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無論對於反清形勢和新文學運動都很重要，就吴趼人而言，這一年，他的三部長篇在日本横濱《新小説》雜誌開始發表； 1905年也很令人矚目，不錯，吴氏就在這一年，積極投身上海反美華工禁約運動，是他一生反對帝國主義的高潮。 

　　那麽，1904年呢？道不明哪裏重要，也説不出哪裏不重要。之所以值得注意者，是因爲發生了國人注目的日俄戰争。當然，一般來説，不僅僅因爲這是一場旨在争奪朝鮮和我國東北地區的罪惡的外國戰争；也不僅僅關係到中國東北領土的安危；這對研究吴趼人扯遠了吧，不，這並不是漫無邊際的蝴蝶效應，而是因爲這場日俄戰争發生之前立憲聲勢不大，此後情况驟變，迅即高漲，形成了一個全國性的運動。這場戰争確實大大刺激了立憲派！也刺激了吴趼人。

　　日俄宣戰第三天，代表民族資産階級和社會精英的《中外日報》隨即發表社論，稱日俄戰争“實有一大可喜之事”，這就是國家强弱之分不在人種和膚色，而在於“制”度。於是，基於這種認識的分野，堅信日本必勝的立憲派與認定俄國必勝的守舊派展開了一場争論。立憲派所争持之重要根據是：“日本雖小，而國民愛國之精神蓬蓬勃勃，如釜上氣”；“立憲國民每至戰場，各以保守天權爲務，生死不計”，而“俄國雖大而驕，而腐敗之氣象與我國（相）等”。保守派説：日本“以權予民”，兵臨戰場，必各顧其命；俄國權操自上，令出必行，日敗俄勝可以預决。立憲派期望日勝俄敗當然不是對日俄有什麽利益和好惡，而是企圖以此戰打破膚色白優黄劣的謬論，證明立憲勝於專制是世界的“公例”，以此促進清朝政府龢民衆之猛醒，早日實行君主立憲。

　　1905年5月，俄國波羅的海艦隊在對馬海峽全軍覆没。戰争結局確如立憲派的預想，他們大聲疾呼：

　　

　　“全球富强之國，不是立憲，便爲共和，没有專制之國。”

　　

　　預想被證實又使他們注入了百倍熱情，千倍勇氣，看到了中國立憲可以救國的大好前景。一場戰争刺激了許多中國人猛醒，轉移陣營，許多守舊人物也順勢鄙棄專制，投入晚清立憲的洪流。

　　吴趼人雖受日勝俄敗而興奮一時，却始終不减對清廷立憲的懷疑。當然，吴氏是從思想到内心真心實意以立憲救亡圖存的，但他却又是一個看穿了清政府，不斷揭露它假立憲，不對它寄予希望十分清醒的立憲派。這是吴氏思想道路的大事，下面是一件小事。

　　

　　有事到日本 

　　大家都知道，吴趼人到過日本，是生平唯一的一次。但什麽時間，爲何事，爲何與周桂笙先後到横濱，見過誰？至今還没有發現中日文獻上的記載。 

　　據魏紹昌先生推定的時間爲1903年冬，然而十分重要的陽曆或陰曆却没有説明。爲何事？周桂笙在他所著的《新庵筆記》卷三《新庵隨筆·吴趼人》上，説：

　　

　　“趼人先生及餘，皆嘗任《新小説》社譯著事，自滬郵稿，雖先後東渡日本，然别有所營，非事著書也。”

　　

　　有人説，周氏在《清議報》時期就與樑氏打過文字交道。這一説法，無論對周氏還是吴氏究竟去日本横濱干什麽，都没有説清楚，因而魏紹昌在《吴趼人研究資料·魯迅之吴沃堯傳略箋注》注釋（九），僅采用了吴趼人堂弟吴植三在1962年的説法：

　　

　　趼人在滬曾助理廣智書局業務，此去與新小説社聯繫出版發行事項有關。〔1〕

　　

　　因是孤证，而且缺乏吴植三當時與吴趼人之關係的背景情况，又無法進一步考評，因此大多數學者只當作一種無法證實的説法，待考而已。如果就其合理性，考慮吴氏當時情况，在“出版發行事項有關”八個字上推敲，估計看不少人會贊同。研究樑啓超的夏曉虹女士就是一個。也是她第一個提出：幾個月内，吴趼人和樑啓超兩次會面，第一次在日本，第二次在上海。

　　這裏首先將思考的重點，改放在吴趼人去日本期間，樑啓超在不在日本這個的關鍵問題上。

　　從樑啓超《新大陸遊記》得知：樑氏是1903年十月十日（陽曆11月28日）由“灣高華乘“中國皇后”號歸亞洲，二十三日（陽曆12月11日）扺横濱，船程14天。次日，諸同志開歡迎會於大同學校。越年，樑氏以“正月杪返（中）國，往香港開會（保皇大會）”。〔2〕

　　杪，即末，可解爲下旬，意爲樑氏在1904年正月下旬（陽曆3月7日至16日之間）坐船離開横濱赴香港。計樑氏1903年在横濱的時間只有月份牌上最後20天。那麽，樑氏在國内還在被通緝、報紙報導極少的情况下，除非吴趼人有内綫消息，掌握樑氏的行踪和包括船期的精確計算，不然，1903年内是難於見到樑氏的，1904年却不難見到。若吴氏不是陽曆12月出發，是11月出發到日本，那麽樑氏要一個月後才會回到日本。按吴氏的個性和情况，恐怕不會在横濱無所事事而滯留下來。

　　當然，吴氏並没有什麽非見樑氏不可的理由，那麽到日本爲何事呢？我以爲吴植三的説法：“與新小説社聯繫出版發行事項有關”，有參考價值。

　　這要從吴趼人家庭生活開支説起。吴氏要負擔的有：母親、妹妹、本人婚事開支、購書、朋友場面、資助朋友、每天喝酒費用、看病（可能是肺氣腫），還有依附吴傢生活的親戚……

　　“破帽遮顔過鬧市，著書只爲稻粱謀”。以吴氏知名度，光是以寫小説養活一家人生存容易，但顧及其餘或突發什麽事就十分困難，以致去世時家無餘財，無力辦喪事可证。試想生活在沿海發達商業城市佛山，頗有商業頭腦的吴趼人，若選擇兼營廣智書局的《新民叢報》、《新小説》以及各種類新學書籍（一百幾十種）的批發，聯繫上海以外（如《漢口日報》王華軒經理的售書處）出售，以折扣拿多少傭金是完全可能和合理的，而且這對廣智增加營銷也有利。

　　何况，他與廣智書局總經理馮鏡如同是南海人，政見也相同。但是，廣智書局除了初期有利潤，後來一直虧損纍累，樑啓超從美洲回日本横濱後所煩心之一，正是此事。然而若吴氏今後把自己連載完的小説，同意將版權轉讓廣智書局出版，那麽，之間的利潤分成和以後他兼營批發的折扣的經濟問題，恐怕在廣智書局嚴重虧損的情况下，上海無人敢於做主，只能讓横濱的當家人决定，當然，最好是當事人面見樑氏，當場拍板。

　　再是從吴氏和周桂笙小説出版稿費是否穩定的角度，《新小説》雜誌在1903年，前途甚不明朗。若是魏氏所説吴氏1903年冬去日本是指農曆，那麽，吴氏當是在陽曆1月才去日本的，作爲每月15日必定發行的月刊《新小説》，從1903年第八號（陽曆10月15日）始至少已有二期不知爲何脱期。這不是小事情，是與吴氏家庭生活和今後稿件去向有關之大事，光這個緣故就有足够理由去横濱問清楚。

　　其實横濱新小説社不也正想在稿源嚴重缺乏的情况下見到吴氏和周桂笙這兩個救星，極需由他們兩人當面承諾長期支持《新小説》。不然，徒然少了三分之二稿件，只好關門。實際上《新小説》從第三號開始就難以爲繼，暫由披發生（玉瑟齋生、羅普）等支持着。當然，兩人若能見到當家人樑啓超，一切疑問都最後澄清和解决了。所以説，横濱吴氏和樑氏見面，實是雙方互有所求、自然一拍即合的事情。

　　根據下面霍儷白的回憶文章叙述吴氏之表現和心情推斷，吴氏應該在横濱會見過樑啓超，而且皆大歡喜。從樑氏看，結果是《新小説》得兩位生力軍之鼎力支持，得以延續。《新小説》有吴氏幫助發行，自然從下年1月交由廣智書局出版發行。

　　從吴氏看，“助理廣智書局業務”，與“新小説社聯繫出版發行事項”是佛山人善經商的强項，此舉大有利於廣智書局，互利，豈有談不成之理。

　　然而兩個月後再與樑氏會面，是兩人當初也意料不到的。樑氏早計劃好，若《時報》在上海成立，業務便須要大家的扶持，尤其是吴趼人的“我佛山人”之名，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發表後的聲譽，如日中天。

　　

　　上海會面

　　無論趼人在横濱有見或没有見到樑啓超，都是推斷而已，然而有文獻確证的是1904年4月在上海，有人見到了吴趼人約請樑啓超。

　　1904年正月下旬（陽曆3月中旬左右），樑啓超坐船離開横濱，目的是去香港開保皇大會。二月末（陽曆4月中旬左右），再赴上海與羅孝高、狄楚清策劃和籌辦《時報》。是時樑氏還在清廷的追捕中，“未便露頭角，乃改名姓，匿居虹口日本旅館‘虎之家’三樓上。”〔3〕霍儷白的《樑任公先生印象記》是這樣記載的：

　　

　　“弱冠遊學滬濱，適值先生自日本潜赴香島，路過上海稍事勾留，偶於鄉前輩馮挺之先生席上一遇之，初見平易無异常人。次日復於吴趼人先生（即我佛山人）座上再瞻丰采，趼人先生固淳於髡之流，多方爲餘揄揚，並謂是君雖少，曾居印度有年，深知印度國情，熟諳梵文等語。實則餘雖曾隨父執旅印三年，略操印度流行語，他非所習也。”〔4〕

　　

　　上文叙述見霍儷白會見馮、樑二人經過所述，應皆是事實。馮挺之是樑啓超的心腹信徒，亦多有任用，在日本横濱大同學校任教已數年，1904年4月（陽曆）初，護送樑的側室“王姑娘”先行到滬“坐月子”。樑氏又兼派馮氏的另一任務是：擔任遲二個月後才出版的上海《時報》編輯。若霍儷白早些日子來滬，莫説見不到南海鄉前輩馮挺之，也無從見到樑啓超，因而霍儷白文中説樑氏“路過上海”，自己“適值”來滬，又“偶於……”見到了馮樑二人，這是實情，表述亦十分準確。

　　其次是文中説到“趼人先生固淳於髡之流，多方爲餘揄揚”、“不可方物”的儀態，反映了吴氏這個性情中人，先後兩次會見樑啓超，心中刊物脱期的疑團和一切營銷問題均已順利解决，其愉快心情表現在爲鄉人後生見霍儷白的多方揄揚中天真的流露。因而這段回憶文章，可信度十分高。

　　説到《時報》，這對吴氏晚年關於中學和西學的思想是有一定程度影響的刊物，樑啓超在《時報發刊例》指出：“於祖國國粹，固所尊重也，而不迂於當世之務者，束閣之。於泰西文明，固所崇拜也，而不應於中國程度者，緩置之。[ZZ)]”這無疑給吴氏晚年對吾國文化和道德在歐風美雨的冲刷下迅速崩潰的擔心和困惑，指出了一條新路。有關這方面的見解，吴氏固執而垮大其中一端，見解大不如樑啓超。

　　

　　報人作家的夜生活 

　　1909年初，吴趼人在上海《中外日報》發表和連載《近十年之怪現狀》（又稱《最近社會齷齪史》），此書的批判性和深刻性比《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大爲减弱的問題，暫且不論，但其第五回《奇舉動盛宴賀期喪  叙瑣屑綺筵呈醜態》，内有一段晚清文學史上四個作家在社交場合聚會的描寫，引起了研究者的濃厚興趣。晚清報人作家聚會飲花酒，生動真實的過程，不但是吴趼人在1904年與晚清報人作家群交往活躍的證據，也是研究晚清報人作家難得的歷史見证。迻録如下：

　　

　　“到了晚飯過後，紫旒的催請條子到了，二人便相約同行，到了花錦樓處，只見主人伊紫旒之外，已有了兩個人，彼此招呼通名，原來一個是秦夢連，一個是袁伯藜，都是上海有名人物。大家無非是説些久仰大名的客套話。過了一會，外場又報説客來，紫旒起身招呼，原來是任劍湖，已經吃得滿面春風，走來便道：‘時間正好呢！’劍湖招呼魯、李二人。通過姓名，紫旒便叫罷席，一面問劍湖道：‘想是先赴了一局？’劍湖道：‘不要説起。今天赴了一局，犯了個名教大罪。我起先是不知道的，所以去了。及至問出情由，托故要走時，又被他百般拉住。没奈何只得借他的酒，澆我的憤懣，所以多吃了些。不知可有荳蔻？我要討點解酒。回來還要吃呢！

　　花錦樓聽説，便去抽屉取了半顆，遞給劍湖。劍湖接在手裏，瞅着花錦樓道：‘好好的一個人，爲什麽要犯無名腫毒！’花錦樓道：‘我好意給你荳蔻解酒，怎麽你謝也不謝，倒咒起我來！’劍湖道：‘請教你芳名叫什麽？’花錦樓道：‘難道你頭一回見我，不知我的名字叫花錦樓？’劍湖回顧紫旒道：‘他們不懂倒也罷了。難道做客的也不懂？總不提醒他們？自陸蘭芬作俑，門外面只貼一張‘陸寓’的條子，這一班人就紛紛傚尤起來，都改成了‘某寓’、‘某寓’，以爲時髦。及至叩她芳名，她就叫‘某寓’，你説不是笑話麽？近來又不知怎樣又行了甚麽軒啊、館啊，什麽樓、臺、閣，都弄出來。從前有一個名士沈玉笙，代謝湘娥題了一個什麽仙館，後來他們也紛紛傚尤，都是一個某某仙館的燈籠。然而仙館是仙館，問她名字，她還有個名字。就如陸蘭芬，她雖用了‘陸寓’門條，然而她還是叫陸蘭芬，不像現在的亭、臺、樓、閣，你問她的名字時，她就叫什麽亭、什麽臺、什麽樓、什麽閣。貴相好花錦樓，明明是個樓名，不是人名。既没了名字，豈不是和無名腫毒一般，叫不出什麽名字來的麽？’花錦樓笑道：‘呸！還要説呢！’劍湖道：‘就不是無名腫毒，也應是個無名小卒。’一句話説的合座都笑起來了。劍湖又道：‘還有，寫起局票來，今日在這裏吃酒，叫别人到花錦樓來，還説得過去，若在别處叫花錦樓去，豈不是要把一座花錦樓翻造到那裏去麽？上海不少文人墨士，怎麽都隨聲附和，不通到這步田地，豈不是怪事？’

　　伯藜笑道：‘你何必在這個裏頭和他掂這個斤兩？到底上海有幾個通人？通人又哪個去管這個閒事！不過任憑那一班附庸風雅的名士去胡鬧罷了！倒是你説什麽赴了一局，犯了名教大罪，把這件事説一説，或者倒是我明日報上的材料。’劍湖道：‘這件事説起來話長呢。我是吃過了，恐怕别位肚餓，且上了席再談吧。’夢蓮道：‘是極，是極！我來寫局票。”説罷，提起筆，問了各人，一一都發了出去。紫旒便起身讓座，薇園問道：“喬子翁、李伯翁今天没有來麽？”紫旒道：“他兩位……’説到這裏，忽然回頭問伯藜：‘我托伯翁代邀貴本家袁聚鷗，怎麽不見到？’伯藜道：‘他此刻正是忙的時候，怎麽得來？’”

　　

　　按：這段小説引文使晚清文學研究者大感興趣之處，是作者把幾個作家的業餘聚會、吃花酒以及和妓女打情駡俏的情形融入小説情節，以十分自然和真實的狀態反映出來；誰要歷史地、客觀地以“知人論世”的方法切入他們的生活，就不能不充分瞭解他們鮮爲人知、非道貌岸然的夜生活那一面。有趣的是，作者先以名字的倒讀和再運用諧音，把幾個著名作家變成“陌生的熟悉人”。如袁伯藜倒讀爲藜伯袁，即諧音李伯元；任劍湖倒讀爲湖劍任，即諧音吴趼人（滬音湖、吴同音）；秦夢連倒讀爲連夢青（滬音秦、青同音）；在報館“正是忙”值夜班，並“未出場的袁聚鷗倒讀爲鷗聚袁諧音則爲歐（陽）巨元。

　　吴趼人不改本性：善飲、幽默和善侃，兼抨擊時尚又諷刺道學文人；而李伯元在酒酣中不愧報人本色：不忘尋找新聞，追着吴趼人問遇上的那樁“犯了個名教大罪”的頭局酒席，其中有什麽内幕真相，嚷嚷：“倒是我明日報上的材料。”

　　花枝招展，衣光鬢影，杯盞交錯，時尚在説笑中變成幽默，故事在諷刺中成爲明天的新聞。

　　上海每晚類似以李伯元和吴趼人爲中心的小説家和報人晚上鬆散的花酒聚會，在各處盛行。當然與《時報》主編狄葆賢在編輯室樓上題名“息樓”的新派知識分子聚集大有不同。前者無政治目的，後者有兩股幕後力量：一股是來自康樑，光《時報》報館開辦就費去了十多萬資金，但已經覺得對實權難以掌控；樑啓超顯然對狄氏看走了眼，種瓜有時却會得豆。另一股隱藏得更深，如五大臣出國考察憲政前，端方託人帶信到上海，要求他們在離滬出發時“風光風光”。於是在狄葆賢組織下，“息樓”同人，那些在張園演説的江浙資産階級的政治代表，如沈恩孚、袁希濤、黄炎培、龔子英、林康候、史量才、吴懷疚、朱少屏、楊白民、揚廷棟等等，一起討論要不要歡送和如何歡送五大臣。〔5〕而張謇和趙鳳昌却躲在《時報》隔壁的“一品香”西餐廳喝着咖啡遥控。〔6〕前者花酒聚會上的話題雖時有警世、糾風，却搞笑、輕鬆和官方勢不兩立，視官如土匪；後者在“息樓”沙龍精算着各方勢力的博弈。維新的上層精英們在自立軍失敗後，又轉武爲文；籠絡五大臣只爲争取盟友，最終却想自己上臺。真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吴趼人並没有小看剛出爐的《時報》，反而時常留心着它明快冷峻的短評，據説也是令胡適少年時心儀的文字。果然不久，《時報》在十月二十九日開始連載清廷秘密出賣路權的獨家新聞——粤漢鐵路交涉的秘密檔案，〔7〕令上海大小各家報紙大跌眼鏡。《時報》表面在文件按語上説，是“頃有友人由美國將全案始末奉鈔寄贈”，實際上“係由任公（樑啓超）、楊哲子（楊度）覓得全案電稿，加以案語”。〔8〕説句實在話，這種驚世駭俗的報界壯舉，别家報館連想都没想過，即使有機會文件到手，只怕没那膽色和勇氣，回想不久前同行沈藎被太監勒死的慘狀，大半人都會英雄志短，豪氣頓失。

　　吴氏看到家鄉粤漢鐵路的消息却甚爲興奮，他在上海比在廣東家鄉所住的時間還要長，家鄉發生的事反而陌生。這是他所不知道的極其難得的官方和美國華美合興公司的交涉文件和交易過程，現在看了《時報》才知美方如何違反合同，我方却又反而賠付美方675萬美元的補償費的内幕。至贖回時，粤漢鐵路（廣州—漢口）僅修了幾十公里（廣州石圍塘—佛山16公里，佛山—三水32公里），廣州以北至漢口全然没有動工。〔9〕

　　滬寧鐵路借款之事，當然又托賴於盛宣懷。1903年7月，盛宣懷來滬與英國匯豐和銀行公司代表壁利南談判有關蘇杭甬鐵路（滬寧鐵路）借款事宜，英方一舉奪得投資、建造、經營管理和兼併淞滬鐵路四權。〔10〕

　　這是下幾章要講到，吴氏在1907年11月發行，第十一號《月月小説》上發表的“時事戲劇”《鄔烈士殉路》和“摭報”《江浙鐵路事》，以及“附件”《鄔烈士挽聯匯録》之來由。

　　

　　浪迹齊魯

　　從現代人的角度，要弄清和理解在1904年39歲時吴趼人的思想變化，有相當的難度。最使人不解的是在兩次會見樑啓超後，三部長篇剛開始發表，小説和收入都頗爲順利之際，竟然盡管在表面看不到有任何特别的原因和事由的情况下，不顧肺疾剛剛好轉，竟冒着寒冬飛雪，在並無實用目的的情况下，到山東齊魯，悠悠忽忽地轉了一大圈。

　　事情得從秋天吴氏病况説起。

　　甲辰（1904）秋，若以文字記載爲憑，吴氏走上報人和作家道路後，第一次生大病，吴氏自己有記録：

　　

　　“甲辰秋，餘得虚怯之症，聞聲則驚。叩諸醫生，雲服天王補心丹，至一年可愈。厭其久，就診於陳仲篪。仲篪，西醫也，授以藥，十四日愈。西醫固未可盡誣，吾特惡夫挾西醫以誣中醫者。”〔11〕

　　

　　這段話，尤其最後一句，所傳達的信息十分豐富，也是吴氏寫《紅痧》一文的總結。《紅痧》表面講中西醫病診病各有優劣，實則講中學國粹與西學潮流的關係，這是他在對待西潮東進所抱持傾向國粹思潮的苗頭，也許吴氏早已注意到他的兩個珠三角同鄉鄧實和黄節在《國粹學報》、《藝政通報》發表有關國學、國粹和“古學復興”的文章和言論。

　　吴氏得什麽病呢？文章只説“虚怯之症”，十分籠統。初看《紅痧》一文，也吃了一驚。天王補心丹和冷香丸是小説《紅樓夢》中林黛玉和寶釵常吃的著名中成藥丹丸，凡讀過《紅樓夢》的讀者都知道的。吴氏是一個壯男子，怎麽會與一個弱女子吃同一藥丸天王補心丹呢？難道病情也會相同，或爲判錯病症？

　　林氏體弱兼陰虧血少，思疑多慮，導致心神損耗而恍惚不寧。天王補心丹當然是對症下藥；而吴氏多喝酒，少食糧，心血不足；日勞多、晚上酒局多和編輯房值班夜眠少，一下子三部長篇小説開寫，過度勞頓而心火過盛；潜在的文化苦痛心結和時代矛盾更使他無法走出精神困局。

　　從西醫和心理角度，這種心理底層的内部壓抑的不時泛起，導致神經衰弱，神衰而志不寧，難於安眠。《古今名醫方論》説：心者主火，而所以主者神也，神衰則火爲患，故補心者必清其火而神安。從這心火和心血一盛一虧講，也不能説不對，只是天王補心丹含有朱砂和水銀，是不能連續吃一年的。

　　吴氏是個急性子，中醫自嫌太慢，只得求助於西醫。

　　陳仲篪醫師，吴氏之珠三角同鄉。1871年生於香山茶園鄉，1887年自費考察美國，三年後入讀Omahe大學醫科。1897年獲醫學博士學位，入加州大學醫科。越年回國，1900年任博濟醫院醫生。兩年後又兼廣州時敏學堂教員。越年到上海開診所。吴氏在《趼廛筆記·紅痧》一文説“甲辰秋”找陳氏看病之事，是陳氏來上海第三年（1904）。從西醫看吴氏病情，有肺結核的可能。

　　一是肺部感染和兼有肺氣腫，加上多喝酒的刺激，氣管痙攣。六七年後，可能發展成嚴重致命的肺氣腫和嚴重肺結核病。

　　二是嚴重神經衰弱，健忘、失眠。需静養、鎮静、安神。很有可能是陳醫師提議先停止寫作一段日子，外出旅遊，開闊一下心胸，多呼吸新鮮空氣，緩和休息一下大腦。以上當然是猜想，但最重要的是肺病當時無藥可治，即使再遲20年，肺病克星藥——“雷米方”還未發明出來。

　　這個同鄉西醫陳仲篪在上海挺有名氣，辛亥革命前一年被授予醫科舉人，任上海海關税務司和郵政司的醫官。一個中國醫生能够得到上層洋人圈子的認可任醫官，醫術和社交同樣高明。

　　究竟是否因病而引起這次出遊呢？不管是與不是，還是先回到當時人們講述吴氏這次出遊的有限文獻上來。下面是杜階平所寫、在1917年出版、題爲《書吴趼人》的一小段文字，對於認識他後半生的思想狀態十分重要，不改標點，迻録如下：

　　

　　“年四十，浪迹燕齊，既鬱鬱不得志，乃縱酒自放。每獨酌大醉，則引吭高誦腐迂遊俠傳，鄰舍婦孺，恒竊窺而笑之，卒以沉湎致肺疾。返滬三年，日從事於學務，心力瘁，病益劇，而縱飲如故也。”〔12〕

　　

　　如杜先生所論述吴氏年四十，“鬱鬱不得志”和沉緬，繼而“縱酒”，爲“肺疾”之主因，最後導致英年早逝，應與事實不遠。真是令人吃了一驚，又不能不信服。

　　吴趼人從戊戌政變（1898），康樑失敗後，政治情緒開始低落，亦對清廷庚子（1900）後所謂改革、立憲，出洋考察，設皇室内閣等一系列表演，讓腐朽的政權苟延殘喘的措施，深感失望。這不是一個人的不得志和失望，而是一層真誠寄望資産階級君主立憲政體在中國大地出現的知識精英的不得志和失望。立憲——這套自上而下建立立憲政這種用不着暴力和大破壞、避免戰争的政治變革方案，完全適應瞭如吴氏剛剛由貴族世家意識形態分化出來的幼稚的資産階級的治世心態，他那本薄薄的《維新要言》忠誠地記録了一個民間的改良狂熱分子——吴趼人，在“百日維新”時那種渾身沸騰、刻骨銘心和至死難忘的政治興奮，也造成了日後因始終無緣“補天”而鬱結，一旦被情景觸及挑起，内心便無法平息，隱結作痛。

　　然而，吴氏不比常人，而且在思想上又繼而衍生出企圖解决晚清社會由於腐敗而無力避免瓜分和西學西風勁吹而傳統中學和道德淪亡的雙重矛盾，反映了時代潮流在他内心所糾纏的多元復雜心結。

　　從中醫來看，這種時代心結聚合所産生的内心困惑完全可以轉化成中醫概念上的焦慮和心火，最後造成西醫器官上的肺葉生理病變或中國醫道所講的精、氣、神的嚴重虧損。

　　吴氏“浪迹燕齊”，最引人注目的是欲謁二聖，欲游孔林孟廟。情况如何呢？據吴氏去世前一年友人攝影集《東魯靈光》⒀所寫的跋文透露：

　　

　　“泰山爲五嶽之至尊，聖人爲萬世之師表，二者皆萃於山左。古人有言：“地靈人杰”，洵不誣也。光緒甲辰，餘游濟南，二三同鄉相約登泰岱，謁孔林。車馬已成，阻於雪，不果行。名區勝迹，失之當前，於今耿耿。”

　　

　　雖臨近二聖之鄰地　因大雪封路，（孔子和孟子故鄉相隔不太遠），縱有面聖之心而無法成行。吴氏雖不是什麽尊孔狂熱分子，但在他看來，當前各種思潮、陣營、派别的中西學體用之争，乃國脈危亡之所係，孔子誠爲中學（儒學）之創始人，親謁聖地之情，油然而生。因而，吴氏在最後幾年，時若有所失，似魂無所歸宿，人無所安身立命，“失之當前，於今耿耿。”而無法釋懷。

　　然而，更不合他本人思想邏輯、令人錯愕的是：據老報人錢芥塵説他跑到黄河工務局就任職事，“因不慣官場生活，只呆了三個月就回上海”。〔14〕

　　結局是早注定的。這個黄河工務局，在歷朝早就醜聞遠播，亦被李伯元在《官場現形記》四十六回描寫過，是從清初以來，大大小小腦滿腸肥、不顧兩岸人民生死、臭名昭著的貪官窩。聰明一世的吴趼人，怎麽會到那裏去？看來吴氏行止有時不按常規，會有突發之奇想。再看錢芥塵所講令人喫驚，但其實也並無大不合理。

　　錢氏在1886年出生，1904年18歲，已得到蔡元培賞識，聘爲《警鐘日報》的編撰校對兼跑印刷所，吴氏是名人，錢氏愛慕名家，留心吴氏平日行止也屬正常。好在這是孤证，目前爲止也没有多少人注意和深究，只當一個難解之謎，姑且擱之罷了。

　　

　　注釋：

　　〔1〕魏紹昌：《魯迅之吴沃堯傳略箋注》注釋（九），魏紹昌：《吴趼人研究資料》，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月版。

　　〔2〕丁文江、趙豐田：《樑啓超年譜長編》，1904年條83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丁文江、趙豐田：《樑啓超年譜長編》，1904年2月條，336~337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霍儷白：《樑任公先生印象記》，夏曉虹編：《追憶樑啓超》，163頁。

　　〔5〕〔6〕 馬光仁：《上海新聞史：1850—1949》，255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7〕〔8〕 馬光仁：《上海新聞史：1850—1949》，257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9〕 楊勇剛：《中國近代鐵路史》，33~34頁，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版。

　　〔10〕 楊勇剛：《中國近代鐵路史》，37頁，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版。

　　〔11〕 吴趼人：《趼廛筆記·紅痧》，《吴趼人全集》，第七集217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12〕 魏紹昌：《吴趼人研究資料》，“杜階平”條，21—2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月版。

　　〔13〕 吴趼人：《〈東魯靈光〉跋》，《吴趼人全集》，第八集203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14〕 魏紹昌：《魯迅之吴沃堯傳略箋注》注釋（八），魏紹昌：《吴趼人研究資料》，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