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初，我從南海縣調回佛山市城區工作，宿舍就在新文街，左邊不遠是祖廟，右邊是人民路，和田心裏的吴氏大樹堂舊址遥遥相對。我的書不少，足有一卡車，但單位只分配給我一間房，十平方米。於是我給這立錐之地起了一個雅號：十方堂。既實指十平方，又有思維視野指向十面十方，當然也是廣州話諧音：“甚（爲）荒唐”之意。

　　這時候有兩件事促使我改變研究社會的方向。一是1983年我在杭州買到了一本譚正璧、譚尋父女所著的《木魚歌潮州歌叙録》，遂把我以後數十年的業餘興趣的一半留在木魚書之中；二是1981年，在北京路廣州新華書店工作的朋友唐均衡給我拿來了兩本魏紹昌著的書：《李伯元研究資料》和《吴趼人研究資料》。我暗地吃了一驚：吴趼人不是佛山吴氏大樹堂最出色的後人，後來跑到上海去辦小報，寫小説；而李伯元不是和吴趼人齊名的報人和小説家嗎？做學問需要敲門磚，上述三本書就是我研究學問的“敲門磚”。

　　不久，中大黄天驥先生寫了一封私人信件，介紹我認識從20世紀30年代就開始研究吴趼人的盧叔度老師。他見面看完信件，第一句話是：“哈哈，你與你祖父太像了。”“唔、唔，十分像任醫生。”我也笑起來，大家相視而笑。

　　此後我的吴氏研究生涯有了第一位導師。由於他的觀點和性格與我甚爲相投，於是盧教授又多了一位古代師徒相授式的弟子和一位彼此無話不説的忘年交。一年後，師徒投契之極，真有“執子（弟）之手，與子神遊”之感。後來，我個人業餘研討吴趼人的圈子多了一位高齡的李育中先生。有趣的事情越來越多，兩個老人曾爲吴趼人兒時究竟多少歲離開北京回佛山，一歲、二歲或三歲，争拗得面紅耳赤，各不相讓……

　　盧老師提議我到北京文學研究所走一趟，開眼界，見世面，有“轉益多師是吾師”之意。我受到了年長的王俊年和年輕的林崗的熱情款待，特别是得到剛離休不久的許覺民（潔泯）先生的教誨。許氏雖爲副部級幹部，原所長、書記，並不因我是南方水鄉而來的布衣而冷拒，待人甚爲隨和可親。許氏之前所寫的現當代文學評論，我大半用心看過，因此，不但有共同話題，而且討論甚爲“入港”。老一代革命知識分子的風範猶存，令人敬佩，其音容笑貌，至今深刻銘記。回禪之後，更覺得在研究吴趼人和晚清整個社會時代的道路上，愈加堅定和倍增信心。

　　每天晚上，我繼續坐在十方堂的窗口，遥望着吴氏大樹堂的舊址，思吴氏大宅院古之幽情——想像着二百多年前吴大樹堂在道光年間吴榮光時代的全盛日子……

　　回憶終於完成《我佛山人評傳》這個宏願，感慨我所走過的崎嶇道路和所遇見的人和事，是永遠寫不盡道不完的。記憶之門稍開，思緒紛至沓來，上面所寫只不過是其中一滴水而已。

　　此書能成功出版，首先要感謝我的夫人冼麗聯。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她操持一切家務，付出了無數精力，使我寫作無後顧之憂。其次是友人曾國城夫婦，二十年來，打字、校訂、整理文稿，不計其利，不計其數。三是佛山文化廣電新聞局公孫寧等領導多方關懷，經濟上廣電新聞局給予大力支持。四是佛山博物館副館長劉建樂先生、華女、黄虹等衆位同仁，對我多方支持，照顧備至。若没有上述京、佛、廣三地各方有識人士之幫助，此書稿斷無成册出版之日。

　　

　　　　　佛山任百强　　　

　　　　　　 2008年6月1日於佛山蘭臺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