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現代

　　“噲！伙計！到了地頭了！你看大門緊閉，用什麽法子攻打？”

　　“呸！蠢呸！蠢材！這區區兩扇木門，還攻打不開麽？來，來，來，拿我的鐵鎚來！”

　　“砰訇！砰訇！好響呀！”……

　　“既然這麽着，你上去把四面的小窗户，都用柴草塞住了，點上一把火。”

　　“可以，我就干這個。”

　　…………

　　

　　這是吴趼人《九命奇冤》小説的開頭，36句對白，比劇本還簡潔，少了姓名、身份。簡直是電影片首蒙太奇倒叙，36幅多角變角場景的有聲對白鏡頭。

　　讀者從開頭突兀、高潮迭起的情節，話語情景的暗示中想像：大鎚揮動、撞門聲、呼吸聲、烈焰騰空噼啪聲……

　　這些是什麽人？爲什麽要放火殺人？從哪裏來？又到哪裏去？能順利得手嗎？後來……伏法了嗎？

　　情節簡單而又刺激，並留下可疑而又懸念的綫索空間；

　　氣氛，擰得出汗水；情節，布滿張力；

　　節奏，隨事態控制讀者的心脈和呼吸。

　　神經一面感受着高峰體驗；

　　精神一面享受着審美上巨大的滿足。

　　也使習慣休閒悠然和順序閲讀的晚清讀者幾疑手操水晶球，先看未來高潮；又仿似魔法鏡中，先選取觀看一段犯罪實况記録。這種學習西方小説技巧倒裝手法，導致中國小説叙事模式的歷史轉變，使《九命奇冤》成爲第一部“實驗”成功的近代小説。

　　什麽是小説現代化？如果從舊小説通過一道橋樑，達到現代小説。這道橋無疑是過渡性的新派小説，而首先在建橋者中最有貢獻之一，無疑是吴趼人。他的小説《九命奇冤》和《查功課》等，就代表着中國小説最先向現代性邁出的重要一步。

　　最贊賞吴氏大膽嘗試布局結構上新方法的，首推胡適先生。他在1922年所寫的《五十年文學的變遷》中説：

　　

　　“《九命奇冤》便不同，他用……西洋偵探的布局來做一個總結構，繁文一概削盡，枝葉一齊掃光，只剩大命案的一個起落因果做一個中心題目。有了這個統一的結構，又没有勉强的穿插，故看的人的興趣自然的自始至終不致厭倦，故《九命奇冤》在技術一方面要算最全備的一部小説了。”

　　

　　由於胡先生説得準確和精彩，令後來者至今經常引用。在時間倒裝方面，吴氏顯然是不甚滿意中國小説以往慣用的以年代順序來安排情節的老傳統。第一頁便起筆突兀，揪人心悸的聲色動作，七屍八命的殺戮場面，先聲奪人——以案件的高潮，作爲本書開篇。

　　他成功地兼顧兩者：一方面把書中情節在四次倒叙中時空切换，空間轉换，安排和處理得極爲精巧和成熟；另一方面在倒叙中又滲入中國俠義章回小説中“繪聲狀物，甚有平話之氣”的傳統技巧，使晚清習慣直綫叙述的讀者不覺其怪其難。連捷克和加拿大的漢學評論家也認爲《九命奇冤》富有匠心，交錯地運用倒叙法，相當成功。因而吴趼人被認爲是“中國小説叙事模式轉變”貢獻最大的晚清小説家。當然，吴氏之功勞有一分屬於他的摯友周桂笙的啓發，因爲上面已有詳細分析和叙述，這裏不再贅言。

　　

　　檔案·筆記·小説

　　在晚清龢民國社會，36回的《九命奇冤》是吴趼人所著的一部十分著名的通俗小説，晚清書鋪的老行家會告訴你，即使在低下階層亦有很好的銷路。   

　　我們知道，相同故事，先於《九命奇冤》的，是嘉慶十五年（1810）安和先生所著的44回小説《警富新書》。有理由相信，前者可能從後者改編而來。歷史學家羅爾綱先生發現了一本成書於干隆五十年（1785）歐蘇的《靄樓逸志》，這本書的卷五“雲開雪恨”，稱這件樑氏被凌氏滅門的慘劇實際發生在雍正五年（1727）至雍正九年（1731）五月，終得昭雪。那麽，有没有更早的文獻呢？

　　有。後來，羅氏又在北大清史室發現了兩件涉及到樑天來被劫一家死亡的官員題本。均是奏陳審結廣州府南海縣强盗穿腮七打劫順德縣黑江鄉民蔡繪群案而旁劫樑天來家，煙（熏）死多命等案之事。

　　初步查知：樑天來一家遇害，歷史上是確有其案，雖與上述歐蘇的《靄樓逸志》多有出入，然而大體上並非失實。主犯穿腮七伙同幾個團伙流竄打劫，連續跨縣作案四次。其中打劫及以煙燻死樑氏家人多命一案，罪行最重大。案發於雍正五年九月初三夜，穿腮七（姓名何信夔，南海縣石龍村人），與許萬昌、樑連義三人合伙打劫番禺縣潭村樑天來家，並用烟火熏死多人。干隆元年（1736）二月在鶴山縣古勞被捕。可惜，鄂彌達這封專爲審結穿腮七放火熏死樑天來家人多命的題本和雍正七年（1729）傅泰審結樑連義題本，還可能封存在北大和故宫等處，還未被發現，以致此案情詳情未明，如烟火究竟熏死多少人命，還未最後清楚。

　　這樣一來，主犯原型“穿腮七”在文人筆記中不知怎樣最先變形，成了凌貴卿。後來的兩本小説中却是凌貴興，這是一個至今令人難以明白的地方。

　　由文本切入，可以看出吴趼人醖釀創作《九命奇冤》其中一個層面的思維路綫：

　　官員題本→《靄樓逸志》（舊小説）→《警富新書》（舊粤劇）→《九命奇冤》。

　　當然，估計吴氏看到官員題本可能性是不大的。從流傳路綫可以看出文本傳播在社會上是怎樣的一種流動、變形和飄移：

　　由主犯口中供述——結案上奏——社會傳播（變形）——文人記録（變形）——筆記傳播（變形）——舊小説（變形）——新小説《九命奇冤》——1903年後的讀者。

　　在内容與形式傳遞的變形中最重的因素是：作者身份、傳播目的、作者素質、受衆人群和引入方法工具。

　　如吴趼人。

　　作者身份：小説家。

　　傳播目的：有意識地改造舊小説爲晚清的新小説。

　　作者素質：小説界中以嘗試各種創新而聞名。

　　受衆人群：廣大市民、知識分子。

　　引入方法工具：西方小説寫作的叙事方式、結構方式和現代白話小説技巧。

　　但是這條文本傳播路綫並不完善，還缺乏點什麽，傳播上無形和有形的影響幾乎是無限的。

　　

　　熟語·傳説·戲曲·木魚

　　《九命奇冤》從素材——文本——最後文本的傳播路綫而言，至少有四個方面是遺漏了。清末至民國，珠江三角洲特别是廣州話方言地區，經常聽到這樣一句民間熟語或口頭語：“慘？慘得過七屍八命樑天來”可证，在嶺南無論識字與不識字的階層對樑天來冤情同樣的稔熟。

　　羅爾綱的友人樑方仲教授，是番禺的世家大族。樑先生説：“這件大命案流傳下來的口碑，而今還是有的。現在番禺縣有些地方，樑、凌還是不通婚（但不是處處這樣），據説起因是由於這件大命案。”看來，民間認定凌氏是主謀的輿論和傳説，會在很大的程度上影響吴趼人認同《警富新書》的説法。在珠三角生活至十七八歲的吴氏，有關樑天來一家被凌氏所害的口碑是不可能不熟知的。

　　那麽，不識字的民衆信息又從哪裏來的呢？除了互傳，多數是從聽木魚書和看大戲（粤劇）《樑天來》來的。可以查到的粤劇劇目有五個。一、《樑天來故事》，又名《樑天來》；二、《樑天來告御狀》；三、《樑天來嘆五更》；四、《樑天來雙門底受辱》；五、《樑天來險過南雄嶺》。上述第三至第五可能是折子戲，是從全套《樑天來》分離出來的。粤劇是地方戲曲的一個大劇種，觀衆和聽衆以千萬計，其藝術處在有形與無形的結合，有時比文本傳播更爲優勝。建國後，20世紀50年代初，廣州劇協分會出版過一套粤劇叢刊，其中一本是《樑天來》，主謀凌貴興身份是潭村惡霸，天來是表弟。

　　吴趼人少年生活在木魚書和木魚説唱的故鄉——佛山，據考，一百多年前佛山所出版木魚書的堂號（書店）就有十多間，僅次於廣州。吴氏在《新小説》雜誌的“小説叢話”曾説過：“彈詞曲本之類，粤人謂之‘木魚書’，此等‘木魚書’，雖皆附會無稽之作，要其大旨，無一非陳説忠孝節義者；甚至演一妓女的故事，亦必言殉情人以死；其他加義僕代主受戮，孝女賣身代父贖罪等事，開卷皆是，無處蔑有，而又必得一極良之結局。”

　　這是近代報刊第一次對木魚書的評論。 由此可知，不愛五經四書，而偏愛雜學和小説、戲曲、唱本的吴趼人，對故鄉的木魚書必然愛不釋手，熟識不過。

　　有關樑天來冤案的木魚書版本衆多，如五桂堂刊印的《樑天來告御狀》具有代表性。它封面題：“正字南音樑天來告御狀全本”。目録及内文書題爲“新刻正字説唱一捧雪全套”。凡木魚書副題所謂“一捧雪”，都是被惡人陷害之意。典故出自明代李玉所作戲劇傳奇《一捧雪》，劇情是嚴世蕃陰謀陷害太倉莫懷古，並霸佔他所收藏的《清明上河圖》和名爲“一捧雪”的玉杯。

　　我們發現20世紀20年代大達書社出版安和先生著的同一本書，書名上有了新的變化，正名《八命沉冤》，副名《樑天來》，又名《警富新書》（印刷字號奇細）。顯然，書店老闆發覺，民間對“八條人命”比“警富”敏感、更關心得多。

　　吴趼人爲什麽要把安和先生所定的書名改爲《九命奇冤》呢？顯然是吴氏向民間學習，參考了“慘？慘得過七屍八命樑天來”的民間口頭語或熟語和木魚書卷二的細目：“ 死八命”，計孕婦兩命共九命的結果。

　　現在所知，計有《九命奇冤》（新小説）、《警富新書》（舊小説）、《樑天來》（舊粤劇）三種不同文體品種的文本情節裏，殺害樑氏全家之主犯名字均是凌貴興，似是源於同一個系統。再有《番禺縣誌》所記其事（源於《粤小記》），主犯之名稍有不同，是“凌貴卿”，似另有來源。再是《雲開雪恨》和木魚書的主犯之名均是“凌桂興”，與上述兩個來源，也不一樣。一個角色三個名字，似有三個傳播來源和途徑，值得有興趣者追尋下去。若一旦有心人肯爲此探索，我們樂於看到的成果將會是一幅幅傳播學與文化人類學交織的由民間和傳統——適代文化流變的多維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