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新視野（上）　　

　　吴趼人的性格和他的思想一樣，既簡單又復雜。説簡單：磊落不羈，俠義而豪爽，慷慨激昂，灑脱倜儻，“殆洪鐘之能發下聲，挺擊則動，動則聞於遐邇”。説復雜：强毅而狂傲、詼諧而不阿、憂患而悲憤，可作爲吴趼人性格個性表面的三原色。而“憂患而悲憤”，似乎更不着重個性，而更着重吴氏與這個皇朝制度總崩潰之“前十年”，這個過渡時期的個人與時代的互動。

　　吴氏曾在影樓所拍攝的相片上題寫過一首五言詩，因前幾章録有全詩，下面僅録兩句：

　　

　　傲骨何嶙峋，  慣與世人忤。

　　爾志雖高尚，  爾遇乃獨苦。

　　

　　這兩句，完全顯示出他性情骨子裏與世相違的特立獨行。有時這種靈魂的自我寫照比相片寫真還要傳神。但這裏要注意的是，詩中所透露吴氏的“志爾雖高尚”和“爾遇乃獨苦”可以説是性格的核心。一、因爲“志高尚”完全可以解釋吴氏爲什麽具有“强毅而狂傲”的個性，何以懷有詩人般“憂患而悲憤”的時代氣質；二、“獨苦”可以使人解釋吴氏的人生坎坷和心靈的磨難，更可以明瞭吴氏個性爲何會形成憂、憤、强、傲、毅、狂、悲、諧等若干個富於變化又交織在一體的性格元素。

　　這些性格元素不但豐富了吴氏在上海灘和大江南北賣文生涯的人生意緒，而且滲透和左右着包括《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在内的吴氏小説和作品的創作風格，具有重大的分析和評價價值。下面試以“悲”這個吴氏性情的基本元素分析《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所顯示的創作基調。

　　“茫茫大地，無可容身”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吴氏自評語的一句名言。這句名言最初出現在此書的第一回最後一段：

　　

　　“從前我只知道上海的地方不好，如此看來，天地雖寬，幾無容足之地了！一陣的心如死灰，便了個自絶人世的念頭。……前思後想，不覺又感觸起來，不知此茫茫大地，何處方可容身。……想定了主意就將這本册子的記載，改做了小説體裁，剖作若干回，加了些評語，寫了一封信，另外將册子封好，寫着‘寄日本横濱市山下町百六十番新小説社’。走到虹口蓬萊路日本郵便局，買了郵税票貼上，交待明白翻身就走，一直走到深山窮谷之中，絶無人烟之地，與木石居與鹿豕游去了。”

　　

　　小説開頭就痛疾哀絶。然後，作者這種相同語句不斷出現在各回的吴氏評語中，共七次，收録如下：

　　

　　（一） 家庭專制行之既久，以强權施之於子弟者，或有之矣，自無秩序之自由説出，父子之間不睦者，蓋亦有之，不圖於此更見以陰險騙詐之術，施之於家庭骨肉者，真是咄咄怪事！吾謂茫茫大地，無可容身，此其一也。

　　　　　　（第二回評語）

　　（二）  家庭不能處，故園不可居，所謂茫茫大地，無可容身者，非此之謂耶？

　　 　　　　（ 第十八回評語）

　　（三）  不肯招接族人，並以戒其子侄，已是天性滅絶，不圖更有率盗劫其者。一笑！是有加無已。茫茫大地，更有何處容身乎？

　　　　　　（第三十回評語）

　　（四）  出門因爲避族人，族人且需避之，不知更當往何處去，所謂茫茫大地，無可容身歟？

　　　　　　                          （第三十回評語〔一〕）

　　（五） 不肯接待族人，並以戒其子侄，已是天性滅盡；不圖更有率衆盗以劫其父者。非但天獨有偶，直是有加無已。茫茫大地，更何處容身乎？

　　　　　　（第三十回評語〔二〕）

　　（六） 嗚呼！吾讀此回而嘆家庭骨肉間之怪狀，何竟層出不窮至於如是也！天倫之親，莫如父母子女；而愛情之摯者，尤莫如母。乃如是，乃如是，茫茫大地，無可容身，蓋至是而極矣！

　　　　　　                      （第七十三回評語）

　　（七）  嗚呼！何家庭怪狀之多也。家庭之怪狀，吾蓋睹之熟矣，幾於司空見慣矣！所最怪者，滅倫背親之事，乃出於日講孝弟忠信、仁義道德之人。吾於此遂不得不遠避乎高談理學之士大夫；然而又不得以一符彌軒蓋盡天下之人也。於是乎入世擇交，從此難矣。第一回楔子曰：“茫茫大地，無可容身。”孰更甚於此。

　　 　　　　                         （第七十四回評語）

　　

　　細思吴氏如此不斷喋喋不休、喃喃自誡“茫茫大地，無可容身”之語，可以推知：吴氏在1902年春三月，辭去《寓言報》筆政，離開“花叢小報”界，回到家中，“閉門謝客，瞑然僵卧，回思五六年”〔1〕之時，悲觀的情緒達到了極點。物極必反，這個悲觀情緒的極點，也是反思起點。實際是痛切反思自從佛山來上海所聞所見所經歷這二十年，和在故鄉過家族生活的十多年；也是創作這部長篇小説《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搆思之緣由和起始。

　　細細品味上述吴氏的評語，假如承認“表層即深層”這一句後現代名言，就如同通過地表礦苗尋找深層礦床，那麽，便會發現由他的性格心理深層浮泛到表面不經意的“痕迹”。

　　吴趼人一生的性格豐富多彩、生動詼諧：激絶：追隨康樑，如禰衡擊鼓；武口質駁樑鼎芬義正詞嚴，拂袖而去；反美拒約時匹夫有責，高亢入雲，熱絶；冷絶：親到山東，路途大雪受阻，遥對孔聖默思。盡管如此，然而他的一切行止，熱盡而冷，身心交瘁，都披上一層悲凉之霧。

　　吴氏並不明白，爲什麽族人、父子、兄弟之間“滅倫背親、乃出於日講孝悌忠信，仁義道德之人”；爲什麽陰險騙詐之術，要施之於家庭骨肉；爲什麽“更有率衆盗以劫其父者”，“天性滅絶”， “吾於此遂不得不遠避乎高談理學之士大夫”。這是悲絶。

　　吴氏不理解作爲皇朝制度的人格化——道德，在最後總崩潰之前，必然會千百倍地墮落和瘋狂。只好怪罪於什麽“自無秩序之自由説出”， 才會變得“嗚呼！爲何家庭怪狀之多也”！

　　吴氏這二十年之經歷，用書中第二回的一句話來總結：“我出來應世的二十年中，回頭想來，所遇見的只有三種東西：第一種是蛇蟲鼠蟻；第二種是豺狼虎豹；第三種是魑魅魍魎。”百般灾殃，這是死絶。

　　這三種天殺的東西，當是吴氏在這二十年 “悲”之故、“憤”之根、傷之由和哀之源。但他仍舊不明白這三種東西究竟是什麽，是天宫兇神，還是什麽深山老妖，那麽無情地撕破了中世紀小農社會儒家道德温情脈脈的面紗，把人吞噬，又變成了那“三種東西”。不過他天才地猜測到了其中原因之一：“搜本尋源，其發起無非爲一‘錢’字，錢之爲禍烈矣哉！”（第三十三回評語）

　　那麽，家園、故鄉不可居，上海也不好，到處都是可怕的“三樣東西”，真正是東南西北，“茫茫大地，無可容身”。

　　上哪裏去呢？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一回《楔子》末尾一段作答：

　　

　　“交待明白翻身就走，一直走到深山窮谷之中，絶無人烟之地，與木石居與鹿豕游去了。”

　　

　　什麽是“交待明白”呢？上文寫得很清楚：在樑啓超的《新小説》雜誌發表完《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之後。那麽，吴氏爲什麽三番五次説什麽“茫茫大地，無可容身”，又爲什麽要到化外之境去做野人呢？吴氏在旁邊有一句最後的、也就是用現代術語説的終極答案：只有遠離人群和社會，靈魂才能——大——解——脱。

　　吴趼人和《紅樓夢》賈寶玉最相同之處，就是吴氏説：什麽故鄉、家園、上海，“茫茫大地，無可容身”。賈氏説：什麽金陵、大觀園、十二釵，“白茫茫一片曠野”，大地真乾净。

　　大解脱，也是無法解脱。

　　靈魂極度痛苦，在現實社會又無處匿藏的吴趼人，就象一個無視地心吸力的人，抓主自已的頭髮，欲要離開地球一樣。作爲一個社會現實的人，每天要應酬、寫小説、見朋友、爲稻樑謀，既不能回到漢唐，也不能做化外野人，只能飛到稿紙上的未來世界——《新石頭記》，只能在心造的幻影和小説情境中自我遊戲和自我放逐。這正反映了吴氏這個“中國一分子”因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和壓力所産生的悲哀和憂憤的情緒，並爲之糾纏一生的現實根源。           

　　吴氏評價自己所寫的長篇自傳體小説時，在自己的内心重新唤起一度體驗過的感情。爲此寫下了一段段又一行行悲觀厭世的評語，并且通過形象和意境，直接或間接傳述出自己人如秋葉，無可奈何的感情。但問題是這些評語如小説一樣，不但只表現感情，還表現了作者的思想、心理“痕迹”和生活痛苦的記憶。目前，因文獻所限，我們只知道一小部分，而無法知道更多吴氏兒童和少年時代對家園、族人痛苦的回憶。正如他所寫《柳絮》〔2〕如詩九首其中一首所訴説：

　　

　　身世茫茫欲化煙，     隨風吹落馬蹄邊。

　　……

　　兒童莫漫尋踪迹，      渺渺天涯路幾千。

　　

　　是呀，個人的身世，童年的一切，如雲如煙，隨風而去，不再，也不可尋覓了。

　　吴氏以柳絮爲題作詩時，大概是勾起了兒時所受族人欺壓的痛苦回憶，又因在詩中無法淋漓盡致地傾訴，作者心情十分沉重和壓抑，詩中的氣氛却如煙如絮，彌漫着一種薄薄的悲凉之霧。這使人想起和吴氏同樣有苦難經歷的英國現實主義作家狄更斯。

　　十歲時，在鞋油作坊當過童工的狄更斯，曾被老闆關進橱窗，做包裝鞋油的表演以招徠顧客。晚年他偶爾提及這段生活，仍然充滿异常恐懼和痛苦的記憶。狄更斯回憶道：

　　

　　“我那年輕的心靈所受到的痛苦，關於以上的深刻記憶是無法寫出來的。我的整個身心所忍受的悲痛和屈辱是如此之巨大，即使到了現在，我已經出了名，受到了别人的愛撫，生活愉快，但在睡夢中我還常常忘掉我自己有着愛妻和孩子，甚至忘掉自己長大成人，好像又孤苦伶仃地回到那一段歲月裏去了。”〔3〕

　　

　　這些痛苦是何等深刻和巨大，以致尋遍吴氏身後三百多萬的文字，真正描寫幸福時光的，幾近於無。最令人諷刺的是，他一生若有若無的一絲快樂和幸福，一是借酒高頌《史記》之遊俠傳……。二．還要假借寶玉之軀，夢遊到烏托邦的“文明境界”。當吴氏想到中國傳統普世道德和高度軍事科技結合所顯的强大國力，外國列强要一百多年後才能趕上，才在虚幻的世界裏露出一絲笑容和快慰。

　　吴氏的痛苦有童年家族的遠緣，當然也有現實危亡時勢和救國乏術、五内如焚的近因。

　　一方面由於戊戌政變，康樑一黨、各地會社和改良精英，一時盡遭摧殘凋萎。太后上諭一出，緹騎四起，六君子血灑菜市口。1898年10月9日《關於查禁全國報館嚴拿報館主筆上諭》中所專指的：

　　

　　其館中主筆之人，皆斯文敗類，不顧廉耻。即飭地方官嚴行訪拿，從重懲治，以息邪説而靖人心。

　　

　　那時白色恐怖，尤其是庚子事發（八國聯軍對華戰争）前的日日夜夜，不能不説對每個擁護康樑的報館主筆的心尖上，都是一把血刃。内心震撼如是，而吴氏維新政治理想頓時灰飛煙滅。

　　另一方面，列强虎豹環伺，領土已割去數個法國大小，國將不國之危局已成。西潮汹涌，更挾船堅砲利而後來，中國傳統文化和道德正在遭受農耕爲基礎的上層建築的不斷剥落、斷裂和崩塌。此乃痛之一。

　　當其時，在社會大變革的文化轉型中，吴氏企圖先倡惡補禮義廉耻……恪守正統道德，築穩堤壩，防西潮之大患，之後再引入新文明。他孜孜地推行着一套以道德療救社會和家國的方案。

　　但歷史演進無情，吴氏只能眼睁睁看着國人皆趨西學，滔天西水，堤毁人亡。吴氏被迫逼擠壓在中西夾縫中，内心認定經受着五千年文化一旦付諸東流，這種歷史前所未見民族的最後生命——文化大流失、大變局的痛苦，幾乎超越了吴氏所能承受的限度。

　　吴氏之痛正是儒學没落，封建道德淪喪，世風日下，天崩地裂中社會文化轉型，時代各種錯綜復雜的矛盾衝突的鏡像反映。此乃痛之二。

　　在全國反美拒約浪潮之中，吴氏親歷上海曾鑄指揮一役，幾番上下寧波、杭州助戰。然幾個月下來，上壓下散，私心漸起；虎頭蛇尾，首鼠兩端，扺制已無戰意，主帥無奈告天下而遁去，廣大中小商人和百姓爲之氣餒。一場轟轟烈烈的運動，戰而無功，傾刻消弭。吴氏只能又一次對青天扼腕飲恨而浩嘆。此乃痛之三。

　　吴氏牽掛國事，對清廷訂立中俄密約，假立憲，在反美拒約中威嚇商界，出賣鐵路權等樁樁件件，喪盡天良之行爲，産生了對清廷最後極其悲憤的失望。從吴氏最後幾年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在怒其之不争的字字句句中，吐哺之沉痛、用情之傷哀、哀絶之心死，達到杜鵑啼血的程度。此乃痛之四。

　　最後，吴氏夢想魂歸一個終極的虚幻“大解脱”，這完全與《紅樓夢》中的賈寶玉最後懸崖撒手，棄官爲僧，“歸大荒”，“只見白茫茫一片曠野”，殊途而同歸。亦可窺見吴氏早已將自身與寶玉作過比較，創作《新石頭記》，乃續紅樓寶玉“補天”之意。然而他全部的三百多萬字的作品和小説——吴氏準備“補天”之五色藥石，並没有發生小説可以救國民於水火和治療社會的功效。吴氏這時才真正意識到：咱家可真救民無門，救國乏術了！此乃痛之五。

　　悲之極而生狂傲；痛之最而産激憤；傷之絶而生憂患；詼諧久而生厭世，厭世便生悲凉。這不但是吴氏人生性格過程性的基調，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基調，而且是吴氏大部分小説和作品的基調。

　　吴氏悲凉之基調，從一生前悲後憤、前屈後伸，少時悲家、大時痛國的境遇而來。初生爲大族破落户，長而受族人所迫，赴申謀生。入製造局，練成一技，十年受壓而無法施展……一生“慣與世人忤”，從逆境多於順境，苦難多於暢意而來。

　　其次是吴氏的悲和憤既有社會大多數文人對民族和國家危亡，極需改革，表現出漠不關心和普遍愚味無知的因素，又兼有對洋務運動失望，在戊戌變法前看不見出路的困局茫然失措，無法突圍：個人與庸俗社會無法調適的困苦……，這些復雜難以名狀的情緒在《吴趼人哭》六十一則發揮到淋漓盡致。

　　清廷在總崩潰前所固有的矛盾相繼激化，深刻地刺激了一部分對朝廷絶望，但又不贊成暴力革命，在十字路口中荷戈獨徘徊，面臨抉擇，巡俊不前的有識之士，這種矛盾的心理和徘徊之苦在吴氏心靈和文字創作中表現得十分充分。這悲凉之基調和上述吴氏性格：强毅而狂傲、詼諧而不屈、憂患而激憤的三元素相互化合演進，形成了我們所看到凉而生熱，熱極而冷；希望中帶有絶望，絶望中含有希望……數之不盡的悖謬二重性和豐富多彩的性格。

　　在這種悲凉的基調下，《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中僅有兩個詳細描述過的正面人物：一個是吴繼之，看不慣官場黑闇，棄官轉而經商，雖中規中矩，但終於生意虧敗而隱退；另一個是方佚廬，算是有幾分光彩，但出場幾回，便無踪影。作者到底是不忍心看着這個發昌廠的少東家因訂單蕭條而破産，資産盤給美資耶鬆廠，弄個什麽製造局委員當當，頓失豪氣，或者去做個在中國人銀元中抽傭的洋買辦而收場。

　　

　　注釋：

　　〔1〕 《西洋攝影法攝得小像，笑容可掬，戲題此章》，《吴趼人全集》，第八卷137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2〕《柳絮》九首，《吴趼人全集》，第八卷126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3〕《狄更斯評論集》，３１６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