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生態博物館被公認爲是保護、傳承地方文化遺産的重要手段，並被快速而廣泛地引入中國。努力探索生態博物館在中國的操作方式以及在未來的發展方向，不斷完善中國生態博物館理念，將十分有利於地方文化遺産的保護與可持續發展。中國生態博物館未來之路，任重而道遠。
　　
　　【關鍵詞】文化遺産　生態博物館　保護與開發　可持續發展
　　
　　Abstract：Ecological museums have been acknowledged a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tect and inherit local cultural heritages, and have spread into China rapidly and widely. It would be favorabl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ocal cultural heritages protection to explore the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as well as to perfect the idea of ecological museums in China, which still has a long and hard way to go. 
　　
　　Key words:cultural heritage　ecological museum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一、生態博物館在中國興起的背景及概况
　　
　　在當今“全球化”的進程中，越來越多的東西正逐漸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被“同一化”，地方文化的獨特性與多樣化也由此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傳統文化已不再被認爲是現代發展中的累贅或絆脚石，而是被視爲未來文化發展的基礎。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民族的文化傳統與文化遺産，正成爲一種人文資源，被用來建構和産生在全球一體化語境中的民族政治龢民族文化的主體意識，同時也被活用成當地的文化和經濟的新的建構方式，不僅重新模塑了當地文化，同時也成爲當地新的經濟的增長點。〔1〕正因如此，傳統文化及其相關文化遺産的保護在中國日益引起高度重視。生態博物館概念的引入無疑開闢了我國民族傳統文化與遺産保護展示的新模式。
　　
　　作爲一種全新的博物館形態，生態博物館區别於傳統博物館將文化遺産搬移到一個特定的博物館建築裏，造成這些遺産常常因遠離了它的所有者及其原生壞境，而使文化遺産，尤其是非物質文化遺産的保護力不從心的做法，它更强調文化遺産能在其原生地及其原生環境中得到保護。在生態博物館中，自然的生態與人文的生態、物質形態的文化和非物質形態的文化是相依相融的，並在人們的日常活動中自然傳承和演繹，進而以增進當地居民對自身文化的瞭解與認同感，提高自信心和自豪感，發揮出自己在文化原創力中的潜能。生態博物館的這一理念，上世紀80年代通過《中國博物館》雜誌介紹傳入中國，因其對文化遺産保護的合理性與前瞻性，得到國内博物館界的認同。對於中國而言，大規模城鄉建設的持續展開，不斷改善人們生活的同時也使文化遺産及其生存環境受到嚴重威脅。而在中國比較偏遠的鄉村，尤其是少數民族聚居的山區，相對封閉和有限的對外交流，雖然較爲完整地保留了傳統文化遺産，同時也嚴重制約了這些地區物質文明的進一步發展。中國的具體國情决定了中國的生態博物館的建設從一開始就具有强烈地“中國化”色彩。意大利學者毛裏齊奥·馬吉就曾在其《關於中國貴州省和内蒙古自治區生態博物館考察報告》一文中對中國的生態博物館得這一重要特徵作過概述：在中國生態博物館第一階段的主要目標之一，是伴隨着地方經濟的發展，保護中國各地各民族的豐富的文化多樣性。可以説，中國生態博物館的建設除了保護文化外，還要肩負起消除貧困、發展當地經濟的責任〔2〕。换句話而言，中國的具體國情决定了生態博物館在中國就必須是一項由政府主導的文化保護與社會發展同步的社會系統工程。
　　
　　中國的生態博物館多以民族個性鮮明、風情習俗濃郁的民族村寨爲主。自1998年中國政府與挪威政府合作在貴州六枝特區梭嘎長角苗地區建成中國第一座生態博物館開始，經過10多年的實踐探索，民族村寨型生態博物館已發展到20多座，主要分佈在貴州、廣西、雲南和新疆、内蒙古等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綜觀中國的生態博物館建設，與國外生態博物館建設的基本原則都是一致的，即都遵循文化遺産和自然遺産原地保護的原則。但在具體操作上，更多的是根據我國少數民族的特定生態、文化資源等情况而定，在投資、管理以及發展方面並没有一個統一的模式。貴州的梭嘎長角苗生態博物館、黎平堂安侗族生態博物館、花溪區鎮山布依族生態博物館采取的是國際合作、地方政府全力支持、村民參與以及專家學者悉心指導的形式；地捫侗族生態博物館走的則是企業獨立投資，村民參與管理，學者技術支持的合作路綫；而雷山西江千江苗户館是中國民族博物館的“分館”；雷山郎得上寨苗族露天博物館是由貴州文化廳與中央民族大學共同合作探索而發展出來的另一種生態博物館的新型模式；廣西的生態博物館主要采取文化廳統一部署規劃，各地方政府通力合作的“1+10”項目模式；雲南則采取了非文化文物部門牽頭，由省委宣傳部統一規劃和領導，省社會科學院和雲南大學等院校參與指導的民族文化生態村的建設模式〔3〕。進入21世紀，我國東部發達地區的古村古鎮、工業遺址和城市傳統社區，也開始嘗試建立生態博物館或社區博物館，極大地豐富了我國生態博物館的理論。目前，我國各地在建和擬建的生態博物館約有80座，呈現出良好勢頭。
　　
　　二、中國生態博物館的可持續發展
　　
　　（一）中國生態博物鞏固與發展的難度
　　
　　生態博物館的思想理念産生於後工業社會之中。在西方先進的國家中，現代化進程較之我國要前進一大步，他們的生態博物館選址也與我國不同，多選擇建於已經現代化和人民生活富庶的村鎮、舊工業區和城市中的歷史街區，加之這些國家會在雄厚的經濟條件支持下，對文化遺産保護進行巨額投資和研發，從而保護民族傳統文化、民族生態，乃至他們的信仰。對於這種金錢經濟與傳統文化之間的關係，著名人類學家薩林斯就曾給予了充分肯定，並稱之爲“現代化的本土性發展”。他認爲，金錢經濟與傳統生活方式之間不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當不能够找到足够的金錢來支撑他們的傳統生活時，大問題才會出現。可見，薩林斯的觀點是以經濟爲基礎的，經濟越發達，他們的傳統文化越能保持下來。〔4〕因此，對西方國家來説，他們更注重的是生態博物館在已經適應現代社會的前提下，所發揮出來的教育意義。正如國際博協專家戴瓦蘭認爲的那樣，生態博物館教育的最重要的意義是當地居民懂得了他們自己所肩負的責任：保護和平衡利用他們的環境和自然資源；當然這些社區能够，也必須適應社會、經濟和技術變化，以他們自己的節拍，以社區過去和按照他們活的文化，在允許和可持續的範圍發展。〔5〕因此在西方國家，生態博物館在文化遺産的保護上已經形成了一種較爲成熟的“文化自覺”。
　　
　　在中國的偏遠村寨，村民還在爲如何改變貧困而努力，完全不可能去考慮如何去進行文化遺産保護的問題。因此，生態博物館的理念是不可能在這些偏遠村寨自發産生的。可以説，中國生態博物館在偏遠村寨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保護文化多樣性的需要和專家把理論應用於實踐的産物。對這些地區的居民而言，生態博物館完全是一種超前的行爲，生態博物館此後要完成的工作還有很多。首先從微觀層面上説，中國的生態博物館不僅要處理資金投入有限，融資渠道較爲單一具體的問題，更要對村民進行文化遺産保護意識的灌輸，以使他們對自身文化的自覺和文化認同得到加强；其次在宏觀層面上，因爲之前没有任何一項文化概念的事業，其内涵與外延如此的復雜與寬泛，所涉及到的社會問題那麽多，與一個地區、一個範圍内的村落民衆的生活改觀和社會發展結合那麽緊密。因此，相比較於生態博物館的建立，之後的鞏固與發展則顯得更爲困難。當然，這種鞏固與發展的意義也必將是極其深遠的，這也是中國生態博物館的可持續發展道路中的必經階段。
　　
　　（二）生態博物館的旅遊開發與文化保護  
　　
　　圍遶着生態博物館在中國的本土實踐，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强調要充分利用當地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産以及自然資源爲資源，吸引參觀者，通過開展旅遊業，改善當地居民生活水平，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另一種聲音則明確表明瞭，生態博物館本來就應該是一個文化項目，其職責是保護和傳承特色文化，而不應該承擔其他太多的責任。這兩種不同的看法歸根結底，正是對生態博物館在經濟發展與文化保護問題之間的討論。對於在21世紀中繼續處於經濟增長熱點的旅遊業來説，打民族文化牌無疑能吸引大量客源，創造出高額利潤。因此，通過生態博物館開發旅遊，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對當地的民衆及政府而言，肯定比文化保護方面更有實際意義。在他們眼中，發展就是促進經濟發展。光靠“保護”是不能促進經濟發展的。“文化保護”不是目的，而僅僅是手段。由此，旅遊開發便成爲了大多數人，甚至是一些生態博物館的中間管理階層對於生態博物館的理解，生態博物館本身甚至就已經演變成爲了一個“開發”項目。同時，在國家的文化保護層面上，我國現階段還不可能達到“舉國之力保護文化”，但通過旅遊開發振興當地文化，激發出當地民衆的文化自信心與自豪感，無疑是一個不是最優但最爲適度化的選擇。於是綜合以上，旅遊開發似乎有了在生態博物館的建設中居於了重要位置，甚至反客爲主，凌駕於文化保護功能之上的正當理由。
　　
　　在生態博物館的理念中，當地居民也是生態博物館的一部分，他們的生活是立體的，在特定的生態環境中，對生物、社會、精神三方面進行組建。因此他們的傳統生計方式與産業結構更是延續他們傳統文化的重要前提。在對生態博物館的旅遊開發中，當地居民不可避免地會被卷入其中。當對旅遊開發過度依賴及傾斜時，傳統生計方式與産業結構不可避免地也在發生改變。爲了獲取更多的經濟利益，原來的傳統生計方式此時更像是一種吸引遊客眼球的表演形式。除此之外，村民生活中的其他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如祭祀或節慶儀式等，則被從原來的生長土壤上獨立出來，成爲吸引遊客的一種表演項目。而村民爲了更好地發展旅遊業，從迎合遊客喜好的角度出發，對本民族的傳統文化作出了相應地修改，把本不屬於本民族的文化强硬移入，大大地損壞了傳統文化的純潔性。在旅遊開發中，文化産業化使許多空洞的文化符號不斷地從原來的傳統文化中生産和製造出來，雖然具有一定的市場意義，但傳統文化也開始變得片斷化與空洞化，這在無形中扼殺了民族文化的豐富性與民族主體的現實選擇性。在這裏筆者並不是要一概地否定生態博物館中旅遊開發的積極作用，畢竟適度的開發的確能像許多專家所説的那樣，可以强化當地居民的自我意識，增强民族認同感，促進傳統文化的延續，在恢復與維持當地傳統方面也能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但過度的旅遊開發只能最終使生態博物館發展成爲充滿商業文化氣息的旅遊民族村，這與生態博物館的初衷是背道而馳的。
　　
　　（三）重視生態博物館的社區參與及對當下生活的記録
　　
　　如前所述，當地居民是生態博物館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當地居民不應當與他們的遺産割裂開來，而應當與這些文化遺産融爲一體，在自己遺産的基礎上創造未來，這也是生態博物館的一個重要理論出發點〔6〕。因此，國外的生態博物館尤其重視社區參與。但在中國，從生態博物館建立伊始，就因與扶貧等其他工程項目聯繫在一起，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政府製造”的烙印。中國第一座生態博物館——梭嘎長角苗生態博物館的經營情况，一直引來業内頗多争議，甚至一些學者將之列爲一個失敗的案例，認爲其失敗的一個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對地方苗族‘内部動力’的評估不足，整個項目和工程主要表現爲‘政府行爲’”〔7〕。當然，評定一個生態博物館是否成功，不能單憑頭幾年的經營情况就輕易下判斷，而要根據此後一個長期的情况才能做出最終的評定。但缺乏一定的社區參與却是梭嘎生態博物館存在着的一個不争的事實，因此後來的生態博物館開始逐漸關注“社區參與”的問題。近年來，中國的生態博物館在社區參與的力度與範圍雖然都有所加强與擴大，但由於一直以來，政府都是生態博物館中的一支重要主導力量，在這種原有的慣性力量與舊有思維的羈絆下，政府的包攬化傾向及與其相關的社會參與的形式化問題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又存在對非物質文化遺産擁有者的認識和態度瞭解不够的情况，造成了他們的文化話語權至今還没有多少制度化的保障。因此，如何在制度上保障當地民衆的參與權益將成爲日後中國生態博物館工作的一個重心。
　　
　　其次，在對生態博物館的發展鞏固中，也要重視對信息資料中心的應用。信息資料中心、當地居民、生態環境一般被認爲是搆成生態博物館的三大要素。目前，當地居民及生態環境已逐漸引起人們的重視，但在信息資料中心的應用方面，暫時還未能引起相應的重視，大多數生態博物館只是將其當作當地傳統文化的陳列展示地，向參觀者展示當地歷史文化變遷的記録，以及對當前傳統文化的一種復製。隨着生態博物館的對外開放，當地村民的生活一夜之間全部展示於世人面前，他們在向世人展示他們傳統文化的同時，外來文化也在對本地傳統文化進行着影響。面對這些突如其來的外來文化（或者相對於本地的傳統文化，我們可以將其稱之爲强勢文化），當地居民應該如何調適自己的文化，以及如何應對變化後的自然環境、人工環境和人文環境，這些都應該是信息資料中心在對當地居民的當下生活所應跟踪記録下的，這也是生態博物館所應當承擔的研究課題與引導任務。正如梭嘎生態博物館的創始人，挪威著名生態博物館專家杰斯特龍所説的那樣：“我們必須站在歷史和未來的中間，而不是站在一頭或一端，……我們的責任是站在歷史與未來之間，把歷史和未來聯繫起來。”〔8〕
　　
　　三、結　語
　　
　　作爲當今人類文化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最重要的理論之一的生態博物館，它不僅僅只是一個單純的生態博物館的簡單概念，更是人類多樣性保護與可持續發展的一項重要工程。它的重要指向不僅是更新和顛覆了傳統的博物館概念，而是在於努力地探求人類文化未來的發展方式，包括如何阻止不同地方文化的退化，如何激發不同地方文化的原創力。在1995年到2011年的短短16年時間中，從“六枝原則”到“全國生態博物館福州會議”，從梭嘎生態博物館到廣西民族博物館“1+10”項目，再到福州會議後，以東部發達地區的工業遺址和城鎮文化遺産等爲基礎建立的生態博物館，我們可以看出，生態博物館在中國的實踐中不斷取得發展進步，它所覆蓋的範圍也越來越廣，類型越來越豐富，中國的生態博物館理念不斷地得到完善與補充。如何探索出生態博物館在中國的可持續發展道路是一項長期的工程，並不是單靠專家或政府就可以决定的，也並不是一個光靠紙上談兵就可以解决的問題。生態博物館的發展更需要的是專家、政府與當地居民在具體實踐活動中的一種關係互動。因此對於中國生態博物館的未來發展道路來説，任重而道遠。
　　
　　注釋：
　　〔1〕方李莉：《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的深層社會背景——貴州梭嘎生態博物館的研究與思考》，《民族藝術》2007年4期。
　　〔2〕毛裏齊奥·馬吉：《關於中國貴州省和内蒙古自治區生態博物館考察報告》，載中國博物館學會編《2005年貴州生態博物館國際論壇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頁251—260。
　　〔3〕潘守永：《中國生態博物館建設的十年經驗、成就和亟待解决的問題》，載中國民族博物館編《論民族博物館建設》，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頁337—339。
　　〔4〕同注〔1〕。
　　〔5〕雨果·戴瓦蘭：《生態博物館和可持續發展》，《中國博物館》2005年3期。
　　〔6〕安來順：《一種以社區爲核心的開放型博物館——國際生態博物館40年探索》，《中國文化遺産》2011年6期。
　　〔7〕彭兆榮：《旅遊人類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頁353。
　　〔8〕潘英年：《梭嘎生態博物館的啓示》，《中國民族》2003年3期。

　　（左文剛，桂林博物館，助理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