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氏與賈鳧西

　　1907年在《月月小説》第七號、第八號刊載標“彈詞小説”《賈鳧西鼓詞》。先是，吴氏向周桂笙推薦這個由明入清兩朝老人的鼓詞，桂笙以爲舊，曰：“《月月小説》皆新著，忽闌入此，毋乃成瑕？”桂笙當然有他的道理，趼人乃止。然後越看竟“越讀而愈愛之”，乃“决意重梓之，以公同好”。而且特撰寫一序和眉評四條。這是吴氏一生少有地對一部古人作品重視再三，我們也不妨先來看看，賈鳧西是什麽人？

　　賈應寵，字思退，一字晋蕃，號鳧西，别號木皮散客。祖籍山東曲阜以西，地近兖州府城滋陽，約生於明萬曆十八年（1590），卒於清康熙十三年（1674），享年84歲。

　　賈氏祖父是個貢生，有家庭教養，自幼博聞强記，但科舉却並不順利，40歲後崇禎時，才考了一個貢生。因有實績，隨之陸續昇遷，擔任過縣令、部曹、刑部郎中、户部主事等官。但他生性嫉惡如仇，看不慣頂頭上司户部尚書傅淑訓公開向他索賄，一氣之下引病告退。經歷了明清之際的戰亂後，賈氏辭官避居鄉里，拒絶和新朝合作，同時又秘密進行反清復明的活動。但是，到了63歲時，爲了報復一個仗勢惡意對待自己的縣尉，賈鳧西應召進京任了刑部郎中，雖然這是一個痛苦的抉擇。與鳧西相識的孔尚任所寫的《木皮散客傳序》説賈氏“常着公服以臨鄉里，催租吏至門，令其跪，曰否則不輸；故舊科跣相接，拱揖都廢”。確是一個疾惡官場，又不拘小節的性情中人。他終於在故鄉令人把那個惡霸般的縣尉捆綁起來，擲於階下痛打。賈鳧西大叫“痛快”！ 不數月，引疾乞放。晚年更把他的全部精力都用於木皮鼓詞的創作演唱。其實，賈氏一生活動，並非爲官，而是作爲一個針對當時現實嬉笑怒駡爲能事的“木皮散客”。 木皮鼓詞是一種流行於民間的説唱藝術。木是醒木，皮是鼓，演唱者以這兩種樂器伴奏，大概類似於今天的大鼓或者漁鼓。鼓詞明白如話，通俗曉暢，唱腔檏實無華而又韵味悠長，特别適宜表達那種悲壯中又有哀婉無奈的蒼凉情緒。在清代初年的兖州，經常可以見到一個白發蒼蒼的老人，手持鼓板，邊敲邊唱自編的鼓詞。他唱於“諸生塾中”，唱於州縣府堂，説於“郎曹之署”，説於市井坊裏。他評判上古三代，指點唐宋明清；冷眼看姦人好報，天道偉人多艱。字字詼諧有趣，句句上口鏗鏘。他的聲音略帶沙啞，頓足捶胸，如泣如訴。一個老人家，放着京城裏的大官不做，却到處去説什麽鼓詞，瘋瘋癲癲，而且内容絶非歌功頌德。曲阜一帶人家聞者咋舌，以爲怪物，賈氏全家只得遷往鄰縣滋陽。至今縣城西牛王村，墓碑尚在。〔1〕

　　那麽，爲什麽吴趼人如此欣賞賈氏其人其詞呢？簡單説來，是兩人從作品的思想和藝術風格十分相似，以至吴氏産生“越讀而愈愛之”的共鳴。

　　首先，兩人的作品都把統治者的光環扯下，露出名利相争的齷齪本質。吴氏把官場、官員比作豺狼虎豹和牛鬼蛇神的害人精，把朝廷當局最高之“龍”稱爲“雜種”；而賈氏却把堯、舜到秦、漢、唐、宋、元、明所有君王虚僞的聖衣剥去，還原爲一個個争名奪利、殺人如麻，給百姓帶來巨大灾難的無道昏君。在賈氏的鼓詞字典中，帝王將相，已經没有了神聖和莊嚴，而是那麽可笑、滑稽、醜惡。

　　此外，還有對宋儒共同的憎恨。賈氏鼓板一敲唱道：“雄赳赳契丹並阿骨打，中原拉碎亂如麻。滿朝裏通天講學空拱爪，鐵桶干坤半邊塌。”趼人看到這裏，心中一陣暢意，寫下12字眉批：駡盡宋儒，令人通體爲之一快。李懷霜説：吴“君惡宋儒之學，於朱氏熹尤多詬病”。吴氏恨“中古賤儒，附會聖經，著書立書，偏重臣子之節，而專制之毒愈結而愈深”。賈氏憎宋儒空談誤國而斷送三百年江山，殊途同歸。

　　兩人的作品都猜度到中國封建社會制度根本上的不合理、不平等，有變革的一天。賈氏指出：整個社會“忠臣孝子是冤家，殺人放火享榮華。太倉裏的老鼠吃得撑撑飽，老牛耕地倒把皮來剥！”一針見血地揭示出人世間的不公平和社會的黑闇。這一個個“比鱉不如”、“烏龜蛤蟆”的狗皇帝，“幹了多少殺人的勾當！費了多少心機！教導壞了多少後人！”而幾千年的罪惡又不僅是皇帝的個人好壞問題，而是整個社會制度走向末期下坡所造成：“是天地氣運漸薄，人生知識日變，就是那皇帝自家也作不得主。” 

　　而吴氏痛恨政府賣國，也通過戲劇《鄔烈士殉路》的鄔烈士唱道：

　　

　　倚北鬥，望京華。切齒痛恨。（吐〈血〉介）戴人冠，披人衣，禽獸居心。猶肆口，説大信，天良喪盡。心問口，口問心；一樁樁，一件件，一回回；思前想後，想後思前；那一年，那一回，那一樁，那一件，可對國民。手槌胸，足跺地，憤恨不平。〔2〕

　　

　　這是一個憂國憂民，在江浙護路權、拒借款的普通百姓嘔心瀝血的抗議和心聲，但是百姓看得政府賣國多、敗仗多、喪失領土多、灾民多、傾家盪産多、流血多、民不聊生多，也會總結、也會算總賬。情緒往往流露出立場。百姓和朝廷激烈的對立，已經到了萬衆一心、不共戴天、誓與汝共亡的地步，也回答了爲什麽清朝會被它的革命者和小民所推翻倒臺、最後連帝制也一塊抛棄的問題。

　　再是彼此的作品所運用的諷刺和幽默的文學手法和語言風格十分接近。我國説唱史研究專家關德棟先生贊譽説：在賈鳧西之前，不僅在説唱方面，即使在文藝史上，也是十分罕見的。對我國民間説唱文藝的發展有劃時代的貢獻，賈鳧西不愧是我國諷刺藝術的大師。同樣，由上幾章所述可知吴趼人在近代笑話、寓言的文學地位也是藝術大師級的作家。

　　雖然相隔二百多年，但兩人以鼓詞表露出來的志趣而神交，吴氏顯然被其諷刺統治階級的鮮明的戰鬥性和離經叛道精神所吸引，爲其類似李卓吾的初步民主主義的新因素而注目。而且，我們發現兩位古人性格豪爽，憤世嫉俗，傲岸自异，安於清貧，不苟同流合污，悲憤愈深佯狂和悲觀愈甚。賈氏笑駡不倦，醉後“狂歌叫駡”，“撻鄭元和乞食蓮花落一套，如吴下風流子弟；歌尉遲公餞别，如明北曲老樂工”。〔3〕而吴氏“縱酒自放，每獨酌而大醉則高聲吭誦司馬遷之遊俠傳，鄰舍婦孺，恒竊窺笑之”〔4〕。

　　最後兩位諷刺藝術的大師，也在洞悉人情，塵世無戀，又無法“補天”之際，産生了悲觀厭世的牢騷，向往隱居恬静的生活。爲何悲觀？當然，找到新路，真正的離經叛道者是不會悲觀的。是因爲類似吴、賈的悲觀者，眼見正統儒家那一套變了形，新路不知在何處，也未必認同；自己又過於虔誠執著，頓足捶胸，哪能不悲！這種悲傷，使他難受，在心裏受着煎熬，過於負擔沉重。這種精神困局令他無法不説出一走了之去逃避的話，但事實上又不能完全辦到，時時處在言語與行動、心理與實際又分裂又矛盾又統一之中。

　　從某種意義上説，吴氏是一個堅决徹底的先秦儒家道德信徒，賈氏亦如此，因此不能簡單地説賈鳧西和吴氏都是一個封建禮教的叛逆者。這使我們想起了魯迅先生對嵇康、阮籍的評價。一般人認爲嵇、阮是魏晋時候禮教的破壞者，魯迅指出，“這其實並非他們的本意”；他們“實在是相信禮教到固執之極的”。吴氏和賈氏正是這樣的兩個典型人物。

　　

　　百年公案

　　先從吴氏對清政府的態度説起，這個問題十分復雜，其中吴氏情感和理智在這個問題上常常難以統一和平衡，言言不一，言行不一，並不奇怪。即便讓吴氏本人自己來説明，也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説得清楚。

　　首先，他如同吴氏大樹堂各支派成員，自小繼承了吴榮光的清廉、愛國、愛民、忠君的家學和家訓傳統。下面把吴氏繼承曾祖父吴榮光的重要精神遺産逐項分析。

　　吴氏並無做官，無所謂清廉，而實際是清貧，從他去世時家無餘財，即可説明。吴氏家族自來佛山後，每一代經商和做官都不斷。吴氏鄙棄做官，諷刺官場，是趼人冲决吴榮光家族傳統和精神枷鎖的開始。

　　愛國，是整個吴氏家族優秀的傳統。從榮光、尚志、保福、寶震（趼人上燈時登記上簿之族名）這吴氏四代人來看：第一代是吴榮光率領廣東民團和佛山人民在鴉片戰争中抗擊侵略英兵；在第二次鴉片戰争中，英法聯軍在北京斫破及凌辱趼人祖母的棺柩，趼人父親保福被洋兵追殺，受嚇而狂奔且誤墮溝中，後成痴病一年，因而，吴氏第二、三代人蒙受帝國主義的奇耻大辱而結下深仇大恨；趼人每讀到父親叙及此事之手抄日記，心猶有餘痛。（見《趼廛筆記·記痛》）後來在上海，凡議事提及列强侵華而大憤，“怒目翕張”。參加反美華工禁約運動，奔走蘇杭，演説鼓吹，寫信建言，竭盡全力。吴氏的愛國行爲是吴榮光傳統的優秀部分，是第四代人在新時代新環境下的發揚光大。與吴趼人有聯繫的一個族叔吴荃選，上京考試時參加了愛國的“公車上書”，趼人當時亦爲此引以爲傲。

　　愛民，以儒家標準，吴榮光一生宦途多有愛民政績，在貴州任督撫時，不辭勞苦，督辦從山東引柞蠶入黔，又自捐薪俸購蠶種，引蠶師，收購時又免其税收，真心實意地爲地方少數民族創立副業，提高收入。其事在《佛山鄉志·吴榮光傳》有載；吴榮光《白雲山人詩集》的詩組中有對引蠶種至收繭的過程十分生動和形象的描寫。

　　“詩是吾（吴）家事”。吴榮光本人善詩畫，書法被近代鑒賞家稱爲上品。家族中詩畫結集，是吴榮光同代和後代至今的家族傳統。族叔吴荃選路過上海與趼人會面時，曾商談過何時匯編吴氏家族詩集之事。據説凡吴氏讀書人必藏有吴榮光詩文集及奏稿和吴氏後人的詩畫結集，家族各人實際上也收藏了一些吴榮光遺留下來的著作和畫作、印章等遺物。進入民國後，碩果僅存的已大部分佚散。吴榮光愛民的政績和傳統亦憑此讓後人學習流傳。吴趼人一生亦都在收集由於家族衰落而散失的吴榮光遺書遺墨。由此可見，吴氏家族這個精神偶像的人文傳統對後代的思想影響之深遠。

　　趼人對吴榮光愛民傳統的繼承體現在《維新要言》第一篇《保民》中，其中有一段“愛民”的名言：

　　

　　……今當變法之始，首重内政，當何者爲先？吴沃堯曰：保民。我中國撫有四百兆，生齒之繁，甲於環球各國，而民窮財竭於此極者，何也？不知聽以保之也。……而地方有司咸以具文視之，坐使名實不相副，馴至於饑饉載道，流亡相望。嗚呼！斯民何罪而至於此極也。〔5〕

　　

　　變法以“保民”爲“第一”，在中國大小維新方案中確實罕見，這種以保民生作爲變法首選的特色，充分表明瞭吴趼人繼承了嘉道時曾祖吴榮光的愛民之風。觀其在上海投身參加反美華工禁約運動之言行：奔走蘇杭，演説鼓吹，寫信建言，竭盡全力，堪稱之爲民族中小企業和下層市民以及華僑工人的代言人。

　　忠君，即忠於三百年一貫制的大清皇朝政權。設想吴氏若不早一年去世，恐怕亦如大多數立憲人士在最後各省宣告獨立或起義之際，識時務者爲俊杰，順應革命潮流。忠君，新時代亦應有新解，無論是戊戌變法還是清末立憲，都可以看作忠於資産階級立憲，在君王權力被限制的政治前提下的“忠君”， 是忠於資産階級憲法和憲政的“忠君”。問題來了，當那拉氏和愛新覺羅皇族不願意被憲政所束縛，一邊在搞什麽永遠拖延的“預備立憲”、什麽皇權永固的“皇族内閣”；而另一邊革命黨正以不斷武裝起義來衝擊垂死的大清皇朝。吴趼人對待這個除了金餞和權力不知革命潮流和不知改革爲何物、冥頑不靈的皇朝，態度和心情就會顯出十分仿徨與猶疑的一面。而對待孫文革命黨的態度就會發生混亂和矛盾中的倒退，甚至創作中出現“思維失語”，如與人民大衆作對，逆潮流的《剖心記》在創作中就會出現氣急敗壞，心情惡劣，以至無法寫不下去，無法完書。

　　撇開内容，以趼人所擁護的康樑變法、百日維新的方式方法而論，有四點是大多數原先長期在守舊營壘的封建知識分子和士大夫所認同的：

　　第一，對待清皇朝要用非暴力温和的方式。這是吴氏的底綫和安身立命之所。試想，假如對待方式轉爲暴力，由吴趼人看來，豈不是墮入叛臣反賊，太平天國洪楊、陳開之流，那裏還有什麽吴榮光的道統教誨，那裏還有什麽佛山吴氏大樹堂？還有什麽安身立命之所？一句話，就没有了這一個吴趼人。

　　第二，循正規上書方式，以臣勸諫、死諫，士大夫集體上書之類。

　　第三，以自上而下方式變法，不能自下而上，不然就變成違反正統的以下犯上。若以變法之名和無學識、無資格的百姓、泥腿子相混其間，未變法已不成體統（即非正統），莫論其他。

　　第四，以皇權至高無上，發布上諭的方法變法。無論是維新派還是立憲派大多數人還是喜歡聽那八個字：“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在舊陣營浸淫大半生的人物，應允許有一個情感上不適應，波動、猶疑、反復的過程。但在評價上，時間、地點，輕重分寸，極難掌握。

　　上述四種方式方法雖爲形式，一旦與强烈的政治内容相結合至天衣無縫，就會變化爲有内容意味和身份意味的形式。因人而异，吴氏更將第一點“以非暴力温和的變法方式”轉化爲内容，吸收爲晚年社會觀中政治思想的重大原則和最後底綫。

　　根據現在所知的有關吴氏文獻資料，對社會有關暴力、革命、起義等問題，有過若干次或明或暗的説明和表態，特别是在1907年7月。兹擇重要者録如下：

　　（1）被清廷破獲而未遂的孫文興中會乙未廣州起義。

　　1900年9月，趼人以事返粤（可能是與廣東三水女子馮寶裕（1871—1944）完婚），回家鄉佛山，順路出香港，造訪詩友潘蘭史先生，並收集港粤兩地小説寫作題材。估計他把1895年（乙未）即五年前未遂廣州起義的史料和傳聞，融入《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五十八回中。吴氏表面站在隔岸觀火，持外地人路過粤港側目客觀事變的中立態度，實際上處處揶揄港粤兩地政府勾結，大小官員爲保命，收拾行藏、準備外逃、驚慌失措的醜態……但明眼人都看出作者同情革命黨的傾向。

　　（２）吴氏在《吴趼人哭》五十七則中有二處涉及：

　　１.“庚子拳匪作亂，外兵逼都，兩宫西幸……”〔6〕

　　２.“是此百姓自受生之日起，至老死之日止，曾未受國家一日之教，一日之養也。不教不養，飢寒乘之，遂起而爲盗，國家乃飭地方官捉之殺之。天下冤枉之事孰過於此，故强盗縛赴市曹時，吴趼人哭。”〔7〕

　　按，吴氏把爲衣食之故做“强盗”與意在推翻大清的造反 “匪逆”，如太平天國、義和團，區分得極爲清楚，以示其他可以商量，而皇權最高，神聖不可侵犯。但他既同情起義革命黨又把義和團視作“拳匪”，同一書中吴氏竟不察自身兩處言論極爲矛盾，頭腦與内心在這個“政治底綫”上，時左時右，猶疑徘徊。多年能量的積累，終於在1907年7月民營報刊輿論“在革命黨人徐錫麟案應不應該同情”的争論問題上“爆發”起來。

　　（３）下面先看吴氏在標爲法律小説《剖心記》第一回中的一段，回應社會輿論同情徐錫麟氏的反應：

　　

　　“ 因爲皖撫馮中丞，却又想起前任皖撫恩中丞來。這位恩中丞，被徐錫麟刺死了，恩中丞手下的人拿了已經扺罪的徐錫麟來剖心致祭，但是社會上的人，都説是野蠻野蠻。依在下説起來，野蠻不野蠻，我是分辨他不出來。剖心致祭，雖然没有這條法律，然而返躬自問，譬如此刻出了一個大有造於中國的英雄，眼看着强國强種、文明進化，一切種種，都是他提倡的，他又能設法實行，一旦無端被刺客殺了，只怕社會諸公，也未嘗不想拿這個刺客剖心致祭呢？若是權力辦得到，也未嘗不想實行剖心致祭呢！再説得近一層，譬如我的父，無端被人刺殺了，爲人子者，拿住了這個讎人，豈有不想生啖其肉之理；只怕剖心致祭還安放在第二着呢！恩中丞雖然不能比得大英雄，更比不得我父，然而人物雖然不同，其所親之感情是無有不同的。”〔8〕

　　

　　按，盡管吴氏説出這樣喪失理智的話僅一次，并且多年在吴趼人研究中很少有人涉及，無論怎樣，上面所引，仍是吴氏最赤裸、最惡毒咒駡在安慶起義的革命黨人徐錫麟的一段原話。筆者不是苛求以現代標準、非歷史主義來評價吴氏，而是拿當時民營報紙輿論作爲辛亥革命前幾年社會的平均覺悟坐標和晚清後期那個時代的參照物，以顯示他逆歷史潮流而動的立場和内心是否存在最野蠻的部分，還原一個真實的光輝、灰色和陰暗面三面俱存的吴趼人。請看下面以《申報》輿論作爲參照物：

　　據1907年7月6日皖浙聯合起義領導人徐錫麟在安慶巡警學堂，借畢業典禮率學生起義，成功擊斃安徽巡撫恩銘，後不敵被捕。恩銘手下先將徐殺害，竟再剖心致祭。當時報刊輿論多認爲剖心是“野蠻”之舉。

　　先是徐錫麟被捕後，在其行囊抄撿到一首《金縷曲》，是秋瑾1902年深秋在紹興泱猹湖上送徐錫麟去安慶的贈曲，不料，這曲竟促成兩江總督端方圍捕和殺害秋瑾的决心。13日徐案牽連秋瑾被捕，15日就義。 

　　自16日《申報》“專電”第一條消息，即由紹興太守福貴查封徐錫麟家所開天生綢莊，而提及“拘拿徐錫麟創設之大通學堂學生，内有學生被兵役槍傷”開始，社會上各種報刊每日均有關於徐、秋二氏紹興黨獄的各種消息、要件、專欄、論説。7月19日，《申報》刊出的《西報論徐錫麟被刑之酷》的“緊要新聞”，又引英人致《字林西報》書，將徐錫麟被慘殺，“放在中國政府正在商議立憲”的背景中討論，代表“文明中國人”之義憤，凸顯清政府的“野蠻”：

　　

　　彼官吏已殺徐，而又取其心以祭死者，果已野蠻矣！竟又株連其親族朋友，此等手段，徒使吾外人增輕視華政府之心耳。

　　

　　上述是《申報》引外國人批判政府“野蠻”之惡行，下面是巧用中央壓省撫和府太守一級，指責大吏有心株連。7月27日“内廷消息”欄又登《兩宫辦理徐黨之意見》：

　　“除著名死黨嚴懲不計外，凡所脅從，斷不可妄事株連，致亂人心。”《申報》在後兩句特意加上重點，意爲徐案已經株連，秋瑾已成受害人。〔9〕 又登留東全浙學生7月18日致浙撫電：

　　

　　皖案逮捕株連，顯背去年諭旨，禍及學界，猶恐釀成巨變。（《申報》1907年7月31日）

　　

　　所據去年諭旨，正是1905年4月光緒皇帝批復伍廷芳、沈家本奏請有關改革行刑方法的旨意：

　　嗣後凡死罪至斬决而止，凌遲及梟首、戮屍三項着即永遠删除，以及“緣坐各條，除知情者乃治罪外，餘着悉予寬免”。

　　於是8月10日《申報》編輯部的“論説”欄，利用中央上諭刊出的犀利大文章，《論法部嚴禁各省州縣官濫用非刑事》：

　　

　　以近事言之，刑律脱己减輕，梟首、凌遲、戮屍等律，皆以删除矣。何以皖省之變起，而徐錫麟有剖心之事；何以徐錫麟之案發，而紹興大通學堂之秋瑾女士有不得口供而冤殺之事？……黑闇如是，而猶曰减輕刑律，而猶曰嚴禁州縣府濫用非刑，吾恐此後州縣官，且有以不濫刑而獲咎者矣。

　　

　　看了上述外國人、學生、報紙編輯同人論説的各種輿論，以及1905年改革後的法律，應該説，凡有一點良心之人，都會把“剖心致祭”看作十分野蠻之舉，而且與走向文明和人性的法律現代化逆歷史而動。而且順便一説，吴氏爲其打抱不平的皖撫恩銘絶不是那一類“身在官場，身不由己”無可奈何的官員。下面説一件險之又險、與恩銘有關“一人死，令一人生”的故事：

　　“一人死”當然是皖撫恩銘，“令一人生”指的是險些被殺的許承堯（1874—1946）。許承堯，字際唐，號疑庵，晚署芚公，歙縣唐模人（今屬徽州區），是晚清著名的詩人、書法家、史志學家和地方著名的新教育改革家。1905年，他首先在徽州府城（歙縣）創辦了新安中學堂，附設師範科；第二年創辦了紫陽師範學堂，并親任兩校監督，聘請革命志士、同盟會會員黄賓虹、陳去病等爲教習（教員）。他還協助其祖父許品三公在家鄉唐模創辦了私立敬宗小學和端則女子小學。從小學、中學到師範，多層面揭開了徽歙新教育的序幕。 百萬字的民國《歙縣誌》就是他主持編撰的，還出版了《疑庵詩集十四卷》，他編撰的《歙事閑譚》被稱爲古徽州文獻志的里程碑。

　　許承堯一面辦學，一面和一批進步教師成立了“黄社”，以研究明末進步思想家黄宗羲爲名，暗地進行反清革命活動。他任理事，由黄賓虹任助理。閉塞的徽州，一時革命風起雲涌。不料被人向省城告密。安徽巡撫恩銘趕緊修本請旨捉拿問罪。幸虧第二天（1907年7月6日），恩銘就被革命黨人徐錫麟刺死。來不及發出的奏本，亦被開明人士布政使沈子培抽出銷燬。這場與徐氏起義同時進行、暗中發生的驚險一幕，終得以“意外徼天幸，懸崖化坦途”。安徽代理巡撫馮煦在給光緒皇帝的奏本中稱許承堯辦學有功：“皖南學務以徽歙最早，歙縣則自許氏”。許氏才安然渡過一關。〔11〕

　　從上述“恩銘死，而許翁生”的故事可知，恩銘欲加罪致死之人多是好人或大好人。官員也有多種，有經辦秋瑾案，不肯用刑，愧恨無法庇護和開脱秋瑾而自殺的山陰縣令李鐘岳，也有救革命黨人一命的開明的布政使沈子培和皖撫馮煦。可惜吴氏此時一葉障目，看不見，也想不知道。

　　

　　偶像的光環

　　吴趼人因這段話的政治性失誤的公案也很快結束了。然而還有讀者最後很想知道的一個問題：究竟是什麽刺激和緣由，在1907年勾起吴趼人埋藏在内心最底層、最陰闇、最野蠻的感情沉滓呢？

　　事情要從1907年農曆三月的一件事説起。趼人的老友蔡嘯甫在粤東求得一幀吴榮光的手書立軸，帶來上海，歸還趼人，説：我雖然對古書字畫也有嗜好，但不忍心看見你失去祖上家珍。趼人見“家珍璧返，歡喜可知”，又感極而悲。趼人想寫一跋，以志紀念，但又擔心自己的字不甚雅觀，再轉念：此手書是祖宗的器物，怎麽可以倩人代勞呢？於是，“乃自跋此”。下面是吴趼人在吴榮光的手書立軸上所寫的跋文（立軸有照片）：

　　

　　　吴榮光手書立軸跋文

　　道光間，先曾祖以收藏爲公卿大夫所知，尤以書名於三湘閩粤間。晚年歸裏，求書者踵相接，至避地桂林以謝之。咸豐甲寅，家廟所藏金石圖書，均毁於兵火。至沃堯，幾不復可得見。光緒丁未三月，蔡子嘯甫自粤東求得此幀，至滬上歸餘，且曰：“吾不忍以古書畫之嗜，而遽奪子之手澤也。”家珍璧返，歡喜可知。而先人呵護之君，蔡子相知之雅，均有足令人感極而悲者。裝潢既竟，思倩善書者代志之。或曰：“是子宗器也，胡可以假手於人？”乃自跋此，以志不忘。

　　　　　　光緒丁未四月，吴沃堯謹志。〔12〕

　　

　　按，吴氏借文物懷念吴榮光有兩篇文章，此跋是時間上較前的一篇。先祖文物，何况名家，睹物思人，乃後代之常情，不足爲奇。問題是涉及到導致吴氏家勢中落的原因：按上面跋文所謂“毁於兵火”，實是指太平天國的起義分枝、1854年陳開領導下的紅兵在佛山起義。

　　據《佛山忠義鄉志·鄉事》記載，陳開之紅兵起義軍曾圍攻商業中心區，“遂放火箭，焚燒四十九條街，瓦礫彌望”。吴榮光一族聚居之處大樹堂，原不近商業中心，但隨商業街區不斷擴大，亦漸近繁華地段，因而火勢熾張之下，達官貴人之家無可幸免。金石、文物、圖書，樓閣財物，多有損失。就是這個使吴氏大族一蹶不振的歷史原因（之一），令吴氏晚年目睹曾祖手軸時，思念之情，不能自己，“感極而悲”。就這樣再度勾起對做過多省督撫的曾祖的懷念，對暴力推翻大清皇朝的太平天國紅兵（洪兵）造成吴氏一族的致命打擊念念不忘、耿耿於懷。

　　1909年3月（宣統元年閏二月），吴氏在去世前一年，他第二篇懷念吴榮光的文章《筠清館法帖跋》再次提起這段吴氏家族集體記憶中的傷痛：

　　

　　先曾祖晚年，萃畢生搜羅之古碑墨迹，勒爲《筠清館法帖》藏於家，將以遺子孫垂久遠也。咸豐甲寅，紅羊劫起，家藏金石圖書，蕩佚都盡。〔13〕

　　

　　吴氏的家道中落，受到了農民起義的打擊，只是原因之一，而實際上最主要是逃不脱“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的命運，吴氏家族一向並無田地物業之恒産，首先二世祖、三世祖的敗家子增多，二是大樹堂原來五世同堂聚居的人數因日益遷出而减少，而最後决定的因素是吴氏做官人數劇减，特别是四品以上的大官一個也没有，造成了吴氏一族走上無可避免的衰落和被新生的大豪家肢解之路。吴榮光之金石、圖書、文物“咸同以降，族漸凌夷，恒爲豪家所奪，漸至殘缺不全”，這才是“中落”最主要原因之一，與佛山陳開起義並無大涉。

　　咒駡徐錫麟的第二個誘因，是周桂笙的幾篇諷刺文章。

　　1907年5月26日，吴趼人之摯友，又是革命黨人，又是《月月小説》同一編輯室的總譯述周桂笙，在《月月小説》第八號發表《立憲説與革命説之大激戰》和《革命有罪立憲亦有罪乎》諷刺康樑維新派和清政府，估計吴氏雖不會表示反對刊載而造成不團結，但仍會抑鬱在心，揮之不去。

　　本來由徐錫麟烈士和吴趼人小説《剖心記》的一段話引起争議的一件社會公案可以就此了結，雙方觀點分明，公道自在人心。文化上的分歧，並不一定要鬥個你死我活，方能罷休。况且《競立社小説月報》僅出二期旋即停刊，《剖心記》亦僅刊登二回而止，吴氏“亦掇筆”。《剖心記》小説之内容，《國朝先正事略》早已有傳，但苦無細節，1904年，吴氏作“山左之游，搜得手抄全案以歸，擬就情節，勒爲《剖心記演義》兩回”。現在小説被腰斬，情緒也因輿論上 “野蠻”不“野蠻”之争，弄得心情不定，連續寫下去的心情也盪然全無。時細雨淫淫，前思後想，紛繁雜亂，長嘆一聲，竟無法再續寫小説。吴氏曾述及當時的壞心情：“雨窗悶損，偶檢及之。”其心情之苦“悶”，達到“損”傷之程度。但心又有不甘，只好來重拾山左舊稿，“復撮其崖略如左”，寫成筆記小説一篇《山陽巨案》。案情大約如下：

　　李毓昌，字皋言，山東即墨人。嘉慶十三年進士，發江南知縣用，總督鐵保任命李毓昌勘查山陽縣賑灾帳事。李氏親行鄉曲，勾勒户口，查明山陽縣令王伸漢浮開饑户無數，已清册爲據，將爲禀揭。山陽令試賂李氏以重金，不爲動。毓昌有三僕：李祥、顧祥、馬連昇。李祥把李毓昌勘查詳情告之其友包祥。包告之主子王縣令。王縣令主謀，布置四人聯手，李祥動手以毒酒强灌李毓昌，他人並僞裝自縊現場。報官後，王縣令贈棺收斂。此乃嘉慶十三年十一月初七事。李氏兄弟泰清從家中至，受王縣令厚贈百金，持喪以歸。一日，其妻偶檢丈夫遺物見一藍表羊裘，袖有痕而色异，其嗅腥，審爲血。再開棺視之心腹、指尖、面容皆作青黑色。泰清乃入都控於都察，王縣令乃遍賂上下。各方遵旨檢官時，屍骨如墨，官員支吾，仵作不唱報，有方伯知爲錢神作用，怒叱仵作曰：杖之。始報被害委實被毒身死，冤始大雪。其結案後衆犯凌遲處死，唯主犯李祥行刑特别。吴氏寫道：特旨：　　李祥、顧祥、馬連昇，均凌遲處死。李祥一犯尤爲此案巨魁，着被刑部司官一員將該犯解押山東，飭令沿途地方官多派兵役防護。到山東後押至（被他毒死的）李毓昌墳前，先行刑夾一次，再行處死，作摘心致祭，以泄幽憤。一時人心稱快。

　　此犯人李祥行刑特别之處，在於“特旨”行刑處死後在被害人墳前“作摘心致祭”。於是，吴氏將革命黨徐錫麟烈士身份與毒死清朝查案官員的雜差身份同等看待。

　　總之，吴氏晚年竟把歷史上家族衰落的責任和由此産生的怨恨，全部歸咎和責罪於承繼了太平天國用武裝暴力推翻愛新覺羅皇朝包括徐錫麟的革命黨人，另一面對革命黨的死敵又起惻隱之心，把皖撫恩銘看作在道光做過多省巡撫的吴榮光的後任同僚，産生“道義上維護”的想法。吴趼人一生自始至終在這個問題上不能前進一步，於是，便産生了進一步退兩步，一步三回頭，長期的思想波動。究其因，一是吴趼人被孫中山領導下不斷的武裝起義推到人生十字路口，作爲一個社會知名人物更不能逥避，被迫表態。二是被家族偶像吴榮光之光環籠罩其中，斷送了自己跨進同情革命者行列的機會。這是一個地區特殊的大家族的權威精神力量，化作對後代每一個人從小開始就受包圍的精神環境陶冶和文化熏染，這無疑對吴氏的人生觀和社會觀産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

　　結束這段公案時，最後還是要説一句：站在什麽立場，爲什麽同情，同情誰，憎惡誰，歸根到底最後是吴氏個人的選擇。這種選擇早已經成爲過去的歷史，後人可以嘆惜，也可以分析原因，但無須爲先賢諱。

　　

　　大風歌

　　1907年11月發行的第十一號《月月小説》，吴氏發表了 “時事新劇”《鄔烈士殉路》、《蘇杭甬路案摭報》、《浙江三烈士殉路紀略》以及《鄔烈士挽聯匯録》，這個“文學、文獻、時事”綜合專題系列，在當時還是吴氏和周桂笙共同主編，有稿件編輯最後决定權。因此有理由相信，上述有關江浙鐵路組稿的系列包括四個單元：一個劇本，一個中外幕後的交涉文件，一篇烈士傳記，一組烈士挽聯匯録，都是吴氏主要策劃和周氏共同决定編輯的。

　　這組愛國時事系列對吴氏來説是有由頭的。

　　三年前，即1904年10月29日，《時報》開始連載清廷秘密出賣路權的獨家新聞——粤漢鐵路交涉的秘密檔案，令上海報界對《時報》的膽識一夜之間刮目相看，不得不服。而實際係由“任公（樑啓超）、楊哲子（楊度）覓得全案電稿，加以按語”。因爲是有關家鄉的粤漢鐵路，吴氏對全綫各地名較爲熟悉，其中的廣三鐵路（廣州至三水）更是經過家鄉佛山，因而日後對列强掠奪路權、借款權格外留心。自始，社會的報刊開始注意列强對中國資源的掠奪，洋公司與清政府官員的交易，以及各省商民對本省鐵路權、礦權、借款權等等權利的回收和對外商的扺制。

　　《月月小説》雖是專刊小説的文學刊物，這次所刊登的有關蘇杭甬鐵路的時事系列，表明在形勢迫人之下，政治傾向便由潜伏上昇爲公開，由不刊載政治文稿（函電），變爲在文件後寫揭露真相和批判性的按語。此其一。

　　文學大可不必政治先行，但文學也無法完全離開政治，社會上矛盾鬥争趨於激化，兩者便會走到一起。晚清最後十年，便是典型。

　　另外一個由頭是改良京劇《潘烈士投海》的演出，潘英伯烈士是吴氏劇本《鄔烈士殉路》第一折所提到爲國爲救亡捐軀的六個烈士之一（其他還有：陳天華、李培仁、陳天聽、馮夏威、姚宣業），劇本是根據直隸（今河北省）通州人潘英伯投海實有的事迹寫成，劇本署名白雲詞人，約創作於1906年初，是一出社會上非常著名的時事新戲，名角潘月樵飾潘英伯，孫菊仙、馮子和、夏月珊、夏月潤和王鴻壽在上海丹桂戲園和新舞臺領衔主演。全劇共 4本，描寫潘英伯由直隸官員毛慶蕃保舉，派赴日本留學。潘英伯到東京後，認識同盟會會員陳天華，兩人皆痛心國家的衰弱、昏闇，可惜出現的是有點被歪曲的陳天華形象。

　　當時爲瓦解中國留學生在日本的革命活動，清朝政府曾勾結日本政府，由日本文部省頒佈《取締清韓留日學生規則》。中國留學生紛紛歸國，陳天華在日本大森海灣蹈海自殺，以示抗議，潘英伯也在韓國仁川港投海殉國。最後劇本把中國希望寄託在五大臣出洋考察，清政府五年預備立憲和袁宫保（世凱）、直隸布政司毛慶蕃這些人身上。反映了立憲派意欲清廷幡然悔改，重用立憲派並掌握一部分權力的幻想。特别是結尾竟一片祥和與希望。下迻録《潘烈士投海》最後一段：

　　

　　“（唱）諸君來吊烈士魂，聽下官一一説分明。……叫一聲教育會友你且聽，你需把通州學務來振興。學務蒸蒸能日進，才不負烈士一片苦心。又叫一聲小學生，你們功課要認真。又叫一聲衆工人，你們工業要改新。事事都求增進，時時刻刻要念那烈士魂。况且國家將强盛，你不見派出洋的五大臣，五大臣歸來好整頓，必定立憲可施行。三年五載立憲定，一番氣象一番新。”（據改良戲曲社單行本）

　　　　　　（收入阿英編《晚清文學叢鈔——説唱文學卷》下册364頁）

　　

　　上引的《潘烈士投海》，應是早期的改良京劇，話多唱少，或只念不唱。作者是喬藎臣，生平難於考索。生年估計爲19世紀六七十年代，可能在道勝銀行做過買辦或職員。1926年去世。長於詩文，可能是世家子弟，寫過另一個據《聊齋志异》的《向杲》改編的劇本《義烈奇緣》。辛亥革命前與田際雲（河北梆子演員）開設戒煙會，還改編過吴趼人小説《黑籍冤魂》。此人在京劇界中有點小名，是因爲他是北京譚派著名票友，工老生，亦擅武生，是20世紀初北京遥吟俯暢票房和霓裳雅韵票房的主要成員。百代唱片公司録制譚派唱片時，曾幫助策劃。看喬氏生平便知，他是那種既希望社會變動，但又不希望太大變革，把希望寄託於清廷開明派，寄託於幾個所謂開明官員，如袁世凱、毛慶蕃等的身上。

　　從吴氏的幾篇短篇小説《慶祝立憲》、《預備立憲》、《立憲萬歲》、《大改革》可知，吴氏是看穿了愛新覺羅政權實質不願立憲放權的伎倆，痛心之下，因而决然要寫一個與《潘烈士投海》反其道而行之的改良新劇——《鄔烈士殉路》，意在謳歌幾個烈士和樹立一個正面人物，在他們帶領民衆與政府鬥争的同時拆穿清廷假立憲的把戲。

　　另外一個刺激吴氏急起直追的原因是，1906年又同時出現了兩部時事新劇本。一是爲礦權、路權呐喊的第一部劇本《後懷沙》。作者是洪炳文（1848—1918）。浙江瑞安人，家富藏書，兼收泰西西法諸書。光緒十七年（1891）貢生，以教館、遊幕爲生。曾任瑞安中學、瑞安第十中學教席。在近代戲劇上以四個第一著稱（首創寓言傳奇劇、禁煙劇、科幻劇，以創作三十六本戲劇數量爲最）。

　　洪炳文寫的《後懷沙》，叙述山西煤礦資源豐富，洋人垂涎已久。意大利商人羅沙與晋紳簽訂合同共同開採，旋即中止。不料羅沙竟擅自將開採權讓與英商，晋人群情激奮，上書朝廷力争，朝廷竟對英妥協。在日本留學的山西人李培仁聞知朝廷態度，憤斥清朝喪權辱國後，以蹈海激勵晋人鬥志。該劇以屈原自沉汨羅比喻李培仁愛國之心，故題《後懷沙》。據説僅成《驚電》一折。

　　書中主角李培仁（1866—1906），晚清留日學生。大同市陽高縣人。1904年考入山西大學堂，1905年冬被選送日本政法大學留學。時山西争礦運動受當權者和英人干擾，陷入困局，留日學生對清廷的喪權辱國行徑强烈不滿。

　　1906年10月，山西争礦鬥争出現曲折的消息傳到日本，李培仁悲憤交加，决心以死抗争。13日，毅然縱身跳入東京新宿海二重橋下，溺水而亡。留學生同鄉會爲他殮屍時，從遺物中發現殉礦絶命書和萬言絶命書，争相傳看。四省留學會在東京神田錦町錦輝館召開追悼會，中國十八省學生代表以及章太炎、胡漢民等數千人參加，挽幛、挽聯掛滿會堂，轟動日本。消息傳入國内，激起山西人民護礦鬥争高潮，當烈士靈柩護送到太原時，省城愛國人士在文瀛湖畔召開規模宏大的追悼會，市民傾城而往，群情激昂，全省學生走上街頭聲討、控訴，迫使英銀公司接受贖回礦權。1908年，英銀公司不得不同山西省商務局訂立《贖回英銀公司開礦合同》，同意將所有礦權由山西紳民贖回自辦。 

　　李培仁爲吴趼人在他的時事新劇《鄔烈士殉路》所認同的六烈士之一，他的事迹當然知道甚詳，李培仁的新劇《後懷沙》自然不會不知道。

　　二是反美華工禁約唯一的劇本《海僑春》，收入阿英編《反美華工禁約文學集》。作者賀良樸（1860—1938），字履之，號南荃居士，簣公、簣廬；别署梅雨吟榭。清季舉人，任郵傳部侍郎，早年入李勉林制軍幕府，曾任上海方言館監督，後入同盟會。善山水畫，以仇英爲師，四王爲法，爲中國畫學會評議。1918年應蔡元培聘任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顧問。著有《簣廬詩鈔》、《五洲二十年戰史》。

　　這表明，起步稍慢的戲劇和小説一樣，也在奮力追趕火熱鬥争的現實。因而在這個有千萬人民參與的風雷激盪的大風潮中，吴氏撰寫一個緊貼時代鬥争的烈士劇、鬥争劇，應是使命所在，義不容辭。

　　標明“時事新劇”，署名“怫”的《鄔烈士殉路》（１９０７—１９０８），是吴趼人在世最後幾年的文學創作中與《新石頭記》（１９０６—１９０８）同樣重要的代表作。這本10折新劇由於某種原因只發表了二折，雖然在《月月小説》第十一號發表完第一折的同一頁刊登了“劇目預告”，但第七、第八、第九三折子目仍然留空，看來還不是最後定稿。兹照録如下：

　　

　　

　　劇目預告

　　～～～～

　　第一節 先殉 第二節 追悼 第三節 後殉 第四節 協議

　　～～～～～～～

　　第五節 集款    第六節  幽會   第七節   □□   第八節  □□

　　～～～～～～～

　　第九節 □□   第十節  復權

　　

　　從上面《月月小説》第十一號發表所引“劇目預告”，可以看出吴氏對此劇十分重視。大局已定，胸有成竹。按以往吴氏常態，不會有此詳細公佈的子目，可見在作者心中分量。估計因與外商和清政府的路權、借款權的争端還在深入發展，故此高潮之三折的子目一時不好馬上落墨，亦顯示吴氏對作品審慎和負責的態度。

　　蘇杭甬鐵路案是民族資産階級帶領民衆與列强力争全國性回收路權、商辦鐵路在江浙的典型個案，這種鬥争的大方向是發展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扺制帝國主義經濟和政治的入侵。當然，帝國主義銀行的投資没有因清末全國各省人民大規模的回收鬥争而却步，反而逐步上昇。但决不能因此低估這些激動人心的回收風潮對辛亥革命的實際推動作用，也没有因爲這些發動各省民衆領袖均是立憲黨人而不看他們的具體推動的方向。這是評價如《鄔烈士殉路》這類作品的社會意義和當時回收鬥争的領袖人物的一個總的出發點和立場。

　　蘇杭甬鐵路起自蘇州，中經杭州，迄於寧波（寧波簡稱甬），稱蘇杭甬。1898年10月，英國怡和洋行代表英國銀公司同清朝鐵路公司總辦盛宣懷訂立《蘇杭甬鐵路草約》，奪得了該路的修築權。草約簽訂後，測勘工作一直没有進行。1903年，盛宣懷致函英國銀公司聲明﹕如六個月内再不勘路估價，則以前合同作廢。該公司置之不理。1905年7月24日，浙江紳商在上海議决成立浙省鐵路有限公司，公舉前署兩淮鹽運使湯壽潜和在籍京堂劉錦藻爲正﹑副總理，呈請自辦全省鐵路，呼吁廢止《蘇杭甬鐵路草約》；一面集股，一面立即開工築路，先修杭州至嘉興段。次年，江蘇紳商亦組成江蘇鐵路公司，以王清穆爲總理，張謇爲協理，議定先修上海至嘉興段，以與浙路銜接。於是英國駐華公使薩道義於1906年3月15日照會清政府外務部，拿出存放了七八年的草約來進行阻撓，催促交换正約，同時要求下令停工，禁止浙江商民自辦鐵路。

　　1907年10月30日，經雙方商定，外務部提出一個所謂“擬分辦路﹑借款爲兩事”的方案:“路由中國自造，除華商原有股本盡數備用”，“約仍需款英金一百五十萬鎊，内向英公司籌借”。清政府立即批準了這個方案，並同英國訂立《中國國家滬杭甬鐵路五厘利息借款合同》，向英國借款150萬金鎊，聘用英國人爲總工程師，並將蘇杭甬鐵路改爲滬杭甬鐵路。

　　這個仍受英國控制的“借款築路”方案激起了江浙人民，包括工商學界的極大憤怒。浙路副工程師湯緒絶食抗議而死，浙路業務學校學生鄔鋼憤恨噴血而亡。反抗鬥争進一步高漲。江浙馬上成立公民拒款會，宣佈削去主持借用外款的京官汪大燮、章梫、許寶衡、吴士鑒四人的浙籍。江浙兩省鐵路公司則揭露清廷“名曰借款，實則奪路”。

　　10月22日，杭州愛國人士首先創立國民拒路會。蘇州﹑紹興﹑寧波也相繼成立拒款會或拒約會。兩省學校的學生相繼聚衆抗議。11月13日，衆多旅滬浙江士紳在一品香飯店舉行集會，與會人士當場認捐2200萬兩，單寧波一市就認了700萬兩。25日，又在杭州舉行浙江全省拒款大會。

　　1908年3月，浙蘇兩省修建的滬杭鐵路即將完工通車之際，英國强迫清廷簽訂年限30年，九三扣付款，共150萬英鎊的《滬杭甬鐵路借款合同》，在北京正式簽訂，但是，由於江浙民情汹涌，反對之聲遮天蓋日，盛宣懷和英公使朱爾典密商，將150萬英鎊借款，轉歸修築河南開封至徐州鐵路之用。這就是吴氏發表《鄔烈士殉路》之時的大概社會背景。

　　1907年10月8日，美國陸軍部長、即後來任第二十七届美國總統的威廉·霍德華·塔夫脱（１８５７—１９３０）扺滬，上海官、商、青年代表和各界精英在愚園雅集，舉行禮儀隆重的盛大歡迎會，據説酒會中奏美國國歌（不知所謂），以示中美親善。塔夫脱舉杯爲之頌祝：“大清國皇帝萬歲！”吴氏勃然火冒三丈，這就重新勾起和刺激吴氏已經稍稍安静的神經，吴氏實在不甘心兩年前旋起旋滅的反美華工禁約運動的失敗，心痛已極；不滿上海商紳善始而無善終，世態瞬間炎凉。他覺得因抗議美方自殺的人鏡學社社員南海同鄉馮夏威鮮血白流，反美人心之善變，拒美變畏美，再變而迎美。悲憤填膺，揮泪命筆，寫下閃着森森冷光的短篇小説《人鏡學社鬼哭傳》。這是吴氏氣宇軒昂的氣魄，擲地有聲的舉止，怒目翕張的個性使然。

　　當然，吴氏並不知道這個陸軍部長表面説什麽淮河義賑灾民，又侈談什麽退回庚款，扶助中國教育，内裏實際負有一項先由德國皇帝倡議，美國總統同意，慈禧首肯，中美德三國欲結成聯盟扺禦日本在東亞和環太平洋擴張的外交使命，不然，吴氏一旦知曉這個企圖拉中國下水的驚天大陰謀，他的小説和論説必然更會添上這個重大的國際題材。

　　話轉回來，吴氏愛國怒氣未消，反帝意猶未盡，隨即再含怒切齒，趕寫成《鄔烈士殉路》頭二折和預告子目，再配以《蘇杭甬案摭報》、《浙江三烈士殉路紀略》和烈士挽聯， 這是吴氏在《月月小説》之所以發表要以“時事新劇”《鄔烈士殉路》爲中心，這個“文學、文獻、時事”綜合專題系列的第三個由頭。

　　此劇主要寫了鄔剛烈士和湯緒烈士（鐵路副工程師）和一個民衆領袖式的商紳湯壽潜，三個不同階層身份、實有其人的英雄人物。這是吴趼人晚年作品在正面人物上的一個大進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顯然，吴氏在加盟《新小説》以來，洋溢着鮮明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毫不妥協的民族主義立場，是他的大部分文學作品最顯著的特點。但是亦有一個無法逥避的缺點，就是在作品的文學形象中缺少既有堅實目標、又有理想的正面人物形象。當然，在上面幾章講述吴氏在江南製造局的19世紀八九十年代時，吴氏有一個開設船廠、有造大船志向的好朋友，即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三十回出現過的中國近代最早的民族機器企業發昌廠的少東家——最早的民族資本家的文學形象方佚廬（方逸侣），可惜，描述不多，後來就消失得無影無踪了。

　　吴氏在1907年至1908年間，集中在兩三個月，前寫小説《人鏡學社鬼哭傳》的馮夏威，後寫時事戲曲《鄔烈士殉路》，表彰鐵路烈士鄔剛、湯緒和湯總理，他們以一股爲民衆、國家請命的英雄正氣和光彩，昂然闖入由吴氏以前作品中的牛鬼蛇神和魑魅魍魎所組成的晚清沉淪世界，顯示了吴氏思想上和創作上開始注意加强正面人物和適應自反美華工禁約運動以來社會發展的急劇變化。這樣吴氏的作品似乎可以劃分成幾個文學世界，一個是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爲代表，你争我奪，喪盡道德人性，向下沉淪，令人絶望的污濁世界；一個是以《新石頭記》爲代表，中西科技文化結合的烏托邦的幻想世界；一個是以戲劇《鄔烈士殉路》爲代表，在齊心合力扺制政府和列强的民族（護路拒款）鬥争的大風潮中的民衆英雄和領袖，非暴力的改良社會力量展示的鬥争世界。

　　吴氏没有説是什麽原因致《鄔烈士殉路》只發表了二折，第一節是叙述鄔鋼如何爲政府高壓借款，江浙如何拒款而憂心吐血，殉路而亡；第二節是叙述浙江省鐵路公司總理湯壽潜主持鄔鋼烈士追悼大會，浙江民衆代表與民商領袖共訴衷情：繼承鄔烈士遺志，誓死扺拒借款。請看第二折中湯壽潜其中一段唱詞：  

　　

　　“（雜擺香燭）（外行禮介）（坐矮凳唱）

　　見靈牌，不由人，肝腸寸斷。（哭）鄔鋼，烈士醉青！哭一聲，鄔烈士，細聽我言：湯壽潜，爲總理，資格微淺，承公把公路權，付與一肩。想當日披麻衣，焚香告路，不徇私，速告成。盟誓當天，優先股，勵同胞，捐助巨款，方才得，先開辦，擴張利源。實指望，早開通，利益共占。又誰料，平地裏，大起波瀾。銀公司，執一見，廢約要踐。恨只恨，外部郎，全没心肝。有鐵案，不引证，層層駁辯，反爲護。銀公司，表裏爲姦。挾天子，令諸侯，主持借款。震動了南五省，人鬼不安。哭烈士，求學問，離鄉背井。哭烈士，爲公益，受盡苦辛。哭烈士，保主權，憂心耿耿。哭烈士，重浙路，一身爲輕。滿腔血，噴盡了，英雄浩氣。身死後，不瞑目，所爲何情。

　　（哭介）都怪我，少才能，不勝重任。不能够，先預防，着着敗棋。使成事，大破壞，全浙送棄。湯壽潜，做了個禍首罪魁。哭烈士，哭的我泪枯神憊，何面目再對爾忠勇靈魂。

　　（哭介）常言道，孝竭力，忠則盡命。大烈士，真不愧，吾浙全人。嘆只嘆，白發父，倚門望定。眼睁睁，猶盼你，名利雙收。誰知道。你今日，爲路殉命。可憐他，百年後，又靠何人。

　　（哭介）同學生，痛君死，憤憤不平，激起了一個個愛國熱忱。感君誠，結成了，團體義氣。續君志，還望這，衆志士成城。我老朽，雖無才，良心不昧。茍媮生，盡我力，圖報君心。衆同學，隨我來，同施一禮。（衆行禮）當靈堂，發誓願，表白哀情。從今日，一心志，努力扺拒。就把我，千刀剮，萬刀剁，也要執争。大烈士，有靈魂，九泉看定。到頭來，總有個結果收成。”

　　

　　這是浙江鐵路公司總理湯壽潜一段字字痛切、吐屬沉重、言語極爲檏實本色的唱詞，聽者和讀者——包括書中當時參加追悼會的鐵路學校學生們和今天的讀者，並不因表露憂憤心聲的是一個著名的地方立憲派領袖而感動被削弱；也不因他的職務是被委任的鐵路監督，帶有官方色彩而對他的品格和誠信進行質疑。這位穿着永遠像農民一樣儉檏的歷史人物，在這五十多年的歷史學術研究領域，早已看不見他的踪影，没有出版他的變法著作，自然也没有他的評傳和有關研究他的論文集。但是如果弄不清吴氏爲什麽在1907年、1908年贊美和謳歌一個實有其人，而且是一個站在清末護路反借款風口浪尖上的地方立憲派領袖人物；如果弄不清吴氏爲什麽欣賞這個外表和衣冠永遠像個鄉下人的老頭，那麽，吴氏生平與作品的研究也因這個問題的空白，勢必産生重大的缺陷和困惑。下面試簡述其一生：

　　湯壽潜（1856—1917），原名震，字蟄光，又作蟄仙，紹興府山陰縣天樂鄉（今蕭山區進化鎮）大湯塢村人；是唯一既與戊戌變法和立憲運動相始終，又在辛亥革命時順應潮流的一位重要人物，是我國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實業家。

　　湯氏青年時任浙江金華書院山長，後入山東巡撫張曜幕府。1890年，湯氏完成著作《危言》。該書就“遷都長安、設宰相制、建立議院、設考試製、任官用人、遣汰冗員、推廣學校與西學、鼓勵商民開發礦藏以及修築鐵路，加强海軍”等方面力陳時弊，提出改革主張，成爲“危言”式論著第一人，但該書没有把國會視爲立法機關，視爲憲政變法核心。四年後與張謇加入康樑在京變法組織强學會。

　　1892年，湯氏中壬辰科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館後授安徽青陽知縣。到任三月，不滿官場黑闇，乞歸。旋却受聘爲金華麗正書院山長，後入張之洞幕府。1899年春，湯又受聘爲湖州南潯潯溪書院山長，主講經史，兼論時務。同年，湯在上海參辦會文堂書局，從事文化出版工作。由於湯名漸播，曾邀其出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湯亦未赴任。1902年，湯與張謇在通州自立師範，爲當時我國最早單獨設立的師範學校。湯氏曾兩次上書朝廷，力陳鹽政時弊，1903年清政府特賞其道銜，擢兩淮鹽運使。湯堅辭不赴。而欣然接受上海龍門書院（上海中學前身）院長一職，並改書院爲師範學校。1904年，經湯壽潜和沈炳德的積極贊助，在杭州大東門直街創辦了初級師範學堂。

　　湯壽潜一直信奉實業興國的主張。1905年二月，湯壽潜與張謇、許鼎霖等在上海創辦大達輪船股份有限公司。同年二月至三月，湯氏又與張元濟、夏曾佑等發動旅滬浙江同鄉，倡議集股自辦全浙鐵路，以扺制英國侵奪蘇杭甬鐵路修築權。湯氏又與張謇聯手，發動“集民股、保路權”的愛國運動。八月，經浙江股東推薦，湯氏被清廷委任督造全浙鐵路總理。

　　在此期間，湯壽潜布衣芒鞋（至死時日常猶此着裝），與築路員工同嘗艱苦。短短三年時間，杭州至楓涇的160多公里鐵路及沿綫114座路橋、14處涵洞、113處水管，全部建成，確保了滬杭鐵路於1909年8月13日如期接軌通車。湯氏在督辦浙江段鐵路期間，爲了培養建築和機械等方面的人才，又和浙鐵公司副總理劉錦藻一起，在杭州謝麻子巷創辦了鐵路學校（浙江高等工業學校前身），是近代浙江工業技術教育的開端。1909年8月13日，滬杭鐵路全綫通車。次日，清廷授湯爲雲南按察使，湯再不受。11月，清廷改授湯爲江西提學使，湯氏再三不爲所動。1911年6月，學部接納湯壽潜爲中央教育委員會委員。1914年，民國政府將滬杭鐵路收歸國有，爲補償湯氏前後四年督造而不收薪之勞，特犒銀20萬元，他悉數捐贈浙江教育會，用於新建浙江公共圖書館（即今杭州大學浙江圖書館）。

　　湯氏是地方立憲派的領袖，1900年，庚子事變，曾遊説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實行“東南互保”。1904年5月，張謇和湯壽潜、趙鳳昌多次與魏光燾、張之洞討論立憲問題，遊説他們奏請立憲，並爲他們撰寫立憲奏稿。當張之洞、袁世凱在觀望不决之時，又轉向軍機大臣瞿鴻禨。湯氏連發二函，使瞿氏對立憲態度轉爲積極，甚至對慈禧産生影響。

　　1906年12月，湯壽潜在上海聯合江浙閩商紳二百餘人成立“預備立憲公會”，鄭孝胥爲會長，張謇、湯壽潜爲副會長。1910年，湯氏在粤發表演説，向各界呼吁“請開國會”。次年6月，湯、張等聯名致函攝政王載灃，要求改組“皇族内閣”，實行真改革，客觀上推動反清大聯合的形成。

　　武昌起義不久，湯壽潜順應革命潮流，被推舉爲浙江首任都督。任上順利解决了避免駐杭清軍旗兵濫殺無辜和投降革命政府後處置安排的棘手問題。又决定派兵三千，組建江浙聯軍支持江寧，攻克金陵，爲辛亥革命建都金陵多有貢獻。1912年在南京革命政府任交通總長，未赴，旋改南洋勸募公債總理，出國數月。孫中山辭臨時大總統職後，湯即回國與張謇組織統一黨，任參事。1917年6月6日，湯壽潜病逝於臨浦故宅，終年61歲。遺著主要有《理財百策》、《憲法古義》，又有考證鉅編《三通考輯要》，計30卷200餘萬字等。1936年5月，天樂鄉建“湯蟄先先生紀念碑”，立於茅山之巔。改革開放後，1994年，當地政府重建了紀念碑，並舉辦學術討論會。

　　上述湯氏傳記有些簡略和評價過時，但下面歸納有湯氏與吴氏七點類似和可比較之處，當然也正是吴氏首肯湯氏之處：

　　一、以非暴力的維新改良爲救亡圖存之根本。湯著《危言》，吴氏有《維新要言》，兩者大同小异。湯在戊戌變法期間變法活動不太注目，但在後期的立憲運動中十分活躍，與清朝政府上層支持立憲者聯繫緊密，以民族資産階級真改革企圖迫使清政府放棄假立憲。

　　二、實業救國。湯氏身體力行，督造鐵路有大功。吴氏和湯氏同樣在1905年的反美華工禁約運動中，四處呼吁演説，奔走、寫信、建言，竭盡全力，湯吴兩氏貢獻有目共睹。

　　三、教育救國。湯氏自任金華書院山長始，爲教育終生努力不離不棄，創立多間師範，桃李滿天下。吴氏晚年創立廣志兩等小學，手訂章程，聘師建校，不辭勞苦。

　　四、一生厭惡官場。湯氏多次堅辭肥缺之官，寧就清水衙門的教育之職。這在晚清官吏中恐怕創紀録；即使光復時選他爲浙江都督，千勸萬説，僅答應三個月而止。吴氏亦曾被曾國藩之孫薦經濟特科，却不爲所動，與李伯元共進退，兩人昂首，“夷然不赴”。

　　五、吴氏“提倡舊道德”，拯救社會淪喪，世風日下。湯氏自然成爲吴氏心中之楷模。湯氏生活整肅，大公無私，衣着簡單檏素（土布短褂，一頂箬帽，一雙蒲鞋，一把紙傘），坐三等車，外出多次被人視作“鄉下老頭”。日夜督造鐵路四年，無受一文薪金。補薪犒賞20萬元，悉數捐贈，以創立浙江公共圖書館，當時被世人譽爲道德“完人”。吴氏家人爲生計左支右絀，爲糊口四處奔波，筆耕不輟，手停口停。

　　六、立憲運動和教育、實業（包括鐵路）並舉，湯氏爲民衆注重實幹和實績，做一件成一件。在吴氏發表此劇本二折之時，江浙鐵路即將完工，造福一方，湯氏擁有比一些純政治家更廣泛的民衆基礎和更深的民望。

　　七、湯氏是一個既和清廷上層（如軍機重臣瞿鴻禨）有交往，又與同盟會員有接觸的地方社會知名人士，辛亥革命期間“常與民黨人士往還，雖未參加革命，行動精神早有默契”。（黄元秀：《辛亥浙江光復回憶録》，《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選輯》）浙江宣佈脱離清政府獨立後，他之所以被任命爲浙江都督，最重要的原因是被革命黨人所推薦和各方面“衆望所歸”的唯一適合的人選。在湯氏正想推辭之際，這時杭州發生了三千清兵拒不交槍，揚言只有湯壽潜前來見面，才接受談判，不然，屠城杭州，誓死不降。湯氏無奈，以救杭州人民爲重，聲明僅接任浙江都督三個月，乃平息杭州兵亂。吴氏雖屬維新派人士，但與同盟會李懷霜和周桂笙來往並爲至交；也與國粹派鄧實、黄節等人多有接觸；即使嘗任端方秘書的沈習之也成好友。1909年3月吴氏尋回曾祖吴榮光的《筠清館法帖》，也邀兩江總督端方爲之題跋。可見吴氏亦有清地方政府上層關係，又有同盟會好友，與湯氏彼此彼此。

　　通過直接反映現實，政治傾向性極爲鮮明的大型時事戲劇，以實有其名歌頌和表彰一個舉足輕重的地方人物，在吴氏所有作品中唯有《鄔烈士殉路》。對於吴氏思想變化來説，此劇重點不在於鄔烈士，也不在殉路，而在於吴氏選擇了在晚清立憲和護路拒款運動中均有貢獻的湯壽潜先生，把他從社會搬到文學的傳播和歌頌中，從現實中搬到理想中。選擇的標準和條件就是上述湯氏七條，這是吴氏後期創作思想變化十分重要的一個方面。但如果説吴氏晚年全然是保守倒退，那無疑也是對吴氏的嚴重的不公和片面。

　　自1905年革命黨的《民報》和康樑保皇派的《新民叢報》大論戰之後，康樑派老調殘聲，在海外華人中民望大跌，一蹶不振。但是國内却出現立憲運動高漲，各省立憲派壯大的新局面。清政府小心翼翼，手捧着愛新覺羅的鷄蛋家當，三心二意在假立憲的鋼綫上摇摇晃晃， 而全國各地方立憲人士通過掀起反美華工禁約運動和拒款保路的風潮，威逼政府放權立憲，客觀上不自覺地爲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的總爆發創造了條件和聲勢。

　　隨着武昌起義和各省紛紛獨立，即使馬上立憲也無法挽救執迷不悟、死亡已至的清廷，立憲運動無形消解。立憲派頭目各人回到地方順應革命黨武昌起義大潮流，各省實現資産階級兩派反清奪權大聯合。湯壽潜先生是其中一個有功有績的佼佼者。

　　魯迅在《現今的新文學概觀》曾説過：“各種文學，都是應環境而生的……是政治先行，文藝後變。”

　　吴氏在一邊呼吁人們警惕清廷這種假立憲的把戲，一邊察覺到了不同尋常的以護路護礦拒款張目的大規模立憲運動風潮，鍛煉和教育了民衆；這股衆志成城、自下而上的力量如何直逼清宫。 

　　吴氏從湯壽潜領導的江浙地方立憲運動中敏感地觀察到不同於以往維新變法運動的新特點和新變化。他觀察到以前的戊戌變法維新運動中感受不到的大衆衝擊力量，現在却可以用心觸摸到了草根階層小販、廣大的個體勞動者一角子又一角子攢成的一元又一元，親手投進中國人鐵路股份的跳動脈搏。正是這起於下層青萍之末的護路護礦拒款大風潮，逼使中央放權，以制定憲法、召開國會、推動限制皇權的立憲運動，造成晚清最後幾年社會急劇變化的新形勢。促使清醒的吴氏决定創作《鄔烈士殉路》，以頌場一個地方立憲領袖和幾個殉路烈士，及時反映這場充滿人民愛國反帝熱情、與清政府鬥争的“大風歌”。

　　在《鄔烈士殉路》第一折“先殉”，吴氏把1898年戊戌政變、六君子鮮血染紅了菜市口以來的教訓，至1905年在反美華工禁約運動中參加鬥争的歷史經驗，包括將他洞察到清政府在立憲運動中的三心二意、堅不放權的垂死徵兆的遠見卓識，都融會到鄔剛烈士這一角色對清政府的控訴中：

　　鄔剛臨死前，穿學生服扶病介，説：“……待我留下遺囑一封便了。”（寫信介唱）：

　　

　　我國民，壓伏在强權之下二百餘年。俯首帖耳，唯命是聽，從來不敢抗拒。……嘆前年，扺美約，虎頭蛇尾；志不堅，心不齊，訕笑貽人。今日裏，江浙路，風潮猝起。怪只怪盲政府，麻木不仁。……倚北鬥，望京華。切齒痛恨。（吐〈血〉介）戴人冠，披人衣，禽獸居心。猶肆口，説大信，天良喪盡。心問口，口問心；一樁樁，一件件，一回回；思前想後，想後思前；那一年，那一回，那一樁，那一件，可對國民。手槌胸，足跺地，憤恨不平。

　　

　　在戲劇角色上，上面所引是鄔剛烈士臨死前，吐血時悲憤難抑，和泪寫下的給江蘇、浙江兩省人民的遺書。以作家創作論，這是吴趼人借戲劇中鄔剛之口，對清廷自1840年以來所有賣國和欺壓百姓，而致面臨被瓜分豆剖的罪行——國家悲劇的控訴。這樣震撼人心的絶望呼聲，毋寧説是吴氏在立憲運動風暴衝擊中的轉變和覺醒，毋寧説他個人作爲世家子弟思想上破除“皇權即國家”，不惜犯上，與君主專制的“盲政府”决裂，突破舊觀念局限，告别經歷改良主義極其痛苦的過程。這些既咬牙切齒又深思熟慮的唱詞矛頭直指昔日寄託的對象——清廷，顯示出中國善良的人民以往染血的集體記憶將賦予和寫出嶄新的意義：是時候抛棄一個腐爛政權的軀殻了。

　　在《鄔烈士殉路》鼓舞民氣，足以蕩敵的氛圍下，還體現出作者在對清政府無藥可救的絶望中看到了民衆堪可囑托的偉大精神和力量。吴氏把以往向上的眼睛逐漸向下，轉移到人民大衆中，而不是寄託於五大臣，什麽中央、什麽預備立憲。更是一字一板、一字一釘的誓言：

　　

　　我先死，諫同胞，憤時發奮，力扺拒，收成命，還我權宜。未死人，須堅忍，一鼓作氣。不争回，切莫要，貪生怕死。

　　

　　此種一代傳一代，“我以我血薦軒轅”的堅毅不屈鬥志，實足承傳自鴉片戰争以來中華民族反帝反封建前赴後繼的勇敢精神。此劇本也代表吴趼人在晚年創作境界和人生最後的高度。

　　

　　注釋：

　　〔1〕關德棟、周中明校注：《賈鳧西木皮詞校注·前言》。

　　〔2〕詳情見本章的“大風歌”一節分析。

　　〔3〕據⑴引戴方坤：《游崇善寺記》。

　　〔4〕魏紹昌：《吴趼人研究資料》，2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5〕《趼囈外篇·第一·〈保民篇〉》，《吴趼人全集》，第八卷4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6〕〔7〕《吴趼人哭》（五十七則），《吴趼人全集》，第八卷227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8〕《剖心記》第一回，《吴趼人全集》，第三卷519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9〕《晚清人眼中的秋瑾之死》，夏曉虹：《晚清社會與文化》，212頁。

　　〔10〕朱壽朋：《光緒東華録》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三月，中華書局1958年，轉引夏曉虹：《晚清社會與文化》，213頁。

　　〔11〕許承堯：《歙事閑譚》，黄山書社，2001年版。

　　〔12〕《吴榮光手書立軸跋文》，《吴趼人全集》，第八卷202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13〕《筠清館法帖跋》，《吴趼人全集》，第八卷202~203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14〕《山陽巨案》特旨，《吴趼人全集》，第七卷137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15〕白雲詞人：《見潘烈士投海》第一本，阿英編：《晚清文學叢鈔· 説唱·文學卷·下册·卷三·戲文》，364頁，中華書局，1960年版。

　　〔16〕陳天華、馮夏威、李培仁、姚宣業、潘伯英、陳天聽六人均爲《鄔烈士殉路》第一折同時出現的爲國犧牲、“憤捐身，萬古傳名”的鬼魂（雜扮）。

　　〔17〕《鄔烈士殉路》“劇目矛盾”，刊登在發表該劇第一節的頁内，見吴趼人主編：《月月小説》，第一年第十一號200頁。

　　〔18〕《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第二册第四節，《英國對滬寧和杭甬鐵路的占奪（1902—1905）》，827~864頁。

　　〔19〕《鄔烈士殉路》，《吴趼人全集》第八卷179~181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20〕同〔21〕《鄔烈士殉路》,《吴趼人全集》第八卷174~177頁， 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