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中國改革開放已持續有三十年有餘了，撫今追昔，所有的開放都與海上絲綢之路息息相關，與廣東作爲對外開放的前沿之地息息相關。爲建設廣東文化强省，爲中華民族的復興，認真梳理一下海上絲綢之路在廣東的文化資源，更全面揭示其對華夏文明、世界文明有巨大曆史貢獻，應是當務之急。 隨着“南海Ⅰ號”的發現與發掘，這一研究又一次推向新的峰巔。毋庸置疑，“南海Ⅰ號”作爲宋代商船本身，以及上面數以萬計的歷史文物，都將揭示出中古鼎盛之際的宋代，其對外貿易、經濟發展、文化交流的豐厚史實，尤其是宋代處於社會轉型之際，生活方式、生産技術、商品流通等方方面面寶貴信息。爲此，有必要以專文加以概括與論述，揭示其重要性、緊迫性，賦予其相應的歷史地位。

　　一　　

　　先秦時期，珠江流域的經濟文化、物質文化是不曾被忽視過的。中原人歷來對嶺南的奇珍异寶、舟楫竹箭垂涎三尺。公元前1000年，越人就向周成王獻過舟；楚王亦向晋王炫耀，自己在南邊可得到不少珍奇物品，無求於晋；郭棐《廣東通誌》中還有，“時三晋推魏最强，越王與魏通好，於是使隅（公師隅）復往南海，求犀角、象齒以獻之。隅久在嶺表，乃得諸琛，並吴江樓船，會稽竹箭獻之魏……”類似的歷史記載還很多。

　　當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東征埃及，下令在一個叫拉科德的小漁村上“建造一座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城市”之際，當時尚叫番禺的南方古港，已初具規模。從此，一東一西，成爲了海上絲路兩端奪目的明珠。當七世紀阿拉伯人佔領亞歷山大港，驚嘆其是“一座具有4000座宫殿、4000所浴室、1200座花園、400個劇院和馬戲場的城市”時，盛唐的廣州，絶不會比這遜色；更不用説唐之後，被南漢國改名爲“興王府”的廣州的規模了，那也是宫殿、離宫、園林數以千百計了。

　　亞歷山大時期，正是中原七雄争霸、嗣後，則是秦掃六合。秦漢大帝國，與其同時的羅馬帝國，可以説是當時世界的兩大中心。而絲綢之路，則是這兩大中心之間的重要紐帶。其實，還在漢武帝打開陸上絲綢之路之前，民間的海上絲綢之路却是早已開通了。張騫通西域，便已發現大夏商人經銷四川絲綢、竹杖、枸醬，匯報給漢武帝，漢武帝層層追問，最後得知，“道西北牂牁江，匯廣數裏，出番禺城下。”   

　　正是漢武帝聽取了關於蜀貨南運出海的陳述後，毅然决然派遣黄門譯長自廣東徐聞、合浦起航（其時番禺已被焚）出海，打通貿易通道——這被視爲海上絲綢之路首航的第一批官方船隊，規模巨大，並第一次寫入了史書之中。

　　陸上絲綢之路雖然名聞遐邇，但好景不長，及至唐代，已被風沙吞噬，這才有了《西遊記》中的九九八十一難。但海上絲綢之路，却經久不衰，歷時2000多年。

　　當陸上與海上絲綢之路並行不悖之際，秦漢帝國在世界上尚與羅馬帝國平分秋色。及至公元三四世紀，世界民族大遷徙之際，匈奴在歐亞大草原遭遇千年不遇的大旱灾，分西、南兩股兵力分進時，西匈奴長驅直下，最後令羅馬帝國萬劫不復，南匈奴則令中原來了個“五胡亂華”，中土經三百年動亂，却迎來了唐宋的富强，其時，則世界只餘下中國這個中心了！

　　唐代的陸上絲路已是絶響，而海上絲路，則日益昌盛。在《唐元和郡縣誌》中，仍記有“欲拔貧，諧徐聞”的民諺。可見到唐代，縱然廣州已成爲中國第一大港，但徐聞的富裕繁華，却依然如故；而著名的唐城雷州，則在這一基礎上迅速發展了起來。

　　自漢至唐，造船業的發達，中國乃爲世界之冠，漢代便已有瞭樓船，史書上記有：“大船也，今江南泛海船謂之舶，崑崙及高麗皆乘之，大者受萬斛。”崑崙兒，是指南亞印度及南洋的居民，也就是從海上絲路西來者。而商貿的發達，早在南北朝時，梁武帝曾感嘆道“朝廷便是更有廣州”，證明廣州海上絲路的對外貿易，對樑朝的財政是何等地舉足輕重。

　　阿拉伯古行亦有記載：“中國的商舶，從公元三世紀中葉，開始向西，從廣州到達檳榔嶼，四世紀到錫蘭，五世紀到亞丁，終於在波斯及美索不達米亞獨佔商船。” 更有稱，在巴比倫西南可看到“希拉市外停泊中國、印度之商船。”

　　可見，在三世紀古羅馬帝國覆滅後，中國在海上絲路的貿易，業已稱雄於世界。也在這之後不久，印度高僧菩提達摩則在廣州舍筏登陸，成爲南宗初祖，這也是中外文化交流中具有標誌性的重大曆史事件。

　　海洋文明，表現爲商業城邦的興起以及海外移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珠江文化及海上絲路，從一開始便影響了中華文明的歷史格局，華夏文明與别的文明的交往。“天子南庫”説明對國家財政，尤其是南朝以及後來文化重心南移之際的物質文化所起的作用，進而在精神文化上的拓展。在未形成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之前，對中國尤其是廣東社會經濟的影響不可低估，事實上，在貨幣的流通方面，對外貿易上的影響則更大了。如東晋南朝之際，全國通用銅錢，而“交廣之城，全以金銀爲貨”（《隋書·食貨志》），這證明在對外貿易中，有大量銀源進入。考古業已發現此期間進入中國的波斯銀幣。這對於明代最後實行銀本位貨幣的世貿體系開了個頭。人們不難看到，商業城市的形成在東南沿海，尤其是在廣東，是相當顯著的，徐聞、雷州、高州、恩州、廣州，一直到潮州，以及廣信、桂林、龍編，包括韶州、連州、布山、鬱林等，也相應發展了起來，對南方社會經濟起到了相當大的促進作用。

　　對於南北朝廣東歷史文化的研究，現在看起來力度仍很不够，對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我們有可能對羅香林曾論斷過自漢以來，這裏是中原文化與外來文化交匯的中心有更新的認識，獲得更雄辯的材料。認爲此期間南方文化較北方超前，更是有證據與理據，不是簡單認爲南朝正統而北朝爲胡人便可以一言以蔽之。而從這一點出發，更可以認識到海上絲綢之路對當時整個華夏文明的影響。此刻，佛教傳入，便是長時間，一直到今天仍生生不息，不獨至禪宗南宗在南方的創立。反過來，中國的物質文明，制度文明，此時也已經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對南洋或東南亞、對中亞、西亞及歐洲，同樣也産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

　　對上述綫索、事件的梳理，也包括對廣東沿海自古以來海上絲路上商業城市、文化重鎮的梳理，無疑是一筆相當重要的文化歷史資源，切切不可讓其湮没下去。對陽江，由於發現“南海Ⅰ號”沉船大量的歷史文物，定位其爲“海上敦煌”，其在海上絲路上的意義，更不可輕估。

　　要將世界史作一個整體來看，不可將中國“單列”，惟有這樣，無論對世界史還是中國史，都會看得更清晰也更準確一些。基於這一點，三四世紀的“世界民族大遷徙”這一事件，在世界，也同樣在中國，當成爲一條歷史分界綫，即遠古與中古的劃分，這一來絲綢之路的作用便更凸出一些。在這之前，海上絲綢之路由自發走向自覺，由民間走向官方，已成規模，并且在兩大帝國中循環回復。甚至如美國學者斯塔夫裏阿諾斯著的《全球通史》所説：“羅馬人……爲了將年取暴利的帕提亞中間商排除在外，他們積極開展和印度的直接的海上貿易。於是，愈來愈多的商隊不再取道西去的絲綢之路，而是向南經過和田前往印度北諸港口。候在那裏的羅馬商人接到貨物後，在季風幫助下，將它們迅速地運過印度洋，至紅海諸港口卸貨。”

　　長期以來，漢唐的陸上絲路名聲大於海上絲路，這也許與歷代撰史者的倫理中心觀有關。但不管怎麽説，在世界民族大遷徙之前，陸上與海路當是各有千秋，尤其與古羅馬的聯繫，當海路更盛。

　　二　　

　　自六世紀隋再度統一中國，歷唐、宋、元及明初中期——即西方海上擴張開始前夕，及明遷都北京，全面從海洋退縮之間這近一千年，以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興旺爲標誌，華夏文明可以説一直是世界的中心，不再與古羅馬平分秋色，其時，西方已陷入了“千年黑闇王國”中世紀中。其時中國對人類文明的偉大貢獻，始終居於世界的第一位。由世界中心之一到成爲唯一的中心，這一千年綿延不斷的强大的文化影響，遠播到了整個亞洲甚至更遥遠的地方。唐的强大，宋的富裕、元的擴張以及明初、中葉海上帝國的風光，無一不與絲綢之路，尤其是海上絲綢之路相關。

　　日本漢學家中村久四郎的著名論文《唐代的廣東》指出，廣東在中國對外貿易通商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研究中國的交通史，就應該認真注意廣東的歷史。”這裏講的廣東對外“交通史”，顯然便是指的海上絲綢之路。唐王朝以空前絶後的開放氣魄（坦率説，用“開放”這個詞，只是與“封閉”相對而言，但在這之前尚毋須用“開放”二字，因爲統治者絲毫未考慮過封閉）敞開國門，且以强大的勢能，推進着中外通商與自由貿易。廣東，由於其自然地理、人文歷史上的優勢，特别是持續已久的外貿傳統，在中外貿易中得天獨厚。縱然作爲政治文化中心的長安，作爲“朝貢”式貿易盛極一時——其中不乏廣東送至國都的大量“海貨”，但對廣州而言，作爲自由貿易的商業都會，不僅是中國第一，而且是世界第一大港。唐代稱國内商業都會，“謂天下之盛，揚爲一而益次之。”其實，廣州在唐、宋兩朝，其商業繁榮程度，恐怕要在揚州之上，只要認真研究其時的歷史資料，作必要的量化分析，便可以得出上述結論。特别是這段時期中外國人的記録，當更爲客觀一些。

　　僅黄巢之亂時的廣州，就有上十萬的蕃商，這在史料記載言之鑿鑿。時至今日，廣州人口近千萬，外商人口也未達到這個數。而唐代人口也只有六千萬上下。這説明廣州作爲世界巨港的開放的宏大氣魄，其間不少故事，也很説明問題，包括崑崙奴攫殺州官，事後亦可遁海而走……等等。當日廣州的城市規模，“州城三重”的格局，以及在繁華市區，“任蕃商列肆而市，交通夷夏，富庶於人。”當可令今日咋舌。

　　由於廣州的繁盛，帶動了沿海及近海商業城市的發展。張九齡開通大庾嶺道，韶州處於“貢朝之所途，”其商貿興盛，僅次於廣州，古詩有韶州驛樓“樓前千帆背夕陽”句。雷州接徐聞而興旺，恩州成了雷州泛海通淮浙、福建的中樞，新州成南道交通要道，潮州更成了“與韶州略同”的“嶺南大郡”，經略流求的基地……

　　正是這一千年，如外國學者所論斷的：

　　結果，海港而不是古老的陸路，首次成爲中國同外界聯繫的主要媒介。當時，中國經濟的主導地位，這可以由如下事實看出來：中國的出口品大多是製造品，如絲綢、瓷器、書畫等；而進口品多半是原材料，如香料、礦石和馬匹等。最後應該指的是，宋朝時期中國人首次大規模從事對外貿易，不再主要依靠外國中間商。因而，宋朝時的中國正朝成爲一個海上强國的方向發展。

　　以上，我們强調的是海上貿易及其對商業城市形成的影響，但我們却不應當忽略，這期間佛教的興盛及三教合一的形成，伊斯蘭教的傳入——廣州有諸如光塔、響坆等該教的聖迹，文化的交流，也相對是同步的，隨着四大發明——其中三大發明，即印刷術、火藥、指南針發生於宋代，先後傳入西土，對其走出中世紀，走向現代文明更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而這次“南海Ⅰ號”的發現與發掘，正處於中西文明即將再一次大規模交互的重要時間節點上，其意義怎麽高估也不爲過，它不僅填寫了歷史研究的一段空白，也展示了“宋朝時的中國正朝成爲一個海上强國的方向發展”的可能性，以及早於西方向市民社會、商業社會以及相當成熟的市場形態轉變的可能性。“南海Ⅰ號”豐富的文物，更是人類文明的歷史瑰寶。

　　正是蒙古的鐵騎，把先進的中國的科學文化帶到了西方，開放了整個世界，讓西方獲得了發展的機會，可對於中國而言，在某種意義上，宋元最後一仗——厓門銀湖之役，却是華夏文明的“滑鐵盧”，其後果不久便顯現了出來。

　　厓門，正是在廣東，是珠江“八門入海”當中的一門。元朝當局，實行過五次“海禁”，更成爲日後閉關的先聲。

　　三　　

　　明代中期一紙聖旨，終止了鄭和七下西洋，再加上清初對鄭氏海上帝國的剿滅，中國最終從浩瀚的大海上全面後撤，由一個稱雄大洋的海洋大國，退縮成了一個陸上的弱國——從厓門之役，到鄭和下西洋的絶響，一個上千年敢於面對海洋的泱泱大國，竟一下子閉關鎖國起來。

　　鄭和下西洋，一度是從廣東出發。其船隊之大，爲世界之最，首航有62艘，28000人，是後來哥倫布、達·伽馬望塵莫及的。可他却未能建樹“發現新大陸”的功勛，問題不在於他有没有到達過美洲（迄今學術界争議很大），而是當時的理念不允許他有“發現”，即便他登上過美洲大陸，回來後也不得不噤口，他的航海日記悉數被焚燬。

　　明朝甫立， 禁海令便不斷，固然有一些具體原因，但根本在於當時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或思維方式，是宋明理學的“内傷”所至。從而讓鄭和下西洋成爲我們這個海洋大國的絶響。

　　我至今仍不敢苟同所謂康熙皇帝也主張什麽“改革開放”，認真向傳教士學習西方科技一説，並證明清初、中期仍是開放的什麽“盛世”。這其實是自欺欺人而已。縱然有點“開放”意識，也無非是自命爲“天朝上國”居高臨下的“懷柔遠人”罷了。清朝立國百年之際，正是“盛世”之中，皇帝仍不準自己民族同占全國人口90%的漢人交往，不準讀書，不準學漢語，干隆親自御批，認爲滿人讀書，爲“玩物喪志”、“剽竊浮華”、“居心日就險薄”、“遂致古風日遠，語言誕漫，漸成惡習”，八旗當“務崇敦樸舊規、毋失先民矩矱”、“以清語騎射爲務”……我們不妨比較一下自康熙至干隆的100多年間，西方是怎麽突飛猛進的，從珍妮紡紗機到瓦特蒸汽機，從英國的工業革命到美國獨立戰争，法國大革命，還有牛頓等一大批科學家、思想家的出現。

　　也就是在“盛世”之際造訪中國，爲干隆祝壽的馬爾戛尼，也認爲“中華帝國只是一艘破幾不堪的舊船……它將象一個殘骸那樣到處漂流,然後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將永遠不能修復” 因此，中國已不再成爲一個國家，只是一個市場而已，瞬間便可以被瓜分掉。

　　但是，由於在廣東始發的海上絲綢之路悠久的歷史與影響，明、清二朝也不得不對廣州網開一面，在最嚴酷的封關之際，仍可留下“一口通商”。明代由於以“懷柔遠人”與“厚往薄來”的政策進行朝貢貿易，入不敷出，不得不對廣東實施優惠政策，准許非朝貢國家船舶駛入廣東貿易，尤其是特許葡萄牙人在浪白澳、澳門以至“中國第一大港廣州進行貿易”。這一來，非朝貢貿易在廣東則成爲了主導。後一度部分開禁，“廣州幾壟斷西南海之航綫，西洋海舶常泊廣州”，這一來，廣州港重新成爲中國海上絲路的第一大港，且是全國惟一合法的對外貿易港。

　　正如圍棋中留下氣眼而全局皆活一樣，這對明、清二朝的閉關銷國，重農抑商政策留下了“漏洞”。二朝的“走廣”是出了名的，廣商憑此不僅在全國出名，而且在世界上繼續擁有一席之地。隨着晋商、徽商以及寧波商人崛起，城市的商業化程度、社會的結構，均發生了變化，東南沿海更被視爲産生了“資本主義萌芽”——當更正爲現代化因素。

　　明代不少廣東商人移民南洋，對南洋的開發作出了重要貢獻，其時的南中國海經濟圈，業已形成……而西方殖民者，早期如葡萄牙、荷蘭、西班牙等，也每每只能依靠當地的華商作交易。可以説，這時的海上絲路，令中西文化發生了更大規模的、雙向的直接、實質性的接觸，這便是“西學東漸”與“中學西傳”了。前者，我們已知道不少，不再重復，後者，如中國的科舉制度，對西方從恩賜制、分肥制走向公務員的考試選拔制度，産生了重大的影響；又如《易經》的二進位法，對萊布尼兹不無啓迪；至於四大發明，還有工藝美術……則更不用説了。

　　清代實行更嚴厲的海禁，最後確立“一口通商”的政策，廣州又恢復了它的歷史本位，被外商視爲“半開放”的商業城市，其時，包括北美航綫，俄羅斯航綫及大洋洲航綫先後開闢，鴉片戰争前，外商更認爲“在廣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廣州十三行興盛一時。

　　近年來，無論是學術界，還是歷史文學作品，都有意無意地逥避、掩飾或抹殺近代中國由於封建極權吏治腐敗等造成的種種弊端，對鴉片戰争之前便早已停滯了的中華國力諱莫如深，這一來，對於太平天國、戊戌變法乃至辛亥革命的作用與意義，也加以了模糊與淡化。而這些，在廣東却是行不通的，畢竟，這三大革命運動無論成敗，都是啓動於廣東，都是由於海上絲綢之路帶來的世界先進文化的深刻影響所導致的。 

　　盡管黑格爾一再聲稱“中國没有得到海洋文化的饋贈”，從而没有海洋文化，始終處於歷史起點之際，他看到的也許只是明清停滯不前的帝王的統治，却没有看到廣東省生生不息的大海波濤，同時，也是爲他的“絶對理念”加詮釋罷了。事實上，在他在生及去世之後，曾作爲海洋大國的中國，挾2000年海上絲綢之路的雄風，正在醖釀、抑或已經掀起了一個根本的歷史變革，以至李鴻章失聲稱之爲“三千年來未有之變局”。

　　我們只要認真梳理發生在廣東的三大革命運動中所呈示出的先進的、革新的成分——無論是技藝、法度還是思想，都不難找到海上絲綢之路所投射下的影踪，金田村、萬木草堂、中山紀念堂……作爲不同階段的歷史遺物，也都同樣是海上絲綢之路的碩果。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没有海上絲綢之路，就没有近代中國於廣東省的革命性的推動。

　　而没有近代這三大革命運動，没2000年的海上絲綢之路，也就同樣不會有20與21世紀之交的這場改革開放。歷史，畢竟是一個連續發展的過程。

　　四　　

　　綜上所述，在遠古時期，中國的海上絲綢之路業已由自發走向自覺，與陸上絲綢之路並駕齊驅，勾通了中西方兩大世界中心的聯繫，推動了歷史的發展。由於世界民族大遷徙，在進入中古時期，惟餘下中國强唐富宋，成爲世界的中心，帶動着世界走向近代，推動了西方走出黑闇的中世紀，在陸上絲綢之路衰落之際，海上絲綢之路更發揮了不可低估的歷史作用。進入近古，由於落後民族入主中原，加上宋明理學造成的内傷，中國歷史出現了逆轉，然而，又由於有海上絲綢之路，在廣東引發了三大革命運動，終於又令中國重新獲得生機，直到今天，迎來了偉大的改革開放，令中國重新躋身於强國之列。

　　無論是遠古、中古還是近古，海上絲綢之路從未停止過對中國，也對世界文明作出的巨大曆史貢獻。縱然近代中國有過落後，有過屈辱，甚至國土淪喪過，但切不要忘記，正是海上絲綢之路所留下或帶來的豐富歷史與現代的資源，使我們有可能重新審視自己，走出自己的“中世紀”，在未來的歲月中大放光華。

　　因此，如何乘“南海Ⅰ號”的發現與發掘之東風，認真地、全面地，同時也是深刻地認識與發掘這一偉大的歷史文化資源，爲建設廣東文化强省，更爲我們中華民族的再度復興，這對於位於海上絲路始發地的南方大省，無疑是責無旁貸的。因此，追尋歷史的踪迹，對海上絲路上的所有文化資源——無論如何是物質的、制度的、精神的，都必須盡快作出認真的梳理，並列出清單來，這無疑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歷史寶庫！它不僅僅是歷史文物、古典建築等作爲器質上的人文旅遊資源，更是思想文化等作爲精神上的無價之寶，尤其是這一經濟、文化的紐帶，幾千年生生不息，是必給未來帶來更蓬勃的生機。

　　譚元亨（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華南理工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