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11）是先父匡文公投身辛亥高州起義的百年紀念，又適逢先父120歲誕辰，家兄景武告知，他將返高州籌辦紀念活動。我已年高八十，身邊老伴已接近九十，不宜長途奔波，親身逕返故鄉參與活動，只能在美國加州以至誠至切之心，執筆寫下我對阿爺（我們七兄弟姐妹對父親的稱謂）的感恩與懷念。但是，數十年積存於內心的思念已是無窮無盡，短短篇幅僅見其一二而已。

　　我是父母最小的女兒，時光飛逝，至今亦垂垂老矣！我的長兄景堯、二兄景舜、三兄景禹、四兄景湯均先後作古，在世者僅姊景光、五兄景武及我三人。而我們又各居一地，景光姊僑居加拿大多倫多，我僑居美國加州，景武兄本來在加拿大溫哥華已入籍加國，最後選擇回到廣東順德居住，不時可就近返回台灣。我很佩服景武兄“老而不倦、老有所為”的精神，至今還讀書、寫作、講學。

　　感謝父母在天之靈的庇佑，我們三人都生活得平安幸福，彼此雖見面不易，但拿起電話筒就可互通心悃，一通電話至少談幾十分鐘，相互勉勵、享受親情。我與景武兄年紀接近，兄妹之情一向最為誠篤，近年總想著要找機會回國探望他。我的外子Robert Wong是美籍華裔，從未回過祖國，所以安排與他同行頗費周折。

　　去年（2010）我們終於參加一個旅行團返回祖國，因年紀大沒有健康的本錢，跑完幾個城市，最後來到廣東順德碧桂園景武兄家，我們老夫妻倆已累得直不起腰。Robert更為嚴重，感染風寒，忽冷忽熱的躺在床上，血壓大幅升高，害得景武兄一直坐床沿為他把脈，脈象逐漸平和才不必叫救護車送醫院急診。

　　休養幾天，返美日期將至，景武兄用他的轎車送我倆暢遊廣州市，觀賞珠江夜景，Robert說，花了幾千元美金回國旅遊，前面的行程所見不過如是，只有珠江新城這一片璀璨才真正值回票價。我明白“景隨心變”的道理，有這麼真摯貼心的景武兄在陪伴著我們，一切景觀都會變得更為動人。

　　我於1931年出生在廣州市梅花村，只比景武兄小一歲，感謝父親給我十分優渥快樂的童年，物質豐美之外，還有那麼多戲耍在一起的玩伴（自家兄弟姊妹加上鄰居親戚的孩童）。當時父親公務繁忙，但每有假日，必攜全家出遊，到郊區農莊採果，或去從化洗溫泉。在這些場合，父親完全卸去嚴父的形象，盡情和我們玩成一片，所以我從小喜愛親近父親，敬愛他而並不畏懼他。我的記憶力不及景武兄，很多兒時的歡樂要經他提起我才會有模糊的印象，但是父親特別慈愛這一點是銘刻難忘的。

　　我剛入小學，便因抗日戰爭而開始逃難，經過香港，廣州灣（現湛江市），最後回到我們的故鄉——信宜水口鎮水口村。在抗戰八年的烽火中，父親以全家人團聚平安為首要考量，沒有讓我們正面承受戰火的嚴重摧殘，因此七個兒女都能循序漸進的繼續接受學校教育。我在故鄉水口小學讀完五年級，景武兄直升廣東省立廣雅中學初中一年級，我也抱著試一試的心情去投考，（該校從廣州遷來我村避難，後來先遷廣州灣的勷勤大學商學院也遷來我村。）不想真的考上了，從此我和景武兄同級，三年後再一同升上廣雅中學高中一年級。

　　我的少年時期是在故鄉度過的，學校教育之外，最可貴的是日夕接受父母的言教和身教，學得“與人為善”、“助人為樂”、“敦親睦鄰”種種美德。我自認得父親性格的遺傳不少，我熱情豁達凡事不會斤斤計較；又單純坦率，從不自尋煩惱。天賦的稟性加上後天對父親的敬仰以及刻意去模仿，我具有開朗堅毅的個性，得以衝過日後人生途中的重重難關。在這一方面，我特別感恩阿爺。

　　1945年抗戰勝利，父親受張發奎上將徵召，立即復員返廣州。幾個月後，亦即1946年初，我們這群兒女才到達廣州。母親健康欠佳留在故鄉，在醫生護士照料下休養。（日後內戰發生，時局混亂，才接到廣州）。我被父親送入教會辦的協和女中繼續讀高一，後來轉入同是教會辦的真光女中，一直讀到高中畢業。景武兄被父親送入教會辦的培正中學就讀，這些教會辦的私立中學以學費昂貴、教學品質好、升學率高而聞名，父親費心送我們去就讀，無非讓我們打好基礎，將來順利考入著名的大學，繼續深造，成為有用的人才。高中三年，我都在女子中學住校寄宿，只有週末才回家，星期日晚上便要趕返學校了，因此很難得見到父親一面。但是每次見面，他必關懷我的學業及生活情況，尤其是母親不在身邊，他會父代母職似的提醒我，要注意儀容舉止的端莊，多培養一些淑女的氣質。父親深爱母親，他會叫我多打電話給母親，免她在鄉下牽掛。景武兄雖只大我一歲，卻比我成熟太多，當時已有興趣參與一些父輩的活動，關心家事國事，早早踏入成人的世界。我仍是懵懂少女，只知專心讀書，其他一切都鮮少接觸。

　　1948年，我和景武兄同時畢業高中，兄妹先投考廣州的中山大學及嶺南大學，放榜錄取後再約同景聖堂弟（幼剛十叔之子），三人連袂到上海，投考華中的著名大學。當時華北已經動盪不穩，不然我們的目標必定是北大、清華或燕京。父親尊重我們的志願與選擇，並不堅持我們該讀廣州的大學，結果我選讀上海的滬江大學，景武兄讀杭州的浙江大學，景聖弟讀南京的金陵大學，約定假日互訪，要玩遍上海、南京、杭州三地。豈料入學才一個多月，華北失守，華中各地均已緊張，父親再三以電話電報催我們兄妹迅速南返，景武兄聽命立即從上海坐飛機返回廣州，我卻留戀滬江大學新鮮人的滋味，遲遲不肯成行。後來父親急了，托人購得最後一班開出的船票，我才能平安的返抵廣州。如果不是父親的執著，我真有可能流落在上海，為此，我又得感恩阿爺。

　　返回廣州之後，我以原來的錄取資格入讀嶺南大學教育系，景武兄則入讀中山大學，不久亦轉來嶺南大學讀經濟系。1949年，父親安排母親及諸兄嫂遷往香港，我和景武兄繼續在廣州讀嶺南大學。1951年，形勢愈加嚴峻，聽說大陸和香港之間的出入境要受管制了，我們兄妹向嶺南大學取得修滿大學學分的證明書，立刻逃離。

　　當年大陸難民蜂擁逃至香港，謀生不易，感謝父親的栽培，讓我有一份修滿嶺南大學教育系學分的證書，在香港找到工作，有可落腳的地方。當時我父母均已遷居台灣，自己若無獨立生活的能力，就要受到無家可歸之苦了。景武兄志氣高，打算將來要出國留學，所以用半工半讀方式，一面到中學當教員，一面去香港大學經濟系補修學分，最後拿到香港大學的正式畢業證書。我的志氣不如景武兄，只守著小學教員的崗位，一幹就是十年，1961年才離港赴美。

　　父母居台，生活困苦，景武兄後來犧牲自己的深造宏願，甘心留在台灣奉養父母，給他們營造幸福的晚年。與景武兄相較，我實覺慚愧汗顏。在港就業之初，我的薪資微薄，每月只能寄數十元港幣給父母，如此杯水車薪，起不了任何作用。父親收取之後，卻總是來信表示欣慰嘉勉，而且殷殷囑咐我注意營養，不能過於節儉而損及健康，父親疼愛女兒，盡見於字裡行間。

　　1961年夏，我移居美國之前，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到台灣拜見父母親。停留時間只有兩週，我那裡都不去，日夜在家中偎依在父母身旁，仿佛時光已倒流，我仍是父母懷中偏憐的小女兒。他們不但沒有責備我十年才來這麼一次，反而對我在港獨自謀生，沒有得到家中任何支援而有自責之意。母親說：“你阿爺早在故鄉買下兩座山，種下杉木，等你姊和你出嫁的時候，一個一座當嫁妝。現在什麼都沒有了，你好委屈啊！”她又說：“你十嬸（幼剛嬸）有六個女兒，每一個都有名貴的首飾陪嫁，我只有兩個女兒，欲連一件首飾也拿不出來，我這個多病多痛的母親真沒用呀！”我連忙安慰說：“父母的疼愛是無價的珍寶，能當您們的女兒，我是滿足又感恩了。”

　　父親的叮囑更別具深意，他對我說：“你已當了十年優秀的教師，對於如何立身處世，想已胸有成竹，但你此次赴美是單身到異國生活，必須交朋結友，重新建立新人際關係。記得我過去常教你“仁愛為懷”的種種道理，以之與人相交是無往不利的。此去若有選擇終身伴侶的機會，必須慎重。女性一旦結婚，不能忽視家庭，記得要讓家庭與事業並重。我和母親年事已高，不可能去美國探望你了。我們在台灣住得安適，又有你兄長們細心照料，你不必掛心，自己多多保重吧！”

　　差不多同樣的話在父母口中說了又說，快到拜別的時刻了，他們似乎還未說完，我聽來不覺厭煩嘮叨，因為心中隱約在想，我去到美國，和父親遠隔重洋，真不知何時才能再聽到父母的反覆叮嚀了。果然，就在我抵美的第二年，父親中風倒下，開始臥病，三年後溘然長逝；再過四年，母親也到天國去長伴父親了。

　　敬愛的阿爺啊！在您病弱痛苦的時候，我不能像景武兄那樣在您病榻前侍奉湯藥，甚至沒有來探過一次病，實在是太不孝了。但是以您的寬容，必定會諒解小女兒當時在美國的無可奈何。原來我去美國時是以旅遊美國入境簽證的，後來變換成留學讀研究所，而且延期再延期，始終不能順利地合法居留美國。一旦離美後再簽證入境，勢必遭美國移民局的拒絕，這就是我一直不敢離美到台灣探望父母的唯一原因。直到我找到美籍華裔Robert Wong，結婚後取得美國籍，我才算合法居留美國而成為美國公民，可以自由申請出入境，但那時父母早已仙逝，我那一生難以釋懷的不孝愧疚已無從彌補了。

　　在父母雙雙臥病那幾年，我曾將上述困窘的情況告知景武兄，也取得他的諒解。但是我們必須瞞住父母，如果他們知道小女兒在美國是不合法居留者的身份，一定會操心不已。尤其是我們那神經衰弱、受不得任何刺激的母親，她會唉聲歎氣、更難睡得著了。

　　我讀教會辦的真光女中時，已領洗做了基督徒，到了美國更加篤信耶穌基督，我禮拜日必進教堂，早晚為父母及家人虔誠祈禱。作為一名基督徒，我將父親以身教言教傳給我的“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服務原則實踐得十分透徹，參加各種義務活動，數十年如一日，幫助了別人，也成就了自己的平安幸福。阿爺在天之靈有知，定感快慰！ 

　　陸景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