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生新舊蜕嬗之世

　　吴趼人是中國整個封建皇朝制度面臨最後總崩潰時期的前十年中最著名的文學家。這個時期在各種政治鬥争和文化思朝的激烈性和復雜性的背景下，産生了吴趼人最重要的文學作品和具有吴氏思想個性的一切特點。吴趼人是晚清社會革命過渡時期的一面鏡子。

　　作爲職業作家和報人，吴氏是近代第一批獨立的社會知識分子，從來没有參加過任何一個政治組織，對復雜政治只限於天賦的直觀，也不想做官；他對革命黨人的瞭解，到去世前只停留在小説《上海游驂録》的花花公子和《嘲革命黨》這樣的打油詩的水平上。不錯，吴氏的小説並没有如李劼人的《大波》，反映了四川驚天動地和波瀾壯闊的保路運動和革命黨人起義。就他的思想水平而言，也不可能寫出這樣的小説。他的成名作長篇小説《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只能作爲二百個故事串連之一，從側面描寫到興中會在1895年失敗的廣州乙未起義，反映了吴趼人對自己的 “非暴力改良” 的政治底綫，曾嘗試努力地衝擊過。不過僅是一次，一次不成功的衝擊。但是，他的作品畢竟有過同情革命黨起義的情節和搆思。

　　到了1907年下半年，晚清形勢更加迫近它的崩潰臨界點，其復雜性也面臨一個眼花了亂的新高度。它的復雜性不表現在《辛丑條約》後加速了列强瓜分中國的危局，而在於廣大人民開始考慮對清政府與共和之間作出新選擇，不似十年前稍聞“革命”二字，如見豺狼虎豹那樣戰戰悚悚，避之則吉。民間立憲派所掀起的保路風潮和國會請願運動，上演一輪又一輪的逼宫戲，政局每日翻新。麻煩在於朝廷半真半假地推出一茬又一茬的新政和未來立憲的許諾。不管動機是真心還是假意；出於自救還是花招，這些新政實績已遠遠超過不少人爲它抛頭顱、灑熱血的“百日維新”。無論如何，這顯然是有利於形成人民的覺醒和促使辛亥革命的到來。不過，臨了，新政才顯出愛新覺羅一族料想不到的：自堀墳墓的後果。

　　吴趼人以先覺者的慧眼，寫了四篇以清廷宣佈立憲爲題材的短篇小説，讓人們看穿了慈禧政權馬戲團的假把戲，明白了紫禁城的皇族不配有自救的胸襟與智慧，不配有比倒臺更好的命運。

　　吴氏在其短篇小説《大改革》中寫道：（面對清政府）如同面對一個嫖、賭、毒多年，積重難返，無可救藥，又自欺欺人要大改革的二世祖。難怪吴氏“一面氣惱，一面落泪，一面冷笑”〔1〕，其心境難言。革命黨人周桂笙在篇末評曰：“悵懷時局，無限傷心。詼詭之文耶？憂時之作也。”〔2〕周氏用“無限傷心”四個字，點穿了吴氏對清政府“哀其不争”的立場和對清廷“哀莫大於心死”的絶望心境。

　　原先星散而蟄伏的地方資産階級改良派的資本和力量又重新聚集和活躍起來，逐漸變得强大。他們换了一個更直接的名字——立憲派。他們掀起的立憲運動，總結了以往自上而下的教訓，雙管齊下。一面自上策動慈禧身邊的重臣和各地重要督撫，意圖成立國會；一面又自下掀起符合自身利益的反美華工禁約運動和各省保礦保路拒款運動，把立憲運動巧妙地和這些包括千百萬市民的利益和反帝愛國的政治熱情銜接起來。正因爲如此順民而聚民，因而張謇、湯壽潜等領袖人物的步伐常挾萬道風雷，有聲有色地上演了一場曠日持久的護路、拒款、等種種的逼宫戲。而反映這場民間“逼宫戲”——吴趼人的新劇戲曲《鄔烈士殉路》，以直視民衆抗議浪潮、直描群情汹涌場面、直面以血救國的殘酷人生，凸現資産階級領袖人物湯壽潜在這次江浙路案中不屈不撓的鬥争精神。可惜，這出充滿戰鬥性的新劇，不知爲何原因，也許是過早逝去，吴氏只留給世人浸滿鮮血和充斥火藥味未完成二的折新劇而已。

　　大概在1904年前後，吴氏開始以挽救民族道德文化爲己任，逐漸靠攏國粹思潮，包括老同鄉鄧實和黄節所開辦的國粹派刊物《政藝通報》和《國粹學報》。李懷霜談到過他國粹之思的緣起：“君生新舊蜕嬗之世，恫夫國勢積弱，民力寖衰，贊翊更革，數見於所爲文辭。唯方寸取舍，分際綦嚴，亡時流盲從之患。近十年間保持國粹之思，如怒芽暴潮。”〔3〕從李氏之言可知，吴氏之心境雖在晚年歸皈國粹，外表十分平静，但内裏還是禁不住心頭逐浪，如“怒芽暴潮”，與晚清現實各種政治和文化思潮的相互呼應激盪。希望最終是解决中國民族文化在西潮衝擊下何去何從的終極問題。

　　

　　三重過渡色彩

　　樑啓超在1901年感受到中國這種過度時代的特殊現狀和氛圍而寫了一篇《過渡時代論》：

　　

　　“故今日中國之現狀，實始駕一扁舟，初離海岸綫，而放於中流，即俗語所謂兩頭不到岸之時也。語其大者，則人民既憤獨夫民賊愚民專制之政，而未能組織新政體以代之，是政治上之過渡時代也；士子既鄙考據詞章庸惡陋劣之學，而未能開闢新學界以代之，是學問上的過渡時代也；社會上既厭三綱壓抑虚文縟節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得以代之，是理想風俗上之過渡時期也。語其小者，則例案已燒矣，而無新法典：科舉議變矣，而無新教育；元兇處刑矣，而無新人才；北京殘歧矣，而無新都城。”

　　

　　上述樑氏一段話最能揭示“過渡”本質而又最形象者是謂：“放於中流，即俗語所謂兩頭不到岸”之句。吴趼人正是身處於庚子（1900年）後社會加速過渡的政治和文化諸種思潮相互激盪中；而他的作品則是反映了舊皇朝的加速崩潰和瓦解，而新的共和政府尚未誕生，社會新舊“兩頭不到岸”的過渡狀况。

　　概括吴氏一生，包括他的全部文字和作品，幾乎都呈現出三重相互聯繫又具有時代特徵的過渡色彩。

　　（一）晚清小説向現代小説的過渡

　　晚清小説並不僅是向五四發展的過渡物，而是具有强烈叛逆性、創造性和自身的特殊價值——“諸神解放”後千姿百態的新小説時代。如果我們把它看作中國小説向前漫長演變鏈條平等之一環，不必計孰輕孰重，那麽吴氏肯定是晚清文學“這一環”的代表人物。

　　第一，吴趼人的創作觀是一個開放性系統。

　　第二，從響應樑啓超投稿横濱《新小説》始，不斷向歐美小説學習，大膽實踐和創新。可以説是晚清小説新觀念、新技巧的創新集大成者。

　　第三，吴氏對小説的貢獻不僅是單純的借鑒技巧，如把隱藏在小説背後，時不時説句：“看官”，隱形的全能説書人驅出晚清小説等等。與幾個翻譯家共同創造了基本上脱離古典小説舊文體，能够表現都市現代生活的現代白話小説文體。如在譯述外國小説《電述奇談》時，無論在人稱叙事、叙述、描寫，詞彚、句子、句群、語式、都市語感、語句邏輯、心理語言空間，動作描述、人物新型關係話語……都和當時的白話翻澤小説文體（周桂笙）有共匯一爐，互相學習的關係，（請參看下面“第二部吴趼人小説論”：《勇敢者的首創——評《電術奇談》）。

　　（二）從帝制向共和過渡

　　其過渡的復雜性分四個層次或問題切入。

　　其一，時當帝國主義全面瓜分中國領土的危機深化，而引發資産階級不同派别在不同時期對封建政體的發起的三種衝擊——戊戌變法、立憲運動和革命黨人不斷的武裝起義，以及被衝擊的皇朝在腐敗爛池塘中逐漸下沉中而企圖自拔的前後兩種自救運動：洋務運動和清末新政。

　　吴氏一面在多個反帝反封大是大非關鍵的問題上，順應革命潮流：先是批判洋務運動，後是舉雙手歡呼戊戌變法，提出一套帶有民本主義色彩的改良變法方案；繼是旗幟鮮明地支持和身投上海反美拒約運動；他著名的長篇《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揭示身邊的官場腐敗、倫理醜劇，社會潰爛己達到了常態化，無藥可救。稍後則又以戲劇歌頌江浙保路運動群衆之偉力和地方立憲領袖湯壽潜，揭露清廷出賣國家權益；在《月月小説》雜誌，又以短篇小説爲投槍，嬉笑怒駡的手法，讓老百姓在陽光下層層剥見皇族假立憲的醜惡面目。從反帝反封殺傷力而言，實無愧爲革命潮流的吹鼓手和馬前卒。

　　但是，與此同時同步，吴氏又在文章和小説醜化革命黨人斥責革命，反對取消科舉，推銷孔孟道德救國論，……日漸頑固保守，維護清廷的立場。晚年，各種沉渣意念泛起，以至。思想内多種矛盾，互纏其中，如愛國與忠君，保民與忠君，立憲與皇權，……愛恨交加，怒其不争，也哀其不幸。吴氏把朝廷指斥爲“盲政府”，就有“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無何救藥，自取滅亡的含義。但他又却在最陰闇的小説《剖心記》中咒駡革命起義者徐錫麟，處處顯出仗義維護清政府督撫大員，把立足點從人民又移到清政府一邊……。

　　從上述我們可以清晰看到：在二十世紀初年政治格局變動和各種文化思潮激盪的背景下，吴趼人本人及其作品的不僅具有時代的過度性的復雜性，即思想上出多組互相矛盾的兩極現象，甚至同一關鍵立場秋千式的波動竟可以在同時出現，無疑這是吴氏思想具有復雜性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特點，也是晚清過渡時代典型人物的一個突出特點（樑啓超自嘲爲“善變”）。由於吴氏的社會知名度和在近代小説啓蒙和起步的重要性，因而，後世的評價的對立和分歧更顯矚目。

　　其二，“愛國與忠君”可以説是吴榮光留給吴趼人思想遺産的重要部分。在近代，愛國可以表現爲對外帝國列强侵略的反抗；對内又可以指向保衛皇朝的“忠君”，但問題遠不止這麽簡單（有時内涵又可交叉重叠）。

　　從吴氏曾祖父道光時領導民團在鴉片戰争中抗英；咸豐時英法聯軍犯京，家族三代在京師被辱、第四代趼人憤書《紀痛》；到家藏諷刺伍詔榮小品和譏斥兩廣總督葉名琛的《葉中堂樂府三章》家鈔本……上述的家世、劫難、族争、破落，兩次鴉片戰争的國恨家仇，都點點滴滴存貯在吴氏童年和少年記憶信息的神經分枝，并且銘刻在他青年時培育成的性格和思上堅定的反帝基因上。這種忠君—愛國—反帝的意義邏輯之所以成立，只是近代半殖民條件下忠君多面的其中一面。

　　吴榮光給予其曾孫趼人最爲錯綜復雜的思想遺産——是中古君臣意義上的“忠君”。這種家族政治情感遺傳的背後是鞏固貴族階層的利益。大樹堂吴氏家族的每一個成員，都感受到整個家族幾代人的顯赫和榮華富貴都來自於嘉道兩代皇帝對吴姓祖宗的信任和恩賜，而且這種類似君臣感戴之情從小滲入到第四代吴趼人的心理上的深層和潜意識中，進而積澱成—“清皇朝有恩於我族”“忠君”的歷史認定。雖然作爲吴氏後代不至於誓言對皇朝“涌泉相報”和達到“每飯不忘君恩”的程度，但祖上吴榮光官遷數省，仍委以封疆大臣，並多次得到皇帝召見、題匾、賞賜……親切問候，族内代代相傳的種種細節（參看家刻本《吴榮光自撰年譜》），對於從小生活在皇恩浩盪的佛山吴氏大樹堂中的吴趼人，事實上無法不刻骨銘心。

　　其三、吴氏對同盟會暴力革命的觀點和文化組織向來從不認同和交往，莫説主動靠近。唯一例外是大概在1904年前後，吴氏痛定思痛，開始以挽救民族道德文化爲己任，爲人生的終極目標。逐漸靠攏深具反滿革命色彩的國粹思潮，包括同盟會員老同鄉鄧實和黄節所開辦的國粹派刊物《政藝通報》和《國粹學報》，從中尋找精神支柱和扺擋西潮的思想武器，最終是解决中國龢民族傳統文化在内憂外患下[ZZ（]何去何從的終極答案。

　　吴氏晚年愛國的憂慮焦點，從以往的經濟層面的批判洋務—參與反美拒約運動—保路風潮）擴展到文化道德領域；其個人“補天”的使命觀和主題，也從最初的救亡圖存，變法維新，進而深化爲“中國傳統文化何去何從？”；從最初在製造局對泰西文化的崇拜，逐漸對非科技類型的外來文化是否適合本土，充滿警惕和疑慮（參考吴氏對“自由結婚的討論”），並以新穎的科幻文學的形式，設計以中國先秦孔孟道德爲冶國最高觀念，建構以西方科技用於百姓和用於扺禦列强的大國夢藍圖。

　　吴氏這種傳統文化危機的痛苦心結和在文學領域上的頑强挣扎，來自於鴉片戰争後，西方文化伴隨着列强的大砲、商品和傳教士向中國二千多年的儒家文化和傳統的普世道德猛烈衝擊。就在這種文化侵略衝擊的屈辱洗禮中，吴趼人成爲了一個懷有[ZZ（]强烈傳統文化激情的文化民族主義者。

　　吴氏不是國粹派組織的成員，也並非國粹保存會同人，這與他一生從不參加政治或文化組織是一致的。但重要的是，他也認同國粹派成員相同的文化痛苦——意識到傳統文化被歐風美雨日漸侵蝕和摧殘，傳統文化有被滅絶和同化從而加速民族滅亡的危險。吴氏與國粹派的實力派鄧實和黄節是同屬於珠三角地區、同説廣州話語系的同鄉，而且吴趼人與鄧實兩人都同時擔任過兩廣同鄉會的會長，吴氏在最後幾年投入極大的精力所奔勞建立的廣志小學，是同鄉會主要會務，自然也離不開鄧實和黄節的支持（鄧、黄兩人擔任廣志小學的義務教師）。吴氏將一些詩作和記録曾祖吴榮光事迹的《游踪圖》，都送到鄧實、黄節主編的《國粹學報》上發表〔4〕。這些鈎沉出來的蛛絲馬迹表明，吴、鄧、黄三人的接近既有交往和鄉誼，也有思想接近的因素。

　　從廣義的泛國粹文化觀回到個案的嚴格區分。吴趼人的“國粹之思”與鄧實、黄節的國粹主張，實質上有很大區别。當時喊着國粹口號的人很多，而參加國粹組織的人却很少，而且絶大部分是堅定的民族主義者，都參加了反清革命組織。可以説晚清國粹派是資産階級革命陣營内部的一個派别和同盟會反清文化戰綫之一翼。至於無法在思想立場上與清廷劃清界綫，無法贊成暴力革命，無法冲破官僚家族政治思想傳統束縛的吴趼人，看來只有從國粹派的理論武器庫尋找幾件扺擋歐風美雨的心靈盾牌，與鄧實、黄節引爲“同志”。至於吴氏夸大國粹的作用，妄以國粹救國，讀經救國，道德救國，科舉救國……企圖阻撓歷史前進的洪流，只能導致自己大踏步倒退，心靈無以自適。

　　其四、吴氏個人與天下時勢相逆，對清廷絶望，又無力補天，而對唯一能有左右形勢的革命黨人，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於是在内心的挣扎而産悲觀，又常常轉化爲文學上的敗筆（見《上海游驂録》、《剖心記》）。吴氏歷見洋務運動的破産、戊戌變法的失敗，以及看穿清廷新政的虚僞性而漸産生厭世之情。在保路運動中對人民力量，時而驚嘆，時而漠視。二折謳歌江浙保路，批判清廷之戲劇力作《鄔烈士殉路》，由於對形勢信心不足，缺乏預見和穿透歷史的洞察力，無法預見皇朝倒臺的結局，激情宣泄後而産生悲觀，無方向感又無所適從；二折而終，無法再續。吴氏自馬關一役至公車上書，與千百萬個封建階級的知識分子一樣，在這二千年一大變局的關鍵歷史時刻，徹夜失眠過；誠心誠意地歡呼過，雀躍過，舉起雙手擁護過。吴氏更是奉獻出一部《政治維新要言》，出謀劃策，思想上筆墨上卷入戊戌變法的程度比一般同清分子要深廣得多。自然，隨着政變、捉拿康樑維新黨，六君子血灑街頭就義，他也短暫地消沉、苦悶和反省過，但很快地他又從《清議報》和《新民叢報》中汲取力量，認準文化上維新變革的方向。特别是樑啓超《新小説》的出版指導綱領《論小説與群治的關係》，把吴氏無法解决、處於困局的關於新小説的改革、價值、地位和任務與救國、新民的關係等資産階級文學上的重大理論問題，指出正確的方向，成爲支撑和指引吴氏創作，一發而不可收拾的巨大精神力量。

　　晚年吴氏的社會觀點並不全然來自康樑，往往來自清醒的現實主義和個人獨特的觀察。如吴氏在《無理取鬧之西遊記》，用寓言的方式來諷刺清政府出賣祖國大好山河。值得注意的是吴氏把康樑比作“做夢的莊生”，顯然作者已認識到了無論是康樑們的真立憲或紫禁城的假立憲，早已無力挽回分崩離析的結局。聯繫到同盟會各地的革命起義規模漸大、數量日增，社會同情之聲四起，總崩潰的時刻隨時而至（見徐錫麟和秋瑾被殺當時社會報刊輿論之反應），吴氏心頭陣陣涌起大地沉倫的絶望之情，是毫不奇怪的。

　　當然這種厭世的誘發點是自小身世的悲凉和家族的没落，以及來上海二十幾年的滄桑。深知吴氏的李懷霜曾分析過其厭世之社會根源，他説：

　　

　　“《怪現狀》蓋低徊身世之作，根據昭然，讀者滋感喟，描畫情僞，猶鑒之於物，所過着景。君厭世之思，大率萌蘖於是。”

　　

　　他又曾就“厭世之思”的原由問過趼人，答：“子知我，雖然，救世之情竭，而後厭世之念生。”透露出了吴氏在晚清補天“救世之情”被殘酷的現實撞得頭破血流的無奈，道出了内心所鉻刻的：“救世—補天”；“情竭—厭世”；“魂歸—國粹”，人生奮鬥和挣扎的軌迹。

　　㈢ 中國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

　　這種社會現代化的演進，並不完全等同是西化和工業化；重要是不斷從傳統的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經過創新推向現代社會全方位的轉型。其包涵了一個民族在其衝撞和變遷的過程中文明結構的重新塑造。

　　吴趼人的一生親歷、至少涉足或見证於中國現代化起步過程其中的五個的要素：1. 西學傳入 ；2.民族工業的發軔 ；3.早期資産階級代表人物； 4.現代獨立知識分子出現； 5.近代都市報業崛起。

　　這五個要素闖入，可視作代化起步向吴氏的人生的挑戰和過程。

　　其過渡時期環境的要素與吴氏人生的交融互動，交織成典型“過渡性”的獨特人生，析射在其作品中。下面分類簡述：

　　① 西學傳入

　　吴氏人生第一個重大轉變就是在上海接受了西學：十七歲到上海製造局傳播西學的翻澤局板刊處做繪圖和鈔寫員，再是在製造局工科學校性質的畫圖房半工讀，成爲了一個船舶設計繪圖師。這種命運和偶然際遇使吴氏的知識具有：儒學與西學、文科與理工，中西合璧的結構，而且這種數理化……諸學科的基礎訓練使吴氏的文化素質和推理分折能力得到整體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從原來的排斥外來文化，封閉和殘缺的儒家知識觀，發展爲中西兼蓄、具有開放性的文化觀。當然，吴氏並不理解青年時所學習西方文化對其後從事小説創作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起着點石成金的作用。

　　②民族工業的發軔。

　　吴趼人一踏入上海灘，便涉足中國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社會經濟過渡的二個起步點：一、中國最大的軍事製造工業—洋務運動中産生的江南製造總局；二、與中國第一間私營造船企業發昌廠主方逸侣結識爲友，惺惺相惜。在同一時期不同空間場景，見证了無論是國營或私營機械工業在半封建半殖民的歷史環境下備受摧殘和抗挣的過程。這種近代作家十分罕有的經歷和體驗，就足以説明日後吴氏爲什麽對反對烈强的護礦、護路、拒約的中外商戰，誓死捍衛，奔走呼號，激奮不已。

　　③民族資産階級代表人物—方逸侣、曾鑄、湯壽潜。

　　在吴氏人生不同時期的經歷中，先後出現過上述這三個早期民族資産階級代表人物，反映了這個新生階級被列强包圍下在工業現代化起步中的困局的扎挣和成長的艱辛過程。 

　　方逸侣是中國第一家民族資本企業—發昌（號銅機器車房）廠主，甲午戰争後破産。吴趼人對這位業務精明，懂英文，敢做大船，年齡相仿的青年，相見恨晚；逸侣（小説稱方佚廬）也對這位會船舶設計和繪圖的記録同鄉無話不談，惺惺相惜。從《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所記録相會時兩人以民間激進改革者者自居，敢於指名道姓，揮斥方猶，意氣激昂地臧否洋務當局的失敗政策的歷史場面來看。其思想上叛逆性因素對吴氏後來在百日維新中所發表的《維新要言》中直斥内閣大員犯上的言説是重要的淵源。

　　曾鑄（1849～1908)上海灘有名的資本家, 一生反帝愛國色彩濃厚，兩次被推爲上海商務總會總理，在全國反美拒約風雲中成爲領導商界和市民，凛然舉旗的統帥。曾氏敢於面對美領事柔克義，大義凛然，直斥其姦，是吴趼人一生中少有敬佩的人物之一。而吴氏則策劃拒美貨於滬、寧、杭基層，在社團、市民中，奔走呼號，甘當“馬前卒”。曾鑄鑒於美方、上海買辦、清廷三方連接放言雇兇殺他，憤然發表《留别天下同胞書》，中途退出，功敗垂成。吴氏刺激極深，在後來時事新劇《鄔烈士殉路》中重提此事，長歌當哭，憤恨不已。

　　運動稍後出牌的反美拒約運動文獻集《山鐘集》（蘇紹炳編），就收入了吴趼人就扺制美貨，决不妥協，提出具體建議而寫給曾鑄的三封信，可見之吴氏卷入之深。

　　湯壽潜　（1856-1917)，原名震，字蟄先，蕭山城山大湯塢村人。清末民初實業家和政治活動家，是晚清立憲派的領袖人物，因争路權、修鐵路而名重一時。而湯壽潜作爲百姓罕有信得過和擁護的蘇浙拒款保路領袖，以爲民利盡義，爲國權盡忠，清廉仁厚和愛國的形象，罕有進入吴趼人發表在《月月小説》的時事新劇——《鄔烈士殉路》之中。雖然晚清把現實生活之人物寫入晚清小説和戲劇成一時之風氣，但可以肯定，除了方佚廬（即發昌廠主方逸侣）外，這是吴氏筆下第一個非官方的政治人物首次以與中外惡勢力的鬥争的英雄姿態，并且以與現實同步新聞時事劇的形式劇亮相。《鄔烈士殉路》以烈士殉路所激發的血涙的憤恨、預示吴氏對地方立憲派和它所發起的維護國權的護礦護路開始有了新的考慮。可能是吴氏晚年“絶望中的希望”。

　　④和⑤ 現代獨立知識分子和近代報業

　　吴趼人最初成爲現代獨立知識分子並不是在製造局的十一二年期間，而是從1897年三十二歲第一次“破繭”離開製造局，進入辦報生涯才開始的。在中國早期現代化進程中起步的晚清最後十年，就知識分子作爲一個群體來觀察，他們當中在晚清至少曾經先後形成過六個知識分子群體：“報人集團”、“出版集團”、“教育集團”、“新式醫學集團”“新式軍官集團”掌握新式技術的“技師和科學家集團”。吴趼人至少涉及和屬於其中四個集團。自吴氏在百日維新期間發表在報刊的《維新要言》，公開擁護變法的政治綱領性宣言始；與李伯元同拒朝廷經濟特科之誘惑；至變法失敗後以小報滑稽詭譎的手法與西花廳老佛爺封殺報刊，玩抗命鬥智，繼用短篇之詼諧揭其假立憲虚僞；在《漢口日報》爲獨立辦報與端方和樑鼎夯的官方勢力對峙；至晚年以長篇科幻小説的形式完成新儒家理想國家烏托邦之設計，一生救亡圖存和新民之奮鬥，無不顯示追求自由、平等，與封建勢力抗争的獨立精神。一個頑强執着堅持改良價值觀知識分子的形象，就矗立在以現代化過渡時代的人物長廊之中。

　　

　　吴氏的品格

　　什麽是品格？簡言之就是政治和文化的人格和性格上的品德。當然，就吴氏這種性格個案，其内心的自我與外在的自我，完全可以分裂爲兩個世界：無爲和有爲——人生的虚無和以天下爲己任；進取和退隱——像王維和諸葛武侯一樣，兩者既對立又相互結合。以外部性格品德而論，吴氏正是在强毅而狂傲、詼諧而不屈、憂患而激憤，富於進取精神特徵的外衣掩映下，潜藏着一種隱性的悲觀性格。

　　第一，傲俗違世，孤岸狷介，特立獨行。

　　吴氏自來上海以後，特别是甲午一役大夢初醒後，與大多數隨波逐流者比較，表現出“傲骨何嶙峋，慣與世人忤”；志存高尚，獨頂外界壓力；不惜違俗獨苦，表現出傲俗違世、孤岸狷介、特立獨行的品格。吴君“早歲食貧，岸然自异，無寒酸卑瑣之氣”；又“崇尚氣誼，與世不能苟合，尋常一言，必超然自成識解”。但内心又不時因爲現實不如意，無力“補天”，内心徘徊、苦悶、仿徨、憂鬱而縱酒。

　　第二，忠誠信仰， 横戈勵馬， 嚴守捍衛。

　　在吴氏最後“近十年間，保持國粹之思，如怒芽暴潮，有故軒他族以輊我者，至起而批其頰，其人始而怒，繼而慚，終且涕出而陳悔”〔5〕。這種十年一貫的過度憂患和過分焦慮、敏感之思，有時陷入了片面夸大、“走火入魔”，物極必反的程度。如爲保護國粹，變成保護群經，進而又變成反對廢除科舉。但他堅持國粹的文化取向，十年枕戈待旦，詞鋒披靡，未有隨流媚俗，歷久彌堅。

　　第三，敢於承擔、勇於獻身文化危亡的使命感。

　　吴氏從小是以吴榮光曾孫，身懷使命而自居。自經歷“繭人”—“趼人”脱胎换骨式的過程和思想變化，在民族危機的感召下，自覺地成爲一個民間擁護維新變法的堅定衛士，毅然著成《維新要言》60篇，獻言變法大計。這是吴氏第一次自覺承擔“中國一分子”救亡圖存的歷史責任。

　　其次是以“重建中國文化”爲歷史使命。吴氏以政治科幻小説《新石頭記》的特殊形式，以孔孟之道爲靈魂中樞，西方科學和物質與中國傳統的普世道德相結合，在形象思維的精神平臺上構建了一個“文明境界國”。這是吴趼人晚年“道德救國”的一個補天方案。這個理想國“共二百萬區，每區一百方里，分東西南北中五個大部（道德區域），每部統轄四十萬區，用一個鬥作符識：

　　

　　中央是“禮、樂、文、章’ 四個字”；東方是“仁、義、禮、智” 四個字；南方是“友、慈、恭、信”四個字；西方是“剛、强、勇、毅” 四個字；北方是“忠、孝、廉、節” 四個字。〔6〕

　　

　　這樣設置是將道德作爲國家精神天網，籠罩一切。高度體現吴氏把道德視作天理，把人的價值納入20個儒家道德範疇，企圖重構新的儒家道德法典，把道德抬到高於經濟生産和凌駕於科學實驗的無上地位，重蹈道德决定一切的天命權威；讓道德再次代替“聖人之言”，扼殺學術的民主，讓“新二十經”佔領原來“舊十三經”的綱常地位，又重新推演一次將道德哲理化、法典化、科舉化、世俗化、神學化的過程。吴氏可能意想不到，這樣的道德理想國只會讓所謂“道德”最終作爲精神枷鎖，箝制國民的思想，製造奴性，把人民引向愚昧、落後、無知。吴氏晚年爲什麽會激烈反對廢除科舉制度呢？根源就在他設計的道德理想國。只有把道德科舉化，培養更多以道德爲性命、爲綱常、爲天命、爲奴性的奴才，才會增加實現道德理想國的可能。

　　第四， 一生諷官、刺官、厭官，不做官，重義輕利。

　　吴氏在公案筆記中又擁護清官，在徐錫麟案中處處爲巡撫大官辯護，其實心中是不反“好官”，聯繫他的精神偶像吴榮光，實質上是維護反動的封建“清官”、“好官”制度。

　　第五，一生堅定反帝，同時又反對暴力革命。

　　從不言反清，慎言革命，痛恨太平天國和廣東洪兵起義。對同盟會、革命黨認識膚淺，止於視之爲紈絝子弟、花花公子。這是吴氏一生不能自拔的人生誤區，是晚年一步三回頭的原因之一。

　　第六， 積極和消極、保守和進取并存。

　　就吴趼人庚子（1900）後精神的隱性心理而言——悲凉而厭世，絶望而冷寂。内心試圖逸向一個無人烟、無社會、無壓力、無痛苦的虚幻世界。吴氏這種内與外、深層與表層，在政治、文化多層次的二元的選擇中徘徊、游移和矛盾雙方共存的狀態，使他個人和他的小説成爲反映晚清革命過渡時期的一面鏡子。

　　

　　最後的歲月

　　吴氏無不良嗜好和惡習，但每歺必飲酒，患咳喘（吴自稱“虚怯之症”）多年，1904年游山東前曾十分嚴重，咳時“聞聲則驚”，這是以酒當飯，以及長期的夜間寫作和晚上編輯值班熬出來的。他曾自述改任《月月小説》編輯後的勞頓之苦：

　　

　　“近來日夜更苦有編輯之役，輒不得睡，而夜來功課，勢難荒廢，乃改爲中夜即起，酉戌之間即睡，而勞頓更甚，休息之時更少。”

　　

　　在生命最後一個春天，他寫了一篇《吴牛喘月》，自嘲無月而苦喘，嘆道：“吴趼人咳喘經年，或作或輟而不瘥……”〔7〕

　　但嚴重而令人致命的肺氣腫或哮喘，並没有使吴氏擱筆，大概是“著書只爲稻糧謀”，“筆停口停”，爲生計之故。

　　生命最後一年的5月，吴趼人爲《廣益叢報》寫了《東魯靈光·跋》〔8〕，在文章最後承認：所提倡的經學國學，“同類多加冷齒”，罕有贊同。

　　7月爲母親生日，寫了一篇《還我魂靈記》〔8〕的廣告文，收金三百，惹來身後意見紛紛。

　　8月19日與沈敦和、沈漫雲等人在張園舉行上海自治公所董事姚白欣先生追悼會。趼人在悼詞中讚揚姚君在新聞報主筆政時“國民頗受其益”。〔10〕

　　9月18日前，上海廣益書局通知趼人：本局在18日出版《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庚卷（第八十一回至九十回）。

　　9月16日，以普慈（Willies H.Booth）團長爲首的美國實業代表團共計23人一行，從日本横濱乘“高麗”號到達上海。臨去南京參觀前的22日，上海市南北商務總會和各分會商董聯合盛意邀請美國實業代表團到新舞臺看新劇——改編自吴趼人小説的新時裝京劇《黑籍冤魂》。吴趼人的原創小説《黑籍冤魂》借鴉片表達了當時中國民族跨世紀深遠的憂慮思想和客觀所“具有世界性的話題”，在近代跨文化交流中起到應有的作用。按禮貌和慣例，應有戲票送與趼人，何况吴氏已是社會知名人士。

　　10月11日寫作《滑稽談》最後一篇，即第一百七十二篇：《凑壽禮》〔11〕。自3月22日，吴氏日撰《滑稽談》一則，與帶病繼續撰寫的小説《情變》，俱在《輿論時事報》〔12〕發表，不料，竟成爲這個晚清最著名的小説家最後之絶唱。

　　吴氏渾然不知自己已處於大限的“最後歲月”，還在繼續親力親爲參與廣志小學一磚一瓦的最後完善工作。另外，爲自家喬遷而親自搬運圖書器物，十分勞累。多病之身，透支之軀，大限將至。正如本年初春，李懷霜與吴氏促膝夜話，趼人談及星相觀人之術，以本人壽數爲例，竟言及自己：“今歲十二晦朔，於法必不免。”〔13〕真真假假，又不幸言中。從年少好扶鸞之問，到青年喜術數六甲之術，至中年染指星命術，神秘主義和宿命論在他思想中一直没有褪去。

　　1909年10月21日（農曆九月十九日），吴氏全家從乍浦路多壽裏遷居海里路鴻安裏315號。上午進宅，親友相集來賀，席間飲酒談笑甚歡。晚宴方散，其妻勸其早歇，不料剛上床，喘疾發作，醫生來救時，已經回天乏術，享年43歲。〔14〕

　　卒之日，家無餘財，治喪皆賴朋舊各以資助。

　　越月，於吴趼人所創立的廣志學堂集會追悼，遠近憑弔者數百人，心喪之士亦數百，競述君行誼，相與唏嘘雪涕。

　　12月，李懷霜在《天鐸報》發表《我佛山人傳》。

　　揭開晚清文學波濤汹涌而又變幻萬千的一頁頁歷史，打開樑啓超揭開“小説界革命”那一頁；輕輕推動“新小説”那一塊多米諾骨牌……就會看到：作品數量最多的是吴趼人；能涉獵小説、詩歌、寓言、笑話、戲曲、筆記、政説、文論乃至廣告等各種文體最多的是吴趼人；開拓短篇小説和科幻小説、嘗試各種西方小説技法、最富於探索創新精神的是吴趼人；身非革命黨人陣營而以文學爲利器，向清廷及其走狗實施最猛烈進攻的是吴趼人；聲言忠於維新立憲而預言滿清皇朝必然分崩離析的是吴趼人；嫉惡如仇，性情率直，真誠認爲立憲會給人民帶來好生活的是吴趼人……即使印記着他個人一切特點的思想和文學作品所顯示的過渡性、激烈性和復雜性，也是中國近代文學的財富。

　　吴趼人在文學上最大的成就和貢獻，在於他留給後人的17部中長篇小説（其中6部未完）、13篇短篇小説、筆記6種、笑話3種、寓言1種、詩集1種、文集2種、戲曲2種（均未完），共300多萬字的文學作品。吴氏以一支春秋恢諧之筆，多層次、廣角度、多色彩、寬領域、全方位地反映總崩潰前夕，晚清社會的垂死面貌和瘋狂醜陋的衆生相，表達了各個時期人民大衆對清皇朝的憤怒情緒。其中也包括從破敗和夾縫中生長起來新生的第一個民族資産階級企業家，以及這個新生階級的政治家和立憲領袖；表達了一個報人作家筆下在戊戌變法——戌戌政變——庚子事變——晚清新政——立憲運動，各個歷史事件階段緊貼時代的心聲，以全景式的視野和方位搆成了一部晚清最後十年的社會百科全書。

　　自然，作爲嶺南人吴趼人貢獻了一定數量反映家鄉風土人情（包括香港）和華僑苦難生活的作品，如故事發生地點在南海縣崗邊鄉，全書16回的《劫餘灰》的最後一回，集中反映了讀書人被拐騙當“猪仔”的慘狀，以及在南洋僑居的生活。後被阿英收入《反美華工禁約文學集》。

　　另外，我們没有忘記他在寓言創作上的卓越成就。綜觀其全部寓言，無論從思想性或形式的生動性不愧是中國寓言史上近代的一塊豐碑，吴趼人無疑是中國近代寓言史上最重要和成就最高的寓言作家。

　　這是一段海洋般深邃豐富的文學形態的晚清歷史，後來者的評價和觀點可以有多種多樣，而他創作的文字形態的文學生命却永遠長留在人類歷史的文學遺産和不同歷史時期讀者的詮釋之中。

　　無論動機如何，他的作品所洋溢的愛國主義始終把矛頭對準帝國主義和封建皇朝，然而有輕有重，也有失手之時。雖然吴氏聲言站在立憲改良的立場上，事實上，他又成爲中小市民和中小資産階級利益的代言人。這就促使他的筆鋒不時突破了改良思想的偏見和束縛，使讀者感受到了他所“怒其不争”的清廷，不配有比滅亡更好的命運，因而有時所呈現的文字殺傷力等同或僅次於革命黨人。

　　從晚清文化啓蒙的角度看，樑啓超以伯樂的慧眼，爲吴氏的文學才華提供了《新小説》的出版舞臺，使他日後和一班志同道合具有改良思想的文學家，比肩爲“新民”和“群治”，共同繪畫了一幅偉大的晚清社會人間變革風雲的文學長卷，掀起了雄踞社會十年的資産階級“新小説”的文學運動旋風，彌補了革命黨文化上的疏失和不足，這是吴氏和譴責小説家們對資産階級文化啓蒙運動極其重要的貢獻。

　　吴氏的貢獻，最突出的是在文學上的創新性。從中國古代小説過渡到現代小説，無論是借鑒歐美技巧，在短篇小説的創新；還是長篇小説語言技巧和叙事方式，傳統叙事格局的突圍，吴趼人從來都是一馬當先、勇於革新和探索，甚至創新出如《查功課》這樣極具現代色彩的前沿作品，令人感嘆。

　　綜其一生，吴趼人由於家族因素和種種局限，思想上最終不能在辛亥革命風暴來臨之前，與時代同步前進，甚至晚年某些方面，還有所倒退。

　　無論如何，吴先生不僅能用如椽的大筆勾勒出一幅呈現半封建半殖民社會最後解體的生動過程——以陰森森而又血迹斑斑付出歷史進步代價的人間全景長卷，而且能够在民族憂患和人生價值定位的交織中深刻反省和在小説寫作藝術上不斷探索。吴趼人晚年以對祖國龢民族的真誠，以科幻烏托邦長篇小説的方式，渴望祖國在列强環峙中，出現强大高科技的海軍、空軍和陸軍，以及探索出一套完整的新儒家道德救國的“補天”方案。在他的科幻作品中涂上千年王國的哲理色彩和插上大同理想的翅膀，從而使吴趼人在晚清時代的作家之林中，放射出跨越時代的獨特光芒。

　　

　　注釋：

　　〔1〕《月月小説》第一年第三號短篇小説——《大改革》。

　　〔2〕《月月小説》第一年第三號短篇小説——《大改革》篇末評語，署名：新。

　　〔3〕李葭榮：《我佛山人傳》，魏紹昌：《吴趼人研究資料》，1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4〕《國粹學報》第四十八期，1908年12月13目出版。首頁“圖畫”欄上刊登有《吴荷屋游踪圖》（三、四）

　　〔5〕李葭榮：《我佛山人傳》，魏紹昌：《吴趼人研究資料》，1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6〕《新石頭記》，《吴趼人全集》，第六卷179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7〕《滑稽談·吴牛喘月》，《吴趼人全集》，第七卷419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8〕《東魯靈光·跋》，《吴趼人全集》，第八卷203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9〕《還我魂靈記》，《吴趼人全集》，第八卷203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10〕《近代上海大事記》1910年7月28日條。

　　〔11〕〔12〕〔13〕〔14〕 吴氏臨終時資料均引李葭榮：《我佛山人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