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國際競争已從陸地轉向海洋，通過海洋國土教育，更新傳統的海洋觀念，樹立現代海洋現念，振奮國家海洋整體行動以及國民海洋行爲，是發達國家未來發展戰略的基礎性工程。陽江在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具有重要地位，明清時期更位居“西洋”航綫要衝，是全省海防布局的西路防務重鎮。本文主論明代陽江海防，以期對海洋國土教育有所啓迪。

　　一、古代陽江在南海航綫上的地位

　　陽江在明以前爲南恩州地，明初撤南恩州，陽江隸肇慶府，是肇慶府唯一瀕臨南海的屬縣。現代陽江市海岸綫長341.5公里，島岸綫長49.3公里。主要島嶼有30多個，有北津港、東平港、豐頭港、雙魚港、北額港、三丫港、戙船澳等良港。

　　陽江海域自古至今在南海航綫上有着重要地位。關於古代陽江海上交通的文獻記録甚少，但我們仍可窺見它在南海航路上的重要角色。現存最早的文獻記録，當數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百五十八“嶺南道二”引唐房千裏《投荒雜録》：陽江“當海南五郡泛海路，……既當中五州之要路，由是頗有廣陵會稽賈人船，循海東南而至，故吳越所産之物不乏於斯。”在唐宋，陽江已是廣東南部重要的出海口，同長江三角洲有頻繁的海上交通，其主要港口既是東南海上絲綢之路的中途港，又是宋代陽江石灣陶瓷等著名産品外銷的始發港。1987年在陽江東平港以南約20海里處，發現目前最大的宋代沉船“南海Ⅰ號”。“南海Ⅰ號”承載的歷史信息仍有待“解碼”，但已能確鑿地肯定陽江海域航道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航段。明代，鄭和七下西洋，雖則航行檔案無存，在文獻上難得一窺陽江海域的“西洋”功業，但明代茅元儀《武備志》所載“鄭和航海圖”，仍留下了若干蛛絲馬迹。“鄭和航海圖”對廣東航路標示比較粗疏，不過我們還可以看到鄭和的艦隊航經粤西海域的大致情况。這段航綫，繞航上下川島南邊的外海，從海南島和西沙群島之間穿過，同現代的國際航綫已經基本吻合了。這段航綫遠離大陸海岸，不同於前段航經潮州南澳等地的沿岸航行。筆者推測，陽江的北津、東平、南鵬列島、新寧的漭洲、上下川島之間的大片海域，島嶼、暗礁密佈，海况復雜多變，史稱“獨石聳峙其中，每潮起洶湧而入，遇風則其聲砰擊如雷，下多陰磧，舟師往來，非老舟師莫辯。”（道光《陽江縣誌》卷一“山川”） “南海Ⅰ號”就是在這片海域遇險的，當地漁民早就熟知這片海域的兇險。鄭和下西洋徵集了沿海各地的“舟師”和航海資料，陽江、新寧地方肯定也提供了相關的航海資源，促使鄭和艦隊開闢了外海航綫，而且當時中國人高超的指南針“針路”導航也爲離岸航行提供了可靠的技術條件，不必再重蹈近岸航行遇險的故轍。同時，筆者需要重點提出的是，此後西方居心叵測的“探險家”也是沿着這條曾經輝煌一時的“西洋”航綫摸索過來的，上下川島等原本毫不顯眼的彈丸之地被推到了歷史的前臺。有關研究成果已多，筆者毋庸贅述。筆者要探討的，是這一帶海洋形勢變化對陽江海防的影響。

　　明 茅元儀《武備志》“鄭和航海圖”（按：圖中標示的“石塘”即西沙等南海諸島；陽江位置在神電衛、廣海衛之間。）

　　（圖片略）

　　二、明代陽江的海防

    廣東全省瀕臨南海，有漫長的海岸綫，沿海地帶向爲嶺南社會經濟文化最發達之區。歷代統治者經理廣東，守土御邊莫不以海防爲要務，沿海築寨設防、列兵屯守。從海洋大勢來看，明初由於沿海“倭亂”以及各種敵對勢力給明王朝造成極大的威脅，朱元璋力持“海禁”，並作爲既定國策長期延續下來。但在十五世紀明朝仍保持着海洋大國的絶對優勢，故有鄭和七下西洋的壯舉。明中葉以降，世界性的歷史巨變同時發生在東西兩個半球，西方資本主義興起並日益壯大，東方的大明帝國没有邁向資本主義，但一些新的經濟社會因素也在不斷高漲，嶺南最大的成果是珠江三角洲的開發和南海海洋的經濟化。大利所趨，民間開海呼聲日高，朝廷海禁日嚴，民間唯有挺而走險，以“盗”的身份出入海洋；同時，南海海洋地緣政治態勢也發生變化，西方列强絡繹東來，葡萄牙人控制馬六甲海峽和“西洋”航路，進而以陽江和新寧海域以南的上下川島爲跳板，在嘉靖中入據澳門，到萬曆年間中國商船已經在印度洋“波路斷絶”了。陽江，是肇慶府唯一出海口，直接經受經濟浪潮和國際政治風波的衝擊，誠如史稱：“端州南濱於海，而陽江獨當之。估客往來之輻輳，民利之，然而倭寇海氛，時有抄略，故其利在海而害亦在海，實嶺西要害之冲也。”（道光《陽江縣誌》區大倫“前序”）海洋形勢使位於“嶺西要害之冲”的陽江海洋防務頓顯嚴峻。到明中後期，整個海洋形勢已發生劇變，廣東海防布局暴露的問題，尤以西綫至爲集中，影響大局頗爲深遠。 

　　明代陽江海防大勢。

　　明代廣東海防布局分東、中、西三路。西路海防的防禦範圍實際上包括了新寧、陽江以西的全部中國海域，是三路之中最漫長的防綫。明初對粵西的海疆防務，原按衛所標準設置，同中路廣州府新寧縣交界的恩、陽防務尤爲嚴密。例如在陽江縣，洪武元年（1368年）置陽江千户所，八年（1375年）復設海朗、雙魚兩千戶所，爲犄角之勢，設兩所千戶官領旗兵以守，三所共有旗兵942名。（民國《陽江縣誌》，卷19兵防志一，“兵制”。）陽江千戶所署在陽江城西黽山上，駐守陽江。雙魚千戶所駐守海陵島，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都指揮花茂在海陵島內戙船澳建所城，門樓四座。洪武二十七年都指揮使花茂在縣東南五十裏處（即北津港北）建海朗守御千户所所城，鎮守北津港一帶的海灣。以上三所分隸廣海、神電、肇慶三衛。又每所設備倭官一員，置寨城一座，負責海上巡哨。當時出汛巡哨時間，分爲春汛和冬汛，規定“自清明前三日起，至大暑前一日止，謂之春汛；自霜降前一日起，至小寒前一日止，謂之冬汛”。雙魚寨有兵船12只，官兵444名，分左右兩哨：左哨派守雙魚港內，通雙魚所城。右哨派守風頭港，與海朗寨接界。由於這一帶“姦宄窺伺疏防，常駕客船藏盜，出入相應”，因而嚴飭與海朗寨會哨分防。又由於雙魚千戶所城離陽江170裏，離電白90餘裏，“聲援遼遠，實爲邊海孤城，外洋勢難遙控”，因而外洋形勢，亦靠該寨派兵瞭望偵察，有情報，及時上報。這種負責瞭望偵察的兵，稱爲“了軍”。雙魚寨港門，有東西兩山對峙，上有銃臺三座，由東山原設官兵（即地方招募的營兵）據險而守，故“賊末敢猝犯也”。“每歲春汛，除督發雙魚一哨官兵外，又例調東西兩山各營兵協守所城並一帶海岸”。（明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102〈廣東六〉,“雙魚寨所圖説”。）至於海朗所城， 則有官兵巡哨“東接廣海，西界雙魚，樓船組練，雄踞上游，幽然一天塹哉！”（同上“海朗寨所圖説”。）以上雙魚、海朗兩寨，在巡哨期間，除了本寨官兵外，還調東莞烏艚10只，配載神電等衛官兵， 戍守戙船澳等處（道光《陽江縣誌》卷5“海防”）。戙船澳原設的民壯、哨船也參加他們的戍守工作。從以上明初陽江衛所軍及附設寨兵的布防示例來看，大扺險要之處，必派兵防守，海面巡哨有制度，規定出汛日期、地點，所以明人評曰：“守險之制，亦雲密矣”。

　　嘉靖中，廣東海防三路設立水寨。東起潮州，西盡廉州，南盡瓊州，皆有水寨以守。西路水寨在潮者曰柘林，在惠者曰碣石，在廣州者曰南頭，在肇慶曰（陽江）北津，在電曰白鴿，在瓊曰白沙。廣東沿海的六個水寨，西路防綫獨居其三（北津、白鴿、白沙），可見防務之重。每月負責守把的官員率領寨船，會哨於界上險要處，取具該地方衛所巡司結報。屬於西路的北津水寨駐紮在陽江海陵島的戙船澳，分兩路巡哨：一往東，至新寧的上下川島，於中路的南頭兵船會哨，取廣海衛結報；一往西，至電白之放鷄島，與雷州白鴿寨兵船會哨。雷州白鴿寨也分兩路巡哨：一往西，至赤水，與北津兵船會哨，取吳川所結報；一往海康圍洲一帶，與龍門干體港派出的兵船會哨，取淩祿司結報即回。至於瓊州一島，孤懸海外，其會哨制度自成一體，從海南島東段岸綫的白沙寨分南北兩路環島巡哨，同粵西大陸的沿海防綫諸寨沒有會哨制度。

　　在建立衛所和附設水寨的同時，還設立了烽堠傳警制度。萬曆二年兩廣提督殷正茂建議施行烽堠傳警制度。規定在“沿海地方不拘十裏十二三裏，擇其高阜去處，或就山頂可以了顧四遠者，即建墩臺一所，……每墩撥軍六名，一年一換，俱於衛所食糧旗軍差用……。如遇瞭見异船在海行使，却於賊船近處墩上舉大白旗，各墩連接走報。如賊勢將登犯某處地方，日則舉煙，夜則舉火，仍放大銃三個，鳴鑼，令一軍執小旗，打小鑼，將賊船數目、約賊若干、登犯地方情由，毋分雨夜，走報鄰墩，一體傳報。”（應檟等，《蒼梧總督軍門志》，卷5〈輿圖三〉，“沿海信地”）烽堠傳警制度如何實施，未見有具體記載。但從《蒼梧總督軍門志》所附的“輿圖”來看，東、中、西三路防綫，以西路沿海防綫所置的烽堠至爲密集，圖中可見僅在北津寨防區沿海岸而下，就排列有南洋、丹草、北津、合浦（烽堠名，非粵西之合浦）、赤水、潭村、黃村、白山、羅浮、南海、蓮頭、大陳、山尾、輔弼等十多個烽堠。北津以下的白鴿寨，烽堠分佈密度亦復如是。

　　明政府在西路沿海地區建立衛所、附設水寨、建立巡哨、報警等制度，還董以都司，地方險要之處建立營堡或巡檢司，派兵駐守，以爲海防輔弼。從上述的示例中，可見北津、白鴿、戙船澳、海朗城、望峒澳、雙魚等所城及水寨的防務設置尚稱周密，但是，明代粵西海防有可觀者亦僅限於示例所述的靠近中路廣州府的防段，偏離中路愈遠的西路防段則疏漏愈嚴重。西路遠端的防綫，明代海防文獻亦語焉不詳（尤其是白鴿寨以下至欽州龍門的防段）。之所以出現這種狀況，是由於西路防務被錯誤的戰略所扭曲，并且在明中後期沒有因應時勢，加以調整，即使某些防段在戰術上有較好的設置，也不能挽回全綫的頽勢。     

　　明中後期西路海防的困局。

　　宋元以降，隨着嶺內外交通主幹道交通的轉移和嶺南的開發，粵西的經濟和國防地位漸被忽視。明代珠江三角洲和潮汕平原全面開發，廣東中路和東路地區的海洋經濟化進程也迅速展開，粵西的經濟社會發展形勢更加相形見絀，被進一步邊緣化。明政府和廣東的封疆大吏從利益出發，在海防戰略上以有限的資源力保中、東兩路，無遐顧及西路，該段防務相對薄弱是大勢所趨。明中葉以後，粵西海防開始敗壞，表面上似同當時政治腐敗，財政空虛，衛所廢弛也有關，但詰其深層原因則是由於戰略的誤導。嘉靖年間“抗倭”名將胡宗憲對此已持有比較清醒的看法，議論精彩，故不憚其長，全段引出。他指出：“議者曰：廣東三路雖並稱限厄，今日倭奴衝突莫甚於東路，亦莫便於東路，而中路次之。西路高、雷、廉又次之，西路防守之責可緩也，是對日本倭島則然耳”。明初海防側重東、中兩路，只能是針對日本而言。接着他又分析了西路的形勢：“（高、雷、廉）三郡逼近占城、暹羅、滿剌諸藩，島嶼森列，遊心注盻，防守少懈，則變生肘腋，滋蔓難圖矣，可弗講乎？故高州東連肇廣，南憑溟渤，神電所轄一帶海澳，若蓮頭港、汾州山、兩家灘、廣州灣爲本府之南翰，兵符重寄，不當托之匪人，以貽保障之羞也。雷州突出海中，三面受敵，其遂溪、湛川、潿洲、樂民等四十餘隘，固爲合衛三道門戶，而海安、海康、黑石、清道並徐聞、錦囊諸隘，所以合防海澳以操縱反側。俾不敢梗化焉者，尤可齷齪玩愒哉！若廉州，則尤爲全廣重輕，海北扼塞，兩有攸寄，故兵符特剳於靈山達堡，增屯於衛北，海寇、峒獠、外夷之憂，視三嶺獨勞焉。西南雄郡，如瓊爲廉之外戶，五指腹心，盡爲黎據，郡邑封疆無不濱海，備倭之制，若白沙、石瓊、館頭、文昌、海安、海康對峙，番島飄風突來，防禦甚艱，近雖駐參將於崖州，責有攸寄，而守御營戍舊額歲久寖弛。凡此，皆西路今日所當汲汲經畫焉者”。（明 胡宗憲《籌海圖編》，卷3〈廣東事宜〉）胡宗憲向以“抗倭”爲能事，但他似乎已經覺察到明初服從於全局抗倭的戰略部署，到明中已有調整的必要。西路在戰略位置上的失衡，極有可能影響到全國東南部的整個戰略態勢，留下嚴重的後果。我們從明中後期西路海防狀況的若干示例來看，胡宗憲的分析和擔憂不無道理。

　　西路防綫從與新寧會哨的廣海衛起，蜿蜒南下而西，至欽州的龍門港止，其防綫是三路之中最漫長的，其防務亦特重於東、中兩路。但是，被置於整個“抗倭”防綫尾部的西路防務，偏偏“守御營戍舊額歲久寖弛”，呈現頽廢之象。而防務的頽廢又多集中在向稱嚴密的中、西路交接部位。其他防段更不堪聞問了。如在新寧縣，原有兩支軍事力量：一是設於海晏的巡檢司，由地方政府管轄，募丁壯編成營堡，防衛地方；二是嘉靖十五年成立的廣海衛千戶所，由旗軍在縣駐防守御，屬廣海衛管轄。至隆慶年間，由於“地方廣闊，武備疏略，守之不足”。 以至《蒼梧總督軍門志》雲：“前項營堡廢撤殆盡，尚存募兵百名屯縣，……自募兵撒，而所賴爲衛，止城軍耳，軍止守城，城外毫不能力，而地方遂眷眷多事焉”。下段的陽江，明人冒起宗指出：明初海朗、雙魚千戶所，置寨城，附設“水寨”，“劄船分守，扼要哨防”，但自廣海寨芒洲交界起，西至雷州白鴿寨、再至硐洲交界止，計汛凡三百裏。“海廣則隙多，地廣則險衆也。近年兵額日縮，餉額日虧，船額日減，軍額日缺，歲規制如初，而迹類象人塗馬，所爲指臂使而首尾應者，則茫乎未之講也”。這種兵額和舡額日減、餉額日虧的現象非常普遍。又如北津水寨，“自［萬曆］七年以後，船兵屢有裁減，又裁船大小二十，捕兵六百三十三人益［海康］白鴿門以守烏兔，至十五年尚存大小船隻三十五只，官兵九百十七人”。比起原額，船隻減少了一半，官兵減少了一半有多。又如陽江等千戶所，原額“每所一千一百或［一千］二百名，僅各存一百五十或二百餘，最多亦不過三百，莫可究詰矣”，也比原額減少了二三成。兵力減少的原因，主要是軍官私役，士兵難堪，再加上克扣，紛紛逃亡。正如史載：“自後兵政日馳，將領玩法，視公卒爲私隸，食不以時，役無虛日，是以逃亡相踵，而尺籍遂空”。同時，尚存的士兵，由於軍官克扣糧餉，或豪右子衿包攬侵佔，生活十分困難。史稱：“陽江所軍鶉衣百結，無异乞兒，神電皆豪右包充，名存實缺，甚則子衿攬頭糧米，印官莫敢誰何，嗷嗷窮卒，歲無粒糈充腹” 。這種“無异乞兒”的軍隊如何有戰斗力呢？所以萬曆未年巡按田鐸在《請補道缺疏》中揭露：廣東“海防之敝，敝於總哨，一恒人能談之。大扺有官而無兵，有兵而無船也，有兵有船而官與兵不守其信地也” （田鐸，《按粵疏稿》，卷1“請補道缺疏”）。更嚴重的是嘉靖二十五年將戙船澳戍兵盡撤，萬曆二十五年又革欽依把總、廢水寨，海防更不可問了。所以自明中葉以後，西綫防務廢弛，西方殖民勢力乘虛而入，海盜騷擾沿海，幾無寧日。葡萄牙等西方殖民勢力東侵。這已經是史學界的老話題了，筆者毋庸再贅。葡萄牙殖民者得以在中、西路防綫突入，這裏島嶼森列，但大都防務廢弛，葡人長期游弋於中、西防綫接合部附近海面的上下川島、西草灣、浪白澳等處，并且建立據點，進而盤踞澳門，甚至窺視廣州，同該段防務敗壞不無關係。另外，明中後期海洋形勢的變化也對西路的防務提出了新的要求。除了西方殖民勢力崛起之外，中國周邊地區和國家也有較大的發展。越南中部和南部開發，廣南政權治下的順化、會安等市鎮成爲新興的國際商港，明隆慶元年開放海禁，準販東西二洋，閩粵商民咸赴廣南貿易。從“鄭和航海圖”來看，從粵西沿岸繞航駛向越南的傳統航路早已棄而不用，新航路從海南島與西沙群島之間穿過，橫航直趨越南的中南部。這是一條更加便捷的經濟航綫。東進的葡萄牙、荷蘭、英國船隊，也利用這條航路。而後，以葡萄牙爲首的西方各國，從馬六甲海峽東來的船隻，更采取橫向航法，從越南中部順化一帶直取菲律賓的西側的巴拉望，開闢了所謂巴拉望航綫，從中國東面的遠海直趨廣東的中、西部。這些新航路使原先可以控制“西洋”交通的粵西海防布點顯得更加鞭長莫及。明隆慶以前，廣東海禁實際上已很鬆弛，粵西防務的對象也不是倭，而是面對整個海洋形勢變化引起的很多新問題。以“抗倭”起家的胡宗憲其實意識到這一點，他對粵西防務的評論，並無渲染“倭患”，倒是關注到“占城、暹羅、滿剌諸番”、“海寇”和“外夷”，由此而把粵西防務的視野向遠程延伸，他提出“廣州灣爲本府之南瀚”，“若廉州，則尤爲全廣之重輕”。如是以觀，西路的戰略地位就不應該置於全粵的尾端，而要調整爲首段，面向新的海防對象。但事實上，明中後期，粵西防務的前鋒是處於被迫向中路收縮的狀態。文獻上白鴿寨後段的會哨和布防情況交代不清，可能同這段防務廢弛有關。萬曆以來建立的烽堠全部沿大陸岸綫設置，并且高密度集中在靠近中路的恩、陽沿岸一綫，離岸海島則全無烽堠，對於從遠海而來的不速之客根本沒有斥堠遠報的預警機制。這不純是布防技術問題，而是戰略性問題。明朝統治者以防守陸地的理念來防守大海，明中後期的粵西海防戰略地位不但首尾倒置，而且向陸地縱深收縮。明中葉以後，由於綜合國力衰减，政治腐敗，財政空虚，軍制鬆弛，西路防綫節節收縮，積重難返，已經起不到國家東南保障的作用，兼且留下了很多積弊。而處在西路和中路海防接合部的陽江、新寧等海域的海防布局不圖遠略，收縮到近海防守，那些沿岸設置的“烽堠”對從遠海突進的敵船毫無知覺，幾同廢物，其他所有要塞也難逃“實爲邊海孤城，外洋勢難遙控”的厄運。西方勢力長驅東進，沿途幾乎都沒有受到太大的邀擊。從此後的海防發展史來看，中國東南的海防，實際上已從西路開始，全綫崩解了。

　　三、明代陽江海防對現代海洋國土教育的啓示

　　“海洋國土”是指在國家主權管轄下的一個特定的海域及其上空、海床和底土。按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規定，一國的内海、領海屬於國家領土的組成部分，國家對其行使主權，對其内的一切人和物享有專屬管轄權。據此，我國不但有960萬平方公里的陸地領土，如按《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規定，我國還管轄海域300萬平方公里的海洋國土。

　　但是，在屬於我國300萬平方公里的海洋權益中，近一半存在争議，海域被分割，島礁被佔領，資源被掠奪的情况漸見普遍。我國版圖上的海上傳統疆界已名存實亡。據報導，我國的8個海洋鄰國，對我海洋國土和權益均提出不同程度的無理要求，總面積達100多萬平方公里海域。 一些鄰國在南海本來應該屬於我國管轄的海域實施海洋資源開發，年産石油數千萬噸。 一些國家通過决議，把南沙群島部分島礁列入其版圖。菲律賓更明目張膽，把南中國海改名爲“西菲律賓海”，進一步侵犯中國海洋國土主權，使我國“海洋國土”面臨的形勢更加嚴峻和復雜。

　　歷史的經驗值得借鑒。明人楊博對明代的海防有過一番感概，他説：“國初更番出洋之制，極爲盡善，至於列船港次，猶之棄門户而守堂室，浸失初意，救弊補偏急當講畫無疑”（《明經世文編》卷275楊博“復督察軍務侍郎趙文華條陳海防疏”）。他頌揚明初鄭和代表國家出航遠洋宣示國力的盛舉，批評後來的海防布局退守内港，不顧外洋的做法。明中葉以後，廣東海防棄西路而保中路，就是這種“棄門户而守堂室”的消極防禦政策，結果是西路門户洞開，中路的堂室亦保護不了。葡萄牙殖民主義者最終佔據澳門，後至的西方各國的砲艦也迫近虎門一帶的海域游戈，兵臨省城，給下一個朝代的海防留下了深刻的隱患。明代海防的衰頽，原因復雜，但主要的内在原因是傳統海洋觀的束縛。即使在鄭和下西洋的輝煌時代，明朝天子感覺“長驅内向，奄有四海”也僅僅是一種盲目的自娱自樂，從未有把領屬的海洋作爲國土來經營的雄圖大略；明清以來的‘禁海’政策，更造成國民海洋意識澹薄，使中國海洋意識十分脆弱。 現代國際競争已從陸地轉向海洋，通過海洋國土教育，更新傳統的海洋觀念，樹立現代海洋現念，振奮國家海洋整體行動以及國民海洋行爲，必須作爲我國未來海洋發展戰略的基礎性工程。

　　陽江在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具有重要地位，明代更位居“西洋”航綫要衝，是全省海防的西路防務重鎮。“南海Ⅰ號”宋代沉船的重大考古成果，使陽江成爲中國的海洋文物大市；陽江海防歷史文獻資料豐富，在沿海，還有許多明清以來西路海防的遺址，例如海朗守御所城遺址、雙魚城遺址、北津城遺址、閘坡砲臺遺址、東平大碉樓與砲臺、還有二十多處烽火臺(即烽堠)遺址，海防文化遺産堪稱全省之最。在廣東文化强省建設中，期待陽江保護和開發利用好這些海洋文化資源，争取建立海洋國土教育文化生態保護區，對開啓民衆的海洋國土觀、海洋國防觀和海洋權益觀發揮應有的作用。

　　陳忠烈（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