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09年1月《月月小説》停刊，到1910年10月的一年多，是吴氏在世最後的日子，他没有專職加盟任何報刊和雜誌，真正成爲自由投稿人意義上的自由職業作家。雖然吴氏轉而忙於辦學，口頭上講過一些消極説話，但心中没有忘記“文章知己，海外有人，一紙既出，傳鈔傳誦”〔1〕的讀者，還是保持一個作家最重要的生命力——創作，仍然在社會取得衆多讀者的擁戴和支持。正如最後連載吴氏作品的《輿論時事報》的編者按語所説：

　　

　　此南海吴趼人先生之絶筆也。先生名沃堯，别署我佛山人，長於詩古文詞，根底深厚，骎骎乎躋古作者之林。間又出其餘技，成小説家言。無論章回札記，皆能摹寫社會之狀態，針砭國民之性質。積理既富，而筆之恢奇雄肆，又足以達之。近如本報所登之《情變》及《滑稽談》，在先生猶非經意之作，而已備受閲者歡迎；然則一紙風傳，嘖嘖於衆人之口者，洵乎有目共賞，非可幸而致也。〔2〕

　　

　　可以説，在即將離世最後幾年中，這個以“我中國一分子”自居，一生對時代形勢變化十分敏感的吴趼人，在國土被列强瓜分得四分五裂和社會意識形態正被强大的西學潮流衝擊面前，自我感受到民族傳統的“道德淪亡”，繼而對傳統文化的劇變感到痛苦；思想和内心涌起一陣陣無力“補天”、家國將盪然無存的絶望。一方面，吴氏在幾千年的帝制和清朝總崩潰、憤怒的火山總爆發的前夜，在歷史急轉彎的當刻，急忙地審視涌現出來的各家各派和各種思潮，匆匆地汲取理論營養，不遺餘力地尋找政治體制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又主觀上尋找民族傳統文化在“臨危困局”中的出路，并且用科幻小説（《新石頭記》）的方式和以小説討論（《上海游驂録》）的方法宣示世人，像一個對期待已經失望，但還未最後絶望的鬥士，在十字街頭揮筆言志，躑躅徘徊，渾然不覺自己生命已剩下不多日子，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下面嘗試把吴氏最後幾年中前面評論没有涉及的某些私交領域和專題分别論述。

　　周桂笙和李懷霜是吴氏在上海的莫逆之交。吴氏與周桂笙相識十年，幾度在小報、雜誌密切合作，切磋無間。吴氏説：“餘旅滬二十年，得友一人焉，則周子是也。”可以説，周桂笙是吴氏一生之中，唯一能够相互對彼此的思想、文字作深入交流的摯友。

　　周桂笙1873年出生，小趼人7歲，名樹奎，字桂笙，號新庵。後以字行，上海南匯人。曾用衆多筆名，主要有辛庵、新庵、惺庵、新、辛新、新新子、知新室主人等等。

　　桂笙祖上數代植棉，後經營棉紡業。父維楨，後更名諱耀，字子雲。丁卯年（1867）創建滬北雲龍花廠。桂笙幼年曾入上海廣方言館讀書（該館招收14歲以下文童），似與吴趼人在17歲時（1883）入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做繪圖傭書時，（因樓上是翻譯館，樓下是廣方言館）有可能見過面，但擦肩而過，互不相識。後讀中法學堂治法文兼治英文。中法學堂初名法文書館，創於1886年，是法租界公董局所辦的中學，實際上把辦學權交與在滬天主教會主管，一切按法國校規，尤重視法文。甲午戰争前後，周氏曾任天津電報局領班，繼當英商怡太輪船公司買辦數年。〔3〕

　　1899年秋，27歲的周桂笙經彭伴魚介紹，與在《采風報》當筆政的吴趼人相識，吴氏亦邀請周君爲《采風報》譯稿，一時文字相商，過從甚密，漸爲至交。

　　這個摯友對吴氏的影響，分兩方面講，一是學術，二是思想。

　　周君與吴氏結交10年，吴氏成爲風靡海内的著名小説家，而周君勤耕，也成爲我國近代翻譯外國文學的前鋒與新星，於提倡科學小品、科幻小説，廣泛輸入西洋文化，倡導成立譯書交通公會，組織譯家交流活動，學習西洋小説技巧，可謂陣上前鋒，大有功者。

　　吴氏對中國傳統文學和通俗文學之長，可補周君之短；而周君認識西洋文學之優，正好彌補吴氏對西洋文學無知的缺陷。這種長期天作之合和相得益彰，爲學習創造性地融會外來的小説新技巧，打下基礎。吴氏因有此至交，受益匪淺，進而在小説現代轉型中捷足先登。

　　1903年，周君在横濱《新小説》第八號發表法國鮑福的偵探小説《毒蛇圈》。之前邀吴氏評點。下録第一回“逞嬌痴佳人選快婿，赴盛會老父别閨娃”，其中開頭一段，注意其翻譯小説白話語感及其體式，且看吴氏是否“受益匪淺”：

　　

　　“爹爹，你的領子怎麽穿得全是歪的？”

　　“兒呀，這都是你的不是呢。你知道没人幫忙，我是從來穿不好的。”

　　“話雖如此，然而今天晚上，是你自己不要我幫，你的神氣慌慌忙忙，好像我一動手，就要躭擱你的好時候似的。”

　　“没有的話，這都因爲你不讓我去赴這回席，所以努起了嘴，什麽都不高興了。”

　　“請教我怎麽會不高興呢？你去赴席，把我一個人丢在家裏，所爲的不過是幾個老同窗吃一頓酒。你今年年紀已五十三了，這些人已有三十五年没有見面了，還有什麽意思呢？”

　　“五十二歲！姑娘，我請你不要把我的年紀來弄錯，這不是説短了我的日子，猶如咒我一般嗎！至於講到這頓酒，却是我們同窗的一個紀念會，會中的朋友，差不多還有許多没有見過的呢！然而内中有一個人，是我做相好的。此人與一大臣很知交的，所以我想托他在政府裏替我請奬呢，難道我真爲的是吃一頓酒麽！”

　　“嗄！可不是就爲那新制的第九十二隊團練像麽？這件東西大家都以爲好，我却一見了他就要生氣。自從你動工以後，我連像館都不願意走動了。今天晚上你去赴席，偏偏又爲的是他！如今你錢也有了，現成的享用盡够了，還要那政府的功名干什麽呢？”

　　“哼，我們曾有什麽錢，這份産業是你母親的姑母留下的。一年可得六萬兩銀的進益，現在不過爲的是你年紀還小，所以替你經營，再等兩三年，我就應該交還給你了。要是你對了親，嫁了人，這份産業就要歸你丈夫執掌了。”

　　“哦，故此你要把我嫁掉嗎？”

　　“你總不能老死不嫁人呀！我要丢開你呢，本來也是捨不得，然而你也總不能説是一定等我死了再去嫁人。因爲我還想長長久久的多活上他幾年呢！”

　　“丢開我嗎？爲什麽呢？我也並没有一點意思要丢開你，即使有人要娶我，我自然要同他説明白，商量一個妥當的辦法，我們大家總得一塊兒過日子呢。這間屋子住三四個人也還住得下去，你老人家應得住樓下一層，才與像館進出近便，也省得你老人家偌大年紀，在樓梯上上下下的。我們兩口子住在第二層。第三層還可以給麗娟表姊做個卧房。她是個年輕力壯的人，再高一二層也不要緊的。”

　　“好呀，好呀，你已經打算得那麽周到了嗎？既是這麽着，你索興把裝修陳設都支配好了罷。可見得古人説的，你們女孩兒家是個天生的奇怪東西，這句話是一點兒都不錯的。照這樣看來，恐怕誰都要疑心你已經揀着個老公了呢！”〔4〕

　　

　　上引一大段周桂笙一九○三年翻譯的《毒蛇圈》第一回開頭父女的對話，有兩個作用：

　　（１）讓大家瞭解、欣賞和評價一下周君開創當時的白話翻譯文學白話書面語言，是何等純净、質檏和流暢，善於狀情各式人等，表述情感又何等委婉細膩。當時自林琴南的《茶花女》一出、萬人争購，人皆以爲以文言譯西洋文學才配稱上品，而更有只粗懂白話而不懂文言的市民大衆則被排除於閲讀西洋文學、開闊世界眼光、渴望進步的受衆之外。因而周君放棄古文作爲翻譯工具，以平易貼切的白話文爲叙述、狀物、抒情的工具，實在是一種甚爲大膽的嘗試，爲後來譯界開創和示範一種帶有美感和純净的白話文作爲書面翻譯的文學語言體式。其後爲徐念慈和伍建光所承繼光大，甚至對已熟練使用白話文寫作的作家，如周君的好友吴趼人，亦有借鑒和參考之處。郭延禮先生在其著作《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論》評價説：“《毒蛇圈》發表的時間爲1903年，此時，周氏能使用這樣流暢的白話譯文，在當時還是不多見的，這比伍光建翻譯大仲馬的小説《俠隱記》和《法宫秘史》大約要早四五年。”今天看來，非僅“不多見”，可説是開其先河。

　　當其時，以文言爲書面語言的古漢語正受到來自中文傳統内部的挑戰，白話文理論先驅黄遵憲率先提倡和舉起“語、文合一”的旗幟，“令天下之工農商賈、婦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自1897年11月《演義白話報》在上海誕生，近百種完全采用白話文的報刊已成爲白話文運動的推廣大軍，並延伸到出版界和教育界，爲“五四”的文學革命積累了前提和條件。在這個由文言獨大再到文言和白話文並行、平分秋色的進化過程，由周桂笙開始的純白話文翻譯之創舉，凸顯其翻譯語言體式和形式美感因素的重要性，以致被整個譯界所認同，成爲書面翻譯文學的語言體式的主流；不但匯入浩浩盪盪的白話文運動成爲一方重鎮，而且預示着語言形式的選擇到最後清算文言文，成爲“五四”文學革命的突破口。

　　大凡稍爲看過一兩本晚清文學翻譯史，涉獵過一些晚清翻譯先驅作家的作品原文，都會承認《毒蛇圈》是一部十分接近現代書面白話的外國翻譯作品，并且又是最早的一部直譯的小説。正如楊世驥所評價：這本小説“第一回開端，是父女兩人的對話，其體式在中國小説界是最早一次的發現”。不過這個“最早一次的發現”的頭一個讀者，應是受到周氏邀請評點《毒蛇圈》、而且受到其白話句式衝擊的吴趼人，并且以其譯述作品《電術奇淡》和創作《九命奇冤》表明他確實没有辜負周桂笙對他的信任和贊譽。

　　（２） 再回到《毒蛇圈》第一回開頭父女間的對話。這段對話就現在來説當然是再普通不過，但是生活在一百年前的周桂笙却不這樣看，他恐防時人無法理解小説開頭没頭没腦的這段對話在小説創作上的意義，特地寫了一段“前言”，在第一回之前宣示：

　　

　　“ 譯者曰：我國小説體裁，往往先將主人翁之姓氏、來歷叙述一番，然後詳其事迹於後；或亦有用楔子、引子、詞章、言論之屬以爲冠者。蓋非如是則無下手處矣。陳陳相因，幾於千篇一律，當爲讀者所共知。此篇爲法國小説巨子鮑福所著。其起筆處即就父母（女）問答之詞，憑空落墨。恍如奇峰突兀，從天外飛來；又如燃放花砲，火星亂起。然細察之，皆有條理，自非能手，不敢出此。雖然此亦歐西小説家之常態耳。爰照譯之，以介紹於吾國小説界中，幸弗以不健全譏之。”〔5〕

　　

　　吴氏反復地閲讀了中國傳統小説布局中從來没有過的、開頭突兀而起的這段父女對話和周君對西洋小説這種叙事方式的稱許與介紹，心中真如一石激起千層浪。看來，這種没頭没腦的對話開篇反而造成讀者按捺不住的懸念。但是中國究竟不是西洋，在這個“連發夢都按順序的國度裏”，把洋人小説技巧在“吾國小説界中”運用，誰也不敢保证讀者一定有良好反應。吴氏勇於探索的個性没有容許自己瞻前顧後，相反他下一部長篇小説的開頭，早已經按倒叙之法布局謀篇想開去了。

　　於是近代小説史上一篇叙事模式轉變的標誌性作品《九命奇冤》，便有了這樣一個如天外飛來之峰：高潮突起、先聲奪人、遍佈疑雲的開局。吴氏成竹在胸，把十六回纔可能出現的匪徒放火攻打樑家石室的故事高潮，調到第一回，重新設計一段匪徒邊放火、邊砸門、猖狂進攻時的對話，拉近與讀者的距離，作爲開頭。讓故事一展開，讀者的心就被懸念抓住，讓讀者從閲讀開始到真相大白的過程中身歷其境，事事驚心、步步追魂。下面兹録《九命奇冤》第一回 “亂哄哄强盗作先聲， 慢悠悠閒文標引首”之開頭：

　　

　　“噲！伙計！到了地頭了！你看大門緊閉，用什麽法子攻打？”

　　“呸！蠢呸！蠢材！這區區兩扇木門，還攻打不開麽？來，來，來，拿我的鐵鎚來！”

　　“砰訇！砰訇！好響呀！”……

　　“好了，好了，頭門開了！——呀！這二門是個鐵門，怎麽處呢？” 

　　“既然這麽着，你上去把四面的小窗户，都用柴草塞住了，點上一把火。”〔6〕

　　

　　顯然吴氏創造性地運用周君介紹給他的西洋小説倒叙法，令愛好傳統公案小説的讀者大開眼界。自己也大獲成功。但興奮地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苟才故事中再令倒叙法大顯身手，讓讀者“駭其前而必繹其後”，從案情發生之由到案情真相大白的情節時間過程中，不知不覺地步入驚險緊張的遊戲，顯示出小説現代性應具有的現代美學效果。

　　不過，請不要以爲只要會搬弄公案故事，會一二種外來技巧就可以達到衆口交譽的效果。不！不！試想晚清作家如雲，看過新小説《毒蛇圈》的以萬千計，兩三個月内吴氏便以驕人的試驗實績呼應反響，實非僥幸所致。若不是吴氏在小説創作中藝高膽大，多次熟練地交錯運用倒叙法，“令讀者心癢而無撓處”，收到奇效，若不是吴氏把西洋小説技法融入中國傳統評話 “繪聲狀物”的技巧，兩者融會貫通，既讓守舊者不覺其難，又符合新市民讀者需要刺激的美感要求，即使是吴氏拾得什麽創作秘笈也斷無法運用，無補於事的。

　　周君和吴氏是十年知交。後來他撰文回憶吴氏説：“[ZZ（]趼人性强毅，不欲下人”；又“[ZZ（]性好滑稽”，并且“[ZZ（]素負大志”。這都是對吴氏個性、品格、思想三方面十分準確的概括。當周君作豪語：“凡事必審度禍福而後行，則天下無可行之事。”吴氏深有同感，並在序文激動地説：“嗚呼！舉此話亦足以略見其爲人矣。”周君和吴氏之所以用此“豪語”相互共鳴，是因爲兩人的性格元素中都包含有那種不計禍福、勇於前行的探索精神。

　　吴氏説周君“是畏友”。這就是説兩人既是朋友又不因此放棄在彼此重大問題上的立場。吴氏在周君的譯稿《自由結婚》的評語上説：“餘與譯者論時事，每格格不相入，蓋譯者主輸入新文明，餘則主恢復舊道德也。”這就難免和跟同盟會來往甚密的周君擦出争議的火花。

　　1907年，同盟會武裝起義此起彼伏，聲勢漸大，革命黨人流不完的鮮血與立憲派欲分得政權上的一席位成爲了鮮明對照。《民報》和《新民叢報》關於革命還是保皇、要不要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要不要推翻滿洲貴族統治的種族革命等等一系列問題進行大辯論，結果是樑啓超之立憲派大敗，哀求停戰，繼而《新民叢報》無以爲繼而宣佈停刊。五月，周桂笙在《月月小説》“譏彈” 欄目之一署名“新”發表了《革命説與立憲説之評論》，文中以時正話、時反話，嬉笑怒駡，諷刺樑啓超在與孫中山公開較量中夾尾而逃，聲言“革命之説已騰播全國”，“樑氏排斥革命之説不遺餘力，至不惜犧牲其生命以臨之，是故忠君愛國之臣，苟欲爲大清祈天永命計乎”。這些争議的火花會不會使同在編輯室辦公的吴氏面上不大好看，不得而知。不過《月月小説》却十分多元開放，就説吴氏、周君共同主編過的《月月小説》第一號至第八號：這邊登載諷刺革命黨人像公子哥兒的《上海游驂録》，那邊諷刺樑啓超落敗於革命黨人；這一邊“輸入新文明”，另一邊刊頭却刊登孔聖公七十六代孫孔令儀身穿清官禮服之相片，贊成舊道德。這都顯示出《月月小説》主編者的胸襟和文化主張十分多元開放。

　　李葭榮無疑是吴氏的摯友，而且他1910年10月在《天鐸報》發表的《我佛山人傳》無疑是至今所發現吴氏同輩人中最詳盡、最有史料價值的傳記。

　　李懷霜（1874—1950），原名李葭榮，字蒹浦，又字懷江，號裝愁庵。1910年改名懷霜，晚年自號不知老翁，廣東省信宜縣鎮隆鎮大路街人。1874年李懷霜出生在江西省南昌市父親家中，祖父以上七代均是清朝貢生。高祖李宜昌中過進士，父親李逢臣在江西任官十餘年，歷任南城、峽江縣丞，正八品。李懷霜幼年隨父居，聰敏好學，尤長於詩文。1901年中試舉人。後追隨孫中山革命，是老同盟會員。後曾任孫中山組織的中華自由黨副總裁。加入反清愛國詩歌團體南社，又寫下了十八回的小説《炙蛾燈》（已佚）。雖與吴趼人政見有别，但來往密切。

　　吴氏在廣肇公所（同鄉會）對“無益鄉人”之事“往往大憤”，懷霜無不支持。1909年，懷霜與吴趼人等另組織兩廣同鄉會，造福鄉人，並與吴氏等人共同創設廣志小學，造福鄉人子弟。1910年10月21日吴趼人去世。一個月後李懷霜在他所主編的《天鐸報》發表《我佛山人傳》，高度評價吴氏磊落的氣節和文學成就，也給後人留下了較爲全面、生動又十分珍貴的文獻資料。

　　在反袁世凱的竊國鬥争中，他不怕風險寫下《宋鈍初先生誄並叙》，讚揚被暗殺的宋教仁“君骨可朽，吾頭可斷，此恨不遂泯也”，“先生往矣，國命如何，茸茸伊發，歷歷楚歌。吾種不忘，朽腐其芽”，表達了反袁的决心和對國賊無所畏懼。袁下令搜捕并封禁《天鐸報》，懷霜被迫亡命海外。

　　李懷霜在護法鬥争中追隨孫中山，在廣州就任《珠江日刊》總編輯，因揭露政學係李根源勾結桂係軍閥莫榮新排斥孫中山、劫奪地盤、把持税收的劣迹，被迫離開廣州，出任清遠縣長。1929年任江西省政府秘書。抗日期間在高州報刊發表抗日聲明。1940年任廣東省南路行署秘書。1942年任廣東省政府秘書。

　　1943年春，正值國民黨反動派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之際，李懷霜公開寫下了《吴逸志將軍吊清臣曾國藩墓賦詩征和却寄》一詩，批判了某些人製造分裂，破壞團結抗戰罪惡行徑。1946年，李懷霜到香港定居，四年後病逝於香港，享年76歲。

　　吴趼人與李君“交垂二十年，與道德文章相切劘，偶形枘鑿，曲直未嘗面争”〔7〕。直至去世，都保持着各人的政見和觀點，又彼此懷有深厚的個人情誼。這表明瞭在清廷和帝制行將滅亡的晚清環境下，民間潜在着一個共同站在改革社會和光復民族文化的資産階級反清統一戰綫，完全可以求同存异，個人之間亦能友誼長存。

　　

　　注釋：

　　〔1〕《最近社會齷齪史·自序》，魏紹昌：《吴趼人研究資料》，19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月版。

　　〔2〕《輿論時事報》“編者按語”，魏紹昌：《吴趼人研究資料》“情變”條，19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月版。

　　〔3〕時萌：《周桂笙與徐念慈》〔附一〕，《周桂笙行年及文學活動考略》，《中國近代文學論稿》，23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4〕［法］鮑福著、周桂笙譯：《毒蛇圈》第一回，“逞嬌痴佳人選快婿，赴盛會老父别閨娃”，《吴趼人全集》，第九卷3~4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5〕周桂笙：《毒蛇圈》第一回按語：《吴趼人全集》，第九卷第3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6〕《九命奇冤》第一回，“亂哄哄强盗作先聲，慢悠悠閒文標引首”之開頭，《吴趼人全集》，第四卷411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7〕李葭榮：《我佛山人傳》，魏紹昌：《吴趼人研究資料》，1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