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發現“南海Ⅰ號”及沉船遺物

　　1987年，英國海洋探測打撈公司(The Maritime Exploration and Recovery Ltd.)與中國水下考古工作者合作打撈1772年沉没在廣東上川島海域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商船“林斯堡”（Rimsberg）號，結果意外發現了一艘中國古代沉船。1989年，中國與日本水下考古學者合作進行調查，古代沉船被正式命名爲“南海Ⅰ號”。2001、2003年，中國水下考古對沉船進行發掘，發現沉船船體保存較好，雖然船的上層建構已經不存在，但主甲板及其以下的船舷、隔艙以及支撑結構（如龍骨、船肋）等，基本保存完整，船艙内放置着整齊的瓷器和其它船貨，是南中國海域發現的保存最完整的宋代沉船。2007年4月至12月，“南海Ⅰ號”被成功地整體打撈出水，安置在專門爲其建造的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等待進一步的挖掘研究。

　　川山群島位於臺山南面的廣海灣海域，由上川島、下川島兩個大島以及其它一些小島組成，屬臺山縣管轄。這一海域處在廣東中部通往西部海上交通的主航道上，也是古代中國通往印度洋、波斯灣海域海上航綫的必經之地。在著名的《鄭和航海圖》中，宣德五年（1430）鄭和第七次下西洋航綫，就從“上、下川山”南面海域穿過。〔1〕15世紀以後，中國商人、東南亞商人和葡萄牙人、荷蘭人經常在這片海域活動，從事貿易、走私甚至海上搶掠。1552年第一個來華的天主教傳教士、耶穌會創始人之一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cns Xavier）因病逝世，就葬在島上，上川島至今仍建有一座教堂，見证早期天主教向東方傳播的歷史。沿海漁民在該海域進行捕漁等海上作業時，經常意外打撈到古代發生海難或因戰争而沉没的沉船遺物。2002年以來，一些專家在上川島大洲灣遺址發現“正德年造”、“大明嘉靖年造”、“大明嘉靖年制”等瓷器殘片等遺物，〔2〕證明正德、嘉靖年間這裏是澳門開埠前葡萄牙商人貿易的重要據點。

　　現有資料表明，這艘南宋初年的海船最大可能是一艘裝滿商貨、開往南海或印度洋國家的南宋商船，，長約30米、寬10米，船體龐大，考古專家估計，“南海Ⅰ號”沉船遺物總量估計有6萬到8萬件，目前收集、發掘到的遺物，只是沉船遺物中的一小部分。主要有如下幾類：〔3〕

　　“南海Ⅰ號”出水遺物分類（截止2009年）（表格略）

　　關於宋代中國對外貿易進出口商品，前人已經作出很多研究，《宋會要輯稿》記載南宋初年通過海道進口的貨物有400餘種。而輸往海外諸國的貨物有如下幾類：一是紡織品，如錦緞、絹、帛等；二是陶瓷，如青白花碗、水壇、大瓮、小罐、盆、砵、水埕等；三是金屬及其製品，如鐵（鐵條、鐵塊）、鐵器（鼎、鍋、碗）、金銀器皿、銅器（鼎、鍋）等；四是各種日常用品，如漆器、草席、雨傘、針、簾子、木梳、絹扇等；五是農産品、副食品，如糧食、酒、鹽、茶、糖；六是藥材，如大黄、干良薑、川芎、白芷、樟腦等；此外還有染料（朱砂）、玩具、馬匹、武器等。〔4〕從現有資料看，“南海Ⅰ號”沉船最大可能是一艘裝滿商貨、開往南海或印度洋國家的南宋商船，船上遺物給我們瞭解12世紀中葉中國商品出口與生産狀况提供大量實物參证資料。

　　“南海Ⅰ號”沉船整體打撈受到國際社會各界的熱烈關注，已經有專家進行介紹和初步研究。〔5〕但是由於大規模的考古發掘尚未展開，深入系統的研究有待更多出水實物資料的支持。本文根據現有考古資料，結合文獻與地方資料，從史學角度對宋代中國陶瓷生産及其外銷、銅錢外流以及海洋社會生活等問題作初步探討。

　　二、從沉船遺物看宋代瓷器生産與外銷

　　中國陶瓷生産歷史悠久，可能在漢代，已經有中國陶瓷器物通過海路銷往東南亞。在越南中部茶邱(Tra Kieu) 的古占婆國遺址，出土了漢代風格的瓦磚，以及東印度羅馬風格的陶片。〔6〕在印度尼西亞，也出土過漢代陶魁，類似的器物在廣州漢墓有發現，〔7〕説明當時可能已經有陶瓷銷往越南等中南半島國家和印度尼西亞海島。

　　可以確证，六朝以後中國陶瓷外銷不斷增多，唐代陶瓷成爲絲綢之外的暢銷海外的大宗出口商品，湖南、浙江所産青瓷和白瓷遠銷東南亞、印度、阿拉伯和東非地區，廣東潮州北郊窑、梅縣水車窑，南海、新會官冲、三水、廣州西村、廉江、遂溪的窑廠也生産外銷瓷。〔8〕

　　宋朝陶瓷業蓬勃發展，達到一個新的高峰。明人董其昌謂：“世稱柴、汝、官、哥、定五窑，此其著焉者。更有董窑、象窑、吉州窑、古定窑、古建窑、古龍泉、古磁器、古饒器、霍器、彭器，與外國大食、高麗二窑，皆有佳者，俱不及五者。”〔9〕

　　從“南海Ⅰ號”沉船打撈上來的瓷器看，出水瓷器主要來自宋代江西、浙江、福建的窑場。

　　1.江西景德鎮窑産品

　　景德鎮原名昌南鎮，高嶺土資源豐富，唐代所産瓷器已經很有名氣。江西古代方誌記載：“唐武德二年，里人陶玉獻假玉器，由是置務設鎮，歷代相因。宋以奉御董造，元泰定本路總管監陶，皆有命則供，否則止。”〔10〕或謂：“景德陶，昔三百餘座，埏埴之器，潔白不疵，故鬻於它所，皆有饒玉之稱。其視真定紅磁、龍泉青秘，相競奇矣。”〔11〕又謂：“瓷器，浮樑出，景德鎮最佳，湖田市次之，麻倉洞爲下。白者佳潔如玉，亦有青花純翠交描金者，極爲精緻。”〔12〕上世紀80年代已經發現湖田、湖湘、勝梅亭、南市街、黄泥頭、柳家灣等青白瓷窑址。由宋迄元，景德鎮青白瓷盛燒不衰，吉安永和鎮窑、廣東潮州窑、福建德化窑、泉州碗窑鄉窑、同安窑、南安窑等皆受其影響，形成一個大的瓷窑體系。〔13〕

　　湖田窑爲宋代景德鎮窑係規模最大，延續燒造時間最長的窑場，位於景德鎮市東南湖田村，燒造青瓷和白瓷。湖田窑創燒了著名的青白瓷，釉層透明度高，光澤度强，多用刻花裝飾，綫流暢、靈活；刻綫深處釉厚，呈青色，釉層薄處色淡泛白，釉色和紋樣互相烘托，藝術效果極佳，瓷胎薄膩至極，造型規整秀美，爲湖田窑青白瓷獨特成功之處。〔14〕

　　“南海Ⅰ號”沉船出水的影青瓷，有劃花瓶、小瓶、葫蘆形瓶等。其中湖田窑青白釉癸口碗、青白釉頁脈紋芒口碗，晶瑩薄透，胎堅體輕，與傳世的景德窑青白釉瓷器大不一樣。

　　2.浙江龍泉窑産品

　　龍泉窑位於處州龍泉縣，是繼五代越窑興起的燒制青瓷的窑場，與浙江東部各縣窑場屬同一窑係，是宋代南方重要的青瓷産地。五代越州燒制的“秘色窑”爲“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雲秘色”。〔15〕龍泉窑早期産品在器形、裝飾與釉色上與越窑、温州窑、婺窑有相似特徵，到南宋中期逐漸形成自己的風格，器形淳檏，器底厚重，圈足寬闊而矮。以燒制日常用品爲主，還有文房用品、仿古瓷器等。南宋晚期龍泉窑達到鼎盛，釉色以粉青釉和梅子青釉爲代表，前者有如青玉，後者猶如碧玉，極負盛名，器形多種多樣，有各類盆、碟、盤、碗、盞、壺、渣鬥等日用品，文房四寶則有水盂、水注、筆筒、筆架、棋子等等。〔16〕

　　龍泉窑産品工藝精湛，備受世人推崇。清人謂龍泉窑“土質堅白，釉色葱翠，所謂粉骨龍泉是也。……龍泉釉色誘梅子青、冬青色者，可與觀窑争艷，間有紋片者，俱堪珍貴。”〔17〕朱琰認爲越窑神韵比邢窑更勝一籌：“邢瓷類銀，越瓷類玉，邢不如越，一也；邢瓷類雪，越瓷類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緑，邢不如越三也。”〔18〕

　　“南海Ⅰ號”出水龍泉窑産青瓷，如劃花的碗、盞等。青釉菊瓣紋碗，釉色瑩潤豐厚，有“千峰翠色”、“如玉似冰”神韵，爲國内首見。另一款龍泉窑産青釉劃花瓷碗，高8.5厘米，口徑18.8厘米。施青黄釉。敞口，弧壁，圈足。内壁劃纏枝花卉，内底爲蓮花或花卉。

　　3.福建窑産品

　　宋代福建陶瓷發展與東南沿海興盛的海外交通與貿易有直接關係，主要是適應外銷而生産，以“建盞”（兔毫盞）爲代表的黑釉瓷、汀溪窑生産的“珠光青瓷”、德化窑爲代表的白瓷，在日本、新加坡及東南亞其他國家有發現。迄今爲止僅福建省已經調查發現宋元窑址數百處之多。〔19〕

　　德化窑産品

　　德化窑位於福建德化縣，窑址分佈在全縣18個鄉鎮。唐代開始燒造瓷器，宋元以來以燒造白瓷着稱，是我國東南地區重要瓷産地。上世紀70年代以來，共發現德化窑唐宋元遺址43處，比較著名的有唐五代的墓林窑、宋代碗平侖窑和屈斗宫窑。1976年發掘，考古工作者對屈斗宫古窑進行發掘，古窑基長57.1米，寬1.4-2.95米，共17間窑室，出土800多件窑具和6700多件完整或殘缺器物，具有明顯宋元時期器物特點。〔20〕1974年泉州灣出土的宋代商船，裝載大量的陶瓷器，其中就有德化窑生産的白釉瓷盒和磁碗。

　　根據考古發現，德化窑器物可分爲青白瓷、影青瓷、醬釉瓷、黑釉瓷、青黄釉瓷、白釉瓷等。德化白瓷胎質細堅，胎色潔白，滑膩乳白，有“乳白”、“象牙白”之稱，在中國瓷器發展史上獨樹一幟。

　　“南海Ⅰ號”沉船出水德化窑印紋白瓷，有四耳罐，小盒等。碗坪侖窑産白釉小瓷瓶，一款高10.8厘米，口徑5.2厘米。喇叭形口，鼓腹，圈足，腹部印有重瓣蓮花紋，其中足底有墨書。

　　泉州磁竈窑産品

　　磁竈窑位於泉州晋江磁竈鎮，分佈在梅溪兩岸，包括許山、官仔山、蜘蛛山、土仔山等處。受景德鎮窑影響，産品釉色有緑、青、黄、醬色，其中緑釉瓷和綵繪瓷最有特色。宋元時期磁竈窑産品遠銷日本、東南亞地區，在南亞、非洲、澳洲也有發現。

　　“南海Ⅰ號”沉船出水多款磁竈窑産品，其中一款緑釉長頸瓷瓶，高8厘米，口徑24厘米。細長頸，鼓腹，圓餅形底。肩上無周弦紋；

　　緑釉小瓷盤，高1.5厘米，口徑10.5厘米。蓮瓣形口，寬折沿，沿上引纏枝菊花。内壁呈花瓣狀，内底印折枝花卉。

　　福建其他窑口産品

　　“南海Ⅰ號”沉船出水的福建窑産品除德化窑、磁竈窑産品外，還有青白釉瓷碗：

　　一款高5厘米，口徑17厘米。敞口，口作花瓣形，圈足，内壁及底劃折枝牡丹。

　　一款高6厘米，口徑188厘米。敞口，圈足，口作六瓣形，内壁劃雲紋；醬釉扁身瓷瓶，高8厘米，口徑37厘米。短頸，平底，底部露胎。這種瓷瓶數量很多，有些墨書“鄭知客”、“然”、“直”等字；青釉瓷碗，高4厘米，口徑13.8厘米。敞口，斜壁，圈足。内壁沿下及内底劃弦紋，施青黄釉或青灰色釉；白釉瓷盒。

　　一款高2.8厘米，口徑4厘米，器表印竪紋。

　　一款高5.3厘米，口徑6厘米，器呈瓜稜形，蓋頂印花卉紋。

　　一款高3.5厘米，口徑7.2厘米，器作八角形，蓋頂劃花瓣，印花卉圖案。

　　醬釉扁身瓷瓶，福建窑産品。高8厘米，口徑37厘米。短頸，平底，底部露胎。這種瓷瓶數量很多，有些墨書“鄭知客”、“然”、“直”等字。

　　白釉瓷盒。一款高2.8厘米，口徑4厘米，器表印竪紋。一款高5.3厘米，口徑6厘米，器呈瓜稜形，蓋頂印花卉紋。一款高3.5厘米，口徑7.2厘米，器作八角形，蓋頂劃花瓣，印花卉圖案。

　　宋代瓷器在海外市場也很受歡迎，江西景德鎮窑、浙江龍泉窑以及福建德化窑、磁竈窑、廣東潮州窑、廣州西村窑等都有産品銷往海外。從“南海Ⅰ號”沉船打撈上來的瓷器看，宋代外銷瓷器生産有如下幾點值得注意：

　　1.陶家或商家所作標記

　　古代經營海外貿易的商人既有官僚富商，也有中小商人，合伙經營是常見的一種方式，因而揚帆出海的海船滿載着商家們的貨物。爲防止混雜或其他目的，貨物需要做一些標記。1998-1999年西沙海域發現的“華光礁Ⅰ號”宋元沉船，部分瓷碗底部也有墨書題字及“吉”、“大吉”等文字，相信也是陶家或商家所做的記號。〔21〕而1974年在福建泉州灣後渚港出土的宋末元初海船，發現大量寫有“南家記號”、“南家”、“曾干水記”、“林干水記”、“張干水記”、“干記”文字等的木牌、木簽，可能是泉州本地商家或爲官家富户經營産業的“干人”的記號。〔22〕

　　“南海Ⅰ號”沉船出水的一些福建窑産品，有些瓷器底部留有各種各樣的墨書，爲瞭解當時瓷器生産的陶瓷作坊、陶家姓氏、商家名號提供深入研究的信息和綫索。例如泉州磁竈窑出産的一些小瓷瓶足底墨書“蔡”、“陳”、“林”、“鄭知客”、“然”、“直”等字，當爲船上商人姓氏記號。還有一些墨書“幾”、“由”、“楊十”等字，當爲商家或陶家所作的記號。

　　2.外銷瓷訂制

　　沉船出水一些器物目前尚未能確定其産地，“喇叭口”大瓷碗、一些瓷瓶、陶瓷首飾盒等物品，式樣、造型及風格都與國内同類物品風格迥异，顯然是爲國外客户專門製作的，可以肯定是根據國外市場要求，特别加工製作的。這種根據海外市場需求出現的外向型陶瓷生産與銷售方式，一般認爲明清時期才出現這種情况，現在看來應該改寫。〔23〕

　　在沉船出水遺物中，瓷器數量很大，一方面説明這些中國産品在海外有銷路，另一方面則顯示實用性産品在宋代海外貿易中佔有不可忽視的地位。傳統觀念認爲，宋代海外貿易以香料、珠璣等奢侈品爲主，現在看來也需要反思。

　　3.瓷器裝運

　　陶瓷爲易碎而沉重的商貨，無論海路還是陸路，長途搬運都有很大難度。陸路搬運瓷器利用人夫畜力，車輛運載有限，一般采用大小相套、内實豆麥、捆綁搬運的方法。明萬曆時人沈得符謂：

　　予於京師，見北館伴使館夫裝車，其高至三丈餘皆韃靼、女直及天方諸國貢夷歸裝。所載他物不論，即瓷器一項，多至數十車。予初怪其輕脆陸行萬曆，既細叩之，則初買時，每一器内，納少土及豆麥少許，叠數十個，輒牢縛成一片，置之濕地，頻灑以水，久之則豆麥生芽，纏繞膠固，試投之犖確之地，不損壞者，始以登車。臨裝駕時，又從車上擲下數番，其堅韌如故者，始載以往，其價比常加十倍。〔24〕

　　與陸運比較，海路運輸量大得多，但方法則大同小异。上世紀70年代，考古工作者曾在海南島陵水縣海灘發現一批唐代廣東青瓷碗，多爲10個一捆，大小相套，相信是沉船遺留下來的。〔25〕

　　1998-1999年，中國水下考古工作者對西沙海域永樂環礁、華光礁、北礁進行系統調查，發現了五代至明清各個年代的水下文物依存13處，近代遺址1處。“華光礁Ⅰ號”宋元沉船瓷器整齊均匀地排放在船艙内。〔26〕

　　宋人朱彧在《萍洲可談》説：

　　海舶大者數百人，小者百餘人，……舶船深闊各數十丈，商人分占貯貨，人得數尺許，下以貯貨，夜卧其上。貨多陶器，大小相套，無少隙地。〔27〕

　　“南海Ⅰ號”沉船瓷器裝運也一樣，采取“大小相套”方法，有繩子捆綁痕迹的瓷器整齊地排放在一起，有些則是大罐裏裝着小瓶子，從而充分利用了船内有限的空間。當然，大量的瓷器也是海船上佳的壓艙物。

　　三、從出水銅錢看宋錢外泄及其流向

　　從華南到中南半島、印度尼西亞群島、菲律賓群島及其它島國海域搆成的南中國海海域，歷史上就是一個交往頻繁、聯繫密切的海洋貿易區域，其悠久的歷史、波瀾壯闊的貿易圖景與海洋社會的萬種風情，一點不遜色於布羅代爾筆下的地中海世界。南海海洋貿易對硬通貨的持續大量需求，很自然導致相關貿易國家的貨幣進入國際市場流通領域，成爲一般等價物和交换手段，因而南海周邊不少國家有兼用外國錢幣的習慣，古羅馬錢幣、波斯銀幣、中國歷代銅錢，在東南亞國家考古遺址中時有發現。

　　中國古代錢幣由於對外貿易而流入嶺南，進而流入東南亞等國，一般分爲兩種情况：一是被儲藏起來，或當做貴重金屬材料加以熔鑄，製作其他用具。晋孝武帝太元三年（378）詔曰：“ 廣州夷人寶貴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聞官私賈人皆於此下貪比輪錢斤兩差重，以入廣州，貨與夷人，鑄敗作鼓。其重者爲禁治，得者科罪。”銅鼓在嶺南俚僚地區是權威的象徵，“其富貴者並鑄銅爲大鼓。初成，懸於庭中，置酒以招同類；又多構讎怨，欲相攻擊，則鳴此鼓，到者如雲。有鼓者號爲‘都老’，群情推服。”〔28〕2000年11月，廣州市西湖路廣州百貨大厦新翼建設工程發現一處三國時期利用廢棄水井作儲存的窖藏。該窖藏分兩層堆積，下層爲陶瓷器，有青釉碗、罐和筒瓦、板瓦、磚塊等建材；上層堆積全爲銅錢，成串成堆，銹蝕黏連，重量達三、四百斤。據初步辯識，有“五銖”、剪輪“五銖”、“大泉二千”、“大泉當千”等。廣州以往考古發現的三國遺物很少，銅錢更屈指可數，這次發現當時銅錢數量之多，爲瞭解東吴廣州商業及錢幣流通狀况提供重要寶貴物证。〔29〕

　　不少流入海外諸國的中國銅錢甚至被儲藏，作爲“鎮國之寶”。人説：“蕃夷得中國錢，分庫藏儲，以爲鎮國之寶；故入蕃者非銅錢不往，而蕃貨非銅錢不售。”1994年，我國學者姚朔民先生獲得印度錢幣研究所所長MR.K.Jha寄送的印度埃格摩爾、馬德拉斯和泰米納德政府博物館收藏的一批中國古錢資料。這些古錢出土於印度東南部的泰米什納德（Tamilnadu）邦坦賈武爾(Thanjavur)地區的窖藏，共3個：1號窖藏有20枚，2號窖藏有1822枚，3號窖藏有323枚。現存資料分析，1號窖藏宋錢占該窖藏古錢總數的83%，2號窖藏宋錢占該窖藏古錢總數的95%，3號窖藏宋錢占該窖藏古錢總數的93%，3個窖藏還出土少數漢唐古錢。〔30〕 這些錢幣最晚出年號爲 “景定”（1260-1265），宋理宗最後一個年號，距離宋朝滅亡僅10餘年，説明該窖藏年份大約在宋末。泰米什納德邦坦賈武爾地區位於印度東南部，與斯裏蘭卡隔海相望，位於唐宋時期南天竺注輦國境内，如此衆多的中國錢幣被貯藏在印度東南部的泰米什納德邦坦賈武爾地區，也充分説明12世紀中葉中外海上貿易相當繁榮。

　　直到14世紀，馬六甲的印度、波斯、亞齊、暹羅、阿拉伯商人及本土商人，都大量收購中國銅錢，拿來熔化製作各種厨房用具，如鍋、罐、盤、碗或裝飾品。〔31〕

　　中國銅錢流入東南亞的另一種情形，是直接進入海外市場，充當一般等價物，這種情况相信更爲普遍。宋人範成大説，安南國“不能鼓鑄泉貨，用中國小銅錢，皆商旅泄而出者。”〔32〕2002年以來，越南國家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院在前黎朝（980-1009）昇龍皇城遺址出土大批成串的中國錢幣，估計是通過官方或商業渠道輸入的。〔33〕

　　溝通東西方的“絲綢之路”沿途國家和地區，甚至形成使用國際貨幣的流通區，因而日本學者岡崎敬説，從東向西的絲綢之路，也是從西往東的“白銀之路”。〔34〕在南中國海——印度洋海洋貿易圈，不少國家都有兼用外國錢幣的習慣，形成兼用外國貨幣的特殊通貨區，中國錢幣在東南亞乃至印度洋一些國家和地區大行其道，充當了國際通用貨幣的角色，某種意義上説，海上絲綢之路可以稱爲“銅錢之路”。

　　中國錢幣流入東南亞國家以宋錢最多，固然是因爲當時海外貿易繁榮、貨幣經濟發達，另外宋錢製作精美也是重要原因。正如彭信威先生所指出，宋代貨幣文化在中國歷史上達到最高境界，錢幣的形狀、穿孔的大小、輪廓的闊狹、銅色的配合等都相當完善，尤其在錢文、對錢（同一種年號錢同時用兩種或三種書體）上體現美術與文學的完美結合。宋錢文化甚至影響了周邊一些國家，越南在北宋開始鑄錢，也輸入中國錢；南洋使用中國錢，大概也是這個時候醖釀起來的。〔35〕

　　“南海Ⅰ號”沉船多次探察發掘都發現錢幣，年代最早爲東漢的“貨泉”，其次爲隋唐時期的“五銖”錢和“開元通寶”；少部分爲五代十國錢幣，如後周“周元通寶”、後唐“唐國通寶”；絶大部分爲北宋各年號銅錢，最晚的年號爲南宋“紹興元寶”。前後出水6000多枚，其中錢文清晰的有4000多枚。2004年5月，連續數天都有錢幣出水，前後出水6000多枚，最多一天達到4000多枚。很顯然，中國錢幣在東南亞、印度洋一些國家和地區充當了國際通用貨幣的角色，大行其道。

　　一方面是大量中國銅錢進入南海國際市場，另一方面則是銅錢大量外泄及其所引發的“錢荒”、金融緊迫問題。關於銅錢外流問題，唐中期已經出現。元和四年敕雲：“禁現錢出嶺”。〔36〕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也發佈過類似法令：“勿令商人載錢出境”。〔37〕宋朝初建，統治集團從維護皇權最高利益、國家民生大計立場出發，重視銅錢外流現象，企圖通過嚴刑峻法，努力規範海外貿易的管理，打擊偷漏貨幣行爲，阻止銅錢流向海外。建隆三年敕：

　　如聞近日緣邊州府，多從蕃部將錢出界，枉前銷熔。許人告捉，不以多少，並給與告人充賞，其經歷地分應係干兵校，併當重斷，十裏以上處死。”〔38〕

　　開寶元年九月，太祖詔曰：“舊禁銅錢無出化外，乃聞沿邊縱弛，不復檢察。自今五貫以下者扺罪有差，五貫以上其罪死。”〔39〕可見宋初錢禁已經相當嚴厲。其後慶曆、嘉祐皆有禁例，懲處從杖、徒、刺配到死刑不等。

　　南宋建立後，海運發達，近自南海諸國，遠至印度洋、東非國家，都吸納大量中國銅錢。當時輸入中國的香藥、象牙、犀角、珊瑚、琥珀、鑌鐵、玳瑁、瑪瑙、水晶、蕃布、蘇木等，除了使用絲絹、瓷器償付外，其他都用銅錢、金銀結賬。此外，北方的金國、高麗、日本也大量使用宋錢。所以南宋銅錢外泄較北宋更爲嚴重。嘉定十五年，有官員上言，國家置市舶於泉、廣，招徠海外客商，互通有無，“如瓷器、茗醴之屬，皆所願得，故以吾無用之物，易彼有用之貨，猶未見其害也”；但是以金銀銅錢購買外國貨，導致“金銀、銅錢、銅器之類，皆以充斥外國”，則是不可取的。由於利源孔厚，“沿海郡縣寄居，不論大小，凡有勢力者，則皆爲之。官司不敢誰何，且爲防護出境。銅錢日寡，弊或由此。倘不嚴行禁戢，痛加懲治，中國之錢，將盡流入化外矣。” 〔40〕元人馬端臨《文獻通考》中指出：

　　自國家置市舶於浙，於閩，於廣，舶商往來，錢寶所由以泄，是以臨安出門有禁，下江有禁，下海有禁。凡舶船之方發也，官必點視，及遣巡捕官監送放洋，然商人先期以小舟載錢離岸，及官司點視，巡捕之送，一爲虚文。於是許火内人告，以其物貨之半充賞。或又以裝發，則舶回日亦許告首，盡以回貨充賞。〔41〕

　　宋朝爲防止銅錢外泄可謂煞費心思，想盡辦法。紹興二十八年頒佈“銅錢出界罪賞”條例：“諸以銅錢與蕃商博易者，徒二年，千裏編管；二貫流二千裏，二十貫配廣南；出中國者，遞加一等；三千貫配遠惡州。”〔42〕南宋中期頒行《慶元條法事類》將錢禁分爲“將銅錢入海船者”、“以銅錢出中國界者”、“以銅錢與蕃商傳博易者”三種情形，處以杖至配流等懲罰。另外，宋朝對官吏錢禁執法也作了嚴明的賞罰規定。

　　南宋長期實施錢禁，然而既然放開對外貿易，從中獲得市舶利益，就不能不接受國際市場的考驗。事實上，國際貿易市場的力量像無形的手，經常超越行政區劃、國家疆域，無形中把不同種族人群、利益集團糾集在國際性海洋貿易的體系之中，形成的共同利益訴求和利益關係，化解宋朝官方持續不斷的嚴厲手段和措施，導致朝廷“錢禁”律令軟弱無力或形同具文。“南海Ⅰ號”沉船和印度東南部宋代錢幣窖藏發現大量宋錢，是海外貿易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時説明宋朝“錢禁”的努力是不成功的，甚至是徒勞的。有宋一代，由於對外貿易頻繁，銅錢外流始終禁而不絶。

　　三、沉船出水的鐵器與金屬材料出口

　　在以往的水下考古研究中，除了錢幣之外，其它金屬器物似乎並没有受到太多關注。然而，在古代海外貿易中，金屬原材料或金屬製品是國際市場的重要商品，用以製作武器或農具；同時，金屬也是上佳的壓艙物。由於商貨質地或耐侵蝕性不同，沉船所載船貨由於在海水中長期浸泡而消失，商船本身也經常銷蝕壞朽，銷聲匿迹，但是成塊的銅、鉛、鋅還是經常出現在古代沉船遺物中。

　　1997年打撈的印度尼西亞印坦沉船遺物十分豐富，其中銅塊、錫塊，共有上百個，規格一致，估計各有兩噸。銅塊呈圓頂平底柱狀，半徑約8厘米，可能來自婆羅州西南部銅礦。錫塊形狀像被切斷的小金字塔，有檀香木圖案，應該來自邦加島或勿裏洞島。還有鉛塊，數量巨大，大部分呈長方形柱狀，每塊重約20公斤。〔43〕而在泰國暹羅灣發現的14世紀擱世淺二號沉船遺物中，有中國瓷、泰國瓷、中國銅錢、象牙和鉛塊。〔44〕

　　1991年，在遼寧綏中縣三道崗海域發掘的元代沉船，發現大批磁州窑瓷器和鐵器遺存。鐵器主要是犁鏵和大鍋，放置於船艙的下層，瓷器覆蓋其上。由於長期海水浸泡侵蝕，鐵器已經銹蝕凝結成幾大塊狀，復原極爲困難。從凝結物斷面可以看到，一張張犁鏵是迭壓在一起的，無疑是船内裝載的貨物。〔45〕

　　在2004年對“南海Ⅰ號”沉船探察中，發現爲數不少的鐵質凝結物按口徑大小層摞套迭堆放，從船頭到船尾，連續有規律分佈，高度80-100厘米。另外有鐵釘，則用竹篾圈捆成扎，成束放置。沉船還發現一些銅環，套裝於青瓷釉粉盒中。初步辨識，這些鐵質凝結物爲鐵鍋，鐵鋤，估計是運往海外銷售的，説明金屬材料及其製品在南宋也是重要的出口産品。

　　宋代鐵礦採冶主要集中在京東路、河北路、江南西路和福建路。〔46〕紹興末年，東南産鐵州有信州、撫州、吉州、建州、鬱林州、興國軍、饒州、舒州、賓州、江州、潭州、惠州、韶州、廣州、池州、洪州、辰州、處州、徽州、南雄州等。〔47〕福建路産鐵量很大，商客販賣於各郡。樑克家《淳熙三山志》稱，福建生産的“生鐵”、熟鐵，行銷浙江温州。“南海Ⅰ號”沉船發現鐵質凝結物等遺物，對探討宋代採礦業及其産地分佈、産品出口提供有價值的信息和綫索。

　　在東南亞海洋貿易中，不少國家使用金銀爲貨幣。據《宋史》記載，宋代占城“互市無緡錢，止用金銀較量錙銖，或吉貝錦定博易之值。”丹流眉國“貿易以金銀。”三佛齊國“無緡錢，土俗以金銀貿易諸物。”〔48〕另據趙汝適《諸蕃志》記載，真臘、三佛齊、細蘭等國，番商興販都用金、銀、瓷器等博易。〔49〕蘇吉丹國“民間貿易，用雜白銀鑿爲幣，狀如骰子，上鏤番官印記，六十四只準貨金一兩，每只博米三十昇，或四十昇至百昇；其他貿易悉用是，名曰‘者婆金’。”該國盛産胡椒，貨銀二十五兩。可博十包至二十包，每包五十昇。當地經常發生海上搶掠，“俘人以爲奇貨，每人换金二兩或三兩”，導致番舶不敢前來貿易。〔50〕凌牙斯加國番商興販用酒、米、荷池纈絹、瓷器等，以貨物準金銀，如酒一墱準銀一兩，準金二錢；米二墱準銀一兩，十墱準金一兩之類。〔51〕還有國家使用海貝巴爲貨幣。諸如此類，在《嶺外代答》等史書也有記載。“南海Ⅰ號”沉船除了發現爲數不少的鐵質凝結物外，還發現一批銀錠，一些銅環，當與南海貿易使用金銀等貴金屬流通大環境有關係。 

　　四、沉船船體及其它遺物見证南宋某些航海生活場景

　　在以實物爲主體的海洋考古發現中，沉船中每一件遺物實際上都體現着歷史時期一個或多個國家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片段，爲歷史研究提供難得的實物標本。循着標本透露出來的信息，結合歷史文獻記載，可以追尋到更多歷史事實，驗证歷史，發現歷史，乃至重構歷史。一艘船就是一個流動的海上社會，古船上人群構建有别於陸地的海洋社會。所以，“南海Ⅰ號”沉船的價值不僅僅在於發現一艘數以萬計的稀世珍寶本身，還在於藴藏着超乎想象的歷史信息和非同尋常的學術價值，對瞭解當時從事海洋貿易人群的社會生活具有重要意義。

　　1.沉船船體

　　11世紀以後，歐洲各國造船技術出現重大改進，就是先做船的龍骨和肋骨，再裝上以木版釘制的船體，並使用纖維與瀝青，增加船體防水性能。此外，以艉柱舵代替拖槳，從而更有效控制航向。船帆的改進主要是引入與主桅成一定角度的三角形側帆，取代原來的與主桅成直角形的直角帆。

　　各國船隻的規模也不斷增大，地中海的船隻比北歐船隻大。十字軍時期的威尼斯，政府的船隻平均可載運500噸貨物，包括艙内的船貨，和甲板上的大量船貨。私人商船一般不如政府的船隻大。13世紀時，英國船隻平均載重爲200噸，最大爲300噸。14-16世紀威尼斯的帆船主要有兩種類型：一是通用載貨帆船，又稱“方帆帆船”，完全依賴風帆提供動力；二是國營阿森諾（Arsenal）船廠〔52〕建造的槳帆並用大木船，主要運送旅客與昂貴貨物，以及執行海軍任務。這種船船體既長又寬，可容納船員200人（大部分爲槳手）。速度快，靈活機動，且適合無風情况下航行。〔53〕

　　1318-1559年威尼斯商業帆船的大小與裝載容量（表格略）

　　同一時期，宋代造船業也相當發達，以福建福州、泉州，廣南廣州、雷州等地所造海船，最爲出名。各種船隻的載重量以“料”計算，“料”即“石”或“碩”，一“料”就是一“石”或一“碩”，直到明代，仍然采取這種計量方法。吴自牧《夢樑録》謂：“海商之船，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載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載二三百人。餘者謂之鑽風，大小八櫓或六櫓，每船可載百餘人。”〔54〕這裏的五千料海船是最大的海船，也就是載重五千石，300噸左右。二千料海船載重大約爲120噸。

　　元豐年間，宋神宗曾遣使往高麗，在明州造兩“神舟”，“規模甚雄”。宣和年間，宋徽宗遣使高麗，更造兩神舟，“大其制而增其名”，一曰“鼎新利涉懷遠康濟神舟”，一曰“循流安逸通濟神舟”，“巍如山嶽，浮動波上；錦帆欹首，屈服蛟龍”；另有六艘“客舟”。這種“客舟”長10餘丈，深3丈，闊2丈5尺，可載粟2000斛，約120噸左右；“神舟”長闊高大“皆倍客舟”，載重量也有240噸。結果當宋朝使團駕駛龐然大物到達高麗時，引來“傾國聳觀而歡呼嘉嘆”。〔55〕

　　宋代海船船體一般爲尖底造型，呈V形，便於抗風破浪。1974年在福建泉州灣後渚港出土的宋末元初海船，造型就是尖底的，船身扁闊，平面近似橢圓形。海船采用了多根桅杆和可眠桅技術，船身采取水密隔艙技術，即使船艙部分漏水，無關大局。泉州發現的古船用十二道艙壁分隔成十三艙。選材用耐腐蝕的鬆、杉、樟等，接逢處用桐油、石灰、麻絲捻緊，以防漏水。〔56〕

　　“南海Ⅰ號”沉船是一艘南宋初年的海船，長約30米、寬10米，是目前發現保存完好的最大的宋代海船。2009年8、9月間的試掘顯示，沉船上甲板保存基本完好，船體兩邊船舷仍然存在，裸露出來的小部分船舷木質特别厚、堅硬，基本上没有出現腐爛迹象，很有研究價值。

　　沉船還打撈出一塊巨大的菱形石錨，長310厘米，寬35厘米，高15厘米，是難得的古代碇石實物。相信隨着考古發掘的進展，將帶給人們瞭解宋船更多的驚喜。

　　2.其它生活用品

　　“南海Ⅰ號”沉船發現不少估計屬於生活用品的遺物，對瞭解南宋异彩紛呈的海洋社會生活很有幫助。例如1987年打撈出水的瑬金銀腰帶，長179厘米，具有波斯風格，有可能爲船主或船員所用，暗示沉船或許與南亞或東南亞存在聯繫。

　　沉船出水鎏金虬龍紋環（拉手？），長徑11厘米，短徑2厘米，環體直徑1.5厘米，重約4兩；鐲體粗壯，兩端呈龍頭形，可以放大或縮小。

　　金戒指，出水時混雜在銅錢中，上面鑲嵌8個珍珠，直徑分别爲1.9厘米，2.2厘米，2.2厘米。

　　方楞金環，長徑5.7厘米，短徑4.8厘米，環體方形，邊長0.4厘米。

　　銅鏡，長19.8厘米，面徑10.7厘米。

　　石硯長17.3厘米，寬10.1厘米，厚2厘米。

　　石雕佛像，長4厘米，寬1.65厘米。

　　石雕觀音坐像，長3厘米，寬1.7厘米；底座穿有兩圓洞。

　　此外，還有石枕、朱砂、粉盒、纖細卷曲的金條，亮麗精緻的漆器殘片等，有可能是運往海外的商品，但比較可能是船上人的日常用品遺物，令人猜想宋代“水上人家”某些起居場景。

　　船上還出水石雕佛像、石雕觀音坐像，觀音底座穿兩有圓洞。假如觀音像爲船上的人崇拜的偶像，可以認爲，在宋代飄洋過海的水上人家心目中，大慈大悲的觀世音也具有航海保護神的廣大神通，成爲反映宋代海洋信仰的珍貴實物資料。

　　此外，船上發現的眼鏡蛇骨，或許爲船上阿拉伯、印度商人飼養的眼鏡蛇遺骸，因爲印度人有飼養眼鏡蛇爲寵物的習慣。

　　五、餘論：沉船考古與宋代海洋史研究

　　宋朝是個偉大的朝代，經濟發達，城市繁榮，科學技術進步，是世界上最先進、最富有的國家。法國著名漢學家謝和耐指出：公元8世紀的唐朝，中國經歷了最輝煌的歲月，但是到了12-13世紀，情勢發生令人矚目的扭轉，一個尚武、好戰和組織嚴明的社會，被一個活潑、重商、享樂和腐化的社會所取代。〔57〕西方一些學者敏鋭地感受到，由唐及宋，中國經歷着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和“經濟革命”。有些日本學者把唐宋變革與歐洲近代化進程相比較，提出宋代“近世説”。

　　趙宋王朝對中外關係與海外貿易相當重視，它的鼓勵通商政策不僅與唐代有連貫性，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宋太祖趙匡胤甫定荆湘，即對其弟趙炅説：“中國自五代以來，兵連禍結，帑藏空虚，必先取巴蜀，次及廣南、江南，即國用富饒矣”。〔58〕廣南、江南的經濟優勢，海外貿易即居其一。興盛的南海貿易爲南漢帶來十分豐厚的市舶收入。史載劉氏“廣聚南海珠璣，西通黔、蜀，得其珍玩，窮奢極娱，僭一方，與嶺北諸藩歲時交聘。”〔59〕所以，宋平南漢，即派人重修廣州南海神廟，重視海外貿易。北宋熙寧二年，神宗給發運使薛向、副使羅極手詔曰：“東南利國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昔錢、劉竊據浙、廣，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國者，亦有籠海商得術也。卿宜創法講求，不惟歲獲厚利，兼使外藩輻輳中國，亦壯觀一事也。”〔60〕這裏的“錢”與“劉”，乃指五代南方吴越錢氏和南漢劉氏。南宋高宗也説過：“市舶之利最厚，若措施得宜，所得動以百萬計”，頗有助於國用，所以他主張遵循舊法，招徠遠人，“阜通貨賄”。〔61〕

　　宋人在廣州、泉州、杭州、明州等沿海港口四海揚帆，發展海外貿易，推動中外海洋貿易進入鼎盛階段。“南海Ⅰ號”沉船是世界海洋考古的里程碑，讓世人領略了宋代社會經濟的繁榮景象，把國人帶入波瀾壯闊的航海時代，重温海上絲綢之路昔日繁華。

　　水下考古的出色表現，已經向世人證明它在考古學中無可置疑的新貴地位。近代中國重大考古發現——例如殷墟甲骨、敦煌、吐魯番文書的發現，引起國際學術界的廣泛關注，不僅形成瞭高水平的研究隊伍，而且産生了大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形成跨學科的國際顯學甲骨學、敦煌學。學術價值非同一般的“南海Ⅰ號”宋代沉船出水與研究，相信也將帶來中國海洋史研究等多方面的重大突破，形成新的學科領域。目前，考古工作者已經制定發掘計劃，相關學科的專家學者帶着重重思考與疑問，翹首以待，期待多學科合作研究，早日揭開種種歷史迷團。

　　注釋：

　　〔1〕向達校注《鄭和航海圖》，中華書局，2000年，第40頁。
　　〔2〕蘇桂芬、邱立誠主編《廣東省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百大新發現》，廣東省文物局、廣東省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辦公室、廣東省文物保護基金會編印，2011年2月，第10頁；黄薇、黄清華：《上川島與十六世紀中葡早期貿易》，《陶瓷下西洋——早期中葡貿易中的外銷瓷》，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2010年，第60-80頁。
　　〔3〕本文有關“南海Ⅰ號”沉船遺物照片與資料來源：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編《南海絲綢之路文物圖集》，廣東科技出版社，1991年；廣州博物館、廣東省博物館、香港市政局編《南海海上交通二千年》，香港市政局，1996年；《“南海Ⅰ號”打撈紀實》，《人民畫報》2008年增刊；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等編《海上敦煌——探秘“南海Ⅰ號”》，南方日報出版社，2010年；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崔勇研究員提供部分資料，特此致謝！
　　〔4〕參見陳高華、吴泰：《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6、54-57頁；漆俠：《宋代經濟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46-1048頁。
　　〔5〕Li Qingxin(李慶新),Nanhai I and Maritime Silk Road（《“南海Ⅰ號”與海上絲綢之路》），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2010年1月；《“南海Ⅰ號”打撈紀實》，《人民畫報》2008年增刊；崔勇：《“南海Ⅰ號”發現始末》，《廣東藝術》2008年第二期；同氏《“南海Ⅰ號”的發現與調查》，《中國文化遺産》2007年第四期；張萬星：《“南海Ⅰ號”水下考古》，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等主辦《2008水下考古國際研討會成果報告書》，臺北縣立十三行博物館，2009年，第43-50頁；魏俊：《“南海Ⅰ號”2007整體打撈》，《中國文化遺産》2007年第四期；孫健：《南海沉船與宋代瓷器外銷》，《中國文化遺産》2007年第4期。
　　〔6〕Ian C. Glover & Mariko Yamagata, The Origins of Cham Civilization: Indigenous, Chinese and Indian Influences in Central Vietnam as Revealed by Excavations at Tra Kieu, Vietnam 1990 and 1993, 《東南亞考古論文集》，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1995年， 第145-170頁。
　　〔7〕廣州博物館、廣東省博物館、香港市政局，《南海海上交通貿易二千年》，香港市政局，1996年，第69頁。
　　〔8〕廣東省博物館，《廣東唐宋窑址出土文物》，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1985年，第11頁。
　　〔9〕董其昌：《骨董十三説》，熊寥、熊微編注《中國陶瓷古籍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192頁。
　　〔10〕陸萬垓：《江西省大志》卷七《陶書續補》，熊寥、熊微編注《中國陶瓷古籍集成》，第47頁。
　　〔11〕蔣祈：《陶記》，見康熙《浮樑縣誌》，熊寥、熊微編注《中國陶瓷古籍集成》，第177-179頁。
　　〔12〕林庭、周廣纂修《江西通誌》卷八，嘉靖四年刻本，熊寥、熊微編注《中國陶瓷古籍集成》，第32頁。
　　〔13〕中國硅酸鹽學會編《中國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264-265頁。
　　〔14〕1982年，湖田窑遺址被列爲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5〕朱琰：《陶説》卷二《説古·吴越秘色窑》，熊寥、熊微編注《中國陶瓷古籍集成》，第353頁。
　　〔16〕參見中國硅酸鹽學會編《中國陶瓷史》，第274-275頁。
　　〔17〕《南窑筆記·龍泉窑》，熊寥、熊微編注《中國陶瓷古籍集成》，第653-654頁。
　　〔18〕朱琰：《陶説》卷二《説古·唐越州窑》，熊寥、熊微編注《中國陶瓷古籍集成》，第351-352頁。
　　〔19〕葉文程：《中國福建古陶瓷標本大係總序》，陳建中、陳麗芳：《德化窑》（上），第4-5頁。
　　〔20〕陳建中、陳麗芳：《德化窑》（上），福建美術出版社，2005年，第13-17頁。
　　〔21〕中國國家博物館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海南省文物保護管理辦公室編《西沙水下考古（1998—1999）》，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ⅵ、195、241頁；孫健：《南海沉船與宋代瓷器外銷》，《中國文化遺産》2007年第4期。
　　〔22〕陳高華、吴泰：《關於泉州灣出土海船的幾個問題》，載《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261-272頁。
　　〔23〕15世紀以後，葡萄牙、荷蘭等國商人來到中國，經常采取預付訂金、來樣加工、期貨貿易等方式，開展東西方貿易，促成東南沿海的浙江、江西、福建、廣東等地成爲歷史悠久的瓷器生産地和外銷集散地，並直接導致東南沿海窑址的分佈與港口之間形成了興衰共榮的局面，同時也使東南沿海各窑出産的瓷器，在種類變化、産品面貌特徵乃至生産、銷售方式等方面都與海洋經濟文化圈的异動、海外消費習俗的變遷等密切相關。而其間的生産—運銷網絡包含着當時國際上最流行的經濟運行機制和管理體制。參見筆者：《明代海外貿易制度》，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471-486頁。
　　〔24〕沈得符：《敝帚齋剩語》，熊寥、熊微編注《中國陶瓷古籍集成》，第236頁
　　〔25〕何紀生等：《陵水縣移輦村海灘發現唐宋時代陶瓷器》，《文博通訊》1978年第八期。
　　〔26〕中國國家博物館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海南省文物保護管理辦公室編《西沙水下考古（1998—1999）》，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ⅵ、195、241頁。
　　〔27〕朱彧撰、李偉國點校：《萍洲可談》卷二，中華書局，2007年，第133頁。
　　〔28〕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四《州郡典?古南越風俗》。
　　〔29〕廣州市文化局編《廣州文物保護工作五年（1996-2000年）》，廣州出版社，2001年，第83頁。
　　〔30〕姚朔民：《印度發現的中國古錢與中國古代對外貿易》，中國錢幣學會東南亞貨幣研究會編《瀛海流泉—東南亞貨幣研究》，雲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147-154頁。
　　〔31〕The Collection of Malacca Coinages 13th -18th (賴鴻義：《十三至十八世紀馬六甲錢幣集》) By Tony Lye Fong Nge, 2005，p140.
　　〔32〕範成大著、齊治平校補：《桂海虞衡志校補》，廣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53頁。
　　〔33〕Vietnam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Thang Long Imperial Citadel, The Culture Information Publishing House, Ha Noi, 2006. 
　　〔34〕參見岡崎敬：《東西交涉考古學序説—絲綢之路與白銀之路》，《東西交涉的考古學》，東京：平凡社，1973年，第8頁；薑伯勤：《廣州與海上絲綢之路上的伊蘭人：論遂溪的考古新發現》，廣東省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編《廣州與海上絲綢之路》，廣東省社會科學院，1991年，第21-33頁。
　　〔35〕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96-298，333頁。據研究，15世紀鄭和下西洋時代，馬六甲國際貿易流通一種依照南宋銅錢版樣製作的錫幣，有兩種面值：1錢錫幣、2錢錫幣，這種錫錢馬來人或華人都能接受。17、18世紀一些國家按照中國錢制（主要是唐宋錢）鑄造錢幣，這些錢幣進入東南亞市場，對相關國家的貨幣流通産生一定影響。例如1659-1685年間，日本當局在長崎設立鑄幣廠，模仿中國舊銅錢樣式，專門生産用於出口的銅錢，這種日本銅錢的主要販運者是臺灣鄭氏集團。18世紀越南北部（東京）採礦業的發展，以及從日本和中國進口銅及鋅，越南南部（ang Trong，内區）和北部（ang Ngoai，外區）仿製數額巨大的錢幣，雖然東京的錢幣原料是由華人礦工開採出來的銅，而交趾支那的鑄幣原料是由中國帆船從廣州輸入的鋅與銅合金製造，但不影響它們大量流向國外——大部分流往中國，以至於中-越錢幣流通的方向從以往的中國向越南輸出，反轉爲越南向中國輸出——當然還有流向柬埔寨、暹羅和南洋群島。因此，在東南亞市場上，除了流通中國歷代新舊銅錢外，還有部分來自别國仿製“中國銅錢”的錢幣，可見中國錢幣制度對東南亞影響之深遠。參見The Collection of Malacca Coinages 13th -18th (賴鴻義：《十三至十八世紀馬六甲錢幣集》) By Tony Lye Fong Nge, 2005，p140；李塔娜（Li Tana）著、徐素琴譯，《十八世紀越南鑄幣及其在亞洲的流通》，《海洋史研究》第一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
　　〔36〕劉昫等：《舊唐書》卷十四《憲宗紀》。
　　〔37〕薛居正等：《舊五代史》卷三十一《莊宗紀》。
　　〔38〕《群書考索》後集卷六十《財用·銅錢》。汪聖鐸先生認爲引文中“十裏”當爲“十貫”之訛，甚是。見氏著：《兩宋貨幣史》上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77頁。
　　〔39〕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九，太祖開寶元年九月壬午。
　　〔40〕《宋會要輯稿》“刑法·禁約”二之一四四。
　　〔41〕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九《錢幣》。
　　〔42〕李心傳：《建炎以來係年要録》卷一百八十。
　　〔43〕杜希德(Denis Twitchett)、思鑒(Janice Stargardt)：《沉船遺寶：一艘十世紀沉船上的中國銀錠》，《唐研究》第十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383-432。
　　〔44〕黎道剛，《泰國古代史地叢考》，中華書局，2000年，第269頁。
　　〔45〕俞偉超：《十年來中國水下考古學的主要成果》、張威：《海底七百年——綏中元代沉船調查》，《福建文博》1997年第2期“紀念中國水下考古十年專輯”）， 頁10，39-43。
　　〔46〕汪聖鐸：《兩宋貨幣史》下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466、819頁。
　　〔47〕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十六《銅鐵鉛錫坑冶》。
　　〔48〕《宋史》卷四百八十九《外國傳》。
　　〔49〕趙汝適原著、楊博文校釋：《諸蕃志》卷上，中華書局，1996年，第19、36、52頁。
　　〔50〕趙汝適原著、楊博文校釋：《諸蕃志》卷上，第60-61頁。
　　〔51〕趙汝適原著、楊博文校釋：《諸蕃志》卷上，第45頁。
　　〔52〕阿森諾（Arsenal）船廠是威尼斯最大的造船企業，1104年創建，經營幾個世紀，雇傭工人數千人。
　　〔53〕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著、伍曉鷹等譯：《世界經濟千年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43頁；湯普遜（James Westfall Thompson）著、耿淡如譯：《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上册，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175-176頁。
　　〔54〕吴自牧：《夢樑録》卷一二《江海船艦》。
　　〔55〕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四。
　　〔56〕《泉州灣宋代海船發掘簡報》，《文物》1975年第10期。
　　〔57〕謝和耐著、劉東譯：《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頁。
　　〔58〕王偁：《東都事略》卷二十三《劉鋹傳》。
　　〔59〕薛居正等：《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五《僭僞×劉陟列傳》
　　〔60〕李燾著、黄以周等輯補：《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五，宋神宗熙寧二年七月壬午。
　　〔61〕《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之二三。

　　李慶新（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