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我並没有寫《我佛山人評傳》的想法，只是打算在地方上的文史刊物發表一些小文章。而且，我們這些打文史“業餘波”的小人物，往往不敢輕易制定宏大的長遠研究計劃。八十年代初，我的書架上只有魏紹昌的《吴研人研究資料》和《李伯元研究資料》以及阿英的《晚清文學史》……。研讀之後，翻了一下近代文學史研究目録，發覺有關吴趼人研究的資源過於稀薄，若認真寫起來，困難不少：

　　一、没有長篇評傳或傳記（直到今天還未有一本專業性的《吴趼人評傳》出版）。

　　二、没有年譜（1985年才有王俊年先生所寫《吴趼人年譜》的連載）；看來首先要自撰一本長篇資料性質自用的《吴趼人年譜》。

　　三、没有吴趼人研究的專門論文集出版。只能自已收集。那時盧叔度主編的《我佛山人文集》還未出版。

　　四、收集晚清小報和晚清小説期刊（影印）不容易。六本一套《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匯録》多年也收不齊。

　　五、吴氏十七八歲從家鄉佛山到上海謀生之前，幾乎空白。這是傳記不允許的。

　　六、尋找吴氏佛山家世的文獻，如家譜、族譜、房譜之類如大海撈針。這也是研究歷史人物不允許的。只好在佛山開始漫長的尋找吴氏族譜的歷程。

　　七、研究中發覺，吴趼人先生一生身負三種過渡；

　　⑴從古代到現代社會的過渡；

　　⑵從晚清專制到民國共和制度的過渡；

　　⑶從中國古典文學（包括從古典小説，文言小説文體過渡到現代小説，現代白話文體式……）到現代文學的過渡。

　　問題是這三種過渡在上海幾乎都呈現一種中心地位的意義。於是整個吴氏研究不能不加上這三重過渡色彩的濾光片。不得不多次前往上海，尋找晚清的時空感覺，書架上上海商會史、上海地方資料叢刊、洋務運動史料叢刊、上海文學史、中西文化交匯……等文獻書籍，開始逐漸爬上我的書架。

　　在吴氏晚年思想研究過程中，發覺吴氏的曾祖父吴榮光的思想文化對吴氏晚年影響十分大，吴榮光詩文集又成爲不能不閲讀的必修古詩文，此其一面；另一面是吴氏在庚子過後的1903年、1904年左右開始向國粹思潮靠攏，向老同鄉鄧實、黄節所主持的國粹雜誌《國粹學報》、《政藝通報》尋找解壓解脱的思想工具，而引爲同道。這樣晚清文化思潮便成爲了吴氏研究的一個重鎮。

　　我權衡了一下，若要沿着這條路走下去，幾乎要耗去我後半生相當的業餘時間，也没有回頭路。比如要訂的雜誌：《近代史研究》和《明清小説研究》……又如要買的書籍……。

　　以上都是極可能没有結果的人生苦鬥。

　　上述只是舉幾個例子而己，類似吴氏研究專題重鎮有二十多個。盡管困難重重，但是人生高級的興奮和愉快，不也正是來自重大的挑戰，來自没有涉獵過的知識領域和境界嗎？而且業餘也有好處，没有什麽身敗名裂的擔憂，不以物喜，不以名憂；静下心，慢慢磨。就這樣，不覺磨了三十年。 直至2000年有位報人勸我試寫《我佛山人評傳》。雖然，當時我還未退休，没有足够的時間，但是當時恰好是我另一個研究方向“木魚史研究”的稿本第二次修改，增加了先秦考證和敦煌佛曲考證難度最大的部分，我於是采取拼命三郎的氣勢。交替在兩個截然不同的論域中輪流寫作。欲速而不達。因走路時老想着兩本書的修改和寫作，結果，撞上了汽車，躭誤了一個月。

　　人生有一份挣錢喫飯養家的職業，又要兼職搞點小錢買那必買又永遠買不完的書，晚上，吴趼人研究—木魚史研究—廣東天地會研究，三個絶然不同的方向，我都以生命透支爲代價，除了本職和睡覺外，永不停息。

　　我向來不會讓人理解我這個連自已也説不明的人生。唯有以研究中的境界和終極彼岸的昇華，自我愉悦，自我取暖；把地方文化和中華本土文化的傳承和發展作爲一個普通知識分子生命存在的價值和動力，作爲彼此精神生命的認同和生存的終極關懷。

　　終極關懷與一般關懷不同，一般關懷産生於人的具體需要，呈現出一個直接而明確的判斷；它要求單獨的佔有對象，即今天所説的具體利益——衣食住行，名利，而終極關懷則從有限的存在中尋找和發現無限。這種關懷常常表現爲一種悖論性關係。它永遠擁有終極性的目標而又不能佔有終極。象一個人在陽光下追逐自己的影子，也類似於中國文人的一個悖論性的命題：文章憎命達。

　　吴趼人先生的偉大之處，不在於他對小説方法借鑒中外，也不在於他的小説對社會認識的具體價值，而在於他對中國何去何從深度的憂慮，在於他對中華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交匯和碰撞過程中的深度關懷，在於這種終極關懷意義上不斷探索的勇氣，以及至死方休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