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説也救國

　　小説，在春秋之時並不指説故事，發明這個辭令的莊子先生説：“飾小説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漢代班固却借這個詞的廣納性，把故事、傳説、民間説書等全包容進去，並借用孔子的殻，指明其中的偉大：小説“雖小道，必有可觀者”。而唐人的非凡創造力，使小説插上了一雙飛翔的翅膀：虚構想象的情節和頭尾完整的故事。

　　最先懂得利用這雙翅膀的是民間藝人，從商周的瞽師（盲史官、盲樂官）在鄉村和宫廷講述古史和四方口傳歷史，到唐代的“一枝花話”，説書人不斷地把故事講給聽衆，促成了《三國演義》、《水滸傳》從宋元話本的民間積累，到個人長篇小説的成功。這是小説的第一個高峰，也是章回體的開始。由於聽衆都是宋元的俗人和市民，又使小説從唐代仕人的搜奇寄逸回到俗文學的商業的市井小道中去。盡管明清有文人介入，出現了《金瓶梅》、《西遊記》、三言、二拍、聊齋、《紅樓夢》這些巔峰傳世之作，但還是無法登上從孔子删定《詩經》起，霸佔了幾千年的正統（詩歌）大雅之堂。

　　由於《詩經》進入十三經之始，就鑄定了詩歌在中華元典和文學的法定中心地位。這條千古鐵律直到19世紀90年代維新運動的興起，“公車上書”前後，才開始一下子崩潰，打回僅是文學品種之一種的原形，直至二十一世紀今天無論舊詩新詩，仍一厥不振。由於西學的傳入，一群國家精英的頭惱一下子擴闊至世界，對傳統文學的偏激之情，驟然而生，而且走到極端。於是短時期在那班青年人中間産生並流行起了“文學有害無益論”。自小擅於詩詞的譚嗣同竟説：“文無所用”〔1〕，詩歌更是“無用之呻吟”〔2〕。甚至説看戲等同賭博，有害無益。大多數讀者怎麽也想不到，樑啓超此時竟會在《林旭傳》把想以詩詞鳴於世的人蔑稱爲“浮浪之子”、“玩物喪志”，説詞章爲害“與色聲之累無异”〔3〕。於是，在當年維新知識界不少精英人士中，興起以詩詞爲戒和相繼戒詩之風，這就不難解釋吴趼人爲什麽在《趼廛詩删剩·自序》中説：“……丁酉以後慣作大刀闊斧之文，有韵之言幾成絶響。”〔4〕對於當代人來説，那時這種短暫蔑視文學之奇怪風氣，確實讓人感到難以理解。過來人王韜有過這樣的解釋：“至於學問一端，亦以西人爲尚。化學、光學、重學、醫學、植物之學，皆有專門名家，辨析毫芒，幾若非不足以言學，而凡一切文學詞章無不廢惡。”〔5〕樑啓超後來在《清代學術概論》中總結清代學術時，亦坦言對西學最初認識過程之幼稚：“當時之人，絶不承認歐美人除能製造、能測量、能駕駛、能操練以外更有其他學問，而在譯書中求之，亦確無其他學問所見。”這是崇尚西學的激進知識分子精英階層中，否定傳統文學的偏激風氣之所以形成的一個方面。另一面，以西學否定文學思潮的偏激和狂執却從反面昭示出，傳統文學處在甲午以後的覺醒時代所突顯的内容和形式兩者的嚴重危機。

　　“可憐一捲茶花女，斷盡支那蕩子腸。”1899年，林琴南所譯的《巴黎茶花女遺事》，以反封建的主題和哀艷的愛情故事打動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心，亦從而使中國人知道，西學除了船堅砲利、聲光電化、自由民主之外，還有如此美妙動人、高尚優雅的文學，向人們打開了一道通向嶄新文學世界的大門，啓示着日後必然根據對西學深入的認識，重新評價一切中外文學，包括以往的舊文學和新産生的新文學在過渡時代應具有的社會價值和審美價值。

　　一個具有中國情結的英國人傅蘭雅（John Fryer），比林琴南先生早四年，或者説，在維新精英們否定文學的功用時，他却用實際的行動最先做到了這一點——倡導新小説的到來。

　　

　　小説也競賽

　　在上面翻譯館一節已有介紹，傅蘭雅先生（1839—1928），是一位英國來華的傳教士，在中國近代西學東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跨文化的卓越傳播者。由於他整整有二十八年（1868—1896）在上海江南製造局的翻譯館擔任翻譯員譯事主管，吴趼人初進製造局，在翻譯館任傭書或繪圖時應該認識或留意過這個會講廣東話、北京話和上海話，後來長滿白花胡子的外國大學問家。

　　傅先生一生的光彩和偉大的貢獻，並非來自傳教士的身份和活動，而是來自於他爲中國的社會和人民走出中世紀的啓蒙運動，翻譯了170多本科技工程學書籍。從維新變法和小説革命的角度看，他還翻譯了一本被認爲是對康有爲的《大同書》和吴趼人的烏托邦小説《新石頭記》有重要影響的著作《佐治刍言》。他親力親爲兼顧多個社會機構的大量文化啓蒙工作，如推動格致書院、益智書會、格致書室的文化開展，創辦雜誌《格致匯編》等等。目前在加州大學柏克利分校藏有傅蘭雅生前贈給該校的2000多部從中國帶去的圖書，包括他在中國的譯著和刊物、他的全部檔案等。〔6〕本節只涉及他作爲主持人在中國上海舉辦的新小説競賽。

　　徵文競賽，在傅蘭雅看來，是推廣新文化而吸引知識分子興趣的一種試驗模式。先是爲了推行生動活潑的白話文，反對腐朽的八股文，傅先生在上海格致書院曾舉辦過時文（白話文）競賽。爲了擴大影響，邀請了兩江總督李鴻章，以及官員和名人參加出題和評閲。這件時聞，當時吴趼人是十分看重的，不然就不會收入後來所寫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第十五回（下面兩章會進一步分析）。〔7〕可見，吴趼人對這個外國士大夫並不陌生。

　　《馬關條約》簽訂後不久，傅先生寫了《戰争在社會各階層引起的真正愛國主義的巨大爆發》一文，雖然，原文難以找到，但看來傅氏肯定已經察覺和洞悉了甲午中日戰争對中國人心靈的巨創，和它所帶來的思想和文化衝擊的契機，並相信盼望已久的中國的覺醒即將到來。

　　就在康有爲、樑啓超發起“公車上書”的第三周，即離樑啓超在日本横濱創立《新小説》雜誌還有七個年頭的1895年5月25日，傅蘭雅决定在上海自己開辦的格致書店發表徵求新小説的有奬公告，其組織模式也與時文競賽相同，並在上海《萬國公報》第77册、《申報》（登了五次）以及傳教士的英文期刊《中國紀事》6月號上都刊載了署名傅蘭雅的一則有奬徵文啓事——《求著時新小説啓》。全文如下：

　　

　　“竊以感動人心，變易風俗，莫如小説。推行廣速，傳之不久，輒能家喻户曉，氣習不難爲之一變。今中華積弊最重大者計有三端，一鴉片，一時文，一纏足。若不設法更改，終非富强之兆。兹欲請中華人士願本國興盛者撰著新趣小説，合顯此三事之大害，並祛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説，結搆成編，貫穿爲部，使人閲之心爲感動，力爲革除。辭句以明顯爲要，語言以趣雅爲宗，雖婦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述事務取近今易有，切莫鈔襲舊套，立意毋尚稀奇古怪，免使駭目驚心，限七月底滿期收齊，細心評取。首名酬洋五十元，次名三十元，三名二十元，四名十六元，五名十四元，六名十二元，七名八元。果有佳作，足勸人心，亦當印行問世。並擬請其常撰同類之書以爲恒業。凡撰成者，包好彌封，外填姓名，送至上海三馬路格致書室。收入發給收條，出案發洋亦在斯處。

　　　　　　英國儒士傅蘭雅先生謹啓。〔8〕

　　

　　上面這篇小説競賽啓事最後一句話是大多數人所忽視的：那是“並擬請其常撰同類之書以爲恒業[ZZ)]”。這又是傅蘭雅先生以其大半生促進“能使中國跨上文明進軍的軌道”的理想〔9〕之外的第二個理想——培養職業“時事”小説家，而且如他個人堅信中國能發展强大，“廣興格致至中西一轍耳”一樣。〔10〕他認爲把新小説寫作“以爲恒業”的一天必然會到來。幾年後梁啓超的《新小説》創刊，李伯元、吴趼人等職業小説家崛起，報人自此走上了中國小説漫長的近代化道路。傅蘭雅先生對中國文學新型小説的關心，望促其成，是與西方各國基督教（包括新教）對維新變法的立場和所關心的態度是完全一致的。

　　其實，較早的一次小説徵文發生在光緒丁醜（1877）十月十七日，署名“寓滬遠客”者，在《申報》，所登載廣告：“《有圖求説》出售”。文曰： 

　　

　　兹有精細圖畫十幅，釘成一册，名曰《有圖求説》，托《申報》館代售，每册收回工價錢三十文。但圖中之人名、地名以及事實，皆未深悉，尚祈海内人才，照圖編成小説一部，約五萬字，限於十二月十五日以前，繕成清本，由《申報》館轉交。擇其文理尤佳者一捲，願送潤筆洋二，次卷送洋十元，便裝印成書出賣，餘卷仍發還作者，决不有誤，惟望賜教爲幸。

　　

　　雖然此徵文還類於“看圖作文”的初級階段，而且，己無法知道“圖畫十幅”的内容，但僅以形式上敢於公開徵文，不啻是文學的地位和小説觀念開始轉變的一次半遮面的試啼。據《申報》載，第一次期限已到，却只有“安閒先生”一捲應徵。幾經延期，直至光緒戊寅四月二十一日（1878年5月22日），廣告徵文者“寓滬遠客”才在當日《申報》公告結果：“以安閒先生爲第一，酬洋二十圓，蓬山居士居二，酬洋十圓”。並指出兩人作文“俱未見甚佳”。説明瞭公車上書前的晚清社會環境和士人觀念仍未對小説欲登大雅之堂認可。上述前奏只是日後小説徵文的成功之母。

　　話説回來，傅蘭雅經過一年徵集，應徵小説共有162卷，數量可謂不少。可能是要求過高，却無一篇或一部符合傅蘭雅先生的需要，但徵文善後總要完成。據1886年3月出版的《萬國公報》第８６册“雜事欄”所載《時新小説出案》，有不少值得我們重視的信息，選録如下：

　　

　　本館前出告白，求著時新小説。以鴉片、時文、纏足三弊爲主。立案演説，穿插成篇，仿諸章回小説，前後連貫，意在刊行問世，勸化人心，知所改革。雖婦人孺子，亦可觀感而化。故用意務求雅趣，出語亦期明顯，述事須近情理，描摹要臻懇至當。蒙遠近諸君，揣摩成稿者凡一百六十二卷。本館窮百日之力，逐卷披閲，皆有命意。然或立意偏畸，説煙弊太重，説文弊過輕；或演寄稀奇，事多不近情理；或叙事虚幻，情景每取夢寐；或出語淺俗，言多土白；甚至詞尚淫巧，事涉狎穢，動曰妓寮，動曰婢妾，仍不失淫辭小説之故套，殊違勸人爲善之體例，何可以經婦孺之耳目哉？更有歌辭滿篇俚句，道情者雖足感人，然非小説體格，故以違式論。又有通篇長信紙，調譜文藝者，文藝固佳，惟非本館所求，仍以違式論。既蒙諸君俯允所請，惠戒嘉章，足見感情有輔勸善之至意。若過吹求，殊拂雅教。今特遴選體格頗精雅者七卷，仍以前議酬以議潤資。餘卷可取者尚多，若盡棄置有辜諸君心血，餘心亦覺難安。故於定格之外，復添取十有三名，共加贈洋五十元，庶作者有以諒我矣。姓氏潤資列後。

　　

　　茶陽居士五十元　詹萬雲三十元李鐘生二十元

　　青蓮後人十六元　鳴皋氏十四元望國生十二元

　　格致散人八元　　胡晋修七元劉忠毅六元

　　楊味西六元　　　張潤泉五元玫甘老人五元

　　殷履亨四元　　　倜儻非常生 四元朱正初三元

　　醒世人三元　　　廖卓生二元羅懋興二元

　　瘦梅詞人一元　　半陳義珍一元半〔11〕

　　

　　應徵小説的内容與形式都令傅氏很失望，還是計奬20名，比原定取録7名，幾近三倍，其殷切冀望之情可慟可鑒。可知，好事多磨，觀念之變並非易事。

　　一個外國人，不遠萬裏，來到中國，其主觀不論如何，但他的人生大半，孜孜不倦，功在爲中國普及格致服務，功在爲中國文化提高和革新而貢獻。傅蘭雅先生不愧爲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偉大的使者，中國人民的好朋友。

　　傅先生可能當時並不知道，他所需要的符合徵文條件、能寫出優秀時新小説的中國作家不是没有誕生出來，而是如後起的李伯元和吴趼人還未從報界步入文壇。耐心一些，過幾年他們這些職業小説家才大顯身手，一鳴驚人。不過，上述這段中國罕有的西人有關時新小説徵集的新聞，下面三個《萬國公報》忠實的讀者：旋入了“公車上書”和變法維新臺風眼的康有爲、樑啓超和正在試寫小説的吴趼人，如果有空注意到了傅先生的“時新小説徵文啓事”，不可能没有各自獨特的感悟和觸動。

　　傅蘭雅先生這次的時新小説有奬徵集，雖然有沈毓桂、蔡爾康、王韜等國内知名人士參與評選，而且有知識界衆多的讀者和維新精英們的支持，而且還發了奬，但内心因其中不能出現如美國廢奴主義作家，斯托夫人（Mrs.Harriet Beecher Stowe，1811-1896）所創作的，《湯姆叔叔的小屋》 的大作，可以説是有些失望。雖説傅先生是“有意種花”，但實際上他的小説競賽收穫却是“無心插柳”，直接地或間接地促進“柳成蔭”——新小説時代真正的到來。

　　不久，社會上出現了兩本新小説。一本是書商所稱之《花柳深情傳》，書題“緑意軒主人撰”。1895年仲夏，有一個姓詹名熙的浙江衢縣人，善畫，兼通“中西化學”，在蘇州讀到《萬國公報》上傅蘭雅刊登的《求著時新小説啓》，於是有感甲午中日之役不振，人心激奮，用兩個禮拜寫成一篇小説，取名《醒世新編》〔12〕。兩年後經王韜審閲，稱善。光緒丁酉（1897）七八月間修改補綴成書，重陽九月九日（10月4日）寫序於上海書畫社，正式付印。這樣，第一本具有近代意義的、現實主義風格的新小説誕生了。

　　《醒世新編》通過魏姓一家三代和孔先生、鄭芝芯等人所經歷的各種痛苦遭遇，最終明白了八股、鴉片、纏足是人生之害，决心遊歷各國，學外文、學科技、造機器，使村人富足。最終總結：只有把西方科技與“三綱五常”結合起來，才能使中國富强。

　　遺憾的是傅先生不久在1896年帶着“中國情結”，闊别了江南製造局和中國，應聘回美國加州教書。因此並没有看到其中一本因響應他的號召，但最終没應徵競賽的時新小説（我的上帝！是多麽優秀，準拿第一名，奬金五十元）。

　　另一本“時新小説”的出現，時間却稍晚幾個月，即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1895年12月），香港起新山莊十二回石印本，題“飲霞居士編次，西泠散人校訂”的《新輯熙朝快史》〔13〕，在嶺南海邊一塊英國殖民地香港出世。書叙主人公康濟世有救世之才，旁及泰西諸學。在平定回亂後上書皇帝三萬言，改革時政十二條：有改科舉、設議院等，一切仿行西法。朝廷恩準施行，督撫照辦，國强民富。康氏功成身退，歸隱山林。這是近代第一本闡釋政治理想，具有浪漫主義色彩的新小説，意義十分重大。作者可能長期在香港資本主義社會下生活，又有香港社會制度作寫作參照物，因而思想毫無壓力和掣肘，形象思維如天馬行空，自由發揮政見和理想。

　　最令人深感興趣的是，作者似乎把小説人物主角康濟世基本當作早期改良主義者何啓的化身。當然，我們目前還没有發現有關吴趼人閲讀過上述兩本小説的文獻證據，但若當時的康有爲、樑啓超看到這些“時新小説”，内中竟有底層和上層維新人物行事而又成功的事迹，一定先會驚奇萬分，後又深爲感動而慨嘆：百姓大衆往往比自己這些領袖人物先知一二步。要知道，那時公車上書剛剛發生，《時務報》還未出世，維新去向的一切都在未知之中。

　　按晚清文化的習慣劃分，因傳奇與雜劇同備歧視，一律列入説部，因而，還會有不少“時新戲劇”會有所遺漏。據説上海南洋公學的學生在1899年排了幾出新劇：《六君子》、《經國美談》、《義和團》。但今天僅知劇目。再早些，1899年吴梅先生亦寫過有關六君子殉難的傳奇《血花飛》〔14〕，可惜全佚。這比1902年樑啓超在《新民叢報》第一年第一號發表的《劫灰夢》早四年。那時專登刊新小説新戲劇的《新小説》雜誌遠未出世。

　　我想，即使明天或後天有晚清小説材料的新發現，任何人説到晚清“新小説”，都繞不過傅蘭雅的小説競賽和上述兩本最早出現的時新小説——《醒世新編》和《新輯熙朝快史》。

　　國内公開出版物最早提到後者的是1960年出版北京大學中文系1955級學生所寫的《中國小説史稿》。在那個時代和環境，即使稍微離開一下小説史的“既定方向”，需要的不是天賦，而是慧眼和勇氣。

　　

　　小説也啓蒙

　　吴趼人無論從思想上和小説創作指導上，實際得力於兩個人，第一個是翻譯了《天演論》、又最先發表新小説理論的中國近代啓蒙大師嚴復。嚴復在甲午時一直是高論奇出，令社會石破天驚。他以深厚的西學根底爲指導，在天津《直報》一氣發表了以《原强》爲首（包括《論世變之亟》、《辟韓》、《救亡决論》）的四篇雄文。提出使中國富强的根本辦法：“一曰鼓民力，二曰開民智，三曰新民德”，確實已足够吴氏一輩子受用。粗略比較，吴氏和嚴復有幾點十分相似的地方：

　　第一點，兩人都先在洋務派軍事企業工作，又因不滿洋務派而離開。不過職位大不一樣，吴氏是小小的繪圖員，而嚴氏在1900年已是北洋水師學堂的總辦（校長）。

　　第二點，吴氏自小厭惡科舉而布衣終身；中年朝廷經濟特科舉薦榜上有名而不屑就；而嚴氏九年考了四次舉人，均名落孫山，終大悟覺醒。因而兩人都曾從不同角度猛烈地抨擊科舉。

　　第三點，兩人的思想都是在甲午之戰中成熟起來的，不過嚴復是思想家，産生的是指導性的論著，其深厚的西方學術功底，當時無人能及，看懂他的著作的人可不多；而吴不是思想家，是小説家，他可以吸收别人的思想，而耕耘的收穫是大衆都歡迎的小説。

　　第四點，兩人都是堅定的維新派。

　　第五點，兩人都在1906年前後，文化上漸趨於中西結合式的保守和折衷，真誠地回歸到孔孟道德上去；兩人都在文化觀上因西方先進科技和拜金的衝擊而感受到進退兩難的痛苦；而且晚年同樣從國民教育入手，做些工作。

　　自甲午一役後，吴趼人開始信服於嚴復引入西方的進化論（參閲吴氏《吴趼人哭》）。在吴氏心目中，嚴復無疑是最先瞭解西方、貫通中西之學，在天津《直報》上首先介紹西方達爾文的進化學説著作《物類宗衍》的啓蒙思想家。但就對他個人人生而言，嚴氏“物競天擇”和“世道必進，後勝於今”的社會進化觀，却是影響和促使吴氏離開製造局、破繭而出、重新尋找價值、選擇人生道路的思想指引。

　　對吴趼人小説觀念直接發生過重要影響的，是嚴復與夏曾佑在天津《國聞報》發表的《本館附印説部緣起》，當時正是吴氏於1897年11月初進報界主筆《消閒報》之時。

　　在這篇文章中，作者搆築了新小説理論的主幹，嚴、夏二氏公然在報紙上冒天下之大不韙，喊出：

　　

　　夫説部之興，入人之深，行世之遠，幾幾出於經史上。〔15〕

　　

　　輕輕的一句，足令中國“説部”和“經部”的位置，天翻地覆。

　　從現在看，當然是爲已出世和未出世的“新小説”尋找理論的護法盔甲，但對於當時滿腦舊小説觀念又欲身投小説界的吴趼人來説，却是一記當頭棒喝和清醒的洗腦劑。

　　嚴、夏的《緣起》又説：

　　

　　且聞歐、美、東瀛，其開化之時往往得小説之助。〔16〕

　　

　　這就把小説的社會作用和正在進行的維新變法運動結合起來，顯示出新小説（包括小説理論）從娘胎就與生俱來的政治傾向和時代特徵。當時正在上海任《時務報》主筆、又企盼小説改革同道的戰友出山助戰的樑啓超，看到了嚴、夏這麽一篇高水平的文章，非常激動，當時即贊其爲 “雄文”，而“狂愛之”。

　　吴趼人面對着自己寫的正要出版、既庸俗又拙劣的小説《海上名妓四大金剛奇書》〔17〕手稿，充滿沮喪和懊悔之情。自此，此書在文學上終生不再提起。

　　吴趼人精神上第二個導師是最先提出小説救國的樑啓超。

　　如果説嚴復（以及夏曾佑）代表當時《新小説》創刊前小説理論的最高水平，那麽樑啓超則以維新改良派和文學革新運動、政治與新文化雙重領袖的身份，所推動的是小説的理論和實踐。而他所創立的《新小説》雜誌就是三者互補滚動式發展的陣地。

　　吴趼人比同鄉樑啓超年長八歲，是佛山書院的前後同學。吴氏不但在康、樑所領導的，由“公車上書”拉開序幕的維新變法運動中與廣大愛國進步的知識分子一樣，激奮、動容、奔走顧盼，而且撰寫《政治維新要言》60篇，表示衷心的支持和擁護。

　　1897年初，上述兩本“時新小説”誕生後兩年，樑氏在《時務報》發表了著名的《變法通議》一文。樑氏的新小説理論終於在維新變法的背景下，以新民和開民智的面目新鮮出爐。雖然該文没有半年後才發表的嚴、夏二人的《本館附印説部緣起》所闡述小説變革的理論那麽深厚，可這畢竟是近代新小説理論第一次登上歷史舞臺，第一次提出小説改革的主張。樑啓超從小説“讀者反多於六經”的事實，發現小説在最廣大讀者當中的魅力傳播和社會教育之間的關係，從而提出以“新編”的小説代替“誨盗誨淫”的舊小説：

　　

　　近之可以激發國耻，遠之可以旁及夷情，乃至官場醜態，試場惡趣，鴉片頑癖，纏足虐刑，皆可窮報异形，振勵末俗。〔18〕

　　

　　吴氏在1897年秋，將去《消閒報》任職時，第一次從《時務報》看到樑氏的《變法通議》之時，雖然也覺合其心意，切中小説現狀，但不會産生太大的感觸和激動。但當1902年至1903年重看樑氏這番話時，心裏感受却有天壤之别。特别是在與樑鼎芬在辦報方針宗旨上互相對峙，對官方的惡勢力手段之陰險和横蠻，已由刻骨讎恨到溢於言表。

　　“揭露時弊，改良社會”，這不就是他在編輯小報時期的宗旨麽？吴氏不能不感謝這個年紀比他少的老同鄉。可以想象吴氏看後會多麽激動，能點燃多麽大的寫作能量和熱情。

　　吴氏看到《變法通議》文中的“窮報异形”，一下子停住了，刹那間，“异形”和“怪現象”一下子對接貫通，心靈中頓時産生了巨大的勇氣和决心：他將要在後半生，把社會魑魅魍魎和社會種種“异形”的“怪現狀”通通在光天化日下展示出來。這大概是吴氏之成名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書名中的“怪現狀”的來歷。

　　樑氏之新小説理論，雖然並不是什麽中國小説理論的突破，但一旦社會有此需要就會産生改變局面的偉大力量。

　　1898年，樑氏因戊戌變法失敗，逃亡日本。他在《清議報》第一册發表《譯印政治小説序》〔19〕，第一次倡導譯印“政治小説”，有力地喊出了“小説爲國民之魂”的呼聲。這對吴趼人來説，猶如天外雷聲，振聾發聵。同年底，樑啓超在《清議報》長期連載他與人合譯的帶有示範性的日本政治小説《佳人奇偶》，令吴氏眼界大開。

　　1902年11月，樑啓超創辦的《新小説》——中國近代第一本有影響的資産階級文學雜誌——在日本横濱山下町百六十番新小説社誕生。刊物的取名與日本1889年和1896年創辦的雜誌同名，據實藤秀惠所著的《日本文化影響中國》認爲，樑啓超把雜誌改名爲《新小説》，似乎與1896年在日本東京春陽堂出版社出版的一種名爲《新小説》的雜誌有些關係。其宗旨一言以蔽之，正如它在《新民叢報》第四號刊登預告的卷頭上所寫：“本雜誌之宗旨是專借小説家之言，在於啓發國民的政治思想，激勵愛國精神。”樑氏正是意圖借小説這根金剛棒，把充滿中國晚清國民頭腦的毒素：狀元宰相思想、才子佳人思想、江湖盗賊思想、妖巫狐鬼思想等通通肅清打倒。

　　《新小説》以發表“新”小説爲主（包括翻譯小説），也登載文藝理論、戲曲、詩歌、笑話和燈謎，以及世界名作家、名演員的照片，編排不落俗套。該刊首期發表了樑啓超的《論小説與群治之關係》，作爲發刊詞。文章一開頭就宣佈：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説。……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説界革命始。〔20〕

　　

　　正式提出以“小説界革命”爲口號。號召“大雅君子”投身於新小説創作，拉開了近代新小説創作實踐和創辦小説期刊的序幕。

　　隨即而來是刊登樑氏本人創作的宣傳君主立憲的政治小説《新中國現在記》和羽衣女士（羅普）發表的鼓吹革命的小説《東歐女豪杰》……再隨之汹涌而來的是如長江之水、中國小説雜誌創刊和新小説創作綿綿不絶的浪潮。這裏暫且不論康、樑在喪失執政可能性之後日趨保皇反動的問題，但就其《新小説》雜誌對待革命派和改良派一視同仁的開放心態和首創作用而言，應該説是進步的。它填補了革命黨人在文化戰綫上的空缺，推動了中國近代小説的繁榮和發展。

　　

　　希望在横濱

　　吴氏有閲讀改良派報紙的習慣，在他所寫的《新石頭記》就描寫過,吴趼人的化身（賈寶玉）下凡，來到了上海住下，在房間翻出了：

　　

　　“一個紙包，上面題着四個字，是‘此是禁書’，……原來裏面只有三本書；却是第一，第二，第三的三册《清議報》。便拿過來看，覺得精華又較《時務報》勝些。”

　

　　另外一處，同一回又説賈寶玉：

　　

　　“在書堆裏撿出三部全份的《時務報》，還有許多《知新報》……。”

　

　　這些不經意的小説細節，都再次證明，或有理由相信吴氏通讀過改良派的報紙。

　　1903年5月底6月初，武昌。吴趼人因辭去《漢口日報》主筆一職，行將回滬。桌面放着一册已經打開的、於清光緒二十八年十月一日（1902年10月31日）出版的第十九號的《新民叢報》和一本《新小説》第一號，窗外是流經武漢三鎮的白茫茫遠去的長江。

　　趼人翻開中國銷售量最大的維新派報紙——《新民叢報》第十九號，竟然意想不到刊登了一版《新小説社徵文啓》。從今天看來，這是中國第一份近代小説雜志向海内外廣泛徵求著譯小説、戲曲、雜記及歌謡等文藝作品的徵文廣告。趼人再翻開《新小説》第一號，再次肯定這是一本專門刊載小説的雜誌。

　　無論從何種角度都有理由相信，欣喜欲狂而又細心的吴氏會不止一次反復地讀了又讀《新小説社徵文啓》。它需要廣大有志於新小説、翻譯小説的同盟軍參加。爲了和讀者共享，兹録全文如下：

　　

　　小説爲文學之上乘，於社會之風氣關係最巨。本社爲提倡斯學，開發國民起見，除社員自著自譯外，兹特廣征海内名流杰作紹介於世，謹布徵文例及潤格如下：

　　第一類，章回體小説在十數回以上者及傳奇曲本在十數出以上者：

　　自著本甲等每千字酬金四元

　　同乙等同 　　　　　　　　三元

　　同丙等同 　　　　　　　　二元 

　　同丁等同　　　　　　　　一元五角

　　譯本甲等每千字酬金 　　　二元五角

　　同乙等同 　　　　　　　　一元六角

　　同丙等同 　　　　　　　　一元二角

　　凡有惠寄此類稿件者，若能全書見寄最妙，不能則請先寄三回或三出以上，若本社不合用，即將原稿限五日内珍復，决不有誤；若合用，則擬其酬金等第奉告。如投稿者或不滿意於其等第，亦請速惠函，俾將原稿珍復。

　　本社所最欲得者爲寫情小説，惟必須寫兒女之情而寓愛國之意者乃爲有益時局，又如《儒林外史》之例，描寫現今社會情狀，藉以警醒時流，矯正弊俗，亦佳構也。海内君子，如有夙著，望勿悶玉。

　　第二類，其文字種别如下：

　　一、雜記或如聊齋或如閲微草堂筆記，或虚構或實事，如本報第一號“雜記”之類；

　　二、笑話；

　　三、遊戲文章不拘體格；

　　四、雜歌謡不必拘定樂府體格，總以關切時局爲上乘，如彈詞、粤謳之類皆可；

　　五、 燈謎、酒令、楹聯等類；

　　此類投稿者恕不能遍奉酬金，惟若録入本報某號，則將該號之報奉贈一册，聊答雅意。其稿無論録與不録，恕不繳還。

　　凡投稿諸君務請書明姓氏住址，俾得奉復。

　　日本國横濱山下町一百六十番（新小説社）〔21〕

　　

　　無疑這是中國近代文學第一次由一個小説雜誌刊登的徵文啓事，象徵着文學從中古向近現代的過渡的開始。有宗旨、文例、品種、潤格和指導性意見，幾乎與當代的徵文啓事毫無二致，包括了小説雜誌社與小説作者之間，在市場條件和政治條件下供求關係的全部要件和元素。

　　今天看來，吴趼人雖然會因樑氏横濱之小説雜誌激起熱情，但又覺慚愧，心中有四件事使他感觸頗深。

　　其一，是他在去年春（1902年），辭《寓言報》主筆而歸， 準備“閉門謝客，行將著書，承諸友愛我勉我，以開化爲宗旨；又承諸友愛我，代爲躊躇：‘薪水或不給否？’此兩種朋友，我均甚感之敬之。更有一種人聞我此事，笑語他人曰：‘此無理之舉動也。’是言也，居然和我老婆一般見識”（《吴趼人哭》）。結果，還是暫時妥協，暫不寫小説先到《漢口日報》當主筆去也。

　　吴趼人想在家中寫作，做一個專業作家，並把這個决定告訴了老婆和朋友們，結果是朋友和老婆喋喋不休地反對，懷疑靠寫小説能否維持一傢生活。另有一些人更是看作是傻子的天大笑話。提出並真正的去做一個專職的小説作家，這是中國自古以來破天荒的一個進步。這種第一次“吃螃蟹”大膽的勇氣，令吴氏周圍的親朋戚友大惑不解。當然，小説和喫飯哪一樣也少不了。

　　第二件事是越發敬佩樑啓超這個老同鄉。前幾年吴氏從《變法通議》之“窮報异形”中之“异形”，貫通到社會種種牛鬼蛇神之“怪現狀”，解决了能不能寫，應不應寫，是不是“异”，是不是“怪”的大問題；現在《新小説社徵文啓》又以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之例”，“示意亦佳構也”；又從内容上闡明以“描寫現今社會情狀，藉以警醒時流”，“寓愛國之意者”。趼人從來也没有像今天這樣激動，這不僅是激動，而且是那種久旱逢甘露，英雄所見略同，不能溢於言表的感戴之情。樑氏新小説之要求與宗旨，實際上從外部誘發了一個自17歲浪迹申地，20年游遍大江南北，飽經滄桑和見盡魑魅魍魎的血性漢，一個熱腸人的胸中塊壘：國事憂患、民生水火、目睹之牛鬼蛇神、改良社會……全都融於一爐，狀如火山熔岩。吴趼人正在尋找出口和噴發的機會。

　　真正給吴氏重大刺激的是第三件事：上月，李伯元的長篇章回小説《官場現形記》開始在他本人創辦的《世界繁華報》上連載。據孫玉聲回憶：“購閲者踵相接，是爲小説報界極盛時代。”而且萬分巧合，五月二十七日是《漢口日報》改爲官辦，吴氏憤然辭職之日，而這正是李伯元受聘主編半月刊《綉像小説》之時。此期創刊號，李伯元所創作的《文明小史》、《活地獄》、《醒世緣彈詞》，以及時調、戲曲，無一不意氣風發，生氣勃勃。

　　第四件事，是指1899年2月，林紓的譯作《巴黎茶花女遺事》在福州正式出版。此書立即以“外國《紅樓夢》” 征服大江南北的市民和士子，一時出了多種版本又多次重印。自始，外譯小説如拍岸之海濤一浪接一浪，促使本土創作小説高潮之來臨。

　　吴氏感到自己落後形勢，愧對康樑，也愧對同行。吴氏對自己還没有拿得出於的成名小説，感到十二分的羞愧。

　　在吴趼人一生中，能深受其影響還有一人。此人可以稱得上是師友之間，先是對吴氏辦報有引導和幫助之功、後又成爲小説家、期刊家的李伯元。在上海辦文藝小報，李氏是開山祖，創作良多，身後他人只是亦步亦趨，無法競美。吴趼人在寫《李伯元傳》，回憶上海初興小報時説：

　　

　　先“創爲《遊戲報》，爲我國報界辟一别裁，踵起而傚顰者，無慮十數家，均望塵不及也。君笑曰：一何步趨而不知變哉！又别爲一格，創《繁華報》”。

　　

　　其筆下充滿對李氏的敬佩之情。

　　即使是吴氏的文體優勢——寓言體，李氏也對吴氏有導引之功。那時吴氏初辦《采風報》才一個月，李氏在《遊戲報》撰文《論本報多寓言》。他批評有人以爲報紙爲大雅之堂不應刊登那些“專以鼠肝蟲臂之談爲一家言”的小道寓言。並以本報館主人身份説：啊！世事變得太壞，每每“迫我憂傷”，已無心高談儻論，只好“以嬉笑怒駡之辭，莊諧齊語，半屬寓言，作如是觀”〔22〕。這種來自辦報同道中人提高寓言文學品位和戰斗力之言論，對開始嘗試寫作寓言的吴氏，真如炎夏之冰，醍醐灌頂。

　　1902年12月3日，天津《大公報》刊出《保舉經濟特科員名單》，其中列有曾國藩之孫曾慕陶保舉李伯元和吴趼人。馬上有官員彈劾李氏，阻止推薦。李伯元大笑曰：是乃真知我者，“辭不就征”。吴氏公然以伯元爲榜樣，亦“夷然不赴”， 堅與伯元共同走上職業小説家之路。兩君如雙子星座，互相輝映，至今傳爲佳話。看來，李伯元對吴趼人的人生確有導向作用。

　　1902年11月14日，樑啓超《新小説》發難問世，真有雄鷄一唱天下白之首功。李伯元主編的《綉像小説》在1903年五月創刊，緊追而來，在晚清四大文藝刊物中時間最長，實績最佳。吴氏雖説與《綉像小説》有業務聯繫，而且與李伯元個人情誼甚篤，思想更近於維新改良。不料，第八期連載小説欄中突然殺出一位47歲的甲骨文專家劉鶚，所描摹景象、人物極爲卓越的成名之作——《老殘遊記》；而李伯元更是以半生匯聚之精力，以畢其功於一役，蓄勢三路迸發，從當年至1905年，同時寫作和發表三部小説：《官場現形記》、《活地獄》和《中國現在記》。李伯元三路斬獲，突飛猛進之態勢，不能不使吴氏汗顔而感到壓力日增，於是暗下决心，拍馬直追。

　　吴研人曾在宣統二年（1910）在《近十年之怪現狀·自序》一文中談到七年前（1903）開始創作小説時那種高度自信和一發衝冠之心境：

　　

　　落拓極而牢騷起，抑鬱發而叱咤生，窮愁著書，寧自我始？夫呵風雲，撼山嶽，奪魂魄，泣鬼神，此雄夫之文也，吾病不能。至若志魚蟲，評月露，寫幽恨，寄纏綿，此兒女之文也，吾又不屑。然而，憤世嫉俗之念，積而愈深，即砭愚訂頑之心，久而彌切，始學爲嬉笑怒駡之文，竊自儕於譎諫之列。

　　

　　吴趼人1903年辭去《漢口日報》主筆時轉入小説創作之心境，是鬱積20年之牢騷，其抑愈久，其發必速。當是時，先不説拒俄運動進入高潮，革命報紙雜誌似雨後春笋，如《浙江潮》、《江蘇》、《湖北學生界》、《中國白話報》等紛紛創刊，各種雜誌達數十種之多。它們刊載政論、雜感、小説和戲曲，並大量譯介西方社會科學著作，蔚然成風，不可遏止。清廷和各省有關禁報禁書目之上諭、公告、告示，如同廢紙。

　　樑啓超曾對這段特殊時期的文化形勢有過評述：

　　

　　“壬寅（1902）、癸卯（1903）間，譯述之業特盛。定期出版之雜誌數十種，日本每一新書出，譯者動輒數家。新思想之輸入，如火如荼矣。”〔23〕

　　

　　十分明顯，吴氏上述這種“落拓極而牢騷起，抑鬱發而叱咤生”的時代憂憤和蓄勢待發，是有1903年革命新文化的整個大局勢迅猛發展作背景的。當然，還有一個“著書只爲稻粱謀”，家庭衆口要吃飽肚子的實際需要。

　　吴氏對自己的文字風格的認定和群衆對自己諷刺藝術風格的認同和歡迎，是心中有數的。

　　大刀闊斧，氣撼山河之雄文，吴氏自知不能；風花雪月，兒女情長之文，更不屑亦不合自己的個性情懷。吴氏心中明白自己的語言長處和文字優勢在於諷刺。他的好友李懷霜説：

　　

　　君能言善語所至演壇，皆大哄曰：吴君來。君每一發言，莊諧雜出，能瞭見人心理，不爽毫髮，聽者舞蹈歌泣，諸態皆備。〔24〕

　　

　　看來，吴氏不但繼承了從先秦兩漢至唐、宋、元、明、清“譎諫之列”的諷刺文學，而且高度自信完全掌握了這種帶有自己個性的嬉笑怒駡之文筆。

　　吴氏在《近十年之怪現狀·自叙》繼續總結道：

　　

　　“猶幸文章知己，海内有人，一紙既出，則傳鈔傳誦者，雖經年累月，猶不以陳腐割愛，於是乎信此文字有神也。愛我者謂零金碎玉，散至可惜，斷簡殘編，掇拾匪易，盍爲連綴之文，使見者知所寶貴，得者便於收藏，亦可借是而多作一日之遺留乎？於是始學爲章回小説，計自癸卯始業。”〔25〕

　　

　　在五年的報人生涯中，吴氏不斷地收集讀者反饋的信息，而後深知：創作的生命在於讀者，文稿中的幾行格子是没有生命的，要每一個讀者賦予它靈魂，才會使一篇文章變成“零金碎玉”，才“於是乎信此文字有神也。” 

　　這正是吴趼人在報紙上不斷發表諷刺性寓言和詼諧文學性短文所帶來的聲譽，這是他準備向樑氏《新小説》雜誌投稿的巨大信心和根植之基礎。他幾乎不想再提起前幾年自己寫了一本什麽撈雜子書《海上四大金剛》，吴氏决定從頭開始，重新“始學爲章回小説，計自癸卯（1903）始業”。

　　一只上帝之手，把一個17歲佛山大族的破落子弟帶到了黄浦江邊，送進了一座全國最大的軍事工業製造之城，走進了中西文化結合、中國西學翻譯的最大中心，他在這個“軍事工業製造之城”，雖束甚微，但發憤自學，傭書、繪圖、學工學文；坎坷而入世，看盡製造局和社會的“怪現狀”；這個青年以毅力自學成才，以“補”天下爲己任，“破繭”幾次，艱難求索：小報花叢傷心痛史、閲盡糊涂世界裏的劫餘灰和黑籍冤魂、七屍八命、瞎騙奇聞裏的發財秘訣、《漢口日報》之恨海情變、最近社會齷齪史……這個“中國一分子”的熱血人，胸中的小城裏的大千世界，所藴藏的國事、家事、天下事，商場、官場、歡場、名利場……忽然自癸卯始，匯結爲九死一生的萬千説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新石頭記》。

　　於是，1903年某月某日便發生了近代小説史上十分重要而不可忽視其細節性的一幕：

　　

　　一個中年人，提着厚厚一包書稿，走到上海“虹口蓬路日本郵便局，買了郵税票粘上”，寄到樑啓超先生的編輯室——“日本横濱市山下町——百六十番新小説社”。〔26〕

　　

　　於是就在這一年十月，《新小説》第8期開始連載吴趼人的名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一、二回；鞭撻賈似道賣國求榮的《痛史》的第一、二、三回；探求譯述文體的外國翻譯小説《電術奇談》第一、二回。當然，同期發表的，還有和吴氏一起加盟支持《新小説》的周桂笙所譯法國小説《毒蛇圈》。

　　從此，吴趼人胸中的萬千説部，如天女散花，繽紛而下，也如朝霞初現，噴薄而出，亦似排山倒海，浪涌滔天 —— 一發衝天而不可收拾。

　　

　　注釋：

　　〔1〕《三十自紀》，全句是“處中外虎争文無所用之日”。《譚嗣同全集》，55頁。

　　〔2〕《莽蒼蒼齋詩補遺》前言，《譚嗣同全集》，81頁。

　　〔3〕樑啓超：《林旭傳》。

　　〔4〕《趼廛詩删剩·自序》，《吴趼人全集》，第八卷125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5〕《上當路論時務書》，王韜：《弢園文録外編》，卷十297頁。

　　〔6〕顧長聲：《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204頁。

　　〔7〕《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十五回“論善事微言議賑捐，見招帖書生談會黨”。

　　〔8〕王立興：《一部首倡改革開放的小説——詹熙及其小説〈醒世新編〉》，《明清小説研究》；《新小説前的新小説——傅蘭雅的小説競賽》，〔美〕韓南：《中國近代小説的興起》，147頁，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9〕同〔6〕。

　　〔10〕〔11〕〔12〕同〔8〕。

　　〔13〕《中國近代孤本小説精品大係·熙朝快史》。

　　〔14〕田根勝：《近代戲劇的傳承與開拓》，第五章“近代時事劇創作的繁榮”，177頁。

　　〔15〕〔16〕 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説理論資料》，第一捲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17〕《海上名妓四大金剛奇書》，《吴趼人全集》，第六卷，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18〕 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説理論資料》，第一捲12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19〕 陳平原、夏曉紅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説理論資料》，第一捲2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20〕《論小説與群治之關係》，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説理論資料》，第一捲33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21〕郭浩帆：《〈新小説社徵文啓〉及其價值和意義》。見《明清小説研究》網站，郭潔帆論文專欄。

　　〔22〕《論本報多寓言》，《李伯元全集》，第五册32頁。

　　〔23〕樑啓超：《清代學術概論》二十九。

　　〔24〕李葭榮：《我佛山人傳》，魏紹昌：《吴趼人研究資料》 1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月版。

　　〔25〕《近十年之怪現狀·自叙》，《吴趼人全集》，第三卷299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26〕見吴趼人自傳性小説《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一回，《吴趼人全集》，第一捲15—16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