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發現吴趼人

　　在跨入20世紀的第一個10年，中國文學邁開艱難的脚步走向現代的歷史過程中，作過貢獻的文學家如滿天星鬥，但能勇於探索，並一以貫之，畢竟少數。吴趼人在四大小説家當中，若論對整個官場的剥露之深入，在官場刻畫喜劇化的藝術效果和整體深度上，不如李伯元；若以作者有意識地搆思現代歷史小説，着意描繪成全面反映晚清同光兩朝上層的風俗畫、政治軍事鬥争的鳥瞰圖、社會思想文化的演變史，恐吴氏不如曾樸的《孽海花》；又如比較寫作藝術高超，寫景之高明，白描的傳神豐滿和真實感，心理描寫的層次感和情味濃醇，四家之中，佼佼者當是塑造老殘的劉鶚爲最；但若以在小説實踐上借鑒西方多種技巧和各種手法並不懈地嘗試而論，則非不停探索的吴趼人莫屬。

　　假如我們從中國現代小説百年轉型的視野來切入吴氏在《新小説》雜誌首發的三部小説，除了感受到吴氏是屬於20世紀初自覺地揹負沉重苦困的愛國情懷的第一批文學家外，也感知到吴氏也是屬於勇敢地嘗試古爲今用、洋爲中用，洋溢着中國文學現代性首創精神的第一批文學家。

　　正如前蘇聯學人通過三次發現巴赫金，才重新認識和評價巴赫金，那麽，我們期待不久年青的文史家將以不同的介面、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境界，重新認識和發現吴趼人。

　　

　　四個版本

　　新小説崛起時，標明“寫情小説”的最早要算是吴趼人衍義的《電術奇談》。光緒二十九年八月十五日，即1903年第八期起，吴趼人和周桂笙雙雙加盟樑啓超在日本横濱主編出版的《新小説》陣綫。周氏發表署“法國鮑福原著、上海知新室主人譯”的偵探小説《毒蛇圈》；還有三方合作，“東莞方慶周譯述、知新主人評點、我佛山人衍義”的“寫情小説”《電術奇談》（又名《催眠術》）；除此之外，吴氏在第八期發表的還有署“我佛山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和《痛史》。 

　　説場面上的話，吴氏是一砲走紅。海内外誰人不知“我佛山人”？而在吴趼人看來，只覺20年之功，今如魚得水，風發踔勵，誠不愧爲“中國一分子”也，心中自有不少歡慰。而隔海的樑啓超，心中却是如同放下一塊大石。樑氏當然自信曾經滄海難爲水，慧眼識英雄，更莫説這吴氏和周氏兩人確實撑起了《新小説》稿源的半邊天。

　　《電術奇談》是在吴氏早期小説中較爲奇特的一部長篇小説。首先，這部小説由原作英文到中文白話文的跨文化演變過程中竟衍生出四種不同的版本。

　　第一種是原創英文版本。原作爲英國維多利亞文學時期的小説，經外國學人多方尋覓不獲，作者及原題至今不明。中外研究晚清小説的學人們所知爲空白。

　　英國維多利亞文學時期，從時間上講，恰好與維多利亞女王1836年至1901年執政期相吻合。

　　這個時期, 是英國歷史上最光輝燦爛的時段。小説廣爲繁榮發展。著名小説家有批判現實主義的狄更斯、薩克雷、勃朗蒂姐妹、哥斯凱爾夫人（1810-1865〉與特羅洛普（1815-1882)哈代等人。這些批判現實主義小説家一方面重新倡導18世紀的現實主義,一方面又肩負起批判社會,保衛人民利益的責任。盡管他們的創作角度與風格各不相同,但共同特點是關心廣大百姓的生活與命運,他們爲不人道的社會機構、墮落的社會道德、拜金主義的盛行及大面積的貧困與不公深感憤慨。《電術奇談》恰好是屬於贊場誠實美德，捍爲人民公義這一類維多利亞文學時期的小説。

　　第二種版本，日本文版。由日本明治時期著名作家菊池幽芳據英文本“翻案”成日文，書題爲《新聞賣子》（即“賣報紙的”或“賣報仔”的意思）。奇怪的是據樽本照雄先生説：日本所出版的《菊池幽芳全集》没有收録《新聞賣子》，後來查到此書最早曾在明治三十年（1897）一月一日至三月二十五日在《大阪每日新聞》連載，共75回。明治三十三年（1900）十月由大阪骎マ堂出版單行本，仍題《新聞賣子》，分上下册，共75回。

　　菊池幽芳是擁有大量婦女讀者群的作家，擅長寫兒女情長、悲歡離合的家庭悲劇。據在哈佛大學研修、研究晚清小説的薑小凌介紹，幽芳本人精通法語和英語，爲明治開化時期知名的西洋文學翻譯家，以小説“反映家庭和變革中的明治社會必然的聯繫，其風格一反江户以來一味追求享樂而缺乏社會意義的娱樂文學之趣味”。據幽芳在《新聞賣子·前言》介紹，他“翻案”的作品分兩類：一是整體改編，歷史背景、人物情節和時空都有相當大的改動，讀者僅能看出原作的框架、兩者之間的淵源和“直系”關係，日本研究者稱爲换骨脱胎式。而《新聞賣子》不屬於前者，是屬於第二種“只動皮毛，不傷筋骨式的譯法”。至今没有聽説過中國學人哪一個看過幽芳所譯的《新聞賣子》，估計看過“前言”的也没有幾個，因而研究上談不上進展。

　　第三種版本，中文文言文版，由方慶周把幽芳75回日文版譯述壓縮爲6回中文文言文。光緒二十三年（1897），廣東東莞縣人方慶周到日本留學，是日本高等師範學校的自費留學生，他把菊池幽芳所“翻案”的75回的《新聞賣子》，以文言文壓縮爲6回。學人對這個版本亦遍尋不獲。有的懷疑是手抄稿本，並未出版，而且對周氏和周氏文言文版的瞭解也近乎一無所知。最近，我在馮自由所著的《革命逸史》初集的“横濱大同學校”一文中，發現了第三版譯者方慶周的一點蛛絲馬迹，兹録兩段原文如下：

　　

　　“餘有和同學方慶周詩雲：“漫天陰雨夕陽沉，一片弦歌萬木森。七十門人聞大道，三千諸佛聽梵音。衆生普渡師尊志，社稷匡扶弟子心。同學少年多努力，我言時事泪沾襟。”徐勤於講學之暇復承康有爲命，以振興孔教爲務，每星期日，生徒須對孔子像前行三跪九叩禮。有基督教學生趙子彬因拒絶拜跪，被教員陳蔭農迫令退學，因此與華僑基督教徒大生惡感。徐聞帝國大學文學院長根本通明博士爲日本孔教徒領袖，乃盤辮發於頂，易西服，赴東京訪之，使學生方慶周任譯事。”

　　

　　上述真是令人如在黑闇迷茫中看到了微弱的燭光和聯想，仿如依稀看到了第三個版本從菊池幽芳—方慶周—馮自由—馮鏡如—吴趼人的一絲聯繫。

　　上引文 “餘”是馮自由的自稱，據他所著的《革命逸史》初集的“横濱大同學校”一文自述：“丁酉冬，大同學校成立，餘尊父命入學，徐勤任校長。”可以推定，方慶周是馮自由在丁酉（1897）冬季，17歲時入讀日本横濱大同學校的同學，而且方慶周是能與之詩詞唱和的好友。這裏對馮自由的父親的生平背景要講多一些，原因是馮自由的父親馮鏡如是日本横濱大同學校的創始人及廣智書局的負責人，其父子也是吴氏的南海同鄉，極可能是方慶周的譯本傳至吴趼人手中的重要環節。

　　馮自由的祖父馮展揚是南海縣人，世業儒醫，咸豐初年，約1850年至1854年間，曾交結在佛山地區響應太平天國起義的紅巾軍（官方稱爲紅頭賊）陳金剛等將領。事敗後被清吏逮捕入獄，不久，馮展揚瘐死南海縣牢獄。馮鏡如在香港出生，早年在港經商，曾入英籍，英文名經塞爾。鏡如父親遇難時，廣東總督葉名琛正在屠殺紅巾軍，株連九族，珠江三角洲一片白色恐怖。馮鏡如雖抱恨終天，但只好憤然出走日本謀生，在横濱山下町（1899年前稱外國人居留地）五十三番地開了一間專營外國文具和印刷用品的文經商店（又名文經活版所）。甲午一役，馮恨清政府一敗涂地，毅然去辮，據説是以剪辮宣告與清廷劃清界綫的中國第一人。 

　　越年，馮氏在横濱結識孫中山、陳少白、鄭士良時，在外國人居留地一百七十五番成立横濱興中會，馮鏡如被推爲會長，會員後來發展至幾十人，多方協助孫中山的革命活動。

　　戊戌政變後，康有爲、樑啓超流亡日本，馮氏又多次爲促使孫中山與康樑的聯合，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1898年冬，馮氏與鄺汝盤提議創辦横濱大同學校，先是徵求孫中山意見，定校名爲中西學校。孫又薦樑啓超主辦。康有爲另派徐勤代理，並把校名再改爲大同學校。學校學生約一百五十人。師生内分爲革命與改良兩派，在一次孫中山來校與徐勤的争辯中，馮氏倒向康樑改良派。自始，馮氏在金錢上資助《清議報》、《新民叢報》（占股份六分之一）的開辦。

　　1901年樑啓超在游澳洲時，與當地維新會員談及在國内創辦文化事業的設想，獲得多數同志的贊同與資助，以後又與康有爲商定具體計劃的細節，於是有了上海廣智書局和横濱大同譯書局的誕生。廣智書局在1901年四五月間籌備時原定名爲文明書局，11月正式開業時改名廣智，取廣爲傳播知識之意。書局設在上海英租界南京路同樂裏（以後遷棋盤街，再遷江西路），一切策劃均由幕後被追捕的樑啓超操縱，樑蔭南爲實際負責人，但是名義上由華僑馮鏡如全權負責（有英籍做護身符），擔任發行人。樑啓超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四月的“與夫子大人書”信中贊馮氏不僅是“未受一文薪水”的志願者，而且爲“吾黨公事墊賠不少”。開業後生意頗好，又開北京與廣州分局。〔1〕

　　上述無非證明：一是，方慶周是馮自由横濱大同學校的同學兼好友，而且曾擔任過校長徐勤的“譯事”（日語翻譯），可見日語水平相當高，完全有水平和能力在1900年把菊池幽芳所“翻案”75回《新聞賣子》以文言文壓縮爲6回。方慶周在横濱華人圈子那麽狹小，而且與馮鏡如兼有好友之父、大同校董、横濱華僑和珠三角同鄉（同講廣東話）四重身份關係的情况下，自然與馮鏡如有交往，那麽，1900年至1902年的第三種版本因馮氏轉移至上海廣智書局而可以出版的關係，極有可能由方氏委托馮氏帶回上海廣智書局。

　　二是，有幾種途徑，也有幾種理由。馮鏡如到上海必會認識吴趼人。首先是廣智書局是當時中國進步書籍的重鎮，必是吴氏常去買書之處。其次是廣肇同鄉會，廣東南海籍人在上海的圈子不大，馮氏因作爲《清議報》、《新民叢報》的發行人而早已名聲在外，不難結交。另外吴趼人1903年冬赴日本，周桂笙説是“别有所營”，所營何事，一直待考，但魏紹昌編《吴趼人研究資料·魯迅之吴沃堯傳略箋注》注九：“……吴趼人赴日所營何事，未見記載。據其堂弟吴植三在1962年説，趼人在滬曾助理廣智書局業務，此去與新小説社聯繫出版發行事項有關。”就是説吴氏到日本横濱已與樑啓超和馮鏡如見面並商談過助理廣智書局業務。這條雖是孤证，但有理由把方慶同—馮鏡如—吴趼人的傳遞文本的鏈條連接起來。

　　當然這是大膽假設，小心求证，但對於尋找第三種版本的思路和綫索空間的開拓是有幫助的。

　　第四種版本，吴趼人白話文版。吴氏把周氏6回擴展成24回白話文，發表在1903年10月5日《新小説》第八號至十八號（1905年9月）。署“東莞方慶周譯述、知新主人評點、我佛山人衍義”。在《電術奇談》題目下有括號内寫“又名《催眠術》”。該小説最後一頁有吴氏附記一篇，全文如下：

　　

　　此書原譯，僅得六回，且是文言。兹剖爲二十四回，改用俗話，冀免翻譯痕迹，原書人名、地名，皆係以和文諧西音，經譯者一律改過。凡人名皆改爲中國習見之人名字眼，地名皆借用中國地名，俾讀者可省腦力，以免限於記憶之苦，好在小説重關目，不重名詞也。書中間有議論諧謔等，均爲衍義者插入，爲原譯所無，衍義者擬借此以助閲者之興味，勿譏爲蛇足也。

　　

　　細析上文：

　　第一，從“且是文言”的語氣看出，吴氏從大衆市民能否明白和接受出發，不大贊成以文言翻譯外國小説，不然，無須從文言版本又翻譯和衍義一次。

　　第二，吴氏要避免當時在翻譯外文小説時的通病。但是他和原譯者方慶周都是珠三角之同鄉，因而這一點吴氏不想多説，才有“冀免翻譯痕迹”之含糊説法。晚清時用文言翻譯小説的通病，稍後一輩的錢鐘書在《林紓的翻譯》一文裏，説得最生動和透徹，這裏不必贅言。

　　第三，透露了一點第三版本的情况：“原書人名、地名，皆係以和文諧西音，經譯者一律改過。凡人名皆改爲中國習見之人名字眼，地名皆借用中國地名。”可以理解爲：譯者指周氏，他的文言版本的人名和地名已經改爲中國化。如人名改爲喜仲達、鈍三之類；地名改爲蘇州、通州之類。

　　吴氏還有一個推斷：他從周氏之文言書稿，推斷第二版本，即菊池幽芳的日文版的人名、地名，不是照用英文，也不是意譯成日文，而是采用日文諧英文的音譯。周氏在不是第一手翻譯（英譯中），而是第二手（日譯中）的情况下，只能把人名、地名大部分改爲中國化（首都只能按通用的譯法如倫敦，巴黎）。不然，周氏對這些人名、地名既不能按日文意譯，也不能按日文發聲音譯，也無通用成例參考，只會鬧大笑話。顯然，吴氏也贊成這樣處理，因而他在“附記”中告訴讀者，原譯已中國化，何况改爲中國化也有初接觸外國文學的讀者省記的好處。

　　第四，既然人名、地名改爲中國化，會不會影響小説的效果呢？吴氏也没有説，只説一句“好在小説重關目，不重名詞也”。這一句話是吴氏針對如何從小説技巧上把握《電術奇談》創作無意中透露出來的，也是吴氏豐富的小説理論重要的一環。

　　什麽是關目？關目本是中國戲曲上的術語，指戲劇的情節和情節搆思。吴氏的意思説，在小説中改變人名地名關係不大，情節和情節的搆思才是最重要的。從吴氏一生所創作的小説看，他不但這樣主張，而且本人就是以關目爲重的實踐者。小説當然重關目，但是小説最中心、最重要的不是關目而是人物性格；是性格决定情節和應以人物爲中心搆思情節，這是“文生情”。當然，以性格爲導向，情節又可以觸發人物的動機和行爲，準確地表現人物性格，這是“情生文”。聯繫吴氏和其他新小説派作家的作品，他們在小説創作實踐上並没有把握好這種性格和情節的辯證關係，都犯有情節大於人物，只見情節而人物模糊，人物類型化和漫畫化的毛病。

　　一個創作旨趣大致相同的作家群體，作品産生這種群體性缺陷原因固然帶有一些個人因素，但從根本上説是一個時代焦慮的痕迹在文學上的標記。從1840年起中華民族所承受的種種痛苦和内憂外患都在辛亥革命前十年左右的資産階級文學革命中的“小説界革命” （準確地説在1902年《新小説》雜誌成立前後） 集中迸發出來。

　　我們知道，從幾千年的中國文學史看，無論是痛苦和憂患都不是文學唯一的内容，即使只剩下半壁江山、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嚴重和尖鋭的南宋，除了豪放派陸游和辛棄疾、陳亮以收復領土爲愛國主義題材的詩歌外，也有“野雲孤飛”的薑夔，“縋幽抉潜”的吴文英和“瑰奇警邁”的史達祖，這些抒發個人夢幻情懷的婉約派詞作。近20年，“辛亥革命前十年”已經成爲一個特殊歷史時期的用語，成爲歷史學家們研究晚清的重點對象和中國百年文學史的起步階段。正如吴趼人1906年在《趼廛詩删剩》自序中所説的：

　　

　　“十年以來，删汰舊作、僅存二三，敝帚自珍，言之可哂。丁戊之後，慣作大刀闊斧之文，有韵之言，幾成絶響。”

　　

　　丁戊是指1897年（丁酉）和1898年（戊戌），這兩年作爲吴氏自始以後不再寫或極少寫舊詩詞的一個分界綫。之後所寫的“大刀闊斧之文”是指散文和小説；“有韵之言，幾成絶響”，意思是説有韵律的詩詞，幾乎没有再寫了。事實上，我們發現吴氏還是寫了數量不多的詩詞。當然，吴氏這種變化與他立志做職業小説家大有關係。但是爲什麽不是從加盟《新小説》雜誌陣綫的1903年（癸卯）開始，或1910年庚子開始，而是開始於他第一次破繭，破江南製造局之繭，離開製造局之時（丁酉）。吴氏在“丁酉戊戌間，閉户養疴，無所事事。時朝廷方議變法，士大夫奔走相告，顧盼動容。久已不欲外出應酬，日惟取閲報紙，籍知外事。暇則自課一篇”，投身爲變法制造輿論，在滬諸報紙初試鋒芒。顯然，在“丁酉戊戌”間這一分界期，不止是吴氏一人而且是整個中國知識階層的精英，經歷了一個由千年夢醒到民族覺醒到接受維新變法的過程（實際上是從1895《馬關條約》簽訂後的公車上書開始）。這個兩年分界綫，實際上亦是小説界革命醖釀和理論準備的開始。魯迅先生對戊戌變法前後到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和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發表登場的1903年的政治背景和社會人心動向有過一個經典的表述，可以借鑒：

　　

　　蓋嘉慶以來，雖屢平内亂（白蓮教，太平天國，捻，回），亦屢挫於外敵（英，法，日本），細民暗昧，尚啜茗聽平逆武功，有識者則已翻然思改革，憑敵愾之心，呼維新與愛國，而於“富强”尤致意焉。戊戌變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歲而有義和團之變，群乃知政府不足以圖治，頓有掊擊之意矣。其在小説，則揭發伏藏，顯其弊惡，而於時政，嚴加糾彈，或更擴充，並及風俗。雖命意在於匡世，似與諷刺小説同倫……故别謂之譴責小説。〔2〕

　　

　　魯迅先生將清末譴責小説崛起，猛然“頓有掊擊”的歷史背景和視野放到清皇朝康干盛世之後的衰落和經歷鴉片戰争至庚子事變的内外打擊、面臨崩潰的整個社會大環境，眼光確然精準獨到。但是歷史還有嚴苛和令人尷尬的一面，晚清最後十年的歷史並没有給予在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殘酷的環境中生長的資産階級以足够的時間和空間來汲取文化營養和壯大自己，在樑啓超發起資産階級文學革命之前，清代農耕社會並没有經受過、也不可能經受過如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啓蒙、時間長達幾百年之久的滋潤和洗禮。晚清的文學革命這種集中在清政權崩潰前最後十年的迸發，而且注定不可能有各種長期和充分準備，便在匆匆忙忙借鑒歐美文學中倉促上陣的獨特歷史，不能不使新小説的小説理論和小説創作陷入半生不熟、不中不西的境地。或者不如説，是早産帶來了先天不足，後天艱難而内斂，形成悲凉鬱憤的主調和大地帶血的主題。這就使晚清文學和作家的靈魂自覺地背上了“療救社會”沉重的十字架，導致文學放逐了原本令人輕鬆的遊戲和拒絶了愉悦的抒情，作家又以犧牲或降低文學的特點而轉向直抒悲憤。這正如吴趼人在《發財秘訣》第十回評語中所流露的：下筆時“每欲有所描摹，則恐眦爲之先裂”，怒不可遏。聯繫到吴氏小説的缺陷，表明過分的衝動確實會使創作時增强非形象性的抽象表達，而壓抑了搆成形象化的所有因素，并且失去了心理上的情緒衝動與理性控制的平衡，從而大大削弱了以性格爲中心的人物形象塑造。這種悲憤難遏的情緒和創作心理，不能看作是個人特殊心理的個案，而是含有深層心理上、歷史上的集體記憶龢民族記憶，是當時作家群體共有的時代焦慮心理的表征。這恐怕是晚清小説整體素質不高和最高成就不盡如人意，没有産生雨果和巴爾扎克那樣現實主義偉大作家，更不要説會産生列夫·托爾斯泰那樣的大師的根本原因。

　　

　　再創造和新風格

　　《電術奇談》在近百年來還有另一個不解之處，即很少人正式和正面去評論它，都是零碎的或從側面的，即使有，也是從第二版本中幽芳的前言出發談第四版本的中日作家在改編時之异趣，而不是在第二日文版本和第四白話文版本之間進行文本上和比較文學意義上全面的學術評價。

　　是什麽原因呢？首先是第一版本即英國某作家英語文本和第三版本即方慶周文言版本至今没有發現。一個四連環扣，斷成兩截。若光從第二環和第四環入手，勢必滑入對第一環和第三環作過多憑空推斷的境地，没有文本又哪來的評論呢？因而，許多有志者都因資料缺乏而棘手，不然，勉强之下，文章也必成爲一本無本偵探案奇談。其次是人物與事件發生在外國，與新小説療救中國社會的宏旨關係不大。再次是有没有催眠術，當時它是不是一門科學或只是奇談，恐怕不易弄清。

　　吴氏在《電術奇談》搆思時，究竟是着重寫新奇的催眠術偵探中環環入扣的緊張情節，還是以描寫人物情感爲中心呢？作者在兩者之間不斷地徘徊、猶疑。《電術奇談》題下所標明的“寫情小説”確是點明瞭小説人物向讀者傳達的重點，也是確定情感在文學地位的開山之舉。其意義在於從小説内容到分類的形式，讓“寫情”剥離依附之物，取得獨立的地位。這無疑是上海向都市化發展和市民大衆文化形成的一個表征和一個令人不易察覺的文化反饋信號。但這不等於説在吴氏正式躋身職業作家行列之時，最初在《新小説》發表的長篇小説就會真正側重寫情。不，不會！因爲那時社會對譴責型小説的需要大於對寫情型小説的需要。寫情型的新小説真正的出現，還需要一個歷史過程。

　　從《電術奇談》發表之初，題目與分類就顯示出作者搆思的舉棋不定，“電術”在於以西學器物和技術的新鮮刺激而吸引讀者；“奇談”意在從大衆懸念的角度叙述一個匪夷所思的故事，以新奇取勝。小説又名《催眠術》，更示意小説並非以題目下所標榜的“寫情小説”見長，而是以催眠術所引發的曲折離奇的故事吸引有閲讀能力的市民。上海廣智書局在1905年9月發行單行本時，封面正題下把“寫情小説”改爲“奇情小説”。又奇又情兩者兼之。這是該書出版兩年後讀者和出版人無意中平衡的一個裁定，也頗符合當時吴氏在性格和情節之間把握不定的心境。

　　盡管吴氏在人物性格和情節間未决定把砝碼放在天秤哪一邊，無論原譯文是否偏重情節，但小説究竟是擺脱了第三版本譯文的限制，擴展了18回，進行脱胎换骨中國化的改編和吴趼人式的再創造。與其説這是一本從日文轉譯中文的英國小説譯本，[ZZ（]不如説是一部地道的中國長篇小説。我以爲這是分析該小説的一個前提和基本點。

　　這部《新小説》雜誌認可的新小説除了重點寫林鳳美之外、還寫她的未婚夫喜仲達（包括變形後的鈍三）和試驗催眠術的醫生馬士。即使是賺足婦女們眼泪，大受女性歡迎的小説主人公林鳳美還不足以説是一個新人物。但綜觀全書後，可以確定吴氏在琢磨方慶周文言文的第三版本，打算再創作之時，他肯定會在小説人物身上，注輸了一種當時社會所提倡的“新民”的優秀品格和激勵人心的因素，以符合《新小説》改良、啓蒙、療救社會之宗旨。令人驚异的是，這些新品質與他一向提倡“恢復舊道德”，雖並行又相悖地在吴氏的小説人物上找到宿主。

　　《電術奇談》的故事有些曲析：

　　英國倫敦人士喜仲達到印度辦理礦務，結識了印度貴族和大礦主之女林鳳美，互相愛慕。但喜氏細思兩人身份懸殊，趁結束業務之際，不辭而别，坐船回到英國。林氏追踪而至，兩人見面，喜氏婉言相告以“僕與小姐，階級不同、種族不同、宗教亦不同、尊翁不同意”四不同爲由，説明不能成百年之好，故不辭而别。不料，連讀者也想不到林氏會極其鄭重、義正詞嚴地説出了一番大道理：那女子道：

　　
　　“郎君説哪裏話來！國人以爲然不以爲然，家父不許，都不相干，只要看奴的立意罷咧。况奴之生母亦是英國人，嫁與奴父，何嘗有什麽種族宗教的較量？今奴已立定主意，不歸印度。奴心中只有郎君，不知道有什麽階級、宗教、種族。如果郎終要棄奴，奴便投海自盡，以明奴心。”〔3〕

　　

　　雖然該小説中的女主人公一如舊小説大家閨秀那樣，卑微地自稱爲“奴”，而且在往後情節大多數場合下是顯得那麽幼稚單純、温順腼腆，對世事一無所知，但這個林鳳美在以愛求生的緊要關頭，爆發出一股爲愛情自由意志而舍身的獨立精神。耐人尋味的是上面這一段話，她並没有明確承認是一種觀念和思想成爲她冲破種種束縛行動的力量，而認定這種精神來自父母傳統，與生俱來。然而，在下面更决絶的誓言中，透露出她之所具有這種堅强的精神力量來源。她神色凝重地説：

　　

　　“昔日郎君在印度時，曾借一小説與奴，那小説叙一事，言既魯巴（國名）有一軍士，在西班牙與一少女兩情相愛，及歸國時，軍士舍之而去。那少女積情成痴，連呼‘既魯巴、既魯巴’，隨後趕去，趕至英國而死。郎君正是那軍士，奴正是那少女，自不知爲郎君所捐棄，追郎君至此，倘事情無可挽回，只有一死以表痴情的了。”〔4〕

　　

　　綜觀目前所知吴氏全部著作和文字，以這早期文字中這一段意氣軒昂的20世紀愛情宣言，最爲接近樑啓超《少年中國説》的青春、熱情、無畏、向上、奔放、美好的新精神境界，爲舊戲曲和小説《牡丹亭》、《西厢記》和“三言二拍”所無。

　　吴氏對樑啓超的小説革命的主張實在是心領神會，上述一段林小姐義正詞嚴之誓言等於是鼓動讀者：要想自主婚姻，冲破束縛，争取平等、自由，就如林小姐讀小説吧！要想改變你的人生，成爲新青年、新國民，去西方小説中去尋找新思想、新道理吧！你被林小姐感動和對高喊着“既魯巴、既魯巴”，快馬飛馳的西班牙少女感動，就是被愛情至死執着的觀念和不屈之精神感動。讀小説，讀西方小説吧，那裏有新的世界和新的人生。

　　如此理解吴氏創作人物的實際意圖絶不夸張和過分。難得的是吴氏對樑啓超“小説界革命”的小説功能的理論學以致用，已經達到了化入小説的化境。吴氏的思想早期與晚期確實有明顯的不同，上述也算是吴氏早期意氣風發、一往無前的激進思想的又一個例证。

　　但是我們又不能一邊倒，忘記吴氏從1903年進入《新小説》雜誌，加盟新小説陣綫，正式以職業作家謀生之始，他的思想就具有悲觀與樂觀、倒退與進步、入世與厭世、忠君與保民、暴力與非暴力等種種多重不同的思想因素潜伏，或並行不悖、或鬥争激烈、或此起彼伏、或復雜轉化……例如他一方面旗幟鮮明地贊美林鳳美和西班牙少女的自由精神，一方面在同時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本文和評語中對社會改革宣泄悲觀絶望的情緒；但轉身又在同一書對孫文的乙末廣州起義曖昧同情，對廣州官府和清軍驚慌無措的醜態鞭撻和揭露。吴氏這種思想言論上、創作上前後矛盾，或同時多種矛盾并存的錯綜復雜表現，正是十分真實地顯示了一個晚清時期典型的最復雜多變的作家，是不以後來任何評論家主觀地左右所能涂飾的客觀狀態，鏡子般清晰地反映了在皇朝體制崩潰前的諸種矛盾集中激化、轉化、交鋒，各種思潮糾纏出場的動態過程。如果説列夫·托爾斯泰是俄國社會革命的一面鏡子，那麽，吴趼人也可以説是辛亥革命前十年社會的一面鏡子。

　　從嚴格的意義上説，《電術奇談》不是一部譯作，甚至不能稱作晚清文學特有的名詞“譯述”，恐怕也只有另一個特有的 “衍義”才名副其實。因爲這是吴氏根據原作只有6回的文言文版本，一個故事情節大概的框架，而擴展成24回的二度再創作。更因爲第三版本的缺失，因而第四版本的天馬行空、羚羊掛角、以鹿爲馬之處，便無法窺探和深究了，所以，只能把《電術奇談》基本上當作一部吴趼人獨立創作的特殊的長篇小説來對待。

　　可以説《電術奇談》是吴趼人一部成功的長篇小説。它的成功之處在於吴氏僅靠方慶周把日文75回的《新聞賣子》壓縮爲6回的第三版本，一個故事粗略的框架和有限的提示，重新搆思和再創作，以林氏不屈不撓尋找未婚夫爲主綫；以士馬用催眠術誤殺喜仲達繼而謀財爲輔綫，在讀者面前展開了正義與邪惡、生死追逐、鬥智鬥勇，而又充滿步步懸念的一幅幅的异國奇情畫卷。

　　一個殖民地嬌弱的女子在宗主國首都倫敦，以對愛情不屈不撓的無限忠貞，歷盡一次又一次劫難，絶境逢生，以内在堅强和機智，終於逼使兇手原形畢露。她親手擊傷和擒獲士馬，使未婚夫“失踪”案情，最後真相大白，也讓林鳳美這個女性形象染上英雄的色彩。她身上内斂的智慧與美貌、英勇和純潔并存的高尚品格，在讀者心目中隨着層層驚險和傳奇情節的推進，閃爍着一個殖民地女子的光芒。 

　　在小説技巧上，1903年的吴氏比幾年前匿名發表《上海四大金剛奇書》的時候更進一步成熟了。不再如以往的舊小説僅僅運用對話和叙述人物行爲的方法來塑造人物形象，使小説人物只有平面效果，作者運用大量的心理細節描寫，使書中人物性格更加豐富和復雜。當士馬使用催眠電氣機誤殺（其實未死）喜仲達，又恐承擔殺人罪名，便把“屍體”背到泰晤士河邊沉下水。下面是他毁屍滅迹後又怨恨、又驚、又怕，而又見財起心的一段心理活動和心理行爲的描寫：

　　

　　却説推了仲達下水，看着那水流的方向，忽然聽見耳邊嗚嗚的一陣風響，嚇得他毛骨悚然。回身走入栅内，急急回去。一路上好像有人跟着似的，左右回顧，却不見有甚人。走到後門，推門進去，復一重又一重的把門關好。回到房内坐定了喘息半晌，打開仲達的大皮匣一看……又看那些釵環首飾，只覺得五光十色，寶光射人，心中又驚又喜。想到憑空的殺了人，又是害怕。正在那裏出神，忽然聽見架子上訇的一聲響，嚇得士馬一大驚，十萬八千根毛管一齊竪起，那汗出個不住。勉强大着膽，打了一個咳嗽，拿起蠟燭往架子上戰戰兢兢照看，忽然見黑魆魆的一個小東西在架子上跳下來，士馬嚇得倒退一步，幾乎又把手中的蠟燭摔了，一陣冷汗又出起來。定了定神，方才想着是個老鼠，剛才聲響，想着是那老鼠推翻瓶罌之類。也不敢往那架子上細看。……上床時，又好像有人在床底下拉他的腿似的，一蹬脚上床時，一雙拖鞋撂得老遠的了，一頭鑽到被窩裏，緊緊地閉着眼，心裏好像有七八個小鹿亂撞，哪裏還睡得着。……偶然張開眼時，黑暗中好像仲達站在眼前，越發不敢開眼。忽然又想道：“莫非我在這裏做夢麽？”足足胡思亂想了一夜。〔5〕

　　

　　可以説，吴氏初步能够在作品中融匯了中外描寫人物心理活動的幾種方法，而且在分寸掌握上運用自如，將士馬“殺人”謀財後内心驚恐無法平静和行爲上對外界任何風吹草動都表現出極度緊張，作出過分反應，恐慌失態又神經兮兮的精神狀態，描畫得十分細膩、栩栩如生。雖然還有講數量一定凑成“十萬八千根”這些語言老套，但僅從《電術奇談》引文的字裏行間所表現出來的清新的語言風格和時代感，如同他後來拔尖的短篇《查功課》一樣，已十分接近現代小説了。可惜作者這種新語言、新風格和新嘗試如小苗般只在小説上曇花一現，没有發育成大樹，又回到如《情變》中表現出來的與舊章回小説語言風格似曾相識的老路上去了。

　　在晚清小説中，一部長篇小説以生動的形象告訴讀者：一個殖民地弱女子完全有可能通過自强不息，堅定信念，不畏險途，成爲帶有傳奇色彩的女英雄。在這個身處异國，手無縛鷄之力的嬌柔女子的背後，無論是善解人意、樂意助人的阿卷，或見義勇爲、誠實無私的賣報佬鈍三，善良的舞師龍馬和忠於偵探職守的敏達……這些在下層社會身份卑微的小市民都對來自异國的少女鳳美産生同情、愛護，以至於守護着她，在緊急關頭，舍生取義，合力捉拿罪犯歸案。

　　這些小市民的力量來自不忍心看着世界上美好的人和事在他們身邊毁滅的决心，來自保護美好的事物，而幫助弱者則是他們終身的願望。從中可以看出，作者在這些手停口停、生活困難的小市民身上傾注了相當的感情，還動用了不少觀察上海里弄下層百姓生活狀態的創作生活儲備。吴氏從來也没有明確地説過：這個醜惡的社會是有希望的。相反，他多次通過小説人物之口或小説評語和序跋，十分清楚地告訴讀者，他對這個充滿害人蟲、十惡不赦的社會，極度深惡而且達到絶望的心境。最好的注脚就是，他只能把不可能實現的社會理想無奈地放在科幻小説《新石頭記》中幻想和自由飛翔。

　　一個來自英國殖民地印度的女子，不遠萬裏，來到不同種族、不同宗教的宗主國首都倫敦，在小市民的幫助下，争取屬於自己的愛情，並獲得最後勝利，這是有重大意義的。作者似乎想讓讀者思考：這並不是林鳳美一個人的勝利，而是她那些忠肝義膽的窮朋友們——小市民的勝利。

　　這個勝利的意義就是：他們確認了自己的存在和力量；只要團結，是完全可以阻止或促進一些事情的發展，如可以阻止罪惡的發生，從而幫助一個正義而弱勢的女子，而且獲得並不尋常的勝利。也似乎想對讀者説：無論是什麽社會，只要有足够多的人去愛護美好的事物，去扺制和舍身撲滅罪惡，即使這些人是下等人和小市民，即使這個社會還有這麽多的罪惡，但終究是有希望的！但願吴氏確實有過這樣的積極而美好的願望和創作動機，即使只是在吴氏搆思和塑造這個印英混血兒中國化的傳奇女英雄林鳳美的時候，心靈上一閃而過也是難能可貴的。

　　

　　注釋：

　　〔1〕參考鄒振環：《譯林舊踪》，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9月版。

　　〔2〕魯迅：《中國小説史略》，“第二十八篇·清末譴責小説”。

　　〔3〕〔4〕《電術奇談》，《吴趼人全集》，第五卷３０９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5〕《電術奇談》，《吴趼人全集》，第五卷324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