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口虎山行

　　1902年3月初，吴趼人辭去《寓言報》主筆〔1〕，正在反思以往人生價值得失，考慮由報人轉以小説爲職業，正在“閉門静坐”，“行將著書”之際。不料3月中，即應了《漢口日報》之聘〔2〕，與沈敬學同爲報館主筆，另有蔣子才輔助。

　　沈氏字習之，號庵悦主人，江蘇吴縣人，擅長書法，交友頗廣。前不久在上海辦《寓言報》聘吴氏主持筆政，是吴氏的報界伯樂。蔣子才，一名紫儕，字庚繇，號儀隴山農，四川儀隴人，曾受吴氏之托，將其詩集《繭暗詩稿》删汰和編選爲《趼廛詩删剩》。可見二人與趼人關係之密切。

　　《漢口日報》經理部經理是王華軒，報紙創刊後才去的，是後來在華中各城市經辦多間日報的大報業家。若走到王華軒轄下的到售書處，便看到這個王經理帶回來報館代售標榜“開通民智”的書籍。這些書均從日本進口和上海舶來，十分豐富，其中不少實屬清廷明文開列的違禁品。從1903年3月20日《漢口日報》的“本館代售最新書廣告”上面計有：

　　《新社會》、《意太利獨立之精神》、《世界兩半球圖》、《巴黎茶花女》、《日清海陸戰争史》、《外交通義》、《俄國蠶食亞洲史》、《可薩克東方侵略史》、《世界近世史》、《萬國憲法志》、《十八世紀四大政治學説》、《日本維新三十年史》、《文明進化》、《洋裝李鴻章》、《愛國精神談》、《憲法精理》、《代數易知録》等等共一百餘種。〔3〕

　　吴氏最初也大吃一驚，但數月後到街上的政新齋書局、文賢義記石印書局一看，才知道這是以前張之洞掌管湖北下武漢書肆一向的文明風氣。書店門口廣告上公開標明：“專辦中外史鑒、政治策論、各國律例公法、天文繪測、地輿算法、格致軍制、聲光電化、重化水礦、農商工藝、醫理諸書，凡有裨於經濟實學者，無不悉備。”〔4〕吴氏開始意識到，張之洞確不可少窺，武漢也並不都是鐵板一塊，發行雜誌和書肆就比辦報紙開明進步得多。是故，吴氏産生了眼前這種張之洞式文化開明、進步，輿論開放的錯覺，在沈、蔣、王之協助下，欲借《漢口日報》施展一番作爲。

　　《漢口日報》是一份中英合資經營的報紙。除英人股份外，中方股東衆多，而且前後去留有變化，實難於弄清。最初爲宋煒臣、蔡永基。中方漸有入股者，繼有股東：黄邦俊（字堯臣、候補知府）、張賡飏（候補知府）、楊公輔、程鵠雲以及招商電報兩局莊、施兩總辦〔5〕。英方股東自然知道中方是借洋牌子作庇護，所以從不管辦報經營方針，只要真金白銀分紅；中方股東，雖各人均有官場背景，但只要銷路好，政治又不至於惹出大麻煩，也對具體業務不予置問。

　　經數月籌劃，《漢口日報》於1902年3月初開張，地址在花樓花河街。日出報對開一天張半，鉛字印刷。對折上下排印，報頭横排，注有英文名稱“HONK0W NEWS”，摺叠式，16開書頁型報紙。文字與廣告各占四版。内容龐雜，有上諭、論記、公文照録、外省和本省新聞（分武昌、漢陽、漢口），專訪等欄目。還有行情欄目，分烟土、茶、棉花、雜貨、食用油、工業油；米、赤米、餞洋等八類。並附有輪船進出航期。十分適合武漢大商會的生意人和知識分子之用。

　　由於吴氏與沈、蔣二人在辦報中實行了改良社會的辦報方針，針砭時弊，揭露官場醜惡，文趣並重，但又作出一定靈活的讓步，因而該報不但銷路頗佳，而且得到當時知識界的稱許。但是，據蘇報透露：即使是這種清議性質的辦報宗旨，當局却不領情。據説“官場多固畏而撼之，警察局總辦金鼎，武昌府樑鼎芬尤有切膚之痛”。〔6〕這爲下文所述的政治陰謀多了一層復仇的個人的政治動機。

　　《漢口日報》所顯示吴趼人這種開明和進步的辦報方針，在湖北地域真可謂有獨樹一幟，敢向虎山行的意味。因爲十多年來武漢三鎮的輿論界，大大小小二十幾份民辦的風月小報和商報，無不在湖廣總督張之洞的官威和霸道之下，服服貼貼，從不宣傳維新，更不敢言革命。其新聞限制之嚴，全國罕見。

　　直到1907年才有革命黨人報紙。如《漢口日報》開辦之前，1896年初，日本人方宗小太郎在漢口創辦《漢報》，作爲日本在華首個輿論機關，在兩湖培植親日勢力，采取“抑制舊黨，援助新黨，以助維新之氣運”的辦報宗旨。又以文章抨擊太后爲首的頑固勢力和親俄派，公開宣揚“康樑爲一時之英杰”。張之洞即下令給以制裁，嚴禁該報在租界外發行。《漢報》銷路頓時大跌，無法經營下去。日本政府幾次出面干預，擴大爲外交糾紛，亦無從改變《漢報》四年後被迫售歸湖北官方和敗在張之洞手下的命運。〔7〕

　　又如同一年樑鼎芬經張之洞首肯，創《正字報》，聘章太炎爲主筆，旋因譏評《勸學篇》，張、樑竟不念舊交，不經警告，下令逮捕。嚇得章太炎竟連夜亡命上海。〔8〕 這是殺鷄儆猴的兩個中外例子。

　　若論清廷的新聞政策，可説是時鬆時緊。光緒“百日維新”的開放政策早不復存在。經過戊戌政變對已出版維新派報刊的血與火的大鎮壓，有如文禁如毛，緹騎遍地；達到了對稍爲講真話的開明報刊，旋開旋禁的地步。到1900年還有二十多種海外出版的改良派報刊和宣傳小册子被嚴行查禁。

　　最令報人記者心寒的是：1903年上海《申報》駐北京記者沈藎，因把從外交界獲得的《中俄密約》在《申報》全文披露，引起各國之質問。慈禧聞之大怒，沈藎旋即被捕，最後未經審判，即行杖死。“打至二百餘下，血肉横飛，猶未至死，後不得已只好用繩緊其頸，勒之而死。”〔9〕這些杖殺下的慘叫，在漢口辦報才幾個月的吴氏，當然聲聲在耳。可以預見，這次吴趼人主筆《漢口日報》將有一場艱難險惡的風波。

　　1903年《江蘇》第三期“國内時評”欄載：

　　

　　“湖北自有《漢口日報》館以來，端方久欲封禁之，以礙於該報館懸洋旗也，乃密以三千金盡購該館之所有，而後封禁之令始下。”〔10〕

　　

　　事情没有個人恩怨，也没有誰得罪誰，只有政治利害和權欲横流。

　　肉案和屠刀，都準備好了，屠夫多的是，獵物是一間民辦報館——《漢口日報》。接下來的是籌劃陰謀，運作姦計的次序。火候的分寸，一切都在監督和密謀之下，官方的掌控之中。〔11〕

　　只有吴氏和報館同人們渾然不知，《漢口日報》已經危機四伏，臨到盡頭。

　　

　　　回收的醜劇

　　1903年，是一個極爲重要的年頭。長江兩岸反清運動的潮流高漲，尤其是江浙和兩湖的知識界。在這一年裏，以留日學生的愛國鬥争與國内學界風潮互相呼應爲開端，迎來了拒法和拒俄運動。

　　對吴趼人來説，1903年也是再次改變人生、極爲重要的一年。吴氏在這一年是否能趕上不斷滚動向前的形勢呢？有兩個考驗擺在他面前，等待着他的實踐抉擇。

　　一是在報界爲民主持公道與正義，監督政府，支持拒法拒俄爲中心的學生愛國運動。這也就意味着批評瑞方、樑鼎芬爲首的武漢府當局；不惜風險，以筆爲戰，履行一個編輯和報人的職業道德和應有的使命。自然，也遭到警察局長金鼎、候補知府壬元常的嫉恨。

　　二是抛棄自己在第一本長篇小説《上海名妓四大金剛奇書》中所暴露的種種庸俗和低下觀念，響應並投身樑啓超所發起的“小説革命”的新文學運動，接受樑氏“以小説家言以發起國民政治思想，激勵其愛國精神”和“提倡新學，開發國民”的核心宗旨。如果能通過這兩個人生重大的考驗，吴氏在這個階段仍是站在反清愛國（民族資産階級維新、革命兩派意義上的統戰聯盟）運動的前列，仍然不因爲吴氏思想是擁護君主立憲、一個堅定的“帝黨”而失去1903年這段順應曆史潮流作出貢獻的光彩。

　　1903年1月，有濃厚革命傾向的《湖北學生界》在日本東京創刊。此月刊在湖北學界和軍界乃至全國頗有影響，湖北學運風潮從此拉開序幕。

　　實際上，時兼湖廣總督的端方對“湖北自有《漢口日報》館以來，久欲封禁之，以礙於該報館懸洋旗”⑾毫無辦法，只好請示暫調兩江總督張之洞籌劃對策，亦尋找機會向對清朝“大不利”的《漢口日報》開刀。

　　4月全國拒法、拒俄運動波及武漢三鎮，學生們停課告假，奔走串聯，急速地掀起高潮。4月17日，兩湖書院及武昌自强學堂和武備學堂學生，在武昌三佛閣前空場内集會演説，“各學堂魁杰均有演詞”，聲討《中俄密約》和擬用礦權换取法軍鎮壓會黨之廣西巡撫王之春。武昌知府樑鼎芬適巧坐轎子經過學生集會現場之側，於是便發生了樑氏生平最尷尬的醜劇和笑劇。幾個月後，此事被吴趼人題作《樑鼎芬被窘》，刊於《新小説》第八號雜録欄“新笑史”中。全文如下：

　　

　　“癸卯三、四月間，中俄密約事發，日本留學生會議編義勇隊拒俄。事聞於内地，湖北各學生亦停課會議，於四月十七日，兩湖書院及自强、武備各校學生集中武昌三佛閣前空場内演説。

　　樑鼎芬時署武昌鹽法道，時乘輿呵殿而過。在輿中自脱其冠，置扶手板上面。架銅邊大眼鏡，就眼鏡中見此情形，喝令停輿，問何事。從者告之以學生會議東三省事。樑怒曰：“叫他們不要胡鬧，快回學堂去！”衆學生聞之，齊聲一哄。輿夫大駭，疑學生之將來毆也，舁之狂奔，冠墜輿外，僕從錯亂，不復成列，樑亦大錯愕。道經都司署，急降輿避入。都司見之，亦大驚隨後。諸人喘定後，大索本官不得。一時鄂中人傳爲笑柄。”〔12〕

　　

　　事後，被羞辱而又窮兇極惡的樑鼎芬竟於學生的學業不顧，下令對參加拒俄演説的學生予以懸牌開除。吴氏主持的《漢口日報》於5月14日載文給予反擊，以維護學生愛國權利，伸張正氣。

　　樑鼎芬辦事作風事必躬親，多次到學堂去召集學生，反復説教，冷血訓斥學生。這段低於不識字的老百姓水平的演説，事後在當時的上海《蘇報》也有過記録：

　　

　　“日前武昌府樑鼎芬因湖北學堂中各學生憤於俄、法、東三省、廣西之事，公同停課，欲籌所以挽救之策。樑乃親至學堂，反復演説。大旨是：

　　俄人要東三省，法人要廣西，政府且不能攔阻，何况學生！爾等不可輕信人言，無理取鬧，只宜用功寫字讀書，以圖上進。此等不干己之事，管他則甚！就使以東三省送給俄人，以廣西送給法人，爾等亦不必干預雲雲。〔13〕

　　

　　此等賣國嘴臉和言行，霎時傳遍上海和武漢三鎮。

　　當時湖北巡撫兼署湖廣總督的端方受到章太炎《訄書》和《湖北學生界》的抨擊，也惱羞成怒。於是和樑鼎芬一拍即合，認爲破壞學潮與鏟除《漢口日報》一舉兩得的時機已到，隨即密謀策劃和開始實施把《漢口日報》收歸官辦方案。

　　當時的《蘇報》透露過一些内幕〔14〕：

　　

　　1903年5月14日，樑鼎芬阻止武漢三鎮各學生集會抗議俄約之事，被《漢口日報》署文抨擊，社會反響極大。樑惱羞成怒，遂發電告之老主子，當時爲商務大臣的張之洞。“托令駐京英公使禁之。”原因是《漢口日報》開業時掛上洋牌，報館樓頂飄颺的是英國的國旗，其事可大可小。官階太小的樑鼎芬自然不敢造次，只能向張之洞求援。

　　

　　據傳，張復電説“英公使不允”。無奈之下，只得請教新主子端方，端方打趣地笑着説：

　　

　　“節安（樑鼎芬字），你現在可成爲武漢三鎮衆人的靶心了，我可不想替你成爲衆箭之的。”

　　樑説：“哪裏敢叫大人去得罪人，僅借重大人之威，讓張賡飏將股權轉讓給官方而已。”

　　端方説：“這篇文章你來做，告訴那個候補知府，就説我的意思如此如此。”

　　（據上海《蘇報》1903年6月12日“時事要聞”欄所載端方和樑鼎芬的對話（文言）譯爲白話文）

　　

　　又决定：具體由樑幕後主持，候補道王元常籌劃。於是一場對《漢口日報》的突然襲擊，拉開序幕。

　　樑大喜過望，連忙找到張賡飏。張本是常州錢店一個伙計，恰逢那時見張之洞的機要心腹趙鳳昌在湖北厘金局當權，於是買通這條上層關係捐了個同知，候保知府。又聽聞開報館最賺錢，才與其他四人合伙。現在樑主動投懷，以萬金求購，且端方又應承立即委任肥缺，便樂不可支。隨即對其他五個股東黄俊邦、揚公輔、程鵠雲、莊氏、施氏曉以利害，共同退出股本。於是决定5月27日（初一）停報，並在前一日在報端宣佈“整頓”和“改章“，以掩外人耳目。

　　這次《漢口日報》改爲官辦，不惜耗費巨資，除還清股金還要代認虧空，官方實際共耗銀一萬一千兩。在與外方股東英商談判中，爲了達到迅速收回的目的，除收買洋股外，復加四千元作爲酬謝。最後還要幕後人樑鼎芬出面求藩司委任王元常代理隨州知府肥缺，作爲這次官方收回的面上籌劃人王元常的酬勞，才算結束。

　　1903年5月27日，武昌府正式下達官文，將《漢口日報》改歸官辦，當時吴趼人已洞察其姦，忍無可忍，凛然宣告辭去主筆職務，拂袖而去。

　　在沈敬學留下擔任主筆的官辦期間，規定宗旨：

　　一、行文論説須以和平。

　　二、每日論説新聞均先一日呈之武昌府裁定，才準註銷見報。

　　三、凡緊要新聞概不準録。

　　整個版面不外某官場昇遷補調及某官過境、某官病故、某官壽誕嫁娶之類的文字内容而已。不到一個月，沈敬學也被辭退了。端方批示：樑鼎芬“暫代”《漢口日報》報館主筆。凡有涉及改良進步等和“敏感”的題目、文章，一律砍去。每日僅登些會試闈墨及兩湖書院課藝度日，銷量極滯，只好大半贈送，直至1904年一場大火，焚去報館爲止。張之洞乾脆－在原址重建《湖北官報》館。

　　樑鼎芬，何許人也？

　　樑鼎芬（1859—1919），字星海，號節庵，番禺人，光緒六年（1880）進士，授翰林編修。中法戰争時因彈劾李鴻章，降五級調用，自此以清流“直言”，聞於官場。後張之洞督兩廣，收爲幕僚。先後主廣州、廣雅、鐘山、兩湖等各書院山長，並參與張之洞幕府的籌劃决策。

　　戊戌變法時，斥指康樑，秉承張之洞旨意，通過汪康年暗中指使干預《時務報》的辦報方針和方向，使之逐步淪爲洋務派的工具。章太炎在鄂主持《正學報》筆政時，樑向張之洞告發章，迫章聞風而逃。樑曾於1898年末短期寓於也是園，當時吴趼人剛任《采風報》主筆，可能在同鄉會或在也是園曾“一通姓氏”，寒暄過幾句，吴氏在下文的公開信中也提到過這件事。

　　1901年，樑官復原職，任武昌知府，兼署鹽法道、學務處總提調、執法所提調，創辦《湖北學報》，創辦省城警察局，手握湖北一省教育權、言論權、文武生殺之權。“凡鄂中差缺均以樑主持”，官場人贈之“管理、昇遷、調補、説合、通省、厘金”六大頭衔，（1904年11月5日《警鐘日報》），稱爲“小之洞”）。這次因鎮壓學生拒俄拒法運動有功而被擢昇爲安襄鄖荆道。

　　湖北革命學生爲此曾編過一本小册子《樑鼎芬》剥下他“激揚忠愛、開通智慧、實興實學”、“極中極正”的畫皮，痛加抨擊。在上海《警鐘日報》的售書廣告上稱他爲“政學界的大蟊賊，爲吾黨之公敵”。

　　1906年樑入覲時彈劾慶王奕劻受賄，又彈劾直隸總督袁世凱權力過重，反受朝廷呵斥。越二年，請求開缺回鄉。辛亥革命後，他跑到光緒崇陵守護，並募集修建經費，建成後又結廬守護三年之久，受到廢帝溥儀多次封賞。1915年，爲遜帝溥儀之師，直至老死。廢帝溥儀小朝廷爲表彰這個忠於亡清的忠臣孽子特賜謚“文忠”，晋贈“太子少保銜”。〔15〕

　　端方與樑鼎芬這次對支持學生運動的進步報紙强行收買，改爲官辦，是一件妄使報界完全失去新聞自由，向輿論監督反攻倒算的嚴重事件。其意在於張之洞和端方合謀建立一個虚假和順從的輿論世界，爲晚清其他地區的統治政權樹立一個控制輿論和報界的辦法和榜樣。當時上海《蘇報》早就洞察這一點，不但專門追踪和多次報導事件的來龍去脈、如何得售其姦的真實内幕，並以專門“論説”的方式，向廣大報界示警，對端方與樑鼎芬的報復行爲給予迎頭痛擊。但是歷史的發展却没有這麽簡單和一目了然。吴氏也受到了《蘇報》某些撰稿人同盟者的誤傷〔16〕。

　　

　　誤傷與歸志

　　《漢口日報》被地方最高當局幾個頭面人物，施以陰謀改爲官辦，又排斥吴、沈等進步報人是湖北首府三鎮報業界的一次嚴重事件。

　　改爲官辦，就是改變了報紙的進步性質和辦報方向，把輿論和新聞置於官方控制和與進步對立的政治方向和軌道上。排斥進步報人，就是使廣大的民間報人和記者噤若寒蟬，無人敢監督政府和社會，報紙成爲清政府馴良的工具。

　　吴趼人壓抑着内心的憤怒，意氣難平。一個具有自由、平等社會進化觀和捍衛新聞自由獨立性的真正報人，絶不會讓自己無聲無息地溜回到上海。他决不會屈服於權貴和高壓，夾着尾巴一走了之。他需要在報紙以一封當事人公開信的形式，活畫出端方和樑鼎芬等官方黑手扼殺報業自由的霸道，宣告自己的嚴正立場和把官方見不得人的陰謀攤在陽光下。

　　吴氏選擇了一家火藥味甚濃的報紙——上海《蘇報》，公開信在6月21日發表。發表時，題目已經報館改過：《已亡〈漢口日報〉之主筆吴沃堯致武昌知府樑鼎芬書》。〔17〕“已亡”即逃亡，語帶譏諷。如果不是這個《蘇報》編輯擬題目時站到吴趼人對立面去，就是帶着偏見。同報還寫了《告已亡〈漢口日報〉記者》一文〔18〕，再次對吴氏詰難。全然不顧公開信作者在湖北對樑鼎芬所作有理有利有節的鬥争的表現，批評作者對樑“一垂青盼”而“狂喜”，又“挖出”所謂樑、吴兩人是14年前，在上海也是園，曾“一通姓氏”的同鄉舊交，大有指責吴氏今之“逃亡”，是咎由自取；寫公開信辯解，是“逃避清議”雲雲。

　　歷史往往就復雜在這裏，它包括即使是同一戰綫的人，也會發生冤枉、失察、偏執，乃至誤傷流血。吴趼人百口莫辯，只好連被打落的牙齒帶着血咽下肚子裏。

　　時當晚清，誰也不敢説，在敵我兩個陣營都能“看得真切”，“不曾誤傷過誰”。吴趼人就處在這種極爲復雜、陣綫模糊的歷史境遇中。

　　吴趼人在給樑鼎芬的公開信中首先作出事實的剖析，指出《漢口日報》盡管懾於樑之淫威，逐步捐棄言論之自由而日見腐敗，但仍未能逃過其黑手——收歸官辦。其志不在辦報，而是要納入其勢力，進而取媚於端方。再次是揭露樑大人野蠻違法、强買報館民股之陰謀。最後在信中故設四疑，把樑知府假惺惺要館中主筆繼續蟬聯和“誼屬桑梓”的面紗通通撕下，表明他“浩然歸志，不可復遏”，决不爲官方收攏和所用。

　　吴趼人在公開信中捍衛新聞自由的思想和立場，可以説首先是從鄭觀應《盛世危言·日報》那裏學習來的。但也可以推定，從李伯元初辦的小報所表述的新聞自由原則也受益不少。1896年6月6日，李氏在初創的《指南報》第一號寫了一篇題爲《謹謝報忱》的發刊詞，把創刊緣起和辦刊宗旨作了説明。李氏用駢體文表達了五點西方近代的新聞觀念：1.有聞必録；2.新聞自由；3.新聞真實；4.維護正義；5.向讀者負責。吴氏在《蘇報》所發表的公開信就鮮明地體現了上述近代新聞觀念。

　　吴趼人這封公開信是向社會聲討湖北官方打壓報界的一篇檄文。其事實有據，擲地有聲；其人格高尚，無懼權勢；其捍衛言論自由，大義凛然。這封公開信顯示了一個中國近代普通新聞記者和報人的高風亮節，是吴氏一生思想上一個光輝的高度。

　　經歷了這一場報業的政治風波後，六月，吴趼人回到上海，終於静下心來。不料原來心中未了之小説情緣和以小説爲職業的願望又涌上心頭。

　　

　　注釋：

　　〔1〕《吴趼人哭》：“……至壬寅二月，辭《寓言》主人而歸，閉門謝客，瞑然而卧。”見《吴趼人全集》，第八卷227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2〕“……會壬寅二月春，吴君應《漢口日報》之聘……”，見紫英評《新庵諧譯》，收入魏紹昌：《吴趼人研究資料》，33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月版。

　　〔3〕《漢口日報》1903年3月20日“代售最新書廣告”，參考《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二期，劉望齡：《張之洞與湖北報刊》。

　　〔4〕同〔3〕引文中有關“收新齋書局廣告”、“漢口文賢義記石印書局廣告”内容，見劉望齡：《張之洞與湖北報刊》；又見《漢口日報》1903年3月20日。

　　〔5〕《蘇報》1903年6月12日“時事要聞”欄；參考《吴趼人與〈漢口日報〉》，收入王立興：《中國近代文學考論》，65頁，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6〕《蘇報》1903年6月16日“時事要聞”欄；參考《吴趼人與〈漢口日報〉》，收入王立興：《中國近代文學考論》，65頁，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7〕〔8〕〔4〕〔14〕 同〔3〕。

　　〔9〕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599頁，山西教育出版社，1981年6月版。

　　〔10〕同〔11〕  1903年《江蘇》第三期“國内時評”欄，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606頁，注釋〔十〕，山西教育出版社，1981年6月版。

　　〔12〕《樑鼎芬被窘》，《吴趼人全集》，第七卷323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又見晚清期刊《新小説》，第八號152頁。 1903年5月19日的上海《蘇報》。

　　〔13〕《告已亡〈漢口日報〉記者》，王立興：《中國近代文學考論》，65頁附録“吴趼人在《漢口日報》時期材料四種（之二）”，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15〕《樑鼎芬傳》，《清史稿·樑鼎芬傳》，《清代人物傳稿》下編第三册。

　　〔14〕〔17〕〔18〕《已亡〈漢口日報〉之主筆吴沃堯致武昌知府樑鼎芬書》，王立興：《中國近代文學考論》，65頁附録“吴趼人在《漢口日報》時期材料四種（之一）”，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