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於1928年出生於廣州市，是父母的次女，但長姊年少夭折，家中已視我為長女。我的童年在廣州東山梅花村歡樂度過，成長中雖逢抗日戰爭，但身受父母溫暖周到的庇護，並未經歷嚴重的戰火摧殘。為避戰禍，我和兄長弟妹一起被父母帶返信宜縣的水口村，在那裡入讀廣州遷來的廣東省立廣雅中學，高中畢業後隨即考上也從廣州遷來水口村的廣東省立勷勤商學院會計系。

　　抗戰勝利，復員回到廣州，我繼續進石榴崗讀廣東省立法商學院（原廣東省立勷勤大學已分為省立法商學院及文理學院兩校）。大陸建政後我才從省立法商學院會計系畢業，被分發到中國銀行廣州分行，就在廣州市區擔任會計員。這是別人求之不得的理想“金飯碗”，我覺得一切順利又滿足。當時父親已安排母親及兄嫂們移居香港，我持有香港身份證，赴港探親方便，所以就安心留在廣州工作了。

　　最初我只憑香港身份證就可向公安局申請出境通行證，不到兩年之後，管制嚴格了，我必須先辭去銀行行員職位，照准後才能申請出境。當時我與同行工作的男同事趙家璧交往，已論及婚嫁，兩人決定辭去廣州的工作，同往香港發展。於是，我們遞上辭呈，又到處托人關說，苦苦等候了半年，才獲得銀行方面的批准。然後又花兩個月申辦出境，才能安然抵達香港。

　　抵香港之初，我一面在私人機構擔任會計，一面努力充實自己的英文造詣，後來才有幸與夫婿趙家璧一起考取進入泰國盤谷銀行香港分行服務。連續工作多年，我們都被提升為高階主管，我更是所有女性職員中位階最高的一人。為此，我應感謝父親從小給我的栽培，他將兒子和女兒一視同仁，費心規劃我們的教育，認真督導我們的學業，總說必須先讀好書，將來才有獨立謀生的本領，父母的庇蔭畢竟有限，自己的努力奮鬥才最可靠。正因為父親的培育有方，我得具會計專業的實力，一步一步被提升到資深高位。

　　泰國盤谷銀行的待遇雖比不上香港滙豐銀行及一些美國銀行的高薪，但已比一般私人辦的銀行高得多，而且福利也好。我們夫妻是雙薪收入，生活過得節儉，我遺傳了母親的白皙膚質和姣好面容，不需要塗脂抹粉，每天素淨著一張臉去上班，連化妝品都省了，所以我們幾十年工作下來，已為自己儲存了足夠的養老金。

　　50年代我初抵香港謀生，一直知道父母在台灣生活困苦，所以我和景昭妹一樣，每月節衣縮食，在薪水中省下一點港幣寄給父母。後來景武弟到台灣獨自挑起奉養父母的重擔，而且讓他們生活得寬裕，我們姊妹倆才稍稍放心，但對父母的不捨與思念牽掛無時或已。

　　香港距離台灣不遠，別說坐飛機了，即使乘船也不過幾十小時。景昭妹趁離港赴美的機會，特別安排台灣之行，與父母歡聚兩週。為什麼我在父母有生之年始終沒有去過台灣呢？尤其是1962年父親中風後臥病三年，我居然沒去台灣見過他一面，更別說為父母送終盡孝了。是時代的悲劇迫使我成了一個難以饒恕自己的不孝女兒。

　　我曾任職於大陸建政後的中國銀行，申請辦理台灣的入出境證，必定經過嚴格的審核。即使父親能夠找到有力人士為我擔保，取得入境許可，將來出境遭受留難，遲遲不能返港，以致丟了盤谷銀行的差事，那怎麼辦呢？我的景聖堂弟有一女友到台灣辦理護照赴美，台灣當局查出她在香港一間已被中共接收的銀行開戶頭（因這銀行距她家最近，便於存取款項之故），便不准她出境離台。她焦急苦等，最後向我父親及景武弟求助，他們父子倆為她奔走數月，到處請人幫忙，才解決了她的出境問題。這件事的前因後果，我們都知道得清楚，有過這樣的前車之鑒，我怎敢動赴台的念頭呢？

　　若問我一生當中有什麼最大的遺憾？沒能去台灣探視父母、略盡女兒報答父母教養之恩的本分是我永難補贖的罪過，幾十年來一直痛在心裡，只能終身抱憾了。現在我將自己頗為順遂的晚景稟告父親，希望他與母親在天之靈稍覺安慰。

　　我們惟一的女兒名喚趙乃甘，很早被我們送去加拿大多倫多讀書，畢業後在加國就業、結婚成家。我們的女婿侯聖生也來自香港，是人品甚佳的虔誠基督徒，學歷高，職業好，我們得此佳婿，可謂晚年有靠了。

　　從泰國盤谷銀行退休之後，我們隨即移居加拿大多倫多，現在和女兒女婿住得近，照顧方便，一直生活得平安愉快。我自認沒有景武弟那種“勇於任事、己立立人”的胸懷，也缺乏景昭妹那樣特別熱情的服務性格，到頭來，只能獨善其身，守護好自己的小家庭而已。

　　陸景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