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組和我會部分專家，到廣州市番禺區進行了古文化的專題調研，發現該區古番禺文化和南學文化底藴全面而深厚，雖然自改革開放後進行過不少研究開發，但都顯得零散而深度不足，有創意的開拓性、整合性的研究開發不够，在省委、省政府領導發出建設文化强省號召的時候，對這片具有豐富文化寶藏之地，是很有必要進行大氣魄、大手筆研究開發的，特提交調研報告和開發建議如下：

　　一、古番禺文化、宗祠及其鄉祠文化内藴

　　番禺，是秦始皇發兵嶺南五路大軍進軍所向之一，平定後又是在南海郡首設的縣。歷史上，曾先後是南越、南漢、南明的小朝庭之都，三朝十主，凡148年。由隋至宋，兩度並入南海，共約110年。自明代至民國前期，番禺與南海分東西兩半管治廣州，1921年正式建市（由孫中山之子孫科首任市長），才將番禺、南海分别作爲廣州臨郊縣治。但由於自秦朝至明代，歷代番禺管轄廣州地域（主要或部分），多作爲廣州之别稱，所以，往往將兩者等同或混同，尤其多是稱廣州的古文化爲番禺文化，或者説，將古番禺文化統視爲廣州的古文化。

　　誠然，古番禺文化主要元素多在廣州城區，如：南越王宫署、南越王墓、南漢花園、明代城樓等遺址，因爲城區是當時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但是，這不等於説在分縣管治後的番禺，則全無古番禺文化遺存。從這次調研情况來看，事實上不僅仍然存在，而且是内藴極其豐富，並具有體現古番禺文化最大特點的優勢。

　　其中最突出的，是各村鎮都擁有數量不少、年代久遠、姓氏衆多、保存較好、至今仍發揮作用的宗祠、公祠、專祠、家廟。如：鐘村的襟湖李公祠、化龍的屈氏大宗祠、沙灣的王公祠、何氏大宗祠和南村的黎氏宗祠等，全區共357間之多，遍佈每條村巷。這種宗祠或祠堂文化現象，應當説既是古番禺文化的最大特色，也是廣東或嶺南文化的最大特色或亮點。

　　深層次地説，廣東或嶺南文化的實質是移民文化，或者説是移民的姓氏文化和族群文化；古番禺文化，即是廣東或嶺南早期的移民文化或移民的姓氏和族群文化。因爲先秦時的嶺南，是百越（南越）族生息地帶，百越族無姓氏，秦兵南下與百越人結合，才將中原的姓氏文化傳入，才開始有姓氏文化的時代。這也即秦兵進入番禺才開始的。

　　自秦代以後，漢武帝平南越，東漢三國時代的動亂，唐代開通梅嶺古道，宋代皇室南渡，南雄珠璣巷人南遷，都接連從中原涌入批批移民定居嶺南，而且又多是以宗親或族群結幫南下。這些宗親或族群在安居一些年代或承傳若干係代後，爲保持宗親或族群凝聚力和保護力，便以宗祠制度和興建祠堂爲載體，維護和承傳本有的姓氏文化傳統和思想。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明清以後，廣東商貿發達和人口移動增多，分赴省外或國外的商人、移民、打工（包括被稱爲“賣猪仔”的僑工）的人口日益增多。這些赴外的廣東人，出於自護和鄉情，便在所在地或所在國，建立起鄉祠（即會館），如四川省百多個縣有“廣東會館”，多是康熙年間“湖廣填四川”的移民組合所建，在南洋、澳洲、美國、加拿大等國，都有許多廣東僑民組建的鄉祠或會館。番禺在省外、海外的移民、僑民，也在其所在地建有這些會館或鄉祠。這些省外或國外的廣東鄉祠、會館，實是與宗祠或祠堂同類，同是移民姓氏文化現象，不同的是以同鄉爲紐帶，不是以同姓氏爲前提而已。

　　番禺以及珠江三角州地區，宗祠數量多而分佈廣，在省外、國外的廣東會館或鄉祠也林林總總，正是這種移民姓氏和族群文化特重特强的體現。而這種文化，正是從古番禺開始的，直至現在仍普遍地保持着。所以，這是古番禺文化的深厚根基，也是最大特色。

　　從上可見，古番禺文化源遠流長，内涵豐富，特色明顯；僅“番禺”一詞，也有深厚文化内涵，很有大力挖掘、弘揚的必要。

　　二、書院、寺廟、園林、學人及其體現的“南學”特色

　　在現有的古文化遺存中，全區古書院或學堂遺址尚存17間，包括官學與家族、宗族興辦的社學、書室、書塾、家塾。其中南村的培蘭書院、石碁的九成書院和同安社學，年代較早，鐘村的培桂家塾名聲較大。此外，寺廟樓塔有66間，其中清代的蓮花塔，於20年前重新裝修，再現輝煌至今。從這些文化遺存的史料（尤其是每個姓氏的家譜、族譜、宗祠書院中的題匾、楹聯）上看，都有從中原移民的記載或烙印。如在鐘村謝村襟湖李公祠的楹聯中，有“光彩雁塔風華隴西”句，道明其祖是陝西、甘肅（“雁塔”在西安，“隴西”在甘肅）移民；在羅邊村的培蘭書院，尚有南雄珠璣巷人南遷領頭人羅貴的畫像，以及與江門良溪（稱“後珠璣巷”）羅氏大宗祠完全一致的楹聯（即：“發迹珠璣，首領馮黄陳麥陸諸姓九十七家，歷險濟艱嘗獨任；開基蓢底，分居廣肇惠韶潮各郡萬千百世，支流百派盡同源。”可見此村是羅貴後裔子孫。據此，可稱羅邊村爲廣府“第三珠璣巷”）。可見番禺的書院文化，實質上也是古番禺移民姓氏文化的一種體現，同時又有特濃的“南學”特色。

　　“南學”一詞，是著名國學大師、中山大學已故教授陳寅恪提出來的。通俗地説，南學是指在南方的學術、學人、學風、學制、治學思想與方法、治學對象與成果，都與北方不同，有自身的風格和體系。從番禺的書院、寺廟、園林、學人文化的總體看來，是具有明顯“南學”特色的。這些特色，突出體現在下列三項文化實體上。

　　（一）餘蔭山房内藴的“南學”多元文化特色

　　位於南村的餘蔭山房，是廣東“四大名園”之一（此外是東莞的可園、佛山的梁園、順德的清暉園），是保持舊貌最完整的園林，被定爲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餘蔭山房既是嶺南園林文化的精品，又是嶺南宗祠文化、書院文化的代表，它是寓宗祠、書院、園林文化爲一體的文化實體。番禺的其他姓氏祠堂，大都有XX堂之名，如何氏大宗祠又稱“留耕堂”，黎氏宗祠又稱“永思堂”，其内涵既有姓氐意味（同宗族聚會之所），又有書院意味（助學與慶賀功名功能）；而每個書院所冠名稱，如培蘭書院、九成書院，也使書院具有宗族文化色彩。

　　這種宗祠與書院功能同具、祠堂與園林建築一體的文化環境，既是珠江或嶺南文化有特强的多元性和包容性的典型體現，又是孕育具有南學風采學人的場所。古番禺歷代涌現的杰出人才衆多，而且大都是以治南學或因南學而領風騷的。據史料載，古番禺歷代曾有狀元2人，榜眼1人，探花2人，進士315人，武進士23人，舉人1668人，武舉人277人。杰出的代表人物，如東漢楊孚，以詩體寫嶺南風物的《南裔异物志》而著名於世，成爲嶺南首位詩人和風物學家，可謂開創“南學”先之祖。宋代李昴英，既是剛正不阿的清官，又是“骨力遒健”的詩學大家。明代黎遂球，被稱“牡丹狀元”，爲創辦“南園詩社”之魁。畫壇“嶺南三杰”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開創“嶺南畫派”。樂壇“何氏三杰”何柳堂、何與年、何少霞，揭開廣東音樂新篇章。以上都是歷代“南學”的開路先鋒或先賢，標誌着“南學”的源遠流長和在文化領域的全面性、豐富性和多元性。

　　（二）雷鋒山的海雲寺具有“南學”寺廟與學派文化内涵

　　雷鋒山早在千多年前已道場。清朝初年，佛教高僧函昰天然和尚（1608一1685）駐錫該寺，命名海雲寺。時值明滅清興之際，大批明朝遺老投入空門，形成“王謝半爲僧”的局面，其中投入海雲寺不少，受到天然和尚的庇護，造成海雲寺成爲明代遺民安身立命净地，天然和尚成爲精神領袖，從而使海雲寺成爲佛教中興的嶺南名刹，在各地擴建了分支性的寺廟，如海幢寺、無著庵、芥庵、别傳寺、華首臺寺、棲賢寺、歸宗寺、靈化寺、花山寺、海輻寺等。天然和尚與他的本師道獨、師弟函可、弟子今無、今釋等三代僧人的經解，都被尊藏入浙江“嘉興藏”，形成了具有“南學”特色的曹洞宗天然一係，並確立了在嶺南的佛門地位。

　　這些在時代動亂中進入佛門的人，不少原是飽學之士，入寺後得以在安定環境中繼續潜學静修，更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從而大都修成詩書大家，卓有建樹。天然和尚的弟子達數千人，其中他的傳法弟子“今”、“古”、“傳”等三個字輩，都有許多著名詩僧或詩家，他的俗家弟子陳子壯、黎遂球、樑朝鐘、屈大均、陳恭尹等都是著名學者，由此而形成了特有“南學”風韵的“海雲詩派”、“海雲書派”、“海雲學派”，同時也體現了寺廟文化與學派文化、佛教文化與學術文化相結合的獨特景觀。

　　（三）屈氏大宗祠與屈大均及其代表作《廣東新語》的“粤學”體系

　　屈氏大宗祠既是屈姓的宗祠，又是屈大均（1630-1696）的紀念祠堂。屈大均字介子、翁山，番禺思賢人，16歲補南海縣學生員，18歲參加抗清鬥争，清定廣州後，出家海雲寺，結交顧炎武等持續抗清鬥争。晚年隱居著述，直至卒年。僅是明末清初詩壇上“嶺南三大家”之一（另二人是陳恭尹、樑佩蘭），一生著述數十種，其中有《翁山詩外》、《翁山文外》、《翁山易外》等。《廣東新語》是他的代表作，成書於康熙十七年（1678），全書28卷，即：天語、地語、山語、水語、石語、神語、人語、女語、事語、學語、文語、詩語、藝語、食語、器語、宫語、舟語、墳語、禽語、獸語、鱗語、介語、蟲語、木語、香語、草語、怪語，是一部廣東地方百科全書。他在自序中稱：“是書則廣東之外志也，不出乎廣東之内，而有以見廣東之外；雖廣東之外志，而廣大精微，可以範圍天下而不過。知言之君子，必不徒以爲可補《交廣春秋》與《南裔异物志》之闕也。”可見他是旨在“範圍天下”而寫廣東之“廣大精微”的，也即是以天下之眼光寫廣東，同時也即是爲補正過去寫廣東著作之不足而寫的。這些話，清楚表明他這代表作，是向天下推介廣東，寫新語，立粤學。這部巨著，眼界開闊，豐厚翔實，自成體系，既是粤學的奠基之作，也是“南學”的代表作。而爲他所建的紀念祠，内有“翁山紀念堂”，並曾設過翁山紀念小學，這些遺存和歷史，也是以宗祠與書院結合的内涵體現了“南學”的獨特風采。

　　三、關於研究開發古番禺文化的建議

　　古“番禺”是嶺南三千年曆史文化的品牌，不應因行政區域的變更或縮小而輕易抛棄或淡化，應當始終保持、傳承、弘揚它。近年番禺區一直是這樣做的，尤其是在發展現代商居（“祈福新村”等）、飲食（“四海一家”等）、旅遊（“長隆動物園”）以及被稱爲廣州“緑軸”的植物生態園、“洗星海紀念館”等文化項目，都在很大程度上擦亮了番禺新文化品牌。建議在文化發展戰略上，將重點向古番禺文化傾斜，向打造文化名片板塊和建設文化創意園轉移。本着這個戰略思想，我們建議釆取下列項目策劃或規劃。

　　（一）以整個番禺區爲地域，以古番禺文化爲底藴，以餘蔭山房爲中軸，打造“南學祖地”文化板塊。具體的做法是：1.將全區現存的古番禺文化遺存（主要是宗祠、書院、寺廟、園林）編織爲網絡或系列，既保持各自本身特色，又在總體作出分工，每個都突出一項古番禺文化的亮點；2.餘蔭山房較全面而完整地具有古番禺和“南學”文化内藴，應作爲文化板塊的中軸（中心）打造，即在其本體及其周邊，將古番禺和南學文化硬件或軟件的精華，分類系列地以多種方式展現，如：宗祠、書院的知識或歷史的陳列，南學代表人物的業績，南學舊制（如開筆、授課、鄉試）的重現或體驗等，使其成爲南學文化集粹和讓今人體驗的場所，成爲全區各街道古文化網絡或系列的核心，既補各亮點之所缺，又自成其爲最高最大亮點，造成“衆星拱月、月照衆星”之亮麗文化景觀。

　　（二）長期以來，人們對宗祠、鄉祠的認識有誤區，往往只看到其中的封建落後因素，忽視其積極作用，一方面是對其姓氏、宗親、族群和鄉情作爲紐帶的凝聚力、輻射力、文化力認識不足、不敢發揮；另一方面，是對其祠堂的建築文化的内涵與價值知之甚淺。其實，這兩個方面，即具有歷史的非物質和物質文化遺産價值，而且兩方面都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因爲運用發揮得好，既是古爲今用的文化品牌，同時，在當今强調建設和諧社區、和諧社會的時候，更具有化解矛盾、和解糾紛、和諧人際關係的紐帶作用。顯然，要消除認識上的誤區，必須着力探索發揮其積極作用的途徑或方式，需要進行認真地實踐和深入地理論探討，爲此，建議番禺區各街村的祠堂、書院都要充分利用其空間與傳統，進行各種節日活動和文化活動，以編寫家譜、族譜、祠堂文集或史料、建設庭院景觀等方式，凝聚鄉親的人力、財力、智力，增强人際交往與情誼；在作爲中軸的餘蔭山房，應舉辦各種文化講座，普及南學文化知識，培養南學文化骨幹。此外，在當今全國尚未重視宗祠鄉祠文化的情况下，我們建議在番禺舉辦“中國首届宗祠鄉祠文化論壇”，我們可以協助或共同主辦。

　　（三）早年被毁的海雲寺，是嶺南重要佛教寺廟之一，是清初海雲學派的發祥地，在古番禺文化、南學文化、佛教文化、嶺南和珠江文化中都具有重要地位。前些年要求重建的呼聲甚高，但由於種種原因而未果。這個史績空缺，是不應長期空缺下去的，相信遲早總要填補，遲補不如早補。如能重建，當以原址爲好。下大决心，用大力氣，采取另擇地方安排正在興建而尚未完工的婦幼保健院（已建部分建築仍可留用）、收回已售出原址土地的做法，難度雖大，但不是不可行的。實在不行，也應另擇地方重建這座具有不可或缺的名刹古寺。果能如此，則以建於餘蔭山房鄰近空地爲好，因爲可以相互映襯補充，也可作爲“南學祖地”文化板塊的組成部分或鏈接項目。

　　（四）在屈氏大宗祠或餘蔭山房鄰近，創建“廣東新語”文化創意園，以《廣東新語》内涵結構作爲其内涵結構，將書中各卷即28“語”，每語選其最精之“語”作爲一個景點（有的“語”可多選，有的可不選），即起碼有28個景觀，以此盡可展現並縮影整個廣東的地域歷史文化風情。屈大均是番禺人，《廣東新語》寫於番禺，理所當然是番禺獨家文化資産。此外，其他宗祠、書院，也可挖掘其特有文化内藴，創建文化園。如：鐘村李氏公祠是保存較好的祠堂，而鐘村又有謝恩橋的南漢故事，可以將這故事寓於祠前地帶，創建出頗有深意和創意的文化園；羅邊村有珠璣巷三代人南遷的故事，大可在培蘭書院周邊，建設廣府“第三代珠璣巷”文化創意園。如果有條件的宗祠、書院都能建有多種文化意藴的創意園，那麽，整個番禺區即可建成爲嶺南最大的“南學祖地”和豐富多彩創意園的文化品牌板塊了。

　　調研組人員：

　　領　隊：黄偉宗（省政府參事、中山大學教授、珠江文化研究會會長）

　　成　員：司徒尚紀（省政府參事、中山大學教授）

　          譚元亨（省政府參事、華南理工大學教授）

　          戴勝德（省文史館館員、一級作家）

　          莫羡春（省政府參事室參事業務處處長）

　          李海春（省政府參事室參事業務處副處長）

　　執筆人：黄偉宗

　　2010年4月6日

　　（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廣東文化組　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