘭百種，有奇花异品。園主人林淳初求題刻，徐時棟又以雙鈎法書贈聯語：“驅石結山流水自出，飛風團笑高人始來”。
　　
　　徐時棟（1814－1873年），字定宇，學者稱之“柳泉先生”。生平酷愛讀書，留意搜羅，建煙嶼樓於月湖西。一生校勘典籍，尤致力地方文獻，著有《煙嶼樓文集》、《煙嶼樓詩集》。咸豐七年（1857）的《集荔子碑詩聯序》述及《荔子碑》拓本由來，稱書法“規矩方圓中有變化不測之妙”，並每每臨仿書寫，同時一再集語爲聯：“碑字不滿百，其始排比離合，得句極苦，既而漸造自然，成二十餘聯，而餘病。病間復爲之。錯綜幻化奇變迭出，佳妙之句有若天成，初不意何以能得此於窘迫中耶？”《荔子碑》除去重文不過九十餘字，《煙嶼樓筆記》卷八記録的就有23聯。五言聯有：“春山風入柳，秋水鶴乘船”，又“秋山高入鶴，春水白於鵝”，“結堂萬山下，飛船流水中”。七言聯有：“方其入世無不笑，是謂高人莫之知”，“我游丹山待之子，世謂黄石無其人”，“山中待我歸黄鶴，水北無人飛白鵝”，“乘黄鶴自是出世，吟白駒莫知其人”，“事人不怠千秋願，與世無違萬古風”，“知人知世千秋事，游水游山萬樹風”，“秋樹高吟風結笑，中流飛渡鶴乘船”，“高山流水自朝暮，秋鶴春猿無是非”。此外，還有八言聯：“於以來游福山福水，無不欽羡壽世壽人”，“出入無方願知其自，是非莫白不與於人”，“游於無方非非自入，進以不雜汩汩其來”，“黄鶴乘船白猿吟樹，秋風知我春山笑人”，“無是無非不違於世，以出以入莫知其方”，“春水秋山乘流齒石，朝猿暮鶴吟樹飛風”，“入世方人無以自待，願子是我莫知其非”，“秋鶴入船中流飛渡，春風結笑高人自來”。有十一言聯：“謂今世無下水船苦吟莫笑，與高人結游山願飛風自來”。最長的爲二十一言聯：“春水船與，秋山鶴與，謂子其出遊與，方事吟笑以朝暮；干秔進兮，雜肴充兮，報我始歸來兮，不知人民之是非”。撰者自信集聯“有頗自然者，而搜索尚未盡也”。一而再，再而三，前後得《集荔子碑聯》58對，又集字爲長詩一首抄示陳勱。此唱彼和，詩筒往來。
　　
　　《荔子碑》成爲詩聯投贈、文酒酬酢的一個命題，古代文人對碑文的雅愛之情，由此可見了。
　　
　　集柳子厚事迹、韓昌黎文辭、蘇東坡書法爲一體的《荔子碑》，由拓本傳流四方，進而出現碑版的摹刻復製，這通常也是中國古代名碑傳藏保護的傳統方式。至遲於明代，《荔子碑》已開始了真身復製、傳佈四方的文化之旅，這無疑是中國碑帖傳刻中的一件韵事。
　　
　　永州三度重刻
　　
　　永州柳子廟享堂後壁正中，一字排開鑲嵌着四塊青石碑刻，這是重刻的《荔子碑》。明清時期，永州曾先三次重刻《荔子碑》。
　　
　　柳州與永州之間，也因爲柳宗元而結緣，《荔子碑》的傳刻就是其中之一善。柳子廟在現在的永州市零陵區瀟水西岸的柳子街。廟爲歇山頂式磚木結構，有戲臺、中殿和後殿。陳列着廟内清代永州知府廷桂摹刻的《荔子碑》，以及明代劉養仕《重修司馬先生廟紀》、嚴嵩《尋愚溪竭柳子廟》、王月照《愚溪懷古》、王泮《捕蛇歌》等碑刻。
　　
　　早在明代萬曆二十四年（1596），永州推官劉克勤曾令人據羅池廟《荔子碑》舊拓本摹刻置於柳子祠（即柳子廟）。明清之交的戰亂使得碑殘祠毁。至清順治十四年（1657），湖南分守道黄中通與永州知府魏紹芳捐俸鳩工重修廟宇。魏知府審視殘碑，早已是字體模糊，隱晦難辨，於是在順治十六年（1659）將《荔子碑》重刻於石，復爲舊觀。
　　
　　又是兩百年過去，同治五年（1866），廷桂出任永州知府，瞻拜柳子廟，看到康熙重刻碑“歷年久爲無賴所摧，字滅半”，不堪觀讀，爲“獨任其剥落”而深感遺憾。
　　
　　一切善緣往往不免巧合。
　　
　　此時，柳州知府孫壽祺落職返鄉，正在歸途中踽踽獨行。孫壽祺（1812－1875年），字子福，江蘇太倉人，道光二十三年（1843）舉人，次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後以佐福州將軍文煜叙功授柳州知府，同治三年（1864）到任。此時柳州以咸同兵燹，百景凋落，景况在《孫柳州遺草》三卷中多有記述。城外柳侯祠、柳江書院僅餘殘垣。《太倉州志》記載孫壽祺“甫履任，裁典商陋，規禁吏胥侵蠹，通飭所屬懲誣告勤，聽斷訟棍，積敝一清。府署毁於兵，重建之不以累民。既成，大書‘清、慎、勤’三字於堂以自警。”孫壽祺任未及三年，新任道員以賄聞，與之齟齬，降調而歸。途中，孫壽祺與老友譚仲維相見，晤談之下，將拓片贈給。
　　
　　永州知府廷桂得知“長公碑版尚屹南天”，極感欣慰，於是囑學官郭粹安主理《荔子碑》重刻，請石工鄭蘭刻制。同治七年（1868）四月刻成，廷桂書跋語：
　　
　　柳州羅池碑號三絶，以河東迹、昌黎文、長公書也。永祠有碑自國朝魏太守紹芳摹刻始，歷年久爲無賴所摧，字滅半。海琴都轉嘗就殘本集祠聯，亦存真迹於什一矣。餘自丙寅來守郡，既拔公裔染衣等而教之，復得公題名碣於華嚴岩。檢《府志》，知公弟宗一爲柳氏居永鼻祖，於其族譜揭之。家玉符兄又以公《年譜》郵示，補刊入集。敬念公之遺徽往迹，幸已蒐訪無餘，而是碑獨任其剥落焉，毋乃猶有憾乎。適譚仲維明經出是本見贈，蓋得自柳州太守孫子福同年者。餘既獲是本，知長公碑版尚屹南天，是宜亟壽貞珉，以妥三賢而存遺翰。爰屬郭粹安學博董其役，招手民鄭蘭來郡俾上石。析碑爲四，嵌諸壁，毖再摧也。捐金爲同志倡，醵錢爲買石繕墻及勒石費。逾月工竣。遂叙得碑原委而爲之跋。時同治戊辰孟夏朔日，知湖南永州府事滿洲廷桂跋。
　　
　　廷桂，字芳宇，號萬石山人，滿洲旗人，道光十九年（1839）舉人，歷官永州知府，著有《仿玉局黄樓詩稿》。永州任上，廷桂尋訪柳宗元後裔，重刻《荔子碑》，重刊《柳文惠公全集》，此三事時時爲今人不忘，其他的大約都了無痕迹。
　　
　　三蘇祠的兩通“柳州碑”
　　
　　四川眉州三蘇祠是蘇洵、蘇軾、蘇轍的故居。庭院内緑水縈繞，荷池相通，小橋頻頻，曲徑通幽，堂館亭榭掩映在翠竹濃蔭之中，錯落有致。祠中原來的消寒館已改作碑亭，珍藏有歷代碑刻共150多通。最奪人眼目的自然是蘇東坡《羅池廟詩碑》、《表忠觀碑》、《醉翁亭記》、《豐樂亭記》四大名碑，每通碑高度都超過2米，寬1米多，字徑10厘米以上，世人謂之擘窠大字。
　　
　　眉山人稱《羅池廟詩碑》爲“柳州碑”，這就道出了祖本源出。“柳州碑”之一是康熙四十四年（1705）眉州知州金一鳳主持所刻。碑高220厘米，寬115厘米。碑文9行，行19字，與柳侯祠原碑10行、行16字的款式不同。第八行至“始”字即折轉至第九行。原碑跋語未刻，爲重刻識語：“此蘇長公所書柳州碑也，康熙乙酉州牧金一鳳謹勒於石。”乙酉爲康熙四十四年，碑石已歷經三百多年風雨侵蝕，碑面受損明顯，文字漫漶尤爲嚴重。現在的狀况與柳州博物館收藏的晚清拓本比較，可見碑石變化加劇的痕迹。
　　
　　主持刻碑的知州金一鳳（1653－1723年），字子翔，號紫庭，山陰（今浙江紹興）人。以貢生入太學，以國子監典簿用。歷任山西介休知縣、廣東海陽知縣、四川眉州知州。内昇刑部浙江清吏司員外郎，轉昇户部陝西清吏司郎中。康熙五十二年（1713）任山東兖州府知府，雍正元年（1723）解任歸裏。金一鳳仕途生涯四十餘年，官位並不顯赫，但在歷史上還是留下了不少值得一書的事迹。這位博雅君子每莅官一地，莫不訪求前賢踪迹、修葺名物。任廣東海陽知縣時主持建名宦、鄉賢祠，重修縣署，編纂縣誌。眉州任上，金一鳳與當地士紳遍行山野，斬荆棘，除藤蘿，發現了苔蘚塵封中的蘇洵墓，隨即捐囊封土，築墓建祠，設祭拜奠。以後在山東兖州知府任重修柳下惠之墓，題“和聖柳下惠之墓”碑。主持修復洪水冲毁的泗河南大橋，“鑄鐵劍長三丈，樹中洞外以鎮之”。巨劍長7.5米，重1540公斤，劍柄鑄“康熙丁酉二月知兖州府事山陰金一鳳置”銘文，稱爲“天下第一劍”（1988年在泗河大橋下出土，轟動一時，現藏兖州博物館，爲國家一級文物）。修整毁於地震的興隆塔，重建杜甫登臨的南樓，疏浚府河。他還是一位書法名家，眉州青神縣中岩至今尚存“文峰鼎峙”摩崖，隸書字體，筆勢渾厚。從金一鳳的行迹能感覺到他的人生態度，求取舊拓重刻《荔子碑》，這當然不會是他一時興來之舉了。
　　
　　康熙碑流傳到民國時也已剥蝕嚴重，字迹已模糊不清。1916年，眉山人又重刻“柳州碑”。主事者郭慶琮。碑末亦有題識説：“此蘇文忠公所書柳州碑也。州牧金一鳳舊刻磨滅殆盡。昨從友人張幼泉得所藏宋拓本，雙鈎泐石。特記其始末雲。民國五年邑人郭慶琮謹識。”奏刀者爲眉山人王龍山。碑高235厘米，寬104厘米。碑文8行，行19字，這與柳侯祠的原碑款式也不相同。所説以“所藏宋拓本”上石，無法證實。細加觀摹，刻制的時間雖然晚出，但韵致與原碑形神尚稱肖近。
　　
　　主事者郭慶琮，字毓靈，眉山人，生平不詳。提供拓本的張幼泉也只是在《黄谷蓀年譜》裏見到他與黄谷蓀談詩論文的記載。
　　
　　《荔子碑》東渡日本
　　
　　《荔子碑》東渡日本，確確實實是一個意外發現。因爲在這之前，我們從來没有見到過與之相關的記載。
　　
　　這通日本重刻的《荔子碑》現在是否仍然存在，不得而知。所幸是碑刻舊拓本一件存世，原藏日本著名的梧陰文庫，不知何時流散於民間，現存藏於柳州博物館。
　　
　　重刻碑改立碑爲横帖式。拓本字心縱39.5厘米，横680厘米。共有碑文、舊跋及重刻碑識文三部分。識語雲：“東坡大楷《羅池廟迎享送神詩》遒勁古雅，直逼平原，洵爲神品。王弇州稱蘇書中第一碑，諒不誣也。頃日談山堂主人獲古拓善本，摹勒壽石，索餘一言，乃題廿八字雲：柳侯功德韓公筆，蘇子妙書誰得儔？人間名帖寧有比，並將三絶足千秋。明治庚辰紀元節，一六居士修。”後鈐陽文“岩谷修印”、陰文“一六居士”印。接下刻拓款：“明治十三年三月廿五日出板御届”、“摹勒者兵庫縣士族土居光華”，又 “出板人東京府平民鹿島利介”一行。
　　
　　明治庚辰紀元節（明治十三年）即清光緒六年（1880）歲初。從題跋的文意看，“談山堂主人”即土居光華（1847—1918年），兵庫縣人，日本政治活動家、作家、翻譯家和出版人，著有《英國文明史》、《自由之理》，事迹見於日本《百科事典》記載。他同時也是位漢學家，曾有《唐宋十大家全集録》訓點，於明治十三年（1880）由東京書肆正榮堂刻版 。
　　
　　“一六居士”即岩谷修（岩谷修爲姓，名一六），號古梅，是日本明治維新時代最著名的文化人物，同時也是學問深淳的漢學家，與中國楊守敬、黄遵憲極友善。他曾任日本修史館一等編修，文部省書記官。善書法，精鑒賞，是日本書壇最有名的“三駕馬車”之一。此人富於收藏，近年有《藍田叔仿王右丞積雪圖》設色絹本立軸見於大拍。此畫爲岩谷修舊藏，有題識雲：“筆力遒勁，瓊林瑶臺，布置精妙，對之不覺肌生栗，真杰作也。明治乙巳三月，一六老迂岩谷修題函。”鈐印：“玉梅居士”、“岩谷修印”。
　　
　　日本碑重刻時出現兩處文字的錯倒，此情形也頗堪玩味。“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白駒兮入廟”刻成 “待侯不來我兮不侯悲知乘白駒兮”，又“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一句，刻成“鵝之山兮柳桂樹之水團團兮白石齒齒”。分析認爲，題識“人間名帖寧有比”而不稱爲“名碑”，很可能是依據的拓本是經過剪貼的册頁，因此上石時容易照應不及而出現文字的誤倒。
　　
　　土居光華重刻《荔子碑》，岩谷修爲之題跋推贊，這不只是一個簡單的刻碑行爲。從日本書法文化的嬗變，可以而且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
　　
　　非常巧合的是，重刻是在另一位與《荔子碑》有重要關係的楊守敬東渡之前。我們不得不談談楊守敬在日本的文化界特别是書壇所産生的影響。
　　
　　當時的日本正值明治維新脱亞入歐之際，舉國學習西方，提倡新學，漢學爲人廢棄，漢文古籍、碑版被棄如敝屣。日本書法在楊守敬到達之前，一直是以帖學爲主流，主要爲王羲之流派，書風漸而趨於柔靡。這時的狀况幾乎没有人熱心碑學，篆隸書法也幾乎不見。楊守敬赴日前的中國已興起尊碑風潮，他赴日時帶去一萬幾千件拓本大多也是古碑拓本。楊守敬參加光緒六年（1880）的朝廷會試不中，即應清朝駐日欽使何如璋之請爲隨員。期間因訪書、交流書法等文化活動與日本文士廣爲交往，其中交往最多的是岩谷修、日下部東作（字子旸，號鳴鶴）、岡千仞（字振衣，號鹿門），還有一位鬆田雪柯。據日下部東作《三人的益友》（見《鳴鶴先生叢話》）記載：“那是明治十三年前後的事情，一位叫楊守敬的男子，作爲當時中國公使何如璋的顧問，來到日本。關於楊守敬，我們早有所聞，知道他是有名的金石學家，因此與一六、雪柯商量好，决定如果他來，就馬上前去請教他的見解。當時他不懂日語，我們也不通北京話，只得全部用筆談。可是最初三人都不認爲他是大學者，都看不起他。但是隨着交往增多，他在學問上的遠見卓識的確使人嘆服。尤其有幸的是，楊帶來了一萬好幾千的拓本得以飽覽的機會，這對當時的吾輩而言，實可稱爲金科玉律的研究資料。至於楊爲何帶來這樣多的拓本來日，因當初在北京受何公使招聘，無暇繞道荆州鄉里收藏圖書拓本，便直接帶了行李來日。雖然麻煩，但仍將當時住北京的全部家當携來赴任雲雲。有幸的是，這些都是我們根本無法看到的東西。”日本書法史家木神莫山的《日本書法史》“明治大正期的變遷”一章列有“楊守敬的旋風”一節記述：明治初的日本書法却完全保存着原封不動的江户末期姿態，市河米庵、卷菱湖、貫名海屋的那種餘温尚存的書風仍然得到繼承。“一直到了明治十年（1877)，還總不見改變的預兆。但是，突然出現一場强大的旋風，打破了這種安穩。明治十三年（1880），楊守敬作爲清朝大使館官員到日本來處理政務。精通金石學的楊守敬，把以北魏爲中心的許多碑版法帖帶到日本，這些名迹終於在日本露了面。原來，他是史學和地理學方面的權威，又具有很深的書學造詣。據説他收集的金石碑版的拓本，僅精品就在數千種以上。屬於北朝碑刻的雄渾异彩的巨迹，被放在收藏作品的核心中樞的地位。爲什麽呢？因爲當時清朝由於阮元和包世臣提倡‘北碑至上論’，給書壇帶來了巨大影響，清朝書法以北碑派的突然高漲而出現了轟動。楊守敬的書學造詣是繼承阮元、包世臣的北碑書論的，他摒斥南朝式的柔媚風氣，贊美充滿了野性力量的北朝書法的雄渾美。毫無疑問，他的書論對於正在以苟延殘喘的幕府末期書風徒勞的逥旋着的日本書壇而言，具有極大的衝擊力。”楊守敬和日本文化人交往的情形也見於自撰的《年譜》，其中提及最密切的友人首位就是岩谷修。在與岩谷修筆談中，他説：“此次來貴國，見好古錢者甚多，而碑版藏弆者甚少。故欲盡發所藏，爲此邦人别開生面，使千載後知此邦得睹中土金石自某之始，餘願已足。”他並向岩谷修建議説：“先生留心碑版如此，而未見六朝之碑，此亦恨事。此非一二日所能盡。若必欲觀者，弟檢數十通附上，閲畢再易，以次看下，方能全覽。”在和森立之談話中楊守敬也提到：“僕所有珍物，日下部、岩谷修等皆常借之，至今存放彼處者不下數十種。”受楊守敬的影響，日本書法家岩谷修、日下部鳴鶴、鬆田雪柯等人將研究視角伸向六朝，書風大變，從而帶來了日本書法的發展。日本文化界因此稱楊守敬是“日本書道近代化之父”、“近代日本書道之祖”、“日本書道的大恩人”，對他的頂禮膜拜是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荔子碑》在日本的重刻，既是中國文化深刻影響日本的一個重要史证，同時也成爲日本書法時代轉變的一個重要標誌。這是因爲這年三月《荔子碑》重刻完成，而楊守敬是在四月東渡開始他的文化之旅。歷史的接痕居然如此嚴絲合縫，這不得不讓人發出一聲驚嘆。
　　
　　赤壁碑閣的《荔子碑》
　　
　　赤壁碑閣《荔子碑》出自《景蘇園帖》。《景蘇園帖》的刻制，由兩楊（楊壽昌、楊守敬）聯手而成。楊守敬《學書邇言》“評帖”説：“《景蘇園帖》六册，此餘爲成都楊葆初所選刻，大扺皆從舊本摹出，皆流傳有緒之迹，絶少僞作，固應爲蘇書巨觀。”
　　
　　光緒十六年（1890），楊壽昌出任黄岡縣知縣。此時給日本書道帶來劃時代影響的楊守敬也正好在黄岡縣教諭任上。
　　
　　楊守敬（1839—1915年），字惺吾，别號鄰蘇，湖北宜都人。他是集歷史地理學家、金石文字學家、版本目録學家、書法藝術家、藏書家於一身的大學者，《清史稿·文苑傳》稱爲“鄂學靈光者垂二十年”。赴日本以前，楊守敬最突出的成就是金石學。自述只有五歲時喜歡挑取古錢來玩，可見嗜古緣於天性。留居京師之日，他時常到琉璃廠法帖店物色碑版文字，流連忘返，歸時街上寂無一人。這時，他撰著有《望堂金石文字》、《楷法溯源》、《激素飛清閣藏碑》、《平碑記》、《平帖記》、《集帖目録》等，經史方面有《論語事實録》、《歷代輿地沿革險要圖》，還撰寫過《小學記録》。對於目録學也發生了興趣，並撰述有《叢書舉要》。直至晚年，日人水野疏梅前來中國向守敬學書法，求爲入門弟子，又經水野再三要求，楊守敬寫下《學書邇言》。自序中説：“餘因所藏碑版集帖，皆陷於鄂城中，無一携出者，但憑記憶，必多遺漏。”憑着記憶，他仍然在《評碑》的“宋人書碑”對東坡《羅池廟碑》（即《荔子碑》）大加贊辭：“宋人書碑，多雜行草，蔡忠惠洛陽橋最爲整飭，然以視魯公中興頌，邈乎遠矣。東坡《羅池廟碑》，端莊流麗兼而有之。山谷題名頗多，而書碑不少概見，砥柱銘有墨迹，未見舊石本。米襄陽雖名震一代，亦絶豐碑。蔡京碑間有存者，亦不足擬宋徽宗，不第人品不足録矣。” 
　　
　　楊壽昌，字葆初，成都人。黄州本是蘇東坡貶謫之地，楊壽昌景仰同鄉前賢，酷嗜蘇書，故將重輯蘇帖之願告知楊守敬。於是，楊守敬從收藏法帖、碑拓中選出擬刻篇目，與楊壽昌共同審定。楊壽昌出資聘請武昌著名石工劉寶臣臨摹上石，由江姓的刻碑高手主刻。原定選刻四卷，後又增補兩卷，於光緒十八年（1892）、十九年（1893）先後刻成。刻碑之初，楊壽昌在衙署西側修“景蘇園”，擬將刻石置於園内，故名之《景蘇園帖》。然而，碑石刻成之後並未能藏存景蘇園，反而幾經周折，差一點被倒賣到日本，最後才得以安置於黄州赤壁碑閣。帖石刻成之後，當時拓片若干，至今偶有流傳。柳州博物館收藏有鎮江傳經樓主人陳慶年舊藏拓本，拓工極佳，紙墨精好，流存百年，依然如故。
　　
　　東坡筆下“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的景致今已消逝無迹。碑閣内四周滿壁是絶世名品的《景蘇園帖》刻石。略略指數，帖石總數126塊，而《荔子碑》佔據幾乎半壁。刻石改長方碑式爲帖本横式，加上跋語，分刻爲寬77厘米、高32厘米的碑石共19塊。每石刻8字。末石正文及重文3字，另有刻石跋文雲：“坡公書韓昌黎《羅池廟迎享送神詩》字徑二寸許，瑰瑋雄宕，與《表忠觀》、《豐樂亭》、《醉翁亭》等碑並爲世寶。友人自粤右以拓本見貽。尾有宋嘉定中從政郎柳州軍事推官跋語，記此刻始末，而字迹漫滅，難以悉辨。予遂以原本上石，而跋闕焉。兹帖内惟此爲公大書，較《表忠觀》等碑尤完好，蓋蠻烟瘴雨之鄉，拓者差鮮，形神獨全。爰亟鎸之，以備公書之體雲。壽昌謹跋。”刻碑所據舊拓“形神獨全”，刻石出自名工之手，故能畢肖原碑，傳其精神韵致，可稱爲《荔子碑》化身中的珍品。 
　　
　　還有意外
　　
　　就在本書近於完稿之時，民間又浮現出一紙《荔子碑》拓片。此由若干張宣紙分片拓取，而後拼接襯裱。視其舊迹紙色，至少也有百數年光景。拓本的高寬與《荔子碑》相同，紙上的斷痕也相似，文字近乎，細加鑒别，發現並非從柳州《荔子碑》拓取。這就意味着，還有一通我們之前不知道的《荔子碑》。拓片與柳州《荔子碑》的差别，出於傳刻的失真。最明顯之處是關庚題跋的文字浮淺，且有缺失。跋文存三行，原碑爲五行。拓片文始於“嘉定丁醜春”。“道長沙謁”與“帥相安公先生”之間拓片空出五字的位置後接排於一行，《荔子碑》另起行以示尊敬。這些异同之處，可能出於所據拓片文字不清晰，重刻時已無法完全原式摹刻。與此類似的例证是《景蘇園帖》，因跋語“字迹漫滅”，復刻時“跋闕焉”。此碑復刻時將斷痕處一一刻制，力求形似，用心良苦，可爲感嘆。拓本無拓取時間、地點記載，僅留有“蘇東坡石折”一語。至於此碑刻於何時，存於何處，至今在否，没有任何資料可供研索，只能留待异日了。
　　
　　近期，一位從事書法研究的廣東學者告知：存世有《荔子碑》刻帖（木刻帖）一組，共7塊，分兩面書刻。帖後有藏家光緒年間的補刻跋語。大意是此帖本由一位山東知縣在京師琉璃廠訪得，之後爲藏家所有。帖刻於何時，據何本刻制等内容，我們因缺乏文獻證據，也只能暫時存而不論。
　　
　　結　語
　　
　　《荔子碑》的生命歷程，可謂安怡有之，而艱危亦有之。八百年傳承，以風雨之侵蝕、人爲折斷而不免於“殘美”。自刻石羅池廟，植根柳州之始，歷代以來無數過客肅敬瞻觀，低逥懷想，文人之題咏往往見之於詩文。同時，《荔子碑》拓本又一紙風行，或重刻石於异地，散馥芬於四方。事實上無异於一次久遠而長途的文化之旅。這既是《荔子碑》傳散九有的行迹之旅，更是浸潤萬靈的心迹之旅。
　　
　　柳宗元對於柳州的文化影響自不待言。當時言傳身教，千年之下，流風且未歇，與時又更新。韓愈“迎享送神詩”情文俱佳，千載之下，仍然誦在人口。東坡法書大字以勒石傳承八百載，見碑而頂禮膜拜者不知凡幾。三位一體，形聚而神凝。
　　
　　文化的養成，應該如燕子啣泥一樣的積累，而不能是巨磚大石般的堆砌。文化的流傳，有時看起來時斷時續，實則不絶如縷。《荔子碑》衍生或折射出豐富的文化异彩，正是由長期的積養而形成。
　　
　　今天，《荔子碑》已處在八百壽齡的門坎上，這無疑是一個重要的時間標記。自今日之始，《荔子碑》還要跋涉更長遠的旅程，而我們不論是研究，或者是愛護就更應該是“同志仍需努力”。

　　（程州，柳州博物館，副研究館員；劉漢忠，柳州市政府地方誌辦公室，副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