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96年3月開始，我們珠江文化學者在封開啓步，對廣府文化進行了步步深入的系統研究，迄今已有15年曆程。在這歷程中，我們團結多學科的專家學者，在深入文案研究和田野考察的基礎上，寫出研究論文，然後以研討會或論壇的方式，進行學術交流，各抒己見，求同存异，每每取得階段性的學術成果。這些研討會或論壇，都分别在廣府文化的探究歷程上，具有四個階段的標誌意義，所以，稱之爲“四部曲”。

　　第一部曲：1996年對封開——嶺南文化古都的發現和論证

　　1993年，我們廣東省政府參事室參事文教組正式成立。開始我們考慮到要爲政府决策提供文化諮詢，必須熟悉嶺南文化的來龍去脈，下一番功夫研究考察嶺南文化。我們從史料看到，廣府文化之“廣”是指廣信，分界廣東、廣西之“廣”，也是指廣信。廣信在哪裏呢？一説是廣西梧州，一説是廣東封川（今封開）。我們意識到這是嶺南文化之“來龍”，也是廣府文化之“根”，很有弄清的必要。

　　在當時在任的中共封開縣委書徐少華同志的邀請下，我們於1996年3月初前往封開、梧州考察，結果證實正如酈道元在《水經注》中所寫：廣信在“桂江、賀江入鬱”（西江）處，也即是封開與梧州交界地方，而且明確了廣信正是漢武帝於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定嶺南時的軍政首府。當時整個嶺南劃爲九郡，全由一個名爲交趾部的軍政機構管理（開始是負監督職能，後來則負責管轄）。所以，我們當時即稱這古廣信所在地爲“嶺南文化古都”，當即召開了倡議會，會後由我以省府參事名義，向省委省政府提出了《開發嶺南文化古都的建議》。

　　同年8月，省參事室、肇慶市文化局和封開縣政府，又聯合召開了“嶺南文化古都論证會”，數十位來自省參事室、文史館、省慱物館、省考古所、中山大學、華南師範大學、暨南大學、華南理工大學、西江大學和肇慶市、封開縣的專家學者與會，認同這個結論並支持這個倡議。當時剛到任的省政府參事室副主任周義同志莅會并發表大力支持這項倡議的講話。會後《西江大學學報》發表了這論证會的論文專輯。在當時和稍後一段時間，羊城晚報、南方日報、人民日報、新華社和港澳、泰國、美國的媒體都發表了消息，在國内外引起了强烈反響。

　　第二部曲：2004年對封開——廣府文化發祥地的定位和論证

　　從1996年到2004年，整整八年時間，時間考驗了我們當年的結論和倡議，都是正確的。當年曾參與論证的譚元享教授受我的委托，將我們當年考察研究的結果，在觀點和資科上作了系統的梳理，重新編寫爲一部系統的學術論著《封開——嶺南文化古都論》，由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由於此書不是論文集、但又是吸取了當年提交論文的論证觀點和材料編寫而成，所以將所引論文的作者都列爲本書的編委，以志鳴謝之意。2004年8月，我們在封開舉辦了“嶺南文化發祥地論壇”，就是以這部書首發爲契機而進行的，也就是説，是在我們原有成果的基礎上，再進一步論证。特有意義的是，封開縣委縣政府還同時舉行了“廣信塔”的尊基儀式，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張漢青、當時中共肇慶巿委書記林雄和縣委書記樑志强都參加並主持了這隆重儀式。

　　我們當年爲封開定位爲嶺南文化古都，也即是嶺南文化和廣府文化發祥地的意思。明末清初著名學者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説：廣東文化“始然於漢，熾於唐於宋，至有明乃照於四方焉”。“始然”就是開始形成，也即是發祥。西漢時的嶺南首府首先在封開所設的廣信府，嶺南文化的開始形成地或發祥地自然首先是在封開。廣信是嶺南首府，簡稱廣府，顯然，廣府文化發祥地也在於此。文化發祥地的標誌，主要在於是否是某種或某地文化産生的開始或源頭。所以，作爲古廣信首府所在的封開，既是嶺南文化發祥地，也是廣府文化的發祥地。具體表現在：

　　首先是作爲中華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的儒學文化，最早在此進入嶺南，並形成爲嶺南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被屈大均尊稱爲“粤人文之大宗”的陳欽和他的兒子陳元，是廣信人，在西漢創立了震動全國、歷時三代的“古文經”學派，使得《左氏春秋》立爲官學。東漢時的交州太守士燮，也是廣信人，他兄弟四人都曾任太守，既是官又是學者，都繼承陳欽、陳元的“古文經學派”，又參與了當時轟動京師的關於古文《尚書》的論争。陳欽、陳元父子和士燮兄弟，可謂嶺南儒學文化的開山祖。佛教既是來自印度的一種文化，進入中國之後逐步成爲中華文化的一個重要内容。從現有史料看，佛教最早是從廣信傳入中國的，因爲第一部中國人寫的宣傳佛教的著作《理惑論》的作者牟子是廣信人，這部著作也是他在廣信完成的。僅從這些漢代在廣信源起的重大文化事件上看，即可見屈大均所説的“始然”、“大宗”之用語，是言之有據而恰如其分的。所以，稱封開爲嶺南文化和廣府文化發祥地是有理有據的。

　　1964年，廣東考古工作者在封開黄岩洞出土的一批古人類遺物中，發現兩個古人類顱骨化石；特别是在1978年和1989年，又先後發現兩顆古人牙化石，經中國科學院、中山大學、廣東省考古研究所、廣東省慱物館等單位的專家共同鑒定，距今已有14萬8千年曆史，比1958年在曲江馬壩發現的古人類顱骨化石距今12萬年的歷史長2萬8千年。這個發現，意味着封開人比過去歷來稱爲嶺南人祖先的馬壩人，還早2萬8千年，也就意味着將嶺南的文化史推前了2萬8千年，可見封開人是嶺南人最早祖先，自然封開也就是嶺南文化的發祥地。

　　確切地説，嶺南文化、而且主要是廣府文化，是中原漢文化南下之後，與嶺南原有土著文化對撞交融而産生的地域文化。嶺南原有土著主要是百越族，地域個文化應當是土著文化。這種土著文化，由於在秦漢及其以後受歷代政權的壓制滌盪，以及在漢文化占統治和主導地位條件下的文化對撞交融，有的仍頑强存在，有的已經消失，有的已經變形或變异，有的與漢文化結合化爲一種新型文化。這種交叉混雜的狀况，在粤西南地區、也即是南江文化帶，是較普遍較典型的，所以，我稱之爲百越後或後百越文化帶。

　　照我看來，廣府文化即是中原漢文化（尤其是楚文化）南下與百越文化結合而形成的一種地域性的新型文化。這種文化典型地體現在粤語方言中。這種方言，保留了較多古漢語成分，又有不少百越族的音標詞語，其中封川古標話濁塞音特重。由此，語言學家葉國泉、羅康寧提出粤語發源於古廣信的觀點，向傳統説法提出了挑戰，在國内外引起重視，最近出版的《廣東省誌·方言志》也收入了他們論证這觀點的論文，可見作爲廣府文化主要標誌之一、又是嶺南三大語種之一的粤語，也是發源於封開。

　　從民俗文化上説，西江龍母的故事和對龍母的崇拜，也可以説是中原漢文化與百越文化結合的産物：五條小龍對龍母感恩，聽命於龍母；秦始皇要請龍母上京，小龍要河水倒流接龍母歸來；人們視龍母爲江神，向她祭拜，祈求生子和平安。在這傳説中，五條小龍的説法，秦始皇的説法，都分别有百越和漢文化的色彩，小龍報母恩既是百越的母性崇拜，又是漢文化的倫理觀，兩者結合也即搆成一種新型文化體了。這種民俗文化産生並流行於古廣信。這也是嶺南文化和廣府文化發祥地的又一佐证。

　　嶺南地區位於五嶺之南，南海之北，整個地域大都山巒起伏，江河縱横，平原盆地相對較小，海岸綫長，江河出海口多，造成江海一體之特色。這樣的自然條件，是嶺南文化的自然環境基礎。這樣的基礎産生相應的人文環境並相互結合，才能形成具有自身特質的地域文化。嶺南文化具有山、江、海交/結合的特點，而又以江海一體爲主要的特質，並以海洋性特强爲優勢。這些特質和優勢，既是這樣的自然環境所使然，又是與其相應的人文歷史和人文環境的獨特所造成的。漢武帝在派張騫通西域而開闢陸上絲綢之路不久，即公元前111年平定嶺南的同時，派黄門譯長從廣信出發，到雷州半島的徐聞乘船出海，經北部灣的合浦到越南、印度。這是在班固《漢書·地理志》中關於海上絲綢之路的記載，也是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最早記載。這段記載，證實了徐聞是中國最早的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同時也説明瞭古廣信、也即是現在的封開是連接海上與陸上絲綢之路的對接點或通道。史書已講明從此地到徐聞開始海上絲綢之路。當時的首都西安是陸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和終點。漢武帝大軍也由此出發征伐嶺南，經廣西桂林靈渠下桂江至廣信，或者經湖南永州瀟水下賀江至廣信，這也即是延伸陸上絲綢之路到廣信，從而與徐聞開始的海上絲綢之路連接。所以，封開是海陸絲綢之路的一個最早交接點或通道。海上絲綢之路是我國文化、尤其是嶺南文化具有海洋性成分的緣由和歷史的重要標誌。封開是海陸絲綢之路最早的對接點，也就意味着海洋文化與大陸文化、海外文化與本地土著文化和來自北方的中原文化，最早在此對撞交觸，從而産生集這些文化大成的嶺南文化。顯然，這是封開具有山、江、海交叉一體的自然環境，同時具有海陸絲綢之路對接點的人文歷史與環境，才能集這些文化大成而形成具有江海一體特色和優勢的新型文化的。所以，這也是封開堪稱嶺南文化發祥地並是廣府文化發祥地的又一條理據。

　　尤其有意思的是：我們廣東有珠江文化研究會的同仁們，自1996年從封開開始對古廣信文化研究之後，進行了一系列延伸性的研究，如：從嶺南文化延伸珠江文化研究，從廣信文化進入海上絲綢之路研究、又進入海陸絲綢之路對接通道的研究，從西江文化進入對北江文化、東江文化、韓江文化的分别研究和比較研究，從西江盤古文化、龍母文化進入對珠江文化始祖舜帝和珠江文化哲聖惠能的研究，從西江古文化進入到珠江三角洲（廣州、東莞、深圳、珠海等）的現代文化與海洋文化的研究，從珠江文化的概念、特質、精神的研究到大珠三角、泛珠三角合作區城的文化基礎與戰略的研究，等等。我們發現，這些延伸研究都或直接或間接地以古廣信爲始發點或歸宿，無論是追溯尋根，或者是延伸迸發，都離不開它。我感到古廣信文化，在珠江文化研究的學術領域裏，有似珠江的多龍争珠、珠光四射的形象中那顆珍珠那樣，具有總根和軸心的意味，延伸迸發的功能無窮。從這點體會和意義上而言，古廣信所在地封開，既是嶺南文化和廣府文化的發祥地，又可以説是珠江文化和珠江文化研究的一個發祥地，在進行文化大省建設和泛珠三角合作中，對其再進行明確的歷史定位，發揮其歷史文化遺存價值，弘揚其歷史文化精神，是很有現實意義的。

　　第三部曲：2006年對封開——廣信文化形態的提出和論证

　　丙戌初冬，嶺南如春，天高氣爽，政通人和，著名嶺南文化古都封開，迎來了首届廣信文化節！在這個佳節裏，具有深厚豐富文化内涵的廣信塔落成了，具有填補學術空白意義的跨境性學術論壇——廣信文化論壇開幕了。這兩個盛典，都可説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盛事，兩者又可説是具有日月雙星座意味的交輝喜事。因爲廣信塔的落成，是廣信文化的物化標誌，廣信文化論壇則是對廣信文化的學術定位，兩者是相印相成的。

　　我們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的專家學者，從1996年開始至今一直關注並進行着廣信文化的研究開發。在這十多年時間裏，我們的研究大致可分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96年至1996年，主旨是發現和論证封開是“嶺南和廣府文化古都”：第二階段是2004至2005年，主要内容是論证封開是“嶺南文化和廣府文化發祥地”，以及參與廣信塔的設計和封開旅遊發展規劃的制定或評審工作；2006年是第三階段，中心議題是：廣信文化的概念和内涵是什麽？這個議題，雖然在前兩個階段的研究中都有所論及，但由於焦點分别集中在封開是否是“文化古都”和“發祥地”上，對於作爲在嶺南歷史上長達將近四個世紀（375年）、幾乎古嶺南漢代史全部的廣信時期，從文化視角上去進行探討，則是微乎其微的；而對於具有如此漫長歷史的廣信時期，究竟能否作爲嶺南或珠江文化發展史上的一個時期？這個時期的文化能否搆成爲一種具有特質的歷史性和地域性的廣信文化？等等，則似乎是學術界迄今尚未提到議事日程的課題，所以具有里程碑和填補學術空白的意義。

　　1.廣信文化在時間與空間上的界定

　　廣信之名，始於漢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定嶺南時所頒“初開粤地宜廣布恩信”的恩示，從中取出“廣信”二字，作爲當時創建的監察嶺南九郡之交趾部刺史首府所在地之地名。九郡即：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交趾部刺史職能雖然主要是監察，但也有皇帝特令持節的部分權力。西漢後期（一説東漢初期）演變爲州一級政權，名爲交州，仍是管轄嶺南九郡，州治所在地仍是廣信。直至三國時吴國國主嫌其管轄範圍過大，於永安七年（公元264年）分出南海、蒼梧、鬱林、高樑四郡爲廣州，州治番禺；而交州則只轄交趾、九真、日南、合浦、珠崖等郡，州治龍編（今越南河内）。至此一分爲二的分割，可説是嶺南九郡以交州所轄地域統稱的結束，也即是以廣信爲州治首府時代的結束。從公元前111年至公元264年，持續375年時間，將近四個世紀，時間長且持續，地域廣且完整穩定，就時間空間而言，是完全可以確定其爲具有一定的歷史性和地域性的文化整體的，也即是具有一定特徵性的文化形態的。

　　作出這樣的文化定位，必須回答兩個歷史難題：一是漢武帝時的交趾部不是一級政權，怎可稱爲地域文化範疇？其實，從地域文化而言，嶺南地區本來早是一個文化相通的地域，秦代劃爲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趙佗又並三郡建南越國，也爲建立地域文化打下基礎；雖然交趾部不是一級政權，但其具有監察、溝通的功能，同樣起到促進文化整體化的作用，不久接着實行州治，正説明其所起前期鋪墊作用，所以是不能將這個前期作用否定，也不應將其機械分割開來。

　　其二，究竟廣信今在何地問題，有説是廣西梧州，有説是廣東封開，争議良久，莫衷一是。其實，應當是梧州與封開的交界地帶，即：梧州的桂（漓）江以東和封開賀江以西（即封川）地區。此説的依據是酈道元的《水經注》。書中《温水篇》指出：“鬱水（即西江）……東延蒼梧廣信縣，漓水注之。……臨水（賀江上源）又逕臨賀縣東，又南至郡，左會賀水。……臨水又西南流，逕郡南，又西南逕封陽縣東，爲封溪水，故《地理志》曰：縣在封水，又西南流，入廣信縣，南流注入鬱水，謂之封溪水口也者。”（見《永樂大典》11140卷）由此可見廣信原址是灕江、賀江（封水）分别匯入西江的地帶。所以，廣信是封開與梧州的共有歷史文化，不必爲此争議，可以各自或合作開發。也因爲如此，在兩廣分界和三江匯合處建廣信塔，同時舉辦廣信文化論壇，是有理有據並有深厚文化内藴的。

　　2.廣信文化的總體形態及内涵

　　我們提出廣信文化是嶺南漢代文化形態的説法，固然是因爲以廣信爲首府的交州（含交趾部）爲嶺南地域統稱的時間，大都在漢代（三國時名義仍爲東漢），但更主要的是在這段近四個世紀的漫長歲月裏，嶺南地域逐步形成了具有特徵性的整體性的文化形態。這就是：以漢化爲主導的多元融合，以漢化在本土中除舊，以融合在漢化中創新。

　　在細述這種形態的具體體現之前，必須先對秦漢之交趙佗所創立的南越文化進行研討評説。秦始皇統一中國最後一戰，是派任囂統率五十萬大軍進入嶺南，這是漢族文化正式進入百越族文化爲主體的嶺南的開始。由於百越族在此栖息已很長時間，勢力强大，曾打敗過秦始皇的進攻。雖然軍事失敗，但文化勢力仍强大，並占着本土的優勢。趙佗任南越太尉後，曾報請秦始皇撥三萬婦女南下爲軍人妻室，後只批準一萬五千人，這事説明百越人不願與其合作，扺抗漢化。他只得采取“漢越雜處”的方針，才得站住脚跟。他自立爲南越國後，斷絶了中原來往，也即失去了漢文化的後盾和依靠，更使其孤立，無力更推行漢化，反而更接受百越族的本土化。他在接見漢史陸賈時穿着越服，態度傲慢，受説服後，起立認錯，坦誠地説：“屈蠻夷中久，殊失禮義”。（見《史記》）可見南越國有近百年（確切是93年）歷史，堪稱創立了有自身特色的整體性文化，即南越文化，其總體形態是“漢越雜處”，但其内核還是以百越族的本土文化爲主導的。但它爲廣信文化的漢化打下基礎、作了鋪墊的功勞不可埋没，可以説，南越文化是廣信文化的過渡期。

　　廣信文化由於有南越文化爲前車，尤其是有西漢皇朝的强大政權背景及其在嶺南的强力統治，加之漢武帝施行的“罷黜百家，獨興儒術”的政策，使漢文化在全國處於統冶地位，新統一的嶺南地域在文化上自然也以漢化爲主體。政治是文化的主導，但不能取代文化或决定文化的全部。百越族本土文化盤根錯節，生命頑强，積澱期越長，其生命就越持久。漢文化畢竟是南下文化，雖有政治力量推波助瀾，也無力並不可能完全取代或滅絶本土文化，不管統治者是有意識或無意識，漢化的進程，也只能是沿着在主導中與本土文化多元融合的途徑，其結果也往往是：既以漢文化的主導，清除了本土文化之舊，又以本土文化的融合，促進了漢文化的創新，其成果往往既與原來的漢文化有别，又與原來的本土文化有异，形成爲具有獨特性而有整體性的新型事物，或者體現干具有重大文化意義的歷史事件或學術論著之中。這些事物或事件、論著，都是廣信文化的産物，又都是廣信文化内涵的代表性標誌，是廣信文化總體形態的具體體現和佐证。具體是：

　　（1）陳家三世與士燮“一門四士”爲代表的經學

　　被尊爲“粤人文之大宗”的陳欽，是廣信人，曾向王莽傳授《左氏春秋》，自著《陳氏春秋》。西漢哀帝年間，他與古文經大師劉歆一道提出立《左傳》爲官學，理由是左丘明與孔子同道，曾親見孔子。而被稱爲今文經學所立的《公羊》《谷樑》是七十子後學，是“信口説而背傳記”之作，有“失聖意”。雙方論争激烈，因今文經派勢大，遂敗。王莽執政後，支持古文經派，陳欽之子陳元以提出立《左氏春秋》博士發難，與範昇爲代表的今文經學派再次展開論争，雙方論辯十多次，終於獲勝。陳元之子陳堅卿，也是造詣甚高的經學家。屈大均《廣東新語》雲“堅卿亦有文章名，能傳祖父之業。噫嘻！陳氏蓋三世爲儒林之英也哉！”可見陳家三世都以經學爲業。東漢交趾太守士燮，既是政績卓著的地方州官，在任40多年，動亂的三國年代保住嶺南避過戰禍，又是著名的經學家，著有《春秋經注》。其弟士壹、士黄、士武，也分别曾任合浦太守、九真太守、南海太守，又是著名的經學家，故被譽稱爲“一門四士”，也都是以經學爲業。此外，在東漢年間，尚有北海郡人劉熙、南海郡人黄豪、汝南人許靖等著名經學家，先後到廣信避難期間從事講學、著述的記載。

　　這些歷史事實，起碼説明下列現象：首先，經學是漢文化的主要代表之一，廣信文化時期出現陳家三世和士燮一門四士這樣的杰出代表，説明在這期間以漢化爲主導的進程甚速，成效甚大，成熟甚早；同時，也説明經學在這期間已成爲廣信文化的内涵要素之一，是廣信文化搆成爲形態的一個佐证和標誌。其次，陳元在爲古文經學派論争中提出“先帝后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的觀點，申明瞭做學問不應因陳守舊，應因時而异，重實在、重創造；士燮治經學，也實際用於保持地方安定的施政上，從而被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或書贊曰：“交趾士府君學問優博，又達於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存一郡，二十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士燮的學以致用的思想和貢獻，與陳元是相通的，即都注重實在、現實、適應、變通、創造，這些特點，正就是漢文化與本土文化多元融合而逐步形成的，與原漢文化和本土原文化都有所不同。所以，陳家三世和士燮一門四士所代表的經學，在全國漢文化中是别開生面的，是有創造性的，而在嶺南本土，它則是有吐舊納新的作用和貢獻的。所以，這也是廣信文化形成的標誌、内涵和佐证之一。其三，陳家三世和士燮一門四士的顯赫，也反映出嶺南社會結構進入了家族社會階段，跟上了中原已經進入封建社會的步伐，這在百越族爲主的階段、以至南越國時期尚未出現或尚未成熟的。可見家族文化已是廣信文化的成分之一，並是其搆成爲文化形態的一個標誌和佐证。

　　（2）牟子的《理惑論》

　　牟子，廣信人，漢獻帝時隨母自中原落籍廣信，原是儒家學者，又通道家學説，至廣信後，研究自海外傳入不久的佛教，成爲精通佛教的學者，以“佛”字翻譯佛教“般若”之音義，首創“佛”教之名，是“三教合流”的首創者。他以設問的方式，寫出《理惑論》37篇，是中國第一佛學專著。北京大學著名宗教學者湯用彤教授在《漢魏兩晋南北朝佛教史》中指出：“牟子作《理惑論》，公然黜百家經傳，斥神仙方術。佛教自立，而不托庇他人，其精神始見於《理惑論》。不僅因其爲現存支那（中國）撰述之最早者而可重視。又兩漢尊黄老之道，與陰陽道術，至魏也一變而好尚老莊之學。東京佛法本可視爲道述之一種，而魏晋釋子則襲玄學清談。牟子以引《老》《莊》以申佛旨，巳足证時代精神之轉换。明乎此，則《理惑論》三十七章，誠佛教之要籍也。”

　　從上可見牟子《理惑論》對於廣信文化具有多方面多層次的重要意義：首先，它證實了樑啓超曾説佛教最早自海外從嶺南傳入之説，證實了佛教是自外傳入而成爲廣信文化内涵之一；其次，它體現和證實了牟子是以儒道兩教而解佛教、也即是以漢化爲主導去融合佛教，使其適應漢化而又有本土化。所以，牟子《理惑論》所闡述的佛學思想，既與印度的原教有别，也與中原所傳的有异，是一部有創造性又有適應性的學術論著。這正是廣信文化的以漢化爲主導而多元融合特徵的典型體現，也是其搆成爲文化形態的重要標誌和佐证之一。其三，在廣信時期，除牟子外，尚有一些佛教大師在嶺南傳教、著述，如：三國時古西域人康僧會，被稱爲“南方佛教的重要佈道者”，也是融合三教的佛教學者。可見牟子現象，不是個别的、偶然的，而是帶普遍性、持續性的。正因爲如此，廣信以後到唐代，才會出現被世界稱爲“東方三聖人之一”的珠江文化哲聖——六祖惠能。這也是廣信文化的重要性和搆成形態的重要標誌及佐证。

　　（3）葛洪的《抱樸子·内篇》

　　東漢的著名道教領袖葛洪，是江蘇人，24歲時到廣州，並先後到越南、柬埔寨，48歲到羅浮山修道、著述，直至病逝。他前期崇尚儒家，著有體現儒家思想的《抱樸子·外篇》，後期崇尚道教，著道教理論代表作《抱樸子·内篇》。他是在廣信時期在嶺南的道教代表人物，是漢代道教的理論代表。他從崇尚儒家轉向道家，實際上是以兩教合流解道家，同樣體現了以漢化爲主導而多元融合的文化途徑。他的道家理論，既源於中原，又有别於中原；有融合性，又有嶺南的本土性；有創新性，又有大衆性。他在《抱樸子·内篇》中聲言：“俗人多譏餘好攻异端，謂餘爲趣欲强通天下之不可通者”。又説：“夫人在氣中，氣在人中，自天地置於萬物，無不温氣以生者”，“受氣者各有多少，多者其盡遲，少者其竭速”。這些話，活現了他的創新性和大衆性，也可見其以漢化爲主導而多元融合的特點。

　　葛洪南來後從儒家轉爲道家的原因，有待深入考證，從文化學而論，顯然是與嶺南的自然與人文環境相關的，而且，與以僅化爲主异而多元融合爲特徵的廣信文化不無關係，因爲這與“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相通。所以葛洪從儒轉道、以儒釋道，本身就是廣信文化内涵和特點的體現與佐证之一。而其理論的創新性和大衆性，也是廣信文化搆成形態、形成自身特性的標誌和體現。

　　（4）粤語發源和廣府民係的形成

　　據語言學家羅康寧、葉國泉論证，粤語形成於廣信時期西江中游一帶，也即是古廣信所在的地方。原因是這裏已是嶺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大量從中原南下移民至此定居，或者從事商貿、文化往來，尤其在中原戰亂頻繁、嶺南安定的形勢下，南來者更有增無减。而且在此之前，秦始皇統一嶺南的時候，曾有50萬大軍南下進駐；趙佗南越國時也有中原人南移定居。這樣，從堯舜時在黄河流域形成的夏語（華夏族語）發展成的、以秦晋方言爲標準音的“雅語”，也隨這些南下人群而傳入嶺南，成爲官方推行的標準語言（相當現在推行的普通話）。但當時嶺南畢竟是百越族人天下，日常流行的是本土越族語，即使講雅語也會加上或保存着本土語色彩，與現在“廣東牌普通話”同理；中原人在嶺南生活，也不得不入鄉隨俗，學講土語，即使講雅語也會與土語混雜。這樣的“混雜”局面，持續一段時間，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種既非雅語、又非土語的新型地方語言，這就是粤語。從粤語的詞彚、語法、語音、句式等要素上看，原古漢語的成分保持較多，有些語音詞彚在中原漢語中已失傳，在粤語仍繼續着。從總體看，粤語吸收了一些百越族語成分（如當今封開尚有標話），但與中原漢語的淵源較深而密切，可見其主體仍是南下的漢語，並非完全是本土東西，而是中原雅語爲主體而與本土語結合的産物。粤語的起源和形成過程，也體現和證實了以漢化爲主導而多元融合，是廣信文化的重要特點，也是其搆成爲文化形態的一個標誌和佐证。

　　與粤語的形成過程相似而又相關，廣府民係也同樣在廣信時期形成。“廣府”者，廣信首府之謂也。廣府民係，即是在廣信爲首府的時期和地域所形成的民衆體系，即帶有族群性的地方民衆群體。廣府民係，應當源自秦始皇派遣南下的50萬大軍，經過南越國近百年“漢越雜處”的過渡，於廣信時期正式形成。之後在唐宋時期，經珠璣巷大批中原移民的補充而再擴展。粤語又稱爲廣府語。當今兩廣的粤語區，基本上可稱之爲廣府民系族群。這些地域的族群，不僅語言相通，在思想觀念、思維方式、行爲方式，包括風俗習慣、生活方式等等也都是相同或相似的，這也就説，其本身就形成和搆成爲一種廣府文化的。所以，廣府民係的形成，也是廣信文化的内涵和搆成爲文化形態的標誌和佐证之一。這裏必須説明的是：除廣府民係及廣府文化是廣信文化重要成分之外，尚有包括原百越族、南越族等土著在内的其他族係、民係及其文化，也都是廣信文化的重要内涵。將廣府民係的形成過程提出來談，主要是因爲它較典型地體現了：廣信文化以漢化爲主導而多元融合的特徵與形態。

　　3.廣信文化在嶺南、中國以至世界的地位和影響

　　著名學者羅香林在《世界史上廣東學術源流與發展》一文中指出：“各種學術思想的發展，多數在人才集聚的區域。秦和西漢的國都在西安一帶，關中爲當時國都的外圍，人口比較密集，故當時中國的學術思想，都總匯於西安，以至關中各地。此時廣東與中原的交通，亦以西安爲中心。由西安經漢中沿漢水南下，至洞庭湖，溯湘水而至粤桂交界，中原思想由此通道向廣東傳播。東漢時代，印度佛教，以至海外各國的文化亦多自安南河内以及廣東的徐聞、合浦等地的港口傳入，而扼西江要衝的蒼梧，遂成爲中原學術文化與外來學術文化的重心。現在廣東的封川，就是漢代蒼梧郡治的廣信。”這段論述，是對廣信文化是漢代文化形態的又一佐证，是對廣信文化以漢化爲主導的又一佐证，而且進一步指出了廣信文化在溝通中原與嶺南、中國與海外國家之間學術文化的橋樑作用和樞紐地位，同時揭示了在廣信文化中除漢化和本土文化外，尚有海外文化的成分，并包括對海外文化的吸取與融合。這是極其可貴的真知灼見。

　　明末清初著名學者屈大均在《廣東新語·文語》中指出：“廣東居天下之南……天下文明至斯而極，極故其發之也遲，始然於漢，熾於唐於宋，至有明乃照於四方焉”。這段對廣東文明史的概括論述，是很精闢的。它實在地指出了嶺南地處邊陲，故文明“發之也遲”的事實，確切地梳理出廣東文明發展的幾個時期，而且畫龍點睛地點出了每個時期在發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相互之間的影響和“步步高”的發展層次。“始然於漢”，正就是廣信文化在嶺南文明史上所起到的開創和奠基作用的簡明説法，也即是廣信文化是嶺南漢代的文化形態説的又一佐证；所謂“始然”，既是指文化形態的開始搆成，又是指各種學術文化開始有成，如陳家三世和士燮一門四士的經學，牟子的佛學，葛洪的道學，既在嶺南是開創的，在全國也是有創造性的，其影響也是有開拓性和承傳性的。唐代嶺南涌現“詩祖”張九齡、第一狀元莫宣卿、尤其是被毛澤東稱爲“中國佛教真正創始人“六祖惠能”，搆成了“熾於唐”的嶺南文化盛世，顯然與廣信文化的經學、佛學、道學的“始然”有着承傳發展關係；明清的陳白沙、康有爲、樑啓超等代代才人出，也都清楚地顯現出廣信文化的深遠淵源。所以，廣信文化是嶺南文明史上具有發祥意義的開篇史章。

　　廣信文化在漢代，已在全國有重大影響：以陳欽、陳元父子爲代表的“古文經學派”，是嶺南文化史上第一個學派，它與今文經學派由三代人先後進行了三次大論戰，最終取得勝利；牟子和葛洪的專著分别是佛、道的開山理論著作，影響古今，名揚海外。

　　廣東位於中國的南海岸，自古與海外交往密切，旅外華人華僑通布世界各地，凡有華人華僑的地方都有説粤語的廣府人。這就是説，在廣信時期形成的廣府民係已遍佈世界，粤語也成了僅次於英語的世界第二大流行語。這樣，不也就意味着廣信文化早已傳遍世界了麽？

　　尋根問祖，探流索源，神遊嶺南文化和珠江文化的歷史長河，又邁步於粤桂交界的西江河畔，面對作爲漢代廣信文化標誌的巍峨廣信塔，怎能不對其内藴的輝煌歷史和文化長久地凝思和讚嘆呢！

　　第四部曲：2011年對封開——古廣府首府的再次定位和論证

　　我們從封開啓步的探究廣府文化論证的第一部曲，是從嶺南文化和珠江文化的全方位上看廣府文化的産生和地位問題，第二部曲是從嶺南文化和珠江文化的發祥看廣府文化與廣府民係的發祥地問題，第三部曲是從近達四百年形成的廣信文化形態看廣府文化的形態。現在舉行的這次“封開——廣府首府”論壇，主題則是廣府文化的首府（中心）今在何地，以及廣府民係及廣府文化分佈地域問題。

　　這個主題，既是前三部曲學術深入的必然發展，又是由於當今學術界對廣府文化研究提出了新問題而確定的。

　　第一個新問題是：如何理解“廣府文化”的名稱與含義？現有兩種説法，一是漢代交趾部和交州首府是廣信縣，故而將廣信首府簡稱爲“廣信”；二是交州在三國時屬東吴地盤，當局嫌交州府管轄範圍過大，便以廣信縣爲界，以西分列出交州、以東分列出廣州兩個州的州治，廣州的首府設在番禺（今廣州），故而又有“廣府”之簡稱。持此説者所稱“廣府文化”的理由，還在於作爲中原漢文化南下首要標誌的秦始皇大軍南下和趙佗建南越國，都首達和定首府於番禺（今廣州），故而稱廣府文化首府爲古番禺（今廣州），也言之成理。但我個人認爲，從時間而論，雖然秦始皇南下在漢武帝之先，但在秦漢之交的“南越國”時期，尚未形成爲一種文化形態或民係，尚在“漢越雜處”的狀態中，只能説是廣府文化形成的“前奏”或“孕育”期，真正形成期應是“廣信”爲首府的近四百年期間，正如明末清初大學者屈大均所説“始然於漢”。另一方面，以“廣信”稱謂的出現時間上説，顯然，西漢時“廣信首府”的稱謂在前，三國東吴時才有的“廣州首府”稱謂在後，前者稱謂的内涵及其承傳，也比後者深厚持久。所以，廣府文化的形成地和最早首府（即中心）應是廣信，即今封開（及廣西梧州）。

　　當然，古廣信也不是一直保持着首府或中心地位的。從歷史事實上看，每個國家、民族、民係的文化中心，往往會隨時代的變遷、尤其是政治、經濟中心的變遷而轉移的，廣府文化也莫不如此。照我看來，自廣府文化在近四百年廣信時期形成以後，即有自西向東擴大的走向，其中心也是自西向東轉移的走勢，即自南北朝時期以後，即開始了這個走向和走勢，尤其明顯的是五代十國的南漢國時期，建都番禺（今廣州）；其實在隋、唐、宋三朝，均以多種府治名目，分别於肇慶、廣州鎮治廣東或嶺南；明清兩代設“兩廣總督府”，開始設於梧州，後來大部分時間（近200年）設於肇慶、廣州。

　　所以，大致而言，古代廣府文化首府是廣信，即今封開，中古至近代的廣府文化中心則在梧州、肇慶、廣州移動，現當代的廣府文化中心則是廣州。

　　近有廣府文化發祥地是肇慶的説法，我看是值得商榷的。如果將封開作爲肇慶市的一個地域而言，將封開的古廣信首府文化包於其中，似有道理，但也與歷史事實不符，因西漢時既無肇慶，也無端州，從何發祥？如果説，將“兩廣總督府”時期作爲“廣府”筒稱、從而將肇慶定位爲廣府文化之發祥地，那麽，將曾有百年“兩廣總督府”史的梧州，以及末代“兩廣總督府”所在地廣州置於何地？所以，我看稱肇慶爲中古至近代廣府文化中心地之一比較合適。

　　我們這次作爲論证廣府文化“第四部曲”的論壇，根據歷史實際，以“文化中心轉移”論的觀點，確定封開、廣州、肇慶在廣府文化發展史上不同時代的首府或中心地位；而且，我們還可以從嶺南和珠江文化範疇，從粤語區爲標誌的廣府民係區域，將廣西的梧州、賀州、玉林、南寧、北海、欽州、防城等粤語區列入廣府文化區域，並從廣府文化向西的延伸擴展上，爲其作出不同的文化定位；同樣，我們也應當而可以在廣東除封開、肇慶、廣州之外，還可以在雲浮、江門、東莞、珠海、中山、惠州、韶關、清遠、陽江、湛江，以至香港、澳門和海外各地，找到廣府文化東進、北上、南下和飄洋過海的足迹。有趣的是如果將這些向西和向東延伸擴展的足迹點，從地理上劃個圓圈，就會發現，圓心點正是古廣信的原點封開。這個地理上，同時也是水路交通上的圓心點，與歷史上古廣信的原點的相契合，不正是既在地理上、又在歷史上進一步證實：古代廣府文化中心設在今日之封開，是必然而英明的麽？

　　正因爲如此，我們15年來一直在這個廣信“圓心”上探究廣府文化，進行了層層深入的“四部曲”論证，并且擬借這個論壇之機，以發表《封開宣言》的方式，倡議成立“廣府（珠璣）人海内外聯誼會”和“廣府學會”。我們珠江文化研究會，已經同原廣州市長黎子流先生爲會長的南雄珠璣巷後裔聯誼會，以及廣東省僑聯商議，一致同意共同籌辦這件大事，誠望大家支持。謝謝大家！

　　2011年8月9日

　　黄偉宗（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中山大學教授、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