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Ⅰ號”古沉船的發現和打撈，重現了宋朝中國南海海上貿易大發展的繁榮景象。而作爲漢代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及必經地區的廣西北部灣沿岸與“南海Ⅰ號”有何關係呢？廣西北部灣地區在宋代海上絲綢之路上地位又發生什麽變化呢？

　　一、漢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闢與廣西北部灣港口的形成

　　“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没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黄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賫黄金雜繒而往……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1〕卷二八根據這一記載，漢武帝的船隊將中原的黄金、雜繒（絲織品）沿着内陸水路過五嶺、沿南流江而下，扺合浦港出海，向西過大觀港、烏雷嶺（今欽州犀牛脚）到達交趾，隨後沿着交趾（越南）海岸前行穿過馬來半島，到達黄支（印度東海岸）等地。海外各國的貨物到合浦等地上岸後，沿水路北上漢中（長安）或溯江至西南地區貿易，形成了海上絲綢之路與内地的貿易往來。東漢（公元83年）後，隨着零陵嶠道即湘桂走廊的擴建，更多的船隻選擇以北部灣爲終點，海上絲綢之路通向了羅馬（大秦），“到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2〕卷118。由於當時陸路交通不發達，航海技術水平較低，加上北部灣北部屬季風氣候區，沿海岸航行、依靠地文導航、取得沿途島嶼的補給是大規模航海活動最可行的辦法，合浦港是漢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之一，廣西北部灣沿岸是海上絲綢之路的必經地區。

　　二、宋代南海海上絲綢之路航綫的改變

　　“自合浦徐聞南入海，得大洲，東西南北方千裏”〔1〕卷二八。合浦和徐聞在漢代的繁榮，使從雷州半島到海南島的海上交通路綫得以開闢，一批批漢軍從合浦徐聞渡海到珠崖、儋耳，海南島及西沙群島、南沙群島得以開發與經營。到三國至南朝時，由廣州出發，經海南島以東、西沙群島北礁到東南亞諸國的新航綫逐步得以開闢，這比經徐聞、合浦等處曲折航行的航程大爲縮短，减少了航行時間，降低了運輸成本。特别是隨着造船工藝及航海技術的進步，遠洋船隻可以脱離海岸綫在茫茫大海中航行，走更遠的路和更復雜的航綫，扺達更多的國家。廣州在六朝之後，逐步成爲中國南方海外貿易的中心，北部灣航綫及徐聞、合浦港的重要性開始下降。

　　唐朝時，“廣州通海夷道”可達印度洋、波斯灣及東非海岸，交州和廣州爲中國南方的兩大對外貿易港口。“南海舶，外國船也，每歲至安南、廣州”〔3〕 ，交（州）、廣（州）之間也相互貿易，“每歲，廣州常發銅船過安南貨易”〔4〕。到宋朝時，商船由泉州、廣州等地出發，穿越南海到達中南半島，再過馬六甲海峽，可達印度、東非、阿拉伯半島、紅海沿岸地區，甚至可達北非和近東。“福建、兩浙海濱多港，忽遇惡風，則急投近港”，自廣州而東，海道易行，而“廣西海岸皆砂土，無多港澳，暴風卒起，無所逃匿。至於欽、廉之西南，海多巨石，尤爲難行”〔5〕地理門，廣州而西到交趾的海道難行。三佛齊國爲域外各國從海上至中國的必由之路，《嶺外代答》“航海外夷”條記載了從三佛齊經屯門至廣州、經甲子門至泉州兩條航綫，並没有言及至廉州的航綫。可見，宋代海上絲綢之路不再以廣西北部灣沿岸爲必經之道，廉州（合浦）已失去當年漢代海上絲綢之路中的地位。

　　三、宋代廣西北部灣港口以發展對越交往爲主

　　在宋代海上對外交往繁榮發展的背景下，廣西北部灣地區對外交往發生新變化，主要以安南等東南亞小國爲交往對象，中心港口移至欽州，欽州博易場等地爲主要的貿易場所。

　　1.廣西北部灣通安南的交通進一步貫通，欽州經海路到交趾是最便捷的通道

　　唐朝時，由於廉江的入海口被淤泥堵塞，加上廉州通交趾的必經之地烏雷嶺前有長數百裏的砂磧直入大海中，“海舶遇之輙碎”〔5〕卷1 ，朝廷積極尋找新的通道，“唐貞觀中（貞觀十二年，公元638年），清平公李弘節遣欽州首領寧師京尋劉方故道，行達交趾，開拓夷僚，置襄州（今上思一帶）”〔6〕卷四一，修築從欽州通襄州的道路，直扺交趾。“初交趾以北， 距南海有水路，多覆巨舟”，唐咸通八年（867年）三月，高駢奏請開鑿通往交趾的水道天威徑（潭蓬運河）〔6〕卷十九，從此經欽州海面出安南的船隻無須繞過白龍尾，可直接穿過天威徑直達交趾，縮短了航程。宋朝重視通往交州的海路，開寶五年（公元972年），朝廷“令海門（今廣西合浦）造船通交趾”。這樣，宋代廣西通安南的道路主要有五條：一是“自邕州左江永平寨，南行入其境機榔縣，過烏皮、桃花二小江，至浦定江，……凡四日至其國都”〔5〕安南國條；二是“自太平寨東南行，過丹特羅江，入其諒州，六日至其國都”；三是自右江温潤寨入其國。四是自安南的永安州，用小舟至欽州港，朝發暮到〔5〕地理門；五是自欽州水陸兼行，“自欽西南舟行一日，至其永安州。由玉山大盤寨過永泰、萬春，即至其國都，不過五日。”〔5〕安南國條但自欽州經海路到交趾是最便捷的通道。

　　2．欽州成爲中越官方使者往來的必經之地

　　“欽、廉皆號極邊，去安南境不相遠” 〔5〕地理門。宋以後的史書，常稱廉州“舊時爲入安南之道”，可見此前的廉州是入交趾的主要道路。宋代，欽州通交趾，陸路可由襄州直達交趾，海路可渡海出安南。安南“東有小江過海至欽、廉”〔5〕安南國條，其國人一般是“率用小舟，既出港，循崖而行，不半裏即入欽港……朝發暮到”〔5〕邊帥門，十分便利。由於從欽州至廉州的航綫“亂流之際，風濤多惡”，“异時安南舟楫多至廉，後爲溺舟，乃更來欽”〔5〕邊帥門，在邕州、欽州道路暢通之後，廉州一道逐漸衰落，欽州港取代了廉州。

　　由於欽州渡海通安南是當時最便捷安全的通道，“正使至廉，必越欽港”，欽州便成爲中越兩國官方使者往來的必經之地。如宋嘉佑五年（1060年），交趾寇邕州，殺五巡檢驟。餘靖爲廣西體量安撫使，移檄交趾。交趾即“械五人送欽州，斬於界上”〔7〕。這事發生在邕州，却移交至欽州處理，很大程度上是考慮到道路的便捷。元豐四年（1081年）十二月，宋神宗詔令廣西經略司指揮“自今有賜安南詔命，令欽州關報本道，候遣人至界首迎接，乃得付之”〔8〕卷321。此外，兩國投遞公文也主要以欽州爲通道，“欽州探海往其郡永安州投公文，不容民間交語，館之驟亭，速遣出境，防之甚密。其國人貢，自昔由邕或欽入境。蓋先遣使議定，移文經略司，轉以上聞。有旨許其來，則專使上京，不然則否。”〔5〕安南國據統計，宋代來華朝貢的國家有26個，朝貢次數達302次，其中安南45次、占城56次、真臘，三佛齊33次、大食40次〔9〕P101-104，這是宋代接受海外國家朝貢較多的表現，也反映了宋代經過廣西北部灣等地的朝貢貿易的繁榮。

　　3．設立了專門管理對外貿易的機構

　　宋朝“……自東北而西南，其行至欽州止矣。沿海州郡類有市舶”〔10〕航海外夷條。1010年，北宋朝廷准許在廉州及欽州如洪寨(今欽州黄屋屯一帶)設互市，在廉州設沿海巡檢司“掌番貨海船征榷之事”〔11〕卷167，具有市舶的職責。欽州“港口置扺掉寨以誰何之，近境有木龍渡以節之，沿海巡檢一司，迎且送之”〔5〕邊帥門。進一步加强了管理和防守。

　　4．欽州博易場成爲中國西南地區對外貿易的主要交易地

　　大中祥符二年（1010年），安南王遣使要求互市於邕州，宋真宗給予拒絶，要求遵舊制，“止許廉州及如洪寨互市”，這説明此前如洪寨已是中越邊民的交易場所。爲了便於欽州與安南間的交易，元豐二年（1079年）六月，廣南西路經略使上言“欽、廉州宜各創驛安泊交人，就驛置博易場，委州監押、沿海巡檢兼管勾”〔12〕番夷，從之。於是置有江東驛，欽州博易場誕生。

　　博易場是以中越兩國商民交易爲主的國際貿易市場。交趾商人“循岸而行”，“舟楫往來不絶”。小宗的交易有鬥米、紙筆、尺布等，大宗交易則有金銀、銅錢、沉香、光香、熟香、生香、真珠、象齒、犀角等，尤其是有富商“自蜀販錦至欽，自欽易香至蜀，歲一往返，每博易動數千緡”〔5〕欽州博易場。博易場成爲中國古代最大的對越貿易市場。

　　5．在欽州交易的物品種類較多

　　“凡交趾生生之具，悉仰於欽”，有交趾人“以魚、蚌易鬥米尺布”〔5〕欽州博易場，交趾方所售商品還有金銀、銅錢、沉香、光香、熟香、生香、珍珠、象牙、犀角等。我方貿易品種有小商近販紙筆、米布及富商從四川販來的蜀錦等。兩廣稻米“常歲商相轉販，舶交海中”〔13〕卷五。此外還有用於製造船柁的烏婪木，“在欽州只數百緡，至番禺、温陵，價格增十倍”〔5〕花木門。南方號稱桂海，桂枝、肉桂、桂心的藥用價值皆很高， “桂産於賓、欽二州……於欽者舶商海運，致於東方”〔5〕花木門。

　　6．欽州成爲越南及廣西沿海的一個中心市鎮

　　大中祥符五年，宋朝下令：“瀕海之民常懼交州侵擾，承前止令互市於廣州及如洪寨”〔8〕食貨三八之二九，欽州如洪寨（位於今欽州市欽南區黄屋屯鎮）是宋政府法定開放的對外貿易市鎮，欽州博易場也是“舟揖往來不絶”，成爲各種商品聚集的市場，具有貨物聚積之地和帶動周圍市場發展的雙重作用。

　　四、宋代廣西北部灣海上對外交往所折射的信息及其與“南海Ⅰ號”的關係

　　欽州港的繁榮是宋代海上絲綢之路繁榮的一窺。宋代，中國的對外交通重心由西北陸路轉向東南海洋，海外交通貿易迅速發展。南海航綫是宋代海外交通的重要航綫，從中國的泉州或廣州港出發，由南海南下可至中南半島、菲律賓群島、阿拉伯半島等地，甚至遠及東非、地中海沿岸。中國東南沿海出現了一批對外貿易的港口。在廣南西部沿海，沿欽州、廉州海岸南下即達交趾，並可下南海諸國。欽州到交趾一綫本是漢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必經之路，由於廉州至欽州沿綫海域航海條件較差，隨着宋代欽州與安南間道路的拓展，欽州沿海港口便取代廉州，發展對越貿易，形成宋代南海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個局部繁榮。

　　宋代，廣州與欽州之間一直有頻繁的經濟往來，“南海Ⅰ號”的發掘地也是廣西北部灣商船的經過地。廣州是廣南地區交通的總樞紐，從廣州沿海岸西行可達欽、廉兩州。廣州當時生産的遠洋船“木蘭舟”屬“持萬斛之舟”，其桅杆長３丈，動輒行駛數萬裏，桅杆是否結實是關鍵，所以一定要用欽州出産的紋理堅密的烏婪木製造。《嶺外代答》載，欽州山中有兩種奇材，一種是紫荆木，堅硬似鐵，色如燕脂，數百年不腐壞；另一種叫烏婪木，專門用來造大船之桅杆。造一雙桅杆的烏婪木料，在欽州山中價值不過數百緡，一運到廣州，就翻漲10倍，仍供不應求。由於以廣州爲中心的海外貿易的發展，造船業的興盛，對欽州烏婪木和紫荆木的需求不斷，欽州與廣州之間有較爲頻繁的往來，“南海Ⅰ號”發掘地所在的陽江海面應該是廣州與欽州之間商船往來的經過地。但它不以運送陶瓷品爲主，而是以運送船舵爲主。

　　另外，欽州坭興陶號稱中國四大名陶之一。欽州坭興陶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隋朝時期，到宋朝時有較大發展，這應與南海海上絲綢之路上繁榮的陶瓷運輸所帶來的影響有關。

　　綜上所述，兩宋時期，中國海上貿易空前繁榮，留給後人的最直接的航海物证就是“南海Ⅰ號”沉船的發掘。“南海Ⅰ號”所反映的經由中國南方沿海的對外交往是宋代中國海外交往總特徵的體現，而廣西北部灣各港口特别是欽州港的對外交往是宋朝海外交往繁榮發展的一個局部縮影，其客觀影響遠遠超過當年的漢朝海上絲綢之路。

　　注釋：

　　〔1〕（漢）班固撰，（唐）顔師古等注：《漢書·地理志》，中華書局1982版。
　　〔2〕（南朝宋）範曄撰，（唐）李賢等校：《後漢書》，中華書局點校本1965版。
　　〔3〕（唐）李肇：《唐國史補》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4〕（唐）劉恂《嶺表録异·海鰌魚》，出自王叔武校，林超民主編：《西南古籍研究2001年》，雲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5〕（宋）周去非著、楊武泉校注：《嶺外代答》。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6〕（後晋）劉煦等：《舊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版。
　　〔7〕（宋）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録·尚書餘襄公》卷9，四部叢刊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11月。
　　〔8〕（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中華書局標點本1995。
　　〔9〕李雲泉：略論宋代中外朝貢關係與朝貢制度。山東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二期。
　　〔10〕張堉春、陳治昌：《廉州府志》卷14，道光13年仲冬重修刊印，海門書院文昌閣藏。
　　〔11〕馮承鈞：《中國南洋交通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版。
　　〔12〕郭聲波點校，《宋會要輯稿·蕃夷道釋》，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年10月。
　　〔13〕朱熹《與建寧諸司論岩濟札子》。選自〈晦庵先生朱文化文集〉(卷三十六)四部叢刊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11月。

　　吴小玲（廣西欽州學院商學院北部灣歷史文化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