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是中山大學地理學80年，借此機會回顧這門學科發展歷史，總結其規律、經驗和教訓，作爲繼續前進的借鑒，十分必要。基於這一旨趣，本文擬以學科發展時間爲經，以學科特色、成就和貢獻爲緯，從整個地理學和全國空間視野，闡述中山大學地理學走過的道路、學科特色社會貢獻，展望發展前景，並以此共勉於全國同仁。



　　中山大學地理學80年發展歷程，按照學科發展背景、結構變化、成果大小、地位强弱等差异，可劃分如下幾個階段。

　　1．建國前：自然、人文地理學並重時期

　　中山大學地理學一秉西方地理學劃分爲自然、人文地理學兩大門類傳統，從1929年地理係創辦伊始，即將兩者並重，實施於地理教育和研究，並取得突出成就，處於全國領先地位。

　　中大地理係首創者爲德國地理學者W·克勒脱納（W· Credner）和W·卞沙（W·Panzer）。德國是近代地理學的摇籃，是自然地理學大師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和人文地理學大師李特爾（Carl Ritter, 1779-1859）的故鄉。這兩位首創者將德國自然、人文地理學帶來中大地理係，在課程設置上充分反映了這兩門學科並重特點。如到1932年，該係必修和選修課程達43門，其數量之多居全國地理係之最。屬自然地理的有地文學、地球形態學、氣候學、生物地理、土壤地理、水界地理、世界人種等，屬人文地理的有經濟地理、人生地理、殖民地理、政治地理、都市地理、人文地理等，至包括兩者的區域地理也爲數不少，如中國地理、亞洲地理、歐洲地理、南北美洲地理、日本地志、歐洲地志等  〔1〕。另特重視野外地理實習和考察，自然、人文地理現象悉在其中。這顯示自然、人文地理並重，地理學是一個整體，不能割裂。按這個課程體系培養出來的學生，地理知識面廣、動手能力强，野外工作過硬，多成爲出色的地理學者。建國後中科院地理界院士如黄秉維、周廷儒、周立三，以及林超、羅開富、羅來興、徐俊鳴、何大章、曾昭璇、鐘功甫、鐘衍威等，皆集自然、人文地理於一身，在中國地理學園地上大顯身手。

　　2．建國初至改革開放前：自然地理與經濟地理二元論時期

　　建國初，在全盤蘇化背景下，中大地理係在批判西方地理學、徹底否定人文地理學之同時，大量引進蘇聯地理學，完全按照蘇聯地理學模式設置專業和課程，走上蘇式地理學發展道路。1952年中大建立自然地理專業和1956年建立經濟地理專業，即以莫斯科大學地理係這兩個專業架構爲藍本，從課程設置、使用教材、考試、實習等一律照搬。中大地理學原先的特色和優勢很快消失，地理學被簡單地劃分爲自然地理和經濟地理兩大部分，即蘇聯地理學的二元論占了統治地位，它過分强調自然地理和經濟地理的獨立性，忽視了地理現象的整體性和統一性，不利於學科的發展。雖然如此，蘇聯地理學畢竟有它的先進性，在它的框架内，中大地理係邀請蘇聯專家舉辦景觀學進修班，全國高校地理教師數十人參加聽課，他們對我國綜合自然地理學發展作出積極貢獻。與此同時，地理係憑藉它有着悠久歷史的外語優勢，組織翻譯大量蘇聯地理學著作，其數量之多，涉及面之廣，在全國同行中堪爲翹楚，僅1956-1963年，即達18種〔2〕，如唐永鑾、王正憲教授等譯C·B·卡列斯尼克《普通地理學原理》（上、中、下三册）爲當時世界上最有權威的自然地理原理性著作，後爲我國高校地理係各專業普遍采用，至今仍未過時。得益於與建國初國家經濟建設密切結合，到上世紀60年代初，中大自然地理出現飛躍發展和學科進一步分化局面，從過去區域描述進入自然地理結構和過程爲主的綜合整體研究，一方面是學科内部分化，另一方面又不斷加强與相鄰學科的交叉和滲透，這兩個相輔相成的過程不斷推動自然地理躍上新臺階，結果是中大化學地理、水化學和水熱平衡研究异軍突起，形成專業内三個新方向，令全國同行刮目相看。1964年地理係編印《海南島自然地理論文集》即反映了以上方向的研究成果。

　　在引進蘇聯經濟地理過程中，在蘇聯原來就有分岐的主張經濟地理研究“生産配置”的經濟學派和主張研究“生産力配置”的區域學派兩種相左的觀點也同時被引進來，並在我國經濟地理界引起熱烈争鳴。從1958年開始，中大地理係主任曹廷藩教授相繼撰文近20篇，全面系統、辯證地分析了這些流派的學術根源、内涵、特徵、優點和缺點，使他極力主張經濟地理對象是研究“生産配置”這一科學論斷爲全國同行大多數人所接受，從而結束了以中國人民大學孫敬之教授爲首的北方學派和以他爲首的南方學派長達10年之久的學術争論，曹廷藩的經濟地理基本理論自此被視爲我國經濟地理的圭臬，這也是地理係經濟地理一項最重要理論成果。自此，中大地理係成爲我國經濟地理一個中心，它培養大批經濟地理人才散佈全國各地，爲我國地理事業作出重要貢獻。

　　無論自然還是經濟地理專業師生，都廣泛參加建國以來開展橡膠宜林地選擇和熱作綜合考察、珠江流域調查、南水北調調研、農業區劃、作物布局，以及《廣東省地圖集》編纂等，這些前所未有成就，使中大地理學獲得了空前進步，在全國享有盛譽。

　　3．改革開放以來：人文地理復興和地理學綜合發展時期

　　經過10年動亂，中大地理學在改革開放後走上繼續前進的康莊大道，首先是站在上世紀80年代以來人文地理在我國復興潮流前沿，不但70年代認定城市規劃繼續成爲經濟地理在中大發展的一個主要方向，同時帶動了人口地理、旅遊地理、歷史地理、文化地理、政治地理等人文地理分支的振興，特别是城市地理、旅遊地理在中大异軍突起，涌現許學强、閻小培、保繼剛等人文地理學者群體，他們關於城市化、旅遊理論與實踐系列創新成果獲得同行高度評價。許學强1988年出版的《現代城市地理學》專著被學界認爲“具有我國最高水準”和“國際意義價值”。許學强等這些創新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人文地理學在中山大學復興的標誌，並産生了重大影響。1994年成立中國地理學會城市地理專業委員會，掛靠在中山大學城市與區域研究中心，許學强任該委員會主任委員，並藉助於與香港、加拿大等的合作進行研究生培養和科學研究，牢固地樹立起中大人文地理學在國内外的領先地位。2002年中大人文地理學被確定爲國家重點學科，即與此有不可分割關係。

　　在自然地理方面，80年代以後，立足於學科原理，不斷增强河流碳通量、碳雙同位素等地球化學新方法、新手段應用，緊密聯繫資源開發、國土整治、環境保護和區域可持續發展等問題，開展與之聯繫研究，在河口海岸、丹霞地貌、海岸風沙地貌、土壤與生物地理等傳統學科領域取得令人矚目成就。在珠江流域綜合地表過程與河流碳的生物地球化學循環、華南土地資源調查、評價與規劃等方面形成新的學科增長點，完成多項國家、廣東省自然科學基金項目，以及大量地方應用項目，發表多篇（部）高水平論著，使一度分散、削弱的中大自然地理重新崛起。但這是伴隨着與人文地理相互交叉、滲透、綜合研究過程，例如區域可持續發展、土地資源評價與開發利用等就要求兩者的參與和配合，特别是經濟社會進入發展新階段的廣東。大量應用性課題促使中大地理學各分支紛紛走上綜合研究道路，成爲新階段中大地理學發展最重要一個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