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是畲族住居較少的省份，人口不足3000人，但根據傳說，各地畲族的祖籍在廣東潮州府的鳳凰山區，因此，在畲族史上研究廣東畲族早期歷史的發展顯得特別重要。近年來，民族學界對畲族族源問題展開了有益的討論，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可是，我們也應該承認，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還不少。下面，就我接觸到的有限材料，對廣東畲族族源問題談談個人的意見。不妥之處，請大家指正。

　　一

　　我是主張瑤、畲同源的，但不等於說畲族是瑤族的一支。

　　瑤、畲兩族同源，有人用盤瓠傳說、語言材料、漢文史料論證過，就廣東而論，有關的地方誌亦不失為一重要的線索。

　　從地方誌看，像聚居于博羅、增城兩縣交界羅浮山區的畲族，過去一直以“盤瓠種族”的“徭”、“山徭”“徭人”、“徭民”或分“盤、藍、雷三姓”的“徭戶”稱之，以別於“土著和客家”［1］；明代縣官雜職中，增城從隆慶三年（1569年）起設有“撫徭官”，到了清代，仍沿明制。而博羅之“徭”有“撫徭官黎姓者為之，家增城，片紙傳語……諸徭無不奉命”［2］。據同治《增城縣誌》載：“徭官所轄諸輋”，計在博羅者十三處、增城者九處。以今地名證之，除博羅的嶂背，增城的下水、榕樹窿、通坑等三處外，其他的地點都沒有“徭人”的足跡了。像博羅縣屬的“蘇羅”（今作“酥羅”），“乃羅浮最深處”，系“酥醪洞中村名”，“徭人居之”。到了光緒七年（1881年）撰《浮山志》時，酥醪洞中蘇羅等十二村凡四百餘戶都是趁“明末諸徭因亂他徙”之後，作為非盤瓠種的“佃戶”，招來耕種環洞四周酥醪觀中“稅田”的；只有西邊的禿嶺凹有二十餘家盤、雷、藍三姓“遷徙未盡”的“徭戶”。

　　再說省內畲族聚居較多的潮州府潮安、豐順兩縣鳳凰山區，同樣明確有“山輋”亦皆“徭類”的記載［3］。直到明代，我省東部、北部鄰接江西、福建兩省諸郡，有不少瑤族生息其間。他們苦於統治者“征輸之劇”，揭竿而起，被當時的統治者誣之為“徭賊”或“畲賊”。今東江上游的和平縣治是都察院右僉都禦史王守仁巡撫南贛，於正德十三年（1518年）鎮壓了以“自稱盤皇子孫”的謝志珊、藍天鳳為首的贛州畲、漢等族人民起義後，為“控制徭洞”，“興起學校”，“移風易俗”，以便“久安長治”而“添設”的。有的地方於“大兵進剿”後，“給與冠戴，重設徭官”治理［4］。對於“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的“徭賊”或“畲賊”，曆明清兩代的壓迫，“同土齊民”，或他徙，或混化於當地人口之中，更不復以“徭輋”為名了。

　　如果瑤輋兩族不是同源，潮州府的“山輋”何由稱之為“徭類”？在明代統治者眼中，為何對同一地點的少數民，時而稱“徭”，時而言“畲”？上引羅浮山區古今同一地點的居民，又何由地方誌記作瑤民，而今天卻識別之為畲？這些只是歷史的巧合？當然不是。

　　民族是歷史上形成的具有一定的共同語言、地域和生活方式等特徵的特定的共同體，其形成和發展的過程無疑是一個複雜的、不斷分化、改組和融合的過程。由於民族之間相互接觸、相互依存，可以這麼說：沒有異族因素的“純”民族在世界上是不存在的。在考察某一民族的歷史時，忽視甚或排斥某一民族與別的民族在族源上的聯繫，顯然是背離了每一個民族形成和發展過程的歷史實際的。在畲族族源問題上，有的人為了否定畲族是瑤族的一支而反對瑤畲同源，筆者認為這一觀點是值得商榷的。

　　二

　　在族源問題上，畲族的原始住居地在哪裡？學者的看法也不一致。像瑤族一樣，畲族源于“長沙武陵蠻”一說，已引起更多學者的懷疑。就廣東境內的畲族來說，從史料上迄今仍找不到與“長沙武陵蠻”存在過歷史聯繫的直接線索。

　　筆者認為：“長沙武陵蠻”地望不是今天畲族的原始住居地。漢晉時代，作為盤瓠之後的地區並不止于“長沙武陵蠻”的居住地。幹寶《搜神記》說：“今即梁漢、巴蜀、武陵、長沙、廬江郡夷是也。”幹寶《晉紀》又雲：“武陵、長沙、廬江郡夷”考察他們當時分佈的地域，已廣及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陝西諸省了。幹寶《搜神記》和《晉紀》都比《後漢書》早出，可見，當時信奉盤瓠的族體已不限於“雜處五溪之間”這一部分地區的盤瓠後裔。因此，我們不能說信奉盤瓠傳說的族體統統出自“長沙武陵蠻”地區，為長沙“武陵蠻”之後。比如福建“自稱盤王后”［5］，江西貴溪“其先高辛氏……盤瓠之裔”［6］，浙江處州被“斥為盤瓠遺種”［7］以及廣東“本盤瓠種”的畲族，除確指是盤瓠之後外，目前仍未找到上承“長沙武陵蠻”之後的線索。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

　　問題的另一個方面，倒是如何正確地評價盤瓠傳說的問題。有的人認為把這一世代沿襲的傳說附會於某一族體完全是“天方夜譚”，全盤否定了傳說的歷史作用，那就只能以正史《後漢書·南蠻傳》為准，這也許是把畲族源于“長沙武陵蠻”，畲族原始住居地止于“長沙武陵蠻”地的原因。

　　盤瓠傳說從表面上看來，似乎是荒誕無稽，但它畢竟是反映一個群體“童年時代的一面鏡子”。傳說高辛氏，即帝嚳，出自高辛氏之世，距今已四千多年了。畲族的歷史，源遠流長，她的原始住居地，理應是源不是流，作為盤瓠之後的“長沙武陵蠻”地，依我看，僅僅是屬於漢晉時代盤瓠子孫流中之一。那麼，她的源頭只能上溯至漢晉時代以前。

　　至於各地畲族流傳他們的祖籍在廣東潮州府鳳凰山的說法，據近人調查，目前尚不能得出肯定的結論。而鳳凰山區的畲族是否土著，也沒有一個被訪問者能說清楚的。其他省區，像江西東北地區畲族人民傳唱的“盤瓠王歌”就明確其遠祖不在潮州府鳳凰山地。所以說，祖籍問題還未真正解決。

　　三

　　畲族不是從天而降的，她自身有著形成和發展的過程。在族源問題上，如何得出符合本民族歷史實際的科學結論，確實是當前急待解答的問題。

　　從人類學角度看，一個民族既是許多不同的相互聯繫的因素的群體，又是許多不同的相互聯繫的因素的產物。因此，要探求包括族源在內的民族歷史問題，那就要求我們以整體的、綜合的觀點和科學的、比較的方法，盡可能吸取多種學科的研究成果，從更多的、不同的側面開展工作。所謂整體的、綜合的觀點，就是從總體上、本質上瞭解這一群體，並就這一群體形成和發展中的諸因素——生物學上的、自然生態的以及社會文化等等之間作出動態的相互聯繫的瞭解。

　　筆者認為，跟其他民族的族源問題一樣，畲族族源問題的完滿解決絕不是單一學科所能勝任的。關於畲族族源問題，在過去的文獻中一般多於推測，與其他學科結合起來考察的少，甚至某一學科的研究成果一直得不到應有的重視。

　　且不說個別人在文獻堆裡談族源，為盤瓠作考證，即使是掌握實地調查的民族學材料，也只能說是瞭解問題的一個側面。如果沒有更多的學科所提的側面來比較綜合，那麼，要瞭解的問題還是若明若暗的。

　　比方說，各民族的語言，“有點像考古學上所說的文化堆積層，是由不同的歷史時期一層一層地堆積起來的”。它“又像一座歷史博物館，裡面陳列了各個歷史階段留下的文物。因而，從現在語言的特徵上，有可能看到民族的過去，可以追溯歷史上不同民族之間的聯繫”。特別是“對於研究缺乏史料記載”、“沒有自己民族文字的民族”，其語言的“可靠性不亞於文物化石等物質證據”［8］。對廣東畲族的語言，不少學者作過有益的研究，為進一步探索古代的畲族這一族體在形成發展過程中的原委以及與哪些族體有親緣關係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考古學方面的材料，目前比較缺乏，但有人利用我省梅縣發現的一批新石器時代晚期遺物來支持畲族的祖籍在潮州府鳳凰山區以及閩粵贛三省交界地區是早期定居區的看法［9］，這一嘗試是值得提倡的。

　　如何應用人體測量、生理生化、遺傳學等知識，為取得畲族人體測量資料、生理生化指標以及遺傳基因的頻率與分佈等等資料，通過多種分析和比較研究，以便揭示畲族本身的面貌以及與其他民族的親緣關係，闡明其分化、改組和融合情況，從一個側面有助於族源的解決，目前還是一個空白點。希望有關方面給予支持，把這一工作開展起來。

　　當然，其他學科包括自然科學可能提供的情報，對解決畲族族源問題有所啟發和幫助，都應該受到重視。

　　總之，提倡整體的、綜合的研究，運用多種學科的知識，對某一特定問題的解決，其所取得的成果是單一學科所不能比擬的。筆者認為，對畲族族源問題以及其他歷史問題的深入研究，應該朝這一方向去努力。

　　（原載施聯朱主編：《畲族研究論文集》，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

　　注釋：

　　［1］乾隆《博羅縣誌》，嘉慶《浮山小志》，嘉慶《浮山新志》，同治《增城縣誌》和光緒《浮山志》。

　　［2］同治《增城縣誌》卷一，《徭人》。

　　［3］李調元《南越筆記》卷一，《雜錄》；光緒《海陽縣誌》卷四六。

　　［4］明王守仁《王文成公全集》卷九；卷一○；卷一一。

　　［5］清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第一六冊《福建》。

　　［6］同治《貴溪縣誌》卷一四。

　　［7］光緒《處州府志》卷二四，《風土》。

　　［8］馬學良、戴慶廈：《論“語言民族學”》，載《民族學研究》1981年第1輯。

　　［9］吳炳奎：《梅縣新石器遺物與畲族歷史》，載《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2年第3期。

　　（容觀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