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視野

　　繼韓邦慶1892年在上海發行《海上奇書》之後，1902年11月14日樑啓超發行了中國第二本小説專門期刊：《新小説》。不過，地點却是東京横濱，主編是中國清皇朝通緝的要犯，時稱：康黨維新家樑啓超。據考，這本《新小説》印出油墨未干，只要15—25天左右就能來到中國沿海各大城市，包括吴氏當時所在《漢口日報》主筆政的武漢三鎮。（實例是黄遵憲在嘉應州見到創刊號是當年11月8日）

　　吴氏當然對這本革新之氣撲面而來的小説雜誌，行行注目，頁頁心儀，特别對樑氏《論小説與群治之關係》一文，敬佩之心，油然而生。雖然之前，吴氏從《新民叢報》看到過的新小説社五六篇不同的宣傳和徵文廣告，但最令他如電觸相通的是創刊號刊載的《本社徵文稿》（第一部第十一章的“希望在横濱”已録全文）。其中有：

　　

　　……又如《儒林外史》之例，描寫現今社會情狀，藉以警醒時流，矯正俗弊，亦佳構也。海内君子如有夙著者，勿望悶玉。

　　

　　相信這是由吴氏見到創刊一號的《本社徵文稿》至《新小説》第八號發表的小説《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一、第二回）的一年間，最能够激起他創作衝動的文字誘因的證據。

　　作者因而感悟，成功地既模仿又超越《儒林外史》，遂獲小説“千軍萬馬”、“一人爲主”、“處處有江漢朝宗之妙”，《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佳構”。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所叙述的，是由“我”（九死一生）和周圍幾個親友串連爲中心，耳聞目睹又連綿不斷大約200個故事，用意是讓讀者把晚清皇朝社會是如何由下至上，如何敗壞和崩潰的過程，看得仔仔細細，清清楚楚。其暴露社會的範圍十分廣闊：家庭、官場、商場、科場、賭場、洋務、金融，牽涉甚廣。官場，上至朝廷欽差大臣、總督、藩臺、巡撫……等等，下至大小州道縣的各級官員。社會，販夫走卒倡優，旁及醫卜星相，三教九流。不過，大部分批判所指，僅是社會傳統的業界和範圍，如書中描寫了相當多的行騙設局，反而使此書成了反騙術指南。這樣就使籠罩全書“憂憤深廣之緒”和令“整個皇朝基根動摇”的批判主題的深度和力量有所削弱。

　　從上述兩章大家都知道，吴氏之《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批判鋒芒的背後，隱藏着對皇朝崩潰和社會道德敗壞無可挽回的絶望。雖然“我”——“九死一生”作爲見證人和叙述者介入故事，但“我”却不得不形成復雜和矛盾的多重人格，與情境相融。有時穿上一件“壁上觀”和“隔岸觀”的外衣，對苟才的新聞作“隔岸觀”式的饒有興趣的叙述；有時年少老成，可憐被騙者，嘆世道艱險，世風日下；有時與方逸廬這樣的早期維新者，對洋務派政策全面批判討伐，鋒芒直指李鴻章所操縱的江南製造局……但本書的開章和結尾却泛出閲盡人世滄桑、心如死灰，抹上一層憂憤深廣後無可奈何的悲凉。

　　然而作者儒家入世之心未能泯滅。在《上海游驂録》聲言與諸位討論政制和挽救國家危亡之法；晚年又寫《近十年之怪現狀》；在政治幻想小説《新石頭記》中，吴趼人把自己講不明、道不清，矛盾重重的“折中主義”，對“何謂舊道德，我們需要什麽樣的理想國”之問，用文學形象來參與19世紀末的救國大討論。實際上，在未有解决儒學在21世紀的作用之前，社會對吴氏《新石頭記》這本小説的評價實在是可高可低，或如30年前那樣，一直默默無聞。

　　筆者以“從荒誕中尋找其合理性，”切入，重新檢討《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形成這一新視野，如題目所稱是：絶望中的希望。 

　　此書200個故事除了貫穿上述一個主題之外，還可以有一個新的分類視野。其中包含既可獨立又互相交叉的三個元素：新聞故事，新興産業，新型人物。

　　這三個視角元素涵蓋着一個核心意義，就是外國資本主義經濟和文化的進入和中國資本主義的經濟和意識形態的出現。

　　

　　新聞故事

　　第一個視角元素：新聞故事。

　　由於晚清小報的崛起，適應市民讀者所追求的新鮮性、真實性和暴露性，擴展到同一張報紙的連載小説而形成。那時，像吴氏和李伯元等不少的小説家既編輯報刊又寫新聞文稿，因而，新聞故事和采用時事實録的寫法，是相當多的晚清小説包括《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一個共同特徵。

　　吴氏實録手法，還有大家所共知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續集《近十年之怪現狀》中的一次小説家聚會，真實的人名可以“把書中人名逆倒過來念諧音，如袁伯藜爲藜伯袁，諧音爲李伯元；任劍湖爲湖劍任，諧音爲吴趼人；秦夢蓮爲蓮夢秦，諧音爲連夢青；那個未到場的袁聚鷗爲歐聚袁，諧音爲歐（陽）巨元”。（見郭長海《吴趼人雜俎》，日本《清末小説》16號）

　　此書所述200個故事不一定每個故事都是親見實録，但都可以稱之爲新聞故事。讀者每日看故事，追結尾；看新聞，知時事。既是大小時事，也包括最近新聞；手法近於實録，寫出來每天連載，就成爲文學意味的長篇小説。這是又一種讀法的關鍵。兹舉幾個新聞故事如下：

　　第一個新聞故事有頭有尾有轟動效應，内容是：迎敵的“馭運”號兵船還未見敵艦，管帶就恐慌而下令自沉。（第十四回）

　　這是中法戰争時各報刊争相刊登、轟動社會的一件大新聞，標題是《兵輪自沉》。吴氏在書中把新聞内容連題目全數録寫出來，引出書中各人聯想到南洋兵船管帶虚報燃煤的醜聞話題，又牽扯到“個個督府都是睡着的嗎”的議論。國家大事由新聞進入小説家言，是吴氏之“新民”之道。

　　第二個新聞故事有點火藥味：一群商人竟敢評點洋務製造局總辦馮竹儒、鄭玉軒、李勉林。

　　這幾位局總都是朝廷委以重任，領導洋務運動最大的軍事工業基地——江南製造局，且手握大權的道臺級官員。在當時批評他們的政策和品行是需要有一點專業經濟知識，不盲從、不怕官、實事求是的膽識和勇氣。這是吴氏把報章上批評製造局的内容移入小説。請看當時的《中外日報》，便一目了然。

　　第三個新聞故事有些政治風險，屬於茶樓上墻壁所貼“莫談國事”的危險類型。因爲到底是革命黨第一次起義，題目可稱： “廣州乙未起義未遂所見”。（第五十回，内容參見本書第一部第七章的“破繭而出”）

　　這確實是當時暗中流傳的社會大事和大新聞。由於事涉革命黨，不用説内地報刊，即使是當時的香港報紙，也態度十分審慎。《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有關章節所描寫的重點，顯然不是這次興中會乙未起義未遂之原因和内幕，而是官府和社會由於這次未遂起義所受到的衝擊和影響。作者一向並不贊成武力推翻清政府，力主立憲，這是人所共知的。但以書中的態度而論，據實中立，並無偏見。

　　吴氏一向與革命和維新兩個陣營的朋友，保持良好的關係，大概是有意逥避，此事日後再也没有提起。

　　第四個新聞故事：拐賣猪仔工到南洋（第五十九回）。雖不是一次性新聞，却是沿海和南洋經常發生的跨國犯罪事實，道出了華僑一生受苦的大問題。

　　我國南方沿海，華僑衆多，如珠江三角洲，幾乎無一户没有華僑在异國他鄉。身歷賣猪仔的金山亞婆、金山埃布爾多不勝數，多少年老又無錢回國的异鄉人，空有“望鄉”之苦。作者在書中叙述了嶺南沿海人民被騙拐“賣猪仔”到南洋和騙簽合同的兩種騙法。作者講述了華僑的悲慘遭遇，提出了中國領事對所在國華僑受“苛刻待遇不聞不問”的重大問題。

　　以上所舉四個新聞故事都具有相當典型的新聞和社會價值。

　　

　　新興産業

　　第二個視角元素：新興産業（包括新興文化）。首先是涌入中國社會的外國資本主義工業的工廠和企業以及西方文化和文化機構；本國新生的民族資本工業、企業以及文化機構，也包括洋務運動的工廠和企業、學校等文化機構。

　　這是兩種不同性質的經濟活動和文化活動，往往包含有深刻的時代意義。

　　第一個故事：評價世界經濟學名著《富國策》（《原富》）的故事。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提到《富國策》有兩處：一處在第二十二回的前半回，説到伯述遞給“我”一本書，説：“我送給你這個看看。看了這種書，得點實用，那就不至於要學那一種不知天高地厚的名士了。”我接過來謝了，看那書面是《富國策》，便道：“這想是新出的？”伯述道：“是日本人的書，近年中國人譯成漢文的。”吴氏在邊評注：“在當時，能看《富國策》便是維新家。”

　　第二處是第二十二回後半回。伯述曾經營過書籍，他説起時下讀者不選購實用、有用之書籍：“……至於《經世文編》、《富國策》以及一切輿圖册典之類，他非但不買，并且連書名也不曉得。”吴氏旁註：爾時只有這等書，便算有用。

　　吴氏在一回書，兩次評注稱贊同一本書，十分罕見。《富國策》真是日本人的書嗎？它是一本怎樣的書呢？

　　《富國策》即《原富》，今譯作《論國家的財富的性質和原因》，是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所著的一本資産階級經濟學經典。原書1776年出版於倫敦。當時連著名的改良主義者陳熾，也不清楚《原富》作者是誰，但十分推崇，稱英國發展至今日之富之强，賴於此書，因而把自己的著作，取名爲《續富國策》。

　　《原富》第一個漢譯者是嚴復， 1902年由上海南洋公學院譯書院出版。據嚴復説，他重視《原富》甚於《天演論》，説是理財開山之學。顯然他意識到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的中國，經濟矛盾叢生：外資涌入、機器工業出現；銀行、郵電、鐵路的發展；財税賦的收支平衡；關税制度以及勞動、土地、商品、價格，一系列復雜的問題亟待解决，而答案就在《原富》這本書。吴氏稱此書有用和“看《富國策》便是維新家”。見識十分卓越。

　　第二個是新式機構作弊的故事，題目可稱：製造局議價處投標作弊。（第六十二回、第六十三回）

　　一個盡管是引進的現代工業和包含有一定先進性的江南製造局開設了一個議價處，以此對外采購，避免商人串通抬高價格。這本來是包含現代商業競争的新鮮事物和好事，哪知外人（“我”）一參加競投便變成競低價，讓你虧本或排擠你出局，好讓一幫同盟商人繼讀糊弄議價處的委員老爺，撈好處。

　　吴氏有痛切評語：“下半回種種把持、傾軋、賄賂、阿諛。何足爲奇？所奇者儼然議價善員一事不知，惟解賤值耳。”

　　第三個故事：發昌機器廠。

　　這是近代最早的民族工業機器廠、造船廠。19世紀80年代中期能造百噸小火輪，最後破産盤給美商船廠。請回頭參看本書第一部第四章的 “惺惺惜惺惺”，其中有虹口發昌機器廠廠前門店的詳細描寫。由於無實物和照片留下，這種描寫對經濟史和文學史均有重大價值。

　　第四個故事：上海格致書院的考試（第十五回）。其實這並不算一個故事，只是一則中西文化匯合的文化新聞，若考究它的來歷也就成爲了故事。

　　當時，上海格致書院很有名，因爲它是第一所中外合辦的學校。1874年，科學家徐壽和英人傅蘭雅，禀準南北洋大臣，邀集中西官紳名人捐資籌建書院，兩年後落成。王韜任院長，實際由傅蘭雅控制。書院注重西學傳播，如請專家講述化學和礦物，也延請中西學者作講座並組織學生做實驗。教學采用中國書院辦法，每季由教師命題以格致之然後由教師評等。

　　吴趼人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十五回，讓方繼之替這間中西合璧的書院改卷子，可見他對傅蘭雅和新式教育很注意，也讓書中有一些時代新氣息。

　　

　　新型人物

　　第三個元素是在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和洋務工業、企業出現的經濟文化背景下産生的新時代的新型人物。

　　第一個新型人物故事——江南製造局畫圖房的技術員。

　　近代洋務運動最大的軍事工業基地是江南製造局，《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描寫的第一個新型人物，是在江南製造局畫圖房繪工程圖的技術員趙小雲。他製造的小輪船模型能在水中前進倒車，與大船一模一樣，工藝齊全，只是尺寸縮小而已。一個造船行家廠長評價他：“你所説的趙小雲，我也認識他，我并且出錢請他畫過圖。他在裏邊當了十年學生，本事學得不少了。此刻要請一個人，照他的本事，大約百把兩銀子一個月，也没有請處；他在局裏，却還是當一個學生的名目，一個月才四吊錢的膏火……可笑那些總辦，眼光比緑荳還小。”（第三十回）（參看本書第一部第四章的“趙小雲的小火輪”）

　　這就暴露了江南製造局對土生土長的造船工程設計繪圖人員的歧視，製造局完全不懂管理和使用人才。這個小雲的生活原型應含有不少吴趼人自己的生活經歷。

　　第二個新型人物故事，是造船技術勝過洋人的新型工人技師——樑桂生。（第三十回）（參看本書第一部第三章的“沉船與造船”）

　　樑桂生屬於中國新生工人階級中第一代産業工人核心的成員，工人技師，是自學成才的工人知識分子。書中説他是廣東人，那麽極有可能是鴉片戰争前後，在廣州外國船廠工作過的中國第一批技工。那時在上海早期從事機器業有經驗的工人師傅中，大都是廣東珠江三角洲來的，發昌機器廠的老東家便是最早又能自立門户的一個。

　　樑桂生造船的經驗豐富，水平高，一眼就看出了洋人設計的“保民”號船舵有問題，並提出警告。但委員和總辦聽不進，還大聲訓斥他：你還能本事過洋人。試航時，小小一段路走了六七個鐘頭，又不能轉彎，只能倒車。弄得總辦請來的高官要坐小火輪上岸，面子也丢盡了。回去洋人怎麽也修不好，只好低聲下氣去請樑桂生。最後换了舵，改了一段龍骨才能轉彎和正常航行。

　　這是一個讚頌中國人不比洋人差的故事類型，但却透露出一個新階級的技術人才正在成長的信息。

　　第三個新型人物故事也屬於新的階級——民族資産階級：發昌機器廠廠長，少東家——方佚廬。（參看本書第一部第四章的“發昌廠之發迹”）

　　不過，這個新階級誕生稍晚於樑桂生那個工人階級。就這個方逸侣的具體家庭出身而言，他不屬於由地主或商人轉化爲資産階級那一種類型，而是屬於由手工業鍛打和修理機器的工業作坊轉型爲合股半手工半機械作坊，最後成爲使用現代車床、刨床、吊機的小型機器廠——中國近代最早的民族工業機器企業：發昌機器廠。此廠在上海小有名氣，最盛時有二百多員工，能獨立設計製造一百多噸的小火輪。

　　這個少東家雖繼承父親方贊舉的産業，但是從性格氣質上完全是一代資産階級新人。他會英文，懂技術，能設計和領導造大船；他有伯樂眼光，讚揚趙小雲是個繪圖人才；他有才能、有理想，把父親的造船廠發展壯大，推至極盛時期。在社交上，交遊廣闊，瀟灑幹練，極爲精明。有幾個冒充李鴻章手下來買火輪的騙子，見面兩次便能識破，最後與租界巡捕裏應外合，一舉破獲騙局（第五十回）。他極有志氣與抱負，不甘心只能造百多噸的小火輪，對製造局的腐敗和管理失當，自己有一套理論，言稱可擔任江南製造局的總辦，總比那些不懂造船的草包要好。可惜，船廠在外國資本壓迫下，即使有渾身本領，也無法避免發昌船廠破産和盤給外商船廠的命運。小説忠實於生活的原型方逸侣，方家後代在20世紀60年代會見來訪者時，主動對小説《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中方佚廬的形象表示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